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有着相当不错的开局，一大批围绕在内阁首辅杨廷和身边的文官，在后世都享有贤明能干的声誉。可是皇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这个来自湖北藩王之地的皇帝好像并不急于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

一场来势汹汹的“大礼议”风波，让杨廷和与其几位德高望重的助手都有了离去的心思。而少年皇帝朱厚熜好像并没有挽留的意思。在他看来，国家治理得好与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开心与否。从即位第三年起，朱厚熜开始崇信道教，举行斋醮活动，并在大内广设醮坛。发展到后来，他甚至不视朝政也要修玄斋醮。

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朱厚熜将内阁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阁臣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的几位皇帝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从明世宗后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焦点。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的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朱厚熜执政时期，宦官的势力在帝国的权力分润中并没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权力收缩到极限，这就使首辅的争夺成为帝国权力争夺的最大焦点。这一时期先后就任首辅的官员多达十几人，频率之高，人数之多，都创造了纪录。

嘉靖初年，杨廷和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事件而移情专宠张璁，使其平步青云，以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坐上了首辅的宝座。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为皇帝的朱厚熜感觉到张璁这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耍滑头，恃宠不让。于是朱厚熜就想找一个人来制衡他，目标很快就锁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礼议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夏言曾上疏建议嘉靖皇帝亲耕南郊，让其生母蒋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夏言这么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决心，以此博取对方的信任，同时这么做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避免将自己完全暴露于帝国官员内耗的火力网中，避免引起反对派的憎恨。由此可见，夏言是一个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年），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写得相当有水平，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观点与嘉靖的想法不谋而合。皇帝由此龙心大悦，自然少不了一番嘉奖。嘉靖皇帝将其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也就是专门陪皇帝讲读经史。

夏言是个外形俊朗、气度不凡之人，极具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侍读学士，他讲读经史声音洪亮，用一口标准的官话（北京方言），因此深得嘉靖皇帝的喜欢。每次授课结束，皇帝都会赐其茶饭，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现与前面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礼议”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朱厚熜对此仍耿耿于怀。他急于想在礼仪制度改革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为自己纠结于此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也就在这时，夏言上疏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中，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

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的内容涉及明朝皇帝的禁忌——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而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到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的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薛侃收监，命令严肃查处此事，从重治罪。经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细致调查，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写，彭泽指认夏言幕后所为，纯属栽赃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后，皇帝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其四品官服和俸禄，用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其官职也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如此一来，夏言与张璁这两大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那些在“大礼议”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员也趁机站出来弹劾张璁，张璁在朝中混不下去了，只好打着提前退休（致仕）的旗号离开岗位。张璁并不甘心，虽然后来他又多次回朝想要挽回败局，可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言在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地位与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张璁之势。夏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地位与声誉双丰收，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大礼议”事件之后，士大夫们讨厌张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希望借夏言之手，向张璁讨回“大礼议”事件的欠债；另一方面，夏言谨慎低调的个人处事风格为自己赢得了支持。

嘉靖十七年（1538年），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帝国的新任首辅。

夏言是一个权力场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夏言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为皇帝排忧解难的好官员。但是登上权力顶峰的夏言，却暴露出了一个严重的毛病，这个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气。这种人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就连在皇帝面前，夏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姿态。当时不少大臣都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

嘉靖本来也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强势之人，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就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此时，夏言在权力生涯中的真正对手，已经在黑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施以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权臣，擅专国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

嘉靖时期，帝国先后涌现出了四名内阁首辅，其中夏言和严嵩两人的任期加起来长达二十多年，整整占据了嘉靖在位四十五年时间的半数以上。由此可见，两人在明中叶的帝国官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都是江西人，年龄也接近，夏言只比严嵩小了两岁。

他们都不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贯是江西贵溪，隶军籍，祖上是靠军功博取的功名。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隶匠籍，祖祖辈辈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匠人。

在严嵩的家族谱系里，能够与帝国权力沾上边儿的，还要数他的高祖父。严嵩的高祖父曾经做过省部级高官（四川布政使），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而夏言的父亲夏鼎则是因为投奔在京城任军职的兄弟，才有机会留在京城读书，最后通过个人的努力考中进士，然后派驻地方为官。夏言在京城一直长到十四岁才跟随父亲到地方，所以在他成人之后，能够说一口漂亮的京腔。

