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做人处处要伪装，彬彬有礼也不可少，有时候倘能抛开礼数和俗套，用一种“孩子气的语言”跟一二知己说说话，好像在闷热的房间里吹进一丝微风，倒是很有必要的。性格缄默的人，有权势的人，受人仰慕的人，尤其需要这么一个庇护所。斯威夫特就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傲气冲天的人一离开那些吹捧他的大人物、巴结他的俏丽女人，一离开那些阴谋和权术，回到自己家里，就把那一切统统放到一边儿，自己舒舒服服坐在床上，撅起他那平时出语尖刻的嘴唇，说出一连串的小孩儿话，向在爱尔兰海峡彼岸的他那“两个淘气精”、他那“亲爱的小家伙们”、他那“一对调皮鬼”喋喋不休地聊起天儿来。

让我再瞧瞧你们。我的蜡烛快灭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开始写了。好吧，你就写吧。不过，普列斯多先生，别这么慢吞吞的。你对MD的信有何高见？快说，开场白就免了吧——喂，我说，你这样常常外出，我倒很高兴的。

斯威夫特给斯苔拉写信，常常带着这么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字迹也很难辨认，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把字写得清清楚楚，不知怎么回事，总觉得我们不光自己在一起，世上的人也都在看着我们似的，潦潦草草瞎写一气，还能有点儿藏掖……”对此，斯苔拉完全不必有什么忌妒心理。虽然，这时她正在爱尔兰白白消磨着自己的妙龄青春，跟丽贝卡·丁利住在一起——也就是那位戴着一副有铰链的眼镜、吸掉不少巴西烟草、走路拖着长裙子的丁利太太。而且，这两位妇女的生活方式也惹起了闲言碎语，因为斯威夫特一回爱尔兰，她们总和他在一起生活；他离开以后，她们就居住在他的屋子里。因此，尽管斯苔拉和他相见时都有丁利太太在场，她毕竟还是一个既与异性亲密交往而又身份不明的女人。不过，这也是值得的。邮件不断从英国寄来，每张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斯威夫特那难以辨认的小字（对这种笔迹，她能模仿到惟妙惟肖的地步），谈的都是些信口开河的闲话，其中夹杂着几个特指的大写字母，还有一些除了斯苔拉谁也不懂的暗示，一些要由斯苔拉来保守的秘密，以及一些交给斯苔拉去完成的小小任务。还给丁利寄来了烟草，给斯苔拉寄来了绸围裙。不管别人怎么说，这还是非常值得的。

关于这位普列斯多先生，亦即跟那个叫人害怕的“另一个我”迥然不同的人物，世间一无所知。世人只知道斯威夫特又到英国去了，他是代表爱尔兰教会请求新上任的托利党政府恢复它的“初创成果”，为此他过去求过辉格党人，但毫无所获。这一回，事情很快就办成了，因为哈莱和圣约翰非常欢迎他，简直是无法超越的诚恳和热情。即使在那么一个拉小团体、崇尚杰出人物的时代，世人看到这么一种景象也不能不感到震惊：两三年前在咖啡馆里窜来窜去的那个沉默寡言、无人知晓的“狂牧师”，如今竟参与了最机密的国务会议；那个原来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威廉·邓普尔爵士宴请内阁大员时都不许他同席共餐，如今却能吩咐公爵贵族们为他办事，而且，还有那么多人来求他帮忙，结果他的仆人的主要任务竟是想法子把客人拒之门外。阿狄生冒充说自己是来还账的，这才闯进门去。一时之间，斯威夫特成了全能者。没人能收买他为自己效劳，人人都怕他那支笔。他到了宫廷里，“觉得很自豪，因为所有的贵族都来凑近我”。女王想听他讲道；哈莱和圣约翰也提出了请求；但他拒绝了。一天晚上，国务大臣先生发了脾气，斯威夫特把他叫住，警告他说——不要给我脸子瞧，我可不让人把我当小学生看待……

他马上接受了，说我有理……还要请我同他到马香夫人的哥哥家去吃饭，以释前嫌；我不去。我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不去。

