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建文帝此时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削藩”之事应该排在第一位。在他还是皇储的时候，就对虎视眈眈的藩王叔叔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担忧。他曾经就此事请教过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可朱元璋却在这个难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对付别人，朱元璋有的是手段和办法，可对待自己的子孙，他也会优柔寡断。

祖孙俩就这个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说了一些诸如“以德怀之，以礼制之”这样务虚的话，最后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可以痛下杀手，削地削藩，以兵讨之。

如果真像朱元璋所预测的那样，自己的子孙走到兵戈相向的那一步，那么他当初封王封地之举，就属于自寻烦恼了。朱元璋早就在他的接班人的屁股底下埋了炸药，朱允炆不幸当了那个引爆者。也就是说，削藩并不是建文帝擅作主张，也不是朱棣后来所指责的违背“祖制”。

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暴风雨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迅猛。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建文帝比谁都清楚。正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恐惧，才会觉得削藩是一件非要完成不可的大事。不但要做，而且要短、平、快地做好。年轻的书生在一帮老书生的裹挟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削藩之路，儒家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没有在帝国的上空树起，他们就已经上路了。

一切都表明，建文帝连一分钟都等不了。两大剑术高手过招，讲究的是稳、准、狠，最忌讳的是心浮气躁。而建文帝既不稳，更谈不上准，狠也欠缺火候。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没有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三驾马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历史是铁板钉钉的，容不得半点儿马后炮。

如果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朱允炆还是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这和他的人生际遇以及书生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朱允炆生于宫廷，长于宫廷，就像现在的大学生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就参加工作。这样的人理论知识丰富，但会与社会脱节，实践经验接近于零。

朱允炆曾经在朱元璋的晚年有过一段见习理政的时光，但是对于担任帝国的一把手来说，那样短暂的实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朱允炆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青年，一点儿也不像他那位精明、残暴的祖父，他继承了父亲温文尔雅和好学善思的脾性。如果他不是生在皇家，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好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朱元璋走得很安心，他认为朱允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大明王朝带向一个巅峰。不过，年轻的皇帝毫无政治经验，也缺乏成熟政治家所需要的坚定不移的意志、自信心和决断力。

朱允炆对如何消除诸藩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充满了犹豫和疑惑，因此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伙伴。

生在帝王家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人的悲剧。朱允炆是个书生，内心的敏感要比一般人来得强烈，正因为强烈，所以也更加痛苦。当他走下朝堂，捧起一本书，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政治场上波谲云诡，隐藏着无数凶险与杀机。他不幸加入了这场政治的轮盘赌，可他不知道政治是万分凶险的。

作为一个帝王，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要了无数人的命，一个正确的主张也同样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朱允炆目睹了洪武年间，那场大案套要案、要案连大案的连环杀戮。权力就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朱允炆来说，这把剑不是刺伤自己的敌人，就是刺伤自己。

放眼整个帝国，到底谁人是敌？谁人是友？长期居于深宫的朱允炆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几乎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但他还是为自己的孙子留下了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三个大儒。但历史很快就将证明，这群书呆子与这位年轻皇帝一样缺乏政治手腕。在他们的影响下，天性温和、素来不满祖父苛政的建文帝决心立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以实现自己一心向往的上古圣君的“仁政”理想。

黄子澄是最先接近朱允炆的人，不是他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东宫伴读，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在中国古代的权力系统当中，东宫伴读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尤其在帝国命运走到一个转弯地带的时候，他往往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大作用，当然这也和个人能力大小有着直接关系。在这个职位上想要默默无闻都很难，如果太子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顺利继承大统，那么他这个东宫伴读就有机会拽着新皇的权力尾巴扶摇直上，甚至权势遮天也未可知。

正因为这种利害关系摆在那里，东宫伴读往往是太子的铁杆儿粉丝。在太子接掌帝国权柄的道路上，他们会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与太子结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亲密关系。而当时黄子澄与朱允炆就结下了这种非一般的关系，朱允炆有了“难题”，自然要去请教黄子澄。

