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属于互联网，正如美国的镀金时代属于铁路。这两个时代，都面临了席卷全球的巨大创新力量。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国家大政方针，甚至是艺术品市场。在美国，如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所提醒：建成世上首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是美国人民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堪比赢得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度。1863年，那个巨大的工程破土动工。当时，美国南北战争交战正酣。美国横跨大陆的铁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一项集体创作。参与者中有冒险金融家，有战场经验丰富、习惯于指挥或服从命令的退伍军人，还有大约14000名中国移民劳工。中国劳工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找到工作，在筑路劳动力中占据了三分之二。据说，一位金融家曾对此评论道：“毕竟，中国人知道如何建造长城。”

从全球视角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做出了使用蒸汽动力和钢制品的决定。自此，“铁马”动摇了既定的军事战略模式。1888年，年轻的柯曾勋爵在一个遥远、完全不同的地区，成为首位乘坐俄国刚竣工跨里海铁路火车的英国乘客。即将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他，立刻领会到那条铁路严峻的军事意义：沙皇军队可通过铁路，迅速大规模调动，不再依靠马力缓慢抵达激战的遥远前线。英国防卫印度的能力，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几年后，俄国建成了跨西伯利亚铁路，那是全球最长的一条连绵不断的铁路（约8590公里）。有多达20万名中国劳工，用汗水和肌肉参与了那条铁路的基建。柯曾勋爵在英国纽卡斯尔举办了一个讲座。当他细述那些铁轨的战略意义时，他从前的牛津大学同学、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被深深迷住，很快成为“地缘政治学”悲观的创始人，以一种全新方法，对战略风险进行判断。

人算不如天算。“火车头上帝”的助推，吹大了西方艺术品市场上的东方瓷器泡沫。19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草原之州的小麦开始涌向全球市场，世界谷物的价格大幅度下跌。此举带来的结果，是消减了英国土地贵族的收入，促成了家传艺术品的拍卖销售，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中国瓷器。

然而，铁路革命也带来了一个罕见荒谬的副产品。它培育了美国富裕收藏家对亚洲文物的新一轮激情。那些文物反过来，又与中华帝国境内的铁路延伸有关。中华帝国大地挤满了贵族墓葬。筑路的工人们会无意或有意挖掘它们。在收藏亚洲艺术方面，巴尔的摩的显贵威廉和亨利·沃尔特斯一马当先。1886年，在纽约一场拍卖会上，他们以18000美元的高价，拍下了一件中国瓷器“桃花天球瓶”，令人瞠目结舌。

在猎取亚洲艺术新一轮激情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标杆是查尔斯·朗·弗利尔。他属于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者，以制造有轨电车赚得万贯家财。弗利尔花费了大量钱财前往日本和中国旅行、收集世界级艺术藏品。同时，弗利尔获准在华盛顿建立了一座艺术博物馆，成为首家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随后华盛顿国家广场又建起了6家同类博物馆。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弗利尔迫切要求采取前所未有的切实行动，对危在旦夕的中国文物予以保护。此举虽然徒劳无益，但令人称赞。然而，这位不近情理的工业巨头，在现有的佛龛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合适位置。他身材瘦削，性格孤僻、挑剔、别具一格，留着英国画家范戴克式的胡子，还打理得整整齐齐。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说，弗利尔是典型的孤独者，他“把自己裹入蚕茧，与其所处时代的卖弄、喧闹、华丽相互隔绝”。底特律的竞争丛林中你死我活，即便在那里，弗利尔也培育了“一个私人世界：文雅、宁静、出类拔萃”。他是一位不知改悔的单身汉，结交了许多意志坚定、不按常理出牌的唯美主义者朋友，例如，美术博物馆学者欧恩斯特·费诺罗萨，以及美国最怪僻的画家、反物质主义叛逆者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因此，弗利尔收藏了最完整的惠斯勒代表作，包括内有青花瓷装饰的孔雀屋）等。

