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的某一天，天空晴朗。无所事事的北京居民在大街上聚集，兴奋地观望装载两尊巨大中国石狮的马车，从面前颠簸而过。看热闹的人群拍照，高喊加油，工人们则奋力推拉，沿电车轨道把15吨重的巨大石雕运抵都城的火车站。之后，那一对石狮被装箱运往海外，经天津港途经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那里，那对看似凶猛又有些惹人喜爱的狮子，将很快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门卫，并深受当地民众的喜欢。在跻身西方争夺中国文物的混战中，该馆虽是后来者，却值得引人关注。那里的员工以令人可以接受的加拿大方式，努力构建起自己的世界级收藏，其中没有口诛笔伐和丑闻，甚至引发了南部边界那边美国人的半真半假的喝彩。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藏品之所以出类拔萃，不仅在于它们没有真伪问题，也在于它们的供货者极不寻常。他们的藏品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的真正起源，北宋皇帝如何在一处被遗忘的都市天堂统治，以及犹太人流浪部落如何抵达中国伊甸园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千年。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取得那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看似互不搭界的四人组合：该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崔克·科雷利，他是一位埃及学高手，却立刻发现在远东能够征集到更好的文物；一位主要供货人乔治·克罗夫茨，他曾是一位英裔爱尔兰皮毛商，从不墨守成规，后来改行经营古董生意；接着是两位牧师：在中国河南省传教的英国国教主教怀履光，他与盗墓者称兄道弟，作为汉学家找到了第二职业；最后一位是低调、具有奉献精神的明义士，他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923年至1934年期间在河南北部传教，属于最早收藏甲骨文的外国人。在西方拥有优秀中国藏品的博物馆中，要如此归功于“上帝仆人”传教士的，只有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就连八面玲珑的乔治·克罗夫茨也出于对加拿大的钦佩，自己主动大幅降价，他的此番善行获得了回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

克罗夫茨机智灵活，正是他努力把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以中国石狮为收藏标志产生的争议，降到了最低。那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功绩。今天看来，那对石狮超过3米高，最初立于一处豪华王府的大门口，里面有宫殿、宝塔和经过修剪花木的庭院。那里是肃亲王的家，他是一位很有势力的满族贵族，属于清代所封世袭“铁帽子王”，意为那个封号可以“永远”传承下去。不幸的是，肃亲王田园诗一样的王府紧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那里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战场。

外国联军围攻北京，中国战败。肃亲王在清王朝日暮西山之际，选择了逃亡。在某天某时，他的那对石狮子被意大利人拖走。意大利人发现它们过于沉重，无法用于花园装饰，把它们转送给了奥匈帝国使馆。1917年，中华民国向奥地利和德国宣战，中国政府没收了两个交战国的财产。1922年，克罗夫茨买下了那对石狮，费用情况至今无人知晓。然而，有两个事实确凿无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急于确立自己藏品的特长，查尔斯·科雷利馆长对此已是急不可耐。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创建，要充分感谢加拿大公民的自豪感、卫理公会教派和慷慨的银行家拜伦·埃德蒙·沃克（1910年受封埃德蒙爵士）。他是一位收藏杂家，从矿石、箭头，到古典绘画杰作无所不包。沃克渴望将多伦多打造成世界重要城市，因此，建设一座最新博物馆必不可少。为实现目标，银行家沃克向多伦多市主要由卫理公会教徒组成的金融精英求助，提醒他们的社会福音是“满足启蒙历史的需要，实现未来社会的提升”，虽然他自己只是表面上的信徒。沃克的激励说教富有成效，自1914年诞生以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极具新教伦理特色。最初，该博物馆包括五个各自独立的部门：考古学、地理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但是它很快在科学领域，为人文学科开辟了广阔空间。

