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文官集团在永乐皇帝朱棣之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文官的地位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明朝成化年间的官员陆容在其所著的史料笔记《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永乐年间有位名叫慧暕的老僧，曾经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来归老兴福寺。这位老僧曾经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听禅客说过，洪武时期的文人是帝国制度的“还债者”，而永乐之后的文人却成了制度的“讨债者”。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那些文官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惊吓。他们为帝国的创建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所以这个时期的读书人是“还债者”。等到永乐皇帝之后，读书人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建国初期的“还债者”摇身一变成为“讨债者”。

“还债者”与“讨债者”的角色变化原因不在读书人自身，而在于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帝国的政治制度由建国初期的铁血高压，逐渐向软制度化方向转变，由此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陆容借着僧人之口感叹道：“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

帝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在永乐皇帝之后趋于缓和，并不是因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越来越慈悲为怀。主要是因为文官集团已经成为帝国权力股份制公司的大股东，皇权反而变得相对弱势。文官集团的坐大，主要是因为明朝的皇帝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帝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而使自己在这场权力博弈中逐渐丧失了主动权。最后，皇权这驾马车只能任由文官们拖着一路狂奔，而皇帝在权力结构中俨然就成了一个“隐形人”。

文官集团在完成自己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利用各种手段来架空皇帝的权力。用那些文官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让皇帝成为一个垂拱无为的“圣君”。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皇帝成为一尊看上去让人敬畏，实则不中用的泥菩萨。要实现这一想法就要想办法将皇帝禁锢在紫禁城中，然后找一些既有学识，又有官场经验的文官没完没了地向皇帝灌输儒家经典。皇帝年幼，任由文官们摆布也就算了。但作为成年人的皇帝，面对这种填鸭式的思维禁锢必然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君臣之间也由此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有位名叫陈祚的文臣就曾经拿着《大学衍义》在明宣宗朱瞻基面前不间断地讲说，惹得明宣宗大怒道：“大胆狂儒，你这是在欺负朕没有读过书（竖儒薄朕未读《大学》）！”

皇帝愤怒的结果很严重，陈祚全家老小都被收监，判为终身监禁，陈祚的父亲也病死在狱中。明宣宗在将近三百年的明朝历史中算得上是守成明主，在他当政的十年时间里，也是帝国极盛之时。

由此开始，帝国的每一位皇帝在位时都和文官集团有着不同程度的纠结缠斗，两大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入到一个井喷时期。公平地说，与明朝的其他领导者相比，第五代领导人明宣宗朱瞻基还算是有君王之度的。到第六位正统皇帝朱祁镇在位期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骑兵俘虏，皇弟由临时监国直接晋级为皇帝，也就是大明王朝的第七任皇帝——景泰皇帝。可是一年后，蒙古人又将正统皇帝朱祁镇放了回来。但被臣民推上帝王宝座的景泰皇帝朱祁钰自然不肯让位。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弟弟就将哥哥软禁于南宫，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七年后，一次偶然事件的爆发，让已经退位多年的明英宗朱祁镇夺回了曾经属于自己的皇权，正统皇帝变成了天顺皇帝，是为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如此一来，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多了一个皇帝的年号。这就是明朝号称十七帝，实际上只有十六个人的原因，同时也是北京只有十三座明代皇陵的原因。朱元璋葬在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不知魂归何处，景泰皇帝被他的哥哥朱祁镇取消了皇帝资格，更不许他死后进入皇家陵园。

明英宗朱祁镇死后，他的儿子朱见深接任帝位，也就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成化帝，史称明宪宗。朱见深是个专情之人，一生只宠爱那位从小负责照顾他的万姓宫女。由于“土木堡之变”，父亲与叔叔之间的皇位更替，朱见深一度失去了他的太子之位。身处于恐惧和惊吓中的孩子，变得极度怯懦、柔弱，在无数个风雨飘摇的夜晚，陪伴着他的是一位大他十九岁的万姓女子。这位女子虽然算不上美貌倾城，但在朱见深的眼里，她的美是那么妩媚风情。最重要的是在皇权易主、前途未卜的黯淡岁月里，她让他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等到朱见深成了这个王朝的第九任皇帝，万姓女子成了万贵妃，一个人垄断了皇帝的爱情生活，甚至垄断了皇帝的性生活。为了她，成化皇帝连自己的皇后都废黜了。万贵妃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不幸夭折。从此以后，宫中凡是怀孕或生育过的妃嫔及其子女，几乎都死在了她的手上。

多年后，成化皇帝揽镜自顾，哀叹命运无常，自己膝下连一个皇子都没有。这时候，身边的贴身太监突然跪下，对他说出一番实情。当年皇帝临幸过一位纪姓宫女，纪氏怀了龙种，万贵妃虽然派人送去了堕胎药，但这个孩子命大，没有被打下来，如今已长至五岁，就藏在吴皇后所待的冷宫里。

