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正说着，随着由远至近不断增强的警笛呼啸，有一辆出租车在路中央压着双黄线，以明显超出限速的速度疾驰而来！

“就是那辆车！”

就在我喊出口的一瞬间，闷油瓶已经松开了手刹，看准没有车的空档直接冲出去压白线变道加速，看后面出租车快要追上的刹那，在第二车道上突然转弯，呈四十五度角紧贴着出租车减速，同时一直高鸣喇叭，提醒对面车辆避让，一直把出租车逼停在逆向车道的人行道上才算完。

出租车司机大概这辈子也没遇见过这架势，一时也想不到急刹车然后后退避开的法子，危急关头为避开我们的车，只好紧急左打轮，结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车被闷油瓶带着，最终卡在死胡同里。

而就在他冲出去的时候，我早已解开安全带，在车还没停稳时，借着车子转弯的离心力打开车门跳了下去。这时，唯一还能打开门的只有副驾驶，里面的人正想跳车逃跑，被我一脚踹在车门上又摔了回去。

尘埃落定，我掏出证件在窗户外面晃了晃，抱着臂踩着车门等支援过来。

三个嫌疑人被从车里拎出来之后，汪局才慢悠悠从指挥车上下来。我对他打了个招呼，他拍拍我肩膀，然后看了看“车祸”现场，连声道：“在局里总听三省说你脑子好，但对战差些，没想到你车技还不错，就这一招，有陆军的风范！”

我心道您还见过陆军开车？坐办公室里在电视上看的吧。当然我还记得闷油瓶在车上让我保密的态度，只能硬着头皮把这几句称赞接下来。

最终我没有和他们一同离开，而是和几个萧山的同志一起等着拖车来，因为金杯停的角度实在是太刁钻了，如果出租车不挪开，驾驶室的门是打不开的。可我又刚刚跟汪局说过谎，要是这时表现出进不去驾驶座，那就好笑了。

出租车被拖车拉走后，我打开驾驶室的门，这才发现，娘的，那小子又没了。

看看现场，我大概能推测出，他是趁我们的注意力都在目标车上时，从驾驶室翻到后面，然后从右侧拉门下车，借助车身本来的高度和人们的心理盲区离开了现场。

可是他跑什么呢？怕我找他赔钱？我心里的疑惑又多了一点。

再看这车，左侧撞凹了一块，前车灯就差那么几毫米就蹭上路边护栏了。我长叹了口气，算着自己的库存，心道，我还没说让你赔钱呢，这就吓跑了？

不过，经过这一役，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定论，那就是，这闷油瓶要么是给公家开车的，要么是开公车的——开惯了私家车谁他妈舍得这么撞！

第二十六章

即便得到汪局“修车费用全额报销”的保证，急着赶回局里开会的我也没有空余功夫把车送去修。

返程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旅程，自打我把车开上马路，就觉得交警同袍们一直在盯着我。我心道都是工伤，着便装也算是工伤。

第二天我和胖子就启程去了余杭。之前说过了，我们组又接了个电信诈骗案，只是与我一直在记录的这个案件关系不大，因此不再赘述。

但我还是要占用字数给大家汇报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不想给你们一种除了手头案子之外，我们没有事情可做，天天都闲着，跟行政部门一样喝茶看报磕瓜子的感觉。何况这个案子进展还很慢。

不管怎么说，警察的形象毕竟是我们自己败光的，扭转形象还是要靠自己。你看我天天提到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因为局里确实没有几个顶得上的，因此每个人手头都差不多有两三个案子压着，脑子里要是没有个2G内存、四核处理器，CPU都转不起来。

不过，即便我们出门接另外的案子，这边关于被害人与湖北方面联系的调查也没有中止。

从邮局拿到的三张汇款单复印件上可以看出，汇款人一栏统一写的是湖北省武汉市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局，出单号也是统一业务单号。

但当潘子联系他们时，办公室与业务部门互相推来推去，都答复说不知情，只说可能是工资福利与退休处的事情，让我们联系他们。由于我们没有说明是怎样的案子，他们这种态度我们也只好表示理解。

