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保护个人自由和完全满足我们公平分配的目的之间是互不兼容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保守主义——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右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是少数派的选择。老派的、战前的右派两次失去了信誉。在英语世界，保守主义没有能够预计、理解和弥补大萧条引起的大规模破坏。到战争爆发时，只有英国老保守党的核心和铁石心肠、一无所知的共和党，才反对华盛顿的新政派们和伦敦的半凯恩斯主义者们富有想象力的应对危机的努力。

在欧洲大陆，保守派精英们为他们对占领国的妥协（及更糟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东欧，中间和右翼的老党派被他们的共产主义后继者残酷地摧毁了，但即使是在西欧也没有传统保守主义派的地盘。新一代的温和派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知识保守主义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对正统现代思维无比蔑视的迈克尔·欧克肖特，就有一百个支持战后共识的进步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人有空搭理自由市场主义者或“小政府主义者”，尽管大部分旧式自由主义者仍然本能地怀疑社会工程，他们还是承认很高层次的政府行动主义的，哪怕只是出于谨慎。诚然，1945年以后的政治争论的重心不是左右之间，而是在左派内部：在共产主义及其同情者，和主流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识之间。

在那些共识的年代里，最接近严肃的理论上的保守主义的学说来自法国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英国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尽管不太一样的——美国的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有这三个人都会乐意被贴上“保守”的标签：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既从伦理上又从政治上反共，浸润在19世纪那种对无所不能的国家的怀疑之中。他们是不同形式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接受福利和社会干预的必要性，还有累进税和对公共利益的集体追求。但是，出于本能和经验，他们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

在那些年间，阿隆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毫不动摇的反对，和对美国的清醒的支持，尽管他从不否认美国的弱点。伯林因为他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而出名，他区分了积极自由——追求只有国家才能保障的权利，和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干涉、自行其是的权利。尽管伯林将自己看作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同情他所认同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所有改革愿望，伯林还是成为下一代新自由主义者的奠基参照。

胡克像那个年代的很多美国人一样，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反共斗争。这样，他的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就演变成了对开放社会的传统自由的辩护。按照传统的美国标准，胡克这样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只不过不这么称谓罢了：他们和其他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样的美国“自由派”一样，偏好同一类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感，又为他和更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架设了一道桥梁，在这道桥梁上，两派在未来一些年间的步调越来越趋于和谐一致。

复兴右派的任务变得容易，一是由于时间的推移——人们忘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苦难，他们也随之更容易受到传统保守主义声音的吸引——也是由于他们反对派的原因。学生运动的自我陶醉、新左派理论家和60年代一代的流行文化，招致了保守主义的反弹。右派现在声称，我们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大陆甚至“西方”的“价值”“民族”“敬意”“权威”和遗产、文明，而“他们”（左派、学生、年轻人、激进的少数派）对此既不了解也不同情。

我们对这种说法习以为常了这么久，右派显然应当沿用这种说法。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前后，要声称“左派”漠视民族或传统文化是很荒诞的，更别提说他们漠视权威了。恰恰相反，老左派在这些方面恰恰是不可救药地守旧。对于凯恩斯、里斯、马尔罗或戴高乐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左翼反对派是毫无批判地共享的：除了俄国革命之后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外，主流的政治左翼在美学上和其他很多方面都着实传统。如果右派只限于与社会民主党人和老派的福利自由主义者们打交道，它就不可能取得文化保守主义和“价值”的垄断地位了。

保守主义能够指出他们和老左派之间的差异的，恰恰是在关于国家及其作用的问题上。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直到7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才有胆量挑战他们前辈的“国家主义”，提出激进的方案，来解决他们所称的野心过大的国家的“僵化”及其对私人主动性的削弱。

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更举棋不定的法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dcard d\' Estaing）是第一批冒险与战后共识这样决裂的第一批主流中间偏右派政治家。诚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已经开始向那个方向进军，但是结果是灾难性的。6年后，未来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试探着提出了更自由的市场和更受限制的政府的提案；但是，人们激烈地、不公平地指责他“不合时宜地”求助于过时的经济主张，于是只得草草鸣金收兵。