这个孩子回到父亲身边仅仅一个月，被封为纪妃的母亲就被万贵妃派人毒死。皇太后怕这个孩子也保不住，就将他带到自己身边。而这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弘治皇帝（明孝宗朱祐樘），也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或许是因为自己惨痛的人生经历，弘治皇帝对儿子朱厚照极为宠溺。

在明朝的十六位皇帝中，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位。他是父亲弘治皇帝与母亲张皇后亲生的嫡长子。在大明王朝的历代帝王中，朱厚照是唯一一个由皇后亲生的嫡长子。

或许正是因为身份的特殊，朱厚照的性格也有些另类。而正因为他的另类，才在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荒诞不经的岁月。一百多年后，江山易主，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三心二意，他的老师马上就会抬出朱厚照做反面教材。老先生会激动地拍着桌子训斥：“难道你想学朱厚照吗？”意思是说，作为皇室子弟为人处世不能像朱厚照那样无耻。

明朝弘治十八年（1505年），弘治皇帝驾崩，他那十四岁的独子朱厚照毫无悬念地继承了皇位。在中国历史上，连一个竞争对手也没有的皇子是何等的幸运。临死前，朱祐樘大概对这个沉溺于骑射玩耍的儿子也不太放心，就找来自己最为信任的三位大学士，命他们做自己身后的顾命大臣，临终托孤。

从此，这位天字第一号玩主让三位顾命大臣吃尽了苦头。朱厚照并不喜欢他们和他们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形象。如果朱厚照没有成为后来的正德皇帝，那么他顶多就是一个调皮顽劣的少年。在民间社会，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体内的荷尔蒙正旺盛地分泌着，想让他不折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平常人在这个阶段有老师和家长的管束，有国家法律的惩戒在那里悬着，虽然放肆却不敢过于造次。试想如果有那么一天，少年人拥有一种魔法可以让自己摆脱世间的一切约束，可以由着性子为所欲为，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少年皇帝朱厚照将会告诉你答案。

朱厚照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帝国的权力核心层而言，都是既无奈而又别无选择的事。先皇（明孝宗朱祐樘）就只有他这么一个皇子，无论是好是坏，这皇位都只会传给他。也许是缺乏竞争对手的缘故，朱厚照这个皇帝当得毫无忧患意识。一个政治家身处忧患，往往会激发出他的生存本能。如果明孝宗朱祐樘能够像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那样，皇子众多，而朱厚照的皇位又是通过危机重重的宫廷斗争，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才弄到手，也许他就会更加珍惜。

朱厚照执政时期，帝国的权力集团分化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为首的文官集团；另一派则是以皇帝周围的宦官为首的内宫宦官，后者主要以“八党”势力为主。所谓的“八党”其实就是正德皇帝身边的八个太监，他们分别是：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朱厚照两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了,终日与其厮混的都是这些太监们。朱厚照与他们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小”，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在封建社会，有的人生下来是为了做王，而有的人生下来是为了做仆。上帝赋予朱厚照至高无上的皇权。对于一个心性未定、心浮气躁的孩子来说，有一天突然间拥有任性而为的权力魔法，最有可能去做的事就是尽其所能地释放自己的天性。有人说玩是人的天性，不会玩是泯灭了天性。的确如此，一个人从婴儿时代到耋耄之年，都离不开玩。历史上爱玩的皇帝一抓一大把，有玩打猎的，有玩山水的，有玩字画的，有玩女色的。不少皇帝玩过了火，玩的目的就是享乐，结果乐是享尽了，国家也玩儿完了。

朱厚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宗玩主，他把玩耍当成了人生的大事，玩出了各种花样，玩得轰轰烈烈。朱厚照即位后不久，就先后取消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等内官设置，最后干脆连记录皇帝吃喝拉撒睡的起居注也取消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减少内官对自己行动上的限制，没有了这帮跟屁虫似的文官，皇帝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满足。

从史料上判断，朱厚照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音乐、戏曲等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据说，他曾经独立创作过一首《杀边乐》的乐曲，乐曲配有笙、笛、琴、鼓等，听过的乐师都说这首曲子达到了专业级的水准。

帝国权力系统内的饱学之士们所开设的经筵日讲对于这位年轻的皇帝来说枯燥无味，他宁愿逃课偷偷溜到豹房去做一个驯兽师，也不愿意做文官眼中循规蹈矩的圣君。到后来，正德皇帝索性连早朝也懒得再去上了。文官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皇帝堕落到如此境地，他们抱团轮番上奏，甚至以辞职来威胁皇帝。可招数用尽也无法改变现状，朱厚照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朱厚照在宫内玩腻了，大臣们又在旁边喋喋不休。眼不见心不烦，任性的皇帝索性转身离开了紫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内。豹房并非明武宗的发明创造，他只是将其发扬光大。元朝这里就是大型的皇家动物园，是皇家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皇帝玩乐的地方。名为豹房，其实里面还有象房、虎房、鹰房等，可以说飞禽走兽应有尽有。

