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赎买是“怀柔术”

宋朝的开国非常富有戏剧性，也就仅仅花了两天的时间，就将百年大计一举搞定。

公元960年，时任后周禁军点检(中央军司令)的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抗击传说中的入侵辽军，行至离首都开封不远的陈桥驿这个地方，安营扎寨。一切阴谋早已酝酿成型，只等那一刻的到来。

第二天黎明，军队内部突然哗变，众将士强烈要求赵匡胤登基，并将一袭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随后大军浩浩荡荡返回京城，兵不血刃取得了政权，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

我每次在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感觉这是一出蓄谋已久的权力游戏。当然，这是一幕精心策划的喜剧，否则仓促之间军队从哪里找来那些道具，光是那件绣着飞龙图案的黄袍就不是一日之功，一个普通将领是不可能缝制一件龙袍天天揣在怀里，等待那样一个机会的。

当时守卫京城的将领是赵匡胤的部下和老友，禁军的第二、三号人物石守信、王审琦，他们“皆素归心匡胤者”，也就是说他们早就是赵匡胤的人了。有这帮人里应外合，赵匡胤很快就掌握了军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夺得天下当然是易如反掌。其实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剧并非是原创，他也是“山寨”了别人的做法。这个原创者不是别人，他就是将赵匡胤领上路的后周的创建者郭威。

就在陈桥兵变的九年前，时任后汉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的郭威也在率军抵抗辽军的过程中回师京城，登基称帝。

自晚唐以来，中国的权力系统陷入了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军阀之间混战不休，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吼出一嗓子：“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句话完全是篡改了陈胜吴广起义的那句经典之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就没有了真正的原创精神，山寨才是王道。

山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纠结的五代稀里糊涂混过了五十三个年头，这一期间，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政权就涌现出了八姓十四君，换皇帝如换刀。这还不包括十个与中原政权齐头并进的独立王国和割据政权，同时北方地区也面对着占据战略要地的幽云十六州和随时准备秣马南下的强大辽国。

赵匡胤黄袍加身走上皇帝岗位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避免新建立的宋朝不会重蹈前朝覆辙，他本人正是因为“君弱臣强”取得了政权，因此他要杜绝在自己的权力集团内部出现下一个“赵匡胤”。他有着强烈的预感，下一个“赵匡胤”就潜伏在自己身边，说不定就藏在自己的那些老部下中间。

一天，赵匡胤召自己的老部下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他半真半假地说：“我能当皇帝全仰仗诸位兄弟的拥戴。皇帝也不好当啊，反而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整夜睡不好觉。”

石、王等人说：“陛下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大局已定，你应该把心放在肚子里。”

赵匡胤回答：“有你们在我身边我当然放心，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还能跟着我安心干活吗？”

石、王等人赶紧跪下磕头如捣蒜，请求老大能给指一条光明道路。赵匡胤讲了一段很具有哲理性，但又很实在的话：“人生如白驹过隙，你们应该享受生活，让子孙享福。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去选个好地方做官，为自己和子孙置业，逍遥一世。另外我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亲上加亲，我的天下也有你们的份，这样多好！”

石、王等人只好无奈地回答：“陛下为我们考虑得这样周全，真是让人有重见光明、死而复生之感啊。”

第二天，这些老伙计就请了长期病假，赵匡胤赐予他们丰厚的财物和崇高的政治地位，但从此不让他们染指军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随后，赵匡胤又逐步解除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节度使的权力。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吐出来的至理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意思就是说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杀戮功臣的事。这样一句话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

尽管刘邦有着这样那样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

地球人都知道韩信是一个盖世英雄，但是一个英雄未必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政治家不仅仅需要聪明，最重要的是明断。韩信所缺乏的恰恰是这点。在权力世界的利害关系面前，空谈道义是奢侈的事。韩信既然想当王，那么在刘邦和项羽二虎相争的时候，就是他亮剑的最好时刻，也是他唯一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过了这个店就没有这场局了。

