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市场的驱动力风云莫测。以英国为例，简单罗列其中原因，便可包括时尚、古董商共谋做局、收藏家之间的竞争等行为，以及不那么明显的原因：谷物价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艺术品销售的飙升令人惊叹，谷物价格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幕后角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对英国农产品需求变弱，英国名门望族的收入和选举权也随之降低。在不列颠群岛，那些人占有的土地多达五分之四。土地贵族急需现金。他们开始出售祖先遗留的艺术品收藏。由此出现的一个副产品，是中国瓷器的供货量猛增。出现那种局面，其潜在催化剂是什么？刘易斯·内米尔是牛津大学的权威解剖学家。1931年，他对此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根据慎重调查，人们将会发现，比起英国前两部《改革法案》（旨在消减英国农村地区在议会中占有过高代表比例），美国小麦的到来，使英国议会下院的构成发生了更大的改变。”

事实的确如此。19世纪70年代，随着铁路抵达美国西部大草原，一车车更廉价的小麦汹涌进入世界谷物市场。英国遭遇的恶劣天气和农作物疫病，更使进口谷物大增，逐渐削弱了英国“议员命令”式的经济基础。戴维·坎南代因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1990年，他出版了《英国贵族的衰退与没落》一书，其中首创了“议员命令”一词。当时，英国的农田，由不超过750户的贵族家庭和邻近乡绅把持。他们领地的平均面积在6万至18万多亩之间。据坎南代因估计，1880年，英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当选议员属于农村寡头集团。到了20世纪20年代，仅有十分之一当选议员与土地有关。

农场收入和立法权减少，税收却有增无减。遗产税也直线上扬，从1894年的8%，飙升至1930年至1940年间的40%。1909年，英国提出对土地收入和资本利润收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对超过1万英镑的收入额外征税。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在剧作《不可儿戏》中，通过布拉克内尔夫人之口，把没落土地贵族阶层的那种凄楚，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活着，被要求交税。人死后，被榨取遗产税。两者之间，再无其他。土地不再带来利润，不再带来欢乐。土地给人地位，却阻止人永久拥有。有关土地的所有说法，都是那么回事。”

英国贵族烦恼不断。要想收支重新平衡，一个明显而充满诱惑的办法，是出售祖传艺术品收藏。土地在贬值，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在攀升。1882年，哈密尔顿公爵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以前所未有的高价卖出了2213件绘画、玻璃器、珐琅器和家具，将近40万英镑收入囊中。紧随其后的是马尔伯勒公爵。1884年至1886年，他出售了一批古典绘画杰作。其中许多离开了英国，因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宝流失的激烈辩论。销售活动吸引了艺术经销商蜂拥而至。亨利·杜维恩及其年仅十几岁、令人惊叹的侄子约瑟夫，成为1886年那些经营活动的开路先锋。

在所有潜在买家中，再没有人比美国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更受人密切关注。摩根经常去欧洲，起初作为学生，后来作为年轻金融家。摩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实力雄厚，绝大多数收益来自钢铁、银行和铁路经营。自1890年起，摩根致力于收藏艺术杰作和信札。杰拉德·赖特林格认为：“20世纪初，由于一个人的努力，使美国人支配了世界艺术市场。”杰拉德对近代艺术品价格进行过全面研究，他在论文中写道：“毋庸置疑，摩根组建了最伟大的个人收藏，包含了有史以来所有时代的藏品。”

摩根的眼神和口齿都专横无比。他手中的拐杖总像军刀一样舞动。摩根厌恶讨价还价，喜欢一举拿下整套珍稀手稿、古典大师绘画或素描，特别是中国瓷器。作为帝国贸易和亚洲战争获胜者的意外所得，英国公爵的领地里拥有着大量瓷器，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特殊艺术。东方陶瓷制作工艺高超，一目了然，触手可及，它们自身还常常附带标明出处和皇家关系的官窑款。可以推测，陶瓷对摩根之类的买家更具吸引力。而中国皇家陶瓷上所绘图案，又都是丰满、快乐的财神、寿星等神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伤害。

