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月，细雨连绵，乍暖还寒。

什邡县城外，被湔水和石亭江蜿蜒而过的郊野，两岸草烟低。

哀切婉转的子规啼，声声催绿了山峦林木，提醒着又是一年春耕至。

阡陌纵横中，随处可见青壮扬鞭扶犁，吆喝着耕牛将土壤翻整。年迈老丈与农妇躬腰于秧苗青青中，呵护着今岁果腹的希望。

许多垂髫小儿，一点都不畏惧春水寒。

光着脚丫，时而在如烟如雾的田坎上挖野菜，时而跳进小水洼里摸泥鳅。让衣裳和脸蛋涂满了泥浆的同时，也将嬉闹欢笑声播种在人们的心田中。

此时已是建兴二年，公元224年。

拜丞相诸葛亮闭关息民、督促州郡务农殖谷所赐，让昔日夷陵之战大败的愁云和先帝刘备大行的满城缟素，已随着时光流逝被人们悄悄尘封在记忆里。

丰饶的巴蜀，再度焕发了生机。

隐于桑树林里的郑家别园，小溪潺潺处，郑璞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一手支颐，一只手扶着鱼竿垂钓。

远远望去，似是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雅兴。

往近了瞧，却见他正眉心微蹙，星目半阖，满脸若有所思。

这种场景对郑家别园的人们而言，已见怪不怪。

所有人都知道，郑家二郎自从除服斩衰后，性情就转为淡雅，不复往日轻佻，尤喜独处静思。

事实上，却是因为他的灵魂来自一千多年后。

魂穿的时间，正是一年多前的那场大病。

历经了初来乍到时有过惊奇、恐慌以及无所适从，安抚了自己既来之则安之和弄清楚今夕是何年后，他便对未来有些踌躇。

倒不是担忧什邡郑家的安危。

兄长郑彦试守梓潼郡汉德县令以来，勤政公允，吏民皆爱之，官声甚佳。只需持之以恒，未来官至两千石，传承郑家的官宦门第易如反掌。

亦不是忧虑日后的温饱。

郑家世居蜀中，耕读传家，是什邡县的大户，家中产业颇丰。

哪怕是郑度生前让长子出继亡兄，将郑家产业分治，属于郑璞的良田也有数顷、桑树数百株和仆从佃客百余人，且有母家代为行逐商贾之利，堪称内有馀帛外有赢财。

真正让他拿不定主意的，是明知历史轨迹之下，该如何抉择自己的未来。

作为后世的灵魂，历经了泱泱中华数千年文明传承的熏陶，知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王朝更迭规律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三国鼎立也好，三家归晋也罢，认知里习惯了去接受这是历史洪流的大势所趋，是盖棺定论的结局。

所有的一切，都已无改变或者扭曲的可能。

不管是仰慕魏武鞭挞宇内的风采，还是敬佩先主终不为人下的坚韧，亦或者好奇“生子当如孙仲谋”和“孙十万”的完美转变。从骨子里就习惯了，将这些历史古人当成一种谈资，仅供茶余饭后做嬉笑怒骂的真性情。

但如今，身份忽然转变为这段历史“参与者”，心理难免会产生落差。

亦或者说，跃跃欲试的瞻前顾后。

男儿心中自有英雄梦。

郑璞也向往过在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里，当一个扭转乾坤的英雄。

比如倚仗出身士族的门第和先父名声的帮衬走上仕途，以多出一千多年的见识为蜀国光复汉室奋争，冀望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只是理智也提醒着他，一个很骨感的事实。

蜀汉灭亡的最大缘由，是天下三足鼎立后，曹魏独占七分的国力碾压。

堪称全才的诸葛亮都无法做到优劣逆转；他前世不过是一个为碎银几两终日奔波的普通人，单凭对历史轨迹熟悉，就能让奇迹诞生吗？

或许，一厢情愿，只是换来螳臂挡车的笑谈罢了！

而如果选择冷眼旁观历史进展，则是未来可期。

譬如学他先父郑度那样，隐居不理世俗，赡寡母之老、养幼妹之羸，皓首求经做学问以养名望，随波逐流到蜀灭入魏的时候，或许能让门第在九品中正制里被划分为中品。

若是觉得生活乏味，或可盛邀佳朋满坐、高山流水遇知音；或可书房青灯长卷、笔墨吞吐天下事；或可院落花鸟虫鱼、一蓑烟雨任平生。游山水之乐，贪口腹之欲，弄丝竹之音，再用家中财物多买几个蛾眉皓齿的小丫鬟，红袖添香夜读书。

上可为门第添誉，中可全孝悌之义，下可享悠哉人生；虽庸庸碌碌，亦可逢人便负手昂首向天，道貌岸然道一声“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可贵，尽显隐士风流。

如此生活，岂不美哉！

同为炎黄子孙，又何苦去为了一段历史尘埃里的正统之争，成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间惨剧的帮凶？

事实上，在去岁得知先主刘备大行的消息时，郑璞心中就倾向于选择小富即安当咸鱼的那条路。

在他前世读史时，就觉得三国这段历史的精彩绝伦之处，在于魏武、先主、孙策、荀彧、周瑜、关羽、诸葛武侯等人谱写的荡气回肠。

而如今，诸多枭雄人杰俱往矣！

若再后十年，待诸葛武侯遗恨五丈原，剩下的三国史虽也英豪辈出，却已无心情再看。

不仅因珠玉在前。

更因为后三国那段历史，是一场可预见结局的拉锯战。

郑璞暗自思量过，自己如今年十九，依照仕途惯例从小吏做起，算算从位卑言轻熬资历到有资格对政务军伐出谋划策的时间，或许那时候诸葛丞相就已故去了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诸葛丞相的蜀汉，光复汉室几乎成为了奢望！

不仅是人才凋零和国力疲敝。

更因为后继者如蒋琬、费祎和姜维等人，都没有诸葛丞相一言九鼎的威望！

比如蒋琬开府主政时期，制定了出兵夺回东三郡开辟荆州战场、和吴国相互呼应的战略，但朝廷上下普遍持有反对意见，至死都没有执行。

费祎主政时（董允为副），则是倾向于与民休息，每次北伐的兵力仅万余人。

而待姜维继任大将军后，蜀汉内部反对北伐的声音更加激烈。

如张翼就屡次在朝会中于姜维争辩，如谯周更是连鼓噪蜀国当接受天命的《仇国论》都做出来了。

因为从先主刘备定蜀开始，看似齐心协力的蜀汉，一直暗流汹涌。

其根源，正是外来士人与益州本土豪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这点，要从构成蜀汉政权的四股势力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