1900年，由于一直以来对物质的敏锐追求，时年44岁的弗利尔，已作为百万富翁享受起半退休式生活。这样的生活与他的性格很不相符。几年后，弗利尔这个标新立异的艺术爱好者，又干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设法说服了缺少文化的华盛顿官员，同意为他视同己出的异国藏品提供一座城堡。此举史无前例。因此，弗利尔为自己赢得了一句墓志铭，与在圣·保罗大教堂地下室授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那块墓碑类似，上面刻着：“如果你在寻找他的纪念碑，四处张望即是。”

1856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出生于纽约州金斯顿市，属于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为躲避宗教迫害，胡格诺派教徒逃离了法国。与许多其他异教徒一样，他们在美国的哈得孙河谷，找到了受人欢迎的庇护所。弗利尔的父亲，是一位家畜饲养员和驯马师，没有多大的本事。弗利尔在14岁时辍学，先是在附近的水泥厂打工，之后到市里的一家杂货店当记账员。在那里，他在新成立的金斯顿—锡拉丘兹铁路公司找了份差事。该公司的办公室与杂货店同在一座大楼。作为当地工薪阶层的出纳员，弗利尔出类拔萃，成为上司弗兰克·赫克的明星门生，并在公司迁往底特律时与其一起工作。在底特律，两人一起爬上了美国“半岛车厢厂”的管理层。那家公司兼并了十几家其他公司，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车厢与铸造公司”，并很快成为美国火车车厢的全能制造商。

查尔斯·弗利尔不仅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会计，也是一位喜欢挑剔的公司副总。然而，作为19世纪80年代一位冉冉上升的底特律公司高管，他没有随波逐流。赫克上校（西美战争期间，赫克在军队短暂服役，之后自封为赫克上校）建造了一座艳俗的建筑，模仿的是法国带角塔城堡。他的小兄弟、合作伙伴弗利尔则不以为然，在毗邻的一块土地上低调行事。弗利尔用金斯顿当地产的紫褐色石材，建造了自己的木瓦风格住宅。室内的特色是非正式镶嵌家具和敞开式大空间平面布置。弗利尔住宅的设计者是威尔逊·艾尔，一位具有当代意识的费城建筑师。按照弗利尔的个人喜好，室内有大量刷漆的木制家具。弗利尔在那栋住宅，款待从底特律行家中挑选的朋友，分享自己探索美国东海岸艺术世界时的奇闻趣事。19世纪90年代期间，弗利尔不但定期前往欧洲旅行，在那里与惠斯勒会面（地点是他位于伦敦切尔西区的私宅）。弗利尔还在意大利卡普里岛购买了一处别墅，作为与审美情趣相投朋友们的聚会圣殿。在那里，他与艺术家洛美因·布鲁克斯（以创作雌雄同体的女人肖像为人所知）及其他男性伙伴成了朋友。弗利尔还探索了卡普里岛附近的马托马尼亚洞窟，与朋友们一起吟唱波斯诗人奥玛开阳的诗句。

那时，弗利尔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收藏细菌。去纽约旅行期间，他开始购买当代欧洲和美国的版画和素描，直到1889年，日本水印版画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一年，弗利尔在葛洛里埃俱乐部参观了一个日本水印版画展，那是美国首次举办此类展览。同时，费诺罗萨刚到波士顿美术馆任研究员不久。在其影响下，弗利尔扩展了自己对亚洲艺术的兴趣。他经常定期拿出200美元或更多，作为“专家服务费”酬谢费诺罗萨研究员，请其为自己可能进行的藏品征集提出建议。对于自己在纽约曼哈顿结交的其他艺术家，弗利尔也对他们的意见孜孜以求。1889年，弗利尔拜访了德莱特在纽约的工作室，购买了他刚刚完成的首幅画作。那是一幅朦胧景物画，与惠斯勒的绘画风格相似，描绘了月光下散发着微光的大干草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弗利尔选择收藏的美国艺术品中包括了温斯洛·荷马、阿尔伯特·平卡姆·赖德、约翰·辛格·萨金特以及阿博特·亨德森·塞耶的作品。至今，那些艺术家仍备受尊敬。

