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笛事件》与山本禾太郎

作者:细川凉一

一、“小笛事件”的发端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大正改元昭和,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有人发现,京都市内的北白川西町(当时属于上京区,现在属于左京区)八十五番地,也就是从出町路,通向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院(农大)正门的道路东侧,一排二层住宅之一的平松小笛家里,小笛的养女,精华女中四年级学生千岁(十七岁)以及小笛的熟人,同市出町柳的大槻太一郎的长女喜美代(五岁)、次女田鹤子(三岁)三人被绞杀,小笛则吊在门楣上缢死。

第一发现者是喜美代和田鹤子的母亲大槻茂野,她是想接两天前就来小笛家玩儿的两个女儿回家的。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平松小笛到大槻家来,说要去植物园一带找房子,想带着喜美代一起去,于是就把喜美代领走了。下午三点左右,小笛的养女千岁,来到大槻家,又把喜美代的妹妹田鹤子领走了。

平松小笛特别喜欢喜美代和田鹤子,经常把她们姐妹俩带到她家去玩儿并在她家过夜,那天也没有让她们姐妹俩回家。茂野二十九日就来接过孩子们一趟了,可是看见小笛家大门上挂着一把锁,就以为小笛带着孩子们,到哪儿玩儿去了,也没介意就回自己家了。

可是,三十日这天来到小笛家一看,大门上还挂着锁。出町路东侧,有一条通向京大农学院正门(北门)的道路,道路两旁是树丛,道路东侧的树丛东边,是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是一排连在一起的二层楼的木造瓦顶住宅,一共是五家。从南侧(也就是从出町路这边)数第二家,就是平松小笛的家,其余四家都是没有人住的空房子。惨剧被发现那天,也就是六月三十日那天,从南侧数第四家,搬进来一个名叫牧山斋吉的、做蚊帐的匠人。

因为平松小笛家南边是空房子,茂野就叫来一个朋友,跟她一起进入空房子,隔着两家间的门板缝往小笛家看,可以看到中间那个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里面,被子下面好像躺着一个人,一只脚露在被子外边。

把警察叫来,拽开门上的锁进去一看,进大门以后,左边那个三张榻榻米的房间里没有人,只挂着一顶蚊帐,躺在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中央的人是千岁,她躺在被子里,脖子上勒着手巾,手巾上勒着细绳,她是被人勒死的。

千岁的尸体,看来是被从三张榻榻米的房间的蚊帐里,拖到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里来的。掀开被子一看,千岁的贴身汗衫被卷到胸部,短裤被拽到脚腕,也就是说胸部以下完全露出,几乎等于裸体。

从千岁的衣服凌乱程度来看,凶手疑为男性。但是,京都帝国大学法医学专家小南教授的验尸结果,千岁没有死前性交的痕迹。茂野她们从旁边的空房子,往小笛家看的时候,看到的那只脚,就是已经死去的千岁的脚。

最里边那个六张榻榻米的房间,到处都是被褥和坐垫,还有脱下来,随便扔在上面的衣服。被子下面,是茂野找了很久的两个女儿的尸体。她们也都是被勒死的,光着小身子趴在那里。

在通向廊子的门楣上,用黑色的和服腰带,吊着平松小笛的尸体。尸体的姿势非常奇怪,两脚顶在榻榻米上,屁股向后撅着,耸着肩膀。尸体下边是一个火盆,小笛的两脚在火盆两侧。也就是说,平松小笛是踩着火盆,上吊自杀的。四具尸体都已经腐败,散发着异臭。

报纸上最初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称为“农大前四人被杀事件”,后来称为“小笛事件”。如果先说结论的话,那就是平松小笛的情人要离开她,她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先把三个女孩子勒死,然后上吊自杀。用一句不太合适的话来表达,这就是一个常见的由“男女之情的纠结”引起的事件。

但是,这个开始被认为是小笛拉上三个孩子,一起寻死的事件,后来又被认为是原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选修科学生广川条太郎(二十七岁),杀害了平松小笛等四人,而后伪装成小笛自杀。广川被逮捕,事件发展成为广川被冤枉的冤罪事件。

事件的焦点,就是平松小笛脖颈上的两道勒痕。围绕着“这两道勒痕,究竟是自杀形成的,还是被绞杀以后,伪装成自杀形成的”,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出现了以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小南又一郎为代表的他杀说,以东京帝国大学三田定则教授、和长崎医科大学的浅田一教授为代表的他杀说。前后一共有六所名牌大学的法医学专家,被动员来鉴定这个事件,于是,“小笛事件”就成了法医学鉴定史上的有名事件。古畑种基写的、面向一般读者的法医学入门书《法医学秘话——时至今日才能说》里,就有一章专门论及“小笛事件”的内容。

主张广川无罪的辩护律师,是参加了友爱会劳工运动以后,当了律师的髙山义三(战后当选为京都市市长)。跟高山律师关系密切的侦探小说作家山本禾太郎,从高山律师那里,借来关于小笛事件的记录,写出了可以被称为战前纪实文学的最大收获的《小笛事件》。小说从事件的发端写起,一直写到广川条太郎被判无罪。

高山义三在他的《八十年的回顾》一书中,谈到了小笛事件:“我当了二十五年刑事犯罪辩护律师,每个事件,都有值得回忆的故事和插曲,但叫我最难忘的,还要数小笛事件。”他还说,关于小笛事件,“最忠实地再现事实、最本着良心,进行调查以后写出的小说,应该是山本禾太郎先生的犯罪事实小说《小笛事件》,下面我就根据这本事实小说,简单介绍一下稀世少有的怪事件——小笛事件的公判经过”。曾经向禾太郎提供过资料的高山义三律师,撰写回忆录中,关于小笛事件的部分的时候,反而要全面依靠禾太郎的小说《小笛事件》了。

但是,尽管有一本这么重要的《小笛事件》,关于小笛事件的真相,还是没能正确地传达给人们。

例如,每日新闻社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1——满洲事变前后——昭和元年至昭和十年》里面,一开头就介绍了“小笛事件”,还刊登了三张照片。三张照片是:1、行凶地点(包括小笛家的那一排住宅);2、小笛的养女——女学生千岁;3、凶手广川条太郎。

文字解说如下:在京都市内,发生了一起一家四口(均为女性)被绞杀的事件,尸体于六月三十日被发现,犯罪嫌疑人立刻被锁定,是原来寄宿在小笛家的京都大学毕业生。原因是这个京都大学的毕业生,跟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平松小笛(四十七岁),及其养女千岁(十七岁)有三角恋爱关系。《一亿人的昭和史》这段文字解说,没有向读者交代广川条太郎的杀人罪是冤罪,也没有说最后的结果是无罪判决。