韩信在关键时刻没有背叛刘邦，他在正统道德范畴内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不会为人所诟病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其实这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他是刘邦的臣子，在刘邦的权力集团内部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果韩信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捅上一刀，虽然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但是从权力利害关系上来看，却是绝对的胜者。

韩信没有在两大利益集团争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刻，亮出自己的剑。那么对于他来说，今后能做的也只有跟在刘邦后面亦步亦趋，要低调再低调，让所有的锋芒锈蚀在权力结构之外。就像他的那些战友们，诸如张良、陈平、萧何之辈。

有人说韩信在职场上跟对人了，因为刘邦知道怎么用他；也有人说，韩信可惜了，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去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无论怎么说，韩信只是刘邦运筹帷幄的权力局中的一颗棋子。刘邦在对待韩信这些功臣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对此我们不能妄下结论，需要将事件和人放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作分析。在分析之前，有一个历史细节不容放过。在刘邦的晚年，有一次患了一场重病，知道来日无多，于是将他的那些老伙计们喊到眼前，杀白马为盟。盟约的内容是：异姓为王者，天下共击之。

这样一句话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刘邦对于权力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并不陌生，君君臣臣，要分得清清楚楚，异姓不得封王。为王者只能是刘邦的家族子弟。也就是说，王这个封号是刘氏的专利。臣子们即使手中的权力再大，也只能做臣子，而不能为王。

刘邦奉行的这一套权力体系，基本上还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王朝的延续，新瓶装老酒是官家集团的一贯作风。骁勇有余，谋略不足的项羽显然看不到这一点，他在灭了秦国之后，封刘邦为汉中王，这显然是权力体系建设的一种倒退。早在奴隶社会的时候，那些权力大鳄们就在玩这种分封诸王，国中有国的政治游戏。结果换来的却是诸侯王们的不服，大家都是王，凭什么你项羽能冒充皇权代言人来分封我。在各方势力都在参与权力分肥的斗争中，项羽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败给了刘邦。所以说刘邦是不会重蹈覆辙的。

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了韩信的下场，却没有好好计算其中的利害关系。

首先是韩信虽然没有亮剑，却要挟刘邦封王。客观地说，韩信打个报告要求刘邦论功行赏也不为过。但是他选择的时机实在是大有问题，也就是说韩信是在正确时间做了一件完全不着调的事。他在刘邦困在荥阳陷入危局的情况下，要挟刘邦封王。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肯定是要被刘邦记恨的。刘邦让他带兵合击项羽，他却讨价还价要刘邦封他“假王”。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封王，我就不帮你打项羽。刘邦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皇家权力的底线不容随意践踏。刘邦的底线就是异性不能为王，所有破坏正式权力系统的行为都是杀人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如果一味纵容韩信就太不正常了，当项羽这个利益竞争者一死，刘邦就毫不犹豫地收回了韩信的兵权，将其封为楚王。

这时候的韩信还是应该满足的，毕竟刘邦还是给他封了一个王，虽然名不副实。凭着韩信的智慧，他应该对刘邦有所提防，可在权力争锋的舞台上，一个疏忽就会导致满盘皆输。随着时间的推移，韩信的判断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功劳是完全配得上一个王位的，自己没有在楚汉相争的生死时刻插上一脚，就是送给刘邦最好的礼物。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拿刘邦与朱元璋做比较，同样是草根出身的开国君主，同样面临着开国功臣如何处理的历史难题。但两个人绝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邦出手洗牌，是因为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做法有权力自保的意思在里面。而朱元璋的血腥屠杀，则完全是为了屠杀而屠杀，为皇权的接班人扫清障碍，是毫无根据的因疑而杀。

功臣问题是所有的开国皇帝都要去认真研究的课题，因为皇帝手中的权力价值，不应该由他一个人独享，而应该作为权力股份，让那些功臣们共同参与分肥。因为当初大伙都是提着脑袋跟你玩命干的，如今江山打下来，你却要“卸磨杀驴”。刚建国时，皇帝与功臣有一段蜜月期，在蜜月期里也有富贵共享的美好时光。可时间不长，双方感情就破裂了，刚派发下去的免死铁券还闪着光亮，可这份光亮也救不了功臣的命。曾经共过患难的兄弟，却成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对手。