多次前往欧洲旅行期间，弗利尔精明地探索了处于最前沿地位的视觉艺术。在巴黎，他与美国画家玛丽·卡萨特共进晚餐，拜访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工作室，还接受了神交密友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惠斯勒的妻子碧翠克丝身患癌症，是一位铁杆爱鸟者。1895年，弗利尔准备前往印度，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旅。惠斯勒问弗利尔，能否想办法为妻子买一只很特别的鸟，一种拥有蓝金色羽毛的印度鸣鸟。弗利尔一口应承下来。抵达加尔各答后，弗利尔买到一只活蹦乱跳的鸣鸟，说服一名英国船长在回国途中予以照顾，并亲自把那只小鸟送到艺术家惠斯勒的手中。尽管困难极大，那个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于是，那只印度鸣鸟来到惠斯勒位于巴黎左岸鲁杜别克大街110号的家。它进入鸟笼，与一只白鹦鹉和一只嘲鸟做伴。1897年3月24日，惠斯勒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伤心地给弗利尔写了封信：“请允许我首先对你说，我亲爱的弗利尔，你的‘蓝金色小女孩儿’真是尽力表现得极其可爱！”惠斯勒写道，在妻子弥留之际，“那只奇怪的野生小精灵站立起来，一直唱个不停，仿佛它之前从未歌唱过——那是一曲太阳之歌！一曲欢乐之歌！也是我的绝望之歌！它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那只小精灵淹没在自己欢快的嗓音里，成为一个永不泯灭的惊奇！”

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收藏家，弗利尔对远东情有独钟。起初，他收藏日本艺术，之后是古老“中央帝国”鲜为人知的书画和雕塑。不过引导他征集收藏的，并非只是审美。从本质上讲，弗利尔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买卖人。他大肆买入的亚洲艺术品征集，几乎都是再划算不过的交易。弗利尔曾4次前往东亚，分别是1895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至1911年。随着藏品征集从零售转向批发，弗利尔每到一地，便习惯于寻找、观看私人和公共收藏。约翰·波普曾担任过弗利尔美术馆馆长，他恰如其分地评价道：“翻看弗利尔的日记，以及他那些年的通信描述，可以看出，弗利尔在旅行中学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他对自己的见识又是如此谦虚。成为公认的重要收藏家后，他仍然是谦谦君子。”需要指出的是，弗利尔在远东旅行时，正值中国清朝处于麻烦不断的最后二十年。毫不夸张地说，火车对中国产生了地动山摇的影响。

对铁路革命而言，中国是一位相对后来者。其中主要原因，是19世纪80年代宫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为此展开的不休争论。反对者宣称，铺设铁轨，会使中国更加依赖外国列强。它们相互竞争，已把大清帝国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历史学家林成（音译Cheng Lin）进一步写道，保守派担心铁路会惊扰祖先陵墓，“会助推观念和影响力传播，进而颠覆中国人民的宗教和道德。铁路的邪恶影响，甚至可与洪水猛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相提并论”。改革派则强调，“铁路在粮食运输、赈灾、贸易、开矿、收税和旅行等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军事用途，应毫不犹豫开始建设铁路”。

1894年至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颜面扫地。正因为此，改革派以军事为由，最终战胜了保守派。据林成的详细统计，自1897年至1904年的7年间，“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和贷款和约，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因此，到了1898年，英国在中国获得了总长为45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特许权，随后是俄国的2462公里，德国和比利时并列第三（各为1126公里），法国和美国远远落后（分别为676公里和483公里）。林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铁道部的顾问。他写道，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列强瓜分了铁路的特许筑路权。他补充道：“在那些年，大清帝国的不同地方零星发生了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袭击肯定反映了公众愤怒。反外运动四处蔓延，直到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外国列强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特许权，应对发生那场运动负主要责任。”上述判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

