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时已是年底，国内的局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冯系大将李鸣钟指挥以张之江一军为主力的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冯玉祥向执政府保荐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举引起李鸣钟的高度不满，联络了冯部的几员大将，向冯玉祥表示，天津是他们打下来的，国民二军、三军并无功劳，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了国民三军的孙岳？

　　但冯玉祥有冯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张作霖与“十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都以他为假想敌，形势孤单，需要笼络孙岳；第二、李景林虽然失败，但实力仍在，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后，定会回师反扑，那时孙岳不得不打头阵，自己则可相机行事，进退不受牵制。好在他驾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说一声：“我辞职，你们看谁来干？”大家便都让步了。

　　就在这扰攘不安之际，有个新闻人物到了北京，这个人就是为段祺瑞极端赏识与尊重的徐树铮。

　　段祺瑞由于黄膺白不考虑后果而鲁莽发动的“首都革命”，因缘时会，得以复起执政；但整个北京都在冯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树铮的个性，与冯玉祥决难相处；而且冯玉祥的嫡亲舅舅，曾任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外号“陆屠夫”的陆建章，曾因拥护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原因，于民国七年夏天，在天津为徐树铮所杀。有此一段深仇，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所以段祺瑞不但不愿意找他来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给了他一个“考察日本及各国政治专使”的名义，厚给旅费，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考察团，促他出洋。

　　徐树铮在这一年中，遍游欧美，声华甚盛；所至各国，往往由元首及当政者接见，尤其是在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密谈至两小时之久，即有传闻，说徐树铮已代表段祺瑞与墨索里尼达成了一个军火借款的协议。

　　当郭松龄发动奉变时，徐树铮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欢迎，孙传芳并特地到上海去看他，并相偕至南通访晤张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酝酿一个极大的变化。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电上海，叮嘱徐树铮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张作霖正在酝酿入关，而奉军跟徐树铮过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这一去，在奉张是个刺激，会加深猜疑，于大局有害无益。

　　但徐树铮认为考察回国理当回京复命；同时自以为是在北洋军人中唯一具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之一，没有人敢对他有何不利的行动，因此还是不顾一切地摒挡北行。

　　他是带着随员，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败逃入租界，而郭松龄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为他向英国领事馆借了一辆汽车，直驶北京。谒见段祺瑞时，相对而跪，抱头痛哭；这一副眼泪是哭国事，还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

　　其时冯玉祥已决定要杀徐树铮了。“替舅舅报仇”自然是主要的动机；但亦不无忌惮徐树铮果真获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而得势，中国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与他的亲共的国际政治路线，发生严重的冲突，宜乎先发制人的因素在内。

　　这个任务，冯玉祥交了给他的心腹鹿钟麟。鹿钟麟是北京卫戍总司令，要杀徐树铮很容易，问题是何以善其后？他追随冯玉祥多年，深知冯玉祥；徐树铮一死，他决不肯承认是为了“替舅舅报仇”；那一来所有的责任都会落在鹿钟麟双肩。因此行事十分谨慎，在专线的军用电话上跟冯玉祥谈了好几次，始终谈不出一个能不落任何把柄痕迹的妥当办法，因而拖了下来。

　　到了十二月甘九日，消息越来越坏，冯玉祥以外，奉张积极向山海关的魏益三进攻，魏部已有不支的模样，徐树铮认为亦以走避为宜，因此这天下午决定出京，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预定夜间九时离京。

　　就在离京之前，收到段祺瑞派急足送来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不知何人笔迹的字条，上面八个大字：“树铮不可行，行必死。”据说是在段祺瑞书桌上发现的，特地送来告警。

　　徐树铮付之一笑，照原定时间，带了随员上车。北京到天津二百四十华里，普通车三小时可到。过站不停的专车，只须两小时，但因兵车壅塞，每站必停。随员们心里恐慌，不断下车去催；冯玉祥的运输司令，一名撤职的师长许祥云，不断接到驻各站的联络参谋报告，感到难于应付，想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打了个电话给张之江，请张之江给尚在途中的徐树铮去一个电话，说明兵车拥挤，路线调度不开，以致耽误专车的行程，请徐树铮原谅。

　　冯玉祥要杀徐树铮，并命鹿钟麟主持其事，张之江是知道的；他是基督徒，为人亦比较忠厚老实，不知道鹿钟麟明知徐树铮已经出京，而并无行动，原是解患于无形的一种手法。只当徐树铮是私下逃出北京，所以很诧异地说：“咦！鹿总司令怎么没有来电话？等我问一问再说。”

　　一个电话打到北京卫戍总部，鹿钟麟知道事情坏了；以冯玉祥治军之严，他不敢暗示张之江装糊涂，容徐树铮过关，只慢吞吞地答说：“小徐出京，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正要向督办报告。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拖延专车的前进，等我跟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我再转告你。”

　　过了个把钟头鹿钟麟的回音来了，“督办要我转告你，等小徐的专车一到廊坊，要你即刻把他毙了，并请你连夜派人到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会派专人到你司令部，跟你商办一切善后。”

