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权力结构中，当皇帝还处于幼年，也就是冲龄之时，这时候权力制度会出现一个有别于正常状态下的特殊时期，有点像玩“过山车”游戏。在这一点上，各王朝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这种在特殊时期出现的摄政、辅政与皇权的“三权”博弈是中央权力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会左右一个王朝的政治走向。

八旗的权力密码

后金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尝试了各种“立储”方式后，都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只好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说白了也就是满族贵族分权制。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限制了汗（王）的权力。在这种分权制的权力结构中，汗的权力只是担名，却并不担利，看上去很美的一个虚名而已，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值无异于一个主旗贝勒。

努尔哈赤这么做等于是给自己的继承者出了一道权力分配的难题，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前朝开国者朱元璋。朱元璋是恨不得把所有威胁到自己“家天下”利益的枝节都削得一干二净，所以才取消相权，分散官僚集团的权力。后金占领辽沈地区之后，八旗各自分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与财物。随着各自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后金权力系统内部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权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随着各自实力的不断扩张而愈加强烈。

分权意识的强化，让八旗内部原本靠着家族血缘关系结成的权力纽带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就好像一个大集团公司，刚创业的时候，股东们都非常团结，拧成了一股绳。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做大，股东们手里的股份值也不断翻番，当这些股东觉得自己有本钱出去创造更大利润的时候，分权就成为每个人的心头所盼。

这种来自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分权意识，不仅给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造成了一定压力，同时也对自己后来的继承者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它对于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换，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努尔哈赤有过两次立嗣的失败经历。褚英身为努尔哈赤的长子，战功无人可及，可以说是诸贝勒中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成为汗位继承人也是实至名归。在确立为接班人后，他对不服从他的四大贝勒及努尔哈赤所重用的五大臣，强行压制，并以即汗位后将予诛杀相威胁。后来褚英还是从接班人的权力台上一头栽了下来，原因是他有了叛逆之心，被努尔哈赤除死。

事实上，努尔哈赤立嗣的失败原因，主要来自于八和硕贝勒，特别是四大贝勒。他们在后金正式权力这块大蛋糕中，占据了大部分的利益。作为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他们只想在权力结构中保持这种均衡状态，强烈的分权意识，让他们已经无法接受有人再将八旗的权力攥在一个人手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不希望在后金的权力系统内部再产生出新的汗（王）。他们向往着能分得一块固定的地盘，永远做一个既得利益者，自己做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在四大贝勒中，有着强烈分权愿望的当数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他在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被推选为嗣汗之际，曾经找到皇太极与他有过一番权力分配的讨价还价，他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就是说，我拥你为王，等到将来你分割利益的时候，你允许我带着所执掌的镶蓝旗另立门户。

这是赤裸裸的分权主张，皇太极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分权主张。如果皇太极按照这个分权要求，将诸贝勒都一个个分离出去。那么他这个“汗”，可就成了真正的虚“汗”了。

后金的最高权力结构是依托八旗构造起来的，只有当具备至高无上权威的父家长努尔哈赤在位时，这种权力结构才能保持暂时的稳定。但是努尔哈赤一旦离世，他的那些继承者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八和硕贝勒。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提出，可以说这是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已经意识到，八旗垄断权力将成为自己接班人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共同承揽后金的各项权力，而后金的一切收入，也由八王来共同分享。这是努尔哈赤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平等的做法。

事实上，八王也只有真正处于权力平等的地位，才能做到相互牵制和相互监督，在推选新汗时，不会受到某一强有力者的控制与操纵。然而，这只是努尔哈赤的一厢情愿，与后金的权力现状却相去甚远。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并未能使八和硕贝勒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实力均衡。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分析，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又何尝不是努尔哈赤的私心所在。他从自己的家族长远利益考虑，可以说这是他为了家族集团利益所实施的权力分配制度。他并没有逃脱历代王朝君主的权力“血统论”，还是依靠血缘关系将八旗的权力板块连接起来。努尔哈赤试图在自己百年之后，后金汗国的权力结构能够形成明暗结合的复式结构。明结构就是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分权政治体制；暗结构就是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以及八和硕贝勒之间互相监督与牵制的方式。努尔哈赤希望通过这样明暗两条线，以集体权威来取代个人专断，将趋于分权状态的八旗重新黏合成铁板一块。任何时候，想法都比现实来得妙不可言。