到后来，皇家动物园里不再只是豢养虎豹的地方，而成了皇帝们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所。到了朱厚照执政后期，豹房成为他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宫殿。里面不仅饲养各种各样的动物（豹子居多）,还藏有享之不尽的美酒佳肴，取之不尽的美色佳人，是一个人挥霍时光的绝佳之处。从正德二年（1508年）搬进豹房，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回到皇帝本该待的乾清宫去居住。

作为一名天生的玩主，朱厚照在玩上总是构思奇巧、创意迭出。皇帝玩兴大发的时候，会把一只或数只野兽关进地牢，然后把肉悬于竿上，诱其上前撕咬，而那些宫廷乐师和宫女则在旁边奏乐起舞以助皇帝的玩性。时间久了，人没有被凶猛的动物玩残，反过来动物却被野性难驯的皇帝生生玩残废了。经过比较，朱厚照发现在这些动物中间，只有豹子可以满足自己旺盛的玩性，做到久玩不残，常玩常新。

正德皇帝移居豹房之后广泛收罗天下美色置于豹房之中，这些民间女子身份各异，其中有教坊司之女、高丽女、色目女、西域舞女、扬州歌女、妓女、寡妇、孕妇及他人之妻等。

豹房中的宠儿除了宦官和皇帝收的义子，还有边将、乐户、伶官、道士、番僧等各色人等。正德皇帝领着这帮人在豹房中玩得天翻地覆。明武宗在位十六年时间，从十四岁到三十岁，时间刚好横跨一个男人的整个青春期。

对于爱玩之人，身边永远不会缺少玩伴。朱厚照先后收养了一百多个义子，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陪皇帝疯玩，其中最为得宠的是江彬。此人不光脑瓜极其灵活，而且武功高强，异常骁勇。他是武将出身，曾经守过边关，并非庸常的兵痞流氓。当时，江彬官任大同游击，随大同总兵张俊入调。“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他作战勇猛，生死置之度外。在与农民军淮上交战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颊射入，镞出于耳，江彬手拔而出，拍马继续战斗，确实是一员神勇猛将。

青春正当时的男人有几个不崇尚勇武？朱厚照更不例外。他在听说了战斗英雄江彬的光荣事迹后，就专门召见了他。皇帝见到传说中的英雄，对于战场之事非常好奇。江彬看出皇帝是个血性有余、经验不足的青年人。作为一个老江湖，他一通夸张的讲述，就博取了皇帝的欢心。

江彬是个外形硬朗的美男子，特别是在那张英俊的脸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这道疤痕凸显了男人的阳刚之美，更让朱厚照相信了他“拔镞”击敌的勇猛。朱厚照不止一次地在人前夸赞：“江彬真是勇健之士！”他就这样被留在京城，做了皇帝的贴身护卫。

江彬还真是起到了一个护卫应有的作用。史料记载：有一次，正德皇帝在豹房内逗弄老虎，结果惹得老虎发威，直接就扑向了真龙天子。眼看就要上演一场龙虎斗，身旁的人都吓得呆立当场，不敢近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艺高人胆大的江彬及时出手将老虎制服，正德皇帝才虎口脱险。

经此一难，朱厚照对江彬心存感激，也格外信赖和看重于他。朱厚照在豹房玩累的时候，常常躺在江彬的腿上睡觉，一连几个时辰，而江彬竟然能够做到纹丝不动，两人的关系好到有同性之恋的嫌疑。那些朝廷大员们想见皇帝很不容易，但只要看到江彬出现，就知道正德皇帝也该现身了。

正德皇帝是明孝宗朱祐樘的独子，明孝宗在位时为了安定天下臣民之心，在朱厚照两岁时就将其立为太子。等到朱厚照即位，朝臣们也格外关注立嗣一事。朝臣们关注之事，却未必是皇帝关心之事。朱厚照忙着玩耍取乐，年纪轻轻的他又怎会想到立嗣。

豹房中养了那么大一帮妖孽之人整日围绕在皇帝身边，武宗哪里还有工夫去考虑选立子嗣之事。朱照厚玩得越疯狂，那些文官们对正德皇帝的意见也就越大，对他身边的那帮小人也就愈加憎恨。

御史周广宁提出一个建议：暂时先从皇族中遴选贤能者立为皇储，等到皇子降生，再把选立的皇储谴归藩府。这个建议也透露出文官集团对于立嗣的焦躁心理，但是作为臣子实在是不应该质疑皇帝的生育功能。要知道正德皇帝这时候也只有二十岁左右，青春正年少，神仙也无法料到正德皇帝会终生无子嗣。周广宁等人的上疏言论，不仅容易激怒皇帝，同样也不为朝中其他大臣所重视。

正德十一年（1516年），皇帝在私生活方面还是只开花不结果，膝下无皇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臣们开始认识到立储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正德皇帝如果再不从宗室中择立皇储，将有可能引发巨大的政治灾难。文官集团以此为由纷纷上疏，于是在帝国的权力高层引发了一场解决储位问题的大纷争。

