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洛克菲勒家族的浪漫

1900年,美国的镀金时代达到顶峰。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站在顶峰四下张望,在美国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几乎见不到一丝阴云。在国外,英国国旗面临四面楚歌。同时,美国的星条旗,则趾高气扬迎风飘扬。1899年10月,英国人在南非发动了一场战争,打算在圣诞节前鸣锣收兵。然而,英帝国军队动用50万人,耗时3年,才算镇压了由88000布尔人组成的杂牌军。相比之下,1898年,美国军队仅用5个月,就使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海约翰[1]喜气洋洋,用“一场精彩的小战斗”之类的词汇描述那场美西战争。后来,海约翰大使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写道:“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从未拥有过在当今世界获得的地位。”美国在美西战争中速战速决,一举拿下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权登台亮相。1901年,随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许多人似乎认为,美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分享,甚至继承女王的扩张主义权杖。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是信徒,其中也有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马克·吐温、威廉·詹姆斯、安德鲁·卡耐基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等著名人物。在批准与西班牙签署和平协议时,美国参议院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如果再多两张反对票,便可达到参议院阻止批准的三分之一票数。(对此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它呼吁美国人“承担起白人的责任”,特别是在菲律宾。那位帝国诗人精明狡猾,把那首诗寄给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后者立刻把它转交热心的扩张主义者《纽约太阳报》发表。)

1900年,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纽约参议员昌西·迪普将美国的庆祝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比1896年的自己长大了4倍。”参议员停顿一下,无疑在等待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他随后宣称:“我们每个人的才智更强,希望更大,更加爱国,胸脯更壮。那一切都源于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强权,追求和平、文明,追求自己工业和劳动产品的扩张。”(作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主要法定追随者,迪普参议员本人也是十几家铁路公司的总裁或董事会成员。)大会代表对威廉·麦金利那位自以为是的竞选搭档西奥多·罗斯福州长表示怀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一片鼓掌欢呼声中提名麦金利连任共和党主席。“难道你们没有人认识到,”俄亥俄州企业家、共和党主要筹款人马克·汉纳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私底下说,“在那个疯子罗斯福和总统大位之间,只隔着一条人命。”

无论如何,到了1901年,美国的地平线上似乎已不再是晴空万里。当年9月,发生了令汉纳担心的事情。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名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麦金利总统射出了致命子弹,把“那个可恶的牛仔”(汉纳用词)提升至总统宝座。同时,将“白宫”(罗斯福使“白宫”一词广为流传)置于一位活跃改革家、狂热新帝国主义分子的统治之下。西奥多·罗斯福在“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他自创的词)统治了7年。其间,正值新闻界揭发丑闻的“扒粪”(journalistic muckraking,也是他自创的词)活动达到高峰。那时,美国的流行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拥有大量“财富的嫌犯”(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同上)进行了猛烈抨击。

而且,1901年发生了两起企业合并事件,加速了人们对新财阀统治的怀疑。后来很快证明,收藏家和艺术品卖家,都从那些事件中大获好处,包括中国瓷器。3月3日,皮尔庞特·摩根通知华尔街,称他已经整合了美国钢铁公司,资产达到了1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首个跨越10亿美元大关的企业。珍妮·斯特劳斯包罗万象的摩根传记中记述道,那意味着,摩根的“巨大控股公司,可以拥有钢铁厂、高炉、炼焦炉、矿山、驳船、轮船、成千上万英亩焦煤和煤田,以及几条铁路”。因此,美国钢铁公司可控制、生产近一半的美国钢产量——相当于190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按当今价格计算,该公司的资产多达5000亿美元)。

10月9日,发生了另一个极其不同,却同样幸运的兼并。小洛克菲勒是其父亲石油财富的唯一继承人。他迎娶了参议员纳尔逊·阿尔德里奇的女儿阿比·格林·阿尔德里奇。婚礼在他岳父的家乡罗德岛沃里克的一个简朴教堂举行。那桩婚姻,使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王朝,与美国参议院公认的共和党掌舵人联姻。戴维·格雷哈姆·菲利普斯是一位以揭发丑闻为生的记者。1906年3月,他在《时尚》杂志发表了《吃里爬外的参议院》一文。如那篇文章所观察:“如此,美国人民的主要剥削者,与为剥削者服务的大阴谋家,通过联姻结成了亲密同盟。”毫无疑问,那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那件事情与本书主题有关:老迈的摩根与年轻的洛克菲勒都酷爱收藏中国瓷器。在他们的鼓动下,1909年,美国国会为了所有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的利益,批准《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

