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革命党领导人、改信基督教的孙中山，结束外国流亡返回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新任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签署了《清帝逊位诏书》，标志着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当时，隆裕太后当着6岁的溥仪的面，泪如雨下地宣读了消灭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退位布告。根据协议条款，宣统皇帝及其亲属、太监以及清宫珍宝，可继续留在紫禁城内，并得到每年400万银元的津贴，用以支付家庭开支。

此时，北京的外交界面临着一个调整期。罗斯福的继任者、美国新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是一位共和党人。他指定伊利诺伊州的律师威廉·詹姆斯·卡尔霍恩接替柔克义，担任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09年，卡尔霍恩与妻子露西·门罗来到中国。他承认，卸下行李时，他“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对它既不偏爱，也不反对”。但是，1913年离开中国时，卡尔霍恩公使的“心弦被深深打动”。直到那时，在北京常驻，仍被认为是一件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工作。然而，美国游客已开始在中国出现，美国公使馆接待了一系列重要参访者。1908年11月，据俄国外交官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记载，北京已成为“聚会上永不停止的旋转木马。每个外国公使馆都努力比其他同伴做得更出彩：俄国公使馆举办了芭蕾舞会，俄国公使的可爱女儿成了众星环绕的耀眼彗星；法国公使馆组织了音乐会，法国公使的美貌妻子，在拉威尔乐曲伴奏下，跳起了波列罗舞；法国银行搞起了化装舞会，大家身着奇装异服，被香槟酒弄得醉意醺醺，花园里挂着中国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浪漫气息”。

美国公使夫人露西的姐姐哈里特·门罗，是芝加哥著名文学杂志《诗歌》的创始人和编辑。在美国先锋派文学中，那份杂志具有重要影响力。1910年，哈里特前往北京看望妹妹，轻而易举地落入北京外国侨民的生活俗套：去北戴河避暑、骑马、参加秋季国宴等。宴会时，未婚女人和单身汉坐在餐桌下端，公使及其妻子，则严格按照先后次序坐在上端。哈里特写了许多家信，她注意到两个微小变化，预示着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即将来临：“满族妇女陪同丈夫参加外国人举办的晚宴。对上层汉族妇女来说，裹脚正变得不再受人追捧。”

1909年至1910年，铁路巨头查尔斯·朗·弗利尔在北京租了一套公寓居住。像他这样的富翁们，都选择北京六国饭店作为自己的领地。六国饭店建于1905年，初衷是接待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来华的欧洲旅客。1919年，美国作家艾伦·拉·莫特对那座饭店进行了描述，称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酒店”，各国在那里“碰头、交往、共同研究，打算互相‘搞’，也一起‘搞’中国”。六国饭店位于北京的使馆区，交通便利，提供最好的法国葡萄酒和法式大餐。看到北京开始变得西洋化，荷兰人亨利·博雷尔写下了自己的不快：

一杯雪莉酒、一支香烟、一份法文报纸。我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周围的人，与在比利时奥斯坦德、法国比亚里茨、德国威斯巴登见到的人完全一个熊样……精明的商人和百无聊赖者。天哪！那些人在北京究竟干些啥？“你喜欢北京吗？”我听到……一个女人又高又尖的嗓音：“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昨天我们去南口附近的明陵了。哎呀呀，那里太美了，美极了。”北京展现给我的，就是那个样子。皇帝、天子的圣城，已被环球旅行者和游手好闲之流的势利所玷污。那些人强迫自己乘坐火车，轰隆隆冒着浓烟，穿越北京的城墙。而那些城墙，早已无力保护北京的那份纯真。走到饭店外面，往左，往右，都是人声鼎沸，更加嘈杂。我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一直响个不停，似乎现代人已经占领了北京。他们正扬扬得意，在古老的北方鞑靼圣城之上，耸立起一座崭新、粗俗的国际化城市。

