辑二 天涯蹑踪 苦雨就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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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藏布江不断地向东流,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北麓,太阴太冷了,因为温暖的印度洋在南方等它,奥秘而柔美的弦音,那千窍的西塔尔琴啊,在南方遥遥地唤它。绕过了喜马拉雅山的横岭侧峰,它的名字变得很印度:普拉马布德拉。向西流,它汇入了另一条圣河,恒河,终于一起注向孟加拉湾。
这是世界上最悲苦的地区之一。即使汇合了两条圣河,也洗涤不净暴力的罪恶。维希奴也好,阿拉也好,都救不了这块土地。东巴基斯坦,不,争取自由的东巴人叫这块土地作孟加拉国(Bangla Desh)。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飓风锤打这块多难的铁砧,死了五十万人。天灾未息,人祸又起。一九七一年的春天,西巴基斯坦的军队向东巴展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大屠杀,不但用机关枪扫射平民,转眼便毁了整个村庄,而且在达卡城稠密的贫民区纵火烧城,根据最低的估计,至少已经死了三十万人。
东巴和西巴之间夹了一个印度,距离是一千英里,可是感情上的距离更大。巴基斯坦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不幸十分之一的人口竟是印度教徒,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集中在东巴。可是,死于大屠杀的东巴人之中,偏偏大部分是印度教徒。所以论者认为,巴基斯坦的内战,政治因素多于宗教。东巴的人口比西巴多,可是政权却操在西巴的手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的选举中,东巴在鼓吹自治的领袖谢赫·穆吉布·拉付曼拉曼的领导下,赢得了国民大会的多数席位。巴基斯坦的独裁者叶海亚,先是迟迟不肯召开国民大会,继又遣兵去蹂躏东巴。
七百万难民逃到印度境内。四十八小时之内,仅仅加尔各答一地,就收容了二十五万灾民。幸运的一些,还可以住在排水管里,其余的,就睡在露天。已经有很多人死于霍乱。已经很穷的印度,为了维持难民的生活,每天还要耗费三百万美金。而除了饥荒的威胁,还担心霍乱会随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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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塔尔琴的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在美国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非常难受。他自己的父亲就是在东巴出生的。他的教父乌思塔德·阿拉乌丁汗的家园,被西巴的军队烧掠一空。留美印度学生的社团,纷纷请求拉维·香卡举行慈善演奏会,为东巴的难民募款。拉维·香卡是印度旅美最有名的音乐家,可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单独来做这件事,恐怕会事倍功半,募不到多少钱。“至少要五万美金才行!”他想到了披头士之一,也就是七年前向他学习西塔尔琴,赫赫有名的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拉维·香卡在洛杉矶见到哈里森,便向他提出这项建议:“乔治,情形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我知道你不会……”哈里森非常动容,很快就说:“我想,我可以帮点忙。”