还有,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虽然被誉为“战前首屈一指的纪实小说杰作”,战后在侦探小说杂志《幻影城》,一九七七年九月号(总第三十四期)上再次发表,并收入东京创元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创元推理文库”《日本侦探小说全集II(名作集I)》,但还是有人说:“《小笛事件》这本小说,越读就越觉得疑点太多,每读一遍,都会产生新的疑点”,并揶揄道:“山本禾太郎从一开始关心的,就是可以抓住读者的心的《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怪不得他要描写在铁窗里,呻吟的未判决的囚犯的心理,而且是一种催人泪下的、说唱艺人似的描写。”山下武先生在他这篇题为《〈小笛事件〉之谜——山本禾太郎论》的论文里,不仅揶揄了《小笛事件》,而且怀疑对广川条太郎的无罪判决,不啻是提出了所谓的“广川凶手说”。

但是,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包括山下武揶揄的“说唱艺人似的描写”部分,几乎没有山本禾太郎本人的创作。山下武揶揄《小笛事件》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是“说唱艺人似的描写”,其根据是“只把事实排列在一起,不能成为小说,还需要一些说唱艺术加以点缀,于是就有了广川条太郎在拘留所的单间牢房里,想到绞刑架下面的踏板一翻,对于‘死亡的黑暗’的恐怖,就有了广川对于自己的冤罪之身的懊恼和愤怒”。总之,山下武认为山本禾太郎对于身陷囹圄的广川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是所谓“说唱艺人”似的创作方法。

然而,山下武揶揄的《小笛事件》中,广川在狱中的心理描写,实非山本禾太郎“说唱艺人”似的创作,而是根据广川本人的狱中日记写成的。我认为,《小笛事件》的出典,都是经过山本禾太郎充分调查的,山下武对《小笛事件》的批评太片面了。本来,山下武这篇论文,和权田万治的《漆黑的暗夜中的目击者——山本禾太郎论》,都是关于山本禾太郎的非常宝贵的论文之一,应该给予髙度评价,但我不能不说,他是因为资料查阅不足,才得出了上述的错误结论。要想写好一篇关于纪实小说的论文,就应该认真查阅,以当时报纸上的报道为中心的,第一手资料。这难道不是写好论文的第一步吗?

因此,本文将以当年记录了小笛事件经纬的、报纸上的报道,以及先于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发表的《大阪朝日新闻》记者铃木常吉的《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谜一样的小笛事件及其他》里,搜集引用的审判记录和鉴定报告,还有广川的狱中日记《冤囚断想》等资料为重点,加以论述,其次还想谈谈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作为一部纪实小说的创作特色。

关于事件的经纬,我将釆取根据小笛周围的人的证言,复原的方法。

二、平松小笛的生平及该杀人事件的经纬

最早把小笛事件,看做小笛勒死千岁等三个孩子以后,再行自杀的报道,见于《京都日出新闻》六月三十日的晚报版(当时的晚报版,当天晚上看不到,第二天凌晨才能看到,报纸上印的,也是第二天的日期,所以六月三十日的晚报版印的,是七月一日发行。以下提到日报版的时候日期,如原报纸日期,提到晚报版的时候,日期为前一天的日期)。

晚报版是这样报道的:“住在市内北白川西町农大正门前的平松小笛(四十七岁),将养女千岁(十七岁,精华女中四年级学生)、以及友人大槻太一郎的长女喜美代(五岁)、次女田鹤子(三岁)绞杀以后自杀。三十日下午,喜美代的母亲茂野,去小笛家接自己的女儿们,回家的时侯发现之后,顿时引起很大的骚乱。刑警已经赶到现场,眼下正在调查,亦有平松小笛乃他杀之说法。”

根据报纸的首次报道可知:事件发生以后,最初被认为是一起小笛将三个孩子绞杀以后,再行自杀的事件,他杀说的议论也有。

平松小笛搬到农大正门附近之前,在出町柳当房东出租房屋的时候,原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学生(毕业后住在神户市,神户信托银行职员)广川条太郎,是小笛的房客之一。当广川跟小笛有肉体关系的消息传开以后,七月一日的日报,立刻报道说:有可能是广川将小笛绞杀以后,伪装成自杀。七月一日凌晨零点三十分,广川在京都站前,被警察逮捕——该消息见于当日晚报。

《京都日出新闻》的大小标题有:“凶手将平松小笛绞杀之后,伪装成自杀”、“一直跟小笛保持丑陋关系的、原京大学生可能是凶手”、“从提出分手到最后一招”、“碰上了棘手的事,终于行凶杀人”、“害怕被两幼女发现,而将其绞杀”等等。《大阪每日新闻》也以“寄宿人与女主人,及其养女的三角恋爱关系,京大毕业生的勾当”的大标题,做了专门报道。

在这里,我们先把事件发生之前的平松小笛介绍一下。

平松小笛,一八八〇年八月,生于濑户内海的爱媛县越智郡大山下村,父亲石中仁一是个煤矿工人。小笛七岁的时候,生母去世,因不堪继母虐待,十五岁那年,到山口县都浓郡下松町一户人家当女佣。十七岁那年,跟当地一个鞋匠武XX藏同居,一八九九年生下一男婴,但孩子不满一百天的时候,她就扔下孩子,离家出走了。这个孩子后来被亲生父亲,送给了一个姓森田的人,取名森田友一,长大以后到京都找到了母亲小笛,事件发生以后,小笛和千岁的后事,就是他处理的。

关于森田友一,《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B版)是这样报道的:

“被姣杀的平松小笛的亲生儿子,名叫森田友一(28岁),家住洛北修学院村,睿山电气化铁路的养路工。(中略)妻森田布子(23岁),两个孩子。友一是小笛在山口县某町的时候,跟前夫生的孩子。友一刚刚出生五十多天,就被母亲平松小笛扔下不管了。森田友一被同町森田家抚养长大,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后来他听说亲生母亲住在京都,遂携妻儿来到京都。经过一番千辛万苦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亲生母亲平松小笛。前年,二十六岁的友一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友一孝敬母亲小笛,而小笛对友一,却没有一丝母爱,视若路人。”

当时报纸上的论调,在报道广川条太郎是凶手的同时,也没有说平松小笛的好话。如果广川是凶手的话,小笛就是受害者,应该得到同情吧,可是正好相反,不但没有得到同情,什么“恶女”啦、“淫妇”啦,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根本不考虑受害者的个人隐私。

不过,看了在现场被发现的小笛的遗书,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说她的坏话了。她在遗书中竟然说:死后就连一根筷子,都不留给亲生儿子友一。这封遗书,山本禾太郎在《小笛事件》里也引用了,不过他有几处不明。现在我就根据铃木常吉的解读,把遗书介绍一下。