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把持的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起草了上述法案。从多方面讲,该法案在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取消了超过一百年历史的艺术品的所有关税。批评者反驳说,富人是此类艺术品的主要买家,他们有能力支付关税。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基辩解说:“那些艺术品由个人携带入境。在各国历史中最终都进入了博物馆和其他地方。伟大艺术品在博物馆受到保护,使所有公众受益。”参议员本杰明·迪尔曼赞同此法案。他是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的代表。有时,人们称他是平民主义的“草根本杰明”。他对该法案的评论有些令人始料未及:

我曾有机会参观佛罗伦萨、巴黎和伦敦的伟大美术馆……我的亲眼所见,足以使我确信:美国人民有能力鼓励进口一部分那样的艺术杰作。我们可将那些艺术品作为手段,借以提升美国人民的观念,激发他们的艺术天赋……如果你们希望敲打那些百万富翁,那就撤销一些让他们从其他地方捞钱的特权。但是,如果他们希望从国外带入任何物有所值的艺术品,就让他们如愿以偿吧!最后,他们总会死光光。而一座美术馆,将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收藏遗产的继承者。

情况的确如此。1917年,美国颁布了《岁入法案》,进一步拓宽了流入博物馆捐赠品的范围。该法案规定,对给予非营利性机构的捐赠,免除其依据新实施《联邦所得税法》缴纳的税额。而非营利性机构的运作,“必须以宗教、慈善、科学、文学或教育为目的”。此后,美国的所有博物馆都从此法案中获益。之后,美国又同意在《联邦遗产税法》中免除类似捐赠的税收。无论美国那些明显的激励措施的客观效果如何,对于小洛克菲勒夫妇与纳尔逊·阿尔德里奇参议员之间的家庭联系而言,它们显得极为重要。阿尔德里奇参议员被认为是美国的“国家总经理”(戴维·洛克菲勒用语)或“美国的政治老板”(“丑闻包打听”林肯·斯蒂芬斯用语)。摩根早就明确表示,他的大量艺术品将一直留在欧洲,直到能够免税进入美国港口。当《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获得通过时,摩根一边邀请美国海关人员对藏品进行检查评估,一边将它们包装好,直接运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保存。那时,摩根还是该馆的董事会主席。1912年至1913年期间,在著名古董商雅克·塞利格曼的监督下,摩根的351箱免税艺术品运抵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毫无疑问,美国国会批准的减免海关税、减免税收等鼓励政策,变成了一种重要推动力。它使羽翼未丰的美国公共博物馆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提升。

美国国税局仿佛变成了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保护者”,与其相匹配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出现了“美国版美第奇”家族(美第奇为意大利名门望族)。苏珊娜·勒布尔写过有关那个家族王朝及其捐赠活动的著作,书名即是《美国版美第奇》。苏珊娜提醒我们,没有洛克菲勒家族王朝的创造,纽约的城市景观会大不一样,包括曼哈顿闹市区时髦的大通银行大夏、中区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总部大厦、亚洲协会、林肯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学,继续延伸至上城区的中世纪修道院和河畔教堂等。所有那些建筑,都留下了洛克菲勒家族王朝的烙印。在美国其他地方,洛克菲勒家族帮助创建博物馆的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罗德岛、得克萨斯州、佛蒙特州和弗吉尼亚州(包括使英国殖民时期的都城威廉斯堡重获新生)。在那份清单中,我们还应加入景观大师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家“奥拉那”。那栋河畔住宅位于哈得孙河谷,令人流连忘返。由于时任州长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的亲自干预,它得到了完整的保护。

洛克菲勒家族延续了领主传统,与人合作共建了“齐桂特”(荷兰语意为“瞭望台”)洛克菲勒庄园。它位于哈得孙河谷塔里敦和睡谷镇附近的坡坎迪克山山顶,占地1500多亩,无比壮观。19世纪90年代,老约翰·洛克菲勒买下了那片土地。1904年,小洛克菲勒夫妇在获得父亲首肯后,开始在那里动工建设。那是一座乔治亚式三层庄园住宅,附带精致的意大利风格花园。庄园的领衔设计者是著名的美术建筑设计师威廉·韦尔斯·博斯沃思。庄园完工时,花园里面有喷泉、洞穴、凉棚、教堂、潺潺溪流、古典雕塑、整形灌木和一座日式茶室。这些设计反映了小洛克菲勒夫妇对艺术项目的热情。为使庄园锦上添花,小洛克菲勒和阿比转而征求奥格登·科德曼的建议。1902年,此人与伊迪丝·沃顿合著出版了《住宅装饰》一书,一本供当时的富豪房主使用的手册。随着时间的推移,“齐桂特”庄园的林地和花园,变成了洛克菲勒州立公园。里面的住宅建筑则被移交给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另一栋后建宅邸则变成了今天的洛克菲勒档案馆。那里曾是小洛克菲勒第二任妻子玛莎·贝尔德·洛克菲勒的住所。研究者可在档案馆中查阅洛克菲勒家族的档案资料(预约后可从塔里敦火车站乘小型公共汽车前往“齐桂特”庄园)。