然而，收藏瓷器也确实存在消极面。在西方传统中，货真促成价高。中国的陶工则通常把模仿视为某种形式的尊重。长期以来，西方收藏家的主要忧虑，一直是害怕买到假货，尤其是现代技术已使造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正如《圣经》插图对儒教或佛教信徒几乎没有意义，反过来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中国艺术中，有许多微妙的文化、宗教暗示。经过翻译后已踪影全无。想象一下，以亚洲某位收藏希腊彩陶瓶的人为例，他对《荷马史诗》和奥林匹亚的众神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彩陶瓶上的形象暗示，对他又有多大的意义？

即便存在上述消极面，中国瓷器的所谓“五谛”，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在西方艺术市场上享有盛名。第一谛：欣赏中国瓷器的外观和功能，无须掌握特别知识；第二谛：年代本身，即增添了中国瓷器的威望。中国把黏土和金属矿石转化成迷人物体的历史，比所有其他文明都更为悠久（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最终搞明白制造瓷器的秘密）。早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中国的陶工已经烧制出一种特别的黏土，并在其成品上施釉，创造了今日专家所称的“原始瓷”。之后的秦朝和汉朝（前202—220），中国人不仅制造了坛坛罐罐，还大规模生产制造了真人大小的陶质兵马俑。很快，自唐代始贯穿宋代，各种专门瓷窑被指定为“御窑”。其特权之一是，在御窑生产的花瓶上可以描绘凶猛的四爪龙形象。而级别稍低的贵族只能使用三爪龙图案。

总而言之，以各种客观标准看，中国陶瓷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珍贵文化商品。10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横贯亚洲和中东的市场，随后是非洲和西欧。而且，中国的陶工还根据外国买家不同欣赏品位制造特别器皿。“瓷器”（china）一词，之所以象征一个国家，并代表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订制出口商品，原因正在于此。

在此可增加两谛。第三谛：除了陶瓷雕塑艺术，绝大多数瓷器属于可携带艺术品，在军事行动中，可轻而易举地攫取。在外交包裹中仔细包装，也很容易出口。这有助于解释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以及1900年紫禁城被占领后，中国瓷器如何像洪水般涌入西方国家的首都。第四谛不如其他几谛那么明显：18世纪末以来，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主要拍卖公司，均对拍卖价格予以记录。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持续监视所持中国瓷器的现金价格变化。事实上，为区别不同釉料，拍卖图录已演化出一种特别的行业术语（比如青瓷、开片或郎窑红）。很快，收藏家们关注起自己喜欢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最流行的是清代（1616—1911）的一种多彩瓷，尤其是康熙皇帝时期制造的精致器皿。康熙是清代最有意思的统治者，在位时间漫长，但是品味变幻无常。清代黑釉瓶曾因其精美纹饰备受珍视。然而，近几十年来，收藏家们已转而青睐更简洁、单纯、年代通常更久远的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那些由宋代官窑制造的器物。

第五谛：中国瓷器风靡一时，与19世纪美国企业大亨的崛起不期而遇。大亨们忧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出了崭新的需求呼吁。暴富者及其家庭向室内设计师或装潢师寻求专业建议，将居所装扮得充满浓郁的富豪氛围。20世纪伊始，似乎很少有藏品能像康熙青花赏瓶或敞口罐那样，它们既能吸引观者，又能借以展现收藏者的内心世界。把它们敬放纱幔展台或特制展柜时，特别能表现出那种意境（更有甚者，早在三千年前的风水学中，中国就有了期盼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提出了五行相生原则：金、木、水、火、土，并将其运用于家居设计）。

这种现代西方收藏观念盛行于世，1900年前后，出类拔萃的古董商杜维恩兄弟，在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商行的橱窗中，将中国瓷器、家具和挂毯一并展示。（橱窗内的新奇光电照明也使人眼前一亮。）约瑟夫·杜维恩不久后继承叔父、兄弟和堂兄弟的衣钵，成为其家族公司乃至其所处世纪的著名艺术经销商，几乎支配影响了其客户家中的内部装饰设计。2007年，《伯灵顿杂志》的一篇文章谈道，1915年，亨利·克雷·弗里克向杜维恩支付了500万美元，用于购买诸如壁炉架、法国家具和中国瓷器之类的东西，并为其拥有的法国画家琴·奥诺尔·弗拉戈纳尔的系列绘画提供珠联璧合的装饰物。约瑟夫爵士（他于1919年获此头衔）一旦看到谁家客厅有壁龛，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上面摆得满满当当。

