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计陷抚顺，揭开了与明王朝长期战争的序幕。此后，努尔哈赤挥师南下，占据辽河以东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兵锋直指山海关。大明王朝几易疆臣镇帅，也未能扭转东北边防风雨飘摇的势态。

山海关一失，努尔哈赤的虎狼之师便可长驱直入，要不了两天便可抵达北京城下。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皇帝和官员耳朵里的说法各不相同。局势越是被动，谣言就传得越凶，这是历史中的常态。就在京师人心惶惶之际，兵部主事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考察。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若在平日，这样不打招呼就擅离职守，肯定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但朝廷正值忧急彷徨之际，而考察归来的袁崇焕将关外局势梳理得头头是道。兵部主政官员一番权衡之下，非但没有追究袁崇焕的过错，还擢升他为兵备佥事，类似于文职军官中的政治部主任。既然袁崇焕已经将大话说出去了，那索性就让他去镇守山海关。

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是防守京师的第一要塞。虽是要塞，但它根本就不具备军事要塞的条件。它只是孤悬的一处关口，并没有外围阵地。若是敌军来攻，千军万马会直接冲到关门之前。如此一来，明王朝将所有的防御力量囤积于此，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一旦战事陷入被动，就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山海关若是失守，来犯之敌便可直面北京城。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就越安全，北京也就越安全。

袁崇焕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招致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宁远距离山海关太远，根本就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识之士，他始终坚持不调研就没有发言权的行动准则，亲自出关巡视。在一番调研之后，他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不久孙承宗走马赴任辽东主帅，他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彼此的心中，却又互相钦佩。那既是男人之间英雄相惜的一种情怀，又是大敌当前彼此仰仗的现实需要。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城，准确地说是按照他所制定的严格标准筑城。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将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宁远城人口大增，明朝的防御线向北推进了二百余里。宁远城不破，后金就难以冲破山海关。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上司极为难得。眼见他和孙承宗收复失地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袁崇焕度过了进入辽东后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和手下将领满桂、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那些患难与共的日子里不断加深。

可惜好景不长，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朱由校越来越沉溺于自己的木匠事业。而宦官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只手遮天，搅得朝堂上下一派乌烟瘴气。大宦官早就对镇守辽东的这帮官员心有不满。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却从不供奉他这个帝国的“九千岁”。不识时务只有靠边站，魏忠贤派兵部尚书高第担任辽东经略，撤了孙承宗的职。高第刚一到任，就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如此一来，这么多年的辛苦经营就会毁于一旦。他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远、前屯卫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就失去保障。这些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

高第根本听不进袁崇焕的建议，他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袁崇焕十分倔强，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高第也清楚，袁崇焕虽然是他的部属，但此人在辽东之地经营数年，在军队中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威望。若他执意抗命，自己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经高第这么一折腾，袁崇焕也有些心灰意冷，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早在一年前，袁崇焕的父亲去世。按照大明法度，身为人子的他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为由，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

如今袁崇焕要回家尽孝，显然有赌气的意思。皇帝驳回了他的请求。为了慰抚他，将其擢升为按察使。虽然仕途上有了进步，但是袁崇焕的心情却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闷之中。高第是个目光短浅之人，而此时的袁崇焕又陷入无人援手的境地。努尔哈赤已探察出明朝的虚实，知道这是出兵的最好时机。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统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横渡辽河，兵锋直指宁远城下。大战将至，袁崇焕将部下召集到眼前，突然当着全体将士的面跪下，慨然言道：“大兵压境。外无援兵，宁远已是孤城一座。身为帝国军人，不战而逃是巨大的耻辱，我要与宁远共存亡。”

袁崇焕的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可见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他又派人给山海关守将杨麒送信，要他把从宁远城逃出去的溃兵一律杀掉，一个也不留。