他把这一切向斯苔拉信笔写下来，既不觉得高兴，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他对人颐指气使，与大人物平起平坐，使高官显贵在他面前低头，对这些事，他或她都无须加以评论。多年以前，在慕尔庄园，她不是就已经认识了他，见过他对威廉·邓普尔爵士发脾气，并且听他谈过自己的抱负和计划吗？她不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在他身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怎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更了解他的缺点和怪癖吗？他宴请贵族时，那份儿吝啬叫人生气：把煤块从火里夹出来，付车费一个小铜板也不肯多出；然而，正是靠着在这方面节约，他才能省出钱来暗中进行那些体贴入微的施舍——他送给可怜的帕蒂·罗尔特一块金币，“帮他一把，因为他要到乡下去搭伙”；他把二十个几尼带给生病的青年诗人哈利森，亲自送到他住的小阁楼里。只有她一个人明白：他虽在言语上粗暴无礼，但在行动上却温和慈祥，在表面上愤世嫉俗，在内心里却对人怀着深厚感情，这是她从其他任何人身上都见不到的。他们彼此之间从里到外太熟悉了，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深邃的想法和琐屑的小事；因此，在深夜里那些宝贵的时刻或者在清晨醒来以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一天里的全部经历，包括仁慈厚道的行为和悭吝小气的念头，以及各种情感、野心和失望，就像自言自语似的，毫无造作，毫不隐瞒，都向她一一倾诉出来。

对于他的情意既有了这样的证明，世上别人的都不了解的普列斯多又跟自己有这样亲密的友情，那么斯苔拉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忌妒了。实际上发生的事也许倒是相反：当她读着这些写得密密麻麻的信，她仿佛见了他的面，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并且能够准确地猜想他在那些上流人士当中所留下的印象，这么一来，她比从前更加深地爱他了。而且，不光是大人物讨他的好、巴结他；好像人人有了难处都来找他。譬如说，那个“年轻的哈利森”——他既有病，又一贫如洗，斯威夫特为他发愁，把他送到骑士桥医院，还给他捎去一百镑钱，可是等他赶到，人已经在一个钟头前死了。“想想吧，这叫我多伤心呀！……我无心和财政大臣一同进餐，哪里的宴会也不参加，天快黑时我才吃一点儿东西。”她还可以想象出十一月那个傍晚出现的奇怪场面：汉密尔顿公爵在海德公园被人杀死，斯威夫特立刻赶到公爵夫人那里，陪她坐着，听着她嚷呀、骂呀、怨天怨地呀，整整闹了两个小时，然后把她的事情统统揽在自己身上，居然没有人对他在丧家的身份提出质疑。他只说了一句：“她把我的灵魂都震动了。”年轻的阿什博南小姐突然去世，他大声叫道：“我憎恨生命，因为我想不到她竟会遭遇这样的横祸。成千上万的坏家伙还在给人类制造烦恼，而像她这样的人倒死了，可见上帝不打算让生命成为一种幸福。”由于他那丰富的感情使他在悲悯中又非常愤怒，他一时性起、暴躁起来，反而攻击那些吊丧的人，包括死者的母亲和姐姐，在她们哭成一团的时候，他跑去把她们拉开，抱怨说：“人总爱装得比实际上更伤心，倒把真正的伤心掩盖了。”

这一切，他都向斯苔拉尽情地倾诉出来，包括：悲哀与愤怒，仁慈与粗暴，以及对普通小人物的亲切的爱。在她面前，他像是父兄——笑她的拼写，为她不注意健康而骂她，对她的重要事务进行指点。他还跟她聊天儿、说闲话。他们之间有的是共同的回忆。他们曾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你还记得不：我常常到你房间里去，在大冷天的早晨把火压灭，嘴里喊着‘呜！呜！呜！’把斯苔拉从椅子里哄出来！”他常惦记着她：他出外散步，想着她是否也在散步；当普赖亚用错了他的一句双关俏皮话的时候，他就想起斯苔拉说的那些双关语多么牛头不对马嘴；他把自己在伦敦过的生活和她在爱尔兰过的日子加以比较，并且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聚在一起。假如说，这就是斯苔拉对处在伦敦那些才智之士当中的斯威夫特的影响的话，那么，斯威夫特对冷冷清清与丁利太太困居于爱尔兰一个小村里的斯苔拉的影响可就大得多了。她懂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全是许多年以前，在慕尔庄园，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儿、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由他教给她的。在她身上，他的影响处处可见——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读过的书，她的笔迹，她所结交的朋友，她所拒绝的求婚者，等等。的确，对于她的存在，他要负一半的责任。

