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第二阶段的碰撞，正值19世纪世界范围内帝国扩张群雄纷争。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和可居住土地，都处于十来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虽然美国的领导者声称，美国拥有优越的政治道德，但它仍然参与到了扩张竞争之中。对于美国来说，它较少利用贸易来表达意志，而是采用了更多其他的方式。因此，1851年，美国太平洋贸易游说集团向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施压。那位总统在其他方面并不怎么坚硬，却大胆派出了一整支小型舰队驶入日本。之前，很少有西方人涉足那里。此举并未赢得掌声一片。在菲尔莫尔总统的批评者中，有《纽约时报》的编辑。他们警告说，不要为了“每年只有几批棉布货物”的市场，试图“用炮弹、子弹和炸弹打开一条通道”。美国国会和许多其他人则有不同的看法。1853年，马修·佩里司令的海军舰队扬帆起航。他统领的“黑船”，成功撬开了驶入封建日本的通道。

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此事产生的后果。在15年之内，日本的叛逆者们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他们清除了日本闭关锁国的旧秩序。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崛起，建立了开放、有效，以及在永远正确的君主象征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从那时起，美国和日本开始与欧洲竞争，争夺控制中国的主导权。此时的中国，正饱受饥荒、叛乱、腐败，以及（在北京看来）传教士的困扰。1898年，美国舰队司令杜威率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湾大获全胜。之后，美国把菲律宾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威廉·麦金利总统宣布，经过一番虔诚祈祷，他依照上帝旨意，将菲律宾群岛纳入了“美国版图”）。

1898年，美国国会对吞并夏威夷的提议进行辩论，其中弥漫着扩张主义情绪。在众议院演讲时，纽约州众议员威廉·苏尔泽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他对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呼吁道：“让我向美国商人大喊：要奔向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奔向太平洋！”那里有数百万、上千万需要吃饭的民众，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在召唤，欧洲列强已试图控制那里。“在世界商业竞赛中，我们决不能落后。”随后，苏尔泽众议员还宣布了更多超越其想象力的预言。他说，不出一百年，美国贸易的巨大体量，“将不仅跨越大西洋，还要跨越宽广的太平洋”。

那些盛行的观点和随之发生的行动，宣告了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地区强国的首次亮相。华盛顿早期转向远东的一个明显前兆，是美国迅速出现了一个社会团体。其成员由外交官、传教士、商人、金融家及其家属组成，长期在中国居住。从此，在中国北京和其他开放的口岸城市，首次出现了不断增长的美国人社区。在中国偏远地区，传教士的活动也在急剧扩大。有关东亚的书籍，在美国出版目录上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年轻人，开始破天荒地学习基础汉语。我们在本章节涉及的，是美国转向亚太过程中一个被人忽视的方面，即女人的重要性。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的家眷，经常有着与丈夫不同的日程表。她们不仅与中国女人交朋友，还被中国风俗、衣着、日常生活和从众心理所吸引。本章节和下一章节（我们还将顺便去趟西藏）将集中讨论那种情形如何形成。正是圣路易斯博览会，打开了一扇美国通往中国的特别之门。

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或许成了美国展示自己强大扩张主义力量，以及新型伸缩性的最佳时机。博览会的举办，也是庆祝杰弗森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一百周年纪念。那笔交易使美国将15个州和加拿大的两个省纳入版图，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的最大面积的领土。博览会的官方期刊兴高采烈地欢庆美国的西进成就：“人们与一望无际的荒野和野兽搏斗，仅仅100年，便使那里成为20个伟大联邦的所在地。与此相比，荷马《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所取得的成就，真是小巫见大巫。”

博览会开幕前，3万人一天24小时连轴转，一直干到周五深夜，忙着对地面进行最后的整理，拆除脚手架，布置展览。4月30日上午9点，达官贵人从三个方向汇集到作为博览会中心的圣路易斯广场。在一支乐队率领下，当地显贵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国政府代表相互寒暄。美国各州和领地的大人物，包括从华盛顿乘专列抵达的国会议员，也在此与大家会和。两艘美国战舰——纳什维尔号炮艇和劳伦斯号鱼雷驱逐舰，驶进了圣路易斯海港。汽笛齐鸣，人群发出高声呼喊，来迎接那两艘战舰，为博览会增添了耀武扬威的氛围。

天气极好，令人舒畅。大约有187000人亲临开幕现场，他们俯首祈祷，聆听五花八门的致辞。500人演唱了由当时美国著名诗人埃德蒙德·克拉伦斯·斯特曼创作的《西部赞歌》，以此对来宾表示欢迎。最后是以吉卜林格调响亮吹奏的《崭新和更高贵的国土》！在一名卫兵陪同下，美国战争部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参加了博览会开幕活动，并发表最后的重要讲话。现场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送了电报。此时，总统正站在白宫的东屋。下午1点14分30秒，罗斯福总统按下了发报机上的金色按键，莫尔斯电报的嘀嗒声，穿越了1100多公里。开幕现场的闸门打开，水流形成阶梯瀑布，成千上万面旗帜随即展开。至此，全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伟大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展览”开幕了。

在那种情形下，博览会开幕当天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由于扳道岔出错，“铁山快车”的6节车厢脱轨，导致8人死亡。那是世界博览会的专列，是温泉城开往圣路易斯的早班快车。乐队队长的马车撞上了一辆无轨电车，导致他身受重伤。客栈一个容量100多升的咖啡机爆炸，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发生于1803年，在1904年搞百年庆典活动，已经延迟了一年。博览会举办了7个月，包含了来自62个国家、殖民地和43个州，以及除夏威夷之外所有美国占领地的展览。博览会的设计师们，对布满灌木丛和沼泽的7000多亩公园进行了改造，观众在其中500座建筑里面伸长脖子张望。博览会的亮点，包括几个复制的大“宫殿”：法国的大特里亚农宫、德国的夏洛特堡城堡，以及罗伯特·彭斯故居和亚伯拉罕·林肯的小木屋。