拜托福田太太(小笛以前的邻居,小笛租房子时候的保证人,也是大槻茂野的朋友,跟茂野一起,进入小笛家旁边的空房子,往小笛家看的人就是她)保管的东西,请送到寺庙(存放小笛亡夫平松慎一的东山知恩院)里去,连一根筷子都不要送给友一。我要跟广川条太郎一起死。送给福田太太一块大岛绸和三块绉纱。千岁很可爱,但丸太町(丸太町的算命先生,此点容后详述)说我沾不上她的光,我连一点〃儿指望都没有了。我就跟广川一起死了吧。

小笛

条太郎(印)

说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骗我。你就把千岁杀了吧。我先死。千岁就拜托给你了。

这封遗书,包括“条太郎”的署名,都是平松小笛的笔迹。中间三分之一是用红铅笔写的,前后各三分之一,是用黑铅笔写的。对此,山本禾太郎提出了疑问。这封遗书很可能不是一次写成的,而是分三次写成的。而且,事件发生前两天的六月二十六日,平松小笛到广川条太郎寄宿的地方去过。在广川的房间里,找到了红色铅笔,在小笛家里却没有找到红色的铅笔。

但是,事件发生以后,两种颜色的铅笔的问题,没有引起过警方的重视。因为迪书上有广川条太郎的署名和印章,再加上有“你就把千岁杀了吧”这句话,警方认为,是广川勒死了三个孩子,其后与小笛相约殉情的时候,小笛上吊自杀,广川溜走,最后进一步认为,三个孩子和小笛,都是广川条太郎勒死的。遗书成了广川是凶手的证据之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说平松小笛的生平。小笛扔下出生不久的儿子友一,回到故乡之后不久,跟家里一个雇工私通,后来跟着那个雇工,辗转于津山等地。由于生活贫困,跟那个雇工一起生活的日子也不长。跟雇工分手后,小笛一个人在冈山县以做针线活为生。

一九〇七年,二十八岁的平松小笛,认识了―个叫平松慎一的男人,并与之结婚,夫妇二人一起到了朝鲜的仁川,在仁川经营一家杂货铺,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一九一一年,在仁川收养了两岁的千岁。不料丈夫慎一得了重病,一九一六年,在总督府医院去世。

小笛的丈夫住院期间,小笛认识了一个在总督府医院,死去了妻子的军曹——村尾歌次郎,并与之结婚,两人在朝鲜的龙山,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于一九一九年回到日本京都府。村尾当上了京都府相乐郡祝园村(现精华町)的绫部造纸厂木津分厂的监工。后来村尾搞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了小笛。

一九二一年,走投无路的平松小笛,找到了村尾在朝鲜时代的军队里的上司、小笛跟村尾的主婚人——木本信教。那时候,木本在京都市吉田本町,经营着一家杂货铺。小笛恳请木本帮忙,跟千岁一起搬到了京都市内。千岁进入精华女中的时候,木本是她的保证人。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木本是这样叙述的:

学校也许认为,我是千岁的叔父,其实不是。大正五年(1916年),我在朝鲜龙山步兵第七十八连队,当特务曹长,我的部下之一有一个军曹,名叫村尾歌次郎,是来自京都三十八连队的。平松小笛是带着千岁嫁给村尾的。千岁进龙山小学校的时候,是我当的保证人。跟小笛母女再会之后,我又给千岁当了一回保证人,其实我不是她的叔父。千岁也怪可怜的,村尾离开小笛以后,就没了消息。我虽然跟小笛母女,没有什么深交,但千岁这孩子挺聪明的,既然她们求到了我,我也没好意思拒绝。

——《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A版

木村说,村尾歌次郎没了消息,但记者找到了他的下落。跟平松小笛分手以后,村尾在奈良监狱当狱警,小笛事件发生时已退职,住在奈良市奈良坂町。

——《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六日

平松小笛搬到京都市内之后,在木本的帮助下,把田中下柳町的田中邦的房子买了下来,以前寄宿在田中邦家的房客,遂成为了平松小笛的房客。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事。那时候房客之一,就是刚考上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的广川条太郎,还有两个房客,就是后来在小笛事件中,失去了两个孩子的大槻太一郎(京都帝国大学工学系助手)、和他的妻子大槻茂野。

大槻夫妇一九二一年生下喜美代的时候,受到了平松小笛的照顾,喜美代很喜欢小笛,后来两家虽然不在一起住了,小笛也经常带着喜美代出去玩儿,喜美代在小笛家住上一、两夜,也是常有的事,没想到竞然种下了祸根。大槻茂野的母亲,住在京都府何鹿郡小畑村(今绫部市)的大槻勋(大槻太一郎是大槻正雄和大槻勋夫妇的上门女婿)如是说:“我们只有茂野(27岁)和正一(23岁)两个孩子,所以就给茂野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也就是邻村吉美村的相原俊治的弟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太一郎(36岁)。虽然是上门女婿,但他们在京都市内过日子,孙女们也都是在京都市内生的。我们也认识平松小笛。太一郎一家原来跟小笛,是房客与房东的关系,关系比较好。平松小笛经常把我的孙女们,带到她家去玩儿,小笛母女也经常在我女儿家吃饭。我知道小笛有五、六百日元的借款,也知道小笛的女儿千岁,跟小笛那个住在神户的情夫发生过关系。最后小笛决定,把千岁嫁给神户那个人,让她去神户,跟那个人同居,但是很快又让她回京都来了。小笛特别能喝酒,跟他的亲生儿子森田友一,在一起喝酒以后经常吵架。平松小笛在经济上比较困难,所以说过,神户那个情夫要想分手的话,少说也得给她一千日元才行。小笛也是欠债太多,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尽管她闯荡江湖多年,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三日

下面说说小笛当房东的时候,她的房客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情人的广川条太郎的情况。一八九九年七月四日,广川条太郎出生于新潟县北鱼沼郡小千谷町,是广川利兵卫家的长子。父亲利兵卫是个大财主,当过本地的邮局局长,和医院的总务科科长,事件发生的时候,任町议会议员。条太郎―九二一年三月,毕业于小樽商业高中,同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选修科,七月成了小笛的房客。一九二四年三月毕业后,参加工作,成为神户信托银行职员,从小笛家搬到了神户市北野町三丁目的小泉家。

跟小笛发生肉体关系,是在小笛还在当房东的时候。毕业到神户工作以后,广川条太郎想找对象结婚,打算跟小笛把关系断了,但一直没能断掉,几乎每个周末都到京都来,跟小笛的关系,一直保持了两年多。

广川条太郎毕业以后,小笛没了房客,就卖掉房子,不再当房东,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九二五年五月,搬到发生了惨剧的这个家。后来在吉田神社前边,开了一家名叫“满月亭”的面馆,因为生意不好,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三月倒闭。事件发生的时候,平松小笛没有任何收入,连房租都交不起。