两人都具备相当高的天分。就出身而言，严嵩的起步显然要比夏言略占优势。严嵩二十岁的时候就通过乡荐（举人），几年后又考中进士，而且还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因此他被朝廷以庶吉士的身份选拔进翰林院做编修。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内阁的署衙，内中网罗了许多科举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馆阁的日子里，严嵩的经义文章经常在馆试中被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每每拔得头筹。同时，他的书法也非常漂亮。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还可以领略他的书法技艺，可以说是双重享受。

夏言二十八岁中举，不久入国子监读书，一直到三十五岁才拿到进士资格。他的科举成绩考得并不理想，只能达到三甲的水平。所以夏言刚进入官场时只能在中央行政机关行人司当个办事员，后来才转到兵科给事中的职位。

与夏言的性格不同，严嵩的傲气是深藏不露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人相当低调。在外人看来，严嵩完全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甚至透着三分谄媚、七分奴颜。

就在严嵩怀揣着政治理想准备在官场上好好打拼一番的时候，他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于是不得不返回原籍养病。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打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重返北京。嘉靖皇帝诚挚地邀请严嵩留在京师，严嵩没做丝毫犹豫就爽快地留下了。严嵩留在了京师之地，也就此拉开了严嵩混迹帝国权力中枢的序幕。

在严嵩返乡养病的十年时间里，正赶上大宦官刘瑾权倾朝野。在刘瑾与其党羽被扫荡后，严嵩北上顺天，才算正式宣告复出。在此后的十多年之中，他先后供职于北京和南京的翰林院。而这时他的同乡内阁次辅夏言，已经成为嘉靖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

虽然严嵩在年龄和科举资历上都要超过夏言，但是在夏言面前，重返权力场的他还是摆出了一副后进晚学的姿态。在严嵩所著的诗集里，有不少诗句就是专门拍夏言马屁的。其中一句“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尽显严嵩向夏言讨好献媚的嘴脸。不过这也反映出，在严嵩寻求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夏言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夏言当时虽为次辅，但是他在帝国权力高层的影响力早已超过首辅，为嘉靖皇帝所信任和倚重。严嵩是个明眼人，怎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正因为经过了一番利害权衡，所以他才选择抱紧夏言的大腿。

严嵩想在帝国官场一飞冲天，所以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借势上位的机会，何况这个有势之人还是自己的老乡。其他人就是想攀这个高枝，也不一定有机会。

有一次，严嵩过生日，他向刚刚荣升首辅的夏言发出邀请。夏言却退回请柬，不想出席。严嵩便长跪于夏府门前，将请柬举过头顶，口中吟诵内文。可见严嵩当时的攀附之情是何等炽烈。尽管如此，夏言还是没有赏脸，严嵩只好怏怏而回。开席之际，严嵩毕恭毕敬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席位前，为没有赏脸而来的首辅献酒。

这件事传到夏言耳中，夏言颇为受用。但这件事对于严嵩来说，恐怕又是另一番心境。

对于正在权力爬坡阶段的严嵩来说，除了要摆平首辅这个官僚集团的带头大哥，更要对皇帝投其所好，俘获他的心。严嵩在五十八岁时撰成了《庆云赋》和《大礼告成赋》，辞藻华美，气势恢宏。用诗赋来讨好嘉靖皇帝，事实证明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更加痴迷道教，三天两头就搞个祭天仪式。到嘉靖十八年，朱厚熜安葬了自己的生母章圣蒋太后，然后就开始长时间不上朝了。他平日并不住在皇宫，而是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一天到晚就琢磨着长生不老。他经常搞祭天的仪式，在祭天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就是火化青词。

青词，又称绿章，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用朱砂写在青藤纸上。旧时迷信之人信奉的神仙多，凡间要告诉天神的事也多，于是文人客串，青词绿章竟渐成一种流行的文体，创作者并不局限于道士。

严嵩的青词写得极好，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其实青词并不好写，这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用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人间君主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皇帝求仙心切，想早日得道升天，所以官员们所写的青词总是无法满足自己疯狂的想法。