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接过权柄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老子分出去的权力再给它收回来。皇太极不断变换措施来调整共议国政体制，先是从四大贝勒，然后再到“三尊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最后才落实到一统独尊的正题上来。直到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才算将自己老子出的这道难题部分摆平。也就是说，直到这时候，他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之王（皇帝）。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驾崩。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一样，由于其生前没来得及立储位，确定接班人。后金历经两代都没有确立汗位的传承制度，这就为王权的归属留下了巨大的可供操作的空间。一边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子弟（皇太极的兄弟辈）；一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子。两大派系虎视眈眈，皇嗣成为权力架上最大的一块肥肉，争夺战一触即发。

参与权力的博弈虽然都是努尔哈赤的后世子孙，但一方是父辈的血亲，一方是兄弟的血亲。

我们先来分析父辈子弟，这一方的领袖人物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他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同母兄弟英亲王阿齐格、豫亲王多铎。此时的多尔衮正值盛年，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个人权势上，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多尔衮参与权力角逐，不光有个人的先天优势，还有更重要的历史原因。

努尔哈赤去世后，诸皇子争夺汗位的余波并未得到平息。努尔哈赤晚年将亲统的两黄旗的大部分各授于同母的三个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这种分配方案使得同母三兄弟的军事力量占有很大的优势，没有任何其他兄弟可以与多尔衮集团的力量相抗衡。但反之，这也使得努尔哈赤其他的儿子们团结起来对抗三兄弟。

皇太极继位后首先夺取了镶白旗，以自己的长子豪格为旗主。满族是以黄色为尊，皇太极就将原来的正黄旗和镶黄旗改旗号为镶白旗和正白旗，而他所领的两白旗就成了两黄旗。这样一来，阿济格领镶白旗，多铎领正白旗，成为八旗中实力最强的一旗。多尔衮和他的同母兄弟对皇太极用两白旗替换父汗留给他们的两黄旗，乃至称汗，都是非常不满的。多尔衮兄弟也多次放出话，皇太极的汗位“系夺立”。这也就是说，在多尔衮一方看来，皇太极的皇权来路不正。

皇太极的突然离世，给了他们重新理顺皇权归属的借口和机会。阿济格、多铎等人趁机撺掇多尔衮夺回皇位继承权。在多尔衮犹豫之际，多铎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宗）遗诏。”多尔衮的回答是：“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亦有名，不独王也。”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太祖次子）。”

在福临即位前夕，阿济格、多铎两兄弟仍心有不甘，跪求多尔衮，一定要夺回本该属于己方的天下神器。他们期待多尔衮能够上位，这样就可以抬高两白旗的地位，释放多年来被皇太极打压的内心苦闷。另外一派是以拥戴皇长子肃亲王豪格的一方。这一方权力集团的构成主要以礼亲王代善（太祖次子）、郑亲王济尔哈朗及两黄旗大臣为主。这些人相互串联并立下盟誓，拥护豪格，维护两黄旗的优势，以此捍卫皇权的正统。豪格也四处放出风声：“睿亲王多尔衮病怏怏的，怎么能够继承大统？”并拉拢一帮实力派，扩充自己的权力地盘。而代善、济尔哈朗的明确支持，无疑使得整个天平倒向了豪格一方。两黄旗大臣等又同心合力，誓死拥戴皇子为帝。一切看上去很美，似乎悬念并不大。

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人们只把眼睛盯向多尔衮和豪格。可他们却忽略了参与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三支力量，那就是以孝庄文皇后牵头的“五宫”博尔济吉特氏集团，欲立幼子福临，以维系其家族在权力结构中的显赫地位。

说到孝庄文皇后，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后金的外戚集团博尔济吉特氏集团。对于作为政治同盟的后金和蒙古科尔沁部落来说，联姻无疑是他们结成权力同盟最好的手段。说不定下一个后金的皇帝，将会是科尔沁首领的嫡亲外孙，血缘关系向来是权力集团之间最为可靠的契约书。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在后宫实行的是“五宫制”，当时的五宫的嫔妃全部是来自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

就在皇太极驾崩后的第六天，即八月十五日，多尔衮集团与豪格集团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可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端，两大集团却戏剧性地议定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登基。六岁的褔临荣登大宝，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两位叔王共同摄政。

多尔衮为什么会突然放弃帝位，去拥立一个不懂事的孩童？代善、济尔哈朗及两黄旗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又怎会突然转变风向，甘心垂首去辅佐幼主福临？这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第三条路径，却成为强势的两派最终的选择。其实在权力斗争中，出现这种局面，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鹬蚌相争往往得利的是渔翁，更何况鹬蚌并没有真的斗到两败俱伤。

