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在南京明皇宫西宫病逝归天。皇位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随即便将朱元璋的遗诏颁示天下，大明朝廷上下一片哀声。闰五月十六日，朱允炆下令安葬了他的皇祖父朱元璋。

同一天，朱允炆宣布正式登基即位，并发布了登基诏书。这个略带忧伤的年轻人从这一刻开始,就不再是以一个书生的眼光去打量他眼前的帝国,而是投身其中，掌控着帝国的走向。

时隔不久，建文帝朱允炆又颁发诏令，将朱元璋晚年提拔和重用的文臣齐泰由兵部左侍郎提升为兵部尚书，黄子澄由翰林院修撰提升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接着他又将时任蜀王世子老师的方孝孺召为大明翰林院侍讲。

上面三人组成了建文朝的“三驾马车”，左右着帝国的政治格局。

齐泰是应天府溧水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溧水人。起初名叫齐德。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天府乡试第一名，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高考状元，在古代叫作“解元”。次年会试，他又考中进士，此后在礼部、兵部任职。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因为连续九年任职没有过失，齐德被选中陪同朱元璋参加祭祀郊庙的仪式。这一次，朱元璋赐他一个新名字，叫“齐泰”，从此他就不再叫齐德了。能得到皇帝亲选陪祭，又被皇帝赐名，这是何等荣耀之事。齐泰的仕途从此一帆风顺，从兵部郎中擢升为左侍郎，相当于从司长升到了副部长。只用了九年时间，就从一般干部升职到副部长，也算得上是平步青云。

齐泰为什么能升迁得如此之快？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有一次，朱元璋偶然问起守边将领的情况，他竟然滴水不漏地说了出来。朱元璋很是吃惊，再问图籍之事，就是地图的情况，齐泰当即从袖子里拿出一本手册献上。朱元璋翻开一看，只见上面详细地绘出边防要地情况，十分清晰。朱元璋不由得为他的才干感到惊讶。朱允炆当皇太孙时，就听说了这些事情，也认为他是有用之才。所以登基之后，朱允炆就把齐泰升为兵部尚书，让他参与朝廷的机务之事。

黄子澄是个比齐泰还要厉害的人物。他与齐泰是同榜进士，会试第一名，就是全国统考的第一名。他与朱允炆在削藩问题上观点一致。建文帝朱允炆刚被立为皇太孙时，皇叔们没有几个心中服气。朱允炆曾经密诏黄子澄于东角门，他向黄子澄请教：“皇祖万岁后，我新立，诸王都是我的长辈，他们地位尊崇又都拥有重兵，若其多行不法，我该怎么办？”

黄子澄言道：“您的那些皇叔只有一些护卫军，如同缠足自守，没什么了不得的，若为不法，朝廷派六师去镇压，谁又能抵挡？”他还以汉朝七国之乱的典故开导皇太孙说：“您大可不必担忧，虽说势力有大小强弱之分。但只看是否顺乎情理，便可知其胜败。”

朱允炆闻言大喜道：“今日得先生之言，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从此直接称呼黄子澄为黄先生。

朱允炆即位后便任命黄子澄为太常卿兼翰林学士，跟齐泰一起参与国政。朱允炆一直惦着与黄子澄的一番谈话，他再见到黄子澄就迫不及待地问：“先生还记得当初咱们在东角门说的那些话吗？”

黄子澄当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他也给朱允炆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事情我没有忘记，既然说过，我就要去兑现当初的承诺。”

“第三驾马车”是方孝孺。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个清官。明朝初年，布政使司每年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的财政收支情况，如果地方上报表册所列的财政收支数额与户部掌握的不符，表册就要被驳回重做。很多布政使司离京师路途遥远，来回要折腾数月，因此有的计吏就预先持空印文书前来，遇到驳回的就重新填写。这种做法本是沿袭了元朝的惯例，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在拿他这个皇帝当冤大头来忽悠。借着这件事，朱元璋大肆整顿吏治，从上到下杀了一批官员，而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是其中一位。这个事件就是洪武初年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在这场血腥杀戮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拜师宋濂继续学习。宋濂也是当年朱标太子的老师，照此推算，方孝孺也算是朱允炆的师叔。不幸的是，宋濂也没有得到善终。在朱元璋清洗丞相胡惟庸集团时，年迈的宋濂受到牵连，获罪自杀。

