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1587年），大明朝的副部级官员，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这条消息犹如一道惊雷滚过阴霾沉沉的帝国天空，给这个步履沉重的王朝带来了稍许的震动，很快就归于平淡。北京城里的皇帝和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再也不用为这个道德模范使用问题而伤透脑筋。

对于海瑞临终前后的情形，史书上有着相当生动的记载：“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钱，犹扣回。”兵部送的柴火多了一些，他如数退回。

“病不药。”拒医而死。“无一语及身后事。”既没有官员例有的遗疏，也没有一句遗言。海瑞所能做的都做了，难道对于这个世界，他就真的无话可说？

海瑞去世，他的生前挚友，时任佥都御史王用汲到家中探视，看见海瑞房间所用的帷帐都是葛藤皮做的，破损不堪。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补丁套补丁，破得不成样子，堂堂大明朝的副部级官员居然寒酸到如此地步。海瑞膝下无子，王用汲就承担起丧葬事宜。他整理海瑞的遗物，“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纱、葛各一”。

此情此景，让王用汲泪洒当场，海瑞的后事是他发动同僚里凑份子办的。海瑞的死讯传出，“百姓奔走相告，扶服悲号，若丧慈母”。朝廷派出专员，送海瑞归葬于家乡琼山时，“丧出江上，白冠素衣而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官员们的感受与百姓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作为体制内的他们无法从海瑞那里获取到体制带给自己的温暖。海瑞的形象在民间越高大，他们内心的寒意就越深重。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纠纷。他的人生信条和执着得近乎怪异的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愿意主动以他为榜样生存于体制内，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极为有限。

海瑞具备的反伤害能力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当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兼公办学校校长）。位卑不敢忘忧国，就是在这一期间，海瑞写下了《驿传申文》和《驿传论》两篇政论。驿传相当于今天的地方政府招待所兼邮政局，与教育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胡吃海塞，用夫用马，巨额招待费地方政府买单，地方政府把压力又转嫁给地方百姓。当时全国发生了多起百姓投河上吊事件，都是因为不堪重负。海瑞写道，地方官为了献媚于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这是为媚人而杀人。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刚刚从官场起步的海瑞在文章里传递出一个怎样的信号？他写道：

—如今福建的官员，和洪武年间相比，不过增加几个人而已，近日又裁减掉了市舶司的镇守太监，在驿站流动的人员和洪武年间大致相等。有人整天抱怨说严格按太祖的制度办事，驿站维持不下去，所以天天把制度改来改去，却从不去认真思考为什么洪武年间可以维持，现在就不行！

—他们还说什么此一时，彼一时，说什么洪武年间事情少，法律严，如今事情多，法律也更宽松。事情多，难道朝廷最近有什么特别的差遣？法律宽松，难道朝廷修改了法律？

—就这么些官员，就这么多工作量，法律法规两百年来也都没改，不遵守太祖制定的驿站制度，分明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还找什么借口！

海瑞最后给出的结论是：除了“求复国初”，也就是除了按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规矩办事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措施，即便是“议事尽其变，防弊尽其周”，考虑得再周详、再严谨，也无济于事，“皆下策也”！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海瑞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已经来日无多，海瑞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字字如刀剑，入骨三分。如果说刚刚步入权力系统的海瑞，以一个小官僚的身份对国家体制的看法是“求复国初”，即按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规矩办事；那么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宦海浮沉，海瑞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变化。他在呈给万历皇帝的报告里，如此写道：

—皇帝励精图治，国家并没有变好。这主要是因为对官场上的贪渎之徒刑罚过轻。

—官员们要求朝廷对士大夫能够以礼相待，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如今天下贪污腐败成风，只有恢复太祖皇帝贪污八十贯就绞死的律令，以及剥皮实草的酷刑，才能扭转贪风。

前后对照，我们会发现时间在变，海瑞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份刀头舔血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心头难以舒缓的怨气。身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海瑞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官场异类。他就像是一个带着前世诅咒的复仇者，向这个既让他忠实依附，又令他极端厌恶的官僚群体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尽管如此，他生存的价值要远远低于他的道德消耗值。海瑞死后，万历皇帝一语就道破其中真谛：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皇帝说这番话的时候，海瑞已经不在人间。在万历皇帝的眼中，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只能“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做一块官场的招牌，用来装饰道德的门面，鼓动官员们学习其精神。至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到了后太祖时代，官僚集团在利益的驱使下，只能蒙住双眼，无视高悬于帝国天空的那面道德旗帜。眼睛里看不见，不代表现实里就不存在。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海瑞，官员的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嗤之以鼻，还必须装出奉为圭臬的样子。对于这个言必称“祖制”的家伙，他们反对他，就等于反对“祖制”，谁能担得了这么大的罪过。海瑞“挟祖制”横空出世，很快就占据了大明朝道德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与七月，刚刚从地方官升任南直隶提学御史不久的房寰，因“自负材谞”并受同僚鼓动，居然冒险上疏，弹劾他的顶头上司、当时名动天下的“当朝伟人”海瑞。