拜伦·埃德蒙·沃克筹集了博物馆的启动资金，招募了第一位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和观念超前的馆长。之后，博物馆开始向人文学科转向。沃克的收藏属于大杂烩。1902年，他希望在自己的藏品中增添古埃及圣甲虫。他从儿子口中得知，查尔斯·崔克·科雷利是一位埃及学家。科雷利时年26岁，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他请沃克放心，称自己可以搞到圣甲虫。科雷利非常熟悉尼罗河谷，就像他对安大略周边大草原那样了如指掌。几年前，科雷利曾访问英国，见到了当时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特·皮特里，他对此印象深刻。很快，那个加拿大小伙子参加了皮特里的发掘队，在埃及的重要遗址开展工作。此外，科雷利还在冬季期间，定期陪同多伦多贵宾团前往埃及旅游，对购买文物提供专业咨询。总而言之，科雷利是一位处事见风使舵的信徒，与其博物馆生涯堪称绝配。

1914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科雷利成为指导馆长。他的宏伟目标跨越了几个世纪、几个大洲（1956年，他出版了自传，将书名巧妙定为《我把历史带回家》）。尽管如此，科雷利对未来的关注，丝毫不逊于他对历史的关注。如加拿大学者丹尼斯·达菲所记述，科雷利协助开创了“儿童友好型”博物馆，使“任何多伦多的中产阶级父母，都能详述恐龙展品的每个细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初期，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忠实的英联邦自治领，加拿大自愿提供了军队和财富。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征集预算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博物馆的扩建计划被搁置。1918年，科雷利与乔治·克罗夫茨相逢相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克罗夫茨绝对是博物馆的理想供货商。

克罗夫茨出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英裔爱尔兰家庭，是一只追求冒险的黑羊。20多岁时，他离开了科克郡，作为皮毛商去中国打拼新事业。1896年，克罗夫茨已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开始倒腾经营文物。1916年，克罗夫茨前往多伦多访问。当时，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刚刚创建。他在酒店的桌子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印着那座博物馆最近征集的一尊陶质佛像。克罗夫茨一眼看出，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件文物。随后，他与科雷利馆长取得了联系。1918年11月，克罗夫茨重返多伦多与馆长会面。

古董商开始向馆长展示现有存货的照片。接下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我从未见过这类文物，它们没有在英国出现过。”“您说得没错，它们属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文物。”“或许你最好别谈价格，我们目前没有征集经费。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很想知道这两件东西值多少钱。”谈话在你来我往中继续进行。之后，科雷利（据他本人后来记述）说：“请把照片留在我这里。我无权让博物馆背上债务。但是，在我们让这批东西溜走之前，我要一分一分地从多伦多市弄钱。”

随后，古董商收到了一张支票。藏品征集如行云流水般进行，绝大多数以跳楼价征购。在六年期间，前皮毛商克罗夫茨，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售了5000多件墓葬雕塑、陶器和绘画藏品（参见彩色插图7）。1922年，当那对石狮抵达多伦多时，科雷利馆长通知古董商，说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那“属于现有最高荣誉，因为（加拿大）已不再授予爵士地位”。以下引用文字有助于解释那位供货商如何获得成功：“随着一条必须穿过早期陵墓的铁路开建，许多几乎不为人知的文物将会被发现。”此时，昔日的皮毛商，已成了乔治·克罗夫茨博士。这个尊称铺平了他向其他博物馆销售的通道。1923年，担任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兰登·华尔纳宣称，科雷利馆长已同意与自己分享克罗夫茨博士最新猎获的中国文物。华尔纳提出，要特别关注那些“藏品中为数不少的杰出墓葬人物雕塑，以及类似的顶级代表作”。如华尔纳详细叙述，克罗夫茨提供的文物，补充了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中国唐代文物收藏：

在美国，至少在可见之处，尚未发现任何地方收藏有（比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更好的马、骆驼，或更令人恐怖的镇墓兽。那里收藏的一件釉陶骆驼极好，高度至少达到70厘米。在它的驼鞍上，一边挂着水囊……另一边挂着干肉、排骨和所有其他物品，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即便是写实的希腊艺术，也绝不会比那些杰出中国釉陶动物更加栩栩如生，不会比那些弯颈、立耳陶马的姿态更加雄伟。与我们西方古代世界的任何文物一样，可能属于陪葬品的成排人物塑像，充满活力，虽然它们体量不大，从未在想象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但仍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而我们美国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仅此一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把美国的博物馆甩到了后面。