有一天，朱允炆坐在明皇宫的东角门，脸上布满了忧愁的神色。这时候，黄子澄走了过来，师生二人就在东角门定下了削藩的政治主张。当时两人只是纸上谈兵，本没有碰撞出多少智慧的火花，更没有商量出具体的实施办法。

时过境迁，现在的朱允炆已经是朱明王朝的一国之君，已经没有谁能阻挡他对武力削藩这件事的向往。他决定落实师生二人当年定下的主张，用汉景帝武力削藩的方式，将分散在藩王手中的权力一一收回。武力削藩不是无理取闹，它需要一个理由。论辈分，这些藩王都是自己的叔叔，他们既没有造反又没有乱政，虽然有人在背后说他们图谋不轨，可抓不到把柄，也不好削夺他们的权力。

建文帝想解决藩王问题，但又不想招来麻烦，所以他在极小范围内秘密地进行削藩问题的讨论，但没想到小范围的活动却引起了大范围的关注。朝中那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也参与到削藩的讨论中来，由此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形成了三方不同的意见。

一方是削藩强硬派。这一派呈梯队作战模式，在最前方摇旗呐喊的是黄子澄和齐泰等人，而背后谋篇布局的是方孝孺，建文帝则是最大的支持者。按照黄、齐、方三人的意思，既然已经开始磨刀，那索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藩王势力连根拔除。

另一方是削藩温和派。这一派虽然不反对削藩，但他们希望为暴力削藩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他们觉得这些藩王都是先皇的子嗣，做法不可过于冷血。他们不赞成连根拔除，认为可以借鉴汉武帝实行的“推恩令”。也就是在各个亲王原有的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享有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会越来越少，势力也就越来越薄弱。这么做既保证了帝国权力根基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客观地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案非常符合实际，且操作性强。

还有一方是削藩反对派。这一派的观点也很明确，那就是不但不能削藩，还要对那些藩王们做到有礼有节。这时候舆论大环境已经在逼藩王造反。为了缓和矛盾，建文帝应该立即打消削藩的念头，摆出一副与他们修好的姿态。

建文初年，户部侍郎卓敬秘密上奏建文帝：“燕王雄才大略，极似太祖，且兵精马强，北平又是战略要地，宜及早剪除，杜绝后患。否则，待其准备就绪，浩浩大军建瓴南下，难以挽回危局。”

建文帝在看完卓敬的奏本后，悄悄地收了起来。但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削藩的政治谋划还是外泄到了诸藩王那里。由此可见，当时朝廷计划削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藩王们在京城的势力无孔不入，就算是最高机密也逃不开他们的耳目。

朱允炆君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削藩。从内廷传出的风声引发了藩王们极度的不安与警觉。他们并不愿意做待宰的羔羊，更何况他们手里有兵马。你在京城磨刀，我就可以在边疆搞搞军演。藩王们恃仗军事武力，不断地向中央施压。藩王们之间互相串联，将矛头对准武力削藩派的主力齐泰和黄子澄。

他们提醒建文帝，不要受外人蛊惑。他们这么做，就是为将来彻底翻脸寻找一个可以说服天下人的借口。这个接口就是“清君侧”，即为了江山社稷，要将皇帝身边的小人都除掉。

这些藩王们越施加压力，建文帝就愈加坚定削藩的决心。既然已经箭在弦上，那索性就冲着靶心而去。对于建文帝来说，那些削藩强硬派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在他还未登基的时候，黄子澄虽然只是个书生，但在宫廷里待了多年，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建文帝命他与兵部尚书齐泰同参国政。建文帝重提当年东角门二人密议削藩之事，黄子澄很快就领会了其中的深意。

黄子澄找到齐泰，他跟齐泰说：“齐尚书，当今皇上年少，在治国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可他的那些叔叔们手握重兵，多行不法，照此发展下去，恐怕我大明危矣。你我都曾受先皇之重托，承蒙当今皇上之厚恩，理应为国分忧啊！”