房寰在奏疏里用词极为苛刻，简直就是一场人身攻击。下面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房寰攻击海瑞的几大理由，看一看能不能立住脚。

—大奸极诈，欺世盗名：“莅官无一善状，唯务诈诞以夸人。”

海瑞是个大奸大伪之人，天下人完全被他的虚伪表象所蒙蔽。他在任上断案，并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对于疑案的判决，海瑞主张：“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海瑞的断案原则完全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断案过程中，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海瑞的断案原则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另外海瑞曾经要求土地争议的解决一律要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草根农民来说，这么做不具有人性化。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由此推断，海瑞的做法不仅武断而且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可言。

根据《野获编》记载，当时的吏部给事中戴凤翔曾疏参“瑞出京师，用夫三十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人。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敕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也就是说，海瑞在要求别人不要铺张浪费的同时，自己出行却大讲排场，且有假公济私的行为。另外由于自己的独特行事规则，每到一个地方为官，都搞得地方不得安宁。地方乡绅和有钱人因害怕而背井离乡，导致地方生产衰落、经济凋敝。

—妄引剥皮实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

为惩处贪污，海瑞建议对涉贪官员按“太祖法”实行“剥皮囊草”、“枉法八十贯论绞”等酷刑。按照这一标准，当时的官员几乎无一幸免，这样的酷刑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甚至按这一“枉法”的标准查纠官员，大明官场能够真正全身而退的人寥寥无几。换句话说，按照朱元璋的铁血法则，海瑞这样的官员真就能保全自身？

—诬圣自贤，损君辱国：“以圣人自许，奚落孔孟，蔑视天子。”

这从海瑞惊世骇俗的“骂皇帝”一事中可以得到全面印证，房寰的攻击在正统官僚阶层看来并非虚妄之词。

—公德可嘉的海瑞，某些私德为人诟病。

据《明史》及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也就是说，海瑞一生娶了三个老婆，曾经两次因小过休妻（潘氏、许氏），第二任妻子更是在新婚时即被逐出家门。先后被收为妻妾的妇女有王氏、潘氏、丘氏、韩氏等，甚至在逾花甲之年，海瑞还纳了两个年轻貌美的侍妾，以至引起妻妾争风吃醋，有两人同日自缢身亡。他“年已耋而妻方艾”，成了言官疏参、时人讥评的话柄。

甚至有人指责他“无故而缢其女”，明人姚叔祥在《见只编》记载了另一个说法。据他说，海瑞的女儿只有五岁，从男僮那儿接了一个饼吃。海瑞看见了勃然大怒，说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是能饿死，才配是我的女儿！于是女儿啼哭不止，不肯进食，家人怎么劝也没用，最后活活饿死。

初到京城的房寰在没有摸清官场政治生态的情况下，就向当时的官场偶像级人物开炮，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当然后果也是他事前没有料到的，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录了朝廷的反应：房寰疏至，“举朝骇惑，俱相顾”。而按房寰政治对手的记述，则是“朝野闻之，无不切齿抱愤”。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吏部新科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偕同年生彭遵古、诸寿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房寰妒贤丑正，简直不知人间羞耻事。臣等自幼读圣贤书，十余岁时已知都御史大人之盛名，即知以大人为榜样。大人德高望重，堪称当代伟人，万代瞻仰，望之如在天上，人不能及。而房寰大肆贪污，与都御史大人相比，宜愧且死，竟敢造言逞诬，臣等深为痛心！”也就是说，房寰是“不识廉耻”的卑鄙小人，而海瑞是气贯长虹的“当朝伟人”，一个官场小人哪里有资格指责高高在上的海大人。顾允成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顺势揭露了房寰欺君罔上的七大罪状。

政治对手的说法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能全是虚饰之词。当时的朝廷官员即使不是全都“切齿抱愤”，也一定为房寰的行为感到极度震惊：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会敢跟海瑞叫板？

饱受古书熏陶和传统道德教育的海瑞实在不明白，自己只是倡行“祖制”，怎么就成了同僚攻击的官场异类？那些条条款款的“祖制”，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怎么就成了同僚攻击自己的证据。如果说，连遵从“祖制”都是一种犯罪，那么这天下还是洪武皇帝当初建立的大明王朝吗？

自朱元璋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经200年。朝堂早已不是当初的朝堂，200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期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官员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继任者们在权力的递延过程中不断地做出妥协与让步，而每一次妥协和让步都会稀释“祖制”这锅浓汤的纯正度。“祖制”还在，可味道早已不是当初的味道。用各种非常规手段去追求“祖制”的原汁原味是海瑞所认为的朴素高尚的真理，当他举着“祖制”招牌进入权力系统的上层时，他发现自己成了为人所不容的异类。他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身上具有的良好道德典范，因为那个社会在表面上毕竟还是崇尚传统道德的，而事实上有一些天真的大臣们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崇尚。

