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祸国，谁又是祸根

魏忠贤专权所带来的政治危机都一股脑儿地留给了崇祯朝。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留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明朝中期以后，内阁的地位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显得尤为重要。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帝国共有四名大学士。其中除了老病不能正常上朝的丁绍轼外（后病亡），另外三人都是阉党分子。而在合称七卿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中，阉党就占去了其中的五个席位。

阉党在各地的总督、巡抚中所占的比例要相对少一些。在总共三十名总督、巡抚中，最后因“阉党”获罪的有十三人。相比于中央机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占有率，阉党对地方权力的把持率相对较低。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阉党对总督、巡抚职位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地方大员的任免调派程序复杂，并不像权力中枢那样见效快，地方权力系统的布局调整需要一个时间差。

尽管如此，魏忠贤还是不断扩张着自己在地方的势力。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阉党已经逐步把持了浙江、江西、宣府、湖广、甘肃、凤阳等六处的巡抚权柄。如果魏忠贤当政的时间能够再久一些的话，估计连西南偏远地区的总督、巡抚位置都有可能被阉党分子逐一拿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就会被完全阉化。

除了那些居于帝国权力上层的卿相督抚之外，还有更多的阉党成员处于帝国权力系统的枝节部门。在阉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在集团中充当着马仔的角色，真正有机会与魏忠贤交流意见，并参与制定政策的，也就是集团中的那几个实权派人物。这帮人围绕在魏忠贤的身边，构成了帝国政治体系的核心集团，

阉党的人员组成很复杂，除了宫中的太监、魏忠贤的亲属，以及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头子之外，剩下的就是些文官。为了在帝国权力系统中捞取到现实利益，那些饱读圣贤书的文官们不顾礼义廉耻为魏忠贤鞍前马后。

阉党中的文官三种：一种是在魏忠贤得势前就已经居于高位的官员。这帮人与魏忠贤本无渊源，都是在魏忠贤得势以后才主动投靠的。当时的首辅顾秉谦以政府首脑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首言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绕着圈子给魏忠贤当干儿子，将士大夫的道德风骨丧失殆尽。

第二种是以徐大化为代表的“邪党”人士。他们同东林党人作对，在政治上一度不得志。魏忠贤的迅速上升及其同东林党人的对立给他们造成了在政治上翻身的天赐良机。天启四年(1624年)末五年初，一大批“邪党”人士加盟阉党，大大加强了阉党的实力。

阉党中的这部分人大都几经宦海沉浮，政治经验丰富，能量巨大。但他们完全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投入魏忠贤的怀抱，到头来也只能充当魏忠贤的帮凶和打手。

大约天启六年中，这部分阉党人物中的一些人同魏忠贤产生了矛盾，有利益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其中有些人被排挤出朝廷，下野为民去了。

第三种人可以说是魏忠贤的嫡系，也就是阉党的生力军。他们的发迹与魏忠贤的发达几乎是同步的，在魏忠贤专权之前，他们只是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外围瞎混的小角色。他们投靠阉党只是为了能够在官场上迅速发达起来，并无政治立场意识。

当时有个叫刘志选的官员，此人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进士，虽然资格够老，但是官运实在不济，在宦海里扑腾了三十年才混了个郎中。后来他投靠阉党，在议“三案”等运动中积极表现，总算被提升为顺天府丞（首都的副行政长官）。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同张皇后的矛盾愈发尖锐。魏忠贤让党羽写好了攻讦皇后之父张国纪的奏疏，拉拢官员署名上奏。奏疏中暗示张皇后并非太康伯张国纪的女儿，而是一个死囚的野种。此事干系重大，风险性极高，魏忠贤的死党中竟然无人敢膺此重任。

刘志选这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可是他急于老来上位，竟然不避风险，以自己的名义将攻击张皇后的奏疏递了上去。他于天启六年（1526年）十月上疏弹劾张皇后，第二年初就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