人们来到档案馆,可翻看分类管理一丝不苟的文件夹,通过一张张发票,几乎能一件不落地追踪小洛克菲勒夫妇的每一笔藏品征购,包括促成后来许多捐赠活动的大量通信。那些花费和捐赠,反映了人们记忆中美国“进步时代”的道德两极分化:一方面,工业和金融大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茁壮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史无前例地遭受新闻批评和义愤填膺讲演的炮火围攻。对洛克菲勒家族来说,有一起特别的事件成了强有力催化剂,那便是广为人知的“拉得洛大屠杀”。

1913年9月,在美国南部科罗拉多州的拉得洛市,大约9000名矿工举行了罢工。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股票持有人正是约翰·洛克菲勒(占股40%)。之后发生了长达数月的暴乱。州长召集了美国国民警卫队。在随后发生的激战中,双方互有伤亡,其中11名妇女儿童在一顶燃烧帐篷中窒息身亡。“那是一个骇人的悲剧,”戴维·洛克菲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如此强烈的情绪。爷爷和父亲也因此被卷入一场冲突之中。甚至在我们位于纽约西区54街的家门口,也出现了示威者。他们谴责洛克菲勒家族在拉得洛犯下的‘罪行’。”小洛克菲勒铿锵有力地捍卫了自己的家族。他向艾维·李咨询(他与爱德华·伯奈斯同为现代公共关系的创立人),后者建议他直言不讳地诉说自己对罢工者的抱怨。“拉得洛事件成为父亲一个至关重要的成人仪式。”儿子戴维断言,“虽然父亲不是一位天才商人或热爱经商,他还是展现了技巧和勇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不屈不挠的个性给爷爷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老洛克菲勒改变了他的遗嘱。他曾打算把大量财产遗赠给慈善事业。拉得洛事件后,他把绝大多数的财富,直接转移给了儿子小洛克菲勒。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以前。此时,小洛克菲勒和阿比两人,正忙着装修位于纽约市和哈得孙河谷的住宅。1911年,他们增添了第三处住所,在缅因州的沙漠山岛,建造了一栋法国诺曼地区风格的“鹰巢小屋”,其中包括了66个房间。正如艺术经销商王子约瑟夫·杜维恩喜欢提醒自己的同事:最能吊起藏品征购胃口的,莫过于一间空空荡荡的起居室。

1911年以后,小洛克菲勒与妻子阿比搬进了当时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所。两人的生活富足,却有着固定预算。他们的住宅是一栋9层楼,位于曼哈顿西区54街10号,其中包括壁球场、健身房、私人治疗室,以及宽敞的空间,以容纳其持续翻倍增长的各种藏品。“房间里面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戴维·洛克菲勒回忆说,他是小洛克菲勒夫妇6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那些艺术品的风格和时代,反映了我父母极为不同的品位和个性。母亲的格调是兼容并蓄。她喜欢的东西涵盖了古代世界艺术品和欧美当代作品……父亲则不喜欢现代艺术,认为现代艺术‘不栩栩如生’,它们丑陋,令人不安。父亲要求母亲别在他经常出入的居住区域悬挂当代艺术品。”颇具讽刺意味,或许也让小洛克菲勒闹心的是:1928年,他们的9层住宅楼被拆除。在那片土地上建成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室外花园(洛克菲勒家族内部称其为“母亲的博物馆”,因为阿比是该馆最重要的赞助人)。

小洛克菲勒喜欢什么类型的艺术?戴维·洛克菲勒回忆说:“父亲引以为豪并爱不释手的,是他内容广泛、自明代到清代康熙年间的中国瓷器收藏……直到今天,我脑海中还印着一幅画面:他手拿放大镜,仔细查看那些打算买入的瓷器,确保它们没有破裂或经过修复。母亲也喜欢亚洲艺术,但是她更喜欢中国、朝鲜的高古陶器和雕塑,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我们把家里的12号房间称为‘佛堂’,母亲在那里放满了佛像和观音像。那里的灯光暗淡,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燃香味。”

20世纪对亚洲艺术的收集和珍爱,真实反映了这对美国最强夫妻搭档的审美趣味。洛克菲勒夫妻各自都有心满意足的时刻,推动了美国流行格调定义的形成,以及当时尚属异国情调艺术的市场价值。两人的喜好有别,反映了他们的性情差异。在家里的11个孩子中,阿比排行老二,与大姐露西的关系亲密。在阿尔德里奇参议员休假旅行期间,姐妹俩也定期前往欧洲,很早就对亚洲及其艺术品产生了共同兴趣。在青少年时期,她们俩开始收藏日本水印画,同时还有中国、日本、印度纺织品,波斯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微型画。在阿比的大家族中,人人口若悬河。因此,阿比也喜欢社交,冲动任性。与其相反,小洛克菲勒的父亲老洛克菲勒控制欲极强,因其无限的财富名扬天下。作为父亲的唯一男性继承人,小洛克菲勒沉默寡言,做事谨小慎微。