在美国镀金时代，许多豪宅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由于那里存在大量空空荡荡的壁龛，中国瓷器成为高档起居室的一种标准配置装饰，也就不足为奇。如我们之前所述，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常常满载中国的外销瓷器从广东返航。其中最流行的是姜罐、大盘子、茶壶和赏瓶。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亚洲瓷器不仅成为一种新奇装饰，也成了一种投资。随着与远东之间贸易活动的增多，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品，也变得越发痴迷。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引发形成了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现象，进而使西方对东方的痴迷愈演愈烈。伦敦世界博览会仅举办了5个月，吸引的观众有600万之多。随后再度上演的世界博览会活动同样大获成功。首先是伦敦（1862年），之后是巴黎（1867年）、维也纳（1873年）、费城（1876年）、重返巴黎（1878年和1889年）、芝加哥（1893年）和圣路易斯（1904年），加之其他几个举办地。在每次博览盛会上，美国观众都充满好奇。他们怀揣美元，不但仔细观察其他西方国家的工艺品，也对主题馆陈列的新奇有趣的亚洲艺术目不转睛。

在那些入迷观众中，有美国巴尔的摩商人威廉·沃尔特斯及其儿子亨利。他们属于美国内战后收藏高端东亚瓷器的先锋。老沃尔特斯还建立了另外一个基准，他委托出版了10卷带有豪华插图的《东方瓷器艺术》一书。那是一套有关他个人收藏的图录，由英国著名瓷器鉴赏家之一的斯蒂芬·布谢尔编撰注解。沃尔特斯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与中国和日本艺术不期而遇，开始对它们产生兴趣。（从此，布谢尔所编撰图录，成为对某位真正收藏家地位认可的标志。）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沃尔特斯是白手起家，基本上也属于自学成才。他成长于宾夕法尼亚州，1841年移居巴尔的摩，在那里迎娶了埃伦·哈珀。他的老丈人是一位事业有成的食品批发商。沃尔特斯本人经营谷物，同时销售“美国最好、最大批量生产的‘老黑麦威士忌’”，获益丰厚。然而，沃尔特斯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白手起家的大款，在于他对视觉艺术有着见多识广的兴趣。19世纪50年代，沃尔特斯开始收藏美国哈得孙河画派艺术家的作品，并为此寻求塞缪尔·帕特南·艾弗里的建议，很快变成了纽约最重要的艺术经销商。后来，由于得到沃尔特斯提供的征购经费支持，艾弗里同意与那位幕后合作伙伴均分销售利润，包括曾在沃尔特斯所属知名画廊展示过的欧洲、美国艺术品。

因此，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时，沃尔特斯已是艺术界的圈内人士。美国内战，使边境地区的马里兰州陷入愤怒对立之中。沃尔特斯生为北方人，却对南方抱有同情。他在梅逊—狄克逊分界线两边均有朋友和生意联系，因而选择了自我流放，前往世界艺术之都巴黎。那时，法国正处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上升的顶峰时期。沃尔特斯及其家人，包括妻子埃伦、儿子亨利、女儿珍妮，在巴黎第一区找到了合适住处，与拿破仑三世那座辉煌都城杜伊拉里宫、卢浮宫和时髦咖啡厅只有散步之遥。沃尔特斯通过乔治·卢卡斯进入了巴黎时尚界。卢卡斯从美国移居法国，精明过人，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担任美国一些重要收藏家的代理。很快，沃尔特斯不但与一流艺术家会面，还委托他们创作作品，包括法国画家杜米挨的水彩画《公共汽车》。