万历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意庇护房寰（据说房寰与申时行过从甚密），但也不得不拟旨责斥房寰“渎扰”，也就是告诉房寰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受到弹劾的右都御史海瑞也上疏为自己辩驳，并提出辞职，皇帝降旨让他“安心供职，是非自有公论，不必多辩”。皇帝居中调停，希望能够尽快平息这场纷争。

顾允成等三进士逐条驳斥了房寰的疏折，列举了他的七大罪状。一心想要息事宁人的万历皇帝非常生气，说房寰已经受到批评，三进士尚未授官就出位妄奏，“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不过，顾允成等人虽然被斥归，但“士林高之”。也就是说，他们因维护海瑞而暂时失利于官场，但是在天下读书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名声与地位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久，南京太仆寺卿沈思孝又专疏为海瑞申辩，并弹劾房寰以私怨辱直臣，提请恢复顾允成等人的官职。房寰也不是省油的灯，也上疏诋毁沈思孝与海瑞结党营私。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结果沈思孝受到皇帝斥责，房寰也因此获罪，外放江西提学副使。

两年后，即万历十六年（1588年），房寰疏攻海瑞的这桩公案再度被人提起。吏科都给事中（七品监察官）张鼎思与另一位陈姓给事中，共疏追论房寰诸种不法情事，为已经死去的海瑞鸣不平。此时房寰的老对手顾允成等三进士已经被重新起用，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围剿的机会。房寰见“众咻不止”，而自己势孤力薄，于是抛出几份手柬（张、陈二给事中早年向他请托的私信），将张、陈二人搞得灰头土脸。房寰情急之下抛出私信，等于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陷自己于不利，成为众矢之的。

房寰刚刚入京不久，在没有摸清官场风气和民意的状况下，仅凭个人意气即贸然攻击天下士子和百姓眼中的偶像级“伟人”，又道听途说、夸大其词，致遭围攻，失策之下更出昏招，泄露同僚私密，导致全盘皆输，至于他被顾允成等人攻击的“七大罪状”也没有人去核实。

这时候的海瑞已经不在人间，可是他的反伤害能力不但没有因为肉身的消亡而有所削弱，反而越发强大，甚至给伤害者造成了致命打击。皇帝需要以重用海瑞的实际行动来表明帝国对于道德意识形态的守护态度，即使朝臣们认为海瑞的道德高标已不合时宜，但道德旗帜做成的遮羞布任谁也不敢公然撕破。基于这一点，就连皇帝也不敢偏袒房寰。如果再不处分，那些自命清流的言官士子就会没完没了地跳出来，闹得朝廷鸡犬不宁。于是房寰被贬谪，从此失势于官场，并落下千古骂名。

面对清流集团的群起而攻之，房寰毫不示弱。他在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之后，会不会为当初疏攻“当代伟人”的冲动感到后悔呢？房寰显然低估了他所冒犯的都御史大人的“道义权力”，它可以动员朝野上下的舆论力量，让众多富有道德理想的年轻官员前赴后继，出来打抱不平，不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房寰拉下马，绝不罢休。

在海瑞被房寰连疏攻击、朝廷清流奋起反击、双方吵得不亦乐乎之时，万历皇帝下了一道批示：“海瑞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也就是说，皇帝在委婉地警告“倒瑞派”：你们都别闹了，我大明朝需要海瑞这个“贞节牌坊”。

我们不要小瞧了“贞节牌坊”对于世俗世界的反作用力，有时候伤害有多深，反伤害的能力就有多强。后世论者常常只注意皇帝的前半句评语：“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认为海瑞被一个时代当成了无用的权力装饰品，而忽视后半句中“镇雅俗、励颓风”的深意。所谓“镇雅俗、励颓风”，其实可以理解为帝国对海瑞道德权力的承认与许可；而海瑞与道德意识形态的共振，更使他获得了强大的隐权力。海瑞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官场花瓶似的人物，尽管在某个特殊时期，他可能会被安排在花瓶性质的官职上。即使“花瓶”落到海瑞手里，也有可能会成为杀伤性武器。

提起海瑞，不少论者都认为海瑞不得官心，在当时的官场上孤立无援，但我们从房寰事件中可以发现，海瑞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虽无严嵩、张居正的炙热权势，却有强大的道德动员力，凛然而不可侵犯。纵然诸多同僚不喜欢他，纵然是首辅亲信的房寰连疏攻击也扳他不倒，反而被海瑞及他的追随者扳倒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海瑞恪守的“祖制”成了他的护身符。

祖制的信徒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立下祖制，并给他的后世子孙们下了一道死命令：“后世敢有言改更祖制者，以奸臣论。”谁敢提议更改自己苦心孤诣弄出来的这套制度，一概杀无赦。海瑞曾经质问别人说，本朝的法律制度两百年来都没改，你们为什么不依法、不按照制度去出牌？可是他却忽略了由这个问题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朱元璋没有下过死命令，不准他的后世子孙更改祖制，那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估计早已被人为撕扯得支离破碎。

作为祖制的忠诚信徒，海瑞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而支撑这个强大内心世界的，就是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祖制”。朱元璋究竟在开国之初，为他的殉道者海瑞铺陈了怎样一幅政治蓝图，让海瑞执迷到九死而不悔。