刘志选的做法带有十足的赌博意味，完全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碰运气。

刘志选当时抱着年纪已老，“必先忠贤死”的想法，认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遭到报应。既然是赌博就会有输赢两面，刘志选只风光了短短几个月时间，魏忠贤就垮台了。刘志选不但被列入逆案，而且以“倾摇母后、驱逐戚臣”的罪名被定为死罪，最后落得一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为了能够升官，这些人极力钻营，丝毫不顾廉耻。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一类魏忠贤的干儿义孙大多是由这部分人充当的。

“十狗”之一的曹钦程原本是东林党中的小人物，后来东林人士失势，他立即反戈一击，巴结着当上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十孩儿”中有给事中李鲁生和御史李藩两人，他们刚开始依附魏广微。魏广微势衰，则改事大学士冯铨。冯铨失魏忠贤宠，又改事崔呈秀。经过多番周折，才找到一份有前途的职业——当魏忠贤的干儿子。这种随风倒的官员，在当时被人唤作“四姓家奴”。

他们并无政治原则，每一个政治行为都不过是权力场上的钻营手段，随着事态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阉党中有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贾继春，此人在魏忠贤得势时跟得很紧，可这边魏忠贤刚刚失势，他第一个就将攻击阉党的奏折递了上去。初定逆案的时候，这个人却成了漏网之鱼，原因是他在权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多面性，迷惑了办案人员。崇祯帝坚持把他归入了阉党，而且说他是“唯反复，故为真小人”。

阉党中的这三种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加入阉党的动机也是各有不同。

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投靠魏忠贤只是一种政治投机。说白了，他们这么干就是为了能够在官场上捞取更多的现实利益。他们也清楚，这是一项极具道德风险的政治投资。在明代及前朝都有史可鉴，官员依附宦官虽然能一时荣华，却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明知这是一场飞蛾扑火的游戏，可他们难以摆脱眼前利益的诱惑；明知扑上去会灰飞烟灭，可还是要走这一条路。既然这是一项高成本运行的权力游戏，等到他们一旦握有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几人会考虑国势衰微？几个人会考虑到帝国政局的混乱？

当时有一国子监生，竟然向皇帝上奏称魏忠贤配祀孔子，于是在国子监西侧又建起了魏忠贤祠。一个孔门学子，竟然让一个文盲阉宦来配祀大成至圣先师，居然还赢得了帝国那些文官儒臣的喝彩，由此可见这些官员们的道德沦丧到了何等地步。那些内阁大学士、六部大臣、封疆大吏，个个以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为荣，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王绍徽、田尔耕、许显纯等人在当时都是阉党中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都是帝国官场上的活跃分子。

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共查出三百一十五人，实在是一个上规模的政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到了王朝行将灭亡之际，总会有一大帮厚颜无耻之徒冒出来。

如果我们非要对阉党集团进行一个总结，那就是一群贪婪、无耻、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在帝国官场这个大染缸里，形成了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怪象，品质越恶劣的官员就越容易在官场上脱颖而出。

天启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东林党人依然把持着朝政。他们又翻起了旧账，将“梃击”“红丸”和“移宫”三大案重新进行炒作。东林党人的目的是在帝国权力系统内掀起新一轮的派系斗争，利用斗争在舆论上将那些唱反调的人搞臭。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双方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的正面PK。

在东林党人看来，他们与阉党正邪势不两立。在这种模式化的思维逻辑的制约下，东林党人关于人性、人格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混沌，致使他们愈益深入地陷溺到狭隘的派系冲突中。天启三年（1624年）春，正值朝廷举行京察大典。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吏部尚书张问达和左都御史赵南星。这两个人都是东林党的领军人物。他们利用这次机会把专同东林党作对的所谓“邪党”人物纷纷贬黜外放。

因此，这次京察就成了一次东林党排除异己的派系斗争。“邪党”人士在这次斗争中遭到清洗，东林党人几乎占据了帝国所有的权力部门。因此，这一时期也是“东林党”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

