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大的玩主朱厚照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既无子嗣，也无兄弟。根据古代宗法制度的原则，大宗绝嗣后，由小宗入继承祀。虽然在正德皇帝驾崩之前，张太后和内阁大臣杨廷和已经瞒着正德皇帝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是从人的本性上来说，张太后并不希望别人的儿子登上皇位。可谁让自己的儿子没有留下子嗣呢？这真是一件让人心酸而又无奈的事。

就在正德皇帝去世的当天，慈宁宫联合内阁一起颁布了朱厚照的遗诏：“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尊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

虽然打着遗诏的幌子，其实是杨廷和和张太后以正德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与朱厚照本人并无关系。遗诏里没有一个字是朱厚照本人的意思。这份遗诏对后来发生的大礼议事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处理这件事时考虑不周，以致酿成一场大祸。

“遗诏”颁布之后，由内阁和礼部联合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迎君团。成员由内阁大臣、礼部尚书、帝国功臣、宦官和皇亲外戚等帝国权力高层组成。数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往兴献王府所在地安陆，迎接帝国的新主人。

朱厚熜一直居住在湖北地界，因为那里是其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地。朱厚熜是朱祐杬的独子，兴献王十分疼爱这个唯一的儿子。在朱祐杬的亲自调教之下，朱厚熜小小的年纪就已经通晓经史子集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是个遇事相当有主见的人。

正德皇帝驾崩之时，朱厚熜正静静地待在封地为父亲守孝。虽然他的父亲去世已有两年时间了，但是服丧三年的期限还没有结束。按照明制，他只需要再熬上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大明王朝亲王的爵位，成为帝国的一个藩王。在当时，全国分封的藩王大大小小有四十多个。

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但是天上掉馅儿饼这种巧事往往却砸在那些毫无准备的人的头上，朱厚熜就是那个毫无准备的人。本来应该成为藩王的朱厚熜，等到的却是一个天大的馅儿饼——皇帝的宝座。别人抛家舍命疯狂争夺还不一定能到手的皇权，就这样轻易就到手了。这一切对于年轻的朱厚熜来说，既有不明就里的恐惧，也有一飞冲天的满足。

当迎接新皇的首席大臣定国公徐光祚将大行皇帝的遗诏郑重地交到朱厚熜手中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跪伏在母亲蒋王妃膝上痛哭流涕，母子之间俨然生离死别。这时候的朱厚熜只是一个十五岁的懵懂少年，虽然明朝还有明英宗朱祁镇、他的前任明武宗朱厚照这样比他年纪更小的皇帝，可是他们都是出生不久就被立为皇嗣，并且接受了最好的宫廷教育，而教育和辅佐他们的官员都是帝国的股肱之臣。与他们相比，朱厚熜所受的教育显然要寒酸许多。

在朱厚熜的身边，除了王府长史袁宗皋，其他全是陌生的面孔。朱厚熜感觉自己就像被一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裹挟着上了路，这让他根本无法体验到皇权给他带来的安全感。距离京城越近，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

迎接新皇的仪仗队在走到距离京城只有一天路程的良乡停了下来，因为储君进城是要举行一番仪式的。这时候，朝廷已经派出一名礼部侍郎级别的官员前来迎接朱厚熜。明朝的礼部是专门负责朝廷各种庆典及日常活动的部门。礼部搬出帝国的典章，恭请兴献王世子朱厚熜明日以皇太子礼从东安门进皇宫参加劝进礼，等待即位。

朱厚熜非常熟悉明朝的皇家礼制，既然礼部让自己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那就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自己到底是谁的太子？谁又是自己的父皇？在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朱厚熜是不会轻易入宫的。他拒绝进宫的理由是：遗诏上只是让他继承皇帝之位，并没要求自己以皇太子的身份登上皇位。朱厚熜没做丝毫犹豫就拒绝了礼部的提议，他刚刚还在为父守孝，怎能轻易就将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在一边？

朱厚熜在礼仪之争上如此较真儿，这让杨廷和等内阁官员大为震惊。一场席卷帝国权力高层的大礼议之争就此拉开序幕。

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体上疏，他们希望能够靠着人多力量大，逼迫朱厚熜就范。他们以为只要稍微施加压力就能摆平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皇帝，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自己身份的界定上，朱厚熜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他拒绝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城登基。双方互不相让，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明朝权力核心层陷入皇权易主的困境状态。