关于小笛与广川的关系,当时的报道几乎众口一词,说她是个“淫荡的毒妇”。而小笛的邻居们则这样说:“小笛生于爱媛县,嫁给冈山县邑久郡大泊村的松平填一以后,在朝鲜领养了当时只有两岁的千岁。大正五年(1916年),和从京都三十八连队,调到朝鲜龙山步兵第七十八连队的军曹——村尾歌次郎结合。村尾离开小笛以后,小笛带着千岁,于大正十一年(1922年)冬,搬到京都市内的田中下柳町三番地,买了房子当房东,出租房子(在这个事件中,失去了两个女儿的大槻太一郎,就曾经是她的房客)。当时的房客还有三个大学生,由于小笛经常满不在乎地,说一些叫大学生脸红的色情话,结果大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搬走,只剩下广川条太郎一个人。”

——《大阪每日新闻》七月三日晚报版

“小笛比男人还厉害,又喝酒又抽烟。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为了向周围炫耀,还要把她引为骄傲的养女千岁(17岁),送进精华女中读书。小笛的丈夫死后,她的操行不好,邻居对她的评价也很差。平时总是化着淡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当她跟房客广川条太郎发生肉体关系以后,最初还尽量不让养女千岁知道,时间长了也不在乎了,经常跟广川手拉着手散步,像一对夫妇似的。广川毕业以后,到神户信托银行工作,搬到神户去住了。小笛也擬到京大农学院前边,惨剧发生的房子里住,但是她跟广川的关系一直保持着。去年一月,广川跟千岁也发生了肉体关系,千岁也喜欢上广川了,这引起了小笛的嫉妒。这种三角恋爱关系,成了邻居们议论的话题。(中略)

“但是,这种三角关系,对平松小笛来说,正是一个好机会。今年一月,小笛向广川摊牌:‘你把千岁娶了吧。’广川不同意,于是小笛就向广川要五百日元。那以后,广川依然利用周末来小笛家,跟小笛保持肉体关系。有时候,广川也躲过小笛的眼晴,拉着千岁的手出去散步。

“就这样,三个人的关系,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在邻居们看来,小笛与千岁在心里,不免互相嫉妒。”

——《大阪每日新闻》七月一日

关于广川与小笛的肉体关系,广川自己是怎么看的呢?看了公审记录,和广川的狱中日记,也不能了解得很具体。广川在狱中日记中谈到,与小笛的关系的时候写道:“我过去的生活,完全是一种不检点的、放荡的生活,是一种丑恶的、糜烂的、从来不知道自我反省的生活,无耻到了极点。我以前过的那种生活,是一种混蛋过的生活。(中略)她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人。是谁造成了她这种自暴自弃的、恶魔似的性格呢?虽然不能说都是我造成的,但也不能说,我没有责任。对于这个悲惨的事件,我负有道德上的责任。临死之前,她变成了恶魔(指小笛不但杀了三个孩子,还把杀人罪名扣在自己头上),但是,我不应该觉得她很可怜吗?我没有憎恨她的资格!”

广川条太郎的这些记述,都是很抽象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到,广川对自己跟小笛的关系感到自责,感到羞耻,他跟小笛的结合没有爱情。

关于这一点,山本禾太郎是站在广川条太郎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他在《小笛事件》中,是这样描写的:“不管怎么说,广川条太郎是一个良家子弟,也是一个还不懂得什么叫‘玩儿’女人的、谨慎而正直的学生。当然,也许从那天夜里开始,广川就不是一个谨慎而正直的学生了,但至少在他了解了小笛的身体以前,是一个谨慎而正直的好青年。或许可以说,越是这个样子的好青年,就越是挡不住性的诱惑。如果是一个所谓‘饱经世故’的男人,遇到平松小笛这种既无姿色、又不年轻的女人的诱惑,要么不会把她放在眼里,要么就是跟她睡了,也会很快把她当做一件废品给处理掉吧。而广川在后悔的同时,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种责任感,而且,他的良心还在不断地受到他自己的谴责,上述这些话,也许有些庸俗,总之,一般男青年的性心理,一半是感伤的冲动,一半是性欲的冲动。这两个方面的东西,来自男青年在幼年时代得到母亲、姐姐乃至奶妈、伯母等女性的关爱之后,对女性抱有的特殊感情,以及在进入青春期以后,强烈的性欲冲动和要求。小笛是个中年妇女,经验(包括性经验)丰富,把广川当成孩子,同时小笛又可以说,是广川的第一个女人。第一个使男人了解了女人的身体的女人,对于那个男人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样一种性心理的力量,使广川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一边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几乎每天都在后悔着,一边又在性生活方面离不开小笛。”

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如前所述,“平松小笛经常满不在乎地,说一些叫大学生脸红的色情话”,还有“女房东小笛,经常对大学生房客说下流话”这样的报道(《伊藤京都府警察部长谈》,《大阪朝日新闻》七月五日)。

“小笛事件”之后,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津山三十人被杀事件”(1938年),其背景之一,是被认可的私通、夜游的农村习俗,小笛就是在这种习俗中长大的女人。是平松小笛主动勾引的广川条太郎,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

广川条太郎在他的狱中日记中的自我分析是“意志薄弱”。他确实是一个又老实、又胆小的人,认识广川条太郎的人,听说他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捕以后,都这样说。例如,广川的同乡,京大文科三年级学生佐藤道太郎(曾经为洗雪广川冤罪,四处奔走),当时对《京都日出新闻》的记者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就广川条太郎的性格而言,绝对不会做出这么残虐的事情来。本来越后人的性格,就以老实著称,广川条太郎更是特别的老实,而且特别胆小。(中略)我们无法相信,他会成为这个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他那种性格呀,充其量也就是喝醉了以后,手舞足蹈一下。”(《京都日出新闻》七月二日)

还有,在这个事件中,失去了两个女儿的大槻太一郎夫妇,也不认为广川条太郎是凶手。他们对《京都日出新闻》的记者说:“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广川先生会干这种事。警察把广川抓起来,到底有什么证据,谁也不对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京都日出新闻》七月九日)

但是,广川条太郎在六月二十六日,跟小笛母女一起,从神户回到京都,当晚住在小笛家。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七日星期天,广川又跟小笛母女一起,去植物园一带找房子,又跟来小笛家的喜美代和田鹤子姐妹,一起住了一夜,二十八日早晨五点半,离开小笛家去神户上班。这就成了广川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理由。事件的焦点是:惨剧发生的时间,是广川条太郎还在小笛家的时候呢,还是广川离开小笛家以后。关于这一点,虽然有小南又一郎教授主刀的验尸,但由于尸体腐败严重,并没有确定小笛等四人死亡的具体时间。

