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春天，向来是从“杨胡子”生长的那一刻开始的。

“杨胡子”是什么东西？

“杨胡子”是京城人对杨树在初春时节所生长出来的一种花絮的称谓。

在南方，这种东西也叫做“杨花”。

之所以京城的老百姓会把它冠以“杨胡子”的称谓。

完全是因为杨树长出来的花，毛茸茸的泛青、成串儿，像极了老头儿胡须之故。

而且很明显，就通过两地不同的称谓，便可以体现出南方北方对此物泾渭分明的观感与态度。

南方人大约比较浪漫。

注重的是这东西的诗意，喜欢杨絮纷飞如大雪漫天的美感。

京城人却比较务实。

情感上多是恨这东西生出的白毛，会无孔不入、深入浅出地乱飞。

这并不奇怪，因为京城的春季是多风的，而且风还很大。

能刮得飞沙走石，让人发如乱草，睁不开眼。

所以到时候你就看吧，京城的大街小巷，天上地下，晾晒衣服上、被褥上，水里菜里……哪儿哪儿都会是杨絮。

这东西会挡住人们视觉，让人们看前面斑驳陆离、眼花撩乱。

这玩意能钻进人们鼻孔，会让人们骚痒难耐、喷嚏连天。

当它被人吸进咽喉里，又会导致咳嗽不断，伤肺又伤呼吸道。

一旦当它飞进领内或袖里，人们皮肉也便没了安稳舒适之所，只能频繁的挠痒痒。

但这仍不算完，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东西还有衍生火灾的风险哪。

如果有人愿意去查查京城消防每年有关这块记录，那绝对会是触目惊心的感受！

总之，“杨胡子”这可恶的家伙借助风力散播的杨絮，简直就像无赖一样。

既打不走也骂不跑，黏黏糊糊、腻腻歪歪。

给京城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太多的不快与不便。

不过说起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从1980年3月份到5月份，这个正在闹“杨胡子”的京城，社会状况竟然也神似一样的应季。

真就像杨絮漫天似的，既有那么一点的浪漫，也有扯不清的纠缠，理还乱的困扰。

浪漫主要充斥在大学校园之中，或是说发生在年轻人群体之间。

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年轻人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身心都处于急剧转变观念的潮流之中，对生活和未来开始拥有多元化的思考和渴望。

二是许多人因为历史的原因耽误了时间，如今都面临着成家立业的需要。

所以对他们来说，除了已经蔚然成风的诗歌热、文学热、外语热、电影热、跳舞热、邓丽君热以外。

顺理成章热起来的，还有谈恋爱这件事。

于是有心人开始发现，高等学府已经不再是纯粹钻研学问的严肃场所，公园角落里一男一女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在年轻人中间，不但诞生出一个用来形容人的新词儿——“很开放”。

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之间，那原本遥远、隔阂的界限，也正在借助一种较为委婉的亲近方式开始拉进。

要知道，当时搞对象的人，非常保守，可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明目张胆的拉手、搂抱。

但肩并肩漫步的过程里，他们的手臂却往往会紧靠在一起，而且都会向后背着。

这样做，便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亲近，以体现出俩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来。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民间智慧的创新应用。

只是与渴望变化的年轻人完全不同。

这个时期，其他群体却几乎都在因为身边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感到焦虑不安。

比如国家的上层，就正在为我们人口爆炸的趋势忧虑重重。

为了阻止2000年我国人口超过十四亿成为现实。

这段时间中，相关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们持续不断的召开人口座谈会。

来论证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可行，以及确定相关尺度。

另外，由于“伟人”在这段时间发表讲话，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购房。

以及“外汇兑换券”作为购买力超然的第二货币，在我国开始正式流通。

也让长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资配给制上占有优势的一些阶层，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所适从。

还有文艺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时的李谷依，正因为演唱了一首《三峡传说》的主题曲《乡恋》，而饱受业界的批评和质疑。

与喜欢她歌曲的众多普通观众不同，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她所擅长的抒情演唱方式不健康，格调低劣。

但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她好歌太多，名声太大，太受观众的喜爱吗，所以枪打出头鸟罢了。

谁让《歌曲》杂志评选出的那十五首听众喜爱的歌里，她一个人就占了四个呢？

不打她打谁？

就连社会最基层也无法幸免。

在工作里，国有大中型企业显得步履蹒跚，沉疴难愈。

不为别的，十年来，有不少工人们养成了偷奸耍滑的习性。

都变成了善于怠工，吃大锅饭倍儿香的滑头。

偏偏由于体制的限制，企业领导无权对这些工人实行实质性的经济处罚。

于是在干活全凭自觉的环境下，这些落后份子，仍旧我行我素。

并且对上级领导毫无尊重和忌惮之心。

每天不是乐此不疲的装病、打牌，就是嘲笑领导与那些好好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这就导致，一些老鼠屎坏了整锅粥。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

不但让渴望恢复旧日荣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让国营企业人浮于事，越来越丧失活力。

而在生活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由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所引发的不便，以及由价格体系动摇传来的震荡。

毫无疑问，城市人口暴涨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结果。

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几十万人的速度，容纳这些从异地归家的青壮年。

京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属于这个群体，因此没有人能够抱怨。

就拿扇儿胡同2号院来说吧。

继宁卫民之后，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米家的大闺女米晓冉。

也都在这个春季回到了家里，把户口都迁回了京城。

于是，不但工作岗位的缺口越来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业青年”的雅号。

京城的市政体系和服务业也深陷在超负荷运转之中。

无论坐公共汽车、上街买东西，澡堂子洗澡，洗发店里理发，照相馆照相，还是饭馆里吃饭。

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全都变成了困难重重之事。

以宁卫民的家门口儿来看，无论前门大街、大栅栏、鲜鱼口、还是打磨厂。

作为京城的闹市区，几乎从早到晚的人满为患。

而八大员们的工作态度，当然因此变得更加粗暴和恶劣。

本来还算可以的社会秩序也因为无所事事的青壮年越来越多，变得重新混乱起来。

在京城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干仗的情况。

偏偏就在这个时期，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开始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