华尔纳所言显得相当谦虚。同时也表明：在已成形的西方艺术体系中，为中国艺术定位，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在通常的艺术等级体系中，博物馆质量的艺术品起源于近东，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成熟，进而传承至各自定位明确的不同阶段，一直延续到属于叛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出现。但是，在那种艺术格局中，“中国艺术”的定位在哪里？拥有丰富复杂传统的中国艺术如何、为何自成体系独立演变？确实如此，牛津大学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艺术》的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连“中国艺术”这个词汇，也属于“相当近期的发明，其历史不会超过一百年”。因此，学者和理论家做出了不懈努力，以破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寻找其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在探索中国艺术的过程中，自乔治·克罗夫茨开始，加拿大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1925年，克罗夫茨去世后，他的珍藏、照片和笔记本，都转给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它们对于创建中国文物年表，确定其来源和真伪，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克罗夫茨经手的特价商品最终都变成了博物馆的珍藏。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4人组合中的第3位是怀履光博士。1956年，他出版了《古代中国青铜文化》一书。他在该书扉页上，称自己“曾任河南省主教、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东亚艺术藏品部名誉主任”。之后，他又撰写了真正开创性的著作《古代中国的尸骨文化》。此前在1934年，他出版了《洛阳古代陵墓：对河南金村一组时代可能为公元前550年的王室陵墓建造及墓葬品的记录》。开封曾经是封建中国的一个都城。怀履光早期发现的一个令人存疑的闪光点，是他在开封三位一体教堂附近，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犹太教堂遗址。1912年，在开挖新传教士医院地基时，工人们用铁锹挖出了3块石碑，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的一处宗教崇拜地。

有关石碑时代和铭文意思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是，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在长达一千年时间里，开封是一个起源于古波斯地区犹太人部落的安身之地。实际上，马可波罗曾提及犹太人现身中国。随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几个世纪前的其他传教士，也都提到过此事。显然，开封犹太教堂原汁原味的安息日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50年代。那时，自然灾难使犹太人教堂遭到了毁坏。最近，犹太学者和以色列狂热分子，已确认并欢迎那些被流放犹太部落的后裔。

怀履光备受鼓舞，很快将考古学当成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利用实用主义方法开展研究，认为应与盗墓贼开展合作，既握手交流，也并肩挖掘。对此，我们找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艺术家、学者妻子维尔玛（她曾在怀履光最后署名出版物的封皮上画过素描）提供的证据。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自传《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在书中回忆道：“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争夺战中，怀履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绝大多数外国人。我们拜访怀履光主教后一年多，发现他一直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与当地从中国历史中获利的中国人合作，借以开展一项抢救工作，并取得了科学考古成就。”

此举的结果是，盗墓者通常会通过怀履光主教家的后门，把平日非法挖掘获得的战利品交付给他。因此，主教可在最新发现墓葬品转交北京古董商之前，对它们进行检查和征购。在怀履光的最后一部著作描述的8座陵墓中，只有一座属于科学发掘。其他7座陵墓都由洛阳铲直接刺穿进入墓中。洛阳铲属于特别适合盗墓的工具。在《甲骨文》一书中，彼得·赫斯勒有如此描述：洛阳铲是“一种从中间劈开的管状刀片，其后端捆绑一根长木棍”。那意味着三足青铜鼎等大件文物无法完整地从墓中取出，而是常常被强力捅破。“显然，那不属于暂时或偷偷摸摸的盗窃，而是一种长期活动，必定得到了地头蛇的保护。”费正清教授写道，“南京政府在河南没有任何根基。”中国的专业考古学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如洛阳金村大墓情况一样，重要陵墓在洗劫一空后被回填。费正清最后哀叹道：“其原因只是庄稼地太珍贵了。”