三、关于死者平松千岁

当时的报纸,报道了广川跟小笛和千岁的“三角恋爱关系”,但是,广川跟千岁的肉体关系,不是发生于广川上大学的时候,而是发生于去神户工作以后,即小笛事件之前一年半的一九二五年一月。当时小笛带着千岁,去神户广川寄宿的地方找广川的时候,突然说自己去芦屋那边有事,让千岁留在广川这里过夜,结果两个人就发生了肉体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平松小笛故意设下的圈套。

关于千岁,广川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说:“千岁是一个非常温顺、内向、正派的,讨人喜欢的女孩子。”面对“小笛对被告跟千岁的关系,是怎样一种态度”的讯问,广川的回答是:“小笛骂了千岁一顿,然后提出让我娶了千岁,我当时表示不同意,小笛立刻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于是,小笛让我把千岁带到神户去。带到神户去以后没几天,我还是不想娶她,就又把她送回京都。这是大正十四年(1926年)一月的事情。同年二月,小笛对我说:‘你不能这样说话不算数,你要是不娶千岁,你就得马上把她上女中所需要的学费,一次性给我,每月三十日元,―直到毕业的。’我说:‘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她说:‘那你就给五百。’我说‘五百我也拿不出来’,最后讨价还价,说定给她二百五。我给了她二百现金,又用衣服等实物,顶了五十才算了事。”(1927年6月27日,京都地方法院审判记录,见铃木常吉《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第478页)

关于广川与千岁的婚姻问题,小笛在六月上旬曾对婚姻介绍调解所的山崎,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广川对千岁,连个笑脸都没有,就跟不认识她似的,我看着特别生气。他要是真娶了别人,我非找到他家去,把他跟我们娘儿俩的事,告诉他老婆,把他们搅散了。(中略)我还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广川的父母,如果不给我两、三千,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打算请我认识的一个博士,帮我跟广川家谈判。不管怎么说,他把我们娘儿俩,玩儿够了就想跑,门儿也没有!我就是拼上性命,也要跟他斗到底!”(《大阪朝日新闻》七月三日)

广川条太郎虽然跟平松小笛有肉体关系,但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小笛结婚:千岁把他当做哥哥般尊敬和爱慕,他却跟千岁也发生肉体关系,这些在道义上,广川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就算当时的女人结婚生孩子,比现在早得多,那千岁也才十六岁,拿到现在来说,也就是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就连为广川辩护的髙山义三,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广川没有一点儿辩解的余地”。(《八十年的回顾》第97页)

刚才已经说过,平松千岁是平松慎一和平松小笛夫妇,在朝鲜仁川的时候领养的孩子,当年千岁才两岁。正如在朝鲜就,认识小笛母女的木本教信所说:平松千岁是个可怜的孩子。千岁的父亲,患有严重的性病,沦落到养活不了孩子的地步。千岁从小就是一个病弱的身子,虽然聪明伶俐,但性格内向而感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写给朋友的信(也可以叫做遗书)中看到。这些可以从山本禾太郎的小说,和铃木常吉的著作中看到,这里就不再重复,而是介绍一篇千岁写给精华女中的矢野老师的一封信,也是千岁的绝笔。

矢野老师:

首先祝失野老师和其他各位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的心脏病还是没有好转,我感到非常苦恼。

矢野老师和我母亲,都在为我的病担心,给大家添麻烦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请原谅我吧。

最近心脏特别难受,还发低烧,所以,我还想再休息两、三天。又得请假给老师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再次请求老师原谅。

平松千岁

——《大跃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A版

这封信是六月二十二日,千岁请精华女中的同学转交给矢野老师的。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写的信,首先语句是工整的,表达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比起只会写片假名的母亲来,上了精华女中的千岁的表现能力和教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给老师写的这封信,跟给朋友们写的那些信有所不同,给朋友们写的那些信(见山本禾太郎的小说),显得有些琐碎,也更感伤。

平松小笛十五岁就离开自己的家,去别人家当女佣,从小没怎么上过学,但是,她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供着千岁上中学,并且引以为骄傲,也许她将来还指望着千岁养老呢。

但是,正如千岁给老师的这封信里所说的那样,千岁患有严重的心脏辦膜炎,医生和熊野神社附近的算命先生(即小笛遗书中提到的丸太町),都说她活不了多大岁数,这让平松小笛感到非常悲观。关于千岁的病,精华女中的矢野老师和井上老师是这样说的:“平松千岁是个薄命的孩子。入学的时候,就知道她是心脏辦膜炎,校医建议不要做制烈运动,我们平时也很注意。因为有病,千岁缺课较多,成绩自然也不是很好。不过,手工艺课成绩很好,去年是八点四分,今年第一学期是甲。除了手工艺特长以外,其他表现一般,操行良好。因病请假的日子虽然很多,但旷课一次也没有过。”——《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八版

另外,大槻太一郎的证词里说:“今年三、四月间,小笛请她在朝鲜时代,就认识的北百川边的医生,给千岁看病,那个医生说,千岁的病很重。那以后小笛很着急,领着千岁到处看医生,结果使小笛感到非常悲观,她说:‘好不容易把千岁养这么大,要是她的病好不了,我就没什么指望了。’后来小笛带着千岁,去熊野神社附近找算命先生,那个算命先生说什么‘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还叫她去上学,等于杀了她。’小笛听了神情十分沮丧,一直打不起精神。”(见《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第97页)

对千岁的病悲观失望,经济上又拮据的平松小笛,在事件发生前,曾对福田太太说:“我让千岁跟我一起死,可是这孩子不听我的话,到底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要是我的亲生女儿,肯定愿意跟我一起死。”事发前的六月二十五日,小笛让千岁去福田家借钱时,千岁对福田太太说:“我妈一开口就说先把我杀了,然后她也自杀,我害怕。”然后郁郁不乐地回去了。(《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九日)

平松小笛十分喜欢千岁,供她上女中,向周围的人们炫耀……但是,小笛对千岁的这种关爱,并不包括尊重千岁的独立人格,也不去理解千岁的感情,而是把千岁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让千岁以此抵偿她抚养所付出的代价。小笛要把千岁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自私的爱。

小笛和千岁的母女关系很不好。千岁在精华女中的同学蜂须贺佳尾子(千岁的遗书,就是写给她的),曾对《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说:“千岁平时经常说,她母亲怎么怎么不对,说自己的病多么多么严重,说跟母亲怎么怎么合不来,而且非常悲观,总是把死挂在嘴边。”