中国人曾低调参加了1893年芝加哥、1900年巴黎博览会。尽管如此，圣路易斯博览会，标志着中国首次正式现身世界博览会。“天朝”派遣满族血统的溥伦亲王率领代表团与会。慈禧太后捐献了75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50万美元），用以支付中国展览和中国馆的建设费用。溥伦在博览会上复建了自己府邸的部分建筑，将其作为中华帝国馆。它被《纽约时报》描述为：“一座奢侈、优雅的建筑，装饰华丽，五彩缤纷，充满幻想。”中华帝国馆的特色，是其中的荷花池塘里面，游弋着从中国进口的金鱼和银鱼。慈禧太后的银子似乎是花得物有所值：中国馆被认为是“所有外国馆中最具诗情画意的场馆”。人群涌入中国馆，证明其受欢迎程度没有言过其实。1904年5月6日，在耶鲁大学毕业生（1883级）、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开甲的协助翻译下，溥伦团长正式为中国馆举行落成典礼，进行集体接见，在当晚举办了3000人参加的招待会。之后，溥伦离开博览会，前往美国的主要城市参观。

中国的主要展品位于“人文科学馆”。在家具、工业制品和农产品中，特别展示了“穿着中国本土服装的男女假模特。有些服装是浓艳的刺绣，表现了中国各省的不同服饰”。但是，对观众来说，那些展品似乎是“明显地拥挤”。他们抱怨展品“乱七八糟”。商人们按照自己理解的外国品味，为博览会提供专门展品：康熙、乾隆瓷器，汉代陶器，明代瓷罐、瓷瓶，重建的景德镇瓷窑（曾被太平天国起义破坏）烧制的新器皿（包括专为宫廷烧造的“贡瓷”复制品），古代青铜器，玉器，象牙制品，以及大卷大卷的丝绸等。

此时，中国艺术被归类为“应用”，而不是“美术”。只有一件展品——美国人凯瑟琳·卡尔为慈禧太后所画的肖像油画，进入到美术馆中展出。当时，凯瑟琳的兄弟弗朗西斯·卡尔在中国。他作为清朝高级官员，在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罗伯特·赫德爵士手下工作。卡尔担任了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副监督，负责中国展品的收集和布展。人们推测，是卡尔说服了博览会将姐姐所作的肖像油画放入美术馆，而不是与其他中国展品一起在人文科学馆展出。

在中国，最令人感兴趣的外国人是罗伯特·赫德爵士。他是弗朗西斯·卡尔的上司，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超过了45年。赫德爵士在大清帝国负责收税，监管港口、边界、灯塔和2500个邮局。同时，他还承担欧洲人与中国人协商调解人的角色。有传言说，赫德是天子之下最有权力之人。一位朋友宣称，如果赫德没有为英国扩展领土，“为避免另一个帝国灭亡，他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赫德支持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负责中国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查尔斯·阿迪斯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银行家，后来担任了英格兰银行的行长。19世纪90年代，他为赫德爵士留下了以下描述：

赫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却显得腼腆，毫不张扬，讲起话来索然无味。他喜欢以相当阿谀奉承的方式对待（貌美的）女士……他从不外出，活在工作文件的包围中……他按规律过日子。早起，读10分钟古典作品，拉10分钟大提琴，每天下午睡一个小时，等等。开始读一本书时，他会告诉你他将在哪一分钟读完……他是梦游者……一位极好的组织者，使他庞大的机构运作得如同一台完美机器……一个毫无疑问的利己主义者。赫德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得十全十美……如果哪里有伤，会用几年时间疗养……他没有朋友，没有知己，从不锻炼身体……赫德属于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之一，但他发现自己来得太晚，很难与其情况相同的人打成一片。因此，赫德活得孤独，孑然一身。

人们经常称赞赫德爵士清正廉洁。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北爱尔兰人赫德在1908年退休时，仍拥有50万英镑的财产，相当于当时的250万美元。赫德也为自己的任人唯亲深感内疚。虽然妻子赫斯特于1882年回归家庭当全职太太，但她布雷登家族的亲戚们，仍在赫德管理的大清帝国海关留任。（1867年，赫德结婚周年纪念，他写道，自己“难以找到更好的妻子……同时，婚姻也确实干涉了男人的工作”。）

赫德夫人回英国时，赫德在中国情妇帮助下抚养3个孩子。赫德以对女人眼光独到广为人知。因此，在自家暂住的金发女郎房客引起了他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那位金发女郎，便是赫德夫人布雷登家族的亲戚凯瑟琳·卡尔。“今天，凯瑟琳小姐离开了康格公使的家，搬到了我这里居住，”赫德爵士写道，“她非常轻松活泼。实际上，她更像一阵旋风。我担心，适合我健康和工作的静怡之地，将会因此白受干扰，或许也会带来某些好处。”1902年10月，凯瑟琳跟随母亲，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抵达中国，前往中国通商口岸芝罘（烟台）看望兄弟弗朗西斯。凯瑟琳曾就读于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喜欢诸如约翰·辛格·萨金特之类的美国画家。她个子不高，面有雀斑，健壮结实，自信满满，总是带着一脸迷人的微笑。经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莎拉·康格推荐，慈禧太后选择了凯瑟琳作为自己的肖像画家。赫德爵士甚是高兴，很快从欧洲快递订购了7米多的画布和一些油画颜料，帮助女房客从事艺术创作。

紫禁城的占星家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1903年8月5日11时），让凯瑟琳与慈禧太后首次见面。慈禧太后去了美国公使馆，待了3个小时后回来。陪同她的有莎拉·康格和翻译路易莎·裕庾（原名路易莎·皮尔森）。路易莎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一位波士顿出生的上海商人。此时她是清朝一位官员的太太。准备工作结束后，凯瑟琳的草图获得了批准。凯瑟琳发现，自己的艺术眼光升华为了宫廷传统，如她所述：

太后陛下身着一套正式冬季官服，裘毛衬里使原已紧绷的刺绣绸缎更显僵硬。在偶尔出现任何皱纹的地方，都有珍珠流苏包裹皱边，借以拉平皱褶……在官服外套之上，她披着那件著名的珍珠斗篷，戴着一串长长的珍珠饰带，以及许多珍奇异宝作为发饰。她的小袖衬着毛皮，半掩一双玉手。尖尖玉指戴着长而弯曲的指甲和宝石护手，把手掌遮挡得严严实实，使那双手的画面效果最不尽如人意。