二十四日，后金兵到达城下。袁崇焕第一次领教了“辫子兵”的威猛。那些如狼似虎的清兵，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条辫子。于是乎，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就会吓得魂飞魄散，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一溃千里。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短命的大顺朝覆灭了。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当时朝鲜派使者去北京朝见皇帝，途经宁远。袁崇焕很高兴地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心里暗暗吃惊。袁崇焕和幕僚们正在闲谈，突然有人来报清兵攻城。袁崇焕乘轿至战楼，仍与朝鲜使者谈古论今，泰然自若，脸上全无忧惧之色。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明军在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攻防战，宁远城墙一度被清兵撕开一道口子。袁崇焕亲自搬石头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会成为鞑子的奴隶。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什么乐趣？”撕下战袍裹住左臂的伤口又接着指挥战斗。将士们见主帅如此，自然人人奋勇。

两天后，当宁远上空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人们发现，这座千疮百孔的古城依然挺立于大明的版图之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让明、清双方都损失惨重。中炮受伤的努尔哈赤丢下五百具勇士的尸体，黯然退去。这是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首度崭露头角，也是明军难得的一场胜利，在历史上称为“宁远大捷”。袁崇焕的高光表现，让这个被失望和无奈笼罩的帝国看到了一缕久违的胜利曙光。在大明王朝的长城防线接二连三地失守之后，袁崇焕就这样从血泊中树起了属于自己的旗帜，也由此成为大明帝国最后的救星。

宁远捷报传至京城，明廷上下为之一振。天启皇帝擢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仍命驻扎宁远。

清军撤退之后，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见努尔哈赤，命使者传话道：“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这时候已经身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诸贝勒面前叹息道：“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区区一个宁远城就打不下来？”他虽心有不甘，但此后伤势一直未愈，只好返回沈阳休养。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时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在没有朝廷授权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派人前往吊唁，同时庆贺皇太极继位。

袁崇焕后来在题本中阐述了他遣使吊丧的三个目的：“臣先于镇守内臣刘应坤、纪用，镇臣赵率教东巡而得奴死之信，盖闻之而未见其的也，无一确探以相闻。边臣所任何事，亟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二也。且谕其毋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也。”他这么做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探察虚实，二是为了离间努尔哈赤诸子关系，三是找机会劝降皇太极。

《清太宗实录》中也有相似记载：袁崇焕遣使吊丧系“潜窥我国情形”。由此可见，袁崇焕借吊丧探虚实的意图已经被皇太极识破。至于离间诸子关系，袁崇焕也早有此心。他听说努尔哈赤留下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牵制、平衡的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袁崇焕认为这是分裂后金政权最好的时机，他甚至说出“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这样有把握的话。即使以上两个目的无法实现，还有第三个，劝降。总之，袁崇焕很有信心，他在奏本中声称：“奴子（皇太极等）不降，必为臣擒矣。”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但是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如此一来，袁崇焕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一场玄机暗藏的吊丧，被皇太极巧妙地导向明金之间的议和。皇太极担心与宁远议和还没开始就走向破裂，故极力敷衍，从天启七年（金天聪元年）元月至二月，一再改写致袁崇焕书信的格式。尽管如此，这都是一场毫无诚意的议和，皇太极不过利用袁崇焕遣使吊丧之机，借间而用间，以和议迟滞明朝的关宁劲旅，乘机衔杖疾趋，挥戈东向。

袁崇焕是颇有胆识之人，他的存在既让皇太极叹服，又让他顾忌重重。皇太极即位之初，周边的形势极为严峻。东方的朝鲜，素来忠顺于大明朝廷，虽然国小兵弱，但也不容忽视。且有毛文龙开镇皮岛，客寄朝鲜，驻兵屯田于铁山、昌城、满浦一带，虽然兵力不过四万，但居于战略要塞，足以形成牵制之势。