有一次，嘉靖皇帝的一只宠物猫死了，他十分伤心。在用纯金棺木礼葬后，他还命官员们写青词为这只死了的御猫向上天祈福。翰林侍读袁炜所写的青词里用了“化狮为龙”这样一句妙语，皇帝读后龙心大悦。于是，写出妙语的袁炜“简在帝心”，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擢升，从翰林侍读晋升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从副司局级干部晋升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许多阁臣半天憋不出一首青词，常常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抓狂。别人抓狂，可对于严嵩这样的青词高手来说，却是信手拈来。严嵩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写起青词自然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方面尽心竭力，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皇帝的精神需求。

夏言也是一个写青词的高手，他和严嵩被时人称为“青词宰相”。夏言缺乏耐心，写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再伤自己的脑细胞了，后来就随便糊弄皇帝。皇帝又岂是容易糊弄的。嘉靖皇帝有时半夜派人悄悄去夏府和严府，察看夏言和严嵩分别在干些什么，每回去夏府的人回来报告都说夏言早已酣睡。夏言此时所呈上的青词都有枪手捉刀，很多都是自己府上的幕僚。夏言连把关都不把关，就直接进呈皇帝。结果可想而知，皇帝看后很不满意，常常怒气冲冲地掷于地上。而严嵩因有宫内情报相通，每次皇帝派人来察看，他都正襟危坐于灯下创作青词。来人回去汇报，嘉靖皇帝自然高兴。两人一怠一勤，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时间一久，只有严嵩写的青词能够获得嘉靖皇帝的欢心，正所谓“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所以皇帝渐渐宠信于他。再加上严嵩很会做人，后来就被提拔为内阁次辅，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

严嵩虽然表面上是个相当低调之人，但骨子里却藏着一颗睚眦必报的小人之心。再加上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能轻易地超越他，这让他嫉妒万分。他暗下决心要找一个机会将夏言彻底扳倒，真正取代他。

夏言虽然并不喜欢严嵩这个人，但是他倒没有想过要将严嵩一脚踢出朝堂。因为在夏言看来，严嵩还不值得他这么去做。既然他没有把严嵩这个人放在眼里，他又怎会把对方当成潜在的对手进而小心提防呢？

夏言从心里瞧不起严嵩这号人，只懂得摇笔祸主，一副奴颜媚骨的贱样。《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说他非常鄙视严嵩这种跳梁小丑似的人物，大事小事，大权小权，都是自己一个人揽上身，权当严嵩是内阁飘荡的一缕空气。

慈庆、慈宁两宫皇后驾崩，武定侯郭勋建议将其中的一宫腾出来让与太子居住。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夏言和嘉靖皇帝的一致反对。没有想到的是，嘉靖皇帝转而询问夏言：“既然你反对，那么你说太子应该住在哪里？”

皇帝的问话让夏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可他又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案。没有办法，夏言只好出尔反尔，转过来支持郭勋的建议。这让嘉靖皇帝很不高兴，他甚至怀疑言官们弹劾郭勋，都是夏言这老小子在背后捣鬼。

等到大享殿修缮完毕，皇帝命太监高忠监工，同时催逼夏言草拟献敕稿。可夏言迟迟没有拿出稿子，这让嘉靖皇帝极为不快。

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他渴望长生不老。他不光自己信道，还要求朝臣们跟他一起做道教徒。整个帝国变成了一个大道场。那时，明朝官员所戴的是乌纱折上巾，就是类似于唐朝的翼善冠那种样式的官帽。皇帝戴的帽子通常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自己戴着还不算完，他还制作了五顶道士帽和五双道士鞋，分别赐给当时的首辅夏言、次辅严嵩等五人。

此时再看严嵩和夏言的表现。首先说严嵩。严嵩得到皇帝的赏赐后，不但欣然戴上了道士帽，穿上了道士鞋，还在道士帽上罩上轻纱，更显得神秘莫测。嘉靖皇帝很是欣慰，问他为何这么做。严嵩的回答是，天子所赐，不敢轻慢，恐灰尘玷污耳。