多尔衮的选择有着现实的需要在里面，他如果一意孤行，在权力赛道强行超车，其后果有可能车毁人亡。他必须要面对代善、济尔哈朗、豪格等诸王贝勒不赞成他称帝的现实，他不想因为夺权造成家族内部的四分五裂。但他夺位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也不会让自己的侄儿豪格取得皇权。叔侄二人关系闹得很僵，一旦豪格登基，他的结局将会很难看。经过一番利益权衡，双方如果都能放弃自己的利益，共同去成就第三方利益，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其实这种权力格局内部的求稳心态，是各方经过权力博弈后所产生的结果。福临继承大统可以说是各方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才定下来的。立福临，可以说是各权力集团之间达成的妥协，这种妥协来自于八旗分权制衡的具体表现。而豪格一方的支持者，并不是只认豪格一人。只要符合皇子继位的正统权力交接制度，代善、济尔哈朗和两黄旗大臣都是能够接受的。

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做法，挽救了大清政权，也将滑向分裂边缘的满洲八旗又一次拉了回来。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得到实惠的第三方，其获胜的秘诀又是什么？六岁的福临能够嗣登大宝，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他的生母孝庄文皇后。

年过而立的孝庄利用代善的懦弱，笼络住他；与三十三岁的多尔衮联姻，使之倾心于她。尽管史书在这里用了隐晦的笔法，但透过那些迷雾般的文字依稀可寻蛛丝马迹。“太后下嫁”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姻关系。它只能是一种政治行为，借着婚姻来寻求权力庇护。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与利益的嵌合，而非情投与意合。“太后下嫁”在这里只是一种权力手段，托举着自己的儿子福临直上权力巅峰。

福临能够嗣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由孝庄在“五宫”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这就是权力系统上层中的“子凭母贵”定律。

皇太极的“五宫”后妃都是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博尔济吉特氏，属于草原贵族。孝端皇后膝下无子，她与孝庄文皇后是亲姑侄；皇太极的其他两宫也有一皇子，比福临小，而且母亲的地位与孝庄皇后相去甚远。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为了夯实在朝廷的特权地位，她们就必须将孝庄之子福临抬到皇帝的位置上。

济尔哈朗与多尔衮摄政，接着多尔衮又采取果断措施，夺去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的权力，将诸王贝勒等归入都察院的稽察范围。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障碍。

在这之后，多尔衮扫荡中原，为大清政权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多尔衮这时候受封“皇父摄政王”，而他当初的政敌济尔哈朗则受封“信义辅政叔王”。作为实权派的多尔衮拥有颁发谕旨的权力，无限接近于皇位。在这之后，他又找了机会干掉了豪格，将其妃子占为己有。这时候的多尔衮虽未称帝，但其权势却并不输给皇帝。就连幼帝福临和孝庄文皇后也不免为自己的处境所担忧。他们并不是权力的真正主人，只是权力的寻租者，说不定哪天就被多尔衮连本带息地收回去。

三方集团的博弈

也许是造化弄人，多尔衮这个权力大地主并没有等到收租子的那一天，就走到了自己的生命终点。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死在了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孝庄母子至此方算从权力大盘中解套，对于母子来说，下一步就是如何将皇权集中。顺治皇帝颁下诏书，“暴多尔衮罪行于中外”，将其生前爵位全部收回。少年天子以雷霆万钧之势，宣告皇权的强势回归。

母子二人这么做，是做给那些大臣们看的。但凡与皇权掰手腕的人最后都没有好的下场。

皇帝年龄太小，而自己的那些皇叔一个个握有重权。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摄政体制就成为均衡权力集团各方利益的产物。加上大清开国两任帝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没有确定储君制度，所以才引发了权力纷争。摄政体制既要确保帝系传承的合法性，也同时要顾及到努尔哈赤嫡系子弟的权势。经过权力集团的内部平衡，才出现了皇叔父摄政，代行皇权这样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构。

同样的权力模式在顺治死后又重新上演了一遍，顺治帝的八岁皇三子玄烨继承大统，改元康熙。顺治在自己的遗诏里命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与前面的亲王摄政不同，辅政是在皇室宗亲、诸位贝勒都还健在的情况下，出现的另一种权力模式。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行，是因为经过前面几代的权力稀释，这时候的皇室宗亲手中的权力已经不如往昔那般强大。没有强大的权力，就没有话语权。索尼等四异姓臣分执权力，这是孝庄文皇后为了强化皇权，做出的调整。