毛文龙于万历三十三年从军，屡立战功。1621年，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两千里海岸线，不久又收复宽奠、大奠、新奠、永奠等六堡，随后以皮岛为根据地，多次深入敌后，屡挫敌锋。1622年，升为平辽总兵官。1663年8月，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9月，先后取得“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10月，再收复复州、永宁。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这个心头大患，派大军攻打毛文龙，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五胜，重创后金主力镶蓝旗。

连年打击不能消灭毛文龙，后金便竭力劝降，许诺“将军若来，位在佟附马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后金军缺少船只又不习惯海战，对毛文龙也是有心无力。

天启皇帝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那时候，明军一见后金兵就望风而遁，只有毛文龙的军队能与后金打一打。毛文龙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擢升至佐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从不叫名字，而称其为“毛帅”。

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皇太极不敢放开手脚进兵辽西。皇太极即位之时，满洲政权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明朝方面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明军要练兵、筑城、屯田，清军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如此局势下，双方都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还是来自于明朝的文官。他们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他们的政治神经就会变得异常敏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可又都不愿意做岳飞。

袁崇焕从现实出发主张议和，而朝中大臣并不买他的账。有官员一再弹劾袁崇焕，说他的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也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的反对声而变得异常艰难，所谓的谈判也仅限于文来文往，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皇太极想把和议作为一种策略而服从于对明的战略全局，通过议和，他的军队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不管和议谈判结果如何，皇太极和袁崇焕都认为和议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明军可以补充战争资源，巩固境内的防御体系。而皇太极则认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他可以借此威服朝鲜，撤去大明王朝的这道东方屏障，也就此将毛文龙困于海岛一隅，使其难有大的作为。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没日没夜地修筑城堡，他担心时间拖得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向宁远发动攻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这场大战同样打得十分惨烈，两军阵前死伤无数。守军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皇太极的白龙旗和清方的一座大营帐，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中说，皇太极长子胸口中箭，另一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个报告有夸大之嫌，事实上皇太极的儿子并没有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记载，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又伤亡了不少将士，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两大战役的胜利既没有让大明摆脱困窘的政治现状，也没有为袁崇焕个人带来更好的命运转机。相反，两场胜利换来的依旧是对人性的考量，是嫉妒与迫害。七八月间，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京城内外由于宁锦战功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也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其中，以魏忠贤的那位侄子累积之下连升九级的军功为最高。袁崇焕仅仅加衔一级。魏忠贤手底下的一个亲信有些看不过去，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给袁崇焕。天启皇帝斥责道：“袁崇焕议和这件事，所误不小。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你少在这儿卖好。”

山河震荡，风雨飘摇。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弹劾下，袁崇焕被昏庸的天启皇帝罢职，返回故乡——广东东莞水南村。心有不甘的袁崇焕在离开宁远时，也只能徒唤无奈。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大劫难和大幸运真如过山车一般。这时的他不过四十岁左右，正值壮年，也是政治上趋于成熟的年龄。袁崇焕在一首诗里深有感触地写道：“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侵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任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在回乡途中，到了广州，专门去了一趟光孝寺。身处佛地，他的思绪还是会不自主地回到刚刚脱离的战争场景，那遮天蔽日的血光和眼前的晨钟暮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世茫茫，既然选择走上这条不归路，也就无须再向菩萨低头忏悔。

事后看来，袁崇焕配合皇太极搞出的那场休战议和并不明智。可以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展的一场错误的活动。其直接结果是促成了袁崇焕的离任，也留下了日后被诬陷的隐患。等到他日后复出时，全国的战略布局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复辽计划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欲求守辽西、固山海也不可得了。

作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继任者，他的亲弟弟崇祯皇帝在清除阉党后，那些一度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重新回到帝国权力场中，其中就包括袁崇焕。崇祯皇帝极为认可袁崇焕的价值，也将其视为撑起帝国大厦的最后一根擎天柱。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第一次召见了袁崇焕。