但是，他所选定的这位女友可不是一个不识不知的奴隶。她有自己的性格。她能独立思考。她落落寡合。尽管样子斯文，也富于同情心，但议论起什么来嘴上是不留情的；加上说话爱直来直去，性子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又叫人有点儿怕她。不过，有天大的本事，她也只好默默无闻。她那微薄的收入，纤弱的身体，加上暧昧不明的社会地位，使得她的生活方式只能是非常寒微的。聚在她身边的熟人，来找她不过是为了寻求一点儿简单的谈话乐趣，因为这位妇女爱听人家讲，也能理解，自己很少插嘴，但偶尔用她那非常悦耳的声音说出来的总是“在座的人当中所说的最有意思的话”。至于说到别的，首先她不算有学问的人，身体状况也不允许她认真用功。虽然她浏览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具有一种精细严格的文学趣味，但她读过的东西并不能牢牢记在心上。年轻的时候，她花钱大手大脚、随意抛撤，后来她冷静下来了，过日子极为俭省。“五只蓝花小碟，五样便宜小菜”便是她的晚餐。她有一双秀气的黑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虽说不上漂亮，可也楚楚动人；但她穿衣服很朴素，千方百计省出钱来接济穷人，并且把“世上最最可人心意的礼品”赠给她的朋友们（对于这种靡费，她是无法抗拒的）。在这方面的艺术，斯威夫特不知道谁能和她相比，“尽管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正像人生中许多其他事情那样，是非常微妙的”。此外，她还具有被斯威夫特称之为“节操”的那种纯真性格以及——尽管她身体纤弱——那种“英雄般的个人勇气”：有一次，一个强盗来到她的窗口，她开了一枪就把他身体打穿。这些便是斯威夫特写信时，影响着他的心灵的精神因素——当他看见圣詹姆士公园的树木发了芽，当他听着那些政治家在威斯敏斯特互相争吵，他便怀念起自己在拉雷卡的果树、杨柳和鳟鱼小溪，以及隐现在其间的那一个人。他有一个无人知晓的退身去处——当那些内阁大员们欺骗了他，当他帮助某位朋友发财致富之后自己却两手空空。这时，他总还可以回到爱尔兰，回到斯苔拉那里，而且，想起了这一点，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战栗”。

但是，斯苔拉绝不是强要别人承认自己应得权利的那种女人。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威夫特爱权力、爱交游——尽管他时时怀着思乡的柔情，时时对上流社会表示出强烈的憎恨，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他偏爱伦敦的灰尘和喧嚣，远远胜过世上的一切鳟鱼、小溪和樱桃树。更重要的，他不愿受人干涉。如果什么人触犯了他的自由，或者稍稍暗示出对他独立的威胁，那么，不管对方是男是女、是女王或是灶房丫头，他立刻就会像个野蛮人一样向他们进行凶猛的反击。一天，哈莱竟敢向他拿出了一张钞票；韦令女士竟敢向他暗示说：阻挡他们结婚的障碍已经消除了。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受到了教训，对那个女人尤其严厉。但是，斯苔拉聪明，她不去招这样的没趣。她学会了忍耐。她学会了慎重。即便是待不待在伦敦、回不回爱尔兰这样的问题，她也给他留着完全的自由。她从来不为自己要求任何东西，而结果呢——她所得到的超过了她的要求。斯威夫特对她这种脾气简直有点儿生气了：