　　张之江一听，大惊失色，嘴里不断吸气：“这么办，不妥当吧？”他说：“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呢！”

　　“这是督办的命令，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是督办的命令，当然只有服从。不过，督办要派人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交来人带来；一切请来人主持办理，我尽力协助他就是。”

　　鹿钟麟答应着，将电话挂断。张之江便派他的参谋长张钺到廊坊车站等候；到了一点钟左右，专车进站，张钺进入卧车，推开车门，只见徐树铮穿着睡袍，坐在床沿上抽烟看书，便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双手捧上一张张之江的名片。

　　“报告专使，我们都统正好有事，不能来迎接；特为派我来请专使，到司令部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

　　“不啰！天太晚了，我不去打搅啦。请你替我谢谢你们都统。”

　　“是。”张钺又行了个礼，退了出来。

　　预先想好的步骤，软的不行来硬的，一名少校军官接着上了车，傲然说道：“我们都统有事跟你商量，请你马上下车，跟我到司令部走一趟。”

　　见此光景，徐树铮料知不妙，但仍旧很沉着地说：“那一定是冯先生有电报给你们都统了。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电报，到底怎么说的？是不是弄错了？”

　　那少校军官不再多说，向外一招手，立刻就有十几名士兵，持着长枪走了过来，在少校指挥之下，将徐树铮架起就走。

　　“慢点！让我穿好衣服。”

　　“没有那么多废话！走！”

　　于是只穿了一件睡袍的徐树铮，在雪里被押上一辆卡车，疾驰到张之江的设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司令部，关在一座仓库中；六名随员则关在马棚里；另有从英国公使馆借来摆样子的十七名卫兵，被软禁在车厢中，另作处置。

　　到了上午八点钟，来了一辆破汽车；车一停，后座钻出来一个穿少将制服的大麻子；麻子粒粒发红，气急败坏地嚷着：“小徐呢？小徐押在哪儿？”

　　此人就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特地将他从天津英租界接了来，跟徐树铮还是日本士官的同班同学，一直叫他“小徐”。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惊动了张之江。

　　“你先别急！”张之江将他拉进屋子，安抚他说：“这回朗公的仇，一定可以报。人已经押起来了，跑不了的。”陆建章字朗齐，所以张之江称之为“朗公”。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个小子！”陆承武仍旧在吵：“人呢？”

　　“不！不！”张之江硬推着他坐了下来，“冯先生已经派人下来了。现在徐树铮的几个随员在会议室，你先跟他们说几句话；等冯先生的人一到，再去办徐树铮的问题。”

　　于是陆承武被领到会议室，对着徐树铮的随员大声吼：“小徐这个小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今天要宰了他，剜他的心，给先父报仇。”

　　陆承武破口大骂了一阵，为人劝走。徐树铮的随员被困在会议室中，等待凶信；但心情非度日如年，而是越等越觉得有希望，窃窃私议，有的说，冯玉祥可能还不敢擅杀大员；有的猜测，段祺瑞可能已得到消息，出面在干预了。

　　这样等到下午四点钟，希望断绝；冯玉祥所派的一个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的军法官，是当过王宠惠内阁司法总长的徐谦的侄子，从张家口坐火车到了廊坊，一见张之江，交出冯玉祥的手令；然后将陆承武找了来，三人密谈片刻以后，张之江派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着陆、徐二人，去执行了冯玉祥的命令。接着，张之江的副官长，到会议室宣布：“徐树铮是陆建章的儿了陆承武所杀，冤冤相报，不与诸位相干；我们都统力保，释放各位。不过大家要具一份切结，打手印、罚咒，不会泄漏真相。否则诸位全家性命难保。”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办完手续，还照了一张相；然后领了短程的火车票钱，各奔前程。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两条新闻，一条是陆承武发表通电，手刃徐树铮为父报仇；一条是冯玉祥打给段祺瑞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途为匪人劫害，死状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但段祺瑞毫无作为，因为在他内心相信这是因果报应；而就他执政的立场来说，“褒恤”便须“惩凶”，凶手已由陆承武自己承认，明言为父报仇，如果查办的话，抖出当年徐树铮枪杀陆建章的经过，试问又该当何罪？因此，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

　　徐树铮的尸首，是张之江的卫生处长苦苦哀求，说他是徐树铮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请求殓葬。张之江要他出具切结，说明徐树铮为陆承武复仇所杀，始准所请。此人本名段大洪，但投效国民军时，不知为何，改了姓洪。

　　徐树铮的尸首，盛殓后由他一名卫士，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痛哭之余，买了一口极好的桶木棺材，重新盛殓。少不得也要开追悼会，挽联无数，而最受人注目的，是徐世昌所送的一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

　　这副挽联稀松平常，词既不工，情亦不切，而所以受人注目的缘故是，陆建章为徐树铮所杀；开吊时，徐世昌送的就是这副挽联。以挽陆之联挽徐，显然他亦认为这是因果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