哈里特在北京期间，卡尔霍恩夫妇为弗利尔举办了招待会，邀请了美国和中国官员参加。不仅如此，卡尔霍恩公使还为弗利尔的在华旅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和安全护卫。对此，弗利尔感到羞愧难当，他给生意伙伴弗兰克·赫克写信道：“当然，我不值得引起如此关注。如你所知，我也不在乎是否被关注。但是，北京的使馆圈，已获悉我去年在中国发现了那些东西，包括我最近获得的一些文物。他们觉得，我或是一位圣人，或是一个傻蛋。我想，他们正在努力向我学习。”哈里特说，在弗利尔指导下，她似乎对绘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刹那间一头扎进中国艺术之中”。她写道：“中国绘画卖出高价的好消息，以神秘暗流的方式传遍了中国大地。那些有数百年历史家族的‘领头羊’，从边远省份悄悄来到北京。他们的腋下夹着长期以来秘不示人的珍贵卷轴画。”弗利尔是“大家追逐的金主”，而他也是“每战必胜，常有贫困潦倒的清朝官员向他展示自己最稀罕的珍藏”。弗利尔带哈里特到北京最著名的古董店，以及“他自己的中国宫（在鞑靼城的房屋）。他新征集的藏品都在那里存放，并有经验老到的人看守。为了帮助我学习，弗利尔打开许多卷轴画让我观赏”。

前总督端方邀请弗利尔和哈利特共进午餐，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它们来自陕西省。那时，端方在那里担任总督。“端方心里有个计划，要在北京建一座博物馆。”几年后，哈里特回忆道，“但是，端方的后人穷困潦倒，把他的藏品四处变卖。他让我们看的那套青铜礼器，目前已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朱丽叶·布雷登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侄女，也是旅行指南《北京》（1919年）一书的作者。据她记载，端方被砍头后，他的藏品出售，“吸引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竞拍者，在远东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在欧洲举办古希腊大理石雕塑拍卖会的效果一样”。（露西本人也有意外收获，她和丈夫离开紫禁城时，隆裕太后把一幅卷轴画送到他们车上，说是送给美国公使的离别礼物。目前，那幅《牡丹盛开图》卷轴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虽然上面有隆裕太后的印章以及一段简短题跋，称那是“御笔”作品，其作者是谁至今仍然不详。）

随着对中国艺术兴趣的增长，卢芹斋和日本人山中之类的古董商，开始派人前往中国农村地区侦查。在上海，前传教士福开森，即将把所藏绘画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的铁路在扩展，古墓葬不断被发现，为收藏家创造了崭新机会。很快，专业收藏家开始与加入这个游戏的业余选手同台竞技。布雷登写道：

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游览”了所有寺庙和陵墓。北京还有一个永远令人乐此不疲、兴致盎然的活动——购物。很少有外地人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可以讨价还价购买古代瓷器、青铜器、刺绣或任何合乎个人品味的东西。在北京居住，那种嗜好迟早会使人形成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我们不以为耻，相互察看对方家里墙上悬挂的绘画。在餐桌上翻看主人的餐具，看它们是否有款儿，是否属于真品。晚饭后，拿起主人的漆器，掂掂它的重量，唐突地询问主人最近征集藏品的价钱。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举止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某位游客诙谐称为“老古董店”的北京，那些行为被人容忍，被人理解。如果你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会购买那些东西。

春节前，是下手买入的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人手头都紧，他们要给亲戚买大量礼物，向店主还债，以便明年还能赊欠。常驻北京的外国人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跑腿伙计拿着蓝布包过来，让外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验货。老客户喜欢那种买卖方式，因为店主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味，从而投其所好。一幅幅卷轴画被打开，供外国人察看：经过装裱的花鸟、山水画，都附带着书法题跋。另一种方式是登门到店，如布雷登所解释，北京的古董店，决不能以外观评价：“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或许不会有最好的东西。深藏某条死胡同的某位店主，常常会有最罕见的珍品——正如他的小店有着最高调的名称……一个角落处的知名小店叫‘荣耀万世’，能拿出一件最令人钦佩的雍正珐琅彩盒。北京前门大街的东面，是脏乱差的北京版‘圣迹区’（巴黎小偷、乞丐的聚集地），那里出现了许多好东西。”古董店在那里的街道上扎堆，街道则以玉、刺绣、银和灯笼等词汇取名。淘宝者喜欢去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的琉璃厂。此时，由于游客已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有了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抢劫者遗漏了许多珍宝，它们仍然充斥着北京。露西·卡尔霍恩通过《纽约时报》，向读者介绍了如何在“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的北京购买古董：进入古董店后，当店主掀开挂在过道上的蓝布帘，舞蹈就开始了，那里显露出：