中国发生的铁路动乱及其产生的副作用，对弗利尔发现、欣赏中国艺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着钢轨在中国大地交织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产生了。工人们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历代墓葬，源源不断地把高质量文物送进苏醒中的艺术市场。而且，铁路使弗利尔得以穿越中国旅行，研究新的出售物，并向两位受其尊重的顾问咨询：一位是天津的收藏家、政治家端方，另一位是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

毫无疑问，福开森对中国情况和古代文献的了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西方人。自1887年21岁时抵达，到1943年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离开中国时，福开森已被日本人拘留，作为战时交换俘虏登上了瑞典和美国合营的“克瑞普斯霍姆”号邮轮。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是一位受命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福开森所属教会把他派往中国，目的是建立南京大学。完成任务后，福开森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他拥有了一家上海报纸，并为外国企业和艺术收藏家活动出谋划策。

1992年，沃伦·科恩出版了《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福开森坚信，“他在中国可以学习，也可以给人上课。中国文化值得学习”，那使他变得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福开森不但为新大学寻找学生，也寻找可以担当自己老师的学者、官员。福开森把美国的数学、化学课本翻译成中文，“还拥有丰富的中国艺术和艺术批评知识，能够撰写有关那方面的书籍。那些著作至今仍被美国官方使用”。

那时，美国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们并不乐意欣赏福开森取得的成就。其中许多人更是将中国艺术不同的流派等同于费诺罗萨的形式主义和媚日审美。因此，1913年，当福开森受人委托，将其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是拒绝接受福开森的一幅中国绘画。该馆部门主任说，他不会为那幅绘画支付哪怕10美元。那幅画作便是据传属于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图》。现在人们认为它是南宋时期对公元5世纪原作的复制品。幸运的是，弗利尔独树一帜，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在弗利尔美术馆藏品中，那幅曾饱受争议的手卷，绝对属于举世无双的最好的中国绘画。

弗利尔是单身汉，没有直系后裔。早在20世纪初，弗利尔已经意识到艺术收藏会成为他不朽的遗嘱。为何不把它们作为礼物奉献给美国人民？如此，还有比国家首都华盛顿更好的地方吗？那时，华盛顿对艺术品的敬意远不及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令美国人汗颜。1904年，怀揣那个目标，弗利尔直奔华盛顿，向史密森学院的秘书塞缪尔·兰利投石问路。兰利秘书对此表示了兴趣，称美国国会已在理论上同意创建一家“国家艺术博物馆”，只是还未出台清晰的具体方案。1905年，弗利尔正式提出把自己的珍藏捐献给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会，拟捐赠藏品的总数约为2000件，包括三部分：弗利尔在近东征购的文物（主要是埃及）、杂七杂八的美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惠斯勒作品，他的名声已经开始飙升），以及亚洲绘画、瓷器和雕塑（在他看来，所有藏品都具有“和谐精神的启示，扩展审美文化的能力，以及提升人类心灵的美质”）。弗利尔为此提出的条件也是坚定不移：“他将继续增加捐赠，资助博物馆场馆建设。但是，他的藏品不能出售一件，也不能出借给其他任何地方。”

当时，华盛顿没有任何国际认可的艺术博物馆。而史密森尼学会则被昵称为“美国的阁楼”，在它的展厅里，充满了科学发明、自然历史标本、人种学和历史学纪念物品，其中夹杂着零星艺术品。此外，由私人捐助、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科科伦美术馆，则主要收藏五光十色的美国艺术品。总而言之，在美国首都，没有一座公共美术馆能够与一座普通的意大利大区博物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超越了。

弗利尔捐赠的消息公开后，他惊喜地发现，美国主要报纸都发表社论对此表示欢迎。谨慎的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们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弗利尔拟捐赠藏品进行审核。该委员会成员中并未包括任何亚洲艺术专家。那时，弗利尔的藏品仍保存于他位于底特律的家中。该委员会的领导是兰利秘书，成员包括密执安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前密苏里州议员约翰·布鲁克斯·亨德森，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以及万能的项目联络员、贝尔的女儿玛丽安。他们用了5天时间，对弗利尔的珍藏进行核查。后来，玛丽安·贝尔对他们的评估给予了如此描述：“对那些无价东方艺术品的所有看法，被亨德森议员一言以蔽之：‘那些藏品都是各自类型的尤物。但是，那些类型真是让人抓狂！’”