随后，路易莎夫人谈到了摆姿势的话题。但是慈禧太后坚持己见。最后，慈禧太后同意了肖像所采用的姿势，以及带水仙和“双喜”图案的黄色锦缎服装。接下来，她们确定了肖像的巨大尺寸——1.83米×3.05米。由于宫廷的木匠不会拉开油画布，那份工作就落在了画家本人和一大群太监身上。“我自己使用铁钳子拉拽画布，”凯瑟琳写道，“太监们站在凳子上，拽住画布四角。一个太监拿着大头针，另一个拿着锤子……我每发出一个口令，总管太监都会大声重复一遍。每当太监们没能领会我的指令，总管太监会呵斥他们，威胁要‘打竹板’。最后，我完成了那个艰巨任务，伸开撑好了巨大画布。”

最初，大家一致同意，把画像的次数定为两次。但是，慈禧被画像那件事儿弄得挺着迷，整个过程一拖就是9个月。凯瑟琳则像个犯人，居住在醇亲王的宫殿里，直到占星家宣布：肖像必须于1904年4月19日4时完成。此时出现了问题。慈禧觉得画像不再好玩，难以安静下来。路易莎的女儿德龄，只得作为替身摆出姿势。而且，慈禧太后并不认可西方的艺术习惯，比如明暗法：“我不想让人们在那里想象，我的脸是一半儿白，一半儿黑。”慈禧还以为画面上的珠宝可以轻而易举地去除，就像从人身上摘下来一样。最终，慈禧的肖像以四平八稳结束。那种效果并非画家本人的过错。凯瑟琳给一位东方学者写道：

我曾经梦想，把慈禧太后画得像一尊佛像：她在清王朝古老的龙椅上端坐，弯曲的美臂、玉手摆放在龙椅扶手之上，使它们的优雅，与扶手的严峻线条形成反差……慈禧具有极其吸引人的个性，仅此一点，就能使肖像抓住观众。在龙椅的左边，我会安放一个巨大的宫廷火盆，蓝色的火焰跳向空中。火焰的光芒，在她的珠宝和服饰皱纹上到处闪耀。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蓝色熏香烟雾，从古老青铜香炉之中冉冉升起。在画面底部，慈禧太后的脚下有一对龙，张牙舞爪，难以驾驭。而慈禧那位“永恒女性”，则眼神神秘莫测，流露出永远令人难以捉摸的光亮。慈禧应是明察秋毫。她以近乎残酷的洞察力，将周围的一切谜团尽收眼底。在暗淡内景中，她的面部应该是光彩照人。因为，她的个性，已超越了她所身处的真实环境。我应努力在那张极具个性的脸上，展现慈禧本性中的所有能量和长处，放大那张脸的每个特点，而不是使用柔和的线条。

不管怎样，慈禧太后对肖像效果十分满意。她要求凯瑟琳留下来，继续创作更多肖像。凯瑟琳有礼貌地拒绝了太后的请求。但是，作为对凯瑟琳努力的奖赏，慈禧向她授予了“双龙宝星”奖章和二类三级勋章；同时，还赏赐她一条名为“金琥珀”的北京哈巴狗，以及为3幅肖像画支付的1500英国畿尼。在春节期间，周到细致的慈禧太后，又送给凯瑟琳两件裘毛衬里衣服，它们对欧式服装和中式服装进行了折中：一条褶皱裙，其正前中间带有刺绣镶嵌杂色条纹，以及上身所穿的短上衣。乔装打扮后，凯瑟琳为自己拍了照片。她头戴慈禧设计的黑貂毛皮帽，那是太后从旧印刷图片上复制的成果。

肖像完成后，慈禧设计了樟木相框，让人制作了一个与画像匹配的巨大架子。从那时起，人们对待路易莎所作肖像，就像对待活女神一样。那套宫廷展示首先邀请各国公使馆女眷进行专场鉴赏。慈禧太后先是在金銮殿接见她们，之后再用四周带帷幔的轿子，把她们抬到凯瑟琳的宽敞工作室，那里配备有适合作画的灯光。公使女眷在那里赏画，陪同她们的还有宫里的女眷。第二天，受邀享此殊荣的是王子们和其他王公贵族，由于他们不得进入宫内后妃居住区，只得把肖像画搬到外面。人们搭起脚手架，把画像放到画架上，并让路易莎的儿子荀龄为肖像拍照。

慈禧太后的肖像，通过专门建造的铁路运往火车站，“因为一般运输工具，被认为不适合运送太后陛下的肖像”。另有一趟专列把“圣像”运往天津港，在那里受到了地方总督及其官员的迎驾，继而乘开往上海的轮船，转船驶往旧金山。之后，在官员护送下，乘坐列车包厢抵达圣路易斯。6月19日4时（我们猜测那个日期和时辰并非巧合），溥伦亲王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美术馆迎接“圣像”。美术馆的助理馆长和董事会几位成员，参加了肖像的开箱活动。人们拿开包裹肖像的黄绸缎，用香槟庆祝肖像的大驾光临。

博览会结束后，肖像被运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公使把它赠送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代表美国接受了那件礼物。后来，肖像被转往史密森尼学会，出借给了台北历史博物馆。它在那里逐渐憔悴，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送回华盛顿修复。目前，那幅肖像有了崭新的特制画框，属于赛克勒美术馆的馆藏。凯瑟琳·卡尔则返回纽约居住。1938年，她在洗澡时被烧伤，死于非命。1905年，凯瑟琳出版了《与慈禧太后为伴》一书，将其献给了罗伯特·赫德爵士。2012年，该书被再版发行。

麦金利总统挑选的美国驻中国公使，是自己在法学院时的密友、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埃德温·康格。1898年7月，康格作为美国全权代表公使抵达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发生攻击基督教徒事件，进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报纸报道，康格死于中国狂热分子之手，那也是他的命运）。今天看来，康格被选为驻华公使令人难以理解。他之前在美国驻巴西使馆任过职，对远东事务一无所知。康格不仅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法语。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有关赔偿协商使用的语言正是法语。幸好，康格得到了麦金利的特使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的帮助，柔克义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中文，也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密友。“庚子赔款”谈判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只允许公使参加正式会议。因此，柔克义只得依靠其他公使透露的消息。尽管如此，在给海约翰的信中，柔克义这样谈及康格：“我和康格相互欣赏，一见如故。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热烈欢迎，把我作为合作者予以接纳，我对此感激不尽。”