父亲和恩师相继死于朱元璋的铁血政策之下，这给了方孝孺很大的打击。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二月，在大臣的推荐之下，朱元璋下令让方孝孺进京。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这次见面，方孝孺不凡的谈吐和举止令朱元璋非常满意。这是一次简单的殿试，朱元璋当场让方孝孺以“灵芝甘露论”为题，写一篇文章。这是方孝孺的长项，他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朱元璋阅后，赞叹其为世间少有之异才。

朱元璋还回头问身边的大臣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怎么样？”

方孝孺能够得到朱元璋的接见，全赖揭枢从中推荐。揭枢摇头道：“方孝孺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听后微笑不语，可见他的内心也是认同这句话的。

朱元璋还让方孝孺去见了当时的太子朱标，对朱标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君子，加以历练，他日可以辅助你（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

与朱元璋的第一次见面，方孝孺给对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方孝孺本以为可借此步入仕途，去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业。理想虽然丰满，但是现实却依然骨感。朱元璋只是给了他一些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就让他返乡待业。

虽然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但是“方孝孺”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朱元璋的内心。后来，方孝孺被仇家所牵连，卷进了一场官司当中，被逮捕至京。朱元璋看见名单中有方孝孺的名字，就将他免去处罚。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孺因朝中大臣的推荐，再次受到朱元璋的召见。朱元璋还是说：“现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碍于朝中大臣一再举荐，朱元璋就授予方孝孺汉中府学教授的职位，只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学官。以方孝孺的才学、人品和声望，九品学官显然是不公平的。其实朱元璋心中有数，他是想将方孝孺留给自己将来的接班人。

而方孝孺这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毕竟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来说，正是成就事业的黄金时期。

朱元璋死了，孙子朱允炆继承皇位，就是建文帝。这时候又有人向他举荐方孝孺。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这时候的帝国权力系统可以说陷入了人才荒。朱允炆把方孝孺从汉中召来南京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将其升为侍讲学士。职务级别虽然不是很高，只是从五品，但却很有实权，建文帝非常倚重于他。

君臣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每遇国家大事难以决断，朱允炆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方孝孺。可以说，方孝孺成了朱允炆智囊团中的一名政务高参。这种依赖性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务方面，就连平日里读书学习遇到的疑难问题，建文帝朱允炆也会去请教方孝孺。建文帝上朝处理政务，对官员们的提议，有时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同时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领导小组的组长。燕王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他的诏书和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轻幼稚的建文帝当政的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岁的方孝孺充当着朱允炆精神导师的角色。意气风发的朱允炆对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的方孝孺寄予了无限的信任与期望。四十出头的方孝孺正值一个男人开创事业的巅峰期，他的政治抱负正在一点点实现。

眼前这个青春勃发、宅心仁厚的书生皇帝，对他的这位老师尊崇有加。君臣同心，朝堂之上一片和谐。他们在成全对方的同时，也在成全自己。

建文帝执政的四年时间，正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的四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权力深渊的四年。在建文帝朱允炆打造的帝国上层权力结构中，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犹如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三人均是帝国的饱学之士，更是书生中的道德标杆。他们的言行为天下读书人所敬仰，普天下的士人都愿意追随他们。

朱允炆本来就是性情温和之人，而他所倚重的这“三驾马车”，更是文人中的典范。自古以来，书生治国并不缺乏飞扬的激情，也不缺乏理想化的施政纲领，缺乏的往往是掌控政治全局的能力。

而这时候，弥漫在帝国权力中枢的书卷气，使得朱元璋留下来的铁血政治来了个大转变。建文时期的“三驾马车”，定下了以儒治国、以礼治国的治国基调。建文帝与三人进入了一个你侬我侬的蜜月期，君有情，臣也尽心。朱允炆的执政理念与他的皇祖父朱元璋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的不同是颠覆性的不同。朱元璋奉行的是个人专制和铁血规则。而对于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这“三驾马车”来说，建文帝对他们的倚重与信任，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动力。可惜的是这种动力并没有及时转化为治国的效率，文人的高度热情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进，这就在无形之中拖了帝国前进的后腿。