结果是,哈里森帮了大忙。他立刻变成慈善音乐会的发起人。以他在摇滚乐坛的地位,号召这么一个音乐会,不是什么难事。最初,他的计划非常庞大,想把摇滚乐的所谓“超级明星”(superstars)一网打尽。他打了几个长途电话。麦卡特尼说,他不想参加。列侬夫妇为了争取洋子和前夫所生孩子的监护权,正与人涉讼,无法分身。“滚石”的领队米克·贾格尔在法国南部录音,很想参加,可是不获签证。“坏手指”乐队应哈里森之召,特地从伦敦飞去纽约。披头士第四号的林戈,一听见是为了救济东巴的难民,立刻答应参加。最令人兴奋的,是鲍勃·迪伦,他在长途电话的那一头说:“很有意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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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印度音乐家,以瑜伽之姿,莲坐在华丽非凡的一张花地毡上。黄艳艳的,是两侧的花丛。袅袅升起的,是一炷印度香火。拉维·香卡司西塔尔琴,阿里·阿卡巴汉汗司刹罗琴,跏趺于前;阿刺·瑞嘉司小手鼓,退坐于后。拉维·香卡才一挥手,便向修长而敏感的麻栗木上,拂起了那样清幽那样高雅那样细腻,在七主弦和十三辅弦之间,起伏震颤,波及至深至远的,鼻音。刹罗琴和小手鼓追上去,忐忐忑忑,铮铮琮琮,合奏一曲柔美欲眠的黄昏颂。一波三折,一唱三叹息,然后是西塔尔琴和刹罗琴此问彼答,尔呼我应,把一首东巴民谣的旋律,发展成即兴挥弦的二重奏。香火不绝,玄思如梦,催眠台下两万多的听众。
宣布休息。台上放起电影来。东巴的难民,黧黑、嶙峋,流离他乡。挺着膨胀的肚子,营养不足,那些畸形的孩子。霍乱患者,一半已死,另一半正垂毙。黑压压的鸦群争食着尸体。
影像消逝,舞台陷入了黑暗。听众的情绪不断地高涨,高涨,最后爆发开来,成为一分钟、两分钟、长达五分钟的集体欢呼。乔治·哈里森出现了,不过看不清楚,因为二十几位歌手和演奏者簇拥着他。一大群人走上台来,遮住了扩音器的红灯。欢呼声不断。乐队奏起乔治的《哇哇》。吉他和鼓号的声浪淹没了一切。彩色灯排开黑暗,一下子就罩住了乔治,这才看清,今晚音乐会的发起人和主角,穿着一身白衣,领口露出橙色的衬衫,须发昂扬,抱着一把吉他,正在鼓动音乐或是为音乐所鼓动。他的周围全是一流的乐手。左边是吉他大师克莱普顿(Eric Clapton),里昂·罗素(Leon Russell)在后面猛捶一架钢琴。林戈和凯尔特纳雄据在两副鼓后。普林斯顿(Billy Preston)司电风琴,伏在乔治右翼,杰斯·戴维斯和披头士汉堡时代的德国朋友沃尔曼(Klaus Voormann)则弹奏吉他和低音吉他。这些高手,任挑一位出来演奏,都可以轻易号召好几千人。
舞台的另一端,也是人才济济。“坏手指”的四个队员很文静地拨弄着传统的谐音吉他,谁也听不出他们在弹些什么。旁边是七人的喇叭队。再过去,是九人的合唱队。众响齐作。乔治的歌声偶尔昂起,骑在音潮之上。这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摇滚乐队,乔治一面挑拨自己的白吉他,一面四下巡视,有点紧张。
《哇哇》甫毕,《大哉上帝》的歌声又起。两万听众有节奏的掌声,追随着歌的旋律。乔治的声音低回而有感情,稳定而有信心。哈里路亚的合颂从台上延伸到台下,融成了一片。电吉他的鼻音又柔婉又亢奋。
接着乔治说,要唱普林斯顿的《上帝的安排》,并且把普林斯顿介绍给听众。普林斯顿把他电子管风琴鼓成一座肺活量奇大的教堂,和克莱普顿铿锵的吉他一呼一应,震得两万听众不安于座。七支喇叭加进来,回旋梯一样地愈转愈高。皮衣紫帽的普瑞斯顿从风琴后面纵出来,在乔治的面前舞得很疯很野。听众都站起来,齐声喝彩。
还没有喘过气来,圆锥体的灯光忽然扑向鼓和钹,攫住了躲在浓发、密髯,和传教士黑衣里面的林戈。他笑得很含蓄;他的衣领上别着一枚后台工作人员的鲜黄证章。他唱起自己的新作《来之不易》,一面向鼓上钹上击起响轰轰的一片节奏。乔治的吉他在结尾时参加进来。掌声彩声爆起。