把周围这些人的证言,综合起来分析一下,就可以弄清楚,从千岁与广川的婚姻问题开始,到惨剧发生这一期间的真相。

关于小笛的性格,她的房东,京都市下京区西洞院的山口说:小笛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广川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法庭上,接受讯问的时候说:小笛“心里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报复心很强”。大槻太一郎说,小笛“感情极易冲动”。

这些评语看起来都很严酷,不过,平松小笛的邻居们,对她的评价也是“就会耍嘴皮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厚颜无耻的女人”。(《大阪朝日新闻》京都滋贺版七月二日A版)

“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说明她像小孩子一样,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耍嘴皮子”,说明她的言行,常常带有夸张的自我显示;“感情极易冲动”、“报复心很强”,说明她一旦碰上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就会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似的愤怒,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另一方面,广川条太郎的性格,正如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而且老实,胆小。千岁的性格是内向而感伤。当时的报纸上报道说,广川跟小笛和千岁的关系是“三角恋爱关系”,其实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私的平松小笛,肆意支配和统治广川和千岁。可以说,“意志薄弱”而老实的广川条太郎,和性格内向的平松千岁,都被小笛控制住了。小笛疏远她唯一的亲生儿子森田友一,是因为友一给小笛提过,希望她跟广川分手的意见,小笛觉得控制不了友一。

广川跟千岁发生肉体关系,自然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个暂且不论,小笛逼着广川跟千岁结婚,是有她的小算盘的。对于小笛来说,比起所谓的“三角恋爱关系”来,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小笛拼命供着千岁上学,为的是老了以后有个依靠,而如果千岁成了大财主家的长子、而且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广川条太郎的媳妇,母女俩就不但在经济上有了保障,身份地位也会大大提高。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谴责小笛的这种打算。成田龙一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东京的年轻人,纷纷成家立业,他们的孩子,因为生在东京,所以把东京当做自己的故乡,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群“故乡丧失者”。二十年代的京都,当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小笛也是个“故乡丧失者”。可以说,她是以“离家出走”的形式,离开故乡的,后辗转至京都落户,是一个很小的、只有母女二人的家,而且户主是平松千岁。为了能在京都生存下去,她做房东、开面馆,结果都失败了。跟亡夫在朝鲜积攒的那点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借钱度日。娘家也好,婆家也好,都没有音讯,没指望得到援手。

事实上,事件发生以后,小笛的亲生父亲——石中仁一还活着,但他拒绝接受小笛的遗体,小笛和千岁的遗体,都是儿子森田友一领走的。小笛是扔下亲生儿子森田友一、离家出走的,所以她觉得友一指望不上。她曾对大槻太一郎说过:“从情理上也不能指望友一”,这就是说,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在经济上援助小笛母女的人,一个也没有。在这一系列的霉运之中,小笛期待着千岁跟广川结婚,将来母女俩都有个依靠,是不应该受到逮责的吧。

但是,“意志薄弱”的广川条太郎,拒绝跟千岁结婚,而且医生又说千岁活不长,小笛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对将来感到悲观失望。当六月二十八日早晨五点半,送广川走出大门以后,终于发生了那个悲惨的结局。这是流入京都的贫弱的都市生活者,特别是单亲家庭,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极易发生的悲剧的一个缩影。

四、关于法医学鉴定的论证

小笛等四人死后,操刀验尸的,是京都帝国大学法医学专家小南又一郎教授。小南教授的结论是:平松小笛乃“被人绞杀后,悬挂于门楣之下,伪装成自杀”。虽然,小南教授后来也说过“如果是他杀的话,当然有凶手是谁的问题,不过那属于别的问题,我说小笛是他杀,并没有说凶手就是广川”(《大阪朝日新闻》1928年12月1日)这样的话,但是,既然他做出了“他杀”的鉴定,即便他没有说凶手是谁,他的鉴定,事实上成了广川条太郎被逮捕,并且被起诉的最有力的证据。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日,一个名叫“洛东大统院”的寺庙,发生了特大火灾,小南又一郎因为成功地对尼姑舜海进行了精神鉴定,是关西地区法医学界的权威。尼姑舜海放火事件,被写入他的著作《法医学与犯罪研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广川条太郎在接受最后一次预审的时候,承认自己看过小酒井不木博士的《杀人论》和小南博士的《法医学与犯罪》,并且对预审法官说,根据这些书里面的知识,小笛也是自杀,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剌。不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到小南教授的著作,已经成了当时的大学生,为了提髙自身修养看的书。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京都地方法院举行的公判中,髙山义三和足立进三郎两位律师,针对小南教授的这个鉴定,在向法庭提交京都帝国大学讲师草苅春逸“关于小笛之死是自杀”的鉴定报告的同时,提出了请新的法医学专家,重新鉴定的申请。审判长批准了高山义三律师的申请,遂命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三田定则、大阪医科大学教授中田笃郎、九州帝国大学教授高山正雄三位教授重新鉴定。

关于三位教授的鉴定报告,铃木常吉在他的著书中,均有介绍,这里不再详述,只说结论:三田教授是自杀说,中田教授和高山教授是他杀说。

平松小笛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法医学上的论争,同年十一月五日,在九州帝国大学举行的、第十二次日本法医学研讨会上,“小笛之死”成为中心议题。小南博士的弟子土井十二,做了题为“关于绳索与勒痕的观察”的演讲,反驳三田定则教授的自杀说。赞同自杀说的草苅春逸,虽然参加了研讨会,但考虑到审判正在进行中,没有立刻提出反论。

十一月九日的第三次公判,检察官仲冢松太郎请求,判处广川条太郎死刑。高山律师和足立律师,立刻展开了无罪辩护。十二月五日,审判长橘川喜三次“根据东京帝国大学三田博士鉴定”,判决广川条太郎无罪。

但是,检察院当即提出上诉。大阪中级帝国法院渡边为三审审判长,又请了两位新的鉴定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石川哲郎,和长崎医科大学教授浅田一,请他们再做鉴定。这两位教授的鉴定结果是相同的:小笛的死因是自杀。两位教授鉴定之后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阪中级帝国法院的公判,最终判处广川条太郎无罪。由于石川和浅田两位教授的鉴定都是自杀,就连公诉方的检察官,都主动提出应该判广川条太郎无罪。

就这样,广川条太郎被无罪释放。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三田定则教授向京都地方法院提交的鉴定报告、有川哲郎和浅田―两位教授,向大阪中级帝国法院提交的鉴定报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三田定则和石川哲郎的鉴定,起的作用更大。根据三田的弟子古畑种基说,三田教授用大量的狗,做过很多缢死和绞杀的实验,对窒息死的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三田教授的鉴定报告,就是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笔者查到的,当年提出过鉴定报告的法医学专家,判决以后的著书中,三田定则著《法医学》《窒息死论》、浅田一著《犯罪鉴定余谈》《自杀还是他杀——小笛事件》,都是拿出一章的篇幅来谈“小笛事件”的。

