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对于年轻人而言，是纷飞的诗歌，是湖边的漫步，是数周的完美恳谈；明天，骑车飞驰，穿过夏日傍晚的野郊。但是今天，是战斗的时刻。……

——英裔美籍诗人奥登诗作《西班牙》

（W.H.Auden，Spain ，1937）

亲爱的妈妈啊，所有人之中，我知道您将最为悲痛，因此我最后的思念属于您。请不要因我的死亡而责备任何人，因为是我，为自己选择了这条命运之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虽然我的神智清楚，却找不出恰当的言辞。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胜利的光芒已经开始闪耀之际，我却要死去了……不一会儿，我就要与23名同志一同被枪决了。

战争一旦结束，您一定得设法争取到一笔养老金。他们会把我留在狱中之物都交还给您，我带走的，只有爹爹的贴身内衣，因为我不想冷得发抖……

再说一次再见吧。您千万要有勇气啊！

不孝子

史巴泰可敬上

——1944年，法国马努尚（Misak Manouchian）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钢铁工人史巴泰可绝笔，时年22岁（Lettere，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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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可说是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产物，因为原属市场研究者常采用的抽样调查的方式，自1936年盖洛普（George Gallup）开始，方才正式延伸至政治领域。而早期根据这个新方法采得的各项民意当中有一项，恐怕会使罗斯福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方才出生的读者大吃一惊。1939年1月，以“如果德苏之间开战，你希望哪一方获胜”为题做调查，被问的美国民众之中，有83%希望苏联胜利，支持德国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这个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为基调的世纪里，在这个以苏联为首宣扬十月革命反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并做表率的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中，美国民意竟然舍德就苏，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经济上公认为资本主义的德国，反而出现这种对世界革命发源地苏联大表同情，至少也颇为偏向的论调，不是很奇怪吗？更有甚者，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境内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认为这段时期正是其统治最残酷的时期。

这一段舍德就苏的民意史，自然属于历史上的一次例外，时间也相当短暂，充其量约略可从1933年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算起，一直到1947年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冷战”中正式对抗为止。不过更确切一点来看，应该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时间。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范围，正好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参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当时美苏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实在超出传统国际政治关系或强权政治可以解释的范畴。而且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突破常规的合纵连横，并携手作战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各国最后之所以联合对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国之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在上次大战不公处置的前提之下，急欲为自己讨回公道。德国的政策及野心，事实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识形态左右——简单地说，德国根本就是法西斯强权。反之，如果略过法西斯主义不提，德国现实政治权力的经营，各国一时尚可勉强容忍。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反对、是怀柔，还是抗衡，必要时甚至是战是和，均视当事国国策及大局情况而定。事实上，在1933—1941年之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根据这项原则对待德国。因此，伦敦与巴黎当局对德国一味姑息（实际上是慨他人之慷而让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与德国对立的立场，改为中立，以求在国土上有所收回。甚至连意日两国，虽然基于共同利益与德国结盟，1939年时，却也发现国家利益第一，先不妨暂时观望，不忙着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的战局。但是最后事实演变的结果，证明众人都无法幸免于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背后所依循的逻辑。意大利、日本、美国，纷纷被拖下水。

于是在30年代，局势随着时间推移越发明显，国际（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场冲突，是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意识形态的战争，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是以下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种革命思想的头号死敌法西斯思想。简单地说，冲突的双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若是回到19世纪，将以“反动”与“进步”之名划清界限，并会决一死战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名词已经不再如当年那般适用了。

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西方多数国家，引发了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一场国内战争，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赞同和反对法西斯两种的力量。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一国国民对本国国家及政府自发的爱国之心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争爆发之初（有的则像西班牙，是于内战之初）原属反对党或因政治原因流亡的人，至少也是一批认为当时本国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这些男男女女，通常是来自各国政界的核心人物，他们当时都选择了向共产主义（即苏联）而非自己祖国的效忠之路。“剑桥间谍”（Cambridge spies），和产生更大政治影响的佐尔格间谍网[1] ［编者注：由苏联情报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于1933—1941年间在日本所建立的情报网］中的日本人，不过是众多这类群体中的两个而已。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奸走狗”（quisling）一词的发明——源自挪威一位纳粹的姓名——则是用来形容在希特勒铁蹄之下，那些基于思想观念的认同，而非纯属贪生怕死，甘为当时其国政府敌人效力的政界人物。

这种矛盾状况，甚至连那些纯粹为爱国心所动，而非由全球反法西斯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士也不例外。因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如今也分裂为二。坚持帝国精神并强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尔，以及天主教背景很深的人如戴高乐，如今都选择与德国作战一途。这一类人之所以反德，并非对法西斯素有敌意，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秉持的英国国家精神或法国国家精神。然而，即使就这一类人士而言，他们坚持的目标也属于一场国际层次的“国内”（civil）战争；因为对于爱国一事，他们的观念并不见得与其政府的立场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国开始谋和行动，戴高乐却于18日赴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将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作战，对抗德国。他的这项行动，事实上是对当时法国的合法政权的反叛。这个政府不但已经依据宪法决定结束作战，其决定也已获得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而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丘吉尔，假定面对与戴高乐相同的情况，必定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万一大战的结果是德方获胜，丘吉尔一定会被他国的政府以叛国论罪，就像战时协助德国与苏联作战的苏联人于1945年后被本国当作卖国贼论罪一般。同理，诸如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民族，战时却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之下，头一次尝到了国家独立的滋味（虽然是有条件的独立）。战时独立的领袖，究竟是应被该国人民视为爱国英雄，还是应被视为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通敌者，就只能依民众观点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两族内部各有民众支持。[2]

于是各国境内民心分歧，最后之所以汇合成一场既属国际战争，也是国内战争的全面性世界大战，究其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德国的崛起。更确切一点来说，决定性的关键，出在1931—1941年间德日意三国发动并吞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希特勒的德国，更是侵略行动的主力。三国之中，也只有德国最最公然无情，决意摧毁革命时代“西方文明”的各项制度与价值观体系，它也是最有能力执行其野蛮计划的一国。于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为德日意魔掌下牺牲者的国家，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后来被称为“轴心势力”的侵略强权逼近它们的铁蹄。逼到最后，终于只有战争一条路。1931年开始，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法西斯即战争”（fascism means war）。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2年，日本占据中国内蒙古地区，并攻陷上海。1933年，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明目张胆毫不掩饰他的野心计划。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民主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半法西斯式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最大作为，便是抗拒德国的野心并吞；并在意大利的协助之下，镇压了一场谋杀奥地利首相的纳粹政变。1935年，德国宣布废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和约，重新以陆海军强国的姿态出现，并（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夺回德国西部边界的萨尔区（Saar），又以极端侮慢的姿态，悍然退出国际联盟。同年，墨索里尼也以同等轻慢国际舆论的态度，进攻埃塞俄比亚，并于1936—1937年间，将该国当作殖民地征服占领。随着这项侵略行动，意大利又师法德国，一手撕毁了它的“国联”会员证。1936年，德国收复莱茵失地，西班牙则在德意两国的公然协助与干预之下，发起一场军事政变，掀开了西班牙内战的序幕——我们在下节将对此多有描述。于是法西斯两大强国正式结盟，形成所谓的“罗马—柏林轴心”。与此同时，德日两国签订一纸“反共公约”（Anti-Comintern Pact）。1937年，不出所料，日本果然发动侵华战争，从此中日全面大战，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1938年，德国也觉得侵略时机成熟，于当年3月吞并奥地利，没遭到任何军事抵抗。然后在接连恐吓之下，10月间的慕尼黑协定终于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割让命运，在没有任何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以“和平”方式转移，并入希特勒德国；至于余下部分，也于1939年3月全部为德国占领。而数月间一直按兵不动、未曾展露其帝国狼子野心的意大利，见此大受鼓励，便也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紧接着德国再度出于领土要求，引发了波兰危机，震惊了整个欧洲。1939—1941年的欧洲大战由此爆发，并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国最后交织发展成一张国际大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自由民主国家一再软弱退让，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国家，却刚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论是独力对敌还是联合出击，它们或无能为力或不愿采取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陷入危境，方才导致法西斯与极权势力的高涨及其言论的得势（参见第四章）。于是两相对照，一边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边却怯懦胆小恐惧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便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从那时起，在有关西方政治的讨论里面，“慕尼黑”一词成为懦弱退却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造成的耻辱，当时人们立刻便感受到了，连那些亲手签订协定之人也不例外。这份耻辱的来源，不单单在于拱手送给希特勒一个廉价的胜利，更在于签约之前，众人对战争持有的那份恐惧心理，以及签约之后，众人如释重负，认为总算不惜任何代价，终得一免战争的解脱情绪。听说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在一手签下了这个出卖盟友的协定之后，曾经羞惭地喃喃说道：“真是疯了。”他心中已经准备好回国时面对国人的嘘声。没想到迎接他的群众不但没有嘘声，巴黎人反而很兴奋，欢迎他回来。因此当时苏联之所以能得众望，众人之所以不愿对其境内发生的暴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苏联坚持反对纳粹德国。与西方世界的迟疑比较，相形之下，苏联的立场多么显著地不同。因此，当1939年德苏两国竟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带来的震荡也就更为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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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动员抵抗法西斯即德国阵营的号召，需要三方面的响应。其一，凡在对抗轴心势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其二，拟定一套实际可行的抗敌方针。其三，各国政府做好准备，彻底实行这一套抗敌方针。而在事实上，这项动员计划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们把全速迈向世界大战的起点从1931年算起，前后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当时众人对这三项号召的反应，常常犹疑迟钝、反应不一。