一些明代青铜器、瓷碗。在灯光照射的一个玻璃柜中，摆放着雕刻精致的白玉、棕玉、变得黝黑的青玉以及发白的翡翠。或许你对其中某件东西出价，远低于店主的开价，但还不算离谱。此时，店主对你的出价不屑一顾，却会察觉到你的品位，之后邀请你深入探索他的领地。他带领你穿过一个院子，进入一个更大房间。你站在那里，面前的美物让你目瞪口呆：汉代青铜器，道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致圆碗，乾隆珐琅器，康熙皇帝监造的完美青花瓷，镶银边浅浮雕刻人物椰壳洗指碗，一尊优雅的白玉观音像，明代蓝紫陶器，一只宋代白瓷碗或一只珍贵的紫蓝釉碗。

自始至终，店主都在观察你，看是否值得向你展示、推销那些高端货物。如果他认可了你，下次会像老朋友一样对待你。

但是，在那个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制作高仿赝品，附上凭空编造的来自寺庙的证明。如布雷登警告她的读者：

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某些魅力十足的东西与你的幻想碰撞，千万别忘了：西方古董商的所有诡计，以及源于他们的无数把戏，中国古董商并不陌生。他们拨弄珍珠，使它们看起来像老珠子；掩埋青铜器，为它们增添古色古韵；将皮毛制品染色；对刺绣和象牙制品进行烟熏；对玉器进行仿制和着色；将水晶染色；假造制作日期，在新瓷瓶上巧妙嵌入老瓶底，等等。店主无法抗拒诱惑，在质量或价格上欺骗新手，或兼而有之。最阿谀奉承、最信誓旦旦的古董店主，通常是最不守规矩的坏蛋。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此后，中国人剪掉了辫子，不再裹脚。精美的满族头饰，被女式短发样式取而代之，包括20世纪20年代西方不拘传统时髦女子追捧的短发。随着清宫土崩瓦解，正式服装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身穿刺绣锦缎服饰的官员们，此时已是一身西式装扮。“真是太可恶了，”来北京访问的柔克义认为，“中国人穿欧式服装，真让人无法忍受。所有那些刻意模仿更是如此。”露西·卡尔霍恩对姐姐哈里特写道：“我没有意识到，满族亲王们在出售珍宝。但是我最近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绘画。”此时，露西有了一个副业，成了“芝加哥古董商协会”的“采摘手”。那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附属机构。她打算用自己那份小津贴，购买“一件皇帝龙袍……一件精美绝伦的老缂丝外套……以及一些老缂丝寺庙悬挂物”。她宣称，波士顿美术馆专家冈仓天心断言，它们“属于同类中的最佳”。当时，冈仓天心正在北京，为该馆征集藏品。“芝加哥古董商协会”同意了她的建议。那些东西从中国运往芝加哥，受到了热情关注。“如果他们以为那些东西是现代制品，我一点儿都不惊奇。”在给该协会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露西答复道，“它们看上去太新了。但是，北京人都知道，它们是老东西。丝绸的质量、色彩，特别是金丝线的状况，以及工艺特点，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今天不可能复制出来。”然而，1913年，卡尔霍恩夫妇结束了在中国的田园生活，返回了自己的美国家乡。

卡尔霍恩公使观察到：“在那些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奇怪现象：他们似乎再也不会满意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他们显然被某种臭虫叮咬过，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只能忍受得了在中国生活。”他的上述描述，或许对妻子露西算是恰如其分。1916年，卡尔霍恩死于中风。露西在丈夫死后，前往法国逗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医院工作。后来，她重返北京。此后的20多年，“露西阿姨”一直住在北京，成了那里“外国人阶层”的社会名流。她把“大马神庙胡同”一个经过修复的18世纪佛寺，变成了“自己的家”，里面装配了舒适的西式设施，有电，有下水道。乔治·凯茨回忆道：1933年，在一个满月的夜晚，“露西阿姨”主办了一个聚会，活动包括拉拽运河上的一条船，穿过河上漂浮的成百上千盏莲花灯。客人们则一身晚礼服，欢蹦乱跳。