齐泰也是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出黄子澄话里有话。他还是给出了一个谨慎的意见。他说：“为子则孝，为臣则忠，你我如今都是大明股肱之臣，就理应报效国家。只是削藩之事关系重大，处置不当，恐怕会后患无穷。”

君臣三人最后经过一番合计，决定先从燕王朱棣的亲弟弟周王朱橚的身上下手。

其实黄子澄和齐泰在商议具体的削藩策略时出现了分歧，黄子澄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将燕王拉下马，而到了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齐泰主张首先擒燕，黄子澄则要求剪燕手足。

事后看来，虽然建文帝是齐、黄并用，实际上更倾向于黄子澄的看法，毕竟东宫的交情在那里摆着。而卓敬则别有一番议论，他在给建文帝的奏折中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

卓敬的意思是在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这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且这样做的理由光明正大，即使朱棣心有不满也说不出所以然，更不会拿出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并没有获得朱允炆的认可。

卓敬这个人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天下奇才，就连后来杀害他的朱棣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养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朱元璋生前对卓敬非常看好，可惜朱允炆并没有给予这样一位有才之士足够的信任。

朱允炆选择周王作为削藩的第一道突破口，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周王府里出了内奸，此人在这个关节点上站出来出卖自己的主子，说周王朱橚要密谋造反。朱橚并不是一个懂政治的人，准确地说，他更像是一个学者，是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曾经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百章，并参与编写科技著作《救荒本草》。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藩王，不专心搞他的学术研究，却偏偏要跳出来学人家造反。

朱允炆正愁找不到借口向藩王们下手，现在有了机会，那就先拿周王朱橚开刀。就在准备下手之际，告发之人提供了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周王要谋反，背后有燕王朱棣在为他撑腰。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朝廷削藩从周王下手是再合理不过。而朝廷一旦对周王采取行动，就等于斩断了燕王朱棣的手足。所以朱允炆要动周王，按照常理来说，燕王朱棣不会坐视不管。

要是朱棣出兵来救，那么他就会背上同谋的罪名；如果朱棣不出兵而是出面为周王说情，那也能将其算作同谋。这样一来，无论朱棣怎么做，建文君臣都能够找到收拾他的理由。周王朱橚和哥哥朱棣是由马皇后收养的，在藩王当中，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的兄弟关系更近一层。

还没等朱橚将造反行动付诸实施，一场大灾难已经悄然降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儿子朱有爋会告他谋反。按照大明的祖制，周王的大儿子朱有炖被立为世子，也就是未来周王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可是次子朱有爋听人说，最近朝廷正准备对尾大不掉的诸藩王下手。他想，自己何不乘机去上告，将父亲周王朱橚的不轨行为全部告诉朝廷。这样就可除掉兄长及父亲周王，自己就可以稳稳地坐上周王的位置。

周王次子朱有爋上告周王谋反，建文帝听说后喜出望外。这样的事情来得太过及时。建文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派曹国公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带兵北上，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给周王朱橚来个突然袭击，确保削藩首战成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这是帝国新旧权力集团交替的时间段，虽然用的还是洪武的年号，但朱允炆上台已经有三个月了。建文朝廷放出风声，说是接到北方密报，北元残余势力最近有南下的迹象，为加强北方防务，防止北元南侵，朝廷决定派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军北上。

客观地说，建文君臣唱的这出戏并没有跑调。李景隆的军队一路向北，周王朱橚并没起任何疑心，因而也就没做抵抗的准备。但当李景隆的军队经过开封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转向，迅速包围了周王府。

周王朱橚还没反应过来就做了俘虏。李景隆马上取出皇帝朱允炆的诏书，当众宣读。接着就将周王一家人押往京师南京，周王及其诸子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了荒远的云南蒙化。削藩首战告捷，给当时建文朝的政治局面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表明了建文帝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作为的帝王。