刘皇帝和朱皇帝将权力的刀锋指向了功臣，倒在刘邦剑下的除了韩信，还有臧荼、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朱元璋更是异常生猛，几乎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

如果我们将一个王朝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开国皇帝和功臣们就是公司的创建者。创业阶段，你不是皇帝，我不是大臣；你是大哥，我是小弟。有福一同享，有苦一块吃。

直到有一天，公司上市了，做大做强了。作为董事长和CEO的皇帝通过封赏功臣来确保功臣们作为股东永久拥有公司的原始股，共同享有公司的红利，且不会被剥夺，通常以世袭爵位和丹书铁券的形式保证。可是刘邦和朱元璋在公司创立后就撕毁了与功臣们的契约，杀戮功臣以剥夺他们作为股东的权利。赵匡胤的做法与刘、朱二位截然不同，他只是剥夺了功臣们的军权，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赏赐和崇高的政治地位，并通过互相结为姻亲的方式巩固、加强彼此的私人关系。

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开国功臣还与赵宋皇家结为姻亲，他们的子孙也享受到了由权力分肥所带来的利益。

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肥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正式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只有将私人情感因素控制到最低状态，专制权力才能达到最高状态。皇帝和功臣这对痛并快乐的冤家完全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的空间。皇帝和功臣就好像被隔离的囚徒，作为弈中的两个博弈方，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皇帝担心在权力分红中，功臣手中拥有的权力危及到皇权；而功臣又怕皇帝翻脸不认人而攥紧权柄不肯放手，这种互相设防，互不信任的状态，只会逼得皇帝痛下杀手。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非常高明的方法，一般人还真玩不了。赵匡胤用高官厚禄将功臣们手中的军权赎买过来，这样也就等于换取了功臣危及皇权的权力。说到底，皇权对功臣的忌讳无非是他们手中的军权，一旦功臣们心甘情愿地交出军权，他们也就双双走出了这种权力的困境。

“杯酒释兵权”虽然是解决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的皇帝。要做到双方皆大欢喜，作为强势方的皇帝要有宽广的胸襟，用人识人的才能，诚实守信的作风和玩转权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这种权力困境。

皇帝与功臣的“分离定律”

“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都难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越挣扎，没顶的概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所以这应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无关，而是权力通道出了问题，造成一种习惯性的堵塞。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两者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皇帝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皇帝派发高薪给功臣们，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皇帝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皇帝的底线，就是这些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造反。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这是一种很要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的不是外患，就是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因为无形则让人无从察觉。

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皇帝在处理与功臣关系时的那种无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没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脑门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没有办法来鉴别。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们能够掌握一种密码，我们姑且把这种密码称之为权力分离码。这种权力分离码能够让皇帝破译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而且不会混同。这样的话，这道权力困惑的难题或可解决。可这只是设想，却无法付诸实施。更何况帝王的权力操守也因人而异，就算有这种权力分离码，他们也未必会当回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洪武年间那场血雨腥风，也就是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

由于开国功臣的权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国初期权力系统的一种三权分肥的现象，也就是相权、将权、皇权的权力分肥制。对于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权谋。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朱元璋决定先拿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太子朱标劝阻父亲“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很生气，扔给他一根荆棘枝，让他捡起来。朱标怕刺扎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着为子孙拔刺的朱元璋将诛杀功臣的行动推向极致，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不依不饶拿他大作文章，将他的罪行逐步升级，不断扩张打击面。胡惟庸的罪状被定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投敌卖国。在任何时代，卖国贼都是全民公敌，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杀算不得冤假错案，有自取灭亡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一个胡惟庸，将大批无辜的开国功臣卷进来，这是令人发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传递的一个信号，他要没收相权，重整一个崭新的权力系统。既然杀戮已开，杀一个也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朱元璋索性将所有怀疑对象都冠上“胡党”的罪名，一网打尽了。