其实那些文官并不是闲着无事可干，拿即将登基的新皇消遣。我们知道在封建君主制度下，皇位的传承脉络来不得半点儿马虎。既然朱厚熜即将登基做皇帝，那么他就要和前面那些皇帝建立直系亲属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文官要员执意要求朱厚熜先过继给已故的明孝宗朱祐樘做儿子，然后再继承皇位。朱厚璁从小就熟读《孝经》，深受传统礼仪之道的熏陶，加上他性格深处的执着和倔强，在过继这个问题上，他始终不肯做出让步。

如果按照杨廷和等文官的意思，朝廷应该在北京城外搞一个“皇子过继和太子受封”的仪式，然后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昂首走过东安门，进入皇宫，完成登基大典。可是想法总归是想法，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在双方的据理力争之下，最后各退半步。朱厚熜改道大明门入宫，但同时他也接受了认明孝宗朱祐樘为父的现实。在第一次交锋中，双方均做出了妥协和让步，算是打成了平手。

十五岁的少年从湖广安陆来到京城，一个藩王府的王子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九五之尊。一切就像是在做梦。朱厚熜这时候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理清现实中的各种关系。除了自己从藩王府带来的人，他将自己的信任交给了首辅杨廷和。早在九年前，也就是正德七年（1512年），杨廷和已经官居内阁首辅。正德皇帝死后的那封代笔“遗书”和朱厚熜即位时的“即位诏书”都出自此人之笔。

就在朱厚熜即位后的第三天，皇帝找来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们商量：“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预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咸取来京。”皇帝想念自己的母亲，这是人之常情，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也挑不出毛病。于是赶紧派司礼监太监秦文和内官监太监邵恩等前去迎接朱厚熜的母亲，好让母子在京城团圆。

事情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两天之后，朱厚熜让文官们讨论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加尊号的问题，他要求追封已故的父亲为先皇。嘉靖皇帝只是想在祭祀父亲时有个名号，他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事态的发展显然出乎他的预料。

礼部尚书毛澄在接到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后，感到左右为难。在苦无良策的情况下，他只好去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的意见是，嘉靖皇帝既然已经过继给了弘治皇帝，那么就应该尊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这样的话，其父朱祐杬就不可以再加尊号。不但不可以加尊号，就是在祭告生父时，自己也要口称“侄”。

杨廷和的建议虽然符合皇位继承的宗法理论，但却打破了嘉靖皇帝的忍耐底线。本来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如今又要让自己撇开生父，这让嘉靖皇帝无法忍受。

为了说服朱厚熜，杨廷和甚至搬出了前朝的事例。西汉末年，当时的汉成帝刘骜膝下无子。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便将共王之子定陶王接到宫中，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哀帝。为了能够使共王后继有人，又别立楚孝王之孙刘景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继承人。而宋仁宗赵祯也没有儿子，将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接入宫中，改名曙，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宋英宗。这两个皇帝都是由藩王立为皇太子，然后登基，属于宗法制中的过继法。而那些过继者要认被过继者为父，作为被过继者的后人而行事，也就是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

按照封建宗法制的过继原则，大宗是不可以绝后的。如果遇到大宗无嗣的情况，就要由小宗过继给大宗，来延续帝系，奉祀宗庙。就拿这一时期的皇权谱系来说，宪宗——孝宗——武宗这一支是大宗，是帝系之所在；而兴献王朱厚熜则是旁支，属于小宗。朱厚熜以旁支入继大统，自然要继大宗之后。

有学者发现在历史的更替中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皇帝的子嗣发生问题时，这个皇朝的权力体系往往也在逐步衰退。从生育学角度来说，一个男人难以生育或者所生儿女体弱多病难以养活，说明这个男人的体力和精力相对就弱，于是他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体力和意志力就会大打折扣，他的统治也就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眼前的嘉靖皇帝，他是因为正德皇帝在子嗣上出了问题，才从斜刺里杀出来当上了皇帝。他的儿子、孙子以及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现了问题。于是，明、清两朝的统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与之相反，洪武皇帝朱元璋，半生戎马，半生为帝，照样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这还不算女儿；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打了一辈子仗，也有十多个儿子；康熙皇帝更厉害，子女加起来总共生了五十多个。可见，明、清两朝都是由这些生育强人创立或者走向繁荣的。