然而，弗利尔在白宫找到了一位强大盟友。罗斯福比任何前任美国总统都更加关注亚洲。1898年，当西奥多·罗斯福还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时，他便大胆命令海军上将杜威的太平洋舰队开进马尼拉湾，从而在菲律宾插上了美国星条旗。1903年，罗斯福在旧金山做总统演讲时，对一群疯狂鼓掌的听众说，“我们强有力的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太平洋的顶级强国”，尤其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指日可待。“来到太平洋海岸之前，我是个扩张主义者，”在一片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中，罗斯福声嘶力竭地喊道，“来到旧金山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任何人……除了成为扩张主义者，还能成为什么。”

出于地缘政治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弗利尔，支持他的捐赠。1905年12月13日，总统先生给史密森尼学会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其接受弗利尔的藏品，包括“中国和日本最著名古代大师的数百幅作品”。如果学会董事会反对，总统补充道：“那么，我将有义务采取其他方法，努力避免美国政府失去一批最有价值的收藏，那也是任何个人捐给任何国民的最有价值收藏。”1905年12月14日，罗斯福邀请犹豫不决的董事们来白宫参加晚宴，对弗利尔捐赠事紧追不放，视其为美国到达鼎盛时期的象征。罗斯福弱化了此事带来的法律问题，放大了捐赠的重要意义。1906年1月4日，一封电报通知弗利尔，他提出的条件已获得了史密森尼学会同意。以华盛顿办事标准看，此事办成的速度如同坐了喷气飞机。

弗利尔再次踏上了征途：公路、海路、铁路，为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博物馆寻找新的珍藏。这样的生活在1911年之前一直是他的常态。如阿莱因·萨里嫩所写：“弗利尔，那位热心、勤勉的业余收藏家，在为自己和国家不停买入。他到哪里，都如入无人之境。他是一位潇洒、做事缜密的绅士，总是摘下他的圆顶礼帽、草帽、黑色小礼帽或白色巴拿马草帽，让所到之处的人们为之倾倒。‘我需要能够得到的所有培训和辅导，’他曾给国内写信，‘在我了解把握前，我不想杂乱无章地胡乱购买。’”

弗利尔注意保持低调，过去他就是靠这个策略获得了生意老伙伴弗兰克·赫克的信赖。弗利尔在北京的目标，是所谓的“鞑靼城”。那片街区已是摇摇欲坠，挤满了古董店。他在那里的酒店租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套房。他对卖家们解释说，自己只是一个小买家，为一家美国拍卖公司进货。“除了两三个可靠的美国人，我不允许任何向我推销东西的人到酒店里看我，”他对赫克说，“以免客人们进入那家又大又气派的酒店（北京六国饭店），摸清我的计划。”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弗利尔补充道，起初，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唐、宋以及元代的早期绘画代表作，结果使他大喜过望：“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6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10倍于那个数字。”总之，“那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收藏！”

弗利尔还向赫克报告说：“此行来去匆匆，我对古老的中国只算是走马观花。但是，它印证了我以前从其他不同渠道获得的印象……与中国相比，日本仿佛只是一个仿真娃娃！”此后，他决定大幅度扩展旅行范围。1910年至1911年期间，他完成了最后一次亚洲之旅。与中国朋友和美国外交官商量后，他准备独自前往中国内地探险，有火车时乘火车；无火车时，在合适的向导和脚夫协助下，利用马车或驮队。他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古都开封和洛阳。那两座城市虽然没有供外国人居住的客栈，却都有外国传教士。弗利尔此次探访了龙门佛教石窟，成为最早抵达的西方人之一。那时，龙门石窟仍是一处土匪与低能政府军刺刀见红的战场。