明朝初年，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居官简朴，为人老实，人称“老实罗”。有一天，朱元璋忽然动了念头，要调查“老实罗”是真的老实，还是装老实，于是就到罗家私访。罗家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房子，“老实罗”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来，着了慌，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老大不过意，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烂房子！”即刻赏给了城里的一所大宅邸。

其实让“好秀才”住这样烂房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本人。开国初年，正是他为官员们定下了历代以来最低的俸禄。

低薪制的产生自然有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二是因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已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也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象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不取一分一毫，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贪污就象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二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和转化人。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难以达到实际效果。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以饶恕，唯有贪污是制度的红线，触及则死。在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下，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叫他们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朱元璋胡子都白了，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来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对于这个死结，海瑞与朱元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两人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强皇权、严刑峻法。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儒学原理出发，把腐败定义为道德问题，认为解决的方法只有教化和屠杀。他们往往考虑的是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利益博弈，天真地以为只要让贪腐的官员付出惨重代价，那些尚在局中之人就会抽身而出，准备入局者也会知难而退。一个新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容易操纵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官僚集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也会变得越来越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其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成了铁板一块，撕不破，扯不断。

在一个相对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里，一切现象都有着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用自然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只能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的祖制提到了禁止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高利贷，老百姓又从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有样学样，不知变通。

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严刑峻法，让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

我们就拿海瑞在当教育工作者的时候就关注的驿站制度来说，海瑞质问那些不遵“祖制”官员：为什么洪武时期按制度办事，驿站可以顺利运转，现在你们怎么却说不可以？

朱元璋曾经明确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明确禁止州县官吏参与招待所工作，其目的则无非是防止官员们借口招待，公款吃喝，贪污腐败。朱元璋时期，法定的驿站开支标准相当低，官员们出差期间、旅途期间，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另外驿站的物质供应，也就是马匹、船轿、饮食等，朱元璋通过迁徙、高税率等手段从地方富户身上刮下来的。一年中的供应量没有上限，路过的官员越多，地方大户的负担也就越重。

洪武年间是朱元璋凭借着自己的刚猛手段在治理国家，通过高压政策维持制度的运转。在高压政策下，富户们没办法规避这种变相的盘剥。但随着朱元璋的去世，政治空气趋向缓和，富户们逃避这种不合理盘剥的本能也日益暴露出来，政府已不再能够通过这种程序上缺乏正义的方式，来筹措到足够的驿站运转经费。

洪武年间的县官们都不兼职做招待所所长，朱元璋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驿站经费充裕，不必求助于当地政府。富户们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将驿站躲得远远地，驿站经费的极端拮据，自然而然会促使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员们，去责成地方政府给自己提供所需的马匹、人夫、饮食等等。到了海瑞所处的时代，朱元璋当初定下的“祖制”已经形同虚设，各地官员可以越过兵部，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动用驿站的公共资源来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

根据明朝的相关制度，使用驿站的全部费用，都是由政府来买单。官员们不用掏一分钱，就可以享受到驿站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或者灰色利益。地方财政吃紧的官府衙门往往会将数额巨大的财政支出与驿站捆绑在一起，用驿站得来的国家专项经费填补官员大肆挥霍后留下的财政黑洞。海瑞到淳安作知县之前，当地每个成年男丁需要摊派驿站费用4到5两银子，邻近的建德县则高达9两之多。而经过海瑞的压缩之后，淳安每丁摊派到的驿站费用就只剩下2钱多银子了。前后对比之大，可以窥见腐败的严重程度。

如此一来，用于官家事务的驿站就这样成了官员私人化的加油站，他们搬家要用驿站，宴请宾客也将账单挂在驿站头上，总之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长此以往，驿站就成了一条输血管道，地方官员不光可以将权力管道插进民间来吸食民间油水，也同时可以将权力管道插进驿站来吸食国库的利益琼浆。如此以来，驿站的存在反而造成了明朝国库收入的大量流失。

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在正常环境下，显然不存在长期被严格执行的可能性。可是一个制度在运行了将近200年，还指望它保持当初的新鲜度是不可能的。海瑞在南直隶改革驿站制度，恢复祖制的战绩是：当地过往的官吏们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既找不到轿夫，也找不到驿马，往往需要自己掏钱去雇请，可谓苦不堪言。官员们出差，本来应该经过南直隶，干脆绕道而行。

首先，很多皇帝并不称职。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奏疏内容用白话文表述如下：

—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

—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阿谀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

—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

—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不顾父子的情分，您天天在西苑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这样做是不对的。

—最画龙点睛的两句：其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其二，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扭曲的面孔，颤抖的身躯，用力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再狠狠地踏上一脚，然后声嘶力竭叫道：“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

暴怒的声音冲出去，并没有撞在墙上反弹回来。一个叫黄锦的宦官马上出来跪奏：“万岁不必动怒，此人向来就是个疯子，他知道必死无疑，所以在递奏本之前就买好了一口棺材，跟家人做了诀别，仆从们也已经吓得统统逃散，他现在就在那里等死！”