东林党人的天理运转

最初，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并没有发生激烈的碰撞。魏忠贤在东林党面前表现得相当低调友好。他毕竟是帝国的权力新贵，吃不准东林党人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究竟占据多大的话语权。魏忠贤的发迹得益于天启皇帝的眷顾，而天启皇帝父子在帝国的权力斗争中都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大力支持。从这一点来看，东林人士与魏忠贤不仅不是冤家对头，还算是帝国权力斗争的同盟军。作为天启皇帝的政治代理人，魏忠贤更需要得到东林党人的认可。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撕破脸皮，并不是因为双方政见不和，而是由身份的悬殊引发了一场内廷与外廷的权力之争。魏忠贤虽然是帝国权力高层中的“九千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太监身份。按照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就算魏忠贤有经天纬地之才，他也没有资格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魏忠贤的太监身份，决定了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一种非常规状态。并且他获取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权力，他在权力巅峰时期可以说是帝国的权力代言人，那个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九千岁”就足以说明一切。

一个太监将帝国权柄牢牢地攥在手心，没有权力资格的人却掌控着他们这些有资格的人，甚至连皇帝也被其左右，这一切都为东林党人所无法容忍。在魏忠贤掌权之后，帝国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奏折如雪片般飘落到皇帝的案头。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拿到帝国官场通行证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在奏折中将矛头直指当今圣上：“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这句话将皇帝和魏忠贤之间的权力雇佣关系揭露无疑，也就是告诉天启帝：别看你平日里摆个皇帝架子，一年到头不敢懈怠，其实是绣花枕头不管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皇帝不过是傀儡，早就被魏忠贤那个太监玩弄于股掌之间。

新科状元文震孟本来就是文章高手，他在奏折里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天启皇帝根本无法回避。这篇奏折没有逼急皇帝，却逼急了太监。魏忠贤要对文震孟实施廷杖之刑。在东林党官员的极力反对下，文震孟虽然被免除了廷杖，可还是被贬谪外放。

新科状元文震孟的突然发难，给了魏忠贤一记当头棒喝。魏忠贤这才认识到自己这个“九千岁”与皇帝的“万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帝国的权力场上依然存在着一股反对自己的力量。而文震孟就是打开闸门的那个人，反对的浪潮从这道闸门汹涌而出。

帝国的忠臣们为了大明江山和皇族利益不惜拿自己的官位和生命去参与这场权力博弈，可是皇帝却不领情。不但不领情，皇帝还对这些所谓的忠臣产生敌意，因为这些大臣的直言不讳使皇帝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原形毕露，一身金灿灿的龙袍也遮不住肮脏的本色。尽管皇帝不领情，可是并不妨碍帝国官员义无反顾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朝廷立即罢黜。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多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使用帝王仪仗……这次上书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

在其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帝国官员组团弹劾魏忠贤的奏折蜂拥而至，多达七十余本。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倒魏运动中。一时间，紫禁城上方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就连魏忠贤本人也陷入惶恐与迷茫之中，他甚至为自己感到委屈和心虚。在魏忠贤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天启皇帝分忧，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结果自己却成了朝臣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也为自己手中不正当的权力感到心虚，毕竟太监干政是不合大明律法的。

魏忠贤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旦失去皇权的庇护，他这个太监就什么都不是，等待着他的也将是最惨的下场。然而人一旦尝试过手握权力的滋味儿，就绝难舍弃。这时候的魏忠贤完全是个凭借欲望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就像是一道枷锁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找到自己的相好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乞求庇护。

明熹宗朱由校对东林党官员没有多少好感，连最起码的信任都谈不上。在魏忠贤和客氏的一番哭诉之下，天启皇帝坚定地选择了站在魏忠贤一边。

天启皇帝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等人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朱由校又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忠贤是帝国的忠勇之臣，以此来堵住东林党人的声讨，以维护魏忠贤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绝对权威。

