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目前的我仿佛把自己的工作已搁下了,我希望自明年起始,就能从自己工作上重新见出一分力量。这个集子的编印,说明我这一年来并没有完全放下我的原有工作,也没有完全消失那个力量。
沈从文
因为生存的枯寂烦恼,我自觉写男女关系时仿佛比写其他文章还相宜。对于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写这问题,可没有和我平时创作的态度两样,在男女因情感所起冲突中,我只尽我的观察,理解,解释这必然的发展变化。我并不在几个角色中有意加以责备或袒护的成见,我似乎也不应当有。我并不如据说在国内称为批评家权威辈说的成心在那里赞美情欲或讥讽绅士。只是以我的客观态度描写一切现实,而内中人物在我是无爱憎的。倘若还有人还要把这个引为同道或异端,想以他个人的趣味作我文章的尺度,我觉得这人是在极其可笑情形中白费了他的气力,实在为他可惜。因为我这作品并不是为等待这些毁誉而写成,我劝他还是去介绍他熟人一本新著,得到认可和赞许的机会可多一点。我这种试验性的作品,说真话,还不值得批评!在技术上,我为我作品,似有说明必要的,是我自己先就觉得我走的路到近来越发与别人相远。与别人不同,这成败是不可知的,因为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时间延展,虽其中免不了侥幸,但无论如何,把作品付之于时间,是比之付于现在由书业中大老板所支配指定的批评者手中为可靠的。既是后话可不题。至于目下,我得承认我工作是完全失败了。看到一般人,对于章回体看来不费脑力的作品感到倾心,我不承认我的失败是不行的。在许多近人名家作品中,对于他们的作品使我感到佩服的,是他们空话之多。他们真不愧为在那里创造理想中人物,不过似乎常常是理想过高,因此结果从这些作品中反映出人物都同平常人两样,虽然他们还自夸是高度写实,人的脸也象是用尺寸规画出来的,不走丝毫。因为把字数延长,他们就令每一个书中人都经常喋喋不休,说上一些没有关系的空话。因为有思想,他们有时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么与二十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想到恋爱非三角不行,本来只有两个,也就想方设法勉强再凑上一位。他们表现理想中人物的人格,却依赖这纸上的英雄独唱,毫不悭吝一切豪华美丽的言语,只以为一说出来一切问题就从作品中人物言谈行动上得到了正确解决。他们所谓抓着时代,在时代中产生时代作品,那种态度和方法,其实还是中国往日名士诗人即兴
沈从文
在这光景中的五明与阿黑,倚在门前银杏树下听晚蝉,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 自然神性和人的神性的契合,构成了《阿黑小史》善的内涵,而美是善的形式。全文美如山野牧笛,清悠而单纯,令人醉迷。 《凤子》一组文字,探索镇筸这片神秘土地上人与自然,人与神的交融关系,导出了沈从文关于民族精神重造这一沉思的序曲。
沈从文
在云石镇寨门外边大路上,有一群花帕青裙的美貌女子,守候那神的神巫来临。人为数约五十,全是极年青,不到二 十三岁以上,各打扮得象一朵花。人人能猜拟神巫带来神的恩惠给全村的人,却带了自己的爱情给女人中的某一个。因此凡是寨中年青貌美的女人,都愿意这幸福能落在她头上,所以全来到此地了。她们等候那神巫来到,希望幸运留在自己身边,失望分给了众人,结果就把神巫同神巫的马引到自己的家中;把马安顿在马房,把神巫安顿在她自己的有新麻布帐子山棉作絮的房里。在云石镇的女人心中,把神巫款待到家,献上自己的身,给这神之子受用,是以为比作土司的夫人还觉得荣幸的。
沈从文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沈从文
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民功的一种唯实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长篇小说《长河》的文稿曾遭长时间审查扣留,经大量删削后才得以发表。作品第一部的文稿大部分在1938年8月至11月间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连载。个别篇章留在其它刊物上发表。第二部末能写出。1945年1月,作者对上述已发表过的篇章作了大量非情节性的增补,字数由《星岛日报・星座》连载时的6万余字增至10余万字,各章均拟出了篇名,交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出版单行本。1948年8月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