在文学方面，姐姐哈里特硕果累累。为了不被其光芒盖过，早已担任《芝加哥记录先驱报》艺术评论家的妹妹露西，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的街道》（1922年11月26日），另一篇讲述了溥仪与婉容皇后的婚礼（1922年11月22日）。露西对那场婚礼进行了描述：那是官员们正式穿戴清朝刺绣官服的最后机会之一。他们的乌梅色外套里面带有白狐皮里衬，脖子上挂的项链有玉、琥珀或珊瑚，官帽后面插着孔雀羽毛装饰。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露西是在场的唯一外国女性。正如她对读者所言：“能够见她（现任的皇后）一面，都算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社区分为四类：外交官：为首的是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他的举止很像一位乐善好施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他身高超过2米，却被当地贫嘴者起了个绰号“小不点儿”。海关：为首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接班人弗朗西斯·阿格伦爵士，中国官员认为，他为了模仿前任赫德爵士的傲慢自大，反倒丢掉了自身原有的机灵劲儿。传教士（“传教男孩”）：包括燕京大学的老师、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和护士。最后一类是平民：包括选择北京，而不是更加商业化的上海的商人。当然，还有游客。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

1644年，来自满洲的满族游牧武士推翻了中国明王朝。根据1759年编纂的规范法律，满族人对代表身份等级、官职地位的服装色彩和样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儒教认为，服装代表了普天下的等级，统治者位于顶端。因此，满族的服饰，也广泛接纳了儒教的等级学说。除此之外，道教和佛教的标志也很流行，满族服装的下摆部分，装饰着道教和佛教描绘的海洋、大地、波涛汹涌的大浪和高山。只有皇帝（和皇后）能够使用金黄色。只有皇帝和一品亲王，能够使用五爪龙图案。其他亲王的服装只能绘制四爪龙。在清代官员的外套上面，允许附带两块补子，一块在后背中央，一块在前胸正中。文官以不同飞禽表示官职；武将以走兽，通常是神兽代表级别。毛皮衬里帽子也同样表明穿戴者的身份，其明显标志是帽子上面的顶戴花翎。满族女性的身份，由其男性亲属的地位决定。清朝每年颁布两次法令，对官员的服饰进行严格管理。法令颁布当天，意味着可以脱掉厚重丝缎制成的冬装，换穿轻巧薄纱制成的夏装。薄纱的经纬编织密度低，通风透气。

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

夏洛特一直在北京居住。日本人进入北京后，她返回美国加州的伯克利，随身携带了39个塞满其藏品的轮船行李箱。美迪尔·萨尔基西安是古董商和亚洲艺术名誉研究员，长期在丹佛从事亚洲文物经营活动。1977年，在他的建议下，夏洛特的孩子詹姆斯·格兰特和贝蒂·格兰特·奥斯丁，把夏洛特的藏品捐给了丹佛博物馆。

所谓龙袍，是中国皇帝在所有上朝活动中（某些特定场合除外）所穿的正式服装。它已成为很受外国人追捧的藏品。龙袍有马蹄袖，两侧可开合，下摆有切口。夏洛特的藏品征集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包含了许多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清宫服饰。裕德龄公主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侍女，她对夏洛特的收藏活动给予过指导，向她那位朋友解释过复杂的清宫礼服。今天，在丹佛博物馆的档案中，还保留着夏洛特从两人谈话中摘取的记录。

