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寝宫向皇极殿快步走去。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他将在这一天接受臣子们的新年朝贺。当朱由检迈步走进殿门时，他才发现偌大的宫殿里空荡荡，竟然没有一个前来朝贺的臣子。

早已过了朝贺的时间，崇祯皇帝朱由检犹如一尊泥塑的菩萨，高高地端坐在龙椅上，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大臣们，等待着那些“国之栋梁”们来给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做新年朝贺。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过，朱由检在这一刻才算是真正地体验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新年朝贺，满朝文武大臣竟然一个都没有出现，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不知道是大小官员们沉溺于新年的氛围不愿前来，还是全然没把给皇帝拜年当回事。又或者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只是皇帝眼里的小角色，多一个或少一个，皇帝都不会在意。

不管有着怎样的原因，朝贺时一个官员都没有到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要知道朱由检不仅是明朝最为勤政的一位皇帝，就是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他也应该是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和他的父亲、哥哥不同，崇祯皇帝对党争和宦官专权都是极为反感的。对于一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十分勤政的帝王来说，真的不应该苛求过多。可是面对一个亡国之君，历史真的不应该去苛责吗？

朕非亡国之君

难道帝国文官真的有毒？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群体。有人说崇祯皇帝天生就是文官的克星，其实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因为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有的爱恨皆有果有因。

年轻的皇帝对待文官，就像是在翻版有情男女的交往史。双方在刚交往的时候，对未知的生活都抱有美好的幻想。可是等到庸常的日子消磨了激情，涌动的暗流就会浮出水面。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崇祯皇帝所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拨乱反正、推行新政。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余党，重新起用清流。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最重要的一项举措。

崇祯皇帝的起点其实并不低，也做得有板有眼。定阉党的“逆案”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他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这么一帮人，也确实都是治世的能臣。可是这种雷厉风行、英明果断的治国状态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帝国文官是最不容易搞定的一群人。不到三年的时间，少年皇帝朱由检就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变得焦头烂额，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用人制度上自乱阵脚。

崇祯皇帝和他的祖辈们并无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在和文官打交道的过程中，那种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始终困扰着他。刚接手政权的他在很多方面急于求成，对有才能的人也愿意委以重任。可是还没等屁股下面的皇位焐热，他就开始忧虑官员们抱团结党，反过来分肥自己的皇权。尤其是对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始终心存褊狭之念与防备之心。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生涯。

初登大宝的朱由检信心满满,他相信凭着自己的才智和胆识，完全能够摆平帝国内政，重振大明江山。可是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对于一个和时间赛跑的帝王来说，朱由检需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牢牢抓住帝国的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一把手。

崇祯皇帝上台之后，为了尽快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他从前朝帝王那里活学活用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此一时彼一时，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的官僚体制造成了庞大的耗费，使得任何具有“慈悲情怀”的政策在转眼之间就被具体执行者变为“苛政”。原本用来灭火的治国方略，结果却引得火上浇油。

面对帝国上下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艰难境况，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对于国计民生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朱由检在位期间先后六次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皇帝颁布“罪己诏”等于是在向天下臣民做检查。普通人犯错误都不愿意低头认错，何况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崇祯这样一个“刚愎自用、殚精竭虑、乾纲独断、励精图治的中兴之君”（崇祯皇帝自诩）。但是，朱由检不仅做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还成为中国历史上颁布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之一。

比如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崇祯颁布“罪己诏”，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帝王的“罪己诏”折射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诚然，“罪己诏”有欺骗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崇祯这么做，折射出帝国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已经来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然一国之君何至于此？

崇祯皇帝颁布罪己诏，以图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挽救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可是现代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臣民富裕和强大到能够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因此那些打着“仁政”旗号的政治蓝图终究不过是摆出来的花架子，画饼充饥而已。

当然，对于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男主角，崇祯皇帝的表演并没有让他的臣民们失望。他通过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展现了一个演技派皇帝的实力。他先是以令人钦佩的魄力，诛灭了把持朝政的魏忠贤，同时又罢免了一大批阉党分子的官职，起用了一批官员到中央权力机构任职，牢牢地将权力抓在手中。