1900年9月，柔克义抵达北京，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见证了仍在中国北方发生的恐怖场面。柔克义写道：

从大沽到北京，整个中国完全处于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多亏有了外国军队的出现，给那里带去了秩序。“遵守纪律的欧洲军队”四处指挥运作，肯定与13世纪蒙古军队的所作所为别无两样。从海滨到北京，几乎没有一座房屋不被抢劫，其中所有可移动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一半房屋被一把大火点燃烧毁。北京一直遭受最被认可的方式掠夺：从将军到随军流动的平民，从列强公使到最低等随员，从主教到等级最低的传教士，大家都在偷、抢、掠夺、敲诈勒索，干着耻辱的勾当——而那些行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昨天，我和夫人一起沿城墙走到了古观象台，那里有壮观的青铜观象仪器，有些可能建造于13世纪。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士兵正一件件拆卸那些青铜观象仪，把它们运往巴黎和柏林。那些东西安然无恙留存了7个世纪，却未能逃过文明西方人的劫难。

“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暂时休战，不计前嫌，像双胞胎一样打家劫舍。”柔克义抱怨道，但是，在他的轻蔑嘲笑中，美国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此次对中国的远征，将作为本世纪最不光彩事件，被历史铭记。让我心碎的是，美国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杀，超过3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大批传教士未能幸免于难，外国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财产也被破坏或损毁。马克·吐温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针对传教士将中国赔偿的鲜血钱“用于传播福音”的呼吁，他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麦金利总统、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他们是“文明之福基金会”，试图“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在此，我们引用他一小段揶揄挖苦文字：德国皇帝“在山东暴乱中损失了几名传教士”，而“中国则不得不向他们每人支付10万美元和近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土地价值2000万美元，居住着数百万居民，还要为此建立一座纪念碑和一座基督教堂。在指望中国人记住那些传教士的同时，又要他们忘记那些纪念物背后的昂贵代价”。

与中国开展的战争赔偿谈判，进行了数月之久。中国同意赔偿33300万美元，由列强根据各自损失瓜分。回顾往事，柔克义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他指定将中国赔款用于美国大学奖学金，提供给中国有价值的男男女女。奖学金的获得者中，出了一位总统、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和公务员。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流亡到西安的清政府，准备在严寒的来年1月重返北京紫禁城。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北京火车站有两个中国骑兵连，士兵们骑着白马，还有两个连的澳大利亚士兵，也同样骑着马。他们在等候专列进站，等待列车上的中国皇帝、皇太后、年轻的皇后、后妃以及宫女的到来：

两千名官员、亲王、总督、道台，身着绫罗绸缎和皮草，把车站弄得五彩缤纷。站台上，有一件黄袍时而在人群簇拥中熠熠闪亮。当皇帝现身时，所有迎驾的队伍纷纷拜倒，跪地不起，直到皇帝陛下坐进轿子……在中国骑兵带领下，迎驾马队从车站出发。随后是骑着毛发蓬松的蒙古马的官员大队、满族旗手、手持伞盖者和步枪兵，身披最近获赐黄袍的袁世凯总督、端坐八抬大轿上的皇帝。在他们的两边，各有一队步兵护卫。之后是随行人员同样招摇的皇太后……皇帝、太后经过时，列队道路旁边的士兵们下跪，举枪致敬。喇叭手不停吹奏各自乐器。虽然街道已被清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挤在行进路线的高处举手张望。这种情况在从前绝不允许出现。

之后是一系列的招待会。在理顺外国社团与清宫关系方面，康格夫人发挥了领先作用。1902年2月1日，在轿夫和中国骑兵护送下，外国使团的女眷和孩子，乘坐29乘绿色轿子前往紫禁城。换乘红色宫廷轿子后，由身穿黑袍的太监抬往宫殿门口。她们在那里面见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康格夫人是那群人中唯一来过紫禁城的人。她担任了女眷的发言人，祝贺慈禧太后等人重返紫禁城，表示希望“令人悲伤的刺痛，将会消退”，希望未来大家的关系更加坦诚，更加可信，更加友好。致辞等活动后，慈禧太后双手紧握康格夫人的两手。如康格夫人写道：“太后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当她可以控制嗓音时，她说：‘我很后悔，为以前发生的骚乱悲伤，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今以后，中国要成为外国人的朋友……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朋友。’”讲话结束时，慈禧转向康格夫人，拉开她的手，随后从自己手指上撸下“一枚厚重、镶嵌一颗精美珍珠的金戒指”。她把戒指戴到康格夫人的手指上，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扒下几件手镯，一股脑戴到康格夫人的手腕上。

莎拉·康格与慈禧手挽手，接受老佛爷的个人珠宝，使她受到了尖锐批评。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是一名记者，为罗伯特·赫德爵士当了13年的私人秘书。他写过《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同样不怎么有名的埃德蒙·巴克斯合著）一书，用充满污言秽语的文字，描述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他在该书中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对慈禧与公使夫人们的会面，也大唱反调。在给《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里森的一封信中，布兰德表达了自己的异议：

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觉像一头白痴、愚昧的蠢驴。女眷去紫禁城参加招待会理所当然。但是，她们理应表现得与自己代表的文明相匹配。就在前不久，中国的皇宫和政府，对那个文明给予了无情蔑视和攻击。

莫里森则认为，那次会见，“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

康格夫人成了慈禧太后的朋友。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当时，那是美国主妇中十分流行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领袖和创始人是记者玛丽·贝克·埃迪。与其他相识的传教士相比，康格夫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后显得更为宽容。她招待过宫女吃午餐，因此名声大噪。但是，一直让《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愤愤不平的是，康格夫人“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还有一位美国人凯瑟琳小姐正在为她画像”。

实际上，正如康格夫人写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所言，她之所以想出为慈禧画像的主意，是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对报纸刊登的不公平的讽刺插图感到愤慨，它们把太后陛下描绘得极其吓人”，而她“有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应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她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让许多传记作者为之着迷的女人，面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入侵，慈禧太后还是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失败以后，她经历了来自洋人的太多羞辱。在外国传教士眼里，慈禧落后、独裁。在记者眼中，她低能、贪婪、堕落、邪恶。慈禧太后的形象，当然应该得到修正。