建文帝废了周王，马上就将周王所犯的罪行写成敕书，然后颁给诸王，让他们来给周王议罪。这一招也确实狠毒。谁说书生不懂得治国谋略，建文帝此举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一是拿祖制来压服藩王。按照祖制：藩王有罪，皇上主持，诸王集体议定。二是博取天下人的信服。向天下公开周王的罪行，昭示皇帝武力削藩并不是师出无名，而是周王造反，逼我动手。同时也在敲山震虎，让其他藩王都要循规蹈矩，没事不要学周王自取灭亡。三是投石问路。建文帝拿周王开刀，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以此来试探燕王朱棣的反应。

京城的暗哨不断传递来皇帝要削藩的消息，而朱棣在北方的风沙中睁着头狼似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京城的方向，他的心比北方的冬天还要冰冷。从北京到南京，千里的路程难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无法逾越吗？

他想不到的是，一身书卷气的朱允炆下手会这么狠，刚上台就要拿自己的叔叔们开刀。周王朱橚已经被拉下马，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作为诸藩之首，他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这场劫难的。

回想起三个月前父皇朱元璋刚死时，文弱的朱允炆戒备森严，就连他们这些藩王回去奔丧都不让带军队，谁知道那份所谓的遗嘱是不是朱元璋钦定的。

朱棣无数次地在自己的内心算计。在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博弈中，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如果真要与朱允炆撕破脸皮，也不是现在。对抗中央，那就是造反，就是全民公敌。对抗朝廷不光要具备一定的军事武力，还要师出有名，否则他朱棣就可能成为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失道寡助，这仗还没等到开打就已经输了七分。更何况他的三个儿子这时候还在南京为朱元璋守孝，等于是留在朱允炆身边做人质。现在出兵，搞不好就赔了儿子又折兵。

朱允炆想借着周王之事激怒朱棣，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燕王朱棣狼一般犀利的眼睛。正在朱棣如坐针毡之时，南京方面已经将周王的罪诏送到了他的手上。他读出了罪诏的弦外之音，每个字都像插在他心头的一把刀。

朱棣酝酿了很长时间，决定以儒制儒。既然自己的侄皇帝任由一帮儒生摆布，动不动就扛出儒家大旗，那自己索性就和他玩一场以儒制儒的好戏。

朱棣在呈给建文帝的奏章中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如果周王所做所为形迹暧昧，希望陛下能够念及亲情，将其饶恕，以此来成全骨肉之情；如果周王造反之事已经坐实，先帝早已定下的祖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希望陛下能够遵照祖制，识大体顾大局。”（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这番话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建文帝看了这封敕书之后，念及骨肉亲情，竟然萌生了不再削藩的念头。

朱允炆的文弱个性又一次暴露无遗，他将治国当作三岁孩子过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斗争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只是对立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而已。一旦心慈手软，后果将不堪设想。

帝国权力核心层已经摆明了削藩的态度，这时候忽然罢手，朱棣和其他藩王又岂会相信。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缓兵之计，更大的风暴将会随之而来。

在这个问题上，黄子澄和齐泰二人还是看得很通透。无论最后的结局是悲是喜，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他们反复地规劝建文帝：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建文帝迷乱的心又逐渐坚定起来，将削除不法藩王的行动进行到底，彻底剪除藩王集团的势力。

建文朝廷投入无限的热情来对待削藩这件事，官员们也纷纷找机会站出来告发诸藩王所犯下的不法之事。当然这些官员也不是满嘴跑火车，那些雄霸一方的藩王很多时候也的确过于嚣张。当年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后人的福利待遇，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做出规定：藩王的地位虽然低于皇帝和皇太子，却比那些帝国官员要高得多，也就是说这些帝国官员往往受制于藩王。

在等级如此森严的权力体制面前，帝国的权力枷锁对于藩王们来说，往往是形同虚设的。朱元璋如此袒护自己的子孙，那么官员们也不愿意给自己找事。藩王们常常做出违反帝国法度之事，所辖地区的老百姓常常遭受祸害。如今建文帝“开门纳谏”，而且纳的都是检举藩王的谏言，官员们便放下先前的心理负担，纷纷出来检举揭发。