对于一个政治新人来说，这份答卷算是接近完美的，当然这也是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最为耀眼的时刻。事与愿违，帝国的人事调整并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任何复苏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相反，各地平民的反抗运动愈演愈烈，对后金的战争也是节节败退，权力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也没有随着魏忠贤集团的败亡而烟消云散。

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发出了“文臣人人可杀”的恶毒诅咒，在他看来，帝国政权之所以走向穷途末路，责任不在自己这个皇帝身上，全在那些误国误民误己的官员身上。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从崇祯皇帝接过皇权的那一刻起，他就对那些帝国军政机构的官员们产生了种种疑虑。

在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时间里，权力集团内部的党争不仅始终就没有断绝过，反而一路狂飙。尤其是到了崇祯末年，帝国权力运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连新年朝贺、祭拜祖庙这样重要的国家典礼，官员们都敢放皇帝的鸽子，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无法知晓崇祯皇帝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宫殿之上，心里会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极度的愤怒，一定对眼前如火烹油的时局有一种无力感。

朱由检本来就不是一个脾气柔和的人，可这时候他的一腔怒火除了能够点着自己，还能点着谁呢？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崇祯皇帝先后以失地之罪，一次性斩杀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地方高级官员。

再后来的日子里，崇祯皇帝又开帝国三百年未有之先例，带着年幼的皇子们在殿堂上亲自主持审问官员，并且主持行刑。在行刑中不惜动用重刑，以夹棍夹断朝官的双腿，当头棒打那些不听话的朝臣。崇祯皇帝在位的十七年里，先后诛杀了两位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另外又撤换了十四名兵部尚书，十七名刑部尚书。在被撤换的十四名兵部尚书中，有九人被治了重罪，其中斩首者一人，致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达到十一人之多，其中有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

由于少年皇帝喜怒无常、淫威滥施，那些阁臣、尚书的下场大多也是极其悲惨的。这种情况放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十分罕见的。一个频频使用酷烈手段践踏朝臣肉体与尊严的皇帝，大臣们自然不会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劳尽忠。

崇祯皇帝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目睹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这些阴谋诡计和幽暗孤寂的深宫生活就像是一条条噬心的蛇，撕咬着他的精神，扭曲着他的灵魂。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朱由检渐渐形成了分裂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他严急而刻薄，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敏感而多疑，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给他带来极度的自尊，常常一意孤行，完全听不进任何建议。

崇祯所具有的这些性格特征，为帝国的天空抹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在一些关键时刻，他往往会表现得优柔寡断，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完全不靠谱的命运。这种纠结的性格对普通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何况是一个帝王呢？

崇祯皇帝的脾气十分古怪，可以说是阴晴不定。譬如崇祯十六年的元旦朝贺，按时到场的就只有两位官员；崇祯十七年的新年朝贺，更是连一个大臣都没有出现。官员们连续两年都放了皇帝鸽子，坏脾气的朱由检居然都能够容忍，事后没有追究任何官员，实在让人摸不透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审视，崇祯皇帝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考虑和管理的皇帝。他身上有着太多少年人的习性，在心智和行为上的表现都像是一个“问题青年”，很多时候表现得过于急功近利，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待人处事喜怒无常。很多时候，他会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他的套路就是，在很多时候他会轻易否定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当然也会轻易相信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这就像是一个习武之人不等别人站出来挑战自己的权威，自己就束手束脚地将自己限制。这种自废武功的做法放在权力场上，根本不利于他对帝国权力的掌控。

臣皆亡国之臣

在崇祯皇帝当政期间，他先后任用了五十位首辅大臣，平均下来一年要更换三人，数字可谓惊人。尽管如此，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还是道出了那句经典的亡国言论：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由此可见，崇祯皇帝对帝国官员的成见和敌意有多么深。

意思大致相近的话，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在人前表露过。

第一次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朱由检面对满朝文武劝说他“南迁”时，说了一句黯然神伤的话：“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说罢拂袖而去。

第二次是三月十七日早朝时分，崇祯皇帝看着下面哭天喊地的大臣，陷入无言的境地。他用手指在桌案上狠狠地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的字句，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然后随手抹去。