沃尔特斯一家省吃俭用，游历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1862年10月，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观看大家议论纷纷的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沃尔特斯夫妇先是体验了一把灵光一现，随后又遭遇了一场悲剧。在世界博览会东方展区的展品中，有初出茅庐的日本艺术品和各种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英国军队最近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的文物。文物中有一幅据说与皇帝宝座有关的屏风画，一副棋盘，以及“一个用厚金包裹的头盖骨，据说是孔子的头盖骨”。展品之中也有卢瑟福·阿尔科克爵士收集的日本艺术品。他曾担任英国驻中国的领事，之后任英王陛下政府驻日本的特派公使。在他的藏品中，有数百件漆器和镶嵌木器、大量横滨瓷器、大阪陶器，以及五花八门的纺织品、青铜器和编织物。威廉·沃尔特斯自传的作者威廉·约翰斯顿断定，正是伦敦这场“在西方史无前例”的世界博览会，激发了“沃尔特斯收藏远东艺术的兴趣，使他在美国开创了在此领域收藏的先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1月份的伦敦天气潮湿，沃尔特斯的妻子埃伦总是虚弱不堪，身染肺炎，在40岁时去世。沃尔特斯一直没有再婚，他的儿子亨利也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说，他的艺术品收藏变成了家庭的象征。返回美国后，沃尔特斯在美国东海岸铁路经营集运生意，并获得成功，其子亨利也生龙活虎地继续从事那项事业。之后维也纳、费城、巴黎和芝加哥举办博览会时，父子俩不仅是观众，也是博览会的赞助者或委员，借机大肆扩充他们的收藏。虽然老沃尔特斯不愿抛头露面，但是他身材魁梧、白须飘逸的固定形象，仍在纽约精英俱乐部中为人熟知。衣冠楚楚，当时还稍显瘦削的小沃尔特斯也是如此。

1886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只中国瓷瓶，它通体粉釉中夹杂绿釉，被称为“桃花天球瓶”。拍卖竞争激烈，沃尔特斯父子以匿名方式竞拍成功。父子两人的身份被确认，不情愿地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件“桃花天球瓶”的落槌价达到18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令人目瞪口呆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纽约时报》认为，那件瓷瓶的来源令人怀疑。据说在北京时，它以250墨西哥银元出售。因此，那个拍卖落槌价格显得非常荒唐。该报评论道，毕竟，“公众没有拥有‘桃花天球瓶’，也不急于那么做。但是，对于那些厚颜无耻、以引人发笑的方式寻求‘桃花天球瓶’的人，公众赞成他们拥有一两件，使其如华尔街某只股票一样繁荣，让‘桃花’盛开”。几天以后，《纽约时报》再度发声，以模仿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老水手行》口吻，将评论题目恶搞成了《桃花瓶行》，其中诗句如下：

穿越海洋，古董商们怀揣梦想，

穿越海洋，还有那只小红陶罐！

他们仅以50倍成本价，

争先恐后把它甩卖！

在不以为然的读者中，有《纽约太阳报》的所有人、编辑查尔斯·A.达纳。他本人也是一位中国瓷器的收藏家（实际上他的战利品中也有一件桃花瓶）。《纽约太阳报》对桃花瓶及其拥有者给予了热情辩护。它指出，最近，沃尔特斯已发出邀请，让公众参观他蓬勃发展的美术馆。该馆位于巴尔的摩的弗农山地区，与沃尔特斯的豪宅相邻。因此，“桃花天球瓶”将注定成为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又一件明星瓷器（1934年，它正式入藏该馆）。从世界范围看，沃尔特斯的收藏在西方私人或公共收藏中属于最佳。而那个“桃花天球瓶”，更使他的收藏锦上添花。

那场拍卖，也标志着“瓷器大泡沫”的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富豪收藏家们竞相买入东亚陶瓷，导致市场价格因收藏品位变化、个人竞争和不确定风险而上蹿下跳，促使成千上万的藏品易手。1894年，沃尔特斯去世。他的遗产中包括有2400件中国陶瓷。后来的世界博览会成为瓷器市场强有力的催化剂。如历史学家沃伦·科恩所叙述，在美国，“费城建城百年纪念活动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引发了大量观众对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关注”。