人身危险无处不在。弗利尔在日记中写道：“在路上，我的摄影师遭遇了石头攻击，右眼受伤严重……现在，伤口的缝针露线，又让他惊奇不已。我的厨师睡觉时也紧握我从北京购买的崭新面包刀……那位摄影师从不睡觉。昨天晚上，当寺庙外面有猫咪号叫时，我的仆人哭泣起来。看来，如果土匪的力量强过我的护卫，我就应该钻入卷起来的吊床里面。”

人们不得不佩服弗利尔的精力和奉献精神，同时也惊讶于他的胆大妄为。清王朝已摇摇欲坠，而龙门石窟又位于北京西南遥远的丘陵深处。带着精美餐食，并在担架手、30名随从，以及一位手持孔雀羽毛的向导的陪同下，弗利尔的行程算不上艰难险阻。当时，龙门地区深受鸦片瘾君子土匪侵扰，弗利尔终于抵达那里时，他的中国向导谨慎地给他派了一名武装警卫。起初他认为此举只是礼貌，直到地方政府逮捕并拷打了两名凶杀嫌犯时，他才深感震惊。

那天晚上，弗利尔正准备入睡，却被警卫的枪声惊醒。警卫解释说发射的是空包弹，目的只是驱赶土匪。弗利尔要求他们别再开枪。第二天早上，弗利尔发现，警卫只是表面服从了命令，他们已悄无声息地割断了强盗的喉咙，尸体就躺在弗利尔的门口。弗利尔坐上一顶轿子，以大无畏精神游览了著名的龙门石窟。艺术史学家海伦·内贝克·汤姆林森大量引用了弗利尔对龙门石窟的描述：

一条狭窄、水流湍急的河流，把龙门两旁的山峰一分为二。在从水面陡然升起的山崖上，开建了成百上千的庙宇、洞窟。龙门石窟有成千上万最精美的佛教雕像，皆从山岩中雕刻而成，高度从5厘米至18.3米不等。神像周围环绕着飞天、花卉、卷云和其他图案，也都刻入山石。所有那些雕像都完成于一千五百年前。雕塑家离开之后，大自然使它们的线条和色调，变得柔和，成为雕塑杰作……我浑身颤抖，激动不已，像白痴一样瞠目结舌……我不是在夸大其词！那些艺术杰作至高无上，使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目不转睛……

弗利尔对龙门佛教石窟感到震惊，神思飞扬。同时，他也遇到了麻烦。离开北京之前，他曾与美国领事馆接触，安排出口一些大型石雕。他对赫克说，他“为此感到羞愧，开口请人帮如此大忙”。但是，事实明摆着，他知道，要得到龙门石窟的东西，“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他也知道，在龙门石窟，他的保镖卫队，也会偷窃他似乎喜欢的东西来博取他的欢心。在提供给他的许多战利品中，有的来自土匪抢劫，有的来自古董商的其他代理。如此说来，弗利尔该如何行事？海伦·汤姆林森描述了他的进退两难：“他是否应该抓住机会，通过保护所得文物为自己的举动辩护，使它们教育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还是该正直地协助中国政府，阻止其艺术遗产大批流失？”

历史记录表明，弗利尔对此是左右兼顾。一方面，到了12月，弗利尔征集的文物总数超过了200件，装满了11个货箱。在大规模征购活动中，弗利尔将文物分门别类，明确哪些东西具有宗教、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哪些属于问心无愧的征集品。“有人怀疑，”海伦·汤姆林森写道，“那些分类，会依据弗利尔的个人风险程度，能否获得成功，以及是否影响他的好名声，变得左右摇摆。”不管怎样，返回美国与底特律新闻记者面谈时，弗利尔说，他打算“请美国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以拯救中华帝国古都的无价艺术珍宝。并通过美国的资助，让中国文物走向世界”。实际上，弗利尔还自己承担了部分经费，尝试实现诺言。