有人评论“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这句话道破了皇帝与功臣之间的那点猫腻。

蓝王党案也是同样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洪武二十年（1387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随着权力筹码的不断增加，蓝玉变得骄狂傲慢。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正将另外一张大网悄然张开，网中之鱼犹未察知。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注定又将是不平淡的一年。随着胡惟庸的倒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这个沿用了千年的官职，也将相权直接收归中央。昔日的三权分肥，成了皇权和将权的直接对视。当朱元璋将目光锁定在蓝玉那张骄狂的脸上，有人嗅到了不祥的气息。锦衣卫指挥蒋献在朱元璋面前诬告蓝玉有“谋反”之意，功臣谋反，这是朱元璋心头最为在乎，也最为难解的一道死结。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一通有模有样的审问。最后的结果让整个帝国为之战栗，“蓝玉案”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是继胡惟庸案之后又一场腥风血雨。此案让大明王朝的开国将领所剩无几，将权受到重创。随着相权和将权的相继沉陷，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治家，大明王朝也由此翻开了君主集权的一页。

我们可以从朱元璋让御用文人写的《逆臣录》中看出，那些被诛杀的功臣们都是死得稀里糊涂，摊派在他们头上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稍一推敲就破绽百出。按照书里记载，一个叫蒋富的人供述，蓝玉领兵回来，请朋友们喝酒，这个叫蒋富的人也在列。也正是因为这次酒宴，蓝玉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跟你说个事。我有心想谋反，你回头来帮帮我，事成之后共享富贵。而这个蒋富只是蓝玉家的打渔网户，能不能摊上与蓝玉一起喝酒，都是个谜啊！

另有一名叫张仁孙同样供述，蓝玉出征回来，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人准备好武器等候自己的号令。这个张仁孙只是乡里的染匠。造反这么重大的事，一代名将蓝玉的表现却如此业余，与他的“常胜将军”威名不相吻合。

借用一套经济学里理论来分析权力成本和收益，造反之类的事对于权力成本和收益来说都是最高的，当皇帝的收益就不用多说了。总之，与当皇帝的收益相比较，任何权力成本都会相形见绌。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也就难保不让人怦然心动。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和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作为朱元璋来说，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动用手中的皇权来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动用灭九族、凌迟等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手段来提高造反者的入市成本。这样一来，那些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就会选择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造反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话又说回来，当皇帝的权力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免蠢蠢欲动。在皇帝的眼里看来，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个个都是风险爱好者，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在朱元璋看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蓝玉这些以冒险为乐趣的功臣们来说丝毫不起作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队伍，确保自己的江山永固。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血腥的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生就有罪，谁让他们拥有造反能力呢。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防功臣都像防贼一样。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新朝建立不久，他就申请告老还乡。自己退休还不算，他还顾虑到儿子朱同将来也难保平安无事，就特地向朱元璋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松口：“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面对开国新皇必然会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分离并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口头承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实际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主动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让皇帝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北宋开国上演的“杯酒释兵权”的大戏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

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了发动政变的能力，也躲过了皇帝的刀斧。但是对于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更何况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显然不能让皇帝安心。

比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太子李建成。为何李世民交出兵权还要面临被清洗的风险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

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没办法一起上交。

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功臣们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

就拿韩信来说，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

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是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了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真的保住自己的性命。像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的。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高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绝对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当然如果只能是如果，韩信最后还是倒在了刘邦的剑下。

李世民就很聪明，他不抱有任何幻想，一切只能靠自己。于是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斩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如果我们按照儒家的标准，李世民只能算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不是吗？

当然韩信和李世民没法比，李世民个人具有的特殊身份，让他具备了反戈一击的条件。

也就是说李世民能够成功与他皇族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让他遇到的反抗相对较小。而韩信这类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失败是注定了的。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