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年头过去了。春天又来临了……我们先把米哈列维奇、潘申和拉夫列茨基夫人的命运交待几句，——然后就和他们告别了。米哈列维奇经过长期的漂泊，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事业：他在一所公立学校里得到学监长的位置。他对自己的命运极为满意，他的学生们“崇拜”他，虽然也摹仿他那可笑的样子。潘申在仕途中青云直上，已经有希望可以当上司长；他的背已经有些弯，大概是因为他脖子上挂的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太重，使他的身体要向前倾。他身上的官气决定性地压倒了艺术家的气质；他的仍然年轻的脸变黄了，头发也稀疏了，他已经不再唱歌，不再绘画，但是私下仍旧从事文学工作：他写了一个类似“警世剧”的小喜剧。既然时下的作家一定要在作品里“描绘”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所以他在自己的小喜剧里也描写了一位风骚的女人，并且秘密地把它向两三位赏识他的太太们朗读。然而，他却没有结婚，虽然有过多次结婚的良机：这一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是推卸不了责任的。至于她，她仍旧常住在巴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给了她一张支票买得自己的自由，以免受到她再次的突然袭击。她见老了，也发胖了，不过风韵犹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是在小仲马先生的剧作里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她不惮烦劳地上剧院，观看那里舞台上的肺病缠身、多愁善感的茶花女；如果能成为多什夫人，那就是她一生无上的幸福了：有一次她宣称：如果她的女儿能有那样的福分，她也就不抱别的奢望了。我们应该企望，命运可千万别赐给mademoiselle阿达这样的幸福：她原来是一个面色红润的胖娃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弱肺的、苍白的姑娘；她神经衰弱。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崇拜者逐渐减少，然而却没有绝迹；其中有几个她大概可以保持到她生命的结束。最近，这里面最热烈的是一个叫扎库尔达洛-斯库贝尔尼科夫的退伍的近卫军官，此人大约三十八岁，体格健壮异常。拉夫列茨基夫人的沙龙里的法国客人都称他“le gros taureau de l\' Ukraine”；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从不邀请他参加她为上流社会人士举行的晚会，但他却充分享有她的宠爱。

就这样……八个年头过去了。从天上又飘下明媚的幸福的春光，春光向大地和人们微笑；在春光的爱抚下，万物又欣欣向荣，又恋爱和歌唱了。这八年里，O市的变化不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屋子似乎反而变得年轻了：它那粉刷一新的粉墙亲切地迎人，被夕照映红了的敞开的玻璃窗闪闪发光；从这些窗户里，传出阵阵欢快的、银铃般的青春的声音和不断的欢笑；整个屋子似乎都沸腾着生命，洋溢着欢乐。屋子的女主人早已长眠地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丽莎出家后两年就去世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也没有比她的侄女多活多久；她们并排长眠在市内的墓地里。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也不在人世了。几年里面，这位忠心的老妇人每星期必到她老友的坟上凭吊一番……时辰到了，她的遗骨也入了黄土。但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房子并没有落到外姓人的手里，仍为他们家族所有，老巢依然无恙：连诺奇卡出落成一个窈窕美丽的少女；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淡黄头发的骠骑兵军官；玛丽亚·德米特里叶夫娜的儿子刚在彼得堡结婚，偕同年轻的妻子来O市共度春光；他的妻妹是一个双颊红润、眼睛明亮的十六岁的女学生；还有舒罗奇卡，也长大了，变得俊俏了——就是这些年轻人发出的欢声笑语震响了卡利京家的四壁。家中的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变得和新主人们的调子相适应。年轻无须、爱说笑打趣的年轻仆人，代替了昔日古板的老仆。从前，养肥了的罗斯卡大摇大摆的地方，有两只猎犬在那儿发疯似地乱跑，在沙发上乱蹦乱跳；马厩里养着精壮的小走马、剽悍的辕马，鬃毛编起来的、勤快的拉套的马，还有顿河产的坐骑。一日三餐的时间全打乱了，几乎混在一起；照邻居们的说法：“全乱了套”。