这次纷争是由马昂之妹有孕在身进入豹房引发的。一朝天子竟然不顾马姓女子已嫁作他人妇且有孕在身的事实，将其纳入豹房并恩宠有加。马昂是个因犯罪而被撤职的军官，他妹妹已经嫁给了另一个军官并怀了孕，可马昂却通过江彬将自己的妹妹推荐给了皇帝。据说这位马姓女子不光貌美如花，更重要的是她擅长骑马射箭和少数民族音乐、歌舞。正德皇帝一见倾心，就将其带回豹房。其兄马昂也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全国五个最高军事管理机关之一的第一副长官。

有一天，朱厚照到马昂家里喝酒，一眼相中对方的美妾。马昂推托爱妾有恙在身，就拒绝了皇帝的寻欢要求。朱厚照心头大为不快，拂袖而去。第二天，马昂就被撤职，妹妹也因此受到冷遇，并被送进专门惩罚犯罪宫女的浣衣局，从此音信全无。

在这次事件中，朱厚照的表现可以说是毫无羞耻之心。文官集团实在无法忍受皇帝一再做出这种有违人伦的事，无法忍受皇帝公然蔑视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很多时候，文官们对于正德皇帝的荒诞之举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一幕幕活闹剧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在他们眼前上演，颠覆了这些读书人对于人伦纲常的认识。正德皇帝所做的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也无比疯狂。如果马昂之妹真将豹房变成自己的产房，那么对于帝国权力中枢来说，都将是莫大的羞辱。

文官们纷纷上疏要求正德皇帝诛杀马昂兄妹以平息朝堂内外如火烹油的言论。朝臣们此时已经强烈地预感到立嗣的紧迫性。按照正德皇帝这种疯狂的玩法，帝国若再不立储，将来的皇位继任者是不是纯粹的皇室血脉都很难说。内阁大臣带领群臣纷纷上疏，要求明武宗尽快立嗣，以安天下人心。

由立嗣引发的权力冲突不断升级，君臣关系也日趋紧张。其实整个事件从始至终，都是文官集团在那里唱独角戏。正德皇帝始终是一副“你们说你们的，我玩我的”的态度。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孩子，就算你是为了他好，他也不领你的情；你说得越多，往往越会起反作用。朱厚照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文官集团的劝谏采取不反对不表态的原则，一概不予理睬。文官集团在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已经拥有挑战皇权的实力。但是皇权的独尊性和排他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博弈的输赢。选定储君的权力始终不曾旁落，一直在皇帝的手里紧紧地攥着。

没有皇帝的许可，无论多么完美的建议都是纸上谈兵。正德皇帝再一次利用皇权挑战确立储位的规范制度，恶性膨胀的皇权又一次取得全面的胜利。文官们要求确立皇储不排除有满足个人权力欲望的私心，但更多的还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难道对于正德皇帝来说，除了醉生梦死的极乐生活，他就真的别无所求吗？

正德皇帝在豹房、宣府折腾得鸡犬不宁的时候，他手中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旁落于他人，这也是大明帝国权力运行的神奇所在。朱厚照虽然平日里不入大内，但是他在玩乐之余也会上朝听政，批阅奏章，对帝国的重大事件做出决断。就算他玩性大发不愿意上朝，还是会通过司礼监来传达自己的圣旨，然后交由内阁去执行。也正因为如此，司礼监宦官逐渐把持了批红权。

即使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正德皇帝离开紫禁城，远居宣府，他也不忘做出特别的强调：大臣不许前来，但奏章必须送到宣府，至于自己批复不批复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朱厚照在当政期间虽然干下许多荒唐的事情，但是对于权力的把握却没有丝毫的马虎，反而将权柄越抓越牢。

在文官中间有一个人，正德皇帝对其有着特殊的感情，此人就是内阁首辅杨廷和。

正德九年（1514年），杨廷和的父亲去世，请求回乡丁忧（守孝）。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崇尚自由的明武宗竟然舍不得放人。杨廷和是朱厚照的老师，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既有一份情感上的尊重，也有一份来自君臣之间的碰撞。作为皇帝的老师，通常会在年幼皇帝的生命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精神导师和事业上的助手。所以在杨廷和离开后的很长时间里，每当朱厚照遇到工作上的难题，他都会叹息一声：“如果杨先生在身边就好了。”

杨廷和回乡守孝三年，朱厚照也因此失去了最后一道精神枷锁，更加肆无忌惮。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男人终究会变成大男人，而每个男人都会在青春年少时怀揣着一个纵横四海的梦想。在与豹房里的野兽戏耍了一段时间后，正德皇帝有了更为远大的理想。手握天下权柄，又怎能满足于京师弹丸之地？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正德皇帝开始玩起了御驾亲征的游戏。这种想法起源于他所宠幸的“义子”江彬。打过几天仗的江彬经常在正德皇帝面前吹牛：“想当年，我在战场上是如何地威风八面。”

在江彬英雄事迹的感召之下，皇帝对领兵打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实现自己“圣斗士”的光荣梦想，他下诏将辽东、宣府、大同和延绥四镇的边兵都调集到京城，然后由江彬统一指挥操练，号称“外四家军”。同时，朱厚照又将各镇领兵的武官收为义子，赐以国姓“朱”。似乎觉得还不够过瘾，他又把内宫的宦官也组织起来，教他们练习骑马射箭，编成一个大营，称为“中军”，并亲自担任指挥。有了军队，好战的皇帝更加心痒难耐。