……你的宽宏大量真叫我发火。我知道：你为了普列斯多不在爱尔兰而心里暗中抱怨。你想：他说过的，不出三个月就回来，可他又失了约——总是玩这种鬼把戏。然而，斯苔拉口头上说的却是：她无论如何看不出我怎么可能马上离得开，MD对此完全心满意足，云云。你这个调皮鬼，想用这种办法来治我吗？

事实上，她也正是这样把他留住的。他一次又一次写出了这种带着深情的语言：

再见了，亲爱的小家伙们，最亲爱的人们：除了在MD身边，哪里也没有我的平安和宁静……再见了，亲爱的调皮鬼们，只有写到了或是想起了MD，我才会觉得幸福。……你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的每一个铜板，你们都可以随便用——我难过的只是不能为了MD更富裕一点儿！

只有一件事情把这些话带给她的快乐打破了——他每次提到她总是使用复数词，总是“亲爱的小家伙们，最亲爱的人们”；MD是代表着斯苔拉和丁利太太两个人的。斯苔拉从来没有单独和斯威夫特在一起。假如说，这只是为了礼貌；假如说，让丁利太太坐在那里也只是一种礼貌。因为，光是她那一大串钥匙和她那只哈巴狗就够她忙的，他们两个说的话，她一个字也不会听。那么，这种礼貌究竟有什么必要呢？为什么要拿这个重担压住她，损害了她的健康，糟蹋了她的快乐，把彼此可以幸福相处的一对“极好的朋友”活活隔离开呢？这到底为了什么？自然是有原因的——其中的秘密斯苔拉知道，但她没有透露。他们二人只好两地相思。而且，由于他们之间并没有约束的纽带，她自己也不敢向她的朋友提出任何要求，她就只得小小心心地琢磨他信里的话，分析他的行动，以便断定他内心的倾向，及时了解其中最微小的变化。只要他能坦白告诉她哪些人是他在伦敦的“宠儿”，并且炫示自己是脂粉堆里的霸王，要求想巴结他的女人必须自己来求他才成，他教训那些漂亮太太，也让那些太太来逗他玩儿——这都没关系，不会惹起斯苔拉的疑心。让贝克莱太太把他的帽子偷偷拿走，让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向他倾诉她的痛苦好啦——斯苔拉对于女性是厚道的，她可以陪这位太太一块儿笑，陪那位太太一起伤心。

然而，在《小札》里有没有另外一种影响的痕迹——有没有什么更为平等、更为亲密、因而也要危险得多的人物的影子呢？假如有一个跟斯威夫特地位相同的女人，就像斯威夫特最初认识的斯苔拉本人那样的一位姑娘，她也不满足于平凡的生活方式，并像斯苔拉说的，渴望明白是非道理，而且同样有才能、聪明，只是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有这么一个姑娘存在的话，那倒的的确确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哩。但是，究竟有没有这么一个对手呢？要是真有的话，很明显，《小札》里也是不会提的。相反，信里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犹豫和辩解，偶尔还流露出不安和窘迫；有时候，通信正无拘无束、有声有色地进行着，突然一下子中断了，仿佛斯威夫特有了什么说不出口的事情。实际上，他去到英国刚刚一两个月，就有一段时间音信杳然。斯苔拉起了疑心，写信去问：有没有什么人住在他那一带，他常常到人家那里搭伙呀？“我不认识这样的人，”斯威夫特回信说，“我也不跟什么人一起搭伙。嗳，离开你以来，我每天跟谁在一起吃饭，你比我还清楚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小家伙？”其实，他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指的是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范纽默利太太，指的是她的女儿埃丝特。从此以后，“范家母女”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小札》里。因为，斯威夫特自尊心太强了，他不想隐瞒，他承认他常见到她们，但是十有八九他总要想法找出理由来辩解。如果他住在萨福克街，而范纽默利一家住在圣詹姆士街，那么，这正好省得他多跑一段路。后来，他搬到了彻西区，而她们还住在伦敦，那么，把他最值钱的长袍和假发寄放在她们那里正好方便。有时候天热，有时候下雨，他只好在那里待一待。有一回，他们在那里打牌，年轻的阿什博南小姐也在座，他觉得她非常像斯苔拉，因此就多待了一会儿，帮她把牌打完。有时候，他待在那里，是因为懒得动；又一回，他待在那里，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而她们又是一些不拘礼节的普通百姓。但是，只要斯苔拉稍稍暗示一下，说范纽默利母女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就反驳说：“嗳，她们交往的都是有教养的妇女，就像我交往的男人……今天下午，我还看见两位贝蒂小姐在她们那里。”一句话，要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说出来，像往日那样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他的处境也真是为难。斯威夫特本来比谁都憎恨虚伪、热爱真诚。