从内心讲，康格夫人是一位收藏家。她“收藏”人，收藏家具和中国艺术品。她自我评价道：“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对中国（万物）感兴趣。我欣赏它们的美丽，进而希望对制造它们的人民有所了解。”参加生日、特别庆典等活动，意味着赠送礼品。但是，康格夫人写道，在媒体批评她接受慈禧太后赠送手镯和戒指后，“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那些口诛笔伐似乎对慈禧没有任何影响。康格夫人写道，她们再次会面时，慈禧甚至把她拉到旁边，强塞给她一个小玉人，并悄悄地打个手势告诫：“别告诉别人。”慈禧赠送的其他宫廷礼物，还包括宫里喂养的两条狗：一条狮子狗叫“谢尔扎”，另一条京巴狗叫“虎子”，以及送给康格夫人孙女的礼物。

与美国驻欧洲首都的使领馆相比，1898年的北京并非吃香之地。中国人知道，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它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被玉河一分为二。外国人贬称那里是“皇宫的下水道”。伊莱扎·西德莫尔经常去看望在使馆工作的弟弟，据她描述：“使馆区的街道脏乱不堪，那里的漂亮花卉，被弄得仿佛在尘土中打过滚，脏臭令人心生厌恶。使馆门外的街道成了一个垃圾场，堆满了各种令人恶心的污物。”尽管如此，在使馆的高墙之内，外交官们占据着另外一个别样世界：

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被打理得相当漂亮。从喧闹街道突然走进美不胜收的公园和花园，走入那里居民的客厅、舞厅，可看到那些杰出人士如在欧洲一样生活，自娱自乐。那种景象展现出北京天壤地别的最大反差，令人称奇。

康格担任美国外交官之前，曾是一位银行家。但是康格个人并非富豪，夫妻二人的收入达不到支撑外交生涯的水准。在那些岁月，美国的外交使节职位被认为是一种荣誉，须就任者自掏腰包补贴工作。根据一项记录，与“驻外任满一届后肯定会获得升职和嘉奖”的欧洲专业外交官相比，康格公使“住的是拥挤的出租屋，报酬只有其他国家公使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官。即便熟悉了外交工作，另一位总统当选时，他也一定会被请出外交队伍”。

义和团起义破坏美国公使馆时，康格公使也遭受了损失。公使的许多个人物品被破坏或抢劫。康格夫妇租用了寺庙三官庙作为新住处，很可能需要自己支付装修费用。然而，尽管丈夫的年薪只有区区13000美元，在北京的宫殿遭到掠夺后，康格夫人仍然收集了众多藏品，后来在北京宫殿遭洗劫时，这些藏品引发了争议（读者还记得，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及其优雅的夫人哈里特借机猎获了大量战利品。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东西装满了几节火车车厢）。

“我追求的不是数量，”康格夫人写道，“而是中国不同种类最佳制品的优秀代表作。”她痴迷于中国人穿戴的五彩缤纷的服饰。在其出版的信件中，有许多谈到了她与满族宫女的会面，描述了皇太后和宫女的穿着打扮。康格夫人是最早收集中国宫廷服饰的收藏家，尽管她还是挡住了诱惑，最终没有穿戴那些服饰。1903年，康格夫人给女儿写道：“最近，我得到了一些顶级藏品。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要得到它们，但不知道如何得手。中国的公主和夫人们协助我收集了她们漂亮的服饰，以及没有公开出售的其他东西。寻找宝物的朋友们给我拿来了许多东西，都是他们在未被涉足的地区深入探索的成果。他们将我带入了一个旁门左道，那里没有烦恼，时间已深深掩埋了它们的稀有价值。”

义和团对外国使馆区的围攻，给康格公使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他患上了痢疾，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辞呈。1905年4月，康格夫妇乘坐“西伯利亚”号轮船返回美国，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定居。1907年，康格去世。康格夫人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如康格夫人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所细述，康格夫人的晚年陷入了她在中国征集藏品的丑闻之中。第一件丑闻，是她在北京花90美元买入了一块地毯，转手以6910美元卖出。《纽约时报》公开质疑，说读者们想知道，康格夫人是否“从一块精致地毯中赚了大钱”？她低价买入，是否因为那是赃物？她是按90美元纳税，还是按6910美元纳税？康格夫人公开拍卖了自己的藏品，总收益为36207.5美元；其中有若干件藏品来自清宫和寺庙。纽约《世界晚报》报道的题目是：《由美国驻华公使携带入境、属于八国联军从北京盗窃、印有美国烙印的“赃物买卖”获准进行》，报道中写道：“的确，美国外交公使及其后来成为公使女婿的年轻军事助手，并没有偷盗清宫的玉器、象牙和青铜器，或绫罗绸缎、刺绣。”然而，报道随即谴责道，“盗窃那些东西的窃贼，却在美国国旗下找到了一个市场。”另一篇报道宣称，康格夫妇还谋求了一项协议，使“中国战利品”免税入境。一位美国海关官员解释道：“我们允许美国外交公使或外国公使、大使免税带入任何货物。”

然而，唇枪舌剑仍在继续上演。报纸不断曝光哪些博物馆、哪位收藏家购买了“战利品”。销售活动第二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入了一件精致的寺庙黄旗，以及一卷带有万字符的紫色锦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博物馆买下了两个朝鲜枕套。霍温成为最高出价者，他以825美元的价格买下一件蓝锦缎清代官服。于是，美国国会就外交人员费用问题举办了听证会。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代表詹姆斯·卢瑟·司雷登对康格夫人予以谴责，并要求听证会对他所读一篇报纸文章予以记录：“星期六，一位著名的外国人在纽约俱乐部说：‘如果中国人劫掠了华盛顿，你们在十年以后，听说北京举办了拍卖会，其中许多拍品是白宫的珍宝，以及首都最好的官邸里面的东西，你们美国人会作何感想？’”国会议员司雷登引用了《纽约太阳报》的声明，称康格夫人的收藏，“并非属于收藏家沉溺于个人爱好，经过多年缓慢积累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一位有头脑、有审美品味的女人不失时机的征购。她在一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中，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可信手拈来令全世界感兴趣的物品”。作为与清宫有联系的美国驻中国公使的夫人，她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她可以把自己仔细挑选的战利品带入美国，还不用交纳关税”。