朱厚照一直梦想着能够像他的先人那样在广阔的草原上与南犯的蒙古兵来一场刺刀见红的战斗，开创一番不世之业，让那些小瞧了自己的官员们心悦诚服。更何况江彬还告诉他，那里牛羊成群，美女有着异域的风情，这就更加激发了他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明武宗在宣府（今天的河北宣化地区）营建了“镇国府”，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为了过足将军瘾，正德皇帝还为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朱寿。然后他又以皇帝的身份加封朱寿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国事朝政在明武宗看来俨然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他在游戏过程中得到了满足与快乐。善于揣摩帝王心思的江彬领着正德皇帝出了紫禁城，一路向北，出边关，巡塞北。

这场冒险之旅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朱厚照来说，颇有吸引力。可是对于整个大明帝国来说，皇帝的所作所为往往牵动着权力系统的每一根神经。正德皇帝此行只带了江彬、钱宁以及心腹太监等百余名随从。为了这次边塞之行，朱厚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于文官们上疏劝谏的奏疏一概留中不予答复。

朱厚照带着他的“百人旅行团”换上便装，躲开官员的视线，悄悄地上路了。消息封锁得很严密，皇帝离开京城半日，那些文官们才大梦初醒。内阁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随即驾车追赶，一口气追到沙河才追上皇帝。这些文官进前轮番劝解，可他们的皇帝丝毫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直奔居庸关而去。

一意孤行的皇帝差一点儿就冲关成功，可偏偏就撞上了巡关御史张钦。张钦根本不买皇帝的面子，仗剑守关死活不肯放行。张钦在此之前已经两次上疏劝说正德皇帝莫要出关游幸，可是上疏被留中不发。现在还敢立于居庸关前挡住皇帝前进的步伐，看来他也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三位内阁大学士也快马加鞭地赶到跟前。在三人的轮番劝说之下，正德皇帝只好怏怏而归。

没有消停多长时间，朱厚照抓住张钦外出巡查的机会，再度闯关。没有了仗剑而立的张钦，明武宗和他的一帮拥趸轻松地越过了关卡。

虽然避开了张钦，可朱厚照还是心有忌惮。一路上，他总是左顾右盼，频频向身旁的人发问：“御史安在？”由此可见，那个在居庸关前仗剑而立的张钦让明武宗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后来，正德皇帝并没有回头再去找张钦的麻烦。在这次君臣对决中，张钦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对抗皇命并取得胜利，看起来似乎不合常理，可仔细分析却并不难理解。

朱厚照巡边是顶着文官的一片反对之声，带着一帮死党偷偷摸摸溜出紫禁城的。身为皇帝理屈在先，因为他实在无法给天下臣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按照帝国制度规定，皇帝出行必须昭告天下，同时要安排代行权力的亲王和重臣留守京师，处理朝政以安民心。正德皇帝从一开始就陷自己于被动状态，完全违背了游戏的规则。而那个站在边关线上的张钦就像一个执法严谨的裁判，面对犯规的皇帝亮出了红牌。如此一来，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皇帝，纵有皇权护体也难以通行。制定游戏规则的皇帝都不遵守规则，这就难怪张钦敢于仗剑挡驾了。

在这次角逐中，张钦占尽各方优势。在正德皇帝一只脚已经迈出关时，张钦恰好出现在那里，此为天时；作为巡关御史的张钦，刚好能够掌控关门，此为地利；明武宗信马由缰，弃满朝文武于不顾，违背天意民心，反而使张钦挡驾名正言顺，得到文官集团的支持，这说明张钦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代表文官集团在与皇命对抗。这也是为什么事后文官集团内部无人弹劾张钦，此为人和。

正德皇帝以手中的皇权去挑战帝王制度和封建制度，群臣为了维护封建制度不惜以死抗争，武宗对抗的不仅仅是满朝大臣，更是对抗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从表面看，群臣的胜利是一场制度上的胜利，是纲常礼教的胜利。朱厚照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规范制度本身，而那些文官不过是一些为了维护纲常礼教而冲锋向前的卫道士。皇权虽然至高无上，但高高在上的皇权也有存在的基础，那就是所谓的纲常礼数。皇帝作为权力集团的一把手，敢于用自己的皇权去挑战纲常礼数，等于是在自毁根基。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皇帝完败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皇帝出关有那么多的限制，朱厚照只好另辟蹊径。他决定拿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来耍一耍，那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朱照厚还真就过了一把“御驾亲征”的战争瘾。当时在我国北方地区，蒙古族鞑靼部小王子率五万余骑扰乱边疆。朱厚照决定亲自出马摆平对方。这样既可以满足自己对于战争的渴望，同时又可以借着出征之际，堂而皇之地来一次巡边之旅。