然而，在这时候，他也不得不躲躲闪闪、掩掩藏藏、支支吾吾了。另外，对他来说，非常需要一个“小窝”，或者说私室，让他可以躲进去缓一口气、轻松一下，做普列斯多先生，而把“另一个我”且放一边。斯苔拉满足了这种任何人也无法满足的需要。但是，在这时候，斯苔拉远在爱尔兰，而范尼萨却近在眼前。她更年轻、更活泼，而且也自有其妩媚动人之处。她同样可以通过教育、开导、责骂，学得成熟起来，像斯苔拉过去那样。而且，斯威夫特对她的调教，也都是为了她好。那么，有斯苔拉在爱尔兰，有范尼萨在伦敦，为什么不能既享有她们各自给予他的友好之乐，又给她们两人都带来好处，同时又不给任一方造成严重损害呢？看来，这是有可能的。无论如何，他允许自己试验一下。反正，斯苔拉在多年之间一直都是安于自己的命运——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但是，范尼萨不是斯苔拉。她年轻，性子暴，欠缺修养，不够明智，身边也没有一个丁利太太管住她。她既没有往日的回忆可以重温，也没有“小札”天天寄来安慰她。她爱斯威夫特。她不懂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感情吐露出来。难道他自己不是教导她说“凡是正当的事，尽管去做，不必理会世人说长道短”吗？于是，当她受到某种障碍的阻挡，当某种秘密横隔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时候，她很不明智地向他提出了质问“：请问，见见一个不幸的姑娘，给她提一点儿忠告，究竟有何不可？我想象不出来。”她又愤愤然写道：“你曾经教我要明辨一切，然后你就撇下我在这里痛苦。”最后，在极端苦恼和迷惑不解之中，她鲁莽地出面逼迫斯苔拉亮牌。她给她写信，要求她一定要说出真相——斯苔拉跟斯威夫特到底是什么关系？然而，让她明白了真相的却是斯威夫特。当他那明亮的蓝眼睛放出威严、用强烈的光芒向她一扫，当他把她的信扔在桌上，瞪着她，然后，一言不发、上马而去的时候，她的小命也就完了。当她说“他那杀死人的、杀死人的语言”对她来说比拷问台还要厉害，当她说“你那眼神中有一种那么可怕的东西，它一下子就镇得我闭口无言”，她的话绝不仅仅是形象的比喻。这次见面后，过了两三个礼拜，她就死了。她从人间消失，化为一个不安的幽灵，不断出没在斯苔拉那忧患重重的生活背景之中，使之除了冷清凄凉以外还充满了恐惧。

现在，只剩下斯苔拉一人独享这亲密的友谊。她活着，继续实行那些可怜的计谋，把她的好友留在自己身旁。后来，由于长期苦撑苦熬、掖掖藏藏，由于丁利太太和她的哈巴狗，由于无穷的担心和挫折，她的心力耗干了，她也去世了。当人们将她下葬的时候，斯威夫特远远离开了墓地的灯火，坐在一间密室里，为“我，或者说任何人，蒙上天之赐有幸得到的这位最忠实、最善良、最宝贵的好友”，写出一篇懿行记略。许多年过去，他的精神病犯了，发作时一阵阵的狂怒。然后，他又渐渐变得沉默下来。一天，有人发觉他一个人在那里喃喃自语。“我就是我”——他们听见他这样说。

（黄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