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对美国收藏、研究和出售博物馆等级的中国艺术品，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深刻影响。那一代的博物馆研究员和学者，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在太平洋地区服过兵役，战后还在日本加入了“盟军夺宝队”，负责抢救和返还艺术珍品。然而，与在欧洲工作的研究员和学者不同，他们并未赢得电影里体现的那种赞颂。起初，一旦有机会，驻扎中国和日本占领军“艺术与古迹处”的高官们，也会讨价还价地购买藏品。1949年，随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种购物行为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此时，富有创造力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开始寻找私人收藏。一些人甚至从美国各地的车库甩卖中淘宝，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美国的博物馆研究员也不甘寂寞，他们挖空心思，通过举办国际租借展览吸引观众来到他们的展厅。打头阵的是1961年在美国5家博物馆巡展的“中国艺术珍宝展”，展品包括了来自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博物院源于之前的北京紫禁城）的顶级藏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西部的博物馆研究员们，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对美国东海岸博物馆的长期霸权地位，发起了最后而更广泛的挑战。

李雪曼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博物馆收藏转向的具体化身，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一位自信满满的多面手，眼力极佳，经费充足。李雪曼的著作和讲座拥有大量粉丝，他利用那种情况和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的身份，确立了自己鉴赏家的地位，对艺术鉴赏的见解坚实可靠。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讲述过二战之前拉里·史克曼在中国的经历。他也参加过“盟军夺宝队”，是李雪曼的友好竞争对手，也是频繁合作的伙伴。李雪曼之于克利夫兰博物馆，与拉里·史克曼对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起的作用大同小异。他们都充满自豪，在各自城市征集亚洲艺术杰作，在当地出人意料地建成了供奉亚洲艺术的公共神龛。欣赏那种艺术类型，需要有耐心和刻苦钻研。

李雪曼出生于西雅图，父亲是受雇于联邦政府的电气工程师，协助建立备受联邦政府鼓励的崭新大众传媒——电台。李雪曼出生后不久，一家人迁居纽约曼哈顿。到了上学的年龄，李雪曼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李家第二次搬家的目的地，是华盛顿特区。李雪曼曾在菲利普斯收藏馆，花了几个小时观看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培养了“对艺术史的强烈兴趣”。他曾就读于美利坚大学，把专业从科学转换成艺术史，拿到了文学本科学位和研究生学位。1938年，他在美利坚大学遇到了露丝·沃德，俩人结婚共同生活了69年。据他们的女儿凯瑟琳说：“父亲是网球手，母亲是女生联谊会的积极分子。”

玛丽·安·罗杰斯是露丝和李雪曼的长期朋友，她对李雪曼夫妻有过很好的描述：“露丝与李雪曼的才气真是绝配。她性格坚如钢铁，南方口音浓厚，讲话抑扬顿挫、迷人、充满奔放的魔力，如同夏季河流，冲刷着李雪曼的不动声色和沉默寡言。李雪曼说：‘她使我变成了文明人。’李雪曼曾亲自安排俩人的蜜月旅行，把它搞成了钻入深山老林的艰难徒步，其间的生活设施只有帐篷和睡袋。似乎从那时起，露丝就开始对李雪曼实施启蒙教育。”蜜月结束后，小两口移居克利夫兰。李雪曼在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拿到了艺术史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美国水彩画评述》，是美国最早涉及那种艺术类型的论文。那时，李雪曼偶然参加了密歇根大学的中国艺术暑期班。该班的老师是詹姆斯·马歇尔·普卢默，曾在上海和福州居住过十五年，就职于独立、有权势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普卢默非常喜欢中国陶瓷，曾对一些主要皇家御窑遗址进行确认考察。他的教学方法也具有独创性。他会解释主要窑口陶瓷的不同之处，之后用布盖住那些中国老瓷片，只让学生们触摸，以此辨认某块瓷片属于哪个窑口。后来，李雪曼回忆道，普卢默通过那种上手技术，使自己了解了“亚洲艺术的神秘性和实用性”。应该补充的是，普卢默的兴趣还包括佛教雕塑、拉其普特微型画、日本“泼墨画”以及中国青铜器。老师的那些爱好，都对李雪曼产生了影响。