第三次是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在登上煤山之前写下的那封血书里，再次提道“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在这里，崇祯皇帝两次提到“文官(文臣)”，一次是在自己痛下殉国决心时对在朝诸臣愤愤而发。崇祯皇帝并没有提到那些在外征战、给自己带来无数战败消息的督师武将们。哪怕是对左良玉、吴三桂那几个端着架子的地方军阀，他也没有恨到要杀了他们的地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帝国文官们恨意不绝？

“明末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文官们一生所经营的是程朱理学，是苦苦修炼的八股文章。而帝国晚期任用官员的传统，是要职非进士出身者不用，内阁非翰林进身者不用。这些进士翰林们虽然享有帝国官场特权，但是在非常时期并没有起到与君分忧、与国分忧的作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朝中阁臣、尚书就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去。直到他魂飞煤山前一刻，他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亡国之君，而那些在纷乱时局中和稀泥的官员个个是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这种纠结得近乎变态的心理魔障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官员们太狡猾。这种怀疑精神在他与官员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整个帝国一步步逼向绝境。而每一步都是助他登上煤山的台阶，直接通向死亡。

煤山歪脖子树上吊死崇祯皇帝的绳子打了一个死结，但真正将崇祯皇帝推向死亡的，却是帝国文官们给皇帝编织的一个夺命结。

崇祯皇帝常年居于深宫。阴郁的宫廷生活让一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人在精神上备受压抑。对朱由检来说，皇位是遥远而近乎渺茫的。如果他的哥哥天启皇帝能够再活久一些，如果天启皇帝膝下有子嗣，皇位怎么也不会轮到他来坐。

如果只是如果，并没有成为现实。当皇位犹如天上掉落的馅儿饼砸在朱由检的头上，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可是时间从来不会等人，这就像是一场接力赛，当棒子交到手上的时候，接棒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接的是最后一棒。朱由检并不是比赛型选手，他是被强行拉入赛道的，这种突然降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将近三百年的漫长接力赛，从朱元璋开始，到朱由检接棒。如果说第一棒或者前几棒带有统治者的个人色彩。那么经过时间的冲刷，统治者的性格缺陷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帝国的病变血液已经渗进制度体系的肌理。遗憾的是，崇祯作为赛道上的最后一个接棒人，他在病变四起的制度体系下将自己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当两者结合，帝国的死穴也因此被点中，并最终成为一道无解之题。

对于十七岁就除掉魏忠贤的崇祯来说，他在人事管理与调控上的表现却糟糕至极。

由于缺乏对世情人情的认识，由于自身眼界的狭窄和内心的不自信，崇祯皇帝在用人上犯下了致命错误。他用了两个不该用的人。于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本应走向光明的帝国时局被带入新一轮的党争旋涡中。这两个人，是继魏忠贤倒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在魏忠贤被清洗后，“阉党”暂时性地受到了压制。可是这种此消彼长的权力制衡游戏，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跷跷板。一方势弱，另一方必然势强，平衡也因此被反复打破。东林党人开始布列朝堂，进入内阁掌握实权。伴随着东林党势力的崛起，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人事斗争也随之出现。由于东林党人进入权力核心层，非党人士就面临着被排挤的危险。阉党成员自不必说，一批新生代无党派人士也遭到了大力排挤，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

非党人士并不甘心落败，他们也就此卷入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这就像是几方联手为帝国的盛大谢幕酝酿一场好戏。这场好戏的主角是三位江南才子，他们分别是代表东林党出场的钱谦益和代表非东林党新生代出场的温体仁、周延儒。当年天启皇帝清理东林党时，钱谦益被罢官回乡。等到崇祯皇帝上台，他又被重新起用，担任礼部侍郎。东林党的老一辈人物已经被天启皇帝打击得支离破碎，复出后的钱谦益自然就成为东林党的领袖级人物。

周延儒是文官中的翘楚。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刚满二十岁的周延儒参加京城会试、殿试均中第一，集会元、状元于一身。这个成绩还是相当显赫的，要知道明朝三百年历史里连中三元者，只有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周延儒的仕途还是较为平坦的。崇祯初年，官居礼部右侍郎，成为部级高官，而此时的周延儒还是一名三十五岁的少壮派。