阿比和小洛克菲勒的收藏体现了上述两人的差异。他们的赤褐色石材住宅刚刚完工,夫妻俩便一起为那里寻找家具和装饰物。凑巧,杜维恩兄弟的纽约店铺正位于相隔几个街区的第五大道。小洛克菲勒经常光顾那个装潢时髦的陈列室。苏珊娜·勒布尔写道:“一天,他正在为家中一个大壁炉架寻找装饰物,店员向他提供了一对高大的中国‘黑山楂釉’花瓶,属于16世纪至17世纪康熙时期的作品。”那次交易成了星星之火。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小洛克菲勒买入了超过400件中国瓷器。在不停筛选、提升中,花费总计超过了1000万美元。

最为特别的是,小洛克菲勒迷上了皮尔庞特·摩根构建的无与伦比的收藏。当时那些藏品还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1915年,摩根租借给该馆的大批中国瓷器出现了变故。它们被整体打包,以超过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杜维恩兄弟。小洛克菲勒希望买下其中的精品,恳求父亲提供一大笔贷款:“我曾多次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摩根收藏中的重要藏品进行过仔细研究。我还征求了专家意见,认为它们属于中国瓷器的最佳代表作。这样的机会将不可能再来,我希望自己能够利用这次机会。”老洛克菲勒未被说服,他答复说:“我对此有些担心。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我不太了解它们的价值。我似乎觉得目前不做那笔投资更为明智。”

小洛克菲勒固执己见,坚持请求父亲为自己提供100万美元以上的贷款。他为此进行的辩解不但真实诠释了他的个性,也更全面体现了那位严肃收藏家虽身处市侩社会,仍坚持不懈寻求理解的诉求。他对父亲写道:

我从未在马匹、游艇、汽车或其他愚蠢的奢侈品上浪费过钱财,我的唯一嗜好就是那些瓷器——那是我唯一不在乎花钱的东西。我发现研究瓷器是极好的娱乐和消遣,我已经对它们爱不释手。那是一个代价极高的嗜好,但它默默无闻、朴实无华。我相信,如果我手上有现金,你会鼓励,而不是阻碍我发展一个如此清白、如此有教育意义的兴趣。投入那些瓷器的钱并没有丢失或者挥霍;它还在那里,尽管不再盈利。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即便是被迫拍卖,我的亏损也不会超过征购费的10%;在通常情况下出售,当然会100%回本;假以时日,会有更多……

这些美物会永远给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妻子带来欢乐,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他们也会欣赏那些美物。而这一切都是以如此朴实、如此不张扬的方式实现,我对那些美物的追求是否属于不明智呢?……我非常想拿下摩根那批藏品,我想您没有认识到,我是多么渴望它们;因为您不知道那些艺术品是多么漂亮、多么迷人。我更想做您完全同意的事情,所以我斗胆给您写这封长信,希望这封对形势详述更完整的信,或许会使您在某种不同光线下看待此事。

父亲被深深感动,动了怜悯之心,拿出了相当于200万美元的证券。当小洛克菲勒登门与老洛克菲勒协商贷款条款时,老洛克菲勒告诉儿子,用于购买摩根瓷器收藏的那笔钱,是他送给儿子的礼物。如戴维·洛克菲勒记述,购买了大部分的摩根收藏后,“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他一直保持着对那些美物的兴趣。许多康熙时期的器物都是大敞口瓶,比小时候的我还高。它们被安置在特制的台子上,在9层楼住宅2层几个房间的显著位置展示。它们看上去很气派,很有气势。父亲还买了一些体量稍小的东西,包括神兽和人物瓷像。它们都画工精致,制作优美”。

有关中国瓷器的吸引力,老洛克菲勒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夫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见解:“对小洛克菲勒来说,中国瓷器代表了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它们工艺精湛,没有任何颠覆性的负面主题,也不令人沉溺于声色。”然而,中国瓷器的诱惑力确实引起了某种感官享受。切尔诺夫继续写道:“当小洛克菲勒在9层楼的家中收到那些瓷器时,他会端坐在地板上,将它们翻来覆去,一往情深地研究它们,查找是否有裂痕,或修复痕迹。”同时,那也反映出他作为严格浸信会基督徒的教养。小洛克菲勒承认,他对自己的嗜好感到内疚:“我感觉,此事或许有点自私。我在为自己购买,而不是把它们捐赠给公众需要。”对此,切尔诺夫的观察别出心裁:“此时,假如小洛克菲勒仍未确立自己收藏艺术品的权利,仍未摆脱父母的干预,或许他永远不会有胆量创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修道院分馆,或修复英国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