“三驾马车”跑得虽然十分卖力，却让人感觉有跑偏之嫌。留给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跑得越卖力，离他们的目标反而越远。

“三驾马车”左右了建文帝朱允炆短暂的政治命运。虽然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联手打造了“建文新政”，但哥儿仨在具体分工上却各司其责，齐、黄致力于削藩，方孝孺忙于推行新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孝孺是建文帝执政期间的总设计师，总揽全局。建文帝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朱元璋时代那种独揽大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

用后来明成祖朱棣的大臣姚广孝的话来说，方孝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既然是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在治国方面，方孝孺倾向于复古，试图以《周礼》制度来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

在官僚制度的改革上，朱允炆与帝国的前任领导朱元璋唱的是反调。朱元璋对文臣学士及士大夫阶层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甚至怀有一种敌视情绪。他创设的廷杖制度，可以说就是为文官量身打造的。稍有不满意，在朝堂之上当场扒下裤子，摁到地上，廷杖翻飞，血溅玉阶，肉飞金陛。文官们大多文弱，又爱惜颜面，这般肆意摧残和侮辱，简直让他们生不如死。

与朱元璋相比，朱允炆显然要比自己的爷爷朱元璋温柔得多。这种温柔更多是为了修正杀气过重的帝国制度。这种制度上的软化除了朱允炆的性格使然，更多是来自方孝孺等人的影响。为了将天下读书人散了的心重新缝合起来，方孝孺提议归还文官应有的地位。

建文帝与方孝孺等大臣在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是高度一致的，正是这种和谐一致，建文君臣才营造出有别于洪武年间“铁血政治”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在方孝孺的大力倡导之下，建文帝重新设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以后，将分掌天下各项政务的六部尚书的品秩定为正二品。相比那些动不动在朝堂上就被打屁股的文官，帝国武官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文官，比如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正一品。

在方孝孺的建议之下，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内容如下：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将地方文臣中的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两人；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的措施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建文帝在位的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这种文官制度的修订，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这显然是对于朱元璋专制制度的一种矫正。

建文帝扩大了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这样就传递出一个信号：皇帝正在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年幼皇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以修齐治平理论来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帝国。他还在君臣之间的礼仪上做出了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的时候，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建文帝这么做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以仁义治国。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十分之三，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复审平反。宽刑疏法的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开展，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可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这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可惜的是这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朵，更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是腐烂在了泥土里。

这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教授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如果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参与政治博弈，就太过勉强了。虽然他们自信满满，也怀揣着一张看似美好的政治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圣贤书上写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书本里学到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国的铁血脊梁。三人将建文帝的万里江山当作了自己的试验田，种出来的却是“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建文帝做出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朱允炆让自己的儒风雅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也使建文朝成为整个大明帝国最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时代。

短短的四年时间，朱允炆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改革，让天下臣民们看得眼花缭乱。

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二十五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地盯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在这二十五个藩王中，有二十四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他们位高权重，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文新政就像是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群狼却心思各异。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各路藩王的痛处。他一方面提升文臣的地位,设文翰、文史二馆，增设正心殿学士，另一方面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改通政使司为寺，改大理寺为司。这些改革都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抑武崇文。这与朱元璋掀起的洪武狂飙，走的是相反的路线。

那些藩王们隐隐感到，这个侄皇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的书呆子了。朱允炆正在逐渐进入角色，不管不顾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帝国。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孩子个性纯良、柔弱，凡事会倚仗着他们这些藩王。可从他登基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来看，他不是在与他们分蛋糕，而是在与他们抢蛋糕。他们既不是利益共同体，更不是利益相关者，他们只是边疆站岗放哨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连他们的站岗资格也会被剥夺。

他们倒不是担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既得利益，会毁在朱允炆的手中。他们焦虑，就像一块焦炭在体内被欲望之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