天启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毕竟主、仆二人风雨同舟经历了许多事。魏忠贤背靠天启皇帝这棵大树，让那些有心杀贼的东林党人对魏忠贤束手无策。别看平日里，他们可以意气飞扬地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甚至在奏章里含枪带棒、连嘲带讽。可是等他们闹腾完了，皇帝怎么说，他们还是乖乖地照做。皇帝是他们的主人，就算他们倒霉遇上了一个昏庸之君，可是转念想想，这天下都是人家的私有财产，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皇帝爱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奴才们是无权干涉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对于魏忠贤来说，就像是武术家修炼了一身的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当魏忠贤发现自己有金钟罩护体的时候，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文武百官都拭目以待。可是当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帝国的权力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倾斜。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只要天启皇帝的地位不变，那么魏忠贤的权力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在经历了这样一次权力斗争的洗礼后，立即转变风向，成为魏忠贤的阉党分子。

儒家将天下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阵营，当然这种划分是不严谨的。然而自从有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拥有权力的士子也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君子有君子的坦荡活法，小人有小人的阴毒杀招。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明朝士大夫是标榜道德、崇尚气节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同时，明朝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前朝要多。一边高举道德的大旗，一边又活得乌七八糟。

如果按照这两大阵营划分，东林党人应该属于君子行列，而所谓的阉党则是小人群体。

天启四年（1624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就想尽办法以同乡兼同姓的身份交结魏忠贤。能够得到外廷文官的权力呼应，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人的关系火速升温。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这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办，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告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上升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

在极短的时间里，帝国的一些文臣大员就以这种方式纷纷聚拢到魏忠贤的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中叶以前，虽然也有宦官当道之时，可是士大夫们不屑与宦官为伍；到了晚明时期，士大夫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就不再顾及廉耻与颜面。当时的内阁首席大学士顾秉谦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为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小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主要来自于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农民出身的魏忠贤在组建自己的权力集团时，本能地就模拟了血亲关系。在魏忠贤的权力集团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干儿义孙。在他的权力庇护下，许多人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在提拔重用“自己人”这件事上，魏忠贤毫不含糊。

阉党的“十孩儿”“四十孙”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两榜进士，他们之所以做魏忠贤的孝子贤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加上一个保险。这些人都不是糊涂蛋，都是一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前代依附太监者，无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应该十分清楚。然而，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他们已经顾不上身后名了。他们就像是一群末世赌徒，将自己前世今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这个太监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为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朝局如何动荡，这些好像都与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个庞大帝国在魏忠贤集团的非常态领导下，走得一步三晃、踉踉跄跄，显露出行将就木的衰败态势。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党争的双方各自代表了某一阶层的利益。东林党的根据地是江南地区，是一个以江南势力为主的政治集团，虽然成员大多是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绝不是清一色的江南人士。而阉党在一定程度上则代表着北方贵族大地主集团的利益。

汪文言是安徽歙县人。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他不是科举出身，曾经当过狱吏。他虽然不是体制内的人，可是他通晓帝国权力运转的奥妙所在。他被地方大员选派到京城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进入京城后，他结识了当时的大太监王安，并成为王安与内阁官员沟通的联络员。由于能力突出，他受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器重，被提拔为内阁中书。在与帝国核心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东林官员都有来往。

像汪文言这样一个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能人，他适应社会的能力要远远超过那些科举出身、循规蹈矩的儒生。他很快就在京城站住了脚，结交了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成为他们的参谋，最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做了内阁中书，也就是内阁的秘书，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可是，像汪文言这样的社会能人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将现实利益看得过重，性情张扬。

有弱点就有可能被对手抓住。当时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罢官，后又被判处死刑。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退守关内，对国土沦丧负有责任。还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久任封疆大吏的熊廷弼想用钱打点当权者，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熊家就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结果汪文言没有把持住自己，将这笔巨款私吞了。

魏忠贤知道内情后，大为震怒。本来魏忠贤就在找机会将东林党从帝国权力核心层清理出去，于是就借着这件事大兴牢狱。汪文言是东林党人的高参，把他作为反击的突破口再合适不过了。

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十分利于栽赃陷害。

魏忠贤下令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一举动当然不是针对汪文言一个人，而是为了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汪文言在狱中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刑逼供，依然没有指认杨涟等人贪污受贿。汪文言表现得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讯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供词，又将杨涟等下狱。魏忠贤认为，只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的罪，还难以让人信服，牵涉的人员太少，如果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杀头弃市，传首九边。随后，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也在狱中相继被折磨致死。受杨涟等案件牵连，被捕被杀的帝国官员还有多人。魏大中被捕，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抓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求情留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