如此马屁，嘉靖皇帝自然很是受用。如此一来，嘉靖皇帝对严嵩不免另眼相看。在严嵩的领头下，除夏言外，其他三人都追随严嵩的脚步向嘉靖皇帝领赏谢恩。夏言却认为冠服礼仪是朝廷的大事，作为官员马虎不得。国家制度规定了何种等级的官员应该穿什么样的冠服，道士鞋帽不在帝国制度规定之列。他根本不买皇帝面子，将道士装束扔在一边。他还说，自己乃是一朝堂堂宰辅，怎么会穿戴这些乱七八糟的服饰，像严嵩这种小人做派，只会为天下人所耻笑。

这句话等于是抽了嘉靖皇帝一记响亮的耳光，皇帝的愤怒情绪立刻就被引爆了，他喝令夏言立马退出宫苑。夏言面无惧色，迎着皇帝的怒火，傲然说道：“须有旨，乃可行！”想让我滚蛋，你得有旨可依。嘉靖皇帝示意廷尉赶快将夏言赶出自己的视野。君臣之间形成顶牛之势。

此外，嘉靖皇帝下令大臣们入值西苑时，都要按照道士的习惯骑马，不准坐轿。可夏言根本不管这一套，依然是坐轿进出西苑。

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打算公开向夏言发动攻势。有一天，嘉靖皇帝单独召见严嵩，与他谈到夏言，并问及两人之间的关系。严嵩先是假装害怕地沉默不语，待嘉靖皇帝追问得紧，他立刻仆倒在皇帝脚下，颤抖不已，痛哭流涕。

严嵩的这个状告得可真有技巧，他并没直接说夏言不戴这个“香叶冠”是对嘉靖皇帝的不尊敬，而是像小孩诉委屈一样说夏言欺负他。嘉靖皇帝见六十多岁的严嵩竟然哭得如此伤心，料想他一定受了莫大的委屈才会如此。严嵩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满意的效果，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对夏言更添愤恨。

也就在此事过后不久，帝国的天空出现了日全食。古人迷信，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世事、时政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太阳是帝王的象征，日食就代表着奸佞当道，帝王的光芒被遮盖。严嵩乘机陷害夏言，说放眼帝国能够遮挡皇帝光辉的人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夏言。天象已经做出预警，如果皇帝不尽快处治夏言，帝国将陷入危险的境地。

嘉靖皇帝本来就十分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说，更加深信不疑。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嘉靖皇帝下旨将夏言免职，遣返老家。夏言的离去，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然是严嵩。第二年，作为次辅的严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帝国的首辅之位。

夏言的离去让严嵩更加肆无忌惮，时间一久，嘉靖皇帝对严嵩的野心有所察觉。三年后，夏言再度重返权力高层，仍为首辅，严嵩再次退居次辅。

夏言卷土重来之后，对严嵩实施了一连串的报复打击。经此一劫，他对严嵩这个人看得更为透彻。凡是严嵩决定的事，全部推倒重来；凡是严嵩安插的亲信，一个不留地排挤出权力部门。严嵩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只能忍气吞声。

在严嵩担任首辅期间，他将自己的儿子严世蕃安插在了一个机要部门——尚宝司。严世蕃得此肥缺，大肆捞钱。

严世蕃是个比他父亲更加奸恶的人物，尤其在那些文学家的笔下更是极品。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情史》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严世蕃在家中养了一些美女，一吐痰就让这些美女用嘴去接，严世蕃把这些用嘴为他接肮脏之物的女子叫作“香盂”。由此可见，在时人的心目中，严世蕃是个多么恶心的人。《明史》记载，严世蕃的模样与他的内心世界一样丑陋不堪，“短项肥体，眇一目”。没脖子，大胖子，还瞎了一只眼，俨然就是一个怪胎似的人物。

《明史》记载其“由父任入仕”。作为“官二代”，严世蕃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就直接进入官场。当然，外表丑陋的严世蕃并不是一个草包。如果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的可能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文采并不输给他的父亲，严嵩为嘉靖皇帝写的青词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严世蕃之手。