乔治接着唱他的《谨防啊黑暗》。刚唱完第一节。他回过身去,里昂·罗素继续唱下去。因为罗素正好给克莱普顿遮住,听众不由一怔,然后又扬起一片欢呼。
下一首是《当我的吉他在轻轻哭泣》。克莱普顿担任主奏,乔治和戴维斯伴奏。听众静了下来。接近尾声的时候,吉他和喇叭交织如网,乔治的吉他间歇可闻。这是一九六八年出品的披头士旧歌。音乐唤回了披头士的往昔,利物浦四位少年可歌的记忆。听众之中,有人哭泣起来。
里昂·罗素放下嘴角的纸烟,把遮住眼睛的长发掠向背后,向钢琴上敲打《小丑跳一跳》。听众鼓掌打拍子。乔治走向麦克风去,哼起《就是你》,他时哼时辍,因为麦克风有点走电。歌毕,演唱的人群全部下台,只留下乔治和“坏手指”的彼得·汉姆,谐音吉他幽澹地弹奏乔治·哈里森的《出太阳》。
灯光黯下去。里昂·罗素重新出现在台上,插好他低音吉他的插头。乔治抱起一张电吉他,在手指上套一个钢的琴拨。林戈从台侧出现,手里捧着一面小手鼓。舞台上仍是昏暗一片。一个瘦小的人,长发蓬髺,幽灵一般隐现在台右。乔治走到麦克风前面,只说了一句“我请来一位朋友,大家的朋友,鲍勃·迪伦先生。”
果然是他。咖啡的灯笼裤,棉布外套里露出绿色汗衫,手里拿着一把四号的马丁吉他,颈子上架着一只口琴。长长的欢呼声中,他仅仅微启笑容,舐舐嘴唇,铮铮琮琮拨响吉他,向麦克风吟起《苦雨就要下降》。六十年代民歌和摇滚乐最重要的人物,美国青年最尊重的新文化英雄、诗人、作曲家、歌手的鲍勃·迪伦,每一次出现在公开的场合,都是年轻人世界的一件大事。除了吟唱,鲍勃·迪伦不肯多吐一个字,也不做任何解释。他是最活泼最狂放的摇滚乐坛上一尊最严肃最沉默的斯芬克斯。现代酒神的孩子们唱起歌来,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他的神秘,多出现一次,就增多一分。鲍勃·迪伦今晚的出现,使这场音乐会具有历史的意义。他站在那里,两腿向外微弯,每唱一句,便从麦克风前退后一步,把脸藏在口琴架后。他的声音仍然瘦瘦的、利利的,富有鼻音,但是很有控制。
接着他唱“笑也不容易,哭也不容易”。歌到一半,他吹起口琴来,那薄薄尖尖的声音,好像一把忧郁的刀,削痛了谁。乔治淡淡地抚弄吉他配他。
然后是他九年前的成名作,也是六十年代第一声抗议的《在风中飘扬》。这首歌的联想太多太多,它牵动了“彼得、保罗和玛丽”到“至上女声三重唱”到玛琳·黛德丽的回忆。他的胡须一直修到颏下,头发不算太长,可是很刚很硬,他的神态,像刚从《逍遥游》(Freewheelin\'),唱片的封面上走出来。
掌声退潮,鲍勃·迪伦只喃喃说了一声“谢谢”。他换了一把口琴,和里昂及乔治协调了一下,便唱起《货鼓郎》(Mr. Tambourine Man)来。凄清的琴音在空厅中回旋,有多少流浪汉在江湖上有多少失意。他一句一顿:
仅仅跳舞,在钻石的太空下
一手自在地挥啊挥
侧影反衬着海水
四周,是圆场的黄沙
又是一阵掌声。又是和里昂窃窃私语。然后与乔治对坐调琴。鲍勃·迪伦拨出了反反复复的一段墨西哥曲调,一声划断,吹了一段口琴,又停下来,最后鼓弄吉他,唱起《就像个女人》。两侧的麦克风哑了,里昂和乔治就挤到巴布的这架来和他。巴布的节拍下手很沉很重,乔治的电吉他铿然回应。
歌止。灯亮。巴布举目四顾,有点失措,然后他像力士一样扬起双拳,露齿一笑,大步跨下台去。
掌声噼噼啪啪鼓了足足两分钟。显然鲍勃·迪伦不会再出现了。一位歌手能教林戈摇小手鼓在后面伴奏,自然不需要出来谢幕。终于掌声也止了。乐队重新回到台上,各自就位。乔治对麦克风说:“鲍勃一唱过,就难以为继了。”为了让听众喘一口气,乔治逐一介绍台上的音乐家。
瑽瑽琤琤,乔治敲响了《有样东西》,整个乐队跟上去,音乐会又掀起一次高潮。这是最后的一曲了。台上人散。台下人不肯散,掌声一直坚持下去,把台上人召回台上,两万人嘶叫成一片疯狂。乐队奏出乔治的新作《救救孟加拉》:
吾友来看我,满眼都是哀伤
他说,救救我,救救我
否则我的国家就灭亡
乐队走下台去,这次是真的结束了。听众仍痴痴地站在座前,一连五分钟不肯散去,好像他们不散,这场音乐会就永远不结束。