裕德龄公主的父亲裕庚，曾担任过清朝驻日本和驻法国大使。裕庚夫人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则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商人。人们通常不看好混血儿。但是，即便是极其不喜欢裕庚的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承认他有很强的社会背景，承认裕庚夫妇的结合是爱情的婚姻。两人常驻巴黎时，他们的女儿德龄和姐姐容龄已经西化，年轻的姐妹俩曾学习舞蹈和表演，分别师从法国现代舞蹈大师伊萨多拉·邓肯和法国女演员贝恩哈特。1903年，裕庚全家被召回国。他的家庭成员继续担任清宫与外国社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人。裕德龄在17岁时，曾入宫侍奉慈禧太后两年。1911年，她出版了一部几经再版的传记《清宫二年记》。除了担任翻译，裕德龄还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珠宝和饰品。离开紫禁城后，那种经历使裕德龄大受裨益。她曾拒绝慈禧太后让她嫁给某位满族王爷的建议，而是在1907年，与不可靠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撒迪厄斯·科休·怀特完婚，并在六国饭店里面找到了住处。清朝倒台以后，裕德龄继续从事自己的副业，为外国人提供帮助，包括带领他们游览紫禁城和颐和园（据莫里森记述，怀特“作为商业代理经手了不少灰色交易”，包括试图出售奉天清宫的珍藏）。

裕德龄的语言天赋极佳。除了汉语和满语，她还讲日语、英语和法语，为自己赢得了客户和朋友。她的西方客户和朋友包括萨拉·康格、露西·科尔霍恩、夏洛特·格兰特、格特鲁德·巴斯·沃纳（她把自己的纺织品和古器物收藏，留给了俄勒冈大学），以及来访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当时的麦迪瓦尼公主）。裕德龄协助他们收集清朝官员匆忙出售的东西。据美国作家拉·莫特报道，人们经常看见一群年轻男子团团围住裕德龄，她则像“六国饭店的睡美人”一样滔滔不绝，“非常摩登，非常别致，衣着非常欧式”。裕德龄承认，“在我内心，我是一个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她像变色龙一样善变，根据现实改变衣着打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中国穿上了北京红十字会的一身白色制服。20世纪20年代，她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变成了一位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到了美国，她捯饬得像个满族公主，主讲《中国现代妇女》《身在清宫》和《当今中国政治》等时髦讲座。

裕德龄在美国加州，住在伯克利的卡尔登饭店，同时兼任芭芭拉·哈顿的私人研究员。芭芭拉的中国艺术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她是零售巨头沃尔沃思的继承人。1935年，芭芭拉与第二任丈夫库尔特·范·豪格魏兹·雷文特洛伯爵结婚时，裕德龄和丈夫撒迪厄斯参加了婚礼。幸运的是，1937年4月，裕德龄在日本人入侵北京前离开了中国，还偷偷带走了25箱财物。1939年旧金山世界博览会期间，裕德龄被纪念明信片错误地宣传为“中国皇族最后一位在世成员”。裕德龄装点了自己的“德龄亭”，准备了一间“金銮殿”，以及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让它们穿上她设法抢救出来的宫廷服饰。她本人有一件外套，上面装饰着100只蝴蝶以及与结婚生子有关的吉祥标志。外套目前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据裕德龄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记述，那是慈禧太后送给她的礼物。裕德龄的其他物品还包括公主饰物等清宫礼物，在她1944年去世后被拍卖。当时她在伯克利，在去教授中国语言课堂的路上，被一辆杂货店货车撞倒身亡。

1927年，意为“北方都城”的北京更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和平”。当时，蒋介石把首都迁至南京。外国使节仍然留在北京。但是，要与国民政府谈事，就得乘船或火车旅行几天去南京，很不方便。意大利公使评论道：“那种情形就像一位派往华盛顿的外交官，却让他住在伦敦。”此时，北京被降格为省会城市，城里的红墙被涂成国民党的蓝色。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北京，称那座古都像一位“被废黜的皇后，虽然还穿戴皇后服饰，但已不再徒劳地摆弄姿势，变成了一位家庭主妇”。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仍处于收藏热的痛苦之中。海伦·斯诺是一位记者，嫁给了同为报纸记者的埃德加·斯诺。海伦报道说，北京是外国人的天堂，每月仅花200美元，就可以过上皇家生活。你可以用那点儿小钱租下一个满族王府，用各种文物进行装饰，训练一大群仆人，使来访的社会名流乐不可支。周末时，可以举办午餐会，到西山租用的寺庙中寻宝，到拥有一大群骏马的跑马场骑马。如果你喜欢狗，比如一只打扮得像狮子一样的藏獒，你可以去观看犬展。或者，还可以到北京俱乐部玩玩网球双打。