最终周顺昌还是被捕入狱。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铜锤击打周顺昌牙齿，他的牙齿全部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目不识丁。魏忠贤下令用铁钉钉他，又用沸水浇他，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不久毙命。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等五人也被处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

当整个社会都笼罩于这种畸形的权力高压之下，有一种声音却响彻帝国的上空，那就是对“九千岁”魏忠贤的颂扬之声。在当时铺天盖地的造神运动中，整个帝国都沉浸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幻境之中。

帝国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每个人仿佛都在回避帝国政局中的那些阴暗面。

可回避始终改变不了扑面而来的现实，帝国的良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也一触即发，北方边境也面临着旭日东升般的建州女真人的威胁。一场血雨腥风笼罩在帝国的上空，要命的“阉党”专权就像一瓶烈性的毒药倒进了帝国的肠胃系统。

天启六年（1626年），由浙江巡抚潘汝帧发起的向大太监魏忠贤献媚的运动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几乎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加入到向一个宦官歌功颂德的行列。各地也纷纷建立起金碧辉煌的魏氏生祠，不断在生祠里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祭拜活动。山东临清在修建生祠时，拆毁民房一万余间；河南修建生祠拆毁民房一万七千余间，仅开封一地，就毁掉民房两千多间。

大字不识几个的政治流氓魏忠贤就这样被人为地捧为半人半神的九千岁，被誉为再世的孔圣人，甚至被歌颂为只有上古时代的尧和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旷世伟人。

更为可笑的是，各地的魏忠贤生祠建成之后，地方官员都把他当神敬。那些想要发达的官吏就算不拜自己的先人、父母，也要祭拜他们的九千岁。史料记载，天津巡抚黄运泰率领全城文武官员，列队于魏公祠阶下，对木像恭行五拜三叩头后，自己又单独趴到供桌前膜拜，口称“某年某月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恩，又说“某年某月蒙九千岁提拔”，又叩头谢恩。致辞完毕，再回到班列，率领众官再行五拜三叩头。

在这股妖风弥漫的日子里，对待建祠的态度成了衡量帝国官吏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成了官吏奖惩的重要依据。潘汝帧倡议建造生祠的上疏进呈，御史李之待转呈，仅仅迟办了一天，就被革职法办。

原任提学副使黄汝亨路过西湖，见魏忠贤生祠极为壮丽，不禁发出惊讶叹息。守卫生祠的人发现之后，当即乱棍齐下，将黄汝亨活活打死。

蓟州道胡士容不愿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被人告发，立即逮捕下狱审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见魏忠贤像未行五拜三叩之礼，结果被锦衣卫逮捕关进大牢，后与胡士容一起判处死刑，实行秋决。所幸的是，由于皇位发生变化，两人才死里逃生。

如此疯狂的人间闹剧，固然是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所造成，但也说明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一定层面上的劣化。即使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的命运走向，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只是虚无的空中楼阁，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只是一个太监。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失去根基的空中楼阁会有垮掉的那一刻。他就像是一个喝醉的车夫，驾着大明王朝这驾马车，向着灭亡一路狂奔。

当然，在魏忠贤集团内部并不缺乏清醒之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天启皇帝死的那一天，也就是魏忠贤的倒台之日。为了保住自己在权力世界里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的长远利益。

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不但没有心动，反而吓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自己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二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也不算是虚妄之词。

谁也没有料到，天启七年（1627年），天启皇帝突然得了重病，开始腰疼，发烧，然后又浑身浮肿。短短两个月后，皇帝已经是一副大限将至的景况。

魏忠贤表现出了一个奴仆的忠贞本色。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挽救天启皇帝，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巫师为皇帝驱邪，还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皇帝病危给魏忠贤政治集团带来了一种危机感。天启帝的妃嫔先后生育了三男两女，但全部夭折。正宫皇后张氏也怀过一胎，但不足月即流产。如果天启皇帝真的因病而亡，那么继承皇位的按道理应该是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而在一位新皇帝的统治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难预测的。