反正等出差取证批复一下来，潘子杀过去的时候他们肯定就傻了。

至于汇款单与工资福利处的关系，我们也从另外一路着手，在湖北省人事厅官方网站的政务公开栏中，查到了近年来湖北关于工资标准的红头文，很快就验证了汇款的来源。

在有汇款记录的这四年来，湖北省曾经两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08年的时候，根据地区划分为三档，分别为：700,520和450；2011年12月第一次提高，分别提高到1100，900和750；而后是去年9月份第二次提高，最终调整为今天的1300、1020和900三档。

而这数值恰好与邮局提供的汇款记录上的金额变化相吻合。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这个李四地是什么人？他与湖北有什么交集？为何他的人事档案中没有任何在湖北的任职记录，武汉市人事局却不间断地给他以最低工资的的标准汇款呢？

在与组里通电话时，组员的口气里透露出找到突破口的兴奋，我却隐秘地感觉到一种不安。因为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你想想看，一个横贯四省——啊不现在是五省了——的凶杀案，从吉林到山西到四川到青海再返回浙江，五个省并不接壤甚至相隔甚远，结果案件的突破口居然出现在了第六个省——湖北。

可以说是取了个平均值吗？借用胖子的话来说，也就是中国能满足这地理跨度。这案子要是照搬到日本去，不仅得出国，还不得出了海疆啊？

为此我心里总有种不安，直觉这不会是个简单的案子。有天晚上我把自己的担忧表述给胖子时，他说道：“凭直觉，胖爷也觉得这里面水深得很，不是你我这种小小鱼小小虾能游过去的，所以干脆就别想。”

等所有事有了一个终结之后再回头想他的话，我倒佩服他那和体型般配的心大了。有些事情，不知道是一种幸福，这确实是一句只有知道太多的人才能说出口的感慨。

当我一度深陷在案子发展后来某种求不得的痛苦中时，也曾抱怨过，那时候，我怎么就没有多想想呢？

现在心平气和记录下这些事情的我，倒可以为当时的自己开脱，平心而论，这是我任职以来碰到的最为复杂的系列案件，且不论其跨及的地域之广、涉及的部门之繁，单说那深陷其中的三代人的纠葛，就令我心力交瘁。

而它的结果也证明，无论好坏都不是我能够控制，或者说倾一个人之力能挽回的，即便那时候思考深入一些，也无法避免后来万劫不复滑入的深渊。毕竟每个时段有每个时段要愁的事情，而那时候，我多余的CPU空间都贡献给闷油瓶的身份了吧。

在余杭的时候，我还抽手联系了一下市里统一调度中心，结果接警记录里依然没有类似的报案。联系网监部门的沈琼，得知在网上也没有类似信息，而且由于没有了后续，微博里的热度没几天就被新的话题取代了。

闷油瓶的身份比李四地的还难搞，因为我不可能放开去查，至少不能在他从老痒宾馆跳窗逃离后，一步步调取附近的监控看。

单从最近几次见面得到的信息看，他会开车，而且技术不错，但没见他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身份证件，本市也没有接到家人报警，总不能是从外省市沿高速走过来的吧。

问他本人不可能得到什么了，我已经深有自知之明地放弃了这条路。失忆这种借口吧，如果不是出现在某些矫情也可以的场合里——当然这里不包括面对一个警察——基本上它只包含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因为我是不会回答你的”。

因此关于他的来历我也只好脑补，这几乎成了我在余杭晚上少有的乐子，比方说联想他身上有伤，或许是家里人联合杀他，然后弃尸郊外，以为他死了就放心了？那他怎么还装失忆呢，不应该赶紧杀回去——不是，是报警吗？

多方便啊，我就戳他旁边，一天三遍的问，上赶着一样。说起来之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我也不这样，可能是最近受群众路线教育得改头换面了。

要么是情杀？为了庇护爱人所以选择不报警，还在原地默默等候爱人回心转意？

不对，他那样子挺精明，不像那么蠢啊——哎呀，我纯洁的思路这几年快被胖子带沟里去了

但是，汪局那天无心的一句“陆军水平”触动了我。虽然闷油瓶全身上下并无一丝军人的气场，比如他那肤色、性格和散漫的做派，但身架体格和本事是有那么点意思的。

常说军警一家亲，但实际上没有那么亲，甚至关系还很不好。

就我的立场看来，警察还是比较处于劣势的。警察办案如果涉及军方的资料，若非重案大案，再没点门路关系，那是求祖宗也要不出来的；而各个地方军人犯点小错误，比如随意停放军车、酒吧砸场子之类，警察也是能大事化小就化小的，毕竟谁也不想看到自己在的派出所被砸。