麦迪逊广场花园外纽约市正下着滂沱大雨。那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场外挤满了向隅的听众。在黄牛的手里,七块五美金的入场券涨到五十块,剩下最后几张时,更提高到六百元一张。有些听众借贿赂警卫始得入场。欠缺耐性的一些,企图破门而入,被警卫拖了出来,还挨了好几警棍。大致上说来,秩序不坏。一个成功的摇滚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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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哈里森发起的这个摇滚乐会,具有好几层深厚的意义,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首先,披头士乐队虽已解散,利物浦四少年仍然继续创作,各自出版唱片,并且发展一己的独特风格。我们当然深深怀念披头士乐队昔日的华美与激情,可是无权要求四少年永不分手,为了满足听众而长期压抑各自的性情。何况,富丽堂皇的大乐队,已经渐渐过去了。解散了的披头士,仍然具有神奇莫测的号召力。笃实、好学、寡言,且热爱印度文化的乔治·哈里森,当日在披头士之中,被列侬的霸气和麦卡特尼的妩媚所蔽,成为不很起眼的第三号人物。现在脱离了两人的笼罩,不但新出的唱片《万物皆逝》沛然可听,即使独当一面,主办这么庞大的一个音乐会,也井井有条。同时,他一口气答应拉维·香卡之请,可谓不忘师恩,遍邀摇滚名手,尤其是鲍勃·迪伦,可谓潭潭大度,略无妒才之意。林戈为人最忠厚,肯和乔治合作,并为鲍勃·迪伦伴奏,自然是意料中事。乔治和林戈同时演出,已经等于半个披头士乐队,当然令人兴奋。披头士最后一次的现场合演,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旧金山。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而五年,在摇滚乐史上,就是很久很久了。
其次,鲍勃·迪伦的出现,也是令人振奋的大事。自从一九六七年他骑电单车失事以来,他就很少在公开的演奏会上露面。在英国威特岛出现的一次,吸引了二十万听众,演唱一夕,索酬八万五千美金,颇为论者诟病。这次他赶来纽约,为救济东巴难民免费演唱,可谓澄清了大家对他的误解。鲍勃·迪伦肯来,其他歌手自无不来的道理。台上出现里昂·罗素、埃里克·克莱普顿,固不待言,即使台下的听众席上,也坐满了琼妮·米切尔、格雷厄姆·纳什,以及“大低潮”乐队等等高手。鲍勃·迪伦从未与披头士一起露面过;这次和其中的两位共同登台,也是历史性的大事。
最后,这次的摇滚乐会是一个纯粹的慈善音乐会:除了八月一日下午和晚上两场的收入,二十五万美金全部捐给东巴流亡的孩子以外,现场录音灌制的唱片,和拍摄成功的电影,两者未来的收入,也悉数指定赠予难民。此举充分显示了摇滚乐坛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次的摇滚乐会,场地所限,两场的听众加起来不过五万人,在同类的演奏会中,不能算多么盛大,可是象征的意义最为深长。美国的摇滚乐会,到了一九六九年八月,四十五万青年在伍德斯托克三天的盛会,可说臻于巅峰状态,值得年轻的一代自豪。不幸几个月内,就在那年的年底,“滚石”乐队在加州的阿尔塔蒙特举行临别美国的免费演奏会,竟发生了流血的惨案。一时论者皆谓年轻的一代天真丧尽,摇滚乐已沦为魔鬼的艺术。其后摇滚乐人拜金成风,很有一些甘心听从商业主义的驱使,以反抗工业文明始,竟以役于工业文明终,摇滚乐初期来自民歌的那一股清新朴实之气,几乎荡然无存。气得菲莫尔剧场的主人毅然关门志哀。现在乔治·哈里森、林戈和鲍勃·迪伦等领导人物能联合同辈,在救济难民的人道主义之下,重振摇滚乐的声望和尊严,并且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责任感,令我庆幸之余,更相信摇滚乐,酒神的新艺术,是可以酿出更浓更纯的芬芳来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
——选自一九七四年《听听那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