追溯小洛克菲勒提升自己中国瓷器收藏的努力,再没有比黄釉敞口瓶事件更为有趣的奇闻异事。那是一个几乎被人们完全遗忘的故事,结局却充满了戏剧性,令人悲哀。故事始于1915年初。当时,有人邀请小洛克菲勒察看一件康熙时期的黄釉瓷瓶。它被认为属于当时此类瓷器的顶级作品。与那件敞口瓶一起来的,还有一封由埃德加·格尔签字的信,他是一名奢侈品珠宝商,与人合伙经营着德莱塞公司。“研究这件瓷瓶时,”格尔写道,“我建议你围绕瓷瓶慢慢走。你将看到3个明显不同的主题。但是它们之间非常和谐。我把岩石和雉群当作瓷瓶的正面。往右边走,你将看到两棵大樱桃树。瓷瓶的背面是壮观的木兰花。站在离瓷瓶稍远的地方,仔细打量一直延伸至瓶径的樱桃树枝,你会发现,樱桃树给人一个明显感觉:枝干上的那些花簇完全是在空中绽放。”

格尔在最后写道:“我想,有这件珍品陪伴,你和洛克菲勒夫人一定会度过相当快乐的时光。我希望自己没有言过其实。”小洛克菲勒夫妇确实被那封信迷住了。但是格尔是谁?他怎么得到了那件宝贝?1872年,格尔出生于英格兰的布莱顿,父亲是一位荷兰籍犹太人银匠(与约瑟夫·杜维恩的家庭背景相似),精通珠宝。1895年,大获成功的所罗门·格尔父子公司,把店铺从伦敦的河滨道迁至新邦德街,那里堪称实力雄厚的店主云集的大市场。随着新世纪伊始,作为中国艺术专家和室内设计师,格尔的生意十分兴隆。

看似挺好,但是格尔的东西是真是假?2月19日,小洛克菲勒追问格尔:“关于那件黄釉敞口瓶,详述你所知的全部历史……告知卖家的姓名,那件东西在他手里多久?如何得到?你是否还有与其历史有关的其他任何信息?”第二天,格尔答复说,一年半以前,他从另外一位古董商那里首次听说那件敞口瓶,得知它属于法国一个古老家族。当他在英国看到它时,“经过仔细检查,我当即把它买了下来。有关它的来源情况,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

小洛克菲勒对此并不满意。2月24日,他谨慎地通知格尔,说他的开价(12.5万美元)有些离谱。“黄釉瓷瓶很有意思,”他补充道,“它的颜色是黄釉,而不是白釉,显得不同寻常,似乎是二次烧造。它在许多方面都太完美了。我自己总有那么一点感觉,它是否会是现代制品,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可能。”于是,格尔很快把电报转发给了卖货给他的阿尔弗雷德·德皮纳,那位古董商住在伦敦德文郡广场12号。格尔问道:“你能否告知黄釉敞口瓶上位持有人的姓名,它的历史和更多信息?”3月8日,格尔把德皮纳的答复发送给了小洛克菲勒,断言黄釉敞口瓶来自中国热河的避暑山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被偷偷带到了英国。格尔进一步说:

星期天,我咨询了两位中国古董商,也就是卢芹斋先生和关福初先生。在中国古代瓷器方面,他们的经验无人能及。我之前认识卢先生,但在两三天前才与关先生见面……我对您所说的一切,都将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如果您发现我这些话过于强硬,请您原谅我。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人品受到了攻击。为确立童叟无欺的声誉,我已做出了最大努力。

此时,格尔愤怒地发现,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约瑟夫·杜维恩似乎在指责他兜售假货。或许由于那个原因,3月16日,小洛克菲勒给格尔写了封信,称有人对黄釉敞口瓶的出处,讲述了很难让人相信的完全不同的故事。洛克菲勒写道:“如果以后任何时候,它的来源和历史都令人满意,我们会从不同方面讨论问题。你深信敞口瓶不假,我对此从未怀疑,相信你能理解这一点。而且,你我都知道,即使最有能力的专家,也会有走眼的时候。而某件东西一旦存疑,它带给人的享受,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格尔的答复涉及两件事情。首先,他请福开森出具了一封黄釉敞口瓶为真品的证明信。当时,福开森住在马萨诸塞州,他曾长期留居中国,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权威专家。此事仍悬而未决之际,格尔做好了乘客轮返回英国的安排;其次,在离开美国之前,格尔提交了起诉杜维恩的状纸,称后者诽谤中伤他的专长,并要求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赔偿575000美元。起诉所称的诽谤中,包括了据说是约瑟夫·杜维恩对亨利·克雷·弗里克说过的如下评论:“格尔对瓷器一无所知。真正的鉴定家是我叔叔亨利和我,我们打算阻止格尔把那些假货投入市场。”(弗里克也曾接到过黄釉敞口瓶的报价,听说杜维恩认为那是一件现代仿品,便打消了购买念头。)