温体仁比周延儒大二十岁，也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虽然他的名气比不上周延儒，但是混迹官场的时间却很长。崇祯初年任礼部尚书，是周延儒和钱谦益的顶头上司。

朱由检是个不甘心的皇帝，他一直都在努力地想有所作为。作为非党人士的温体仁、周延儒二人就这样成为新皇有意仰仗的势力。如果就名望、才学、资历而言，作为东林党“带头大哥”的钱谦益进入内阁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问题是他不仅要确保自己进入名单，还要确保他的竞争者不能进入名单。也就是说他要干掉别人，才能成全自己。

在权力场上，温体仁的资历比钱谦益老，职务比钱谦益高，是阁臣最有力的竞争者。

作为东林党的领袖级人物，钱谦益的人脉资源无处不在。在其同乡、门生和东林党人士的运作下，钱谦益顺利进入候选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礼部有三位侍郎入选，而作为礼部尚书的温体仁却被排除在外。同样是礼部侍郎，被皇帝眷顾的周延儒同样也没有进入这份候选人名单。

这不仅引起了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强烈不满，更为关键的是也引起了崇祯皇帝对帝国官员结党的怀疑。结党，在任何一个朝代里，都是皇帝最为痛恨和恐惧的事情。温体仁和周延儒本来自我感觉良好，谁知道理想如此丰满，可现实却如此骨感，结果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当然不愿就这样在现实面前低头。在共同的利益面前，两人决定联手。他们抓住崇祯皇帝疑心重的性格软肋，向钱谦益及其同党展开疯狂反扑。

周延儒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指责钱谦益及其同党在这次会推中暗箱操作。温体仁还专门呈上一本《直发盖世神奸疏》，直接攻击钱谦益在天启元年以翰林院编修之职主试浙江时，接受考生钱千秋贿赂。为朝廷选拔人才都敢徇私舞弊，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当阁臣。

这场会推之战，最终以钱谦益被革职听勘、钱千秋被重新提审而画上一个牵强的句点。事后，钱谦益及其同党分别受到处分。在这一战中，温体仁、周延儒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从此与东林党人结下了梁子。崇祯皇帝对于“党争”一向持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而温体仁和周延儒等非党人士以“不组党羽”“忧国思民”的姿态出现，因此占得先机。

不久，东林党官员卷土重来，向温体仁和周延儒展开攻击。东林党的攻击波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甚至将温、周二人直接定性为“阉党”分子。可是在痛恨结党的崇祯皇帝看来，这时候弹劾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人越多，就越说明二人没有结党营私，否则他们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受到的攻击越猛烈，崇祯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度就越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群众越孤立的人，领导就越喜欢。

不过温、周二人比那些所谓的“党人”更加可怕，东林党人失势后，先前结盟的二人挑起了新一轮的“温周”党争。周延儒与温体仁组成内阁后，各自组党。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温体仁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延儒深知东林党人在帝国权力集团中的影响力，整走了钱谦益，已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得罪东林党人不是明智之举，只有拉拢东林党人，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而温体仁的想法却是团结权力集团中的其他党派，继续打压东林党。

温体仁几次起用阉党官员，周延儒都投了反对票。当然，周延儒这么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温体仁结党后势力太大，不好挟制。这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呈现出微妙的改变，表面上还是合作关系，但暗地里已经势同水火。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的手段算不上多么高明，无非是利用宦官，大打“辽东牌”。这也为崇祯一朝重蹈覆辙开了个头儿。在刚刚即位时，因为不信任武将，也是为了遵循帝国文官带兵的旧制，崇祯尽撤镇守中官。他就像是一个春播秋收的农夫，将那些文官像豆子一样撒在辽东这块肥沃且危险的黑土地上。这时候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而廷臣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派遣内廷的太监监察各镇。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使太监专权的风气重新形成。