从中国返回后，查尔斯·朗·弗利尔考虑将生命剩余岁月奉献给收藏，将其财富和难得的知识发挥到极致。弗利尔将其理解成三项伟大任务：首先，他希望对自己承诺的藏品进行筛选，去粗取精，淘汰赝品或达不到优秀标准的藏品；其次，他希望与史密森尼学会协商，就以自己姓名冠名的美术馆设计达成协议，他已为该馆建设捐赠了50万美元。最后，他还希望推动具体措施落实，对中国深陷危机中的艺术珍宝实施保护。

与此同时，弗利尔将自己的主要住所迁至纽约，将绝大多数藏品留在底特律保存。弗利尔一直喜欢纽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纽约成了全世界博物馆品质亚洲艺术品的主要市场。欧洲的古董商纷纷提升了纽约分店的档次。其中以中国出生的卢芹斋最引人注目。同样重要的是，清王朝分崩离析后，高品质的中国文物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曼哈顿，附带着真假难辨的皇家身份。弗利尔成为一名活跃的寻宝者和买家，伴随他左右的，还有他的新朋友艾格尼丝·迈耶。当时，艾格尼丝30多岁，与弗利尔关系特别。俩人之间的调情超过了暧昧。艾格尼丝的丈夫是金融家尤金·迈耶（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艾格尼丝魅力十足，伶牙俐齿，回头率高。弗利尔与她结伴参观纽约的主要艺术展览。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传记作家卡罗尔·费尔森塔尔如此谨慎地分析道：“弗利尔对女人有性兴趣。在意大利卡普里岛时，他曾在一处岩洞与建筑师斯坦福·莱特共进晚餐。其间，他邀请了一群意大利少女在他们面前裸泳。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弗利尔患有先天性梅毒，晚年时选择了禁欲生活。对艾格尼丝来说，弗利尔‘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是一位审美家：家居、欣赏美食和美酒，尤其喜爱美女’。”

为寻找亚洲艺术，弗利尔和艾格尼丝成双成对，一起逛遍了纽约的博物馆。弗利尔在遗嘱中规定：艾格尼丝将担任弗利尔美术馆的终身董事，对未来接受艺术捐赠拥有否决权。艺术学者王伊悠对弗利尔所购藏品进行过详细记录：1915年至1919年期间，弗利尔购买了超过1611件藏品，包括从卢芹斋手里买入的124件精品，总价超过90万美元。弗利尔的藏品征集颇具先见之明，包括了大批明代以前的文物藏品。虽然那些早期作品不是那么著名，它们仍构成了当时弗利尔收藏的核心。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艾格尼丝·迈耶评论道：“现在，欧洲学者不得不来美国观看顶级中国绘画、玉器和青铜器杰作，这都是弗利尔的功劳。”

健康每况愈下，依赖的特使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美国决定参与“以战争结束战争”，一切都使弗利尔的工作变得错综复杂。1917年，弗利尔患上了一种使人致残的神经紊乱症，体重降低，导致他难以控制地易怒，记忆力衰退。王伊悠写道：弗利尔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大限将至。但是，他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藉。他相信中国玉器拥有神奇的治愈特质，玉器也确实能被视为一种象征，为患病的现代西方提供某种治疗方法。王博士引用了艾格尼丝·迈耶的话，她评论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弗利尔身患绝症。他会紧紧抓住某些特定玉器，对玉器的安慰和康复能力产生某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即便病魔缠身，弗利尔仍努力配合约翰·埃勒盾·拉吉，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品从底特律以及其他地方迁往华盛顿。拉吉不久后将成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馆长（其父亨利·卡伯特后来成为参议员）。弗利尔的珍藏总计15434件，分为几个部分：1270件惠斯勒绘画、素描和雕塑，包括著名的“孔雀屋”（参见彩色插图1、插图2），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属于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藏品3399件；日本藏品1937件；埃及文物1095件；朝鲜藏品471件；近东藏品5847件（包含一本带插图和细小念珠的波斯古籍孤本）。在弗利尔美术馆总计捐赠藏品中，有大约1万或更多件藏品属于该馆1923年5月3日——该馆捐赠人弗利尔去世4年后——正式开馆后接受的捐赠。