1915年5月7日,《纽约时报》以头版位置刊登了格尔打官司的新闻,证实了杜维恩家族的名声和要求赔偿的数额。然而,可怕的巧合是,官司新闻发布的同一天,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了在爱尔兰海岸靠岸的“卢西塔尼亚号”客轮,格尔与1201名乘客一起命丧大海。与格尔一起踏上那次要命航程的,还有9位艺术经销商,其中只有4人侥幸活命。据目击者说,当客轮开始沉没时,格尔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歌剧演员约瑟芬·布兰德尔,嘴里还叮嘱了一句:“勇敢一点儿。”

那么,黄釉敞口瓶结局如何?它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事情发生时,阿比·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正忙于追逐与众不同的目标。从观念和习惯上讲,小洛克菲勒明显属于完美无缺的正统派。当时美国公认的离经叛道者H.L.门肯甚至在1926年写道:“截至目前的记录显示,在小洛克菲勒的一生中,他从未发表过比美国扶轮国际社分社演说家更有天赋的言辞,也从未超越任何一位报纸社论作者。然而,假如他明天得了胆结石,与某位女博士私奔,或从自家房顶跌落……至少会有10亿人对那种事情饶有兴趣,因为他恰巧是老洛克菲勒的儿子,是一大批财富的继承人。”不过这些言语对小洛克菲勒未必公正。在“拉得洛大屠杀”期间,他对科罗拉多确实受剥削的矿工表示同情。他对所有亚洲事物产生了见多识广的兴趣,保管并与美国普通公民分享了他的艺术杰作。

而且,就连门肯也承认:不同性格的人相互吸引。小洛克菲勒与阿比的婚姻,有趣地印证了那种陈词滥调——小洛克菲勒迎娶了喜爱交际、具有审美趣味的政治自由派阿比。至于艺术品位的不同,传说夫妻两人还曾为此打过嘴仗。青少年时期,阿比曾到欧洲旅行,对纽约惊险的艺术世界(以1913年令人不安的纽约军械库艺术展览为亮点)有过探索。受到那些活动的影响,她后来成为早期收集先锋派艺术的藏家。阿比曾不断尝试,以使小洛克菲勒看到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价值。有一个例子令人难忘:1931年,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访问美国。其间,阿比为他安排了一次晚宴。在客人当中,有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他是收藏家和《名利场》杂志的编辑,崇拜法国。后来,他在《时尚》杂志(后来成了该杂志的编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那次奇特的邂逅。他写道,马蒂斯对小洛克菲勒印象深刻,包括他流利的法语、壮观的中国瓷器,以及宽敞的餐厅中的波罗乃兹地毯。喝完咖啡后,马蒂斯转向小洛克菲勒,“开始半认真地为自己的事业辩护,他解释说,实际上,创造那些极美的(围绕他们四周的)绿、黄、红和黑釉瓷器的人,与他曾致力于追求的审美目标完全一致。马蒂斯试图说服小洛克菲勒,称是波斯人设计出了小洛克菲勒先生的‘现代’地毯(马蒂斯语),而法国的布拉克、西班牙的毕加索和胡安·格里斯等现代主义艺术家,只不过是遵循了波斯人的装饰设计和情感体验”。

马蒂斯总结道:“世上没有现代艺术或古代艺术之类的东西。”确实,“在我们的众多艺术学院中,活跃着如此众多的平庸艺术家,那才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要命艺术。”人们可以想象,客人都屏住呼吸,眼巴巴地望着主人,期待他的答复。据克劳宁希尔德记录,小洛克菲勒拒绝承认自己被说服了。但是,他让马蒂斯“千万别彻底绝望,因为……由于夫人特别擅长苦口婆心,她或许会把他逐渐变成一块软软的果冻”。

在这里,让我们代表小洛克菲勒多说几句。尽管夫妻俩品位不同,但小洛克菲勒并未反对阿比选择他不喜欢的艺术作品。1921年,夫妻两人去亚洲的许多地方旅行,包括中国大陆(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该院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部分赞助)、香港,还有日本和马尼拉。如苏珊娜·勒布尔所写,他们的旅行“令人极其满意,能够激发几代人对亚洲艺术的热情。在中国,小洛克菲勒沉溺于察看并购买更多瓷器。两人参观了北京的明十三陵,那里的宏伟神道已破损失修。离开中国后,小洛克菲勒为十三陵神道捐赠了修复资金”。