君臣初次见面，崇祯皇帝直接问道：“女真跳梁十载，封疆沦陷。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

袁崇焕慨然道：“如果皇上给臣方便，五年之内，东患可平，全辽可复。”新君刚刚上位，就如此看重自己，这让袁崇焕感到受宠若惊的同时，也让他的内心有所膨胀。或许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轻狂自傲，再加上宁远、宁锦两大战役的胜利，让他觉得战无不胜的后金铁骑也不过如此。

如此大鸣大放的话最易博得君王的欢心，崇祯皇帝也就信了袁崇焕的话，内阁辅臣们也大受鼓舞。其实袁崇焕这时候并没有迷失于眼前的幻象，他为此还专门上了一道奏折。事后看来，这道奏折就像是袁崇焕对自己下一步人生命运的预言。在奏折中，他提出了自己经营辽东有可能遇到的困难。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为此，他提前声明，军队中稀奇古怪之事很多，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几乎是不可能的。崇祯几乎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逼到命运的死角。

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后金也遭遇了粮荒。明末气候处于小冰河期，大旱几乎连年不断，赤地千里，川竭井涸，蝗灾和瘟疫乘势而起，几乎席卷了整个帝国。

三月初，边境各地流言四起，传言蒙古人正在储备南下的军粮。翰林院编修陈仁锡正好巡视边关，他急奏朝廷：喀喇沁蒙古部落一万男丁，其中八千在宁远关外运输明军军粮，其中还有四百多后金的八旗男丁。崇祯皇帝大惊，他立刻下令严责蓟州督师袁崇焕：“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籍寇资盗，岂容听许？”

宁远外边有一个前屯卫，前屯卫附近有个南台堡，袁崇焕在那里跟蒙古人做起了粮食生意。崇祯皇帝要求立即中止卖军粮给蒙古人的行为，并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

袁崇焕说，开市只是为了安抚附近的蒙古人。后金兴起后，不断和蒙古各部发生战争，蒙古各部不敌后金，一部分选择了投靠后金，一部分选择了与明朝联合抵御后金，还有一些部落则摇摆不定。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蒙古各部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所以拉拢蒙古各部是战时所需，不可不做。

自从袁崇焕保证五年完成平辽大业以来，崇祯皇帝还没有驳回过袁崇焕的奏章。所以崇祯皇帝权衡之下，又一次给袁崇焕开了特例，允许他计口给粮。也就是统计人数，按照这个蒙古部落的人口数进行粮食交易。做个简单的类比：面对蒙古这些饿狼，袁崇焕是扔几块肉，任凭饿狼自己抢；崇祯是拿着肉一个个喂。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何况旁边还蹲着后金这只猛虎，肉自然是越快扔出去越好。

袁崇焕开市卖粮的做法在中央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帝国上空为他高悬的那把利刃也正在缓缓落下。身为局中人的袁崇焕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命运的泥沼中高歌猛进。其中最为人诟病，也最令崇祯皇帝耿耿于怀的，就是杀死毛文龙。

毛文龙占据皮岛，拥兵自重，袁崇焕一直以来视其为祸害。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离京前夕，大学士钱龙锡亲自到袁崇焕寓所，咨询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方略。

袁崇焕说：“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则处之，易易耳。”袁崇焕必定十分清楚，擅杀主帅的做法太过冒险。因此，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毛文龙为己所用。毛文龙本人也很清楚袁崇焕到任之后策划东江的种种举措是为了逼自己就范，迫使自己为其所用，无条件地支持他。

“用则用之，不可则处之。”袁崇焕努力争取实现前者但也作了应付后者的充分准备，结局取决于毛文龙。此时的毛文龙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摇他安坐岛中、富拟王侯的利益。对他来说，忠君爱国、气节风骨之类的羁绊不足挂齿。当处境日危时，他甚至想到过与皇太极密谋图明、中分天下，并与皇太极讨价还价，准备献岛降金。