怀履光之所以能够与盗墓者开展不同寻常的合作，或得益于他的世俗生活方式。1873年，怀履光出生于英国的康沃尔市，父亲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和工程承包商。威尔（大家都那么称呼他）4岁时，他的父亲迁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年轻的怀履光很开朗，自以为是，却也要到教堂做礼拜。他每天都写日记，每篇日记前都引用一句《圣经》上的告诫语。青少年时期的怀履光一心向往冒险，决定当一名英国国教传教士。他进入了多伦多的威克里夫学院学习，于1896年获得圣职。怀履光在21岁时，散发了一首以“小苏格拉底”署名的诗。他在诗的最后写道：“与我一起大笑吧！我又成了男孩子。岁月较真不造假，今年我已二十一。”（令他惊喜的是，一家多伦多报纸发表了他的诗作。）

怀履光中等个子，头发乌黑，额头宽阔，嗓音低沉，身材瘦削而结实。他一直（如有人对歌德的形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一般人可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用他的传记作者刘易斯·卡尔文·沃姆斯利的话讲：“怀履光被一种永无止境渴望和富于感染性的精神兴奋所驱动。他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奇心，相信世界上的秘密在等待他去发现。”怀履光正是那样一位修道士。1896年5月，他刚向自己的甜心安妮·雷求过婚，便获悉自己要去中国传教。

1897年2月，怀履光独自一人从温哥华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抵达上海后，他得知自己被安排到福建省传教。那是中国南方一省，被认为是“外国鬼子”的冒险之地。他的目的地是一座山城，从庄严的福州港前往那里，需要乘坐驴车走8天。

抵达福州后，作为传教士见习生的怀履光，很快为自己购买了一件中式长袍、帽子和一条假辫子。那一年是猴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区，以及慈禧太后从北京逃亡，满族统治阶层的精英，已开始走下坡路，各地充斥着各种密谋和排斥异己活动。

因此，那个时代，与怀履光所能期待的一样有意思。此时，他在福建的建宁开始了自己的传教士生涯。那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山城，四周是云雾缭绕的茶园。怀履光在那里，开始学习中文口语和阅读，留蓄长辫子，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怀履光。1897年10月，安妮·雷来到了上海，两人在那里完婚。怀履光夫人通情达理，她没有穿着中式服装，是冲动任性丈夫的平衡稳定器。

世纪之交，挑战无处不在。加拿大英国圣公会传教会没有畏缩撤退，选择了迎难而上扩大影响。教会的长老们获悉，中国对创办医院和学校，采取了敞开大门的欢迎态度，怀履光似乎是可授权管理更大区域的理想人选。他曾经与麻风病患者一同工作，学习过顺势疗法，会演奏中国乐器，还知道如何制作腊八醋。而且，他还以“像中国人一样讲汉语的老外”而声名远扬。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包括容易引发众怒的治外法权。但是，当外国人因此遭受攻击时，能讲中文就变得格外重要。因此，当英国国教会总主教把河南省指定给加拿大时，英联邦自治领地的主管，把目光投向了来自安大略省的年轻人怀履光，安排他对付属于特别动乱地区的河南省。1909年，怀履光36岁，被任命为加拿大派往中国的首位英国国教主教，属于当时获得主教长袍、主教冠以及宗教法庭主教宝球的最年轻主教。

不到一年，怀履光便踏上了前往开封的征程。那里是北宋时期的古都，最近成了河南省首府，管辖着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3500万居民。3月，在一个令人难以睁眼的沙尘暴之日，怀履光夫妇乘坐轿子来到开封。迎接他们的（据怀履光传记记述）是一个3岁大的孩子，他伸出一个空饭碗，很有礼貌地问道：“你吃了没（当地问候语，相当于‘你今天过得好吗’）？”新主教似乎很快融入了开封熙熙攘攘的街道之中。“怀履光身材瘦小柔软，”在此继续引用沃姆斯利的描述，“怀履光走在大街上，看上去很像一个短小精悍的中国小伙儿。幸好，他头发乌黑，眼睛也不是那么湛蓝，不至于引发众人的议论纷纷。”虽然开封的辉煌仍然不为人知，连喝过墨水的老外也不例外。怀履光在那座城市担任主教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幸运，扣人心弦。