然而，科恩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人们仍然以西方标准和偏见，苛刻评价东亚绘画和水印画，“亚洲人对逻辑的理解远远超过透视法。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普遍鄙视，影响了对亚洲艺术的认知力。西方人认为，亚洲艺术不同，属于亚洲人，因此低人一等”。然而，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一些美国收藏家领悟到了两个重要事实：在审美方面，远东艺术被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也同样被低估了。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当行情见好时，有三位买家在收藏中国瓷器方面冲锋在前：能言善辩、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纽约百货商店的创始人本杰明·奥尔特曼，在纽约第一国家银行任副总裁32年的詹姆斯·加兰德，以及J.皮尔庞特·摩根。摩根是银行家，他的名字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耳熟能详。三位收藏家都从全世界扫货。各自都有一位杜维恩担任顾问，或作为纽约第五大道画廊主管的长期顾问叔叔亨利·杜维恩，或总在往返伦敦和巴黎路上的兼职顾问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他们买入的结果，使美国得以公开宣告，自己拥有的用于公共展示的顶级中国瓷器，数量仅次于中国。

本杰明·奥尔特曼为人低调，追求完美，父亲是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奥尔特曼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长大成人，曾与莱曼·布鲁明代尔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起，在该市的纺织品仓库打工。他的那两位伙伴，一个创办了布鲁明代尔公司，另一个成为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公司的合伙创办人。奥尔特曼开办了自己的商场（1876年位列纽约第二大商场）。1882年，他参观了由亨利·杜维恩组织举办的一个中国瓷器展览。之后，便深受收藏细菌感染，难以自拔，随即开始买入。长期以来，爱德华·福尔斯是约瑟夫·杜维恩的左膀右臂。他在传记中写道，在决定是否买入前，奥尔特曼会仔细研究每件东西，“把每件东西在浴缸水中浸泡数日，使常被涂色掩饰的任何破损瑕疵显露无遗。一旦去掉了所附污垢和油泥，那些瓷器，会展现出自身原有的美丽”。每当有几件瓷器通过检测，奥尔特曼便会与叔叔亨利一起落座，分享其中的愉悦。同时，作为收藏家的奥尔特曼，会不停把玩他的新收获，“惊叹它们的优美和质地”。福尔斯从知情人角度，对喜欢艺术的零售商奥尔特曼给予了赞扬：

仅仅是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就足以使他进入所有时代最伟大收藏家之列。特别需要记住的是，他的那些成就，仅发生在短短的26年间。1886年的一天，奥尔特曼花了35英镑，从年轻的亨利·杜维恩手里买了一对南京制造的珐琅瓶。当时，杜维恩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店铺刚刚开张，位于奥尔特曼商场以南的对面。因此，在“古董商中最佳鉴赏家”杜维恩的建议下，奥尔特曼的收藏，“在大量中国进口惟妙惟肖的仿制品泛滥市场前，已经构建成形”。

本杰明·奥尔特曼一生孤寂，孑然一身。去世时，他把自己的429件中国瓷器和古典绘画杰作，遗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时，他规定聘请西奥多·哈比长期保管那些藏品，未来还担任了该馆的终身研究员。那批瓷器成了目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收藏的种子。奥尔特曼遗赠的总价高达2000万美元（据迈克尔·格罗斯所著《罪犯相册档案》一书透露，那笔钱相当于2006年的43200万美元。该书讲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离经叛道的历史）。因此，从沃尔特斯父子开始，再到奥尔特曼，中国陶瓷开始现身艺术市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随着詹姆斯·加兰德和摩根进入交易场所，成交纪录被打破，为老约翰·洛克菲勒入场开辟了道路。洛克菲勒本人，则目睹了瓷器大泡沫的破灭。

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加兰德是一位传统的金融家和帆船运动爱好者。他对中国瓷器的痴迷，演变成了一种以良好形式表现的妄自尊大。1902年，艾维·李（本书后面对他有叙述）曾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共关系顾问。他概括了加兰德经历的转变，积极进取的收藏家对此非常熟悉：“19年前，当加兰德开始收藏东方瓷器时，他的目的只是装饰自己的家。年复一年，虽然藏品价值和数量在飙升，他依然热衷于征集，决心收集全世界此类东西的最伟大藏品……牢牢抓住全世界最珍贵、最精美的瓷器。”