这个将皇帝骂得狗血喷头的人，正是海瑞。海瑞之所以对嘉靖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皇帝寄望过高。在这份著名的《治安疏》里，他充满信心地说：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不过在陛下一振作间尔。海瑞实在高估了嘉靖的力量。

嘉靖皇帝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来读—身为一国之君，他应当冷静面对，切切实实想一些事情了。嘉靖起先没给海瑞任何惩罚，把奏章留了下来。他不能忘记奏疏中有那么多事实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过，他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生”。

嘉靖左思右想，始终咽不下这口恶气，还是将海瑞押到监狱禁锢起来。可是当海瑞听到他舍身怒骂的昏君驾崩的时候，在监狱里双膝跪地，放声号哭，把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呕吐了出来。

海瑞对道德教条的死忠，虽然受部分同僚暗中讥笑，但却深深感召了一批像顾允成这样的有道德理想的士子。特别是嘉靖四十五年的冒死一疏，更使他“直声震天下”。纵不能说海瑞是精于计算之人，但那一次，他稳赚不赔，假如皇帝杀了他，他必然求仁得仁，名垂青史；如果皇帝不杀他，他的道德声名则将换来雄厚的政治资本。果然，嘉靖来不及决定如何处置这位既可恨又可敬的直臣就龙驭上宾了。隆庆皇帝即位后，海瑞立即官复原职，且步步高升，官至左右通政。隆庆三年奉旨巡抚应天十府，从中央空降地方充当临时一把手。海瑞只是举人出身，却获此重任，堪称大明第一人。

可怕的圣人之境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南京街头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豪门权贵忙着把自家红色的宅门涂抹成黑色，平时在街上飞扬跋扈的地痞流氓也都不见了踪影，就连一向趾高气扬的江南监织造的官宦们也都低着头匆忙赶路，更有一些平常恶名昭彰的官吏更是主动请求免职。

究竟是谁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让平日里繁华异常的南京城突然变得如此异常？老百姓心中狐疑，私底下纷纷猜测：是当今天子驾临，还是周边县城的土匪来袭？当谜底揭晓，他们无不额手称庆，原来是当朝著名廉吏海瑞大人要来巡视。

这时候海瑞的名声早已传遍全国，他初入官场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取消了自己辖区内官吏们捞取油水的“常例”；随后又在担任户部主事期间拿出誓死的决心（买上棺材）与嘉靖皇帝直接叫板。这些几近疯狂的举动让海瑞早已成为官场同僚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今最让南京城的豪门权贵们忌惮的还是海瑞的清廉，那种像是天生与富人贪官有仇的态度让他们忐忑不安。海瑞初入官场担任浙江淳安县令，上任不到十天就革除所有常例。常例是帝国官场上不成文的规例，明朝官员俸禄本来就低，这是官员为获得制度外的收入而形成的“灰界限”。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人人都心知肚明，人人都墨守这一陈规。

海瑞一上来就在“常例”上动起了刀子，直接将地方官吏获取黑灰色收入的管道截断，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也就是说，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全都被取消。海瑞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帝国官场来了一场强地震，权力系统内部从上到下都将目光聚焦到了海瑞这个人身上。

海瑞不光劳别人的筋骨，苦别人的心志，更重要的是他先将自己逼至苦的绝境。他靠着月薪五两银子，居然能够在当时养活一大家人。当然在这个奇迹背后，生活质量是无法保障的，既然不愿意拿俸禄之外的“常例”，那就要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来贴补家用。

海瑞自己动手在官署后院开辟了一块菜地，里面种上黄瓜、豆角。每天在官府衙门忙完公务，他就会换上粗布衣服，像个农民似的扛上锄头在地里忙活。全家人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一年到头也不沾荤腥。自从海瑞当了官，家庭生活水平反而直线下降。就连那身官服在海瑞身上都穿了六年，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每天烧饭用的柴，都是家里的仆人上山砍的。有一天，海瑞发现仆人砍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就把仆人叫来讯问。仆人交代说是街上有人为了巴结他，替他打好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付了五十个铜钱，回头关上院门就把仆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淳安府的县丞、主簿们都不愿意与海瑞共事，纷纷要求调离此处。就连那些临时聘用的衙役、门子宁愿失业，也不愿意留在海瑞身边。本来胥吏就没有国家派发的正式工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常例”。如今海瑞将他们的收入渠道堵死，也就等于让他们失业。

身边共事的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忙得海瑞焦头烂额，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间。不光与同事之间出现僵局，就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海瑞也是左支右绌，不按规则来。比如说上司生日、红白喜事，别的官员都奉上成百上千两，他只送上一封贺信。上级官员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海瑞在招待住宿上严格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标准来执行。渐渐地，海瑞的淳安县成了官员们的回避之所，不到逼不得已，谁也不愿意上门找不痛快，此时的海瑞就这样成为帝国官场上的“怪物”。