这场仗打得一波三折，大大小小的战斗累积起来不下百余场，快赶上一场持久战了。蒙古大军一度将明武宗的军队分割包围，形势万分危急。正德皇帝亲率大军四处拼杀，展示了自己的武将才能。在战场上，他与普通士兵共吃同住，俨然就是一个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皇帝这种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激发了前线的将士们，最后居然真就把蒙古族大军打回老家去了。

正德皇帝凯旋回朝，敲锣打鼓戴上大红花，文武百官在德胜门外列队相迎。帝国的“威武大将军朱寿”身着戎装，胯下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身佩宝剑，耀武扬威地被簇拥在队伍中间。他趾高气扬地接受百官的祝贺，喝了大碗庆功酒后，兴奋之情难以抑制。他要求那些前来迎接他的文武官员们不要称他为“皇上”，也不能自称“臣下”，要称呼他为“威武大将军”。

正德皇帝通过各种形式来放大自己巡边的功绩，他把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以此来向官员们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他还专门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副银质的纪念勋章，然后他以皇帝的身份向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威武大将军朱寿”授勋。朱厚照虽然玩得不亦乐乎，但是那些文官们却拒绝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切让官员们哭笑不得，他们更愿意将眼前的这一切视为一场无聊的闹剧和游戏。正因为文官集团的不认可，史料记载在这里也是大事化小，用一组不起眼儿的数字一笔带过：明军亡52人、伤563人，杀敌16人。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明武宗朱厚照有意前往山东、南北直隶一带游玩，再次遭到了文官们的阻拦。大大小小一百多名官员排着队上疏“谏南巡”，内阁一如既往地将他们的奏疏留中不报。文官见上奏迟迟得不到回应，继续没完没了地劝谏。明武宗早就对文官们不满了，南巡之事又被他们抓住把柄喋喋不休。如果朝廷再不严惩，他这个堂堂天子的颜面何存？正德皇帝盛怒之下举起皇权这把利剑斩向那些拿着奏疏准备与自己死磕到底的文官。

朱厚照责令，凡是参加请愿的官员在宫门外的广场上罚跪，限期定为五天。每天从早晨五点开始，到晚上结束。罚跪期满，正德皇帝还不解心头之恨，又追加了惩罚。惩罚的措施是在午门外对官员实行廷杖，每人打五十杖。文官们的号哭之声响彻殿宇。一通杖责下来，当场就打死了十一名官员。

为了谏阻正德皇帝此次南巡，帝国的文官集团付出了血的代价。不过这种惨痛代价在短时间内，还是收到了效果。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死了那么多的官员，估计连朱厚照也觉得自己玩得过火了。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他抡起廷杖打出了皇帝的威风，但并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结果。

长期以来，明武宗这种不管不顾的玩法，使得君臣之间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朱厚照用自己的方式一次又一次挑战着皇帝应该遵循的制度底线。在那上下翻飞的乱杖之下，文臣们被打得皮开肉绽，丧命失魂。在血肉横飞之间，正德皇帝也尽失天下文人之心。

正德皇帝很快就缓过劲儿来，机会也如期而至。在帝国的南方地区发生了叛乱，这场叛乱就像一场及时雨，为明武宗南巡找到了一个充分的借口，那就是平叛。叛乱之人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算是五世宁王，一世宁王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

一世宁王朱权的封地原来是在山西吕梁山大宁县一带，位居北方要塞，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等到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就将宁王从北方要塞迁封到江西南昌，以此削弱宁王的势力和他的军事实力。等到五世宁王朱宸濠继承爵位时，实力早就大不如前，就连宁王府的护卫也被朝廷撤除。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朱宸濠还敢贸然举兵叛乱，完全是受了术士的蛊惑。

术士们在他面前忽悠，说他天生一副帝王相。朱宸濠也就相信了术士的话，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帝王之后，应该去成就一番伟业。更何况前面还有燕王朱棣举兵篡位成为永乐皇帝的成功典范在那里摆着。有了野心的朱宸濠开始步步为营。要想成就大事，就要拥有自己的军队，而宁王朱宸濠的手里却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对于宁王来说，要想夺位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朝廷为宁王府配备军事护卫。

朱宸濠拿出巨款贿赂正德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刘瑾，终于将南昌左卫改为宁王府的护卫。随着刘瑾的倒台，宁王府的护卫又被革去。朱宸濠不惜重金收买了当时的兵部尚书和京城的王公大臣，取得他们的支持。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费宏也是江西人，他看穿了宁王极力要求恢复护卫的真正意图。他对人说：“朱宸濠现在要求恢复护卫是不轨之举，他将来肯定会连累到我们江西父老，我绝对不能让其得逞。”

朱宸濠利用进士廷试那天内阁大臣都要到东阁阅卷的有利时机，将请求恢复护卫的奏疏递交了上去。此时费宏不在内阁办事，而其他的大臣早已被朱宸濠买通，因此奏疏通过批准。宁王担心费宏回头从中作梗，又叫人在正德皇帝面前陷害费宏，逼迫他辞职。在费宏辞官回乡的路上，宁王派人放火焚烧了费宏乘坐的船只，费宏和家眷侥幸逃脱。宁王通过各种手段，终于恢复了护卫。朱宸濠还通过各种机会向皇帝进献奇珍异宝，麻痹对方使其放松对自己的防范。