京官们忙着从地方收集情报，地方官员也没有闲着。整个大明帝国朝野上下弥漫着削藩前的紧张空气。于是有人告齐王，有人告岷王，还有人站出来告湘王。湘王朱柏也是个文雅的读书人，性情收敛，并不招惹是非，这次也被人告发，一时又无法为自己澄清，觉得自己身为藩王，地位尊贵，哪里能够受得了狱吏的羞辱，最后自焚而死。

在朱允炆看来，不管你是安分守己的藩王，还是包藏祸心的藩王，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帝国一把手的他所关心的只是分封制的存与废，只要分封制一日不根除，藩王们就有拥兵自重的资本。对于帝国中央权力集团来说，分封制存在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分封制的废除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决定废除，就要考虑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在建文帝削藩之前，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他考虑：第一，是不是所有的藩王都要削废？第二，削废藩王如果分批进行，那么谁先谁后？第三，削废是一削到底，还是浅尝即止？

可是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却毫无章法可言。首先，最应该削的偏偏不敢碰；其次，赶上谁就削谁，毫无计划性；再有就是削与废同时进行。不只是削去军权，藩王本人还被废为庶人。“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藩王们本来都是朱元璋的皇室血脉，可建文帝却要削其权，夺其皇籍，直接将他们贬为“庶人”。周王被废，就叫“周庶人”；代王被废，就成了“代庶人”。

朱允炆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皇叔们都扫出了皇室，将他们从藩王直接贬为普通老百姓。这种做法显然是防卫过当，夺权本来就已经触动了藩王们的利益底线，如今又加了一道削夺皇籍，更是让藩王们难以忍受。一时之间，帝国上下满城风雨，人心思动。

这种做法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藩王的势力都推到了燕王朱棣那边。

从建文帝上台后的第三个月削夺周王爵位开始，到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楩被废，在这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建文朝廷连续削废了五位藩王。

建文朝的政治权柄由“三驾马车”为首的文官集团执掌。此时的帝国人事结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人员配置极不合理。无论是齐泰、黄子澄，还是后来的方孝孺，他们都不具备军事才能，用兵打仗对他们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建文帝也是一个书生，四个书生合在一起，顶多算是一群书生。

一帮书生对波诡云谲的帝国权力斗争不明其道，最终只能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建文帝的软弱及其智囊团的偏激，让削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准星。面对多项选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他的智囊团都缺少真正理性而智慧的判断，原本主动的优势就这样转化为劣势。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算太慢，在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此事并且付诸行动。但让人费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对于建文帝君臣来说，这本来是朱元璋在冥冥之中为他们创造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朱允炆却轻易放过了这样的机会。

朱允炆明诏诸王不得来京奔丧，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团白白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实际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削夺他们的权力，主要是他的削藩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左半边脑袋考虑的是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右半边脑袋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皇家的脸面。这种纠结的心态贯穿了建文帝削藩的整个过程。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利用朱棣等人来京奔丧的机会，将各路藩王一举拿下，也就没有后来的征战杀伐，皇权易主。可建文帝朱允炆并不想惊动皇祖的陵寝，他更没有勇气打破儒家信奉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再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的命令，便会知道朱允炆的主导思路是，削藩可以，但是不能让他背上道德恶名。

朱允炆虽然担心藩王的权力威胁到中央集权，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铁血政策。

在武力削藩行动之前，建文集团面临着先从谁身上下手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齐泰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最终建文帝还是认同了留有巨大后患的黄子澄方案——先削周王。而后却没有马上对朱棣动手，给予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终至灾难降临。这是建文朝削藩开始时最大的失误。

建文君臣怕朱棣，但又没办法绕过这道难关。一次次削夺朱棣的兄弟藩王，一次次地打草惊蛇。毒蛇在草丛里蛰伏着，等待着发出致命攻击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