有人说生活中的海瑞没有朋友，是道德世界里的独孤求败。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整个官场为敌，另一方面在他的价值理念里，能够放下利益与他同行者不多。海瑞骂嘉靖皇帝被逮捕后，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救援，结果被逮入监狱。海瑞在监狱里没怎么受刑，何以尚却被日夜拷打，遍体鳞伤。后来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正巧是他属下。两人相见，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问：咱们当年同生共死的交情，难道你不能以客礼相待？海瑞坚持朝廷礼制就是如此。何以尚和他当场绝交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不需要朋友的海瑞，连家庭生活也是不近人情。他的第一个太太过门刚一个月，和婆婆发生了矛盾，海瑞毫不犹豫地休了她。在海瑞53岁的时候，发生了更黑暗的事情。他的妾韩氏忽然上吊自尽，11天后，结发妻子也跟着自杀了。整个事情透着可怕的气味，但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海瑞对此也悲痛不已，他提到此事时，说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

他的女儿也死得扑朔迷离。海瑞的政敌在奏疏里，指责他“无故而缢其女”，说得真是惊心动魄。明人姚叔祥在《见只编》记载了另一个说法。据他说，海瑞的女儿只有五岁，从男僮那儿接了一个饼吃。海瑞看见了勃然大怒，说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是能饿死，才配是我的女儿！于是女儿啼哭不止，不肯进食，家人怎么劝也没用，最后活活饿死。

一个如此官场上道德模范，却断绝了朋友，伤害了亲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搞得自己百念俱灰，那这个道德到底有多可靠？也许这正如奥威尔之言：“追求圣人之境的人是可怕的。”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李春芳为大明首辅，任命海瑞为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应天十府。消息传开，应天十府中一些贪墨官吏，吓得纷纷自动离职，一些高门大族把红色大门自行涂黑，连在苏州府等地监督皇家织造的太监违规乘坐的八抬大轿也换成了四抬小轿。海瑞威慑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海瑞自己也踌躇满志，朝廷把国家赋税重地的治理权交到自己手中，他感受到的是更为深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上地方百姓夹道欢迎，使他感动之余更坚定了信心。上不负天子，下不负万民，他决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江南之地干出一番事业。也就是说，此时的海瑞是作为皇帝的代表，来南京地区巡视的。这次巡视的主要目的，一是察看地方的民情，二是看看地方官员的官绩政效如何。所以当海瑞来了以后，当地那些平日里违法乱纪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胆怯。当时海瑞的主要职责是监察百官为政的操守，比如行政效率，行为作风等等。在明、清时期，都察院的官员就相当于皇帝的耳目。如果让他们不满意，那就等于得罪了当朝天子。所以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一听说海瑞来了，唯恐避之不及。

排列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海瑞绝对算是清官中的VIP。作为古代官员无法超越的道德标杆，海瑞符合民间对于一个清官的种种诉求。海瑞以一己之道德所长，试图补救帝国在官家制度和技术上的漏洞。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帝国的钟摆已经整整摇动了两百年，这时候，由朱元璋引领的以武治贪的酷烈之风已经渐渐趋于转向理性的道德面。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吏员早已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到各个角落。

洪武时期，全国上下只有八千名官员，现在已经滚雪球式得发展到了两万人。当年朱元璋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如今这项禁令早已经取消，曾经被取缔的那些常例陋规又渐渐成为官场上的显规则。

一个地方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于貌似合法的非法的收入，朝廷也是听之任之却又遮遮掩掩。在各地区之间，官员捞取的黑灰色收入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大捞特捞，而在一个贫穷的县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

帝国有一千多个县，而建立在县制之上的官僚系统基本上都是在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根本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失去保障，更谈不上维系自己权力的运转和人情社会的关系网。所以说，这时候的常例已经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种情形使得文官集团看重的操守，也变得毫无意义。

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库加收矿税；下到地方的小衙役，通过权力垄断，坐拥上万家资。居官如同市场贸易，读书只为利益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官吏上下其手，腐败的细胞已经渗透到帝国的心脏。

前文中有一个细节：南京城里的当地人听说海青天来了，吓得把自家大门的红色涂成黑色的。这是为什么呢？过去住宅跟我们现代人是不大一样的，现在只要有钱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没人管你。过去就没有这么自由了，这住宅是分等级的，只有那些豪门望族的人，才有资格拥有朱漆大门，平民老百姓只能用黑漆大门。好端端的大门为什么会改成黑色，就是因为海瑞驾临，这些豪门望族怕被海瑞查出问题来，所以就把自家的大门给涂黑了。这就等于告诉海瑞，自己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你的眼睛就不要盯着我了。这些人自愿降低身份，就是为了躲开御史海瑞的注意，逃避检查。

海瑞在江南之地对官场的奢侈做了种种限制，颁布了一份《督抚条约》。这个条约可谓事无巨细，就连各地方官员参见巡抚时应该穿什么服饰，招待巡抚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巡抚临时的住宅应该如何装修都做了详细规定。他要求物价高的地方，在招待巡抚的时候，只准花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只准花银二钱，菜肴只能三菜一酒，严禁海吃海喝。甚至还规定公务用纸，不许用高价厚纸，只能用低价草纸等。一句话说到底，能省则省。