加兰德再度和精明的亨利·J.杜维恩合作。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位沉默寡言的银行高管，花了100万美元购买中国瓷器。加兰德的征购活动，通常在亨利·杜维恩建议下完成。起初，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热情对加兰德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转而收藏青花瓷。然而，随着新世纪愈来愈近，清代珐琅彩瓷（由法国古董商为其命名定义），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很快，加兰德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竞争对手乔治·索尔廷，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伦敦商人。在伦敦主要拍卖会上，加兰德和索尔廷两人的代理经常会同时竞拍同一标的。索尔廷珍藏中的明珠，是一件被称为“山楂釉里红瓶”的瓷器，上面绘有盛开的梅花枝条，以明亮黑釉为背景。

尽管机会渺茫，加兰德仍使出浑身解数，设法将那件令人垂涎的瓷瓶纳入了自己的收藏。那种事情怎会发生？亨利·杜维恩给艾维·李的信让人一窥操纵瓷器市场的幕后景象：

索尔廷先生属于从不出售任何藏品的人，即便抛售，也习惯于采用交换的方式。他会买入藏品。但是，无论给多少钱，也难以诱使他卖出自己收藏的任何藏品。因此，绝对没有机会从他手上买下那件上好瓷瓶。然而，我认识伦敦的一位古董商。当时，他与索尔廷先生有大量生意往来。在加兰德先生请求下，我对那位古董商说：“对索尔廷先生多加留意，尽你所能得到那件瓷瓶。得手后通知我，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它。”3年以后（据叔叔亨利·杜维恩说），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山楂釉里红瓷瓶是你的了。”

那时，索尔廷投入巨资收藏黑釉珐琅彩瓷器，杜维恩以此与他交换了那件瓷瓶。索尔廷以为，过些时候还能把它买回来。“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件东西会离开英国。”亨利·杜维恩继续写道，“索尔廷向那位古董商朋友作揖，向我作揖，恳求回购那件瓷瓶。但是，加兰德先生坚决不肯放手。为此，索尔廷先生一直不肯原谅我。为得到那件瓷瓶，我花了不到4000美元。今天，为重新获得它，索尔廷先生愿意支付25000多美元。”

实际上，那件瓷瓶的市场价格更高。或许因为此事获得意外成功，使加兰德收藏中国瓷器的兴趣大增。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出，愿以冠名方式在该馆展示他的所有收藏。此举标志着该馆开始转而收藏中国艺术品。加兰德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始馆长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签署了藏品租借协议。切斯诺拉馆长曾在意大利当过骑兵军官，后来在美国南北内战中担任过上校团长。再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领事（切斯诺拉把自己在塞浦路斯岛挖掘的出土文物，卖给了1879年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条件，他当上了该馆馆长）。当两人谈到那件山楂釉里红瓷瓶时，加兰德向切斯诺拉上校透露：“我为那件瓷瓶花的钱，超过了你在57街的房子”（上校为那栋房子花了32000美元）。

1902年，詹姆斯·加兰德去世。有人推测，他会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加兰德改变了主意，并修改了遗嘱。此时，加兰德的继承人们——他的遗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打算在伦敦拍卖所有藏品。然而，J.皮尔庞特·摩根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成为此事的救世主。摩根不久后将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副主席。两年后，他升任该馆的董事会主席。他以典型的摩根模式，一举拿下了“加兰德收藏”：首先，亨利·杜维恩以50万美元买下了加兰德所有收藏，其中包含2000件藏品。第二天早上9点，大金融家摩根出现在亨利·杜维恩的办公室。他看似漫不经心，却以板上钉钉的60万美元价格，将加兰德的全部藏品一锅端。另一位杜维恩兄弟詹姆斯·亨利·杜维恩写过一本闲聊式自传。他在其中记录，交易完成后，摩根说：“我知道，加兰德先生的收藏并不完整。”叔叔亨利·杜维恩回答道：“摩根先生，确实如此。”摩根接着说：“那么，如果你为我使它变得完整，我将非常高兴。”用亨利·杜维恩的话说，摩根“那句话意味着全权委托”。