联合一致对抗法西斯。基本上，这第一项呼声比较有可能赢得大多数人的立即响应。因为法西斯对异己者“一视同仁”，无论是何门何派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政权或苏维埃政权，一律被其视为大敌，务必摧毁。套句英国老话，大家若不想被逐个“绞死”，那就最好彼此“绞在一起”合力对敌。当时，在“启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阵营里，共产党原是最具分裂性质的一支政治势力。它们的炮火（攻击斗争，不幸正是政治激进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显的敌人，反而集中全力攻击身边的头号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可是希特勒夺权之后，18个月间，共产党的方针便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一举成为反抗法西斯联合阵营当中最有组织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斗士。共产党的转变，根除了妨碍左翼阵营内部携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过，左翼内部彼此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心态，却依然萦绕不去。

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本质上属于一种同心圆式的围堵（与斯大林共同提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选出保加利亚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公开向纳粹当局勇敢挑战，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3] 于是以工人阶级联合势力组成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为基础，共产党开始与民主人士及自由人士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携手合作，形成广大的选民及政治联盟。除此之外，随着德国力量的挺进，共产党更进一步拟出策略，将前述两阵线扩大成为“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在此思想指导之下，众人不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轴心势力）为众人的头号敌人。这项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线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谊之手”，英国共产党拥护一向“声名狼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丘吉尔——却较不为传统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实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际，后者方才勉强相从。然而中间路线与左派人士相结合，在政治上的确有其道理存在。于是“人民阵线”分别在法国与西班牙两地稳住阵脚（法国是最先试用此策的国家），一举镇压了国内的右派势力，在选举中获得戏剧性的大胜（西班牙于1936年2月，法国于同年5月）。

中间路线者与左派联手在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证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阵营内部的人心，更开始显著地向共产党转移，尤其以法国为著，然而，共产党的政治基础虽然扩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却不曾真正受惠。事实上，法国人民阵线虽然在选举中得到多数支持，并选出法国有史以来首次的一名社会主义人士知识分子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领导的政府，可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三方结合获得的实际票数，却只不过比三者于1932年的选票总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阵线领先对手虽然比此稍多一点，新政府却要面对几乎达半数依然反对它的选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还更强盛）。但是尽管现实不尽理想，胜利的果实毕竟甜美，胜利不但激发了当地的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更带来了陶醉的喜悦。但在事实上，当时英国工党的境遇极惨，先有经济萧条，后有1931年的政治危机——议席一溃而为只占50席的惨况——4年之后，票数虽有上升，却始终不曾恢复萧条前的盛况，其议席仅略多于1929年的半数。1931—1935年间的保守党票数虽有减少，也仅从61%左右略降为54%。1937年起由张伯伦领导的所谓英国联合政府（其名日后成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词），事实上拥有雄厚的多数民意基础。如若1939年的战事不曾爆发，英国必于1940年举行大选，相信保守党必能再度轻骑过关。其实，除了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派甚有所获是为例外之外，西欧各国在30年代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反映人们大规模向左转移的迹象。反之在东欧和东南欧选举制度依然幸存的地区，却有相当多的选票流向右翼。但是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气象则截然不同，193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的选票由1500—1600万票骤升至几乎高达2800万票。4年后的1936年，罗斯福再度获胜，此番赢得的选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选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镜）。不过就选举意义而言，罗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于1932年过去。

因此，传统右派的众家对头，虽然在反法西斯的呼声之下组织起来，其支持人数却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比较能够动员政治上的少数分子，远胜其对主流多数的影响。而在非主流的少数当中，又以知识分子及关心艺术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观点的开放心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其对既有文明价值观的敌意，文学艺术人士首当其冲，感受最为敏锐（至于另一批受到国家主义暨反民主思潮鼓动而兴起的国际文学流派，则不在此类人士之列，见第六章）。于是纳粹种族主义立即采取行动，造成散布于这些尚存宽容气氛的园地里的犹太及左翼学者大批流亡。纳粹分子敌视知识自由的心态，立刻使得德国各大学几乎三分之一的师资力量遭到被逐的命运。希特勒上台的同时，便是纳粹版“焚书坑儒”的开始：“现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击，凡属犹太人及其他不合纳粹心意的书籍均遭焚烧。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对于排犹一事，除了某些确属倒行逆施的行为之外——如纳粹集中营，以及剥夺犹太裔德国人的权利，令其离群索居，贬为下等人，等等（根据当时的标准，只要祖父、外祖父中有一位犹太血统便被判为犹太人）——当时一般民众并不以此为意，充其量将其视为一时有限度地脱离常轨罢了。因为说起来，集中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向来不过是恐吓共产党人的法宝，以及专门用来关押反叛人员的牢狱，老派保守分子对其还颇具好感。而大战爆发之际，各集中营里一共只有8000余名犯人（这一类监狱，后来转变成数十万人，甚或数百万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营，则是在战争进行当中才发生的演变），直到战争开始之前，不论纳粹当局对犹太人何等野蛮，何等凶残，其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似乎也仅限于集体逐出，而非集体屠杀。何况若从政治以外的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虽有不甚可称道之处，却是一个国势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并拥有一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却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书籍之中——包括“领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一书——发现一个事实：在种种挑动种族情绪充满嗜杀口吻的言辞背后，以及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谋杀里面，还潜藏着一个处心积虑并意图将现有文明完全翻转颠覆的企图。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起来反对法西斯的社会人士，即属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当时虽只是少数学生，多数却出身“人人敬重”的中产家庭，其本人在将来也将跻入中产阶级之列）。这批人的实际人数虽然少，影响力却极为可观，当然也是因为其中包括新闻界从业人员在内之故。这些新闻工作者频频向西方非法西斯国家保守的读者群及决策人士发出警讯，提醒他们注意纳粹主义背后真正的本质。在这一方面，新闻界人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至于如何抵制法西斯阵营的兴起，实际的方针在纸面上看来既简洁又合理。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者的行为（国际联盟的存在，就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运作架构）。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绝不可有任何妥协让步，可采用威胁恫吓的手段——必要时采取共同行动，并付诸实施——以吓退或击败侵略者的意图及行动。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1876—1952），便自命为这项“集体共同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防御体系的发言人。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妨碍众人合作的最大难处，在于人心不齐。当时（于今犹然），各国就算对侵略者同具疑惧之心；彼此之间，却也有其他现实的利害冲突，以致意见不合行动不一。

双方之间最明显的隔阂，在于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一方是处心积虑一心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建立遍布全球之无产阶级政权为己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方则是洞悉苏联心意视其为叛乱倾覆行为的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国家。这种造成双方貌不合神亦离的情况，到底产生多少影响，使得众人无法顺利合作，实在很难估计。虽说1933年之后，世界上主要国家多已承认苏联政权，而且只要合乎自身利益，各国政府随时愿意与之修好，但在各国内外，却依然存在着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并将其视为人类的头号敌人。这种情况，与1945年后冷战时期的反共情形殊无二致。英国情报机构更集中一切力量，专事对付共产主义者的威胁，甚至迟至30年代中期，方才放弃将共产党视作主要目标的做法（Andrew，1985，p.530）。无论如何，当时许多保守人士都认为——尤以英国为最——这一切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德苏之间开战，鹬蚌相争，一举将两个产生祸害的力量减弱，甚至毁灭掉。就算布尔什维克败在德国手里，但同时能使后者国力大减，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西方政府迟迟不愿与苏联有效协商，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众人联合抵抗希特勒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不容任何人否认之际，各国依然不改其狐疑态度。抗阻合作的力量之大，迫使1934年以来便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坚定带头反对希特勒的斯大林一反前定，深恐自己落入单独对付希特勒的泥淖之中，于是在1939年8月与德国签下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希望依此条约，苏联可以置身事外，坐观德国与西方各强相斗，互挫锐气，而苏联则得以坐收渔利，并根据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取回苏俄自革命以后失去的一大片西部领土。最后事实证明，斯大林这个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但是他这番举动，却与前此共同御德的意愿遭到失败一般，再次证明各国之间利害分歧之严重。而1933—1938年间，纳粹德国之所以能令人咋舌地顺利兴起，几乎未曾受到任何抵制，极可能便肇因于此。

尤有甚者，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加上经济力量等种种缘由，各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也有很大差异。比如以美日两国为例，它们的重心分别在太平洋地区以及美洲，欧洲的局势与它们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关系。对于英国而言，欧洲大陆的风云也同样无足轻重，因为它一心仍然看重于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并以维持全球海上霸权的战略为主——虽然在事实上，英国国势已经大衰，其两重目的一重也难以达到。至于东欧各国身处德俄两强之间，情势使然，国策自然受其地理位置左右，尤其在后来的局势发展之下，西方各国显然不能保护它们时更是如此。其中更有一些国家，已于1917年后自苏俄取得部分土地，因此它们虽然反德，却也不愿见到任何抗德的联盟行动把苏联势力再度带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内。但是最后事实证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给法西斯有效打击的联合行动，却少不了苏联这一份力量。再从经济角度观之，英国等国都心知肚明，上一回已经发动过一场远超自己财力物力所及的大战，如今再度面对重整军备的局面，便都不禁望而却步。简而言之，各国虽然都认识到轴心势力的存在确属一大威胁，但是在认知与行动之间却有一段极长的距离。

而自由派的民主思想，更扩大了这道“知易行难”的鸿沟（依照自由民主观念的定义，它天生便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格格不入）。民主自由的政体，不但减缓甚或阻碍了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美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对于那些不受民意欢迎的理念方针，执行起来必然更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行。于是某些政府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颟顸麻木。而美国的例子更进一步显示，甚至像罗斯福总统这般具有广大民意基础的总统，也无法违背选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方针政策。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变，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美国自始至终必将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因此除此两大事件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让美国投入这场战争。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例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举国上下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若以人命计（而非以物质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法两国来说，远比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为大（参见第一章）。因此它们不计任何代价，务必防止这类战事的再起。只有在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却依然无计可施之下，方才会诉诸一战。