天启皇帝的病情日益沉重。八月二十二日，年仅二十二岁的朱由校驾崩，谥号为熹宗。由于膝下没有皇子，朱由校在临终之前将皇位传给十六岁的弟弟朱由检。朱由校对朱由检说：“皇后德性幽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

面对朱由校的临终遗言，朱由检虽然表面上答应，可他的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

因为朱由校没有儿子，所以这种兄终弟及的安排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野史中也有另外的说法。据《先拨志始》记载，天启皇帝逝后，魏忠贤等人故意密不发丧，准备让某妃假称有娠，而以魏良卿的儿子顶替，做一个孺子皇帝。这件事不可能绕过张皇后，于是魏忠贤命人对其委婉劝讽。但张皇后却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由于张皇后的坚持，魏忠贤一伙儿的奸计最终没有得逞。

魏忠贤对天启皇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然向自己逼近。他知道新皇登基以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也许自己不会再有以前的风光。可是凭自己对皇家的一片赤胆忠心，他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新皇的信任。

从这一点上来说，魏忠贤只能算是一个权力狂人，而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比他要明智得多。在天启皇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此来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限。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由此可见他在政治上是多么迟钝。

信王朱由检最终还是进入了皇宫，并于二十四日于中极殿即位，接受帝国文武百官的朝拜，宣布明年改元“崇祯”。这位不满十七岁的小王爷就这样成了下一任新皇帝，一个亲手敲响帝国丧钟的皇帝。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论排行是光宗的第五子，但光宗的七个儿子有五个早殇，长大成人的只有天启与崇祯两位皇帝。

和天启皇帝一样，崇祯也是幼年失恃，生母刘氏很早就故去。幼年的崇祯帝自小由光宗的宠妾李选侍监护。“移宫”事件后，李选侍失势，小崇祯又被移交给另一位李选侍看护，当时只有十岁。（“移宫”中的李选侍人称“西李”，后封康妃；后来监护崇祯帝者则称“东李”，后封庄妃。）他于天启元年受封为信王。依照明朝祖制，宗室贵族是绝对不可以干预朝政的，因而这位少年亲王在天启朝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无声无息。

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帝王。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一个对帝国事业有着强烈责任心的皇帝，他上台后一门心思要挽救危机四伏的大明朝。对于阉党集团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只手遮天，他痛恨到了极点。刚上台时，他慑于魏忠贤的巨大权势，只能装出一副敬畏的样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决定动手了。他示意帝国官员新一轮的倒魏风潮已经到来，这为那些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打开了一道缺口，于是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而来。

崇祯皇帝是一位既有相当能力又十分热衷政务的皇帝，他与哥哥朱由检的不同之处就是对权力的掌控。崇祯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权力代理人，这也就断绝了魏忠贤集团的权力根基。在天启时期，魏忠贤代天启皇帝掌权并不是争权夺权，而是基于一种默契。皇帝不喜欢处理政务，魏忠贤为主分忧，君臣之间并无明显的矛盾冲突。

这种君臣默契到了崇祯皇帝登基后就被完全打破。对于不需要政治代理人的崇祯皇帝而言，拥有全面实际权力的魏忠贤和与代理人政治相适应的整套政治格局都意味着对天子神圣权力的剥夺。所以，崇祯皇帝一上台，就已经无可避免地和魏忠贤集团形成了尖锐对立。这是一种“天无二日”式的对抗性冲突，只有一方消灭了另一方，矛盾才能解决。回过头来看，立一个婴儿皇帝继续代理人制度，才是魏忠贤体制维持延续的唯一可能。可惜阉党中缺乏有远见又有魄力的人才，机会白白失去了。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祯皇帝发布文告，宣告魏忠贤是帝国的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会真的养虎遗患。封建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仅仅过了五天，魏忠贤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就在南行路上绝望地上吊而死。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