自杀和他杀的论争焦点,就是平松小笛脖颈上的两道勒痕之间的关系。浅田一教授的《医心放语》,把“他杀说”和“自杀”说两方面的理由,都很清楚地写了出来:“甲学者认为:勒着和服腰带的那道勒痕,没有皮下淤血,而下面那道勒痕,皮下淤血非常严重,遂断定下面那道勒痕为绞杀时留下,绞杀后把尸体挂在了门楣上;乙学者认为:小笛上吊自杀时,把和服腰带勒在了下面那道勒痕处,身体下垂,造成淤血,并因窒息而痉挛。由于小笛的脚顶在榻榻米上,痉挛造成身体往上蹿,使勒着脖颈的和服腰带,勒在上面那道勒痕处。另外,小笛左手背和右小腿,有碰伤造成的淤血,那是因为身体痉挛时,碰在了旁边的纸糊推拉门上。因此,乙学者认为小笛是自杀。‘他杀说’不太容易说明小笛左手背和右小腿的碰伤,是怎样造成的。”不用说,文中的“甲学者”指的是主张“他杀说”的小南又一郎,“乙学者”自然指的是主张“自杀说”的三田定则和浅田一自己。

三田定则的《法医学》是一本专著,内容比较难。三田的见解,跟浅田一的上述见解相同,只不过使用的专门术语比较多。三田的结论是:“如上所述,小笛是由于自缢而死亡,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以说,没有一点怀疑的余地。”

另一方面,直接解剖过小笛的尸体,主张他杀说的小南又一郎,于判决之后的一九三〇年,出版《法医学短篇集》、一九三一年出版《实例法医学与犯罪侦查实话》,他只在《实例法医学与犯罪侦查实话》中,非常简单地提到了“小笛事件”。

“这个案例中,关于某妇人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还是被人绞杀之后,伪装成上吊自杀的问题,由疑问发展成为轰动社会的大事件。当时去现场勘验的人(我也在场),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出是他杀,因此,我们就为搜集他杀的证据,四处奔走,而应该作为反证的,也可能是自杀的证据,我们没有去搜集。不料开庭之后,该妇人也许是自杀的疑问被提起。虽然有他杀的证据,却没有不是自杀的证据,致使他杀的判断也解释不清,最终因证据不足造成公诉方崩溃,只好宣布被告无罪。看了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在犯罪侦查中,只搜集正面的证据还不够,还必须搜集反证的证据。”

这是一种坚决不肯撤回“他杀说”,而又非常微妙的说法。既然坚持他杀说,就应该对自杀说的法医学鉴定,提出反论,可是他又没有这样做。(在小南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有浅田一的《犯罪鉴定余谈》出版)。但是,小南又一郎的一句“我也在场”,等于承认了,在侦查最初阶段,关于“他杀”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做的鉴定。

五、山本禾太郎与《小笛事件》

山本禾太郎,原名山本种太郎,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神户市。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过学。当过学徒,当过工人,也当过神户法院的书记员,还当过一个说唱巡回演出团的顾问。战后曾任海洋测量器具制作所所长。一九二六年参加《新青年》杂志有奖征文,其侦探小说《窗》与梦野久作的小说《海妖之鼓》同时获得了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作为侦探小说作家出道。山本禾太郎跟梦野久作同一年出生,同一年崭露头角,但是现在的知名度不如梦野久作。

《窗》写的是一九一七年的某夜,发生在阪急电车夙川站附近,一个出口贸易商的侄女被杀的事件。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山本禾太郎用小说手法将其再现。这是一篇把检察官的勘验报告、有关人员的审讯记录和鉴定报告,组合在一起构成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篇纪实小说。

山本禾太郎在这篇作品的序言中说:“我记述这个事件时,不想加一点创作性的虚构,因为存在于这个事件中的偶然性,我的想象力,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只把关于这个事件的审讯记录、审判记录和鉴定报告等等组合起来。我想用这种方法,让各位读者了解这个事件的经过。”

写侦探小说,不要“创作性的虚构”,只把犯罪事实原有的分量记录下来,这就是山本禾太郎的文学主张。他的这种文学主张,也见于他的代表作《小笛事件》。他用记录再现事件过程的纪实手法,已经在他的处女作中初露端倪。他把自己的这种小说,称为“犯罪事实小说”,应该跟现在的纪实小说同义吧。

后来,他取材于兵库县内(今姬路市畑区小坂)发生的一起事件的《小坂町事件》和取材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的奥丹大地震之后,发生在京都府的事件的《和服长衬衣》于一九二八年相继发表,都是取材于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侦探小说。这些素材,都是他在神户法院当书记员的时候得到的。

一九二七年发表的《被封锁的鬼屋》,写的是一个走在大街上的男人,被从百货商店的楼顶上掉下来的人砸死以后,男人的妻子状告百货商店的故事。最后由百货大楼的辩护律师,解明了事件的真相。这篇小说跟《窗》《小坂町事件》《和服长衬衣》不一样,是一篇虚构的作品,但是通过辩护律师的眼睛,来叙述故事的实录风格,跟上述作品是共通的。

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跟《小笛事件》有关联的《和服长衬衣》。这篇小说的焦点是:掉进水井里的女人,究竟是投井自尽呢,还是被人杀害以后伪装成自杀。解明这个事件的刑警侦查会议的内容,被山本禾太郎记录了下来,构成小说的主体。

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当一位刑警被问到“您能讲一个把他杀伪装成自杀的例子吗?比如说‘小笛事件’?”的时候,那位刑警回答说:“你胡说什么哪!那是小笛自杀伪装成他杀,现在……”

《和服长衬衣》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号的《新青年》,当时广川还在大阪中级帝国法院受审。从《和服长衬衣》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山本禾太郎其实早就关心“小笛事件”了,还可以了解到,京都地方法院判决之后,京都的刑警们,已经认可了小笛自杀说。

山本禾太郎一九二九年离开《新青年》,一九三二年开始在《神户新闻》和《京都日日新闻》上连载《小笛事件》(单行本1936年由Profile社出版),一九三三年成为在京都创刊的《Profile》杂志的同人作家。一九三七年则在《Profile》杂志上发表其巅峰作《抱茗荷之说》。这篇小说跟从《窗》到《小坂町事件》《和服长衬衣》《小笛事件》的记录主义小说有所不同,具有幻想、怪异的风格。关于这一点,权田万治和山下武,已经在他们的论文里论述了。