然而，各国这种“不愿开战”的心理，却不可与“拒绝作战”一事相混淆。不过法国身为上次大战交战国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此时军中的士气，确已因此大挫。参战各国，没有一个是兴致勃勃、快快乐乐去的，即使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谓完全无条件的和平绥靖论调，虽然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流行一时，却从来不曾成为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上对于“基于良知理由的反战人士”虽然相当容忍，但是事实上真正“拒绝作战”的人数却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至于非共产党的左翼众人，自1918年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残酷行为更是深恶痛绝，比起1914年以前的厌战心理，其厌恶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尽管反战，不计代价的和平理论仍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战呼声最强的国家法国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国主张和平主义的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于一场意外的选举混乱，发现自己变成英国工党的领袖。到1935年，却又被迅速无情地赶下领袖宝座。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者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实施必要的军备措施，例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在这一点上，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失策。

左翼阵营在当时，其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就一方面来说，众人虽战栗于“一战”的阴影，并对未来一战怀有不可知的恐惧，如今却因反法西斯的声势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动员起来。法西斯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味，足以使人起来与之决一死战。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法西斯徒有对抗，却不诉诸军事行动，分明难有成功之望。更进一步来说，若想单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使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这不但是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策划何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犹记得当时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记忆——都料定战争一定会来，都知道自己必将走上战场，甚至为此送命。作为法西斯的反对者，大家都知道，一旦大战爆发，别无选择，只有走进战斗队伍。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两难的局面，并不能用来解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因为有效的军备措施是否实施并不在于政党政治中国会的决议，甚至在某一时期政客们对选举的顾忌也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英法两国，实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得太重。法国经此一战，筋疲力尽，已到了严重失血的地步，国力之弱，可能连战败的德国还不如。自德国复兴之后，法国更瞠乎其后，若没有盟国撑腰，可说什么都不是。而其他唯一与法国有同等利害关系，可与之携手的欧洲国家，只有波兰以及继承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小国。但是这几个国家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法国举全国财力，下全部赌注于区区一线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这是以一名不久即为人所忘的部长之名而命名——希望借此可以像当年凡尔登（Verdun）一役，以大量伤亡遏制住德军的攻击（参见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1933年之后，更只有指望苏联。

而英国政府呢，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虚弱。在财力上，实在打不起另一场战争。在军事上，英国也不复拥有一支可以同时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强大海军。与此同时，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力量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域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

英法两国都深知自身的国力太弱，无力维持于1919年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它们也都知道，目前这种局势极其不稳，继续维持实在难上加难。再战一场，非但无益，徒招更大损失。因此眼前的上上之策，便是与再度兴起的德国磋商，以求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欧洲秩序。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便意味着向日渐强大的德国让步。不幸的是，新复兴的德意志帝国，却掌握在黩武独夫希特勒的手中。

所谓“绥靖”政策，自1939年以来即被报界口诛笔伐，可以说声名狼藉。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许多西方政客眼中看来极有道理。这些人心里并不十分反对德国，在根本上也没有强烈反对法西斯的热情。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欧洲大陆的版图更迭，特别是在那些“我们极不熟悉的遥远国度”（张伯伦语，1938年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里发生的变化，可不是什么令英国人血压升高的大事。（法国人可就不同了。可以想象，任何有利于德国的举动，都使得法国人神经紧张。德国迟早会跟法国作对，可是法国弱得很，哪里禁得起？）但是如果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定会使英国经济崩溃，大英帝国也必然瓦解大半。后来事实证明，果如所料。虽然从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殖民地独立运动领导者，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来看，只要能够打倒法西斯，他们随时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讲究理性与实际的大英帝国统治者来说，如此牺牲实在太过分，绝无必要。

然而事实发展显示，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根本不讲道理，其政策目标既无理性又无止境，与之妥协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扩张侵略，先天就是希特勒这套系统的基本质素。除非众人趁早认命，接受德国必然取得支配霸权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纳粹挺进的行动——否则战争必不可免，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识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如果德国的意图是由纳粹思想挂帅，那么讲求现实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行性。有识之士于是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希特勒之间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不过，前者对现实状况的评估虽然相当正确，其结论却建立在极不实际的理由之上。他们之中，有人认为法西斯在原则及先验上难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则站在同属先验性质的立场上持另外一种理由反对法西斯——他们以为，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义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反之，主张姑息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状况的看法却一点也不实际。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与希特勒达成任何协议是难于登天之时，那群姑息主义者却抱着他们莫名的和平幻想仍不死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会发生1939年3月到9月间那场黑色荒谬的悲喜剧。可笑的一幕，终于以一场大战的形式宣告结束——这却是一场其时其地，没有一个人想打的战争（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英法两国，一直到1940年德国发动闪电战将它们摧枯拉朽般扫到角落之际，才弄清楚自己作为交战国家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势所趋，英法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却始终无法面对现实，从而认真考虑与苏联洽谈合作一事。然而若没有苏联参与，盟国既不可能拖延战争，更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事。若没有苏联相助，张伯伦提出的承诺——保证助东欧各国抵挡德国的突击攻势——无异于一张废纸。伦敦与巴黎当局其实并不想打仗，充其量只愿意显示一下制止战争的实力。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不动武简直不切实际。斯大林一再遣使与西方协商，建议双方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同布阵，奈何对方置之不理。德军铁蹄开进波兰，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意存观望，打算与希特勒重开谈判。事实上，希特勒也盘算到张伯伦可能会有此想法（Watt，1989，p.215）。

结果，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意外地落了空，西方各国向德宣战。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各国政界人物想要一战，却出在希特勒自己身上。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的东进政策太过分，使得姑息派完全没有退路。原本对反抗法西斯一事无所谓的广大群众，现在一经动员，起而相抗，这种形势都是希特勒本人一手造成。从根本上来说，1939年3月德国正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民意，舆论一反过去妥协的论调，转而支持抵抗法西斯。民心向背既定，政府虽不情愿，也只有被迫从之。英国政府的政策既转了方向，法国政府别无他计，也只有立即跟进，追随自己这个唯一还算有点办法的盟友。于是破天荒第一遭，英国国民同仇敌忾，决意与希特勒作殊死战，不再分歧不合。可是为时已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德军铁蹄迅速无情地踏进波兰，并与斯大林瓜分该国。斯大林退居中立，不知自己后患已定。一场德国大唱独角戏，英法虚张声势的“静坐战”（phony war），便在西方世界妄求和平的假象后到来。

其实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不管哪一种现实政治的言辞，都无法再解释姑息者的做法了。一旦大局明朗，开战之势不可避免——而在1939年，又有谁能否认这个形势？——唯一可做的事，应该只有加紧备战，可是当时西方各国却不这样做。矛盾的是，在大势已定之前，即使在张伯伦执政之下的英国，也自然不愿希特勒的霸权在欧洲出现。虽然法国彻底崩溃之后，英方曾认真考虑与德议和，换句话说就是接受战败的事实。而在法国的政客与军人当中，虽说失败主义弥漫，悲观气氛冒头，法国政府却并不打算也不会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一直到1940年6月，法国守军全面瓦解，这种念头才终止。然而法国的政策有气无力，左右不逢源。它第一不敢依照权力政治中强者为王的法则早早低头；第二不敢追随左派抵抗人士的先验理念起而抗德；第三同样不敢贸然照右翼反共派的先验理念对付共产党。对左派来说，天底下再没有一件事能比打倒法西斯更为重要（不论是法西斯思想本身，还是希特勒的德国）。对右翼而言，“希特勒如果失败，即意味着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壁垒——极权体系——的彻底瓦解。”（Thierry Maulnier，1938in Ory，1976，p.24.）我们很难断定到底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些政治人物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决定，不但受其本身才智的影响，他们判事的眼光，也为其固有的偏见，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希望、畏惧等所蒙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回忆，尚在众人脑中萦回；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似乎也正面临最后灭亡的局面。西方政治家对固有制度失去信心，充满自我怀疑，这种茫然疑虑的心理，在欧洲大陆比英国更为严重。众人的确担心，他们真的不敢肯定，在这种无望的情况之下，抵抗政策到底能否发生作用，前途未卜，胜负犹不可期，为此付上高昂代价，是否值得。但是对英法两国多数政界人士来说，他们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尽力维持目前不甚令人满意也难以持久的局面。而在这一切现象后面，又有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法西斯主义是否毕竟胜过另外一条路呢？另外一条路即社会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之路。如果说，在法西斯的菜单上只有意大利式法西斯一道菜，保守人士或温和派政客恐怕便少有人疑虑了；甚至就连丘吉尔也倾向意大利。可是现实的问题却是，大家面对的法西斯不只是墨索里尼，而是还有希特勒。但在30年代，尽管意大利并非法西斯的掌门人，各国政府与外交人士依然络绎于罗马道上，纷纷前去和意大利交好，希望借此可以稳定欧洲局势，或者至少把墨索里尼拉得与希特勒远一点，不让他与他的得意门生牵手合作。我们不可轻看这种企图与盼望的意义，不幸的是，种种笼络手段最后却都没有成功。虽然连墨索里尼本人一开始也相当实际，尽量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我行动空间。一直到1940年，他才做出结论——虽然是个错误的结论，却并非完全没有理性依据——认为德国大胜已成定局。于是他也急忙跟进，向西方盟国宣战。

3

20世纪30年代各国面对的重大难题——到底是守在国境内各自为战，还是跨越国境彼此联合作战——至此大局已明，显然是属于后者。这其中又以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最能体现这种趋势。西班牙内战，就成了国际对抗最典型的范例。