1934年，哈里特·门罗再次去北京看望妹妹。她发现，北京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虽然如此，宏伟的皇城城墙依然完好无损。哈利特写道：“紫禁城不再禁止人们入内，里面的御花园变成了招待我们的花园。那些宫殿对中华民国公民，以及我等闲逛之人打开了大门……总体上讲，北京的街道更干净了，几条大道扩宽，给汽车行驶留出了空间……虽然国民政府已经迁离，商务和外交事宜必须前往南京协商。各国在北京的公使馆，仍在继续举办晚宴聚会。公使馆里面的宅邸，依然整洁、富丽堂皇。”

除了打桥牌、参观十三陵或长城、到西山野餐，旅居北京的外国人最喜欢的运动还是购物。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艾克敦创作了影射北京的小说《牡丹与马驹》。书中的女主角是马斯考特夫人。或许在那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艾克敦的朋友露西的影子。艾克敦观察道：“在北京，我们每个人都收藏。很简单，一个人必须收藏，你懂的……收藏的魅力飘在空中，像传染病，早晚会抓住每一个人。”艾克敦是英国、意大利混血儿，牛津大学毕业。他来中国生活并从事收藏活动，要归功于芝加哥的叔叔盖·米切尔的慷慨资助。1932年，艾克敦移居北京，安顿下来后开始研究中国戏剧，并在北京大学教英语。4年以后，他搬进了乔治·莫里森的豪华居所，即弓弦胡同的2号院。那里曾是某位负债累累的没落满族贵族的家产（上一任房主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他来中国是为该馆猎取恐龙化石）。整座院子为一层建筑，房屋之间由屋顶和带柱子回廊相连。艾克敦在院子中间的花园增建了一个游泳池，四周环绕着紫丁香、假山。他还把以前的前院改造成了英式草坪。在室内，艾克敦挂上了自己收藏的卷轴画，摆放古代家具。艾克敦的藏品数量在不断增长。壁橱里面曾是院子前主人展示所藏青铜礼器的地方。现在它们已被卖掉，流落四方。艾克敦在那里放上了花瓶和笔筒，后者器身扭曲，模仿做成石化灵芝和树根的样子。在北京已“入乡随俗”的外国人小集团中，有3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结识了这3位“匆忙过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普艾伦、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和乔治·凯茨。

20世纪20年代，普艾伦一直住在北京，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物色藏品。那时，他还没有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每天早上，他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古代戏剧，或钻研当地古董商用蓝布包裹带来的一卷卷丝绸、绘画。白天，当感觉要干事业时，普艾伦会拜访那些古董店，或在紫禁城里四处闲逛。普艾伦居住的小房子紧靠着紫禁城的护城河。令他自豪难忘的是，房屋前面有个石板铺成的庭院，院中有一棵大树，他可以在大树下面享用早餐。庭院的四面种有花木。每天，一位园丁会带来装满盛开鲜花的花篮。巨大的陶罐上面装饰着灌木、翠竹和绚丽的莲花图案。普艾伦有3个仆人，与他年纪相仿（不到30岁）。他们忙东忙西，随时听候普艾伦哪怕是最鸡毛蒜皮的吩咐。在家里时，普艾伦活得像个中国人。他有许多满族刺绣织锦长袍，在特别场合，他会挑选其中一件穿上。与此同时，空气中弥漫的却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乐曲《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普艾伦十分痴迷纺织品，收藏华丽的织锦和刺绣。据艾克敦说，普艾伦对它们了如指掌，超过了他对人类的了解。普艾伦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研究员三十余年。其间，他使该馆中国纺织品的收藏数量大幅度增长。在纺织品藏品展览方面，人们认为普艾伦是极具天赋的策展人。