袁崇焕已得到毛文龙图谋叛明的密报，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两人会见于旅顺以西的双岛。袁崇焕仍晓以国家利益、动以思乡之情，甚至提出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的妥协方案，苦口婆心，反复开导三日三夜，毛文龙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权衡擅杀主帅与延误五年复辽二者所失孰大之后，毅然采取极端手段。他在写给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信中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袁崇焕效提刀之力。”

在袁崇焕看来，只有拔掉毛文龙这颗钉子，他才能成为实至名归的辽东主帅，并且是唯一的主帅，更主要的是能够借此解决辽东的“人事问题”。为了逼毛文龙就范，袁崇焕先是断绝东江粮饷八个月，饿死东江镇军民无数。然后又拿出尚方宝剑，来一次先斩后奏。他罗列了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然后假借皇帝的名义将其杀死。

斩杀毛文龙时，袁崇焕的亲信中军何可纲对他说：“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事后看来，这样的话很有先见之明。

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正忙于实行南路战略部署的时候，后金已绥服宁锦以北的蒙古各族。如此一来，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疯狂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然后将其除掉。客观地说，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机不对，就好像给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动手术，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后遗症。杀毛文龙对袁崇焕来说，不但没有提升战斗指数，反而削弱了己方力量；对皇太极来说，可以大大减轻他的压力。

沉浸于复兴帝国大业迷梦的崇祯皇帝倾全国之力支持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身处紫禁城的他有自己的心理底线，那就是后金军不能跨越长城一步。越怕的事越要来。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日，皇太极率领清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了袁崇焕苦心经营的防线，选择大明边防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举入侵。后金部队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就攻下遵化。

按《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也就是说，皇太极跨过长城之时，就是袁崇焕死期临近之日。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袁崇焕在皇太极出兵二十八天之后的十月二十九日，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才获知皇太极的军队已经跨过长城的消息。一直以来，他以为只要在宁远、锦州一带把防御工事筑得牢牢的，意图南犯的后金部队即使插翅也闯不进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袁崇焕从宁远经山海关、中后所日夜兼程，回京勤王。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的部队入城。就连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有人说君王太过无情，但一个被十万军队围城的皇帝，他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忧惧难安。也就在一年前，刚刚当上皇帝的他把袁崇焕当作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不放。对方也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五年收复全辽。

一切就像是一场梦，那个口口声声要拒敌于长城之外的袁崇焕却将战场摆到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两军在德胜门和广渠门展开殊死相搏，袁崇焕驰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做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是以九千孤军当十余万大军。

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让崇祯皇帝和他的官员百姓看得心惊肉跳。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皇太极在诸贝勒面前说：“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一切都太晚了，袁崇焕的英勇形象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并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他的理由是，保卫京师的军队人数太少，等关宁步兵赶到，再出城和清兵决一死战。

此时清军蹂躏京城的行为已引起全城怨怒，百姓风传袁崇焕通敌、召敌也不是空穴来风。从“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怜”这首民谣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对袁崇焕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不可能有自我辩护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选择在这时候再相信他。

有御史上疏，称袁崇焕通敌。被愚弄的北京老百姓感到十分愤怒。这些民间谣言不仅破坏了袁崇焕军队的战斗力，更撕裂了京城军民同关宁军队的血肉联系，导致了“声声口口只说辽将、辽人都是奸细”的恶劣后果。其实早在袁崇焕与后金军队决胜关外之时，明朝境内就开始大量流传有关袁崇焕投敌的谣言。

谣言来自两方面：一是后金所制造，二是阉党残余分子的攻击。在崇祯皇帝上台后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遭到了清算，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同阉党有联系的明朝官员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打击在朝的东林人士，不断对袁崇焕等人发动进攻。

城外是敌人，城内也视自己为敌人，袁崇焕就这样成了全民公敌。一年前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奏疏里，预言过眼前的一幕。可是他没想到，现实要比自己想象的糟糕一百倍。他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在证明那些山呼海啸的指控，他欲辩无言。