如今回溯当年，我们难免不解：为何一场西班牙内部冲突，竟然立即演变扩大，迅速煽动了欧美两地左右双方的同情火苗，而西方知识界的响应更令人惊奇不已。西班牙其实只是欧洲的边缘配角，其历史又一向与以比利牛斯山（Pyrenees）为界的欧洲各国不同节拍。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西班牙向来与欧洲大小战事无关；事实上，它也不打算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初期以来，欧洲政府已经对西班牙不甚关心，只有远在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国，倒曾激怒它大动干戈。两方一场短暂交手，便使这个建立于16世纪的老大帝国的海外仅余疆土全失，被国际新秀的美国尽数抢去——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4] 作者同代人总以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其实不然。我们已经看见，佛朗哥将军本人绝对算不上法西斯人物；他的胜利，也对国际政治没有任何重大影响。西班牙内战只不过使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历史，再度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了30年。

这个一向与外界发展极不同步，并且封闭自足的国度，内部爆发的一场政治纷争，竟然变成30年代各国间殊死斗争的象征，却是另有原因的。西班牙内战显露了当代基本的政治问题：一边是民主与社会革命；一边则是绝不妥协、坚持反革命的反动阵营。就第一面来说，西班牙是当时欧洲唯一酝酿革命并爆发的国家。就第二面而言，西班牙境内则有天主教会作为反动势力的源头，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世界发生的大小事件一律排斥。但是说也奇怪，在内战爆发以前，左右各种党派不论其思想来源是由莫斯科引导，或是受法西斯思想启发，都不曾在西班牙有过任何重要的表现。因为西班牙自有其古怪的政治活动：左有极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右则有极端激进的王室正统派。[5]

1931年间，西班牙发生了一场革命，政权从波旁王朝手中和平转移到自由人士手中。这些立意善良的自由主义人士，颇具19世纪拉丁裔国家反对神权的共济会精神。可是西班牙穷苦阶层的怨恨太深，这股怨气遍及城乡，自由派的政府既无法妥善控制，也未曾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即土地改革）予以缓解，于是在1933年被保守势力赶下台。新政府上台之后，采取高压政策镇压各地动乱，例如1934年镇压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n）地方的矿工之乱。政府高压之下，革命的潜在热情日益升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从北邻法国频频招手，主张左翼人士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以选票对付右派。当时正不知如何是好的西班牙左派，发现这个新观念倒不失一项好计。甚至连以西班牙为其全球最后据点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一反过去认为选举一事配不得真正革命大业的藐视态度，开始呼吁支持者使用这个属于“资产阶级之恶”的手段——不过投票尽管投票，无政府主义人士却始终不曾出马竞选玷污自己的风骨。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选举战中打了一场胜仗，虽属小胜，毕竟获得了多数选票。并在协调之后，夺得西班牙国会（Cortes）可观的多数席位。左派联合获得的战果，不在诞生了一个有为的左派政府，却在为积压已久的民怨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出口。接下来数月当中，这个形势越发明显。

传统的右翼政体既告失败，西班牙再度发生军事政变。这是一种由它首创，一种已经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特色的拉丁国家政治手段。于是正当西班牙左派将眼界超越国界，拥抱全球共产党人民阵线之际，西班牙的右派也开始向法西斯势力靠拢。不过，西班牙境内虽然也有小规模的法西斯运动，例如长枪党等，右派与国际法西斯联合的现象却主要是教会及君主主义者干的。在教会及鼓吹君主制的人士眼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目中无神的可恶程度相当，两大恶者当中无论与哪一方都没有妥协余地。至于意德两国，则希望从西班牙右派的得胜里获得一点道德支持，此外或可沾点儿政治利益。于是选举之后，西班牙的军事领袖开始认真酝酿政变。他们需要财力和实质的帮助，意大利便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谈妥了条件。

不过，在当时民主选举胜利和全民政治运动高涨的气氛之下，发动军事政变的时机并不合宜。军事政变的成功背景，在于民心向背，而军人的意向更是决定因素。政变者发现自己发出的信号不被接受，便默默地承认失败了。标准的军事政变，最恰当的时机是在民意不明显，或政府失去合法性地位之际，可是当时的西班牙并不具备以上任何一项条件。西班牙将领在1936年7月17日发动政变，虽于几处城镇得手，却在很多地方遭到民众和忠于政府的部队的强烈抵抗，他们原打算夺占包括首都马德里在内的两大都市的计划也告流产。一心想要消灭革命的政变，反而加速了社会革命在部分地区的进行，并且更进一步，发展为蔓延全境的一场长期内战。交战的双方，一边是经由选举组成的共和国合法政府，如今更扩大延伸，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甚至加上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之共存者还有各地击败了政变的人民义军。而另一边则是叛乱的军方将领，自居为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入侵的国家主义圣战战士。将领之中，年纪最轻而且最具政治智商者是佛朗哥，他随即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随着战争年月的推移，这个政权逐渐取得了权威，变成一党的一统天下，成为从法西斯开始，一直到君主制、王室正统派和激进主义者的右派大混合，并取了一个极其可笑的怪名字：西班牙传统长枪党（Spanish Traditionalist Falange）。内战的交战双方，都亟须外人支持，它们也都向个别的可能支持者寻求帮助。

西班牙军事政变一发生，外界反法西斯的舆论立即对共和国加以声援。可是各国非法西斯性质的政府，例如苏联和法国等刚刚上台的人民阵线社会主义政府，虽然心向共和国，但表现却远比舆论谨慎（意大利与德国则立刻派遣部队、运送军火，援助它们支持的军方）。法国很想伸出援手，事实上也曾给共和国某些（在官方上可以“不予承认”的）帮助。后来却因国内意见不合，加上英国政府的插手，方才被迫采取“不干预”的官方政策。至于英国政府，对伊比利亚半岛局势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认为当地正陷入社会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高涨的恶劣局面。西方中产阶级及保守舆论，一般也多持相同看法。不过除了天主教会及倾向法西斯的派别之外，众人对西班牙将领倒也不甚十分认同。而苏联虽然坚定地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却也加入由英国一手促成的不干预协定（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该协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德意两国前往相助西班牙将领。不过这一目的却没有人认真看待，各国无意也无心达成。于是原本便“模棱两可的含混协定，很快就沦为徒具形式的假惺惺”（Thomas，1977，p.395）。1936年9月起，苏联便开始高高兴兴地——也许官方并不完全正式地——将人员物资送往共和国。结果，所谓的不干预，只表示英法两国对轴心国势力在西班牙大量插手的现象袖手旁观，拒绝予以任何干预而已。如此一来，不仅意味着它们对共和国完全放弃，同时也进一步显明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双方对大言不惭主张不干预人士的鄙视心理产生的原因。列国之中，唯有苏联出力帮助西班牙合法政府，名声因而大振。西班牙国内外的共产党人，也随之水涨船高，声势大振。因为它们不但在国际上组织了援助西班牙的力量，同时也亲身参与，成为共和国军事行动里的中坚。

甚至远在苏联动员援助西班牙之前，自由派中包括左派极端分子在内，就立即把西班牙人民的奋斗当作切身攸关的大事。30年代英国最优秀的诗人奥登，曾写道：

在干燥的四方地面之上，那块残然零地，多么炎热，

非洲一隅，如此粗糙地焊接于富饶多产的欧洲，

在那河道纵横切割的土地之上，

我们的思想具化形体；我们的狂热赫赫成形，如此精准鲜活。

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男男女女拿起武器，迎上前去与节节逼近的右派作战，为士气颓丧不断败退的左翼阵营挽回了颓势。早在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志愿旅第一批分遣队于10月间抵达它们未来的基地以前，甚至在第一批有组织的志愿部队——意大利自由派社会主义运动“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á）——在前线出现之前，大批的外国志愿者便已经赴西班牙为共和国作战了，最终一共有55国以上4万多名年轻的外国志愿者前来参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最多只限于在学校地图上获得的知识，可是现在，却有许多位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相形之下，志愿站在佛朗哥一边作战的外国人，却只有千把人而已（Thomas，1977，p.980）。两相对照，其中意味颇耐咀嚼。为帮助在20世纪后期特有的道德世界里成长的人们了解，我们在此必须澄清一件事实：所有这些前往西班牙出力的志愿人士，他们既非想去大发其财的商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也非寻求刺激的冒险家，这一群人都是怀着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战。

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分子与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到底意义何在，当年的印象如今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是对我们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过《圣经》为我们命定的70年寿数的时代生还者而言，这是唯一一个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今日回顾依然如此。回想起来，它恍如一场史前旧事，即使在西班牙本地，也属于一场前尘旧梦。可是在当时奋力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这却是他们奋斗的最中心、战斗的最前线。因为只有在这场战斗里，抗争的行动得以不断，一连持续了两年半以上。只有在这场战斗里，他们得以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即使不能穿着军服正式直接上战场，也可以借着募集款项、救助难民，并发起活动向那些胆小如鼠的政府不断施压，而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然而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日占上风，形势显然无法逆转，共和国的败局已定，大限就在眼前。危急之势，更令众人感到刻不容缓，务必凝聚力量，携手共抗在世界各地的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不可。

至于西班牙共和国呢，虽然有各方同情（事实上极为不足的）及协助，从一开始，却只能打一场被动的防守战而已。现在回头考察，其中症结显然出在它本身力量的微弱上。根据20世纪人民战争的标准来看，1936—1939年共和国战争的输赢姑且不论，英勇事迹尽管可泣，论其表现实在不佳。究其原因，部分出于它不会充分发挥游击战术。说也奇怪，这项对付传统军队的最佳的非正规战术，其名称及来历虽然出自西班牙，却在西班牙这场战争中不见踪影。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令军令统一；共和国部队却政见分歧，而且——虽有共产党的协助——军事目标和行动也杂乱不一。待觉悟之际，为时已晚。共和国的最好表现则在防守上，幸亏它不断抵挡住对方的致命攻击，政权方才得以延续，否则早在1936年11月马德里陷落之际，内战就可以结束了。