普艾伦与客人们一起去戒台寺闲逛时，露西·卡尔霍恩和大儿子小马，会为大家提供后勤服务。戒台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新信徒要在那里接受佛教僧侣的认可。宏伟的戒台寺隐秘在凉爽、林木茂密的西山之上，距北京城24公里。为抵达那里，普艾伦一行搭乘火车完成第一段行程。之后，女士们改乘轿子，男人们骑着毛驴继续前行。午饭是小马提供的丰盛野餐，以鸡尾酒开始，到享用草莓和冰激凌时达到高潮。最后，大家必须徒步前往戒台寺，在那里挂上吊床，打个小盹儿。旅行的亮点，是在戒台寺大殿烛光下做晚礼拜。大殿里香烟缭绕，遮挡了殿内的巨大木雕像，和尚们诵经，伴随着阵阵鼓声。

露西、裕氏姐妹德龄和容龄，也是普艾伦黄昏聚会的常客。容龄的举止非常巴黎化，她嫁给了一位原籍广东的富裕民国将军唐宝潮。人们按夫姓称容龄是“唐宝潮夫人”，亲近的人则称她“内莉”。容龄一直生活在过去，留恋青春年少时在清宫度过的辉煌日子。据艾克敦记载，那些协助推翻清王朝的人，“都聚集在宏伟陵墓周围寻找文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容龄开始取悦于那帮人，向他们提供一些自己的文物”。容龄的住所是一座王府，厚地毯上摆放着漆木家具，上面放满了明代瓷器、玉器、玛瑙、水晶鼻烟壶和笔架。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曾如此描述容龄：“精致的椭圆形脸如同瓜子。”20世纪20年代，容龄曾3次担任黎元洪大总统活动的司仪。普艾伦给保罗·萨克斯写过一封八卦信，称患有鸦片瘾的唐夫人“沉溺于中不中、洋不洋的舞蹈”，她“坚持维护自己的标准清宫美（她肯定是一直非常可爱）。讲起话来仿佛掌管经营了大清帝国十几年。容龄与其他人不同，不收藏文物。但她不是不收藏，她收藏香水。我想，她收藏了1573瓶香水。每种情绪都要有一瓶香水相搭配。我有时想，她会同时把它们一起拿出来把玩”。

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后，一些美国买家从艺术市场消退，为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幸存者创造了机会。比如《堪萨斯城星报》出版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他向堪萨斯博物馆捐赠了1100万美元，请拉里·史克曼为该馆物色征集藏品。1930年，史克曼拿到了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奖学金。他来到北京，与母亲一起在协和胡同一座迷人房屋中住了几年。史克曼不但征集了闻名世界的“龙璧”、源自龙门石窟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1934年，还从卢芹斋手里买下了彩绘木雕《水月观音》（见彩色插图4），成为堪萨斯城的明星藏品之一。史克曼还收藏了一批顶级卷轴画，包括1933年征集的北宋画家许道宁的《渔父图》（见彩色插图8）。堪萨斯城的中国艺术研究员科林·麦肯齐讲述了那个故事：“一天深夜，有人来敲史克曼家的门，一个王爷府的仆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幅‘主人要卖掉的’卷轴画。所出价钱并非不可考虑，史克曼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可能当夜就得决定。他从朋友伯查德那里借到了钱。”后来，史克曼回首此事，认为似乎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933年，史克曼去天津拜访溥仪，催生了另一个相关故事。当时，那位末代皇帝与皇后婉容、嫔妃、兄弟、各种各样的官员以及他的阿尔萨斯牧羊犬一起住在天津。自1911年清朝垮台至1924年之间，溥仪被废黜，实际上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内宫。在那些年里，清宫珍藏的法律地位仍然模糊不清。它们是国家珍宝？还是如溥仪皇帝在自传中所声称，属于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财产？溥仪一家的花费巨大，手头总是缺钱。他开始变卖宫廷珍藏，或以它们抵押贷款。1923年，溥仪下令对延禧宫的珍藏编目，那里保存着伟大收藏家乾隆皇帝所喜爱的藏品。此举使参与偷盗的太监们惊恐不安。据说太监们放了一把火，把大部分藏品付之一炬（起火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可能由电线失火引起。当时，末代皇帝溥仪正在看电影）。