在北宋（960—1127）九位皇帝统治期间，开封曾是中国的封建都城，达到了辉煌顶峰。人们普遍认为，宋代皇帝是“天朝王国”最有能力、最文明的统治者。北宋时期，见证了中国城市发展，印刷书籍首次面世，科学发明突飞猛进，经过严格考试形成了一批政治精英阶层。13世纪，开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令人难忘：它的人口约为140万，包括9个城郊居民区和军队家眷驻地，使开封城的面积达到古罗马城的3倍。

开封的崛起，应归功于它毗邻黄河，以及不久前开通的大运河，中国北方的煤和铁，因此得以与通过驳船从土地肥沃的南方运来的粮食进行交易。开封还成了一个商业交叉路口，市场上挤满了来自中亚的大篷车。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对那座已被遗忘的开封都城进行了理想化描述：那里一度成为城市天堂，和平、稳定，其令人愉悦的文明礼貌、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延续了一千年。对此我们有一个形象见证：《清明上河图》。那是一幅5米多长的卷轴绘画，据传由张择端创作。许多学者认为，那幅画作描绘了鼎盛时期的开封景象，包括一排排商店、水运航道、拱桥、花园、学校、寺庙、食品市场和戏院，其间点缀着骆驼大篷车、街头音乐家、杂技演员、官员和学生，以及里面有妓女和歌女的青楼（芝加哥大学网站有该卷轴画展示）。

1910年，年轻的怀履光主教，对所管辖的教会王国进行了调查。此时，他发现那座曾经的大都市，已沦为一个落后的省城。开封还保留着老城墙、令人难忘的铁塔、迷宫一样的水路以及千姿百态的花园。但是，由于开封邻近黄河泛滥区，洪水定期发作，那里的纪念碑式大型建筑已被冲走，几乎全部消失。除此之外，由于开封地区缺乏大型石材，早期大型建筑均采用夯土和易于腐烂的木结构。相对而言，当地的大量古墓更为经久耐用，它们支撑了开封的地下经济，使怀履光主教成为科雷利馆长的授权供货商，充实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收藏。

“我很快发现，我与怀履光在多伦多一起读过书。”科雷利馆长在自传中回忆道，“他向我们呈现了一幅1300年或1400年的精致绘画，技法高超，保存状况极好。由于怀履光与河南省某位大古董商结下了友谊，他受到了良好训练，对于所出土文物的情况一目了然……尽管怀履光温文尔雅，但他有勇气在破坏中拯救他的城市。”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在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中，怀履光是一位全能调解人。20世纪中期，在一个危急时刻，怀履光主教给科雷利馆长寄了一封信，谈到了因军阀军队威胁产生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那封信说，怀履光主教从一个英国人那里获悉，军阀军队进入城镇10分钟内，便会前往他很熟悉的一座寺庙。那里保留着精美壁画。士兵们到达那里，会用刺刀抠出壁画上的人像，祖祖辈辈的僧人珍爱许多世纪的伟大绘画作品将会毁于一旦。僧人们安排了一些人，从寺庙墙上揭取壁画。他们切开厚厚的泥灰，将壁画一块一块切割下来。被切割的壁画共有80块，用棉花包裹后装车运走。僧人们也不知道它们被运往哪里，因而无法通过酷刑逼迫他们告知壁画的下落。当军阀来到那个寺庙时，那里只剩下空空荡荡的一面墙。

据怀履光估计，那些濒于灭绝的壁画属于元代时期的作品，价值非凡。寺庙名为兴化寺，建于公元992年，位于山西省一个偏远农村。那些壁画一直在兴化寺受到精心保护。此时，那里的僧人已是手忙脚乱。怀履光催促科雷利馆长买下那些壁画。1928年，科雷利馆长给那位英国中间人发报，提出了购买要求。80块壁画残片及时抵达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并被精心修复。科雷利就壁画修复问题征求兰登·华尔纳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乔治·斯托特。在斯托特的建议下，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技术人员一丝不苟，重新修复了约12米的干壁画绘画，那便是目前为人所知的壁画《弥勒佛的乐园》。它描绘的是弥勒佛（未来佛）及其周围的一群神人、凡人贵族和个人随从，包括弥勒佛的理发师，整个画面显得虔诚、友善。