那时，西班牙内战毫无预示未来法西斯溃败的兆头。就国际观点而言，此战只是一场小型欧洲战争，由法西斯和共产党国家交手。而后者在态度上比较谨慎，意志上也没有前者坚定。至于西方民主国家，除了不干预政策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敢肯定。就西班牙国内而言，这场战争则证明了右派总动员的效率远比左派的大集合为高。最后左派全面溃败，数十万人丧失了性命，数十万难民流落他乡，辗转于几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除了绝无仅有的少数例外，在内战中都与共和国同一阵线。此时他们侥幸烽火余生，很多人也沦为浪迹他乡的难民。而共产国际也倾其所有，动员旗下最能干的人前来相助。日后成为南斯拉夫解放者和政权首领的铁托元帅，此时也从巴黎招募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志愿兵，送往支援西班牙的国际志愿旅中。缺乏经验的西班牙共产党当时事实上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一手领导，陶里亚蒂是1939年最后一批逃离西班牙的人。在这一仗中，西班牙共产党失败了，并且也知道自己难逃一败。苏联虽曾派遣本国最出色的将领前往西班牙助战，最后也同遭失败命运。这批苏联军事人才，包括日后俄国多名元帅，有科涅夫（Konev）、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ky）、沃罗诺夫（Voronov）、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以及日后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Kuznetsov）等。

4

然而未来那股在佛朗哥获胜不数年间即将击败法西斯势力的力量，却因西班牙内战而略具雏形。从中我们也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组合：各国联合战线，从爱国保守人士开始，一直到社会革命人士，共同作战，以求击退国家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促成社会的再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众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没有一人梦想返回1939年——甚或1928年、1918年的年代。大战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虽然战事紧急，却同时也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全面就业的政策。主张这项政策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编者注：即《社会保险及联合服务报告》，是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问世于英国仍处于大战黑暗时期的1942年，却也并非偶然。在美国对战后草拟的政策里，对于如何防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再起，也只是附带提上一笔。致力于战后计划的美方人员，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如何从大萧条及30年代中取得教训，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至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在地下抵抗运动人士看来，解放与社会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该有重大变革。更有甚者，从东到西，战时被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形态倾向，属于集合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国民结合。有史以来，欧洲政坛之上头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与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会民主人士，并肩共同组阁执政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自然难以持久。

罗斯福与斯大林，丘吉尔与英国社会主义者，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人，这些人当然是因面对共同威胁方才携手。但是十月革命的支持者与其死敌之间，彼此的敌意及疑心若未减低，势必无法达到这种难能可贵的合作程度。西班牙的内战，即为日后的合作预先铺了路。在自由派总统及总理领导之下的西班牙政府，面对将领叛变，不得不向外求援，但是在法律上及道德上，它毕竟是西班牙合法的政府。此事甚至连反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否认；而连那些为保全自己而背叛西班牙政府的民主人士，也不免有愧于心。西班牙政府坚称——甚至连对其影响力日深的共产党也如此表示——社会革命其实非其目的。而共和政府在其能力范围以内，的确也会尽力控制并扭转革命造成的结果——此事实在大出革命狂热分子所料。共和政府与共产党都坚称，内战的主要问题不在革命，而是如何维护民生。

有趣的是，这种立场并非仅仅出于机会主义，也不是如极左派所指控的那样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它反映了一种微妙转变的心态，由起来抗争，过渡为渐进主义；由对立冲突，过渡为谈判调停；甚至经由国会选举，达到掌权之路。看看西班牙人民对政变的反应——显然多是倾向革命[6] ——共产党从中发现了一项新的策略。这项策略，本来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因对付共产党运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现在却因此为革命大业创造了新办法。即战时政治及经济的特殊情况，反而促成一种“新型民主”的产生。支持叛军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产业，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叛国。经济结构既然发生变化，政府便得进行规划，必要时加以接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是由于战时经济的需要。照此发展下去，最后若获胜利，如此这般的“新型民主，势必成为保守精神的死对头……为西班牙工人群众在未来的政治经济夺权上提供莫大的保证。”（ibid.，p.176.）

因此在1936年10月间共产国际颁发的小册子中，对于1939—1945年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政治形态有相当正确的描述。这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由各界“人民”“国家阵线”政府、地下抗敌联盟共同发起，并将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之下进行。战争结束之际，由于资本家的产业均被征用——被征用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资本家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或通敌的缘故——被占领区的群众力量势将获得极大进展。事实发展，果不其然。在中欧和东欧的好几个国家里面，战争之路果然由反法西斯直通“新型民主”的大道，共产党更在新型民主政权里居于领导者地位。不过在事实上，一直到冷战爆发之际，这些战后新政权并没有立即脱胎换骨向社会主义制度大转弯，或以全面消灭政治多元及私有制为目标。[7] 至于在西方国家里，多年的战争及最后的胜利虽然也为社会及经济带来类似的冲击，但是政治气候则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并非出于民众的压力（这一点与上一次战后不同），而是因为政府本身在原则上认为应该进行改革。这些政府，部分是由原来的改革派人士当家，例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部分则是由各派反法西斯地下抗敌运动发展而成的改革派，及国家复兴党派组成。简言之，对抗法西斯之战，最终都导向左派之路。

5

但在1936年，甚至到了1939年时，西班牙战争背后的真正意义仍远未被认识到。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在白费了10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被斯大林从他的日程表上抹去——至少一时仿佛如此。他不但一转而与希特勒交好（虽然双方都知道难以持久），甚至还指示共产国际运动放弃反法西斯的策略。这项决定愚不可及，也许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就是向来以不愿意冒任何风险闻名的斯大林不愿为此冒风险。[8] 但是到了1941年，共产国际总算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反对法西斯的理由。这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因而参战，简单地说，对抗法西斯之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的大战，从此，这场战争不但具有军事性，同时也带有高度的政治意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携手合作。欧洲境内每一个国家——不包括当时尚仰西方帝国主义鼻息的依附国家在内——但凡有志之士，不分政治意识形态，从左到右，只要愿意起来抵抗德国或意大利，现在都因大战而有合作之机。更何况欧洲各参战国家除英国以外，都已落入轴心势力手中，因此这场抗敌志士之战，基本上便属于一场平民之战，或可说由前述平民组成的武装之战。

欧洲各国地下抗敌运动的历史真相，至今多数依然如神话般成谜。因为战后各国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基于战时抗敌的表现。法国的例子尤其极端，因为胜利之后的法国政府，和1940年与德求和并合作的政府毫无任何事实上的传承。而法国地下抗德组织的力量，一直到1944年依然很弱，其武装力量更差，民众的支持并不普遍。战后的法国，是由戴高乐将军一手重建。戴高乐立国的根基其实是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永恒不朽的真正法国从来不曾接受过战败的事实。他本人便曾说过：“地下抗敌活动，不过是侥幸得胜的纸老虎。”（Gillois，1973，p.164.）时至今日，法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则依然不变：只有那些地下抗敌志士，以及加入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者，才算是大战的勇士。事实上因地下抵抗神话兴起的欧洲政权，并不止法国一国。

对于欧洲的地下抵抗运动，在此必须先做两点阐明。首先，一直到1943年意大利退出大战之前，地下活动的军事力量很弱，除了在巴尔干部分地区以外，不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其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上及道德层面。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泛滥二十余年，极受欢迎，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予以支持。但在1943—1945年间各地普遍的地下抵抗运动浪潮之下，意大利的群众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的中部及北部，便曾兴起一股武装党派运动，近10万民众加入战斗，其中45000名不幸阵亡（Bocca，1966，pp.297—302，385—389，569—570；Pavone，1991，p.413）。有了这类抵抗运动的光荣记录，意大利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墨索里尼的记忆丢在脑后。可是德国民众却没有这么轻松，无法将自己与1933—1945年间的纳粹活动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始终团结在他们的政府身边，一路支持到底。德国内部的抵抗人士，主要是一小群共产党人和普鲁士军方保守人士，以及一批稀稀拉拉的宗教人士及自由派人士，这些人不是早已于战火中死去，便是陷身于集中营。相反地，一帮法西斯同路人以及被占领国的通敌者，自1945年后便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对抗社会主义的冷战揭幕，这类人才又重新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及情报行业，在地下秘密活动中大显身手。[9]

其次，除了波兰是一大例外之外，欧洲地下抵抗运动的政治路线多向左倾，其中原因十分明显。各国的法西斯分子、极右派、保守人士，这些当地的有钱有势阶层，心里最恐惧的就是社会革命，因此对德国多表同情，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而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派的地方主义者，或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主义运动，对德国也心存好感，甚至一心希望从中得利，借着与德国合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弗拉芒、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家。此外，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共的立场，它们天生便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又一向言听计从。不过，教会中的政治相当复杂，若随便将之划归为“通敌派”也不甚妥。但是就基本立场而言，右派中的人起来反抗法西斯，往往不是其所属政治路线里的常态。比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就是其意识阵营里的特殊情况。然而话说回来，再死硬的右派传统分子，一旦家国有难，直觉反应自然也是起来保家卫国。若说他们缺乏这种爱国心，当然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难怪共产党人士在地下抵抗运动中的表现如此引人注目了。大战期间，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而在政治上有极大收获，其影响力于1945—1947年间达到高峰。只有德国一地，大批共产党人在1933年惨遭逮捕杀害，接下来三年里又不断从事自杀式的英勇对抗，始终不曾恢复元气。除此之外，甚至在那些离社会主义很远的国家，例如比利时、丹麦、荷兰等，共产党的得票率也比以往倍增，获得了10%—12%的选票，成为国会第四大甚而第三大的势力。法国共产党更在1945年的选举中一跃而成该国的最大党，并首度领先它多年的竞争对手社会党势力。共产党在意大利的收获更为惊人，战前它们原本只有一小部分核心干部，人数既少，又遭重重围剿，地位非法——1938年，连共产国际也口口声声威胁要将其解散——可是两年之间，在抵抗运动的声势之下，水涨船高，竟然一变而为拥有80万人的大党；到1946年，更几乎达200万名党员之众。至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主要是以内部的地下武装力量对抗轴心势力，这类国家的政治党派，便更多以共产党为主要力量。共产党势力之强，连丘吉尔这个对共产党最不感兴趣的人，一旦大局明朗化，也不得不见风转舵，放弃了南斯拉夫的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Mihailovic’），将英国政府的各项援助转到由铁托领导的部队身上，因为后者对德国人造成的威胁显然比前者大得多。