《摩根自传》的作者是工作狂珍妮·斯特劳斯。据她记述，1902年，金融家摩根向杜维恩兄弟支付了2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中国陶瓷器，并将它们全部补充到“加兰德收藏”之中。

“加兰德收藏”的称号一直沿用到1902年8月。那一年，切斯诺拉上校宣布，从今以后，那批藏品将变更为“摩根收藏”。更名之后，它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即将完工的新展厅显著位置展示。切斯诺拉馆长向《纽约时报》解释说：“加兰德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人。我知道，他曾一度想把自己的收藏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他在遗嘱中没有那样做，使我们与他的藏品几乎擦肩而过。”就连提及加兰德名字的展品说明牌，也被移出展柜。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摩根1904年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后，他会把那批租借藏品转化成遗赠。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讲，“那时的摩根，已全身心陷入与艺术的恋爱中。其中融合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兴趣、对美物的感知以及对藏品征集的喜爱。20世纪初，摩根的经营达到了特大规模，似乎要占有世上所有美物”。

然而，摩根对古代杰作和信札的钟爱并不吝啬小气。他努力追求分享、教育和提升公民素养。他不仅收藏东方陶瓷，也收藏绘画、雕塑、象牙制品、挂毯、地毯、武器铠甲、家具和古代文物，包括古籍善本和文学纪念品。在摩根买下加兰德收藏的1902年，他还同意在纽约东区自家住宅旁边，建造了一座美术图书馆和美术馆。此举着眼于未来，这里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和个人纪念碑。摩根的遗愿当真如此。1924年，他的儿子杰克将图书馆及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市，同时附带了150万美元捐款。

摩根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继威廉·沃尔特斯首开的先河后，摩根也为自己所藏陶瓷出版了附带大量插图的图录，并由斯蒂芬·布谢尔和威廉·麦凯·拉芬编撰注解。拉芬是《纽约太阳报》出版人，致力于收藏，也是1897年出版的《东方陶瓷艺术》一书的作者。摩根一直是挣百万，花百万。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说，摩根承担了美国非官方中央银行的角色。他的权威既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以至于在1906年“华尔街大恐慌”期间，平日对金融大鳄颇有微词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转向摩根寻求帮助（并获得了成功）。

摩根对中国宫廷艺术珍品的征集，本有可能成为其最令人惊叹的意外收获。但是，在某种连他也无法控制的强力介入后，摩根逐渐失去了对其成果的掌控。那个故事已经被人淡忘。如今我们对它重新重视，要归功于鉴赏家、古董商詹姆斯·拉里在弗利尔美术馆举办的一场讲座。1913年3月8日，摩根收到了一封没有签名的电报，来自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弗朗西斯·迈克奈特：“绝密！因个人原因，中国皇室家庭准备整批出售宫廷藏品，包括珍珠、青铜器和瓷器等。”迈克奈特说，摩根可对整批珍宝进行“首选”，而且，“务必尽快答复”。当夜，摩根的合伙人和心腹朋友亨利·波默罗伊·戴维森回电：“请告更多详情。”那时，摩根与随行人员正乘坐一条包租帆船在尼罗河上泛舟。他去欧洲度假时，总喜欢顺路绕行那里。

随后的电报，详细说明那批珍藏属于三座宫殿——北京、热河和奉天，并建议可以400万美元价格将三批珍藏一举拿下，那是清王朝垮台一年后的报价。迈克奈特进一步详述，摩根可将整批珍藏运往伦敦鉴定，向那个被剥夺财产的皇室家族提供一份贷款，数目相当于藏品价值的一半。之后，摩根可随意购买其他藏品。迈克奈特随后的电报描述了负责此事“师叔”的诚信度。在中国转向共和制的混乱时期，“师叔”成了那个家族的重要监护人。戴维森接到了一封急速送来的加密电报。它来自北京，称那个皇室家族已接受了上述条件。中国的新总统、大军阀袁世凯，也对那桩买卖不持异议，只待“国民大会”批准同意。迈克奈特自称是那个皇室家族的代理。1913年3月12日，他进一步发来了以下消息：