征购《弥勒佛的乐园》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又（通过山中商会）买入了另外两幅元代壁画。它们同样来自陷入危险之中的山西省，被称为“北斗星君”和“南斗星君”。“南斗星君”描绘的是与“天朝”干支纪年有关的12个动物。总而言之，用科雷利馆长的话说：“现在，我们拥有了一组我从未见过、最令人难忘的绘画。”（那些壁画被重新修复后，一直在该馆亚洲艺术展厅复原展出。）

与此同时，怀履光还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供了各类其他的文物：古代青铜器、带铭文的甲骨，它们为中国文化历史增添了崭新的序言。因此，1935年，怀履光从主教岗位退休后，顺理成章地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始了新的事业，担任了该馆东亚藏品保管部的主任。之后，怀履光发表了一系列博学多才的专题论文，包括他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寺庙壁画》一书，其中附带有精美的插图。在那本书中，怀履光对上述3幅壁画进行了注解。福开森（另外一位传教士改行的古玩收藏家）曾为怀履光早期有关中国陵墓的书籍写过前言，他评论道：当时，怀履光在中国似乎属于“最幸运之人”，“能够通过可靠的代理，密切关注每个阶段的盗墓活动，对墓中出土的许多文物予以保护”。福开森应该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他公正描述了专业考古学家的困惑，描述了他们为保护中国大地的出土文物，甚至盗墓者手上那些文物进行的斗争。

然而，令怀履光进退两难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怀履光自我评价很高，对此并非全无道理。他能很快地精准拿捏有关法律的问题。在怀履光出版的著作中，对于所购买文物如何进入他的视线，通过了何种渠道，他一直小心翼翼，闭口不谈。另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挖掘者是明义士，怀履光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尽管如此，怀履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未对同事明义士的工作给予足够赏识。中国学者董福林是明义士牧师传记的作者，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辩论。

据董福林统计，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有数百件（甚至可能是数千件）中国文物，包括玉器、青铜器、陶器和绘画，属于非法走私到加拿大的，违反了1930年中国禁止出口古物的法律。他坚持认为，怀履光通过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运送文物，那里的检查形同虚设；或在其他传教士的行李中夹带文物。董福林披露的情况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公开辩论，尽管尚未有人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正式提出文物返还要求。争论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明义士。在职业道德方面，明义士选择的道路，与河南省主教怀履光大相径庭。

明义士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不同寻常的是：明义士不仅在加拿大受到尊敬，在中国也是如此。他被中国誉为“殷商文化和甲骨文的最重要的西方学者”。明义士1957年去世。由于冷战原因，他生前未能重访自己长期在安阳居住的老房子。尽管如此，2004年，明义士在安阳的故居，被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明义士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发挥的先驱作用；也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所发现的绝大多数文物属于中国，也应该留在中国。明义士总共收集了35913件带铭文甲骨，以及23000件其他古代文物。

在协助重新发现已失落的中国国家、文明根源方面，明义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发现并解读甲骨文之前，人们推测中国最古老的商周王朝，至多是尚未成形，或属于杜撰。但是，“龙骨”（带有铭文的龟甲和牛骨）的发现，不但使怀疑者哑口无言，也表明中文是最古老且一直延续使用的书写文字。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商代是富于创造性的生产者。西周崛起前，商代的30位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随着周克商，”费正清归纳道，“中国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而诸如青铜器铭文以及新出土的周代甲骨文等新考古证据，均可与中国古代文献和最早历史记载吻合，与那些久为人知的古代地名、人物和事件吻合。”通过对其统治者赋予“天赋王权”，商代和周代创造了新的合法统治地位。因此，同质、勤劳、早熟的中国人民，得以沿着“天朝”封建统治的道路不断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证明了古代甲骨文的作用。根据一个常被人提起的故事，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当时，清代一位名叫王懿荣的官员患上了疟疾。他的医生给他开了一服俗称“龙骨”的药方，其中包括碾碎的龟甲。王懿荣拜访了北京当地的药店，注意到那些尚未碾成粉末的甲骨上刻有一些清晰可辨的文字，与他在古代青铜器看到的文字类似。义和团起义爆发时，王懿荣正在深入研究那些奇怪甲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领馆时，王懿荣被任命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面临着投降或被流放的结局，他选择了服毒身亡。