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康格夫人试图私下卖掉剩余藏品。“我有许多中国刺绣，都是老货，图案丰富，精美绝伦。”她给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希望能够达成交易，“它们色彩丰富多样，有最扎眼的‘硬彩’，也有淡雅中的极品。那些宫廷外套、床罩、薄毯、桌布、靠垫、被罩、旗帜等，属于最精美的刺绣，全是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康格夫人并未避讳提及它们的出处：一对花瓶“是中国慈禧太后赠送的礼品……她老人家曾送给我许多价值不菲的礼物。许多礼物经过了精挑细选，包含着感情，对我而言十分宝贵”。其中最罕见的，是“慈禧太后本人创作的3册手卷画。两册属于她送给我的，另一册是康格先生离开中国时，慈禧太后亲自绘制的礼品。慈禧太后会告诉某位中国学者一个主题，由他赋诗一首。之后，她老人家会在手卷上描绘出诗中意境。手卷上有诗和作者的印章，顶端则是慈禧太后的大玉玺印，那是她老人家的私印。那些东西都是稀有珍宝，不应该秘不示人。我愿意为此放弃我的所有”。弗利尔很可能没有回信。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

康格夫人的晚年，在波士顿和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基督教科学派养老院度过。1932年，康格夫人过世。1991年，她的孙女埃德森·朱维尔，把康格祖母剩余的数百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和人种学博物馆以及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其中一些属于慈禧太后赠送的私人礼物。

威廉·柔克义接替了康格公使的工作。毫无疑问，他是早期美国最合格的外交使节，或许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学者外交官。柔克义也是一位重要收藏家，藏品涉及服装服饰、装饰物和礼器、武器、乐器、数千件图书和手稿。柔克义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伊迪斯，将他的许多藏品出售或捐赠给了史密森尼学会。那些藏品，还附带着柔克义撰写的注解。比如，对喀尔喀蒙古人、世俗藏人和喇嘛所穿不同类型的六种靴子，柔克义有过详细描述。

柔克义出生于费城，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位巴尔的摩美女。他的一生堪称约翰·巴肯的小说素材：就读于著名的法国圣西尔军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外籍军团中当过军官，在新墨西哥州当过农场主，翻译过西藏佛经，等等。年轻时，柔克义聆听过法国大学著名《圣经》学者欧内斯特·勒南的讲座，拜读过法国传教士哈克神父1846年前往拉萨旅行的报道，激发了他对亚洲研究的兴趣。柔克义承认，哈克的描述，引发了他一生探索西藏的抱负。1881年，柔克义卖掉了农场，移居瑞士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学习藏文、梵文和中文。1873年，柔克义迎娶了费城人卡洛琳·泰森。此时，两人的婚姻使他得以担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二等秘书（堂兄去世时，留给了卡洛琳一笔多达7万美元的遗产）。起初，那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位。1886年，柔克义被提升为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带薪职位），负责朝鲜事务。

柔克义一生一直结交高端朋友，坚决不与傻瓜为伍。他为人冷漠、唐突无礼、喜怒无常，常常是郁郁寡欢，令下属心惊胆战。“我们对柔克义真是怕得要命。”后来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说，他正坐着参加汉语考试，“大老板”柔克义现身，吓得他浑身颤抖。约翰逊回忆道：“通常，他总是对人友善，彬彬有礼。但是在大街上，他从不搭理人，似乎我们不是他的下属……他总是流露出陷入自我世界不能自拔的样子。”柔克义做人低调，否认自己寻求大胆冒险的人生。他曾如此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一些人从纽约到布鲁克林，也能经历探险过程。我不属于那样的人。我的一生未经历过一次冒险……探险会找那些寻求探险的人。如果一个人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要探险。”

柔克义不想去宫廷探险，是童子军座右铭“时刻准备好”的化身。在远东停留期间，他得到了一位喇嘛的帮助，把藏文功夫打造得炉火纯青。他准备前往中国最遥远的省份，希望抵达它的首府拉萨。旅行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在中国政府支持下，西藏已对外国人关闭了边境。任何中国人或西藏人，如协助外国人进藏旅行，将面临受惩罚或入狱的风险。1882年，印度“博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打着朝圣、寻求精神开悟的旗号，令人钦佩地从锡金抵达拉萨。但是，自1846年两位法国神职人员哈克神父及其同伴约瑟夫·加贝去拉萨旅行，亲眼见过布达拉宫以来，再无西方人到达过那里。1885年，印度探险家达斯陪同孟加拉国财政部长科尔曼·麦考利访问北京，柔克义与他见面。据柔克义传记作者肯尼斯·魏默尔记载，他们讨论了联手前往西藏的计划。一计不成，柔克义决定沿法国人所走线路，从中国的北路进藏，而不走达斯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谷的那条道。

怀揣史密森尼学会的一封介绍信，柔克义从北京城的西门踏上了前往拉萨的征途，跟随他的只有一名中国仆人刘炯三（音译）。“我的行头很简单，花费也不多。”柔克义在《喇嘛之境》（1891年出版）一书中解释道，“我的穿着和起居与中国百姓一样：既无过多衣服、大量外国货，也没有寝具、浴盆、医药，或许多旅行者认为必需的其他累赘。”柔克义乘坐一种叫“马扒”的两轮车，由一头驴子驮拉，穿越土匪猖獗的省份，来到了青藏高原上的西宁。但是，柔克义身高1.95米，一头红发，很难不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警察对他起了疑心，命令他去当地执法部门报到。柔克义则剃光了脑袋，脱掉中式服装，换上一件蒙古袍（一种前面对襟、连肩、两侧带纽扣的大外套），头戴皮帽，一大早乘坐一辆骆驼大篷车离开，驶向西藏。柔克义描述同路人“身穿羊皮大衣，戴大皮帽子，或穿黄色、红色的喇嘛长袍，除了那些卖弄风情的人，很难辨别男女。到达塔尔寺时，人们穿上了绿绸长袍，在头上、脖子上戴着银饰和其他饰品，使人感觉就要进入塔尔寺了”。大篷车在端午节头天晚上抵达塔尔寺。柔克义“溜溜达达穿过那里的街道，到处都有木偶戏台、赌桌、小吃店，以及装满糖果、肉类、烤制食物、小装饰物、皮毛、纪念品的四轮马车。喇嘛们很挑剔，他们经常挥舞长鞭清理街上的西洋镜。尽管如此，仍有欧洲原汁原味、极富挑逗性的画面在街上展示”。几天后，在塔尔寺，柔克义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酥油塑像，它有6米长、3米高，由数百个小酥油灯点亮。完成制作那座酥油雕塑用时3个月，仅展示一个晚上就被融化。柔克义在塔尔寺停留了6周，记满了许多笔记本，成为他为《世纪杂志》撰写的8篇文章以及后来著作的资料。但是，柔克义的向导惊恐万状，不辞而别。此时，虽然柔克义以前的藏语导师布喇嘛就住在附近寺庙，并愿意提供帮助，但他继续前往拉萨的希望很快灰飞烟灭。于是，他独自一人出发，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藏獒。花光了所有盘缠后，他在距目的地600多公里处打道回府。