共产党人之所以以地下抵抗为己任，其中有两重原因。一是列宁一手策划的先锋党（vanguard party），正是用来培养一批纪律严明又大公无私的革命中坚。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行动上发挥最大效率。二是当时极端险恶的形势，例如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非法地位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患难，种种恶劣的环境状况等，完全符合当初设计出这一批“职业革命者”的目的，此时正好让他们大显身手。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群共产党斗士，“认清了地下抵抗运动一事的可能性”（M.R.D.Foot，1976，p.84）。就这一点而言，共产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有极大的不同。后者认为，在缺乏合法地位的前提之下，即未经选举、公共议事等合法程序，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活动。而对法西斯的当权或德国的占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战期间往往销声匿迹，近乎冬眠。等到战争过去，黑暗已尽，运气好的还可以复出，如德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挟带着往日旧众的支持重新崛起，准备在政坛上再显身手。这些人士在战时虽然也与抵抗运动有联系，但由于基本架构不同的缘由，参与人数比例甚低。更极端的例子则有丹麦，该国的社会民主党派政府甚至在德国占领期间也始终当政，一直到战争结束才下台。虽然我们基本假定它们与纳粹并非同一声气，但是这段历史对该党声誉损害甚重，费了好多年工夫才重建声誉。

共产党之所以在抵抗活动中声名大振，还有另外两项因素：其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国际性；其二则为共产党人为理想献身的无比坚定的信念（参见第二章）。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性质，比起其他任何限于一国一族的爱国要求，更能打动倾向反法西斯的男女民众，并将之动员起来。比如在法国境内，即有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成为西南地区武装游击力量的主力——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总数达12000人（Pons Prades，1975，p.66）。此外，还有来自17国的难民、劳工移民，在移民工人组织（Main d’Oeuvre Immigrée，MOI）的名义之下，为共产党执行了某些最为艰险的任务，如马努尚地下抗敌组织（Manouchian Group）。这个小团体由亚美尼亚和波兰的犹太人组成，曾在巴黎对德国军官发动攻击。[10] 在其热情与信念的鼓舞下，共产党人奋不顾身，英勇牺牲，连敌人都对他们萌生敬意。他们的种种伟大事迹，在南斯拉夫作家德热拉斯所著的《战时纪实》（Wartime ）一书里，有极为生动翔实的记载。甚至连某位政治立场温和的史学家，也称颂共产党人为“勇者之最”（Foot，1976，p.86）。他们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因此能够熬过监狱和集中营的折磨，生还者比例甚高，但是他们牺牲仍然极为惨重。法国的共产党中央，素来不为人喜欢，甚至连别国共产党人也对其十分厌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便完全否认他们是“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és）——大战期间，至少有15000名共产党斗士，在敌人虎口下惨遭杀害（Jean Touchard，1977，p.258）。共产党对热血青年的号召力极大，尤其是对青年人。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类国家里，一般群众很少支持积极的抗敌活动，共产党便更显突出。此外，知识界也极受共产党感召。知识分子最能够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动员起来，他们往往成为无党派抵抗运动组织的核心（虽然这些组织通常都带有左翼色彩）。法国读书人爱上马克思，共产党文化人则主导着意大利的文艺界。这种左翼当家的现象，在两国都持续了一代之久，究其根由，均是因受到了战时抵抗运动影响。影响所及，不管他们是否亲身加入抵抗行列，例如某家大出版公司即曾骄傲宣称，战时社内每位员工都曾拿起武器打过游击，或只是站在一旁默默赞同，有些人或其家人，事实上恐怕还站在另外一边，但众人都共同感到共产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除了在巴尔干地区游击势力的根据地之外，共产党在战时一般并不曾尝试建立革命政权。当然，就算有心一试，他们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以西的政治实力显然不足。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出在各国共产党矢志效忠的苏联身上。这位老大哥，严厉禁止他们各自问鼎政权。而那些成功的共产党革命（例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后来的中国），事实上都违背了斯大林的意愿。苏联的观点是，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各国国内的行动上，战后的政治进程，都应该延续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架构。也就是说，苏联希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维持一种长期共存或共生的架构。苏联认为两大阵营在战时的联合将促生一种所谓的“新型民主国家”。随着这些新型民主政权内部不断更迭，日久必将造成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变革。这种一厢情愿的苏联式世界观，很快在现实的冷战长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如此彻底，如今大多数人已不复记忆。当年斯大林曾经力促南斯拉夫共产党维持该国的君主政权，而英国共产党也在1945年极力反对解散丘吉尔于战时成立的联合内阁，也就是说，当时将把英国工党送上台执政的大选，竟然受到同为左派的英国共产党极力反对。斯大林当时的诚意不容我们抹杀，他甚至以行动佐证，于1943年和1944两年，先后分别一手解散了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心意，在其决策下越发明显。他的决策方针，借用某位美国共产党领袖之语，就是“绝不在危及……联合的情况及方式下，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Browder，1944，in J.Starobin，1972，p.57）。但是如此一来，正如同其他观点不同的革命者的认识一样，势必与世界革命永远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将从此局限于苏联境内，除此之外，则不出那些经由各国外交协商，决定交与苏联势力进占的地区——基本上大多为大战终止之际为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带。而且，即使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些新形态的“人民国家”之中，共产主义的前途也还未卜，无法如火如荼地立即展开。但是历史向来不顾政策设计者的本意，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只有一点例外。全球在1944—1945年间的协议之下，一分而成两大势力范围，至少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这种划分之下，从此楚河汉界，了无变动。30年间，除了偶发的短暂事件之外，双方均不曾越界犯边，也未曾有过任何公开正面的冲突或对立。因此万幸的是，冷战的人间毕竟没有升温成热战的地狱。

6

自由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御法西斯的国际联盟，并不因斯大林一厢情愿，想于战后与美国携手的美梦而有所强化，但也正因为斯大林美梦的昙花一现，反而越发印证双方合作的强度、深度的不足。当时这一场跨越思想意识形态的国际联手行动，显然仅属于一种军事上的合作，以共同对抗纳粹侵略。若没有纳粹德国的野心在前，并攻打苏联及对美国宣战，把战事推向最高潮，这类合作永远都不会出现。战争的本质，证明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意义深远：这是一场军事与民间力量加上社会变革力量的总动员，对盟国而言，尤其如此。这次大战，是改革家的战争，其中原因有二：一是连最有信心的资本主义势力，此番也不得不承认若不改弦更张，要想赢得这场长期战争势必无望。二是由于短短20年间大战再度爆发，十足显明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切努力的破产。而众人不能联合共御强敌，不过是诸多失败中的一小起败绩而已。

社会改革的新希望将与胜利一同到来的心态，可以从当时各国民意的演变中越发显明。奇怪的是，尽管其他参战国或重新复国的国家的民众都能畅所欲言，表达这种想法，唯独在美国，自1936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却稍见减少，共和党则大幅上升。当时的美国关注焦点都集中在内政事务，比起其他任何一国，美国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也最少。反之，在真正意义上选举能够举行的其他国家里面，民意却普遍向左倒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英国，广为世人崇敬爱戴的丘吉尔，竟然在1945年的大选中败下阵来，而工党的票数却有50%的跃升，被选民送上台去执政。接下来的5年里，工党政府在英国进行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其实保守党和工党两党，为大战效力不分上下，选民的抉择则显示胜利与社会改革两者缺一不可。这种鱼与熊掌务必得兼的意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各国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不过，当时的民意虽然看似激进，甚至一度将前法西斯或通敌的战时政府推翻下台，我们却也不用过分渲染其中激烈的程度。

至于其他靠游击革命或红军而解放光复的欧洲国家，实际局势则较难判定。其中最起码有一项因素，使得这项民意认定的工作难上加难。这些地区，曾经发生过大量的种族灭绝行动，并有大批人口被流放迁徙。同样一个国家，战前战后虽然挂着同样一个名字，人事却已大非，很难判定民意的变化走向。在这一大片地区里，曾经被轴心势力侵占的诸国，其人民绝大部分都将自己看作轴心势力施暴的受害者。其中却也有例外，那便是与这一片地区大多数国家政治立场相左的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它们在德国羽翼之下，战时均曾获得表面的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及德国的盟邦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民众，当然还有迁住于这些地区的德国人。不过，尽管大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德国铁蹄下的受害者，却不意味着他们便赞同共产党发动的地下抵抗运动（也许犹太人是个例外，大家都不放过他们），更不表示他们因此便对苏联大表认同（除了那些一向偏爱苏联的巴尔干斯拉夫裔人是为例外）。比如波兰人，便普遍对德苏两国恨恶交加，对于犹太人，更是天生具有反感。至于1940年被苏联强行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1941—1945年间难得可以表示意见的那几个年头里，则反苏反犹却亲德。在罗马尼亚境内，共产党人和地下抗德运动两不见踪影，在匈牙利也少得可怜。反之，保加利亚则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亲苏感情，不过地下活动的声势却不见配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一向为该国大党之一，此时则在真正的自由大选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史以来的最大党派。但是政治立场上的种种分歧，却随后在苏联占领下迅速化成空谈。游击武力的胜利，虽然不能与公民投票的意义相提并论，但是绝大多数的南斯拉夫民众，却都真心欢迎铁托游击队的胜利。唯一的例外，只有作为少数的南斯拉夫日耳曼后裔，以及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的政权（该政权大肆屠杀塞族，大战落幕，塞族进行了残忍报复），再加上塞尔维亚地区人们较为传统，以致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活动，以及后来的抗德战争，始终不曾在这一地区开花结果。[11] 至于希腊，虽说斯大林断然拒绝支援共产党及亲左翼人士——其对手则有英国为其撑腰——该国却不改其分裂传统纷争不休。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更为复杂，只有对该国民族关系具有深入研究的人，才敢对共产党胜利之后民心向背贸然尝试分析。但是，尽管各国情况不一，总的来说，当时都正在向着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迈进。