温体仁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暗藏的杀机，他私下重金贿赂太监，以“辽东”视察不力为由，将周延儒一脚踢出内阁。太监之祸本来就是帝国的第一祸端，而辽东战事更是帝国的一个死穴。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做一篇文章，那无疑是一把插进帝国心脏的利器。崇祯即位的第一年（1682年），温体仁接任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温体仁掌权后，“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这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做法，无异于在千疮百孔的帝国政治躯体又捅了刀子。

温体仁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是出于个人权力私欲的争夺，对于帝国人事制度的破坏性极大。在这之后，权力集团内部的党争进入不可控制的阶段。

崇祯皇帝不是聋子和哑巴，更不是一个傻子，他对官员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从接手政权的那一刻起，心中的那根弦就一直紧紧地绷着。他始终没有找到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只有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被那些忙着瓜分权力的人牵着鼻子走。

周延儒失势后，视温体仁为自己的头号死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想到联合东林党人。三方势力斗法，很难做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当一方势力过大，其他两方必然会联手以抗。周延儒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属于自己的那方权力舞台，虽然久居乡里，但是一颗心却从没离开过他眷恋的朝堂。

他指使自己的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其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策划重新起用之事。同时还暗中指使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同时凑集了六万两黄金打点那些宫廷朝贵，终于成功地收买了司礼太监曹化淳，由曹化淳出面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对温体仁专权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祯皇帝如梦方醒，革去了温体仁的阁辅之职。周延儒靠东林党人扶持，再次成为继任首辅。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十年对于一个时间处于倒计时状态的帝国而言，朝纲破裂之势已然形成，可以说是最为要命的十年。

周延儒重新上台后，他的用人政策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能算是一个政治上的老油条，绝对不是治世能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在这时候关起门来玩党争。内廷党争不断，辽东战事吃紧，将大明这块烫手的山芋烤得外焦里嫩。

崇祯皇帝渐渐失去了耐心。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

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开始暗中监视周延儒，并将他巡视辽东时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而周延儒毫无察觉，反而在这时候又树强敌，这个敌人是前任首辅薛国观的门生阁臣魏藻德。

其实这个梁子结得有些牵强，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并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学生吴昌时。因为吴昌时在魏德藻老师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又对魏德藻多方打压。魏自然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也因此牵连到周延儒。

党争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生之间的仇恨可以扩大到老师那一层。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周延儒在现在的位置上多待一天，他就别想站到更高的位子上，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没有别的选择。另一位想要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内阁的同事陈演，因为周延儒不喜欢陈演的为人，对他十分冷淡。如此一来，陈演与魏德藻就走到了一起，与厂卫合谋攻击周延儒。

东厂与锦衣卫掌握了吴昌时贪污受贿的罪证，于是将其缉拿，并由此牵连出周延儒。厂卫头子骆养性本来就讨厌周延儒，又岂能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他马上着手缉拿周延儒。魏藻德、陈演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师之际，他们在崇祯面前不断地吹耳边风。于是周延儒被抽调回京接受审讯，而这时，吴昌时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陈演便奏报皇帝，说他心中有鬼。崇祯强命他进京，将其安置于正阳门外，并不召见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崇祯也不予理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与温体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场要凄惨许多。

之后魏藻德、陈演相继成为崇祯宠信的内阁首辅。在整倒周延儒的过程中，他们的道德水准令人难以恭维。二人结成同盟后，新的“党”又出现了。崇祯皇帝一直怕臣子结党，可惜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现状。

温、周斗法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相继牵连进东林党人、阁臣、宦官、厂卫等多方势力，对明朝人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最可怕的是，崇祯的心态由此发生了变化。这位原本充满理想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身上，发现了以前他所没有见过的丑恶的一面。而且在温周二人相继执政的十几年间，崇祯皇帝发现，他接过来的那些巨债并没有还清。相反，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流民没有扫清，边境并不平安，财政依然是赤字连连，朝臣们却忙于内斗，不断出现的是各种谎言和欺骗。崇祯开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变为猜疑大臣、信任宦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此，崇祯皇帝对整个文官制度由将信将疑转为完全不信任，从一个“明君”开始一步步成为偏执狂、迫害狂，并将这种不信任的对立情绪坚持到他死亡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