普卢默鼓励李雪曼进入亚洲艺术领域。李雪曼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便来到克利夫兰博物馆，以志愿实习生的身份，协助该馆时任亚洲艺术研究员的霍华德·霍利斯工作。1949年春季，在霍利斯指导下，李雪曼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推出了一个中国陶瓷展览。同年，李雪曼跳槽到底特律美术馆，获得了博物馆研究员职称。他开始撰写内容广泛的豆腐块文章，涉及中国陶瓷、柬埔寨雕塑和美国水彩画等等，这些文章成了李雪曼的终身标志。此时，李雪曼还从未踏上过欧洲或亚洲的土地。1944年，他加入了美国海军，担任助理领航员，开始了远航。一年之后，李雪曼终于抵达中国大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李雪曼所属舰船驶入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塘沽，他的部队再没有接到其他命令。李雪曼少尉的舰长，是一位喜欢使用虫饵的钓鱼爱好者。李雪曼对舰长说，自己想去看看北京。舰长同意给他三四天假期，但警告说，如果逾期不归，他将面临擅离职守的指控风险。李雪曼本人对那次旅行有以下记载：

于是，我与一位海军陆战队员搭车去天津，乘坐火车前往北京。车上到处是人，拥挤不堪。那时，如人们所说，共产党游击队正在山区与国民党士兵作战。由于人群出现纠纷，我们不得不多次停留。但是，我兴奋不已，我竟然要去看北京了。（火车终于抵达北京。他身着美国海军军服，看到一辆人力车，立刻直奔紫禁城。）我来到了紫禁城北门，那里排列着骆驼大篷车。北京的城墙仍然完整，巍然耸立。城墙和住宅，被粉刷成黄色、浅桃红和浅蓝色。北京真是美得不可思议。随后，我在琉璃厂发现了一些古董店……我看到了一件磁州窑瓷枕……上面装饰着美景和人物画面。我真的没有多少钱，但我还是把它买下了。当然，它的要价微不足道——约有2.5美元。看来，我从磁州窑开始收藏，真乃上天注定。

“此后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李雪曼如此谈论自己最初的征集。目前，那件磁州窑瓷枕由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它既是经过讨价还价的捡漏，也是一件非常好的跨界藏品，标志着一位博物馆研究员的初出茅庐，标志着他将致力于为所有类型亚洲艺术寻找更多的观众。磁州窑陶瓷属于中国北方窑口制品，数量众多。它们经久耐用，雕刻图案设计大胆，其生产制作的黄金时代是宋元时期。那个书页大小的粗陶枕，可用于现世或来世（在来世使用时会更加舒适）。它的图案令人称赞，在一层透明釉覆盖下散发出光彩。从那件陶枕身上，人们一眼就能理解，中国陶瓷如何、为何早早变成了一种世界性商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雪曼再次受到命运的眷顾。他在克利夫兰的导师霍华德·霍利斯，受雇于占领日本的“盟军艺术与古迹处”。导师邀请时年28岁的李雪曼担任自己的主要助手。一年以后，霍利斯返回美国时，李雪曼接替了他的职责。在两年时间里，李雪曼的工作是视察并为日本的伟大收藏编目，以协助评估哪些文物被毁坏，如何保护其余文物。中国的国民政府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写了一封信，宣称日本在战争期间掠夺了一些中国文物。据说，它们被隐藏于日本京都的正仓院。那里收藏着日本最伟大的古代珍宝。李雪曼拿到了进入日本皇家珍藏库房的唯一许可。最后，中国人在那里举办了一个被掠夺文物展览，其中只有一些小玩意儿。据李雪曼说：“展品挤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主要展品是一套8块玉屏风。真是奇怪，那里真是没有多少被掠夺文物，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李雪曼利用独特的身份，视察那些许久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检查那些没有展出的艺术品，进而与日本收藏家、古董商和艺术史学家们建立了长久友谊。此外，他还确保与霍华德·霍利斯关系友好。此时，李雪曼那位昔日导师，已选择了经营古董生意。李雪曼遇到了拉里·史克曼。二次大战期间，史克曼在中国服役，担任美军的作战情报官。战后，史克曼来到东京，担任美国占领军“古迹处”的顾问。这又是一次幸运的轮岗：李雪曼本人在日本任职结束时，他在密歇根大学的老师詹姆斯·普卢默教授也抵达日本，同样担任了“古迹处”的顾问。那几位志趣相投的博物馆研究员聚集在一起，协助美国中西部的主要博物馆，在藏品征集的优先级方面进行了重要转变。而且，由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压力，日本收藏家都缺乏资金，使“盟军夺宝队”的成员们能以适当价格征集艺术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可以合法出口自己的猎获物。