在这期间，因为宁王还发生了一起事故。朱厚照从幼年起就喜欢花灯。他常常为了灯节（新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花费大量款项去采购新奇精巧的花灯，悬挂于宫殿的庭院中。

宁王朱宸濠知道正德皇帝喜欢花灯，就投其所好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花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它们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这些花灯给皇帝带来前所未有的壮观体验，尤其是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此前，朱厚照命人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进行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也就是元宵灯节的晚上。不知什么原因，火药被引爆，烧着了皇帝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不久，皇帝就撤到了他的新居。路上，他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朱厚照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按照他的详细说明制造一百六十二顶帐篷。这些帐篷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皇帝愿意住在帐篷里，但那几座宫殿还是必须重建。工部经过核算，称重建这几座宫殿将耗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这笔钱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20%的比率征收。当工部请求皇帝从自己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时，他拒绝了。随后，皇帝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三千军队营建这项工程，工程最后完工于火灾七年之后。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正式起兵叛乱，率领军队攻打安庆。就在正德皇帝的平叛队伍刚刚抵达涿州境内时，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报捷的奏疏已经呈递到皇帝面前。皇帝不要费心了，宁王之乱已经平息，朱宸濠也已经被生擒。

对于熟悉明史的人来说，都知道王守仁是一个半神半人的神人混合体，他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号——王阳明。他头上的光环有：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史料记载，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他以一个文官的身份被朝廷授予兵部主事，肯定是藏着猫腻儿，便强令王守仁当众射箭。王守仁提起弯弓，连发三箭，结果三发三中。由此可见，王守仁是一个难得的复合型人才。

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因为开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配到贵州地区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在那里一住便是三年。在谪居龙场的三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由此走上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从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新开端。他由此创立了心学，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经过一系列的人生低谷后，他所创立的心学引起了天下士子的强烈共鸣。

王守仁原本是要带兵去福建剿匪的。当部队行进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当王守仁得到朱宸濠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安庆的消息后，他知道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于是就绕过主战场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前后只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宁王叛乱就被王守仁平息了。

这场叛乱之所以能这么快就被平定，除了王守仁的军事才能高超之外，更重要的是宗室藩王的势力几经削弱，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挑战皇权。

王守仁的捷报递交到正德皇帝的手中，皇帝面对这份捷报，哭笑不得。自己费了半天工夫，才找到这么一个平叛的借口。他万万没有想到宁王会这么不经打。还没有等到他这个“威武大将军朱寿”闪亮登场，那边宁王朱宸濠就已经做了王守仁的俘虏。

在明武宗举棋不定的时候，江彬挑唆皇帝无论如何要与宁王打一仗，并且要亲自将宁王俘获，唯有如此，才可以成就皇帝的威名，才可以向帝国的官员们有所交代。经过与身边人的商量，正德皇帝假装没收到这份报告，将其隐匿，同时作为国家机密，不得对外泄露。明武宗领着他的“南征军”，继续扛着“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旗号，向江南进发。

虽然正德皇帝可以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但事实已经存在。明武宗和他的“南征军”的心态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因为南方的战事已经结束，正德皇帝根本不需要急于带军南下，“南征”也就完全变成了“南游”。在一番游玩之后，正德皇帝静下心来想起此行的目的，那就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虽然正德皇帝把王守仁的奏疏给压下了，但是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宁王叛乱被平定的事实，而且平乱之人是王守仁，与他这个“威武大将军朱寿”没多大关系，这是正德皇帝最为头疼的一件事。如果自己不能亲自捉拿宁王朱宸濠，那么他组织的这次大场面“南征”，真就成了一场天大的闹剧。

朱厚照派了一个心腹大臣去找王守仁，最后经过协商，由王守仁重新拟了一份奏报平定宁王叛乱的奏疏，但是内容与先前大为不同。奏疏里的主角由王守仁变为正德皇帝，也就是说，平定宁王之乱是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英明领导下完成的。

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在南京的校场上，一场别出心裁的献俘闹剧正在这里上演。迎风招展的“威武大将军”旗帜下，披盔戴甲的大将军朱寿（朱厚照）威风凛凛地登上点将台。已经做了俘虏的宁王朱宸濠被押了上来，并且当场解除了他身上的所有刑具，任其自由活动。朱厚照指挥军队，又重新上演了一场宁王落网记。没有了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大明朝的这位玩主皇帝玩得虽不尽兴，却也总算是过了一把威武将军的瘾。

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初，朱厚照结束了他那荒唐的南巡之旅，准备返回京城。在路经淮安清江浦时，一向好勇斗狠的皇帝居然来了雅兴，要求随行人员陪自己泛舟湖面，放松心情。当船行至水中央，玩得忘乎所以的朱厚照不幸落入水中，被救上来后就开始患病，病情迅速恶化。