杨廷和完全是从维护帝系继统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自己的建议完全符合中国宗法文化的传统，无人能够否定，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杨廷和的建议得到了官僚集团的积极响应，文武群臣百余人联名上奏嘉靖皇帝，要求他遵循祖制，将帝系归入大宗。

作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之所以会站出来挑这个头，率领诸臣与嘉靖皇帝掰手腕，除了个人因素，更多是因为他那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从帝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内阁除了要为皇帝分忧，更要对帝国的官僚集团负责。内阁作为文官集团的最高代表，他们需要将官僚集团的声音传递上去。

换句话说，如果杨廷和这时候执意要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上，他就要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愿，那么他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就会更大，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

在杨廷和与其他内阁成员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第一条路就是全力迎合嘉靖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在官僚集团中的形象代言人，而不惜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杨廷和这么做能捞到怎样的现实利益呢？是权？是钱？还是名？

论权，作为帝国官员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已经算是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论钱，作为内阁首辅能够享有的俸禄在帝国官员中也是最高的；论名，就更不值得了，为了迎合皇帝与文官集团对抗，最后只能落下一个臭名昭著的下场。好处没有捞到多少，坏处倒是接二连三。哪头轻哪头重，杨廷和还是拎得清的。

在遵循封建礼法这件事上，帝国的官僚集团表现得空前团结，雪片似的奏章压得嘉靖皇帝透不过气来。在这场权力博弈的初期，嘉靖皇帝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是从个人资历，还是从经验、学识等方面来看，朱厚熜都不是那些朝臣的对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刚刚从安陆州来到京城，京城的权力系统对他而言是陌生的，这种陌生的具体表现就是一种天然的排斥性。

十五岁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城府，不能不让人叹服，尽管他这么做其实是不符合法统规范的。嘉靖皇帝的目的就是要抹去自己是小宗过继大宗的事实，他要告诉天下臣民，他这个皇帝并不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得来的，他不需要欠杨廷和和张太后的情，更不需要活在正德皇帝的阴影之下。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也有自己的父母正待相认。

他的这种想法自然受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帝国官僚集团的极力反对。令朝臣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少年皇帝居然会在自己认准的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

其实嘉靖皇帝还是想在这场君臣博弈中争取到首辅杨廷和的支持，他知道只要杨廷和这个缺口打开，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召见过杨廷和，以一个少年人的谦卑姿态，向一个长者虚心求教，希望能够得到理解与支持。可杨廷和显然无法接受小皇帝僭越法统规范的现实，任凭皇帝说破了嘴皮，也丝毫不为所动。

嘉靖皇帝还试图用金钱和爵位来收买其他内阁成员，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嘉靖皇帝快要扛不住的时候，进士张璁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对于朱厚熜来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也为他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提供了理论依据。奏折引经据典地批驳了杨廷和等文臣的观点，这为孤军奋战的嘉靖皇帝壮大了声势。为了能够进一步笼络士子之心，皇帝为张璁加官晋爵以示嘉奖。

张璁是浙江永嘉人，此人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走得颇为坎坷。二十四岁中举之后，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先后七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就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之时，他的朋友，长于星相术的御史萧鸣凤，为他相了一面，然后丢下一句话：“你的好运来了，三年成进士，再过三年就当骤贵。”

这句话犹如一针强心剂，为陷入困境的张璁指明了方向。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张璁终于在四十七岁时考中了二甲进士。就在此时，中央权力高层发生了议礼之争，嘉靖皇帝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廷臣闹得不可开交。张璁默默地关注着这场争论。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度，他看到了皇帝的势孤力单、急待援手，也发现了杨廷和等人的破绽所在。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张璁决定将宝押在嘉靖皇帝身上。在权力高层的斗争中，这种押宝式的投资并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搞不好就会丢官丧命。

张璁站出来力挺嘉靖皇帝，等于是站在了全体廷臣的对立面上。虽然他从皇帝那里捞到了晋升的机会，可他并没有赢得朝臣的支持，相反还为自己在权力系统树立了更多的劲敌。话说回来，如果张璁没有博得皇帝的好感，那么他在官场上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当时支持杨廷和的礼部尚书毛澄、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和御史王溱、卢琼等人纷纷上疏弹劾张璁，要求皇帝对其施以惩戒。