1948年，李雪曼返回美国，担任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助理馆长，那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新职位。该馆的创建者是理查德·富勒馆长，以及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麦克塔维什·富勒。母子两人也是该馆的主要捐赠人。1933年，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开馆。从那时起，他们便已掉头凝望东方。起初，该馆的欧洲艺术代表作只有著名古典杰作的彩印照片。他们把藏品优先征集放在了日本艺术以及中国石雕和玉器方面。富勒母子俩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现金。即便如此，在李雪曼来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工作前，富勒馆长还是向那位新助手提供了5000美元，供他在日本征购藏品，结果大大增加了该馆的收藏。李雪曼还说服了克雷斯基金会，向该馆提供欧洲主要艺术家的作品。之后，由于与日本收藏家保持着密切关系，李雪曼得以依靠有限的资金增加该馆的日本和中国绘画收藏。所征集的中国绘画中，包括了南宋绘画大师李安忠的著名册页《鹰与雉鸡图》。之前，它属于日本的黑田收藏。

1952年，李雪曼进入了克利夫兰博物馆，在那里真正开始了作为杰出鉴定家的传奇。李雪曼本人不会阅读日文或中文，依靠中国出生的助手何惠鉴的协助。1958年，李雪曼担任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时，何惠鉴接替他担任该馆东方与中国艺术的研究员。李雪曼荣升馆长前，当地一位矿业和运输巨头伦纳德·汉纳，刚向克利夫兰博物馆遗赠了3500万美元：一半用于博物馆运作，一半用于藏品征集。李雪曼认为，那种遗赠规定非常明智，能够保证博物馆的财政良好运转。

据何惠鉴说，克利夫兰博物馆开始买入藏品时，每当李雪曼成功猎获着珍宝，便会喝一杯干马提尼作为奖励。不到十年，李、何两人征集的中国绘画，使该馆位居中国之外最伟大中国绘画收藏的前五名。两人的“标志性”合作（如高居翰所述），是将李雪曼的眼力和非凡记忆力，与何惠鉴的学识合二为一。何惠鉴对中国文献、印章和铭文的知识无与伦比。1980年，何惠鉴的知识结出了一个展览成果：《中国八朝艺术展》，展品包括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精选的300幅绘画。（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馆长和克利夫兰的李雪曼馆长，毫不掩饰自己的扬扬得意。此展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高竖拇指。当时，该馆还在为1973年将王己千所藏25幅中国绘画收入囊中而自吹自擂。）如两人合作展览所展示，李雪曼和史克曼，属于最早赞美中国元、明、清绘画的美国人。他们认为它们优美，具有相当的可用性和可收藏性。

我们应该感谢何惠鉴，他对李雪曼馆长与众不同的长处，有过合乎情理的评价：“李雪曼属于为数极少的不依靠语言能力鉴赏亚洲艺术史的非亚洲人。他不会阅读中文或日文。然而，在不能阅读题跋或印章的情况下，李雪曼能够讲出石涛和张大千的区别，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艺术史学家。他的鉴定秘诀，是他称之为与生俱来的一双慧眼以及经过精雕细琢的直觉。”对于要领会亚洲艺术精髓，必须掌握深奥难懂学问的说法，李雪曼并不认同。确实如此，学识背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绝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看待中国艺术，更不能希望我们对中国艺术的了解，能与它自己所属的时代完全一致”。李雪曼撰写过广受欢迎的《远东艺术史》一书，他在其中详述道：

在此重申，宽广的视野，尤其是对艺术风格的见多识广，对于鉴赏东方艺术至关重要。那与西方艺术鉴赏并无两样。那种视野并非特别、独特和孤立的灵光一现……就此而论，没有浪漫的神秘，不用掌握艰涩的学识。在我看来，东亚艺术似乎更易理解，更有共鸣，更加人性……我们有成千上万意味深长和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它们属于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让它们成为文献学者、梵文学家或所谓禅宗佛教徒的专属领地，我们应该置身其中。东亚艺术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对我们有何意义？对它们的制造者有何意义？对东亚艺术进行整体研究，需要对那些问题给予适当解答。