如希思的失足所表明，尽管很多人对无所不能的工会或冷漠的官僚感到愤怒，他们却不愿意支持全面大撤退。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和它在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可能乏味，甚至是家长制的；但它们行之有效，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只要人们广泛相信“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无法逆转的变化，保守主义者们就动弹不得。他们可能赢得“价值”和“道德”上的文化斗争，但是，除非他们能够迫使公共政策的争论进入另一个领域，否则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此，保守主义的胜利，以及后面30年带来的深刻变革，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场知识革命的结果。在10年多一点儿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共对话的“典型”从对干预主义的热忱、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玛格丽特·撒切尔众所周知的妙语最好地总结了这种世界观：“没有社会这个东西，只有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几乎完全同时，罗纳德·里根因为他“美国处于早晨”的声明而一直深得人心。政府不再是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如果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而社会并不存在，那么，政府的角色就又被缩小成了提供方便或机会的人。政治家的任务是搞清什么对个人最好，并且为他提供在最小干预前提下追求这个最好利益的条件。这和凯恩斯共识的差异再突出不过了：凯恩斯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运作被缩小到仅仅是为富人提供变得更富的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

在凯恩斯看来，正是这种对市场经济运作的狭隘理解，将人们带入了深渊。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回到一个类似的误区，将公共对话降格成以狭隘的经济概念而进行的辩论？这样轻而易举地、明显一致地将凯恩斯共识完全推翻，反对方的理论一定是十分强有力的。它们确实强有力，而且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是一场大众并不熟悉的辩论的不自觉的后继者。当被问到新（老）经济思想背后是什么时，我们可以回答，它是绝大多数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英美经济学家的杰作。但如果我们探究这些“芝加哥同学们”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发现，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一批外国人，所有人都是中欧来的移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冯·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杰出“鼻祖”。熊彼特因热情地描述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性”的力量而著称，波普尔出名则是因为为“开放社会”辩护和关于极权主义的著作。至于德鲁克，他出版的关于管理的著作，对战后繁荣那几十年的商业理论和实践有巨大的影响。其中三个人生于维也纳，第四个（冯·米塞斯）生于奥地利伦贝尔（今利沃夫），第五个（熊彼特）生于离帝国首都北面几十英里的摩尔达维亚。五个人全都受到了两次大战期间降临在他们的祖国奥地利的灾难的深刻震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和维也纳短暂的社会主义市政试验（哈耶克和熊彼特参与了经济社会主义化的辩论），奥地利于1934年发生了一次反动政变，然后在四年之后又遭受了纳粹入侵和占领。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因为这些事件而被迫流亡；所有的人，尤其是哈耶克，都将把他们的写作集中聚焦在他们有生以来最关键的问题上：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分崩瓦解，投向了法西斯主义？

他们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向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指导的计划、属于市政的公共服务系统和集体化的经济活动的企图不仅失败了，而且还直接带来了逆向反应。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来说，波普尔就断言，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被他们对“历史规律”的信仰所麻痹，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那种激进的能量的对手——法西斯主义者行动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者过分相信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的理性。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两者都不感兴趣，绝对合适插手进来。

在哈耶克和他同时代的人眼里，欧洲的悲剧就是这样由于左派的缺点而产生的：首先是因为左派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然后是因为它不能抵挡来自右派的挑战。他们殊途同归，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保护自由主义和开放社会的最好、实际上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将政府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如果将权威阻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如果政治家——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好——被禁止计划、操纵或指导他们同胞的事务，那么，右派和左派的极端分子都一样会受到牵制。

如我们所见，凯恩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如何理解两次大战之间的事件，防止它们再次发生。事实上，英国的经济学家与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同事们基本上探寻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对凯恩斯来说，已经很明显，防止政治极端主义和经济崩溃的最好手段是更大的政府角色，包括但不限于反周期的经济干预。

哈耶克的提议正好相反。在他1944年的经典《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写道：

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描述足以揭示，目前的英国政治著作与那些在德国毁灭了对西方文明的信念、建立了使纳粹主义能够成功的思想环境的作品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

换句话说，哈耶克——其时已经住在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是在（以奥地利的前例为基础）明确预测，如果大肆宣扬福利和社会服务目标的工党在英国掌权，结果一定是法西斯主义的。我们知道，工党确实赢了。但是，工党的胜利不仅没有为法西斯主义的复兴铺平道路，相反，它还帮助战后英国稳定下来。

在1945年之后那些年，对大部分有头脑的观察者来说，似乎奥地利人犯了一个简单的分类错误。像很多难民同胞一样，他们设想那些使自由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崩溃的那些条件是永久性的、可以无限复制的。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由于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大多数及其雄心勃勃的立法方案在政治上的成功，瑞典注定即将追随德国的道路陷入深渊。