《抱茗荷之说》写的是一个叫田所君子的女人,刚懂事的时候,她的父亲被一个跟她的母亲长得完全一样的朝圣者(跟君子的母亲是双胞胎姐妹)毒死,后来,君子跟着母亲回娘家的时候,母亲也跳进池塘自杀了。君子八岁的时候,抚养她长大的祖母去世,君子开始到处流浪。后来她来到一个叫做“孪生子池”的池塘旁边的一户人家(其实就是君子母亲的娘家),当了女用人,最后终于知道了母亲之死的真相。这是一个虚构的、所谓命中注定的故事。

对《抱茗荷之说》,山下武是这样评论的:“飘散着妖气的古色古香的叙事方式,江户时代的通俗绘图小说似的文体,跟山本禾太郎出道以来的写实性风格,形成了巨大反差。

的确,跟《窗》和《小笛事件》的记录主义风格相比,《抱茗荷之说》的风格,可以说是幻想式的,在这里,笔者对权田万治和山下武的说法表示赞同。但是,读了《抱茗荷之说》,比起虚构的所谓“命中注定”的故事来,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的,则是君子在失去了祖母,成为江湖艺人之后的生活。山本禾太郎笔下的君子,恰似丸尾末广的动画作品《少女椿》中的阿绿。

君子一点也不喜欢卖艺这个行当,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也越来越讨厌这种谋生手段了。但比起卖艺更让她反恶的是,一直以来,被她当做父亲称呼的师傅,嗜酒如命,又很粗暴。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师傅经常对她动手动脚。君子就这样忍了十年。之所以能坚持十年,是因为师傅的妻子待君子很好,总是竭尽全力地来保护她。但更重要的是,君子做梦都想重新找到母亲当年死去的地方,把前前后后的原委弄清楚。

这一年,风刚一开始变凉,君子他们的旅程,就又转向南方了。完成了一个月里的第一次演出的那天夜里,或许因为这天的收入,比往常多些,师傅喝的酒也比平时多了,于是,他又对君子动手动脚。君子反抗得很激烈,喝醉了的师傅,拿出一把莱刀乱挥一通,大叫要杀了他。这天夜里,也许是师母实在对师傅多次骚扰君子的行为,看不下去了,终于把君子放走,而且还写了个纸条,让君子带着,去投靠一个住在十几公里外的镇子上的女人。

山本禾太郎参加过一个说唱艺人的巡回演出团,大概亲眼见过、或者亲耳听过不少像君子那样,沦落为江湖艺人的少女的故事。山本禾太郎描写的那些沦落于社会底层的不幸的女人形象,无论是幻想式的《抱茗荷之说》中的江湖艺人君子,还是纪实小说《小笛事件》中的小笛和千岁,都有共通之处。

本来,山本禾太郎《小笛事件》的着力点,在于描写广川条太郎从被冤枉到无罪释放的审判过程,但是,留在读了《小笛事件》的读者心里最深的印象,却是小笛这个人物形象。虽然小笛被作者过分强调为“恶女”,作为一个女性形象,还是被大多数读者认可的。在《小笛事件》这部小说中,山本禾太郎面临的课题,是解明广川条太郎被陷害的经纬,在写作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小笛“恶女”那一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文从开始到第四节,笔者以当时的报纸为中心,利用有关人士的证词、审判记录、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等第一手资料,构成了小笛母女的生活史,原则上没有参照山本禾太郎先生的小说《小笛事件》。因为山本禾太郎把搜集到的资料,都融入了小说的叙事中,并未示明所据。我这样说,不是在贬低山本禾太郎的小说《小笛事件》的价值。尽管是一部纪实小说,《小笛事件》毕竟是小说,当然没有必要像论文那样,一一示明所据。

不过,我在第三节里提到的,千岁把广川当做哥哥尊敬和爱慕这一点,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里没有提到。广川条太郎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多次言及小笛,却只字不提千岁。这似乎叫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也不难理解。广川没有跟千岁结婚的意思,却跟她发生了肉体关系,这一点就是在日记中,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吧?所以关于千岁,广川一直保持沉默。

今后,再想了解实际发生过的“小笛事件”,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山本禾太郎先生的这部《小笛事件》,已经收入了创元推理文库《日本侦探小说全集II〈名作集I〉》,有了很容易入手的课本。《小笛事件》发表前出版的、铃木常吉所著《实际发生的事件(续篇)》,收录了小笛事件的所有第一手资料,卷末附录,还有广川的狱中日记,关于这本书,我想山本禾太郎肯定作为参考文献阅读过。不过,这本书一直没有再版,很难弄到手。本文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份,可以跟《小笛事件》这本小说相比较、相对照的材料。

山下武批评《小笛事件》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是“说唱艺人”的创作,笔者不以为然。《小笛事件》虽然是小说式的叙事手法,但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山本禾太郎所提倡的“犯罪事实小说”,基本上没有作者创作的、所谓“虚构”的成分在里面。山下武揶揄道:“只把事实排列在一起,不能成为小说,还需要一些说唱艺术加以点缀,于是,就有了广川在拘留所的单间牢房里,想到绞刑架下面的踏板一翻,对‘死亡的黑暗’的恐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山本禾太郎关于狱中广川的心理描写,跟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这种揶揄是没有道理的。这里摘录一段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中,广川在监狱里等着判决的时候的心理描写,再摘录一段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供读者对照。两段写的都是广川在观察一群蟑螂的幼虫长大的日子里,心灵得到了慰藉的过程。

这些小蟑螂,成了广川牢狱生活中唯一的朋友。广川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看那些小东西又长大了没有,否则连饭都吃不下去。在这些小东西身上,寄托着广川条太郎的理想。

小蟑螂一天天长大,长大以后就去独立生活,巢穴里的小蟑螂越来越少。有跟自己同住一室的生物,哪怕是些蟑螂,对广川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和快乐。

——山本禾太郎《小笛事件》

“这些小蟑螂,是我的牢狱生活中,唯一的朋友。我跟它们住在一起,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看看那些小东西又长大了没有,否则连饭都吃不下去。在这些小东西身上,寄托着我的理想。(中略)有跟我同住一室的生物,哪怕是些蟑螂,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和快乐。我由衷地感谢这些小蟑螂,不禁对它们产生了无眼的爱抚和怜烟之情。”

——广川条太郎的狱中日记

山下武揶掄禾太郎的《小笛事件》,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无非说明他在写论文之前,没有充分地查阅资料。

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是一部详细地调查了冤案的原委,用审判记录等构成的、再现了与事件有关的真实人物的历史纪实小说,于战前开一代先河。岛田庄司的《秋好事件》、佐野真一的《东电上班女郎被杀事件》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小笛事件》的影响,《小笛事件》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译自京都橘大学女性历史文化研究所——《京都女性史》(思文阁2002年10月出版)笫147-182页,作者系日本历史学家、京都橘大学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