王懿荣自杀后，他收集的一千多件甲骨文转手落入同僚刘鹗手中。1903年，刘鹗出版了首部有关玄妙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刘鹗得罪了清政府的权力部门，因遭腐败指控被流放新疆。1909年，刘鹗在新疆去世，端方接手了那批甲骨文的鉴别工作。端方是清廷著名官员，也是首屈一指的文物收藏家，曾出高价征集甲骨文。如本书前面所述，1911年，发生了成功推翻满族清王朝的起义。其间，端方被手下叛乱军队砍掉了脑袋。

20世纪初，明义士抵达中国时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当时，明义士26岁，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他见证了世上最早建立的封建制度大厦的坍塌。明义士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农村地区，接受过土木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的专业训练。在基督教青年会一个露营地，明义士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抵达中国后，似乎是机缘巧合，明义士在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定居下来。那里正是日渐衰弱的“天朝”文明的发源地。

明义士很快得知：在安阳郊区，有一片叫作“殷墟”的庄稼地。拾荒者知道，那里有大量甲骨，地面丢弃着破碎陶片。在那片土地下面，躺着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的遗址，包括宫殿，官吏、士兵和卜卦者的居住区。卜卦者精通解读动物骨头上面的裂痕，以此预测未来。从此以后，明义士牧师积极参与到考古活动之中。1928年，他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安阳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国科学院是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科学组织，而那次发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考古活动。不进行考古发掘时，明义士履行传教士职责。此时他是牧师，推动教育和卫生保健工作，时而还担任教会流动乐队的领队。即便在中国处于动乱期间，明义士牧师也和他的团队一起，从一座城市前往另一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搭好装满食物和印刷品的台子，敲锣打鼓召唤充满好奇的人们，之后播放耶稣的形象和加拿大农村生活的幻灯片。

1937年，日本人开始武装进攻中国。安阳的考古发掘和传教士的巡回布道告一段落。1936年，明义士与妻子安妮·贝勒和儿子亚瑟一起返回加拿大休假。他们哪里知道，那竟是他们与安阳的永别。回到安大略省，明义士很快自愿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工作，参加了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的考试，递交了有关中国商代青铜武器的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义士前往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顾问。

回到加拿大重新安顿下来后，明义士仍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处置那一大批运抵加拿大的甲骨和陶器？明义士打算订立契约，将那批藏品转让给中国。同时，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捐赠一批代表作。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1957年，明义士去世。此前不久，”据明义士传记作者董福林记述，“明义士的妻子安妮和儿子亚瑟，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馆长协商，以确定哪些明义士藏品分配给加拿大……明义士的家人同意接受最佳解决办法，即把大部分藏品出售给安大略皇家博物馆。1960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设立了‘明义士基金’，将其作为已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以促进加拿大对中国的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此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在内容和形式上，履行了协议，出版了16本有关中国商代的书籍和专题论文。随之而来的其他结果，也毫无疑问令明义士感到安慰：他的儿子亚瑟，后来成为加拿大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加拿大从中国移民中获益良多，明义士家人的朋友、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伍冰枝，被提名担任了加拿大总督，她成为担任英国女王象征代表的首位华裔加拿大人。

随后发生的事情也颇具辩证对称性，会使不喜欢出风头的明义士牧师欣喜不已。在毛泽东时代，明义士牧师被公开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之后，他的名誉逐渐得到恢复，并在2000年达到顶峰。那一年，山东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对明义士给予了肯定赞美。的确如此，在明义士的生涯中，寻求和谐统一是一个恒久不变的主题。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我曾见证过1000人受洗礼，还有更多人准备成为新的信徒。但是，与在河南北部学校和教堂里所做的工作相比，我对甲骨文的研究，或使我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甲骨文蕴含的更深层信息究竟是什么？“明义士研究商代宗教，”明义士传记作者董福林概述道，“他得出的结论是：商代人与《圣经》描述的摩西时代处于同一时期，他们曾崇拜一位被称为‘上帝’的神。那并不是一个新观点。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情况下，17世纪的耶稣会信徒曾宣布过那种观点。他们推测，周代人引入了‘天’的概念。那是一种超凡的精神力量，支配着宇宙和人类。”