1891年，柔克义第二次进藏。这一次，他拿到了史密森尼学会支付的定期津贴，每月50美元的薪水，足够他购买研究所用的装备。但是，柔克义缺少现金，他写道：“如何钱包空空（就我而言，还是饥肠辘辘）在陌生国度上路旅行，那是一个比测量球体面积更为困难的问题。”柔克义进藏所走的路线，是途经青藏高原今天的青海省（之前蒙语称之为Kokonor）。他为此行做好了准备，包括一本中国外事部门签发的特别护照，允许他进入蒙古和西宁府大臣管辖的西藏地区。但是，柔克义没有做好应对夏季暴风雪的准备，驮运行李的牲畜因此全部丧命。不管怎样，食物或缺少食物是他的最终祸根。首先是食物不够，即便有了，也不适宜食用。他记得有个顺口溜是：蒙人吃饭，每年吃掉近3斤羊毛；藏人吃掉近3斤碎石；汉人吃掉近3斤尘土。“我咽下的食物中有尘土、羊毛和沙砾，与那些民族的残酷命运相吻合，令人痛苦。我深信，在西藏和蒙古期间，我所喝茶水，所吃糌粑（由青稞面和酥油茶混合制成）、肉和面包中的羊毛，多得足以装满一个枕头。尘土和沙子可以轻而易举地下咽，但是我对羊毛真是无能为力，怎么咀嚼都无法将其清除掉。”到了晚上，温度会降至零下15摄氏度。抵达塔尔寺时，柔克义在原有5名汉人团队基础上，又雇用了两名蒙古族向导，向导同意带他们到日喀则，那是西藏西部的一个大城市，与拉萨分道而驰。柔克义买了衣物和补给品，准备从东北向西南横穿西藏抵达英属印度。此时，他收到西藏东部甘孜地区一位中国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当地人怀疑他是拉萨的间谍，已有人为他的脑袋标明了价码（当时，西藏人相互内讧，对拉萨极不信任）。藏东地区非常危险，柔克义的3位中国雇员，假借生病返回家乡。虽然柔克义还在挣扎，最终仍在距离目的地177公里处停滞不前。他在报告中悲伤地写道：“我离日喀则有10天路程，离英属印度有25天路程。再过6周或7周，便可凯旋。而现在，我只能绕路前行，需要4个月或5个月才能到达那里。这真是天命，是‘上天的旨意’。”西藏人阻止了他往西南方向进发，却给他提供了食物和一匹小马，允许他往东穿越未经探索的昌都贸易之路，而不是往北重返他来时所走的道路。同年10月，柔克义抵达上海，走过了近13000公里，跨越了69座平均海拔超过4400米的山口，将一路所拍照片、所画素描，以及许多装满藏族服装、珠宝的大篮子带回家中，还为史密森尼学会带回了鎏金铜器和黄铜制品。

1894年，史密森尼学会出版了柔克义的全部旅行笔记，定名为《穿越蒙古、西藏的旅行日记》。（读完日记后，通常吝啬溢美之词的亨利·亚当斯，给自己的朋友柔克义写信道：“我被你的奇闻异事深深吸引。任何人经历那样的奇遇，都会产生全身心的愉悦。那些冒险读来令人亲近，仿佛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门牌号……我感觉自己产生了更多新的自尊活力，我们应该成为不见外的朋友。你的日记，使我仿佛与马可·波罗有过亲密接触，与成吉思汗吃过晚餐。”）

英国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向柔克义颁发了令人垂涎三尺的金质奖章。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五人核心集团”向他致意，包括亨利·亚当斯、海约翰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他们的帮助下，柔克义与美国国务院的工作再续前缘，先是担任组长，之后担任了国务卿助理。不幸的是，后来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希腊公使，妻子卡洛琳在那里死于伤寒症，享年42岁。在同一年，海约翰成了柔克义的救星。他被调回华盛顿，成了美国国务卿远东政策的主要谋划人。柔克义的最杰出成就，是指导海约翰国务卿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通过那项政策，美国和五个欧洲主要列强，承认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列强一致同意，在中国境内，所有国家应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贸易。

柔克义重返中国，安排义和团起义善后事宜。罗斯福总统热情为柔克义饯行，对他说：“宣布你去中国时，我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1905年，罗斯福连任总统，他指定自己的朋友柔克义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在任期间，柔克义与新婚妻子伊迪斯接待了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公主”。在北京停留时，爱丽丝在美国公使的陪同下，受到了慈禧太后和皇帝的接见。爱丽丝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柔克义：“他虽然很高，满头金发似乎用水洗过，可是，无论怎么看，他都像一个奇怪的中国人，使人觉得中国已融入他的血液。如果他蓄起胡子，使其下垂形成几缕弯曲长髯，再穿上中式服装，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位尊贵的中国老者，我不知道那是像老子，还是像孔子。”

尽管柔克义从未到过拉萨，此时，他已成为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顾问。达赖喇嘛属于保护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柔克义这样描述自己扮演的角色，“那是我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经历”。1903年至1904年，随着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率领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土登嘉措逃离了拉萨。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是柯曾勋爵。他担心俄国人进入西藏，因此说服英国政府，为保护印度，很有必要派兵进入拉萨。扬哈斯本爵士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装备不足的西藏人，挺进到了拉萨。此时，十三世达赖已逃亡蒙古。获悉柔克义是美国学者、外交官，讲藏语并在北京居住，十三世达赖指望柔克义担任代表，对他与中国人进行的艰难协商做调解。