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平日里自己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毛驴去上班。他这样的省部级高官都不坐轿子，其他官员谁还敢坐？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有人以此来推断，海瑞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斗士。堂吉诃德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海瑞不是。

谁给了海瑞这么大的胆子？不是别人，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海瑞所效忠的大明朝，是一个过度强调道德意识形态的朝代，尤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护农民利益，不惜牺牲官僚利益。他通过酷烈的手段打击地方豪族、限制官吏伤农以及事无巨细的道德教化，将大明王朝的权力系统打造成为扁平化结构。国家上层建筑方面，他除了动用酷烈的惩戒手段，更是通过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低水平的薪俸制向帝国官员进行道德批发。

然而官僚集团们于事后会发现，在这种高姿态里充满了真实的谎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对一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指令产生了厌弃，同时夹杂着对道德专制的逆反，进而容易变成对道德本身的怀疑与不信任。到了海瑞所生活的时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社会矛盾日趋紧张。

即便如此，这时候左右着帝国命运的文官集团，并没有完全摒弃儒家的道德观。从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再到万历朝群臣抗议张居正“夺情”风波，帝国的官员们可以为了一个虚无抽象的道德目标，不惜罢官流血，也要犯颜上书。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海瑞才会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与富户贪官一较高下，才会敢于和皇帝公开叫板。

他把朱元璋提倡的各项原则都奉为自己的金科玉律，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求近乎苛刻的节俭。他的道德大棒是从朱元璋手里接过来的，他和太祖皇帝都天真地认为只要官员都回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去，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能避免。

比如贪污就是因为官员们道德败坏而产生，所以需要加强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对于制度性的腐败，历朝以来可供借鉴的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杀”，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来感动人转化人。而朱元璋希望两手抓两手都硬，他除了派发道德指令，还动用了残酷的整治手段。

在权力结构中，作为皇帝的朱元璋这么做可以做得百无禁忌；而作为官员的海瑞要想将朱元璋的这些金科玉律使用到位，就可能会处处受到掣肘，还有可能会被已经变灰甚至变黑的制度反咬上一口。

海瑞踏足江南地界，他就是想能够为老百姓多办些实事，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个人的刻板与偏执也同样表露无遗。江南之地多乡宦，单是一个松江府，光进士就有二百四十多人，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而进士又大多在朝为官，他们致仕后就成了地方上的官绅。

官绅致仕回乡，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富户。其实他们的财富也未必是侵占乡民得来的，这些人在为官时拿国家的俸禄，建功还有赏赐，赋税也有优惠。积累一定的财富也不足为奇。但是海瑞不那么看，在他看来普天之下“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财富，干净的人就要像他那样过着清贫的日子。

海瑞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老百姓的权利代言人，他要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他不愿意用权力赋予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来伤害老百姓，他宁愿将自己置于应天十府的富户官绅的对立面。海瑞担任南京吏部侍郎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种叫“应票”的东西。南京官员到商店里买东西，往往不付钱，而是直接给商家打白条。这个白条就叫“应票”。理论上说，日后政府有钱了要兑现应票。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被兑现过。

海瑞是个清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来了300多张应票，希望海瑞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沓子白条，大吃一惊。但经过调查以后，海瑞更加吃惊了：各级政府开出的应票远远不止此数。商家曾经向政府缴上很多应票，要求兑现，结果不但没有兑现，连应票都干脆被没收了。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海瑞勃然大怒，发了一个告示，洋洋洒洒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马司的应票89张，其他衙门的应票220张。这还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缴的应票还不知道有多少。“今兵马司官也小，也做了一个狼之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迎合上官。又做了一个过送赃私的积年！”他质问道：大明祖制和律法里，哪一条规定了官员可以开白条？

海瑞接着在告示里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也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这句话，几百年后听来仍旧让人凛然。

海瑞对大明朝官僚集团的评价，就两个字：虎狼。对于海瑞来说，对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按照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制度，官员不能打白条、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贿受贿。但是在现实中，大明朝的官员就是在打白条，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贿受贿。在海瑞看来，祖制如此完美，而现实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接下来对积案的清理，更坚定了海瑞为民做主的决心。海瑞发现，所谓的积案，不过是百姓状告富户乡官之案。官府碍于富户乡官的情面，通常情况下，是将这些案子强行压下来，不予受理。海瑞公开放告，有冤的百姓纷纷前来抚院投状，一天之内，受理的案件就多达一两千。海瑞还制定了几条审理案件的标准，只要符合标准的案件全部实行“一刀切”。标准如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也就是说，当案子疑点重重，纠缠不清的时候（讼之可疑），就采用这一标准：兄弟相争，判弟输；叔侄相争，判侄输；贫富相争，判富输；尤其是有财产争议的案子，判乡宦输。为了凸显自己为民解困的决心，海瑞制定的判案标准完全符合道德的标杆，他概括出两条原则：“以存体也（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以救弊也（救济小民）”。海瑞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对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