我相信，小商小贩们也有善意，也能安排发货。但是，他们能否出具美国认为完美的“有效所有权”证明？或使购买费用在皇室家族中公平均分？那一点不可能确定。考虑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在货物发运之前，只能将交易视为某种意向。但是，派遣专家到中国鉴定的费用不会太高。我相信，确保获得有价值收藏的机会极高……目前只能推测那批藏品的估价。它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奉天那批收藏价值200万美元，热河和北京各值100万美元。

此事自始至终未提到摩根的名字。那位金融家，已经患上了习惯性神经紊乱症。在尼罗河上游览时，他的病情暴发，陷入高烧和妄想之中。摩根生病的消息传到了华尔街，股票市场随之跳水。尽管摩根的医生要求他返回纽约，他仍坚持从埃及继续前往罗马，之后再去埃克斯。摩根一直密切关注那些令人兴奋的电报和便函，讨论那批藏品的所有权、付款和中国新国民大会的角色等问题。

有关档案材料到此戛然而止。摩根终于抵达罗马。1913年3月31日，即复活节一周后，摩根在那座“不朽之城”的皇宫酒店套房中与世长辞。摩根弥留之际，罗马皇宫酒店的大厅里挤满了古董商（那是他旅行期间的常态）。每天，摩根的员工要处理500封甚至更多寻求他恩赐的来信。摩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登上那个山丘。”

4月11日，携带摩根遗体的“法兰西”号轮船驶入纽约港。摩根的棺木先被运往他所珍爱的图书馆，之后葬于他的出生地哈特福德。随后，在位于纽约施托伊弗桑特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办了悼念摩根的仪式（此后，那座教堂以“摩根教堂”为人所知）。送葬队伍和所献鲜花可与国家元首的葬礼相提并论（喜欢张扬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来了一个由兰花编成的巨大十字架）。

摩根辞世，使征购中国皇室家族收藏的协商告一段落。那批珍藏转手经历了众多鲜为人知的保管人。其中一部分珍藏被出售或拆分；另一部分流失或被盗。直到1948年，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将剩余藏品撤离运往中国台湾。部分剩余藏品留在了中国大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收藏。此后，那些珍藏曾一度在北京紫禁城展出。

同时，巨头摩根的离世，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隐约的不祥之感。仅在4个多月之前，即1912年11月，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的摩根，把刚被任命为馆长的爱德华·罗宾逊召唤到自己的图书馆。两人在那里进行了秘密会谈。据罗宾逊馆长说，摩根“告诉我，他希望纽约市政府以及任何应该了解此事的人明白，他没有将自己所藏捐赠或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打算”。摩根说，他的藏品约值500万美元。“他认为，即便被需要，它们也是一批巨额财产，难以从他的资产中连根拔除。”罗宾逊补充说，“有关摩根先生收藏的最终归属，那是他首次对我做出暗示。”摩根言行一致。他的遗嘱显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未从前任董事会主席那里获得任何遗赠。取而代之的是，摩根指示自己的儿子小摩根（即人们熟知的“杰克”）行使自己的“愿望和意愿”，对摩根收藏的“分配命运”做出适当安排，“将其永久提供给公共机构，使美国人民享受快乐”。

杰克·摩根开始向父亲喜欢的地方捐赠所选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特福德图书馆以及其他机构。但是，如何处置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它们已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D展厅中停留了两年。1915年2月，那些中国瓷器被整体打包卖给了杜维恩兄弟，价格是390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纪录。罗宾逊馆长哀叹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公众，正在损失一些东西，它们将永远不可能复制。”随后发生了一个童话般结局：小洛克菲勒以救世主身份现身。他在许多方面，挽救了摩根继承人作为中国陶瓷推崇者的傲慢举止，挽救了那些蓝、白、红、绿或黑等各种釉色的中国陶瓷。据有关记载，在摩根收藏长期保管者西奥多·哈比的协助下，小洛克菲勒买下了摩根收藏中最好的藏品。当时，哈比是洛克菲勒征集亚洲艺术品的主要顾问。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陶瓷市场价格的飙升和跳水，小洛克菲勒成了一位主要的玩家和旁观者。有一个长久未变的事实令人称道：摩根和洛克菲勒两人，都未把自己的收藏当成一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