随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尊敬的十三世达赖备感孤立。1906年，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签署了一个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1907年，英国和俄罗斯签署《英俄协议》，双方同意只通过中国人调解与拉萨打交道，使“天朝”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虽然中国人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但是他们不承认他的现世权力）。十三世达赖与其蒙古主人之间出现了摩擦，导致他离开了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而那时候，英国人仍然占领着西藏部分地区。最终十三世达赖前往山西省五台山一座佛寺避难。1908年，柔克义接连步行五天，每天行走多达40公里，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实现了一个人生目标。

柔克义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描述了自己与达赖喇嘛的意外会面。“我曾想象：十三世达赖是一位很像苦行僧的年轻人，由于经常在垫子上盘腿打坐，变得躯干弯曲，面色蜡黄，露出思绪总在远方的神情。相反，我发现他是一位33岁的男人，八字胡，皮肤黝黑，红光满面，下嘴唇留着一缕胡须……他的双耳很大，形状齐整，一双手又薄又细，很漂亮……”柔克义写道，达赖喇嘛身着暗红色服装，左肩搭着一条朱红色披肩，黄靴子上缝着蓝色饰带。两人的会面很成功。那是西藏与美国的首次官方接触。

几年后，柔克义在一篇专题论文中写道：“十三世达赖是个急性子，冲动任性。但是，他令人愉快，为人和善。我发现，无论何时，他都是最体贴入微的主人，健谈，极其谦恭，和蔼可亲。他讲话语速很快，很平稳，声音却很低沉。”兴高采烈的罗斯福答复道：“我认为，你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是我们这一代所有人中最有意思、最特别的经历。据我所知，之前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它确实发生了！我祝贺美国，由于它在全世界有这样一位外交代表，那样的会面才得以发生。”第二次会面时，达赖喇嘛与柔克义谈及西藏与印度的关系，以及他可能访问北京。达赖喇嘛向柔克义赠送了三件礼物，包括一幅唐卡绘画、一幅宗喀巴大师画像。目前，它们被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替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按照惯例，柔克义提交了辞呈。（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中国的工作走到尽头了吗？我祈祷它没有完全终结。”）在中国居住旅行期间，柔克义收集了成百上千件藏品，绝大多数是西藏文物，以及蒙古语、满语、藏语和汉语善本书籍。目前，那些印刷品和手抄本已不可能获得。今天，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了柔克义的1100册书籍；国会图书馆收藏了他的6000件藏品，成为西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柔克义转至圣彼得堡任职，升任美国驻俄国大使。1911年，他移至君士坦丁堡，担任美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高门”的大使。1913年3月，当伍德罗·威尔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柔克义再次提出了辞呈，返回位于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的故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希望“养养鸡，种种花，生活在南宋和元代绝对东方的氛围之中”。然而，八个月以后，那位60岁的外交官参加了一支探险队，经陆地穿越蒙古抵达中国，以便对那个曾是帝国、目前已变成共和国的国家现状进行评估。此行期间，中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他担任中国政府的外交顾问。但是，1914年12月8日，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柔克义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属于柔克义同时代唯一与其齐名的汉学家。他在悼词中写道：“柔克义先生为人极其低调，很少谈及自己或自己取得的成就。他从美国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然而，他也确实没有要求什么……在他生命的终点，中国对他的外交工作给予了更高的评价，高过了他自己的政府。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心痛。”

1908年，中国外交界见证了三件大事。1908年4月13日，北京火车站挤满了人群，为罗伯特·赫德爵士最后一次离别送行。他的妹夫罗伯特·爱德华·布雷登留任大清海关的代理巡视员。一支军乐队和一群英国兵，对着人群吹吹打打，身穿制服的人群延绵不断，一眼望不到头。在赫德爵士的仪仗队中，有美国、荷兰海军陆战队，意大利水手，日本士兵，以及刚穿上漂亮卡其布军装的三个中国分队。赫德爵士的私人军乐队开始演奏《友谊地久天长》和《甜蜜的家》。赫德爵士本人，则对欢呼的人群鞠躬致意。尽管赫德渴求的贵族头衔从未到来，他还是获得了罗马教皇颁发的一项名誉，中国人则授予他“三代正一品封典”。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享年73岁。人们对她的死因众说纷纭。最有意思的说法（令人怀疑），是她在为达赖喇嘛举办的野餐会上，贪吃了过多山楂。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暂居北京（俄国人、英国人和柔克义都曾建议他返回拉萨。但是，他选择了接受清朝皇帝的邀请来到京城，并受封了新的名号：从“西天大善独立自在佛”，变成了此时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送葬队伍离开北京前，展示了用纸扎的慈禧太后的心爱之物，包括一条近55米长的纸船，它漂浮在纸扎的波浪之上，上面配有纸扎的侍从和一整支部队，纸扎士兵们穿着现代欧洲制服。随后，它们被付之一炬，使其能够伴随老佛爷享受来世。84人抬着慈禧太后巨大的灵柩台，里面装着她的棺材。脚下是一条专门为送葬修建的道路，点缀着黄沙，一直通向她的陵墓。老佛爷将在那里停留，直到1928年夏季，国民党士兵炸开了她的陵墓，将里面的陪葬品洗劫一空。她身上的珠宝被拿走：黄金、珍珠、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一些东西辗转落入蒋介石将军的手中。有一个传说令大家深信不疑：慈禧口中所含一颗珍珠，被用于装饰蒋夫人的鞋子。据那些给慈禧太后重新安葬的满族人说，陵墓中的景象十分凄惨。慈禧的空棺材被靠墙倒立，墓室中没有按惯例摆放陪葬家具。她的衣服被剥掉，丝绸裤子被拉下，“玉体”朝下趴着，一直赤裸到手腕，头发凌乱不堪。两眼如同两个黑洞，深深陷入苍白的脸。满族人把慈禧的尸体清理干净，用丝绸包裹，之后放回棺材之中，把棺材盖封好。

慈禧去世前一天，经太医确认，慈禧的侄子光绪皇帝，已提前化身为龙归西。2008年，法医检测确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下令投毒者很可能是他的婶婶慈禧太后。老佛爷未雨绸缪，指定了另一位侄子载沣作为摄政王，辅佐他自己两岁的儿子宣统皇帝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