尽管如此，李雪曼确实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偏爱（也可算是一个盲区）。朋友们称他有“难以自拔的恋石癖”，痴迷于岩石。1973年，李雪曼率领北美艺术与考古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突破性访问。从他保留的此行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恋石癖好。学者诺埃尔·朱弗里达爆料道，在华期间，“那位不可救药的恋石癖”每天都写日记，记满了他在中国各地所见石头的笔记。她发现：“其中包括花园中巨大的太湖石，以及他在展厅和商店里看到的微型和书桌大小的山石摆件。”由此不难解释，在克利夫兰期间，李雪曼最早、最为公众所知的藏品征集之一，为何是《溪山无尽图》。据称，那是中国早期风景画的重要代表作，作者和出处不明。那幅手卷绢画长2.13米，用水墨浅彩描绘，卷后有9篇记载作品历史的跋记，表明它的创作时间是1100年前后或1205年至1380年期间。李雪曼将那幅手卷画作，描述为某种电影鼻祖：“人们可以移动两端画轴，自右至左，或自左至右，组成不同画面，从而形成无数小场景画。”当然，最令未经训练的门外汉感兴趣的，大概是绘画中云雾缭绕那些凹凸不平的嶙峋岩石，它们如同众多怒向天空的手指。

随着克利夫兰博物馆藏品的增多，李雪曼公开反对博物馆哗众取宠，对“重磅展览”一词不屑一顾。那个时髦词汇与托马斯·霍文掌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期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在霍文辞去馆长一职多年后，有人听到李雪曼称赞纽约举办的一个特别展览。他评论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真是太伟大了！即便是霍文也未能毁掉它。”1970年，时任《纽约时报》首席艺术评论家约翰·卡纳迪写道，李雪曼领导下的克利夫兰博物馆，已成为“美国唯一名副其实的贵族博物馆”。2008年，李雪曼去世，享年90岁。后来，一位记者翻出了卡纳迪的评论，对此霍文的继任者菲利普·德·蒙德伯乐做出了这样的应答：“贵族博物馆？是的，但主要体现于博物馆精英的管理。在博物馆馆长圈子里，李雪曼承担了太多重任。他全方位征集藏品，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绩斐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他把地区性的克利夫兰博物馆，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博物馆。”

然而，李雪曼绝非一个人独奏。他不但从何惠鉴的学识见解中受益，也认真听取他所尊重的主要古董商们的意见。那种做法并不罕见。至此，读者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博物馆的重要收藏经常是多方合作的结果，以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之间相互征求意见为代表。说到古董商，出现过（为数众多的）著名绝配：劳伦斯·史克曼与奥托·伯查德，阿比·洛克菲勒与山中定次郎，摩根、老洛克菲勒与约瑟夫·杜维恩。但是所有这些合作，或许都比不上李雪曼与洛克菲勒三世及其妻子布兰切特之间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李雪曼还是克利夫兰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时，他们便开始了合作。布兰切是把亚洲与更宽广艺术世界联系起来的领军人物。她继公婆和叔叔纳尔逊·洛克菲勒之后，加入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但是，直到1951年她与洛克菲勒三世访问日本后，夫妇二人才开始收藏亚洲艺术品，尽管“断断续续，有些业余”。接近花甲之年的洛克菲勒三世，开始把李雪曼作为藏品征集的咨询顾问。与喜欢批量买入的父亲小洛克菲勒不同，洛克菲勒三世和布兰切特，更为关注征集少量精品。夫妇两人收藏的强项是陶瓷、雕塑和青铜器。目前，它们正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博物馆轮换展出。小洛克菲勒收藏清代多彩珐琅瓷，儿子则喜欢早期青瓷和粗陶器。洛克菲勒三世夫妇在15年里，组建了自己的顶级收藏。1974年，他们把那些藏品捐赠给了亚洲协会。