说来奇怪，环顾世界，苏联（连同美国）却是唯一不曾因大战带来重大社会及制度变革的国家。战争揭幕及落幕之际，苏联的统治者都是斯大林一人（参见第十三章）。但是尽管如此，大战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稳定性造成的压力却不可谓不大，在政府管制特别厉害的乡间地区尤为严重。若不是纳粹主义根深蒂固地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德国侵略者恐怕将会赢得许多苏联民众的长期支持。相反地，苏联最后终获胜利，主要却是基于境内多数民族爱国情切——也就是苏联本土的人民，他们是红军部队的核心，是危急存亡之际苏联政府发出紧急呼吁的对象。事实上在苏联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官方名称正是“伟大的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而此名也确实恰当。

7

走笔至此，作为一名史学家，作者的笔锋必须转叙其他场景，以免落入只重西方的褊狭窠臼。因为截至目前，本章所叙很少涉及世界上其他更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就日本与东亚大陆之间的冲突而言，其中种种关节，与西方形势不可谓毫无牵连。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正为极端军国主义的右派把持，而中国的抗日主力则为共产党。至于拉丁美洲地区，更一向紧紧追随欧洲的意识风向，热心输入各种盛行的思想，例如法西斯、共产主义等等。墨西哥尤为其中之最，在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任总统）的领导之下，于30年代重新燃起大革命的烈火，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极力为西班牙共和国助阵。事实上在共和政府战败之后，墨西哥是全球唯一继续承认共和国为西班牙合法政权的国家。然而，对绝大多数亚非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而言，法西斯不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或某一侵略国的国策，向来都算不得也永远不是这些国家与人民的大敌，更不要说是他们唯一的仇敌了。他们真正仇恨的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而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势力，碰巧都是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例如英、法、荷、比、美等国。更重要的是，除去日本是唯一的例外之外，所有的帝国霸权，清一色都是白人。

根据逻辑推理，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因此帝国强权的敌人，自然有可能成为挣脱殖民锁链、争取自由解放者的伙伴。甚至连日本，虽然在自己的殖民禁脔之内也有它特有的倒行逆施之处——这一点，韩国、中国等地的人民均可作证——但是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地，日本人却可以摆出非白人民族的斗士的姿态，并号召当地反殖民的力量起来反抗白人。因此，此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便与反法西斯的斗争背道而驰。因此之故，1939年斯大林与德国立约，虽使西方左翼人士大感沮丧，东方印度及越南两地的共产党人却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反而高高兴兴地专心对付英法。可是到了1941年，德国反扑苏联，殖民地的共产党为扮演好同志的角色，只得被迫更改意愿和计划，放下自己的大事不论，先把轴心国势力打退再说。这种做法不但不受欢迎，就策略而言也极不高明，因为其时正是西方殖民帝国最为脆弱的时刻，即使还不到倒塌的地步，却也极为不堪一击。于是，对共产国际的铁腕约束不甚介意的当地其他左派人士，便趁此机会大举活动。1942年印度国大党发起英国人“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运动。孟加拉派的激进分子博斯（Subhas Bose），则替日方组成了一支印度解放军，成员来自日军袭印之初，印度部队中为日方所擒的战俘。缅甸与印尼两地的反殖民武装分子，也正中下怀，认为大战乃天赐良机。将这种不择手段的反殖民逻辑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近乎荒谬的例子，要数巴勒斯坦的一个偏激的犹太边缘团体。它与德国谈判（经由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治下的大马士革），要求德国助其一臂之力，将巴勒斯坦由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这批人眼中复国运动的首要大事——该团体中某名好战人士，即日后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沙米尔（Yitzhak Shamir）。但是诸如此类的举措，并不表示殖民地人民在意识上偏好法西斯。不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既与犹太复国派的移民时生龃龉，纳粹的反犹主张自然颇投他们所好。而位于南亚大陆的印度，其中必也不乏相信纳粹神话，自以为属于所谓雅利安优秀种族之人。可是这些多属例外情况（参见第十二及十五章）。

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向左派一面倒，最终并与全球性的反法西斯运动汇合，至少在大战末期如此。其中缘故，必须加以说明。西方的左派其实便是反帝国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摇篮，而殖民解放运动的支持力量也来自走国际左派路线的人士。自1920年布尔什维克人士在里海边上的巴库组成“东方民族国会”（Congress of the Eastern Peoples）以来，共产国际和苏联更成为其主力。更有甚者，独立运动的众多未来的领袖及倡议者，在本国多属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他们到殖民地的宗主国，往往只有在当地自由主义者、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的圈子里，才能找到不含种族主义色彩、反对殖民主义的温暖氛围。这些人均属于现代化的改革派，而所谓怀古派的中古神话思想、纳粹论调，以及其中浓烈的种族排外意味，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传统“地方意识”及“部落主义”的重弹，只代表本国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利用的落后状态。

简单地说，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轴心势力合作，基本上只能属于一种战术手段。即使在东南亚一带，虽说日本的统治不似旧帝国般控制严密，而且由非白人之手施于白人之身，这种局面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原因在于日本人本身具有极为褊狭的种族意识，因此对于解放其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不甚高（事实上这段日本统治时期果然极短，因为日本很快战败）。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轴心式的国家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吸引力也不甚高。由另一方面来看，以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类人物为例，虽然他毫不迟疑便投入1942年大英帝国危机年的英国人“退出印度”反抗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大异其趣），可是尼赫鲁却始终深信，独立自由之后的印度，应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必将成为印度的盟友，因为苏联典范俱在，甚至有可能成为印度立国的榜样。

鼓吹殖民地独立的领导人本身，在他们意欲解救的广大民众当中，往往居于少数。可是这个事实，却更使其向反法西斯的力量汇集。因为绝大多数殖民地民众的心灵感情，比较容易受到法西斯同类要求的惑动与动员。这一类感情包括了传统思想、宗教与民族的排外性，以及对现代世界的疑虑心理，等等。若不是因为纳粹有无比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早已为纳粹感召。但在事实上，民气虽然可用，当时却不为任何一方充分动员，至少不曾发挥过重大的政治作用。虽说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的确在1918—1945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的动员，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敌意甚深的哈桑伊斯兰教兄弟党（Hassan al-Banna’s Muslim Brotherhood）更曾于40年代成为埃及民众宣泄民怨的旗手，该组织与纳粹意识的结合，更非暂时性战术的应用，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证实了其中意味的深长，但是最后真正在伊斯兰国家登台掌权的人物，有些虽然是站在宗教激进主义群众的肩头登上台，骨子里却是属于主张现代改革派的人。发动1952年埃及革命的低级军官，便是殖民地解放后的那批知识分子。他们与埃及为数甚少的共产主义团体一直有联系，而后者的领导成员却凑巧多为犹太籍人（Perrarlt，1987）。至于在印度次大陆，所谓“巴基斯坦”自成一地的概念（这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产物），有人将之形容为“一群非宗教精英分子的精心设计，他们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大众领土分离主张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属于多数的印度教人口竞争，只好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称为一种‘伊斯兰’式的宗教社会，而非国家分离运动”——此种描述极为正确（Lapidus，1988，p.738）。在中东的叙利亚，策动百姓的先驱则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党人，该党于40年代由两位在巴黎接受法式教育的教师创立。他们的思想尽管充满了阿拉伯的神秘气息，在意识形态上却属于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叙利亚的宪法，对伊斯兰教信仰就一字不提。而伊拉克的政府（一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为止），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国家主义军官、共产党人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混合而成，名目虽然不同，却同样致力于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以及社会主义的追求（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古兰经》却不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阿尔及利亚，由于当地特殊原因，加上该国革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此中不乏前往法国的大量劳工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因此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成分。不过（1956年）革命人士却一致同意，“他们的革命乃是一场斗争，旨在反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而非一场宗教战争”（Lapidus，1988，p.693）。人们还建议建立一个社会民主的共和国，最后阿尔及利亚在宪法上成为实行一党制的共和国。事实上唯有在反法西斯的年代，正宗的共产党派才能在部分伊斯兰教世界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中尤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三国为突出。一直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世俗派主张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呼声才在激进主义思想复兴之下逐渐淡去（参见第十二章与第十五章）。