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优待皇室条件》。溥仪的兄弟溥杰和溥任利用了那些条款，在溥仪离开北京前，帮助末代皇帝把文物偷运出宫，认为那是他们从宫廷收藏中所获的赏赐。小物件很容易拿走。他们用黄绸缎包裹，假冒成自己的学习课本。溥仪本人承认：“我们转移了1000多幅卷轴画、200多幅挂轴画和册页、大约200册珍稀宋代善本书。”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直隶军队来到北京，阻止了更多文物流出紫禁城。1923年11月5日，溥仪及其剩余随从当即被逐出皇宫。后来，那些偷运出宫的文物，被装箱经铁路运往溥仪的新居所：天津日本租界的张园。溥仪急须用钱，不断抛售自己的艺术珍藏，绝大多数买家是外国人。在昔日朝臣和古董商的协助下，史克曼买到了两幅清宫旧藏绘画，包括宋代临摹的郭忠恕作品《雪霁江行图》、明代画家陈淳手卷《荷花图》。当时，那些绘画的所有者溥仪，正沉溺于自己崭新的欧洲摩托车，无暇顾及其他。

有关陵墓和纺织品话题的最后记载是：1934年，盗墓贼闯入了果亲王（1697—1738）的陵墓，其中埋葬着康熙皇帝第17子、学者果亲王和他的配偶们。盗贼们在陵墓中发现了长袍、挂件饰物、成卷的织锦以及刻有逝者姓名的灵牌。据此，学者断定文物的年代在1738年之前。墓主人均盛装打扮，此外，还为来世陪葬了更多衣物。当时，它们是唯一与一座已知帝王陵墓有关的陪葬服饰。20世纪30年代，那批服饰现身北京市场，史克曼为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征购了6件完整长袍、3件残缺长袍、织锦残片和布料，总计约70件藏品。那次盗墓发现的其他长袍，则被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购得，或被普艾伦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下。由于其年代确凿无疑，它们成了研究清代服饰的参照标准，学者可对其前后时期纺织品的风格进行比较研究。目前，源于果郡王墓的文物，仍属美国所藏清代早期纺织品中的顶级杰作。它们提醒我们：“中国制造”，也曾经是奢侈品的同义词。

露西·卡尔霍恩继续收藏纺织品。她的绝大多数藏品，包括为芝加哥古董协会购买的一些藏品，目前都收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露西喜爱、欣赏普艾伦，为此，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了3件中国长袍和1幅西藏绘画。露西在中国一直居住到1937年日本人长驱直入北京城。露西返回了芝加哥，直到在那里去世，享年85岁。

“目前，中国成了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1937年，考古学家毕士博写道，“有关中国的书籍跻身美国的‘畅销书’。实际上，美国大学、学院和高中对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领域——中国的历史、文明、语言等——关注度稳步增长。在美国所有较大城市以及许多较小城市中，我们都能找到中国艺术品收藏。”然而，舶来中国的老观念，正与新的模式化观念发生碰撞。新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永恒的乡民社会，深受自然灾害和坏人坏事困扰。1937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史诗电影《大地》，成为那种新观念的一个缩影。影片以赛珍珠小说为脚本，在中国遭受日本围攻背景下，适时培育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民意。但是，影片中的5位主要演员都不是亚洲人，更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中国遭受围攻，美国对此广泛同情。亨利·卢斯发行量巨大的《时代》和《生活》杂志，使那种同情广为散播。蒋介石夫人在美国的巡回演讲，进一步激发了美国民众同情中国的情绪。那些事情让美国形成了对中国拥有某种所有权的意识。美国自我粉饰式地责备自己“失掉”了中国，恰恰隐含了那种意识。但是，美国从未拥有过中国，对中国几乎不了解。美国失掉中国的说法，只是一个遗物。在即将到来的战后岁月里，它使中国艺术收藏家和研究者晕头转向，同时也从中大获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