从纳粹吸取了错误的教训，或者孜孜不倦地应用其中极有选择性的几条，中欧的知识分子难民在发达的战后西方使自己边缘化了。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1956年战后社会民主党信心最足的时候写道：“现在，没有人相信曾经十分流行的哈耶克学说：市场机制的任何干预，都一定会引导我们走上引向极权主义的滑坡。”

知识分子难民，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学家，对那些不理解他们的东道主有一种普遍怨恨。所有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任何植根于集体类别、共同目标或社会利益、公正等基础上的观点，都会令他们不安地回忆起过去的动荡。但是，即使是在奥地利和德国，局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记忆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会在职业上和文化上被边缘化。只有在他们那么坚定地预言过终将失败的福利国家开始遇到困难时，他们才再次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听众：高额税收妨碍增长和效率，政府管制窒息主动性和创业，政府越小，社会越健康，如此等等。

这样，当我们概括关于自由市场和西方自由传统的陈词滥调时，我们实际上是像一颗渐渐远去的星球发出的光一样，回应着大部分出生于19世纪后期的人70年前所发起和进行的辩论。确实，我们思考时所用的经济概念通常和这些遥远的政治纷争和经历没有什么关系。大部分商学研究生院的学生没有听说过这些外来的外国思想家，也没有人鼓励他们去读这些人的著作。但是，若不理解他们（和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奥地利根源，我们就像在说一门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

可能值得提醒一下，即使是哈耶克，也不能为他的门徒的意识形态上的简单化负责。像凯恩斯一样，他把经济学当作诠释学，不能用来预言或精确化。如果在哈耶克看来计划是错误的，那是因为计划只能以计算和预测为基础，而预测基本上毫无意义因而是非理性的。计划不是一个道德错误，更不是什么基本原则上的不良现象。它只是简单地不可行——而且，如果他前后一致的话，哈耶克还会承认，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市场机制的“科学”理论。

区别当然是，计划如果要见效，就需要强制推行，这样它就会通向独裁——哈耶克的真正攻击对象。有效的市场可能是一个神话，但至少它不会导致自上而下的强迫。尽管如此，哈耶克教条性地拒绝中央控制招致一种……教条主义的指责。正是迈克尔·欧克肖特认识到“哈耶克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教条：“一种抵制所有计划的计划可能好过它的对立面，但它属于同一种风格的政治。”

在美国，年轻一代自信的计量经济学家中（一个分学科，哈耶克和凯恩斯都会对他们那种自吹自擂的科学性多有微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无法实现、有消极后果的信念，已经变得差不多像是神学。这个学派也随波逐流，谴责任何在美国公民生活中增加政府或公共部门角色的行为。

在英国，奥地利教训这个特别的延伸，没有遇到类似的阻力。原因很明显——举些最著名的例子，免费的医疗、补贴的高等教育广受欢迎。但在撒切尔—布莱尔—布朗时代，对银行家、经纪人、交易员、新富和任何能得到大笔钱的人的神圣化，导致了对管制极少的“金融服务行业”的衷心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认为全球市场的运作自然而然会有利于金融产品的信念。

哈耶克以及预言资本主义毁灭的熊彼特，关于这种对金钱和有钱人的简单崇拜具体会说些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毫无疑问，对现代英国巨大的和继续加剧的贫富差距的辩护，直接来自对有限管制、最小干预和奥地利经济学著作曾经直接赞颂过的私营企业的美德的推崇。

英国的例子，比美国更确切地指出了现代经济学语言这种倒退的转变的实际后果：尽管冰岛热衷于土匪银行的野蛮海滩的悲哀故事更能说明问题。从来自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的几位杰出的知识分子难民开始，我们经历了两代着眼于重新建构经济学的经济学者……最后到达了近年来的银行、贷款、个人理财和对冲基金的丑闻。

在每一个玩世不恭的（或者仅仅是无能的）银行高管和交易员后面都坐着一个经济学家，作为未受过质疑的知识权威向他们（和我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对公众有益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受到集体监督。在经济学家和他轻信的读者后面，依次站着那些参加过早已平息了的辩论的人们。我们当前的公共语言陈腐老化——我们没有能力跳出塑造、扭转了华盛顿和伦敦的决策的范畴和陈词滥调进行思考——证实了凯恩斯一个最伟大的见解：

认为他们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注重实际的人，通常是某个死去了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权的疯子，能在空中听见声音，正从几年前某个三流学者那里提取他的狂热。我敢肯定，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大大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