最让警察心里添堵的，还是保险和死伤后的抚恤。

据喝酒后听潘子白话，自部队提高军人伤亡待遇后，可以说他们身上是有三重保险的，并且12年还专门颁布了《军人保险法》。基本上，一名因公牺牲的排长或战士的抚恤标准，至少在150万元以上。

而我们警察呢？除了各个地区自己给上的公费医疗和团体意外险之外，很少有保险公司满面笑容愿意接受我们投保的。因为在保险公司看来，我们属于第五类高风险职业，要交比普通人贵3－4倍的保费，同时还需要修改条款以缩减保障范围，这才能给我们投保。

因此，民警因公伤亡待遇明显偏低，有时甚至比辅警还低，因为他们算是企业职工。打个比方，假如一位在编民警和一名辅警在执行任务中同时牺牲，享受企业职工保险待遇的辅警的抚恤可达40余万元；而民警的抚恤待遇仅为本人生前工资的20倍，加上公安部特别补助金10万元及省公安厅补助6万元。

更别说大奎那样的防暴警察更惨，因为保险公司对他们拒保。所以，即使看见大奎努力在三叔和其他领导面前卖好，我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不过话又说回来，军人不都是子弟兵吗？像闷油瓶这么高冷真的好吗？

或者在我所不熟知的军营文化里，大家是这么理解的：要是一个战士有闷油瓶这么个长相，再不高冷一点的话，就是个捡肥皂的命吧。

第二十七章

在余杭呆了不到四天，等他们开始着手布控抓捕，我们就回来了，正好赶上给即将远赴湖北的潘子饯行。

不过，当然了，说是饯行，也不过是中午在食堂点两个小炒，毕竟一个出差也没人当回事。

本来说好三叔也会来，我们还等着他付账呢。结果快到中午时，他被郑局一个电话叫走，见领导去了。于是饭桌上就剩下我们老几位。

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几个年龄性格差异挺大的能凑在一起，这事情说起来还挺神奇的。

警局内部就像其它各类行政机关一样，即便是相同部门，内部也会形成各型各式的小团体。比如一般内勤、宣传等部门的妹子们会坐一桌；而老爷们数量太多，就复杂了，基本上外地内地有别，然后当官的和下属不一起坐，再来是喝酒不喝酒的分开，最后已婚未婚还要分一档。

刑侦队里我们几个情况都挺特殊——胖子小花潘子我都是外地的，都单身，然后还都混得不错——以至于我们基本上融不进去现有的小团体。理由很简单，我们晒政绩或者分享路边看到的妹子照片时他们只能眼红，而他们聊的那些奶粉尿布什么的我们也不想听。

人来齐了后，四个人互相问了问手头的案子，不失时机地倒几句苦水，说来说去话题又绕回到了共同的案子上。

像这样成立专案组，投入很多人力去调查的案子，能掌握全部信息的只有直接负责人，也就是三叔或者小花级别的，其他探员手中的线索多少都会有些断层。

若是最底层的警员倒不用在意什么，就像蚁群中的工蚁一样，执行上级交派的任务即可。但像我和胖子这种直接参与破案，却又不能掌握全部信息的中层人员就很苦逼了，再加上我们还为别的案子离开了一段时间，从潘子口中套点话出来就成了当务之急。

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武汉人事局方面给出的回答一律是不知情。等接到武汉公安方面的初步交涉后，那边才稍微松了口，承认说他们工资福利与退休处的一位职员，曾接受一位局长所托做这个事情。

但当问及汇款理由，以及是否有被害人相关人事资料的问题时，人事局方面给出的答案还是不知情。

而武汉公安联系交付任务的那位副局长时，也被对方告知是受人之托，只是帮忙给指定人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第三等出一笔生活费，对接受汇款的人不甚了解。但是从他处得知，托付他办事的是当年武汉市公安局的二把手。

“然后呢？哪位二把手呢？”胖子扒拉着盘子里的肉，追问道。

我听潘子说得这般曲折，心里早有了不好的预感，心说没准又是死胡同。就听潘子道：“嗐，别提了！这不是年前整治裸官嘛，那局长也在名单上，没想到他女儿争气，趁澳大利业还能搞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