在我们要提到的那个傍晚，卡利京家里的人们（他们中间最大的是连诺奇卡的未婚夫，也不过二十四岁）在玩一种并不复杂的游戏，但是根据他们齐声的大笑来判断，他们一定觉得这种游戏非常有趣：他们满屋子乱跑，你抓住我，我抓住你；狗也在乱跑乱叫，挂在窗前笼子里的几只金丝鸟也争先恐后地直着嗓子狂叫，它们那嘹亮的唧唧喳喳的啼声，更增加了室内的喧闹。正当这震耳欲聋的游戏玩得最热闹的时候，一辆满是泥污的旅行马车驶到大门口，一个四十五岁模样、身穿旅行服装的人从车内走下来，惊愕地站下了。他呆呆地站了一会，仔细地打量着房屋，然后从边门走进庭院，缓慢地走上台阶。在前厅里没有人迎他，可是客厅的门猛地大开，舒罗奇卡满脸通红，从里面冲了出来，紧跟着，全体年轻人也响亮地大叫着跑了出来。看到一个陌生人，他们突然都停住脚步，不做声了；但是一双双注视着他的发亮的眼睛仍然是那么亲切，一张张容光焕发的脸上仍然带着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儿子走到来客面前，亲切地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拉夫列茨基，”来客说。

回答他的是大伙齐声的欢呼——这倒不是因为这些青年人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几乎被遗忘的亲戚的来临感到特别欣喜，只是因为他们只要一有适当的机会就要发出一阵欢呼和叫嚷。拉夫列茨基马上被团团围住：连诺奇卡作为老相识，第一个报了自己的名字，并且使他相信，只要稍待一会儿，她一定能认出他来，接着便把其余的人都逐一介绍，对每个人，甚至对自己的未婚夫，都叫小名。这一大群人穿过餐室涌进了客厅。两个房间里的壁纸都换了，但是家具还保持原样；拉夫列茨基认出了那架钢琴；连绣花绷架也放在窗前的老地方——恐怕，像八年前一样，上面仍然是那幅未完成的刺绣。他们请他坐在一张舒适的手圈椅上，大伙规规矩矩地围着他坐下。询问、惊叹、叙说，像雨点似地争先恐后地落了下来。

“我们好久没有看到您啦，”连诺奇卡天真地说，“也没有看到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

“那自然啰！”她哥哥连忙接过话头。“我把你带到彼得堡去了，可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一直住在乡下。”

“是啊，从那时起，妈妈也去世了。”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也不在了。”舒罗奇卡说。

“还有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连诺奇卡说，“还有莱姆先生……”

“怎么？莱姆也死了？”拉夫列茨基问。

“是啊，”年轻的卡利京回答说，“他离开这儿去了奥德萨；据说是被一个人骗去的，他就在那儿去世了。”

“您知不知道，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音乐作品？”

“我不知道；恐怕未必有。”

大家都沉默了，默默地对视了一下。一朵愁云掠过了所有年轻人的脸。

“可是‘水手’还活着，”连诺奇卡突然说。

“格杰奥诺夫斯基也活着，”她的哥哥补充说。

一听到格杰奥诺夫斯基的名字，大伙不禁一齐大笑起来。

“是啊，他还活着，还像从前一样爱撒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儿子接着说，“您想想看，这个捣蛋鬼（他指着那个女学生，他的妻妹），昨天把胡椒面撒到他的鼻烟壶里。”

“他就一个劲儿地打喷嚏！”连诺奇卡高声说，——于是又迸出不可抑制的大笑。

“我们不久前得到了丽莎的消息，”年轻的卡利京说，——四下又是一片寂静，“她还好，如今她的健康渐渐有些恢复。”

“她还在那个修道院？”拉夫列茨基有些费劲地说。

“还在那儿。”

“她给你们写信吗？”

“不，从来没有；我们是通过别人得到的消息。”

突然降临了一阵深深的沉默，“一位安静的天使飞过了。”——大家都在想。

“您要不要到花园里去走走？”卡利京对拉夫列茨基说。“现在花园里非常美，虽然我们没有好好地收拾它，有些荒芜了。”

拉夫列茨基来到花园里，他首先看到的就是那条长凳，——在那里他曾和丽莎一同度过幸福的、不可再得的瞬间；长凳已经发黑了，歪斜了，然而他却认出了它，一种无比甜蜜却又无比悲伤的感情霎时间攫住了他的心灵——这是追念已经消逝的青春，追忆一度享有的幸福的深切的哀愁。他和青年人沿着林阴道走去：八年来，菩提树稍微老了一些，长高了一些，树荫也浓密了一些；可是灌木丛都长起来了，覆盆子繁密茂盛，胡桃树却完全枯萎了，处处散发着新枯枝堆、树木、青草和丁香的芳香。

“在这儿玩‘抢四角’才好呢，”连诺奇卡走到一小块被菩提树环抱的翠绿的草地上，忽然叫了起来，“我们恰好是五个人。”

“你是把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忘了吧？”她的哥哥提醒她，“还是你没有把自己算进去？”

连诺奇卡微微羞红了脸。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这样年纪，难道还会……”她开始说。