嘉靖皇帝根本不予理睬。事态发展也随之进入僵持状态。在杨廷和等高级文官的步步紧逼之下，明世宗迫不得已，只好在嘉靖元年下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嘉靖皇帝虽然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是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他还是为自己积蓄了爆发的力量。由于朱厚熜态度鲜明地支持张璁，部分朝中大臣的立场也发生了动摇，逐步分化为两派：一派支持为皇帝老子加尊号，是为议礼派；另一派则反对为皇帝老子加封号，是为护礼派。

在这场君臣博弈中，有很多识时务的大臣也跟着张璁倒向嘉靖皇帝，议礼派队伍不断扩大，两派之间的争斗也由此进入到白热化状态。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之时，嘉靖皇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州抵达通州，准备进宫。对于蒋氏进宫，朝廷早就做了安排部署。礼部拟订了两套方案：一是让皇帝的母亲从崇文门入东安门进宫，如果第一套方案行不通，那么第二套方案是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进宫。进宫本无可厚非，从不同的宫门进却大有不同，因为那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界定。

在蒋氏进宫这个问题上，嘉靖皇帝的态度再度引起朝臣们的不满。嘉靖皇帝否决了礼部拟订的两套方案。嘉靖皇帝的意思是：自己是皇帝，自己的母亲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尊贵的女人，她应该由大明中门入宫，然后谒见太庙。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那些护礼派官员再也坐不住了：自古以来焉有女人谒太庙之礼？

朱厚熜刚刚登基，就在这场大礼议之争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让护礼派官员极为不安。而这时蒋氏已经抵达通州地界，当她听说朝臣逼迫自己的儿子认先皇（明孝宗）为皇考时，决定拒绝进入京城。朱厚熜本来就是一个大孝子，他听说母亲因父亲尊号未定拒绝入京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作为一个皇帝，竟然连自己亲生父母的尊严都维护不了，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十五岁的小皇帝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决绝。他一次又一次地召见杨廷和，与其促膝长谈。他多么希望身为首辅的杨廷和能够支持自己，可是杨廷和表现得比他还要决绝，丝毫不肯让步。愤怒之余，嘉靖皇帝说出了一句过激之言：自己情愿不当这个皇帝（情愿避位），奉母回安陆州做一个普通的藩王，也不愿意伤害母亲的心。

少年皇帝的坚决态度使朝臣们大为惶恐，他们没有料到母子二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倔强。如果双方互不相让，依然这么顶牛，事态的发展将会陷入更加恶劣的境地。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议礼大臣们只好做出让步。这样一来，蒋氏就光明正大地从大明门中门进入皇宫，朱厚熜亲临午门迎候母亲的到来。可以想象得出来，母子二人相见，肯定是一番内心的窃喜和言语上的唏嘘感叹。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大礼议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封建君主制的明朝，这就不是一件小事。虽然事情并不复杂，无非就是皇帝要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加个封号，大臣们不同意，结果双方闹翻，最后升级为帝国的一场政治风波。

刚刚进入官场的张璁抓住机会在权力场上实现成功突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官员。本来他们以为皇帝刚刚上任，在朝中没有援手，没想到半路会杀出来个张璁。

在张璁的示范作用下，刑部主事桂萼、兵部主事霍韬、礼科给事中熊浃，还有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浚等文官也不断上书支持皇帝。议礼派的异军突起，使杨廷和等护礼派大臣在嘉靖皇帝面前逐渐失去了市场。

随后，刑部主事桂萼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一次，杨廷和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辞职。杨廷和的离去，使大礼议之争重新掀起了波澜。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已经预感到，帝国的上空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拥趸。而张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其中的首脑人物。虽然这些人都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官场的地位无法与杨廷和等人相抗衡，但他们手中握着一张最大的牌，那就是嘉靖皇帝。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两大政治集团重新燃起新一轮的大礼议之争。

护礼派是以杨延和为首，由九卿、科道官、诸司郎官等高级别文官所组成的。杨廷和虽然甩手而去，但并不代表反议礼集团就此瓦解。杨廷和的继任者们，大多是帝国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大礼议事件中都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所以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凝聚他们的不是某个人的力量，而是道德的约束力。明朝政府用道德统治国家的最初目的是约束武官，实际过程中也免不了约束文官，直至最后连皇帝也一并约束了。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母亲（兴国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传旨，让那些身负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进宫朝贺。一个多月以后，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却传旨免命妇朝贺。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借以抬高亲生母亲的身份。