皇帝病重，膝下又无子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文官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在奏疏里毫不避讳地提及皇帝无嗣，要求朱厚照能够从帝国的大局出发，尽快从宗室子弟中选拔一名接班人（皇太子）。朱厚照拖着病重的身体看着眼前的一份份奏疏，内心也是万分纠结。就算是普通的地主老财也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万贯家财，更何况是皇帝。

朱厚照非常抵制文官们要求自己立嗣的决定,因为他实在无法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承认自己已经断子绝孙的残酷现实。

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开始一直到他这一代，虽然有过叔侄兄弟夺位的状况,但事实上还是遵循着父子相替八世一系的传统。从自己的手里断绝,自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无论朱厚照本人的意愿是什么，国不可一日无君，朝臣们必须认真面对储君的问题。至于朱厚照内心的那些挣扎和痛苦，已经没有人会顾及了。此时能够左右帝国政局的有两个人，朱厚照的母亲张太后和内阁大臣杨廷和。

杨廷和瞒着皇帝直接和太后在私下里讨论继承人的问题，他们无法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张太后已经没有其他的儿子可供选择,她陷入迷茫之中。她能做的就是向内阁大臣们请教，该如何是好。

杨廷和立刻就提出了他心中的人选——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兴献王朱祐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的次子，也就是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最大的弟弟。如果朱厚照无嗣，那么明孝宗这一脉的子嗣从血统上来说，就已经绝了。按照大明祖制，正德皇帝将来的接班人就应该从他父亲（孝宗）的弟弟们的脉系里寻找继承人，同时根据长幼有序的原则，兴献王一脉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大明祖制对兄终弟及有规定，他的叔叔（兴王朱祐杬）是不适合继承朱厚照的皇位的。更何况朱祐杬已于前一年（1519年）去世，并追封为兴献王。这样一来，兴献王朱祐杬唯一的儿子,正在为他服丧还没有继承王位的世子朱厚熜，也就是正德皇帝的亲堂弟，就成了最合适的皇嗣人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朱厚照进入到生命的倒计时阶段。明朝的大部分皇帝在行将驾崩之际，身边都会围绕着皇后、太监、内阁大臣以及皇位继承人，每个人都面带忧伤，低眉垂泪聆听皇帝最后的遗言。可正德皇帝去世的那个晚上，只有两个太监在身旁服侍。

夜半时分，朱厚照突然醒来。他将两个太监唤到身边，交代后事：“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赶紧把太监张锐以及司礼监的官员们都叫过来，要他们给皇太后传个话，告诉她老人家，还是天下的事情最重要，要多和内阁商议，以前有很多错事都是我做的，与你们这些人无关……”

还没等两个太监反应过来，正德皇帝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朱厚照就这样结束了自己荒唐而短暂的一生。在十六年的帝王生涯中，他总是用手中的皇权不断地挑战帝国的规范制度，毫无顾忌地将一个帝王的神秘与丑陋尽情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朝中的大臣们，尤其是那些文官，他们不允许皇帝的行为脱离既定的轨道，他们总是想法设法捣鼓出各种规范制度把皇帝束缚起来。正德一朝，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纷争没有消停过一刻，君臣之间的恩怨纠纷至死方休。虽然他在遗言里做了忏悔：“朕疾不可为也。告知皇太后。天下事重，望太后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可是皇帝临死前说的话已经没人拿它再当回事，尤其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文官集团，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那些曾经围绕在正德皇帝身边的奸佞之人。其中江彬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佐证。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在正德皇帝病重期间，江彬以皇帝的名义降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同时又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江彬的这一举措，使得武宗朝的文官集团坐立不安。他们最为担心的是江彬趁着皇帝病重之际调动京城兵马造反，那样的话，皇城之内无人可以掣肘。

正德皇帝虽然是一个荒唐的君主，可在自己的权力体系内并不缺乏杨廷和、王守仁这样的优秀人才，也正是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才让帝国踉踉跄跄地走过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时代。这一次挺身而出的是首辅杨廷和，他解散了由正德皇帝组建，然后将指挥权交给江彬操控的团营；同时又委派心腹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控制京城防务，严禁任何人擅自调动军队。

被解除武装的江彬预感到有一场暴风雨在等着自己。为了弄清情况，他派京军都督张洪前往杨廷和家里试探。杨廷和却满脸不屑地说：“今天下大定，江彬以何造反？即使他想造反，他的那些部下也没人愿意追随他。由此看来，江彬是绝对不会冒险一搏的。”

杨廷和认定江彬不会造反，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江彬，让他放下了心头的戒备。正德皇帝驾崩后，杨廷和密不发丧，寻找机会除掉江彬。他以坤宁宫殿堂建成，朝廷要举行上梁仪式为由，邀请江彬进宫主持典礼。江彬轻易就落入了圈套，被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控制起来。

等到明世宗继位，立刻下诏凌迟处死江彬。这位前任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儿到另一个世界为他的主子逗闷解乐去了，其家人“俱发功臣家为奴”。在对江彬抄家时，共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