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究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

而海瑞的这个标准得到的社会反响是截然不同的两方面，平民老百姓拍手叫好，高呼“青天大老爷”；那些退休的乡绅们则举双手反对，大呼不公。有冤的百姓奋起告状，状纸越来越多。每月放告两次，每次受理三四千件。

海瑞的“一刀切”断案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那些与尊长纷争的小辈们，聚集在抚院门口高呼不公，明明是叔伯辈无理打伤了自己，自己反倒输了官司；富户官绅们更不满意，他们与贫民打官司，不问缘由就判退田产、出银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海瑞掀起的这场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富户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哑巴吃黄连，吃了亏也不敢站出来辩解申诉。要知道明朝的应天十府，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穷人和富人之分。除了富户官绅、农民佃户，还有不少中间阶层。比如那些无所事事的游民，平日里就爱干些坑蒙拐骗的事。海瑞拿富人开刀，也让他们看到了捞取油水的机会。于是他们也冒充小民，跑去状告富户官绅。一时之间，社会局面陷入失控状态，告状的人越来越多。这大大出乎了海瑞意料，他没有想到仅松江一地“告乡官夺产者几（几乎）万人”。

就连致仕在家的前任首辅徐阶也被海瑞的应天新政推上了风口浪尖。管家徐成、徐远的劣迹被揭发，受徐府仆人欺压的乡民们就把徐家推上了被告席，最后以徐家退还房产，兑现乡民田产赔偿金而收场。一时间，松江一府的富户乡绅，人人都是被告。在乡民看来，种肥田不如告瘦状。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春，刑部都给事中舒化、戴凤翔联合起来弹劾海瑞拘泥固执，理由是：“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也就是说海瑞不切实际，不通人情世故，不达政体，不适合处理地方事务，应该安排南京的清闲职务“养起来”。他们还拿海瑞的私生活来说事，海瑞的前两任妻子先后被休，七个月前，家中一妻一妾同时去世，疑似谋杀。明朝官员大多是文人出身，文人生来要有所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家都不齐，何以治国？

这帮同僚的弹劾之辞，激怒了海瑞。既然同僚们都不理解自己，没人为自己辩解，他只好上书自辩，称那些弹劾他的言论纯属虚构“无一事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海瑞感到万分委屈，自己一心报国，两袖清风，结果却换来了弹劾。他把一腔怒火，烧向朝中众大臣，怒斥“今举朝皆妇人也”。首辅李春芳自我调侃说：“满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老婆子了？”

事已至此，海瑞这个巡抚是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海瑞在离开江苏地界时，沿路百姓欢送，但南京的官吏、乡绅，却躲在人群中以手加额，弹冠相庆。

在颓风肆意，腐败横行的大环境下，像海瑞这样不参与逐利的官员真正成了异类。而他的同类们，那些饱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们，早已认为圣贤之事不合时宜。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那些特立独行的孤高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摇摆不定首鼠两端之人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为害更大。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遥不可及。大明开国之际，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一副美好的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夯基固本的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子孙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朱元璋的这些规定接近于完美。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海瑞所到之处，总是把祖制挂在嘴上，要求大家一丝不苟的执行。他在南京当官时，有位御史在家里叫堂会，请了一群戏子演戏。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海瑞知道此事后，居然要当众杖责这位御史。官员们大惊失色，苦苦恳求。但是海瑞不为所动，理由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就是如此。

此时距明朝开国已经两百多年，而海瑞简直像一个从洪武年代过来的穿越者。祖制在明朝享有宪法一样的崇高地位，海瑞把它挂在嘴上，就等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别人没法还嘴，但却可以孤立他。海瑞在官场上的人缘是相当差的。一位叫黄锦的太监就对皇帝说过：“这个人脾气极端乖戾，朝臣没有不讨厌他的。我都看不到有人肯和他说话。”

海瑞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放任私欲发展造成的。其实今天看来，如果我们用“一根筋”这个词来形容海瑞，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持反对意见。如果换作褒义一点的词，那就是“执着”。

和那些奉行“以德服人”的官僚不同，海瑞并不完全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上层提倡的一个抽象而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水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

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也就仅仅留下几两银子，不够殓葬之资。当然由于海瑞的道德人格，他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拥有不少仰慕者。但是就连那些仰慕他的人也认为他那套行不通。有一位叫王弘的人在《山志》里说：海瑞品格高尚，确实无人可及。但他要是掌了大权，“吾不知其竟何如也”。一位叫何良俊的人也夸海瑞“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然而话锋一转，又说海瑞执政，终究会坏了国家大事。

朱元璋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像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帝国的官员们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各级官员的权力根本不受制约，他们可以通过各种管道榨取油水。这种“灰界限”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帝国权力集团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帝国的文官集团也自然化作两大主流：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像海瑞这样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浊流，他们遵照官场惯例，通过灰色管道来维持开支，支撑所的建立关系网。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就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就像癌细胞遇上了适合的环境就会疯狂生长，直至吞噬掉一个庞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