接到嘉靖皇帝的诏敕后，礼部尚书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高级文官再集廷臣会议，会上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为了使皇帝能够满意，尽快平息这场扯来扯去的争论，护礼派官员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了一个“皇”字。

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个方案，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再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其实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毕竟它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

可就在这时候，张璁和桂萼抵达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推翻了护礼派大臣们的方案，并且斥责那些高级文官不学无术。按照二人的提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国的权力高层掀起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波。

内阁首辅杨廷和离职而去，为那些护礼派官员拉响了警报。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发生，内阁官员决定来一次疯狂反扑。在他们的直接授意之下，礼部尚书汪俊首先发动七十三名大臣和他一起联名上书，弹劾张、桂二人，反对议礼。他们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紧接着，给事中张翀率三十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们一口气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将奏章扣在手里（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皇帝还是没有给群臣一个交代。大臣们对嘉靖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迟迟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于左顺门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朱厚璁命太监传谕，命现场的官员即刻退去。但是，那些组团前来的官员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都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璁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一百四十二位大臣逮捕入狱，其余八十六人听候处置，两位内阁大学士免予处分。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了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皇帝如此决绝，那些执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门技术活儿，火候的掌握更是有着高深的学问。有史料记载，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经过专业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们会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直到练就“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的本事，基本上就可以上岗了。

那些私下塞了红包，或者有上级官员打招呼的，执行者就手下留情。虽然表面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不过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级别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命也不是没有可能。

朱厚璁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摁倒在地，一顿廷杖只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有十七人被活活打死。这一顿棍棒，着实打出了皇帝的威风。而这一年，嘉靖皇帝刚满十八岁。在棍棒呼啸声中，他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儒家的政治传统追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的行为准绳，以不怕死的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难免会削减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强谏的言官吃大棒，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

时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将父亲的神主从安陆州迁到京城，安放在观德殿。他给父亲兴献帝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先前的“本生”两个字已被悄悄抹去。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摆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张璁上奏之前，嘉靖皇帝虽然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制推行。因为那时候他心里也清楚，他的理由和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他是在做一件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的事。

凡此种种，正是内阁官员和大臣们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时间越久，这类法宝就越有功效。在为兴献王加尊号这件事上，如果没有张璁这些权力投机者，光凭嘉靖皇帝个人，是很难扭转被动局面的。而即便有了张璁等人，这场风波还是延续了两年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是何等之大。

大礼议之后，一批支持嘉靖皇帝的权力投机者如张璁、桂萼等中下级官员进入内阁。这批人的为官之道，就是以绝对服从皇帝的权威为天职。在大礼议事件中，与皇帝和议礼派苦斗三年的文官集团，在新的权力结构面前分崩离析。此后，帝国虽然也出现过海瑞这样直言犯上的人物，但就整个文官集团而言，再没有了制衡皇权的心气。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幼主万历继位，文官们才算稍稍恢复元气。

正德和嘉靖两位皇帝在自己执政期间都遇到了直面百官哭求的状况，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都动用了廷杖。但两人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即便动用了廷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依旧屈从于官员集团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后者则打出了威风，成了真正的胜利者。

如果从性格上分析明朝的十七个皇帝会发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偏于温和。相比较而言，朱元璋、朱棣和朱厚璁是他们中间行事最为果决，对大臣也最酷烈的三个皇帝。嘉靖皇帝初登大宝时，他所拥有的政治经验和手段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大礼议事件的爆发，使一个懵懂的少年迅速脱胎换骨成为老辣的政治家，并最终使其成为明朝最懂得控制权力的皇帝之一，尤其对于文官集团的控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此后他的历届首辅，从张璁、夏言、严嵩，一直到徐阶，都是他整个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明朝在宣德之后皇权就逐渐旁落，甚至出现了杨廷和那样强势的内阁首辅。

嘉靖皇帝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官员来掣肘官员。他在位期间皇帝的权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内阁的权力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当然宦官的权力降得更低）。他后来的那些继任者们再没有学习到他的权谋之术，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强势皇权也很快走向衰落，阁权迎来了再次壮大的机会。等到万历执政时期，皇帝已经很难撼动高官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皇权更需要借助于宦官的力量来和文官集团一较高下。明王朝的统治就是这样在权力集团的不断争斗中，一路踉踉跄跄走向危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