明义士与耶稣会信徒持有同样的观点。明义士相信，自己潜心研究的甲骨令人崇敬，它上面出现了表意的“帝”或“上帝”一词。他相信自己已从甲骨文中找到了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摩西曾经来过殷墟。而且，他还相信，“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古代圣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目前，孔子的名誉在逐步恢复，特别是在圣人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市。对此，明义士大概不会感到惊奇。埃文·奥斯诺斯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写道：“在据传是孔子诞生地的山洞附近，正在建设一个投资5亿美元的建筑群，包括博物馆和公园，里面的孔子塑像，几乎与自由女神像一样高大。在市场运作方面，曲阜市已与耶路撒冷和麦加相提并论，称自己是‘东方圣地’。”（2013年，那里接待了440万观众。）人们可以想象，明义士的不眠之魂，会显露出一丝幽灵般的微笑，同时发出一声叹息。明义士曾精明地说过：“我们中的一些人，一定要用中国思想和观念教育自己。如此，我们不仅能了解中国的外形，也能了解到中国的灵魂和思想。”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4位主要创建者，还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更加有形的纪念碑。目前，该馆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馆，藏品类型齐全（艺术品、文物、自然科学和纪念物品），总数达到了600万件。今天，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员工，已很少“通过最近是否征集了数百件文物藏品”来评价自己的博物馆。如该馆现任中国艺术高级研究员沈辰所主张：“博物馆员工更感兴趣的，是看博物馆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活动，或者下一次举办怎样的重磅大展。”为此，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出的口号是“海纳百川”，目的是“与博物馆新观众和年轻观众的需求保持一致，与公众的期待保持一致”。

沈辰是考古学家，拥有在中国开展田野发掘的经历，也很有能力实现博物馆的口号和目的。他不仅跨越了太平洋，还主动南下接触一些美国博物馆。一个例子说明了那一点：2002年，沈辰博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的3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巡回展览“千古遗珍”。

“千古遗珍”首次在北美展示了一批中国最近出土的文物，它们（时代为公元前2000年）从根本上修订了中国早期历史的公认版本。展品中包括极具神秘色彩的青铜器，精美的盛酒器，“半人半兽”面具，刻有兔、龟和老虎形象的玉坠，以及几十年前由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三杰”（克罗夫茨、怀履光和明义士）征购的甲骨文和陶器。最近，从四川省的十几个遗址中，出土了数百件文物。1986年，在四川省省会成都附近的三星堆，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使四川考古变得光彩照人。根据沈辰为展览撰写的小册子，三星堆的发现，无疑是“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打破了以前“四川盆地属于文化穷乡僻壤”的固有共识。人们曾经认为，直到秦朝和汉朝（前221—220），四川地区一直“处于中原文化支配的阴影中”。

在此需要强调两点。首先，在对中国历史进行重大修订过程中，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发挥了恰如其分的引领作用。在西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是首家开创性地系统收藏甲骨文和古代青铜器的博物馆（如2002年展览所展示）。其次，“千古遗珍”展有助于在新千年加强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传统。该展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四川省文物局的全力合作。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负责安排了该展在美国的巡展。在美国西海岸首次展出后，“千古遗珍”移至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肯贝尔艺术博物馆。该展的第三展地，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02年10月至11月，该展抵达最后一个展地多伦多市展出。东西方携手庆贺三星堆那些惊人发现，使“千古遗珍”文物展览产生了双重意义。2014年，当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庆祝建馆100周年时，它同样适时地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紫垣撷珍——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生活文物》，集中展现了北京紫禁城居民的幕后生活。该展包括了大约250件展品，它们之前从未在海外展出过，吸引了潮水般的观众。《美成在久》杂志对展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那是一本针对亚洲艺术爱好者的全球性杂志。来自紫禁城的文物展览，使加拿大安大略省再次受益，同样具有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