回到美国后,阿比也扩充了她的亚洲艺术收藏,许多从日本山中商会买入。该机构在纽约和巴港设有展示画廊。1924年,山中商会的纽约分店向阿比提供了两尊佛像。其中一尊是唐代白色大理石观音像,双臂和头像缺失。据说,那尊观音雕像发现于中国灵隐山的灵隐寺。观音像深深吸引了阿比,她说服小洛克菲勒同意了自己的抉择。然而对于两尊雕像3万美元的报价,小洛克菲勒有些踌躇不决。他在给山中商会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想要买下那两尊雕像。虽然观音立像对我多少有些吸引力,但残缺不全的雕像从未使我感觉到愉悦。因此,我认为缺胳膊或缺腿的观音像很难令我满意。”之后,他提出以25000美元买下两尊石像,“以表示我对妻子感情的尊重”。山中商会接受了小洛克菲勒的出价。

那次征购有助于我们认识小洛克菲勒夫妇对亚洲艺术的不同要求。小洛克菲勒喜欢带官窑款的瓷器,反映了他对儒家规矩、等级制度和制作工艺的赞赏。阿比则倾心于佛教的通融性、感性和普遍性。那尊无头观音像,不但融合了那些品质,它的美感也与现代艺术协调一致。

确实如此,那尊迷人的唐代观音像非常特别。来到小洛克菲勒夫妇曼哈顿家中的每位客人,无不被它深深吸引。1935年至1936年,它被运往伦敦,出借给伯灵顿宫皇家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那是它首次对公众展出。该学院杰出的专家委员会对观音像进行了仔细研究,告诉阿比说,“它无疑是现存最漂亮的中国人物雕像”。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西方顶尖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他认为,在许多方面,那尊观音像的优雅和动感,归功于古希腊艺术遗产:“石像飘逸的服饰褶皱源于古希腊,摇摆身姿和感性造型受到了印度雕塑的启发。但是,给石像注入了活灵活现精神的,则是中国人的天赋。”

普艾伦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当观看小洛克菲勒夫妇的收藏时,他挑出了那尊无头观音像。普艾伦说,他特别希望洛克菲勒夫妇把观音像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它最终被遗赠给了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他对它钟爱有加。目前,它被置于哈得孙河高岸面对“齐桂特”庄园门口的台座之上。但是,人们对它的鉴定有了变化。杜克大学的斯坦利·亚伯是佛教雕塑艺术专家,他怀疑那尊观音像过于完美,可能有假。2011年,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尊雕像“令人眼花缭乱”,但同时承认,专家们尚未对它进行过充分的研究鉴定。在其他已知的唐代雕塑中,尚未发现与其相同的作品。因而,正如喜欢它的人们所言,它确实属于“独一无二”。“就那尊雕塑自身而言,它确实美得惊人,令人着迷。但是,它绝不是典型的唐代雕塑。更确切地讲,假如它属于赝品,它似乎掩藏着一个现代观念。那便是20世纪初,人们对古典艺术形式的品位。”

公正地说,对在浑水中摸鱼的收藏家而言,这种情况属于人们并不陌生的浅滩。而且,人们的专业水准会与时俱进,更不要说品位。小洛克菲勒拿下的一件瓷器可作为一例。亚伯教授评价道:“艺术收藏都会有存疑。对那尊缺头少臂的观音像,小洛克菲勒缺乏热情,可能在潜意识中,反映了老洛克菲勒对中国瓷器的忐忑不安。因此,当那些怀疑不是出自‘由教养和鉴定构成的技能’时,对专家因‘美感’而吹捧为杰作的藏品,每个人都表示出不可思议的怀疑。此时,美感、真伪和价值鉴定的不确定性,使通过家庭装饰和艺术收藏确立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慌乱动摇。这也是如此多艺术品常常短命或转瞬即逝的原因。”

小洛克菲勒发现,无论买家多么精明,金钱和审美价值,也会因上述原因变得飘忽不定,上下波动。一旦踏上收藏家迎风破浪的航行,他会谨慎对待藏品属性,对夸大其词的宣传产生怀疑,并会尽可能不断寻求最好的专家建议。对小洛克菲勒来说,他的长期顾问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副研究员,曾当过本杰明·奥尔特曼顾问的西奥多·哈比(为此,哈比每年都从小洛克菲勒那里得到股票形式的酬劳。1915年至1955年,酬金总计约为40500美元)。小洛克菲勒的所有征购获得,都经过了有关价格协商,并附带有交换或退货选择权。