直到严世蕃贪污受贿的把柄被夏言抓在手里，父子二人才慌了神。严嵩领着儿子双双跪倒在夏言面前，哀求夏言能够放他们父子一马。其实夏言就是为了挽回丢失的面子。他见严嵩已经服软，心理得到了满足，也就放过了严嵩父子。严嵩轻松过关，可内心对夏言的仇恨却愈发强烈。

为了将夏言彻底打垮，使他永无翻身之日，严嵩一直在寻找着机会，一个能够置夏言于死地的机会。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武力收复河套的方案，以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嘉靖皇帝虽然也倾向于支持这个方案，但明英宗以来，帝国军队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因此对于武力收复河套，嘉靖皇帝一直犹豫不决。

曾铣是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算是夏言权力集团里的人。

在当时，内阁的权力纷争已经进入一种白热化状态。阁臣之间纷争不休，并且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有机会进入内阁，便可以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尊荣显贵的权位，就要学会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

严嵩之所以有把握利用这件事置夏言于死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夏言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么做犯了帝国公共事务操作规则的一个大忌，就是官员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与朝政。

严嵩通过宦官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皇帝并不敢下收复河套的最后决心。就在皇帝摇摆不定的时候，严嵩适时抓住这个机会，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借收复河套牟取私利，从而陷帝国于危难。

严嵩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主要得益于皇帝身边的宦官送出来的情报。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相结合的怪胎——阉党。

由于朱元璋废除了相权，他的那些继任者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大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两大机构分工明确。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并非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不是打倒对手，就是被政敌置于死地，历史的规律向来如此。一个权力高层的垮台，往往会牵连一大批官员被贬谪或者遭杀戮，以致党祸接踵而至，弄得国无宁日。明朝皇帝只给内阁以有限的权力，却放纵阉宦为所欲为，让其充当维护皇权的爪牙鹰犬。严嵩能够执掌权柄二十余年，就在于他懂得“巧为迎合，结诸阉人”，千方百计结交那些当权的宦官。

与严嵩百般逢迎权阉集团不同的是，夏言在宦官面前常常摆出颐指气使的傲慢姿态。按照《明史》给出的说法，夏言在担任首辅期间，根本不把内宦放在眼里。平日里皇帝派宦官到夏言家中传话，夏言都会端着首辅的架子，视他们为奴才（负气岸奴视之）。可想而知，那些在人格上备受屈辱的宦官在返回宫后，又岂能不在皇帝面前说夏言的坏话。本来就已经失去了皇帝的欢心，还要遭受严嵩和宦官的内外双重诬陷，夏言不垮台才是怪事一桩。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以误国通敌的罪名被抓起来。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往回赶的路上，闻听曾铣被抓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仰天长叹：“这次，我是死定了！”（噫！吾死矣！）

这时候，夏言已经意识到在这场权力博弈中，他已经彻底败在了严嵩的手里。直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这场政治斗争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性命攸关的生死博弈。这时候的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嘉靖皇帝派来抓他的锦衣卫已经出发。

这一年，帝国本无大事。兵部侍郎曾铣被拟以“交结近侍官员律”处死，屈斩于北京西市。几个月后，夏言也同样被处斩于西市。临刑前，夏言留下的遗言让人唏嘘不已：“我有志恢复河套，实欲尽犬马之忠，不虞至此。”

一个堂堂帝国宰辅，还有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就这样以莫名其妙的误国罪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明史》记载，曾铣死得确实冤枉，在他死后，家里没有搜出来路不明的金钱。作为一名武官，不克扣粮草，不虐待士兵，还一天到晚想着为朝廷收复河套，如此下场不免让人心寒。

帝国高层的血腥争斗使得朝野上下大为震动。等到夏言人头落地，夏、严之争才算尘埃落定。严嵩就此取代夏言，成为嘉靖朝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

夏言在临死前曾经上疏嘉靖皇帝，指出是严嵩陷害于他。以夏言当时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勒令退休或者罢官之类的处罚，而是身首异处，这让满朝官员大为震惊。夏言集团的轰然倒下，无异于在帝国的权力场中发生了一场八级地震。虽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在此之前夏言在权力角逐场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夏言会如此急速地滑向死亡地带。严嵩取代夏言之后，那些摇摆不定的廷臣们纷纷投向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