顺治与康熙父子二人，虽然都是在幼龄即位，当两人所遭遇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

顺治即位时，那些开国功高诸王还没有退出权力的舞台，他们手中还握有兵权。而到这时候，诸王已经退的退，死的死。继承他们权力的那些少壮派亲王已经没有父辈们的锐气，正因为如此，孝庄文皇后与自己的孙子康熙皇帝才能从容应对局面。也就是说，亲王摄政的体制一天不终止，玄烨的帝位就一天都难以巩固。而孝庄太后起用异姓大臣辅政，是为了掌控局面。

孝庄文皇后为什么会选中索尼等四人作为辅政大臣？这还要从满洲八旗的权力分配说起。努尔哈赤死了以后，八旗内部的权力分配有了大幅度的调整。那就是皇太极将原先自己所领的两白旗与多尔衮兄弟的两黄旗做了置换，由自己来领两黄旗。这也为八旗内部的权力博弈埋下了隐患。

本来两黄旗是八旗的王旗，可等到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权力集团卷土重来，他所领的正白旗成为八旗的核心。他死之后，顺治收缴了正白旗。也就是说，正白旗与两黄旗构成了八旗中身份最为高贵的“上三旗”，成为大清权力结构中的柱石。满族八旗在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拉越大，“下五旗”由此成为诸王、贝勒的宗藩封地，慢慢脱离了权力系统的核心地带，沦为权力边缘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选中的这四个辅政大臣，都是出自“上三旗”。其中索尼为正黄旗，苏克萨哈为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都是镶黄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四大臣都是侍卫亲军的内大臣，也是孝庄倚重之人。当年索尼等四人在福临同多尔衮的权力斗争中，都是坚定地站在了孝庄一边。综合以上因素，他们四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预料之中的事。

这样一来，在中央就形成以皇帝为主，四位异姓大臣为辅的权力结构。将权力赋予异姓大臣，就迫使努尔哈赤的其他子孙让出权力，无形之中就保障了皇权的稳定。

辅政大臣与摄政王执政相比，这种权力分配方式更有利于皇权的稳定。

其一，两者手中的权势不可同日而语。摄政叔王都是皇室宗亲，是一种血亲关系。这种血亲关系，使得他们的军政地位极为显耀。辅政大臣权力则受到孝庄文皇后和其他诸王的制约，他们不敢也不能无视皇权的存在。

其二，两者的权限范围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摄政是替皇帝行使皇权，有点越俎代庖的意思在里面。摄政王具有独立于皇权的军政大权，甚至可以代替皇帝颁发谕旨。而辅政大臣的权限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受皇权的制约。四大臣不能置皇权于不顾，凡事要呈请皇太后。一句话，摄政王位高权重，极易排斥皇太后和幼主，而辅政大臣则可以维护皇权，预防诸王参与分肥皇权。

四大臣辅政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是四辅臣与皇权的蜜月期，后五年由于鳌拜揽权日盛，独断朝纲，对皇权的集中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就是随着辅臣之间斗争的加剧，辅政体制最后也走向末路。

随着玄烨（康熙帝）的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无法忍受鳌拜的独断专行。切除权力集团的辅政“毒瘤”已经势在必行，尤其是敢于挑战皇权的鳌拜集团。

康熙这个年青的帝王在成长中逐步提高了治理朝政的能力。并在祖母孝庄文皇后支持下，同鳌拜集团展开了生死博弈。鳌拜的一些做法让康熙越来越难以容忍。鳌拜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蛮不讲理的霸道做法，深深激怒了康熙。随后年仅十六的少年皇帝俨然一个绝世高手，声色不露就清洗了鳌拜集团。勿庸置疑，背后还是其祖母孝庄文皇后授意所为。孝庄扶植儿孙两代皇帝，除了紧紧依赖两黄旗外，在多尔衮死了以后，又通过拉拢苏克萨哈，收纳了八旗精锐部队正白旗。苏克萨哈也因此成为孝庄的忠实拥趸。鳌拜在权力争斗中诛杀了苏克萨哈，直接将权力争斗的刀锋指向了孝庄文皇后。所以，在鳌拜集团覆灭之后，孝庄第一件事就是为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其生前官职，令其子孙承袭。

摄政与辅政体制发生在王朝的权力结构发生变革的非常时期，随着中央权力的集中，皇权与摄政亲王、辅政大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权力冲突。满洲贵族集团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虽然这种临时的权力体制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但是清王朝权力系统对这种体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依赖症，成为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