在洛克菲勒家族档案馆,研究者总会发现成百上千封的此类信件。1925年1月20日,洛克菲勒给山中商会宫先生的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我对两件中国鎏金青铜器的出价是175000美元,这是我的最终出价。我相信,这个数目高于任何博物馆可能支付的价格。而且,我想你也同意,很难再找到一个出此价格的买家。我确信,如果你在日本的同事知道我是现金付款,知道我会当即给你开一张全额支票,你就会发现你能接受我的建议。他们不会因为5%的政府税使我们的交易泡汤。如你所知,青铜器对于我本人,远没有对我妻子的吸引力大。但是,为了让她高兴,我愿意以此价格买下它们。我的175000美元的出价到星期一仍然有效。

山中商会就此让步。他们立刻答复道:“感谢你的来信,也祝贺洛克菲勒夫人,她的收藏已经极好,现在又得到了两件世界级珍宝。”虽然小洛克菲勒深谋远虑,精于讨价还价技巧,然而他收藏的瓷器的“保质期”有限。最近,王伊悠博士为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编撰了一份有关市场易变性的研究报告。她发现,自20世纪头十年以来,从事中国艺术的国际古董商,用一张爱网罩住了小洛克菲勒夫妇,其中包括杜维恩兄弟公司、卢芹斋、拉尔夫·查特画廊、山中商会、迪克兰·卡列金、通运公司、埃德加·沃尔希、巴黎希-沃森公司,以及命运不佳的埃德加·格尔。

他们会经常带着东西拜见小洛克菲勒夫妇,等待夫妇俩的认可,期待脸熟能为自己带来真金白银。为了提高报价,古董商会对拟报价物品提供看似规范的来龙去脉,淡化可能的掠夺,增添其令人乐观的皇家收藏身世。洛克菲勒夫妇明白古董商经常缺少现金,因而总以全额付款、协助古董商做宣传,有时甚至以资助其生意等理由寻求打折。确实,如王伊悠博士所写:“洛克菲勒家的展厅令人印象深刻,卢芹斋通过在其收藏中摆上自己卖出的货,并带领买家去洛克菲勒家参观,巧妙地把那里转变成自己的陈列室。古董商也会利用洛克菲勒征购重要艺术品的曝光度。夫妇俩从卢芹斋手里购买的罕见青铜器,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有一次,当小洛克菲勒夫妇在巴黎时,卢芹斋挑选了两件青铜器,送至他们照例停留的阿西娜酒店,供他们在周末研究、把玩。卢芹斋对洛克菲勒夫妇示好,还伴随着大量溜须拍马,并暗示自己面临的法律难题。比如,1930年,卢芹斋向小洛克菲勒提到了一对带动物图案的文物,之后写道:“由于去年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的麻烦,我们一直不让任何人见到它们。它们属于极其罕见的伟大艺术品。我再去纽约时,将很高兴向你们展示。它们正赤裸裸地放在库房里。”至于阿谀奉承,可以卢芹斋1926年给小洛克菲勒的信为例,他如此赞美洛克菲勒家族的收藏:“为后代保护那些藏品,您在为整个世界谋求福利。我希望那些珍贵艺术品,在您伟大家族中珍藏一万年。”

然而,尽管小洛克菲勒坚定不移地砍价,一丝不苟地研究,并且与时俱进与不断改变的品味保持一致,但是他藏品的市场价格,仍在令人痛苦地大幅度下跌。洛克菲勒最著名的单笔收购,是1915年以1657234.5美元买入摩根收藏中的精选藏品。然而,到了1944年,当因遗产原因对这批藏品进行估价时,小洛克菲勒发现,30年前值10万或7.5万美元的瓷瓶,现在没有古董商愿意支付超过2.5万美元。藏品的价值和市场品味已经改变,收藏家们不再出高价购买有丰富装饰的明清瓷器,转而青睐更朴素、纯洁,年代更久远的瓷器或者粗陶器。

市场上的变化丝毫未消减小洛克菲勒夫妇收藏的天性或他们捐赠的永存价值。他们的捐赠,丰富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亚洲协会等机构的中国收藏。在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瓷器中,据说有代表文武双全的财神人物塑像。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周方在该馆的《艺术公报》上撰文说:“再没有比财神更受人崇拜的神像了。在中国,许多家庭都有供奉财神的神龛。文武财神多见于中国彩印木刻,它们的形象与帝王无异。武财神手持鞭状武器,文财神则拿着有求必应的权杖。”因而,在一座同时供奉艺术和财富的博物馆殿堂,人们可以从财神塑像身上,同时感受到艺术和财富两个方面。财神们身着帝王服饰,露出精明的微笑,意味深长地凝视着从展柜面前走过的博物馆观众。据说那些神一样的财神雕像,是阿比最喜欢的藏品。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1838年10月8日—1905年7月1日),又称海约翰,美国印第安纳州华盛顿郡人,作家、记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后于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等总统时期任国务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