弗利尔对每件藏品的真伪和年代的态度，可被公正地描述为：快乐地听天由命。他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说，未来的“好眼力批评家”，有可能对任何绘画藏品的真伪提出挑战。他对此毫不担心：“有人会大叫一声！那就来吧！我希望那声大喊，能够以某种灵性的方式让我听见。你所说的‘理性和科学时代’也将来临，将使藏品研究觉醒，使我们了解中国如何、为何制造产品——中国的观念、材质、方法、复制，以及为何复制。智者将努力获得知识，而一位愚蠢、爱冒险的收藏家，即便他的花朵带刺，他也会得到谅解。那些尖刺也富有教育意义，对其他人有所帮助。”

关于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未出现多少较真的异议。已选定的美术馆位置显著，位于史密森尼学会管理总部史密森尼城堡的西面。弗利尔厌恶浮华的大理石虚饰，所签建筑合同是一栋传统俭朴的低层建筑，用田纳西州柔和白色大理石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石灰石建造。馆舍里面有宽敞的库房，供研究员对未展出藏品进行研究。整个美术馆建筑上面没有任何地方雕刻有捐赠者全名。入口处也没有招摇展示弗利尔的肖像。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师是查尔斯·普拉特。艺术家约翰·拉法格曾恰如其分地称赞道，弗利尔美术馆浑身上下散发着平静和端庄，是“一处可去清洗眼睛之地”。

1919年9月25日，弗利尔去世。几个月前，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与世长辞。弗利尔葬于家乡纽约州金斯顿市。然而，如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所言，最适合弗利尔的纪念物，是日本人在京都郊区为他竖立的一座纪念碑：“那是一块天然岩石，外观温和而优美。它高91厘米，长1.82米。日本人为弗利尔搞了祭奠仪式，在那块岩石上摆放了清茶和香槟。”

然而，仍有一项重要工作尚未完成。那便是弗利尔协助在北京建立“考古学校”和“国家博物馆”的计划，使中国人拥有技术和动力，保护处于危险境地的中国文物。为此，弗利尔招募了兰登·华尔纳，让他指导开展了一项范围广泛的调查任务，检验弗利尔倡议的可行性。1913年，弗利尔前往中国、印度支那半岛和欧洲旅行，行程近两万公里。华尔纳在所有访谈中都强调（如他给弗利尔的最终报告）说：“我们来到中国，目的是向中国和中国人学习，不是来迁移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文物。我们请求中国的学者，对我们开展的事业给予良好的支持。”华尔纳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弗利尔一直明确指示我，不购买艺术品和文物。开办考古学校时，这一指示也应该成为学校的政策。”华尔纳抵达中国时，新的中华民国已在清王朝灭亡后执政。他与新政府的官员进行协商，包括总统袁世凯、外交部长孙宝琦，以及众多其他官员、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与袁世凯总统会面时，华尔纳回应了考古发掘事宜：“我受命对此明确说明：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没有待开展考古发掘地区人民的衷心支持，那种活动不会发生。”袁世凯总统回答说：“只要你们的计划不打扰现有家族的祖坟，你们一定会获得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民众的支持。”

起初，弗利尔的计划赢得了一片赞誉。但到了后来，一切都走了样。弗利尔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记账员。华尔纳携妻子洛伦在欧洲、亚洲广泛旅行期间，并未像弗利尔一样精心记账。令弗利尔特别恼怒的是，由于担心当地土匪横行，华尔纳没有前往西安。最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腥风血雨，弗利尔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弗利尔的计划泡汤了。扭曲的历史令人悲哀，充满讽刺。此时，如本书第四章所详述，兰登·华尔纳找到了充足理由。他打着拯救文物的幌子，从敦煌揭取了佛教壁画，搬走了菩萨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