发达的西方国家反法西斯，它们的殖民地则反殖民，双方的利害冲突，必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浮现。而眼前众人却取得暂时的一致，共同在一种对战后社会转型的憧憬上找到交点。苏联与殖民地的共产党，正好在鸿沟中间为双方搭桥。因为对于一方来说它们代表着反帝国的精神，而对另一方来说，它们则意味着对胜利的全面投入。不过，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与欧洲舞台不同，战争的结束并不曾为共产党带来政治的果实。只有在几个特殊例子里，反法西斯的战争与国家社会的解放运动相结合。例如日本侵略者对于中朝两国，既是殖民者又是法西斯。而法国殖民政府对于中南半岛［越南、高棉（今柬埔寨）、寮国（今老挝）］，既是当地人民追求自由的敌人，又在日军席卷东南亚之际屈服于日本。数国的共产党便分别在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的领导之下，于战后高奏凯歌。至于其他各处待解放的殖民地领导人，虽然多数出身于左派领导的运动，可是他们在1941—1945年间的活动却多少受到击败轴心势力为第一任务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行动虽受牵制，他们对于轴心势力失败后的局势，却也同样抱着乐观的向往。如今的两大超级强国显然对旧日殖民政策不抱好感，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现在正由举世皆知坚决反殖民的党派当权，旧殖民主义的势力及合法性，如今都遭到严重削弱，自由希望的美景，似乎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日后的事实发展果然如此，可是在传统帝国的顽强抵抗之下，人们却为此付出了血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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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的失败，更精确一点地说，德日两国的失败，自是众多人愿意见到的结果。只有愚忠的德日人民，多年发挥最高效率作战到底，如今却只有为祖国的溃败伤心。但是自始至终，法西斯所能动员的力量也只局限在其核心国家之内。对于外围，最多只能在意识形态上零星收编极右派的少数分子，而后者在本国也往往不成气候，只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这其中有希望借着与德国的联盟实现自己目的的国家主义团体，也有许多在战争侵略下成为纳粹军征用的帮凶。至于日本，它所能动员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最多只不过在黄种人中短暂地激起过一股同种相怜的感情罢了。而欧洲法西斯的做法，却在保守的有钱人中间赢得极大拥护，因为它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罪恶之首”莫斯科来势汹汹之下，为其提供了最有力的防御作用。此外，大企业对法西斯的支持，自然出于实际考虑，与思想原则没有关系。法西斯既已战败，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总而言之，纳粹主义纵横欧洲12年，如今留下的唯一后效，便是极大一部分的欧洲土地都变成了受布尔什维克党人摆布的舞台。

于是，法西斯兵败如山倒，宛如土块扔入河中迅速崩解，立时灰飞烟灭，永远消失于政治舞台。法西斯只有在意大利一地依然苟延残喘，多年来始终有一支以墨索里尼为师尊的新法西斯运动“意大利社会运动”（the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在意大利政坛上扮演着无足轻重的小配角。法西斯势力之所以从政治圈里销声匿迹，并非只因为它当年的主角已被永远排除（其实有许多人依然在政府和公众生活里插有一脚，在经济活动上更是活跃），与德日两国昔日国民心灵的创伤幻灭，也不无关系。这些人的外在与道德世界，已经都于1945年同时毁灭，因此对他们来说，继续效忠过去的信仰，对实际生活反而有不良后果。现在盟军来到，带来他们的制度与方式，将其加在战败国人民的身上，前者铺下轨道，后者的火车便只能循着这个方向开去。于是只有调整自己，重新面对这刚一开始极为迷乱难以理解的新生活。若一味抱着以往的旧思想不放，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徒增烦恼。纳粹主义的旧梦，除了平添回忆，对1945年后的德国毫无好处。因此即使在一度是希特勒大德意志国家重镇的奥地利，战后的政局也立即恢复旧貌，重返1933年前的民主政体。唯一与前不同之处，只是如今稍带点左倾意味（说也奇怪，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原为纳粹作伥的奥地利，却被列入无辜的受害国之一）。一时风云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此时就如风卷残云，当初因乱世而出，如今因太平而灭。它毕竟从来不曾是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这种地位。

同时，就另一方面而言，尽管反法西斯的组合成员多么庞杂不一，时间多么短暂，在它旗下联合起来的力量，其范围却极其广大。更有甚者，这种结合有着正面的价值理念，而且从某些层面而言，更具有持久性的延续生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法西斯的精神建立于众人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希望，也就是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的价值理念：经由理性与科学，为人类创造进步；普及教育与民选政治制度；不凭世袭，人人天生平等；不恋传统，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种种观念手段，各国的认识和实行方式也许并不一致，但却有许多与西方民主理念相去甚远的国家，也纷纷选择以“民主”或“人民共和”为国名，例如曼吉斯都（Mengistu）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巴烈（Siad Barre）下台以前的索马里政权，金日成的朝鲜，还有阿尔及利亚和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德国，等等。虽然名不副实，其意义却也不可轻易抹杀。若是回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这一类国家必定为各国法西斯、极权主义甚至传统的保守思想一类政权所鄙视并大加挞伐。

再由其他层面看，众人共同的冀望也离共有的实际状况相差不远。不论是西方式的立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抑或第三世界的国家，同样致力于种族与两性间的平等。虽然大家都力有未逮，离共同的理想程度尚有一段距离，可是在做法上却大同小异。[12] 各国政府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更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几乎都有意并主动地放弃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优越性，改用由国家积极管理计划的路线。在今天这个“新自由经济神学”盛行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回到40年代早期，直到70年代，最负盛名的一向主张“全面市场自由论”的经济大师，如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人，曾经以先知自命，大声疾呼，警告西方资本主义若如此向计划性经济道路贸然偏行，等于走上了“通向奴役之路”的险径（Hayek，1944）。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却一跃而步入了经济奇迹的阳关大道（参见第九章）。各资本主义国家坚信，政府若再不出手干预，世界经济必将再次陷入两次大战之间的巨大灾难，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民铤而走险，激进地采取共产主义的政治险招——就像他们会一度选择了希特勒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深信，若要脱离落后依附的经济地位，只有靠国家动手一条路。在苏联楷模的鼓舞激励之下，也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各个前殖民地眼中的光明大道。而苏联这个老大哥自己，以及其他新近加入它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们，更是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中央计划的法力无边。于是东西两方，以及第三世界，都纷纷带着同样的信念，跃入了战后的新世界：那便是借着铁与血，借着政治动员，借着革命手段，终于换来对轴心国势力的最后胜利，如今正为人类开辟了社会转型变革的新纪元。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想法倒不失为正确。因为自古以来，社会和人类生活的面貌，从来不曾经历过广岛、长崎两朵蘑菇云后发生的巨大改变。但是千百年来，历史更替演变的轨迹，却往往不循人的意志行进。即使是那些制定国策之人的意念主张，也不能决定历史的轨迹于分毫。这个世代以来，人类社会实际发生的转型变化，既非人定也不从人愿。尽管战时千筹万策，战后的世界却马上出现了计划以外的第一起意外事故：那就是烽火刚息，因反法西斯而形成的战时伟大联合便立刻瓦解。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众志从此也无复合一。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度分道扬镳，一变而回原本誓不两立彼此虎视眈眈的死敌。

[1] 有人认为，1941年后期根据佐尔格极为可靠的情报来源显示，日本并不打算进攻苏联，因此斯大林才断然决定将主力部队调往西部前线。当时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的城郊（Deakin and Storry，1964，Chapter13；Andrew and Gordievsky，1991，pp.281—282）。

[2] 这只是意见上的不同，却不能成其与法西斯通敌的理由，不能替“以暴制暴”的行为开脱罪责。1942—1945年间，克罗地亚境内即因此血流成河。斯洛伐克的混乱，恐怕也与此有关。

[3] 希特勒掌权之后一个月内，位于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神秘烧毁。纳粹政府立即归咎于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共产党则反控此事全是纳粹自己一手导演，以达其迫害共产党人的目的。一名素来是革命同路人的荷兰人卢贝（Van der Lubbe），以及当时共产党议会党团的负责人和3名在柏林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保加利亚人均因此被捕。卢贝独来独往，精神有些错乱，和纵火一事有关系。可是另外被捕的那4名共产党人，以及德国共产党组织，明显是被纳粹罗织罪名。但是根据目前各项历史考证，也没有发现有纳粹在后面指使纵火的嫌疑。

[4] 西班牙依然在摩洛哥留下了最后一个立足点，当地好战的柏柏尔人（Berber）一直在反抗。柏柏尔人骁勇善战，同时也是西班牙陆军中英勇的士兵。此外，往南在非洲一带，西班牙还有几处零星领土，不过外人都不记得了。

[5] 王室正统派是一群坚决的君主主义者，思想极端传统，在农村拥有大量支持者，主要根据地在那瓦尔一带。他们曾参与19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场内战，支持西班牙皇室的一支。

[6] 依照共产国际的说法，西班牙革命是以全社会为基础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属于一场全民战争，一场民族之战，更是一场反法西斯的革命。（Eregli，October1936，Hobsbawm，1986，p.175.）

[7] 即使到新冷战期间，共产国际情报中心会议召开研讨大会时，保加利亚代表柴文科夫（Oko Tchervenkov）还依然从这个方向讨论其国家的前途。（Reale，1954，pp.66—67，73—74.）

[8] 也许斯大林担心共产党人太热心参与法英等国的反法西斯活动，会被希特勒看成他私底下背信弃约，将此作为攻击他的借口。

[9] 据1990年一位意大利政治人物透露，以“剑”（Gladio或the sword）为名的神秘反共武装组织，是于1949年成立，以备万一欧洲国家为苏联占领，将可继续留在敌后从事抵抗活动。其成员的武装及财源由美国提供，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英国秘密特工机构负责训练。这类组织的存在，除了少数特殊人物外，一般均瞒着所在国的政府。在意大利一地，这类组织的成员是由法西斯余孽组成。轴心国势力撤退之前，将他们留在该地作为抵抗活动的核心分子。这些人又重新寻找到新的存在价值，摇身一变，成为狂热的反共分子。直到70年代，连美国特工单位都认为共产主义势力已不复有入侵的可能，这些“剑客”（Gladiators）便又为自己找到新的活动场地，成为右派恐怖分子，有时甚至假托左派之名行事。

[10] 作者的一位友人，即曾在捷克人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任内，担任过MOI副司令一职。此人是来自波兰的犹太裔奥地利人，其主要任务，是在驻法德军当中组织反纳粹的宣传。

[11] 不过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两地的塞尔维亚族与门的内哥罗民众，却强烈支持铁托（铁托游击部队里17%的军官是门的内哥罗人）。铁托的本族克罗地亚的主要势力也大多倾向于他，斯洛文尼亚族亦然。游击队的作战地区多半在波斯尼亚一带。

[12] 各国妇女在大战期间，以及对地下抗敌和解放运动所做的重大贡献，很快被各国政府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