“你们请玩吧，”拉夫列茨基连忙接茬儿说，“你们别管我。当我知道，我没有使你们受到拘束，我反而会更高兴。其实，你们不必照顾我，我们这些老年人自有你们还不理解的、任何娱乐也不能代替的乐趣：那就是回忆。”

青年人带着亲切的、有些嘲弄的必恭必敬的态度静听着拉夫列茨基，——仿佛在听老师给他们上课，——接着，突然一下子统统从他身边跑开，跑到草地上；四个人站在四角的树旁，一个人站在当中——游戏就开始了。

拉夫列茨基却回到屋子里，走进餐室，走到钢琴旁边，触动了一个琴键：发出了一声微弱然而纯正的声音，使他的心暗暗地颤栗起来。很久以前，在那个最幸福的夜晚，莱姆，死去的莱姆，正是用这个音符开始了那一曲充满灵感的旋律，将他带进了无比欣喜的境界。后来，拉夫列茨基走进客厅，在里面久久没有出来。在他以前常和丽莎晤面的这个房间里，她的形影更为真切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到仿佛他的四周到处都有她的存在的痕迹；但是对于她的思念是痛苦的、无法排遣的，在这种思念中，没有死亡给人们带来的宁静。丽莎还活在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他所思念的是一个活着的人；他决不会认出来，那个身穿修女的长袍、在香烟缭绕之中若隐若现的、朦胧的、苍白的幽灵，就是他曾经钟情的少女。假如拉夫列茨基能在想象中看一看自己，像他在想象中看到的丽莎那样，他也会认不出自己的。在这八年之中，终于发生了他生活中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许多人不曾经历过的，然而，假如没有这个转变，一个人就不能始终不渝地做一个正派人；他的确已经不再去考虑个人的幸福和利己的目的。他已经心如止水——而且何必要讳言真实情况呢？——他不但身体和面貌衰老，他的心灵也老了；照某些人的说法，到老年还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这不但困难，而且几乎是可笑的；一个人如果到老还不失去对善的信仰，不失去始终如一的毅力以及对事业的爱好，他就应该满足了。拉夫列茨基是有权利满足的；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好的当家人，他真的学会了种地，而且，他劳动不单是为自己，他还竭尽全力保证和巩固他的农民的生活。

拉夫列茨基从屋子里走出来，到了花园里，在他熟悉的长凳上坐下，——在这弥足珍惜的地方，面对着那座屋子，他曾最后一次徒然地把双手伸向那盛着泡沫翻动、色彩变幻的金色美酒的宝杯，他，一个孤独的、到处流浪的飘零人，在已经取代了他的年轻一代的传到他耳际的欢笑声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心中充满惆怅，然而并不沉重，也不悲伤。懊悔他是有的，但是问心有愧的事——却没有。“玩吧，欢乐吧，成长吧，青春的力量！”他这样想，在他的沉思中并没有忧伤。“你们的来日方长，你们的生活会比我们的容易：你们不必像我们那样，在黑暗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斗争、跌倒了又爬起来；我们苦苦地想方设法要活下来——而我们中间却有多少人没有能活下来！——可是你们只需要做出一番事业，好好地干，我们这些老年人是会祝福你们的。至于我，过了今天这一天，经历了这种种的感受，只有向你们行礼永远告别了，——在生命行将结束，在等待着我的上帝面前，我心中虽然满怀忧伤，却没有妒忌，也没有一丝阴暗的情感，我要说：‘欢迎你，孤独的晚年！燃尽吧，无用的生命！’”

拉夫列茨基悄悄地站起来，悄悄地离去，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挽留他。花园里，从苍翠高大的、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围墙似的菩提树后面，传来的欢叫声比先前更响了。他坐上马车，吩咐车夫驱车回家，但是要让马儿慢慢地走。

“这样就完了吗？”不满足的读者也许要问。“拉夫列茨基后来怎么样了？丽莎又怎么样了？”但是，关于那些仍然活着，然而已经退出尘世舞台的人，有什么好说的，何必再去提起他们？据说，拉夫列茨基去过丽莎遁迹的那所遥远的修道院——还看到了她。她从一个唱诗台走向另一个唱诗台的时候，就紧挨他身边走过。她迈着修女的均匀、急促而又平静的脚步走了过去——并没有望他一眼；只是朝着他这一边的眼睛的睫毛几乎不可觉察地颤抖了一下，她的瘦削的脸更低垂，她那绕着念珠的手指，也互相握得更紧了。他们俩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谁能知道？又有谁能说得出？生活中有那样的瞬间，那样的感受……对此只能是予以指出，而不能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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