谣言可以让真相更像谣言,让谣言更像真相。当真相混杂于谣言之中，人们自以为了解了真相，可他们又不完全相信真相，从而彻底丧失对真相的辨别能力。崇祯就像是一个输得急红了眼的赌徒，将自己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都押在了袁崇焕一人的身上。对于袁崇焕来说，这无上的荣耀背后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崇祯皇帝见袁崇焕迟迟不肯将所有援兵调来守北京，更加疑虑难安。皇太极的十万铁骑在德胜门和广渠门日夜攻城，皇帝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这时候的他恨不得帝国的所有军队都赶来勤王，可袁崇焕总是以兵力悬殊为借口，始终不愿与其决战。崇祯真的愤怒了，他将大兵压境带来的恐惧和江山危急产生的挫败全部发泄到袁崇焕身上。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再次于紫禁城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将领。崇祯逼问袁崇焕：“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言下之意，你袁崇焕不是早就与皇太极勾结好了吗？既然以前杀了毛文龙，那么事到如此还犹豫什么？

“五年复辽”的誓言成了愚弄君王的戏言，“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的承诺也成了巨大的讽刺。帝国已岌岌乎大厦将倾，崇祯当然要惩治元凶，这个责任人除了袁崇焕，还有谁能担得起？

十二月初二，皇帝下旨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关门远来入援，立志杀贼。崇焕却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以致贼擒掠，言之不胜悼恨。今将崇焕革职拿禁。”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崇祯一概不准。

尽管身陷囹圄，皇帝还是一次次地派大臣前去劝说袁崇焕写信给他的部下，要他们前来抵御皇太极。袁崇焕悲愤至极，但心念苍生，依言写下救援书信。

崇祯三年八月，崇祯召见群臣，他说：“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依律磔之！”这位卫国功臣，要被处以凌迟之刑。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在处决犯人时，将犯人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去，使受刑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祸害国家的大太监刘瑾享受到了这一待遇，而为国效忠的大英雄袁崇焕也同样领到了这一“奖赏”。大太监刘瑾的凌迟，总共持续了三天，共4700刀。而一个英雄究竟能够承受多少刀，史料没有记载，或者说不忍记载，但根据明朝的凌迟惯例，应在3000刀以上。

大军压境，伴随着近乎疯狂的烧杀抢掠。人间地狱式的战争气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回忆，四处传播的谣言，把人们的恐慌、愤怒、焦虑、无助混合在一起。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一刀刀地将他身上的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袁崇焕故意引来的。

袁崇焕的皮肉已经刮尽，人还没死。刽子手回忆说，他分明听见袁崇焕的心肺之间，发出了一种声音，久久不绝。这位职业刽子手承认，自己一生中杀人无数，但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少英雄，可英雄也救不了一个走向衰亡的帝国。在这样一个山摇地晃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崩溃、道德与伦理破产。在血光冲天的时代更替中，到处是混乱的逻辑和空洞的情感。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拼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的百姓。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崇焕的坟墓旁边。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

事实上，从崇祯三年（1630年）开始，就预示了这位亡国之君根本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袁崇焕是大明帝国唯一一位连续两次重创清军的将领。如果崇祯皇帝能够给予他足够的信任，袁崇焕很有可能成为力挽狂澜的历史人物。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面对这摇摇欲坠的江山，固执己见的崇祯很容易就走进皇太极为他量身定制的陷阱。而袁崇焕之死，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这个王朝在将袁崇焕送上祭坛的同时，也将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而祖大寿的外甥，正是后来的吴三桂。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己卯时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剃去自己的长发，正式降清。在经历了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后，就算是英雄也开始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终于低下那颗桀骜不驯的头颅，任长发随风飘落。山海关的大门轰然打开，大清军队如潮水般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