洛克菲勒三世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与李雪曼之间签署的君子协议。他们对拟征集藏品如何分配有过明确规定，从而避免了李雪曼所属博物馆方面可能面临的利益冲突。如李雪曼写道：“在征集藏品时，洛克菲勒三世面临个人智慧和思虑周全的问题……我们的协议很简单、直截了当：凡是他首先发现或首先向他报价的藏品，他均自动享有优先选择权；凡是我或博物馆其他人首先发现或首先接到报价的藏品，博物馆均享有优先选择权。如出现任何不确定状态或同时接到报价，则由运气决定谁先挑选。那种情形只发生过一次，由掷硬币定夺。”

1949年后，中国大陆“禁止通行”。李雪曼等人的许多征集活动都在欧洲，绝大多数通过古董商和拍卖完成。与另一位伟大鉴赏家邓曼·罗斯一样，李雪曼同样相信，鉴定要直接上手，需要“通过长期比较”培养而成。李雪曼给洛克菲勒三世写过许多信，里面充满了比较。他提醒洛克菲勒三世，如果某件东西已有其他可作为良好范例的藏品，或他的收藏中已有了一些同样好的藏品，就不要再去征集那件东西。1965年3月4日，李雪曼给洛克菲勒三世去了封信，罗列了他们征集藏品的标准：

A.真正属于世上最好的东西。绝无仅有，或只有一件或两三件质量相同的其他藏品；

B.顶级博物馆以将其纳入该馆收藏而感到自豪的东西；

C.可为更好的博物馆接受的东西；以及

D.博物馆和我们自己均认为其质量不足以进入我们收藏的东西……

“依据上述建议分类，”李雪曼继续写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属于A类的东西，当然，我们也知道它们不常见。一般而言，我们只能准备接受B类东西。在我看来，只有我们发现某件东西特别有吸引力，比如我那两匹汉代马，似乎才可考虑C类东西。”

1974年，当洛克菲勒三世夫妇的藏品对公众开放时，亚洲协会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其中引用了李雪曼的话：“在那些藏品背后，有一个基本理论，强调所征集藏品具有尽可能高的品质，强调它们可以被饶有兴趣的门外汉所理解、欣赏，而不仅是供专业学者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能用相对短时间构建那批藏品实属万幸。毫无疑问，没有谁能再次获得同等藏品。”

洛克菲勒三世收藏中最吸引人的藏品，包括一件江西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大盘，上面附带有特别铭文。在穆斯林国家，那种青花瓷大盘大受欢迎，通常用于向成群食客提供食物。那件青花大盘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上面的波斯语铭文，标注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沙贾汗的名字。1627年至1658年在位期间，沙贾汗建造了泰姬陵，以纪念爱妻。沙贾汗皇帝十分钟爱中国陶瓷。那个元青花大盘，属于印度至今保存的极少数元青花之一。在它的圈足里面，刻有表明其属于沙贾汗皇帝所有的标志，也成为展现南亚与东亚之间进行文化贸易的早期例证。

目前，作为李雪曼与洛克菲勒三世15年合作结晶的藏品，仍在克利夫兰博物馆展出，提醒人们他们之间的合作多么富有成效。洛克菲勒三世去世后，李雪曼收到了他给自己的遗赠：一幅日本水墨画家雪村周继（1504—1589）的卷轴手卷画，价值4万美元。李雪曼以纪念洛克菲勒三世的名义，将其赠送给了克利夫兰博物馆。

在此，还应有个补充说明。在紧密追寻李雪曼与古董商的关系网方面，凯斯西储大学副教授诺艾尔·朱弗里达遥遥领先。朱弗里达博士研究撰写了《分清绵羊和山羊——李雪曼的中国绘画征集、展览和准则》一书。他发现，李雪曼还精心培育了与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犹太人沃尔特·霍赫斯德特的关系，并从中获益匪浅。20世纪30年代，那位德国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德国，来到上海和北京经营古董，专攻中国陶瓷和绘画。1949年毛泽东取得胜利前不久，霍赫斯德特千方百计出口了自己的战利品。据朱弗里达博士记述，虽然李雪曼与德国犹太人的协商“火星四溅”，他还是从后者手中征集了75幅最佳的绘画。朱弗里达博士坚信：那次征集恰逢其时，使克利夫兰博物馆拥有了一批可名列世上最佳的中国绘画。

然而，李雪曼追求的不只是那些名誉。他喜欢与古董商你来我往地较量，部分原因是他喜欢那种游戏。1966年，在克利夫兰博物馆建馆50周年庆典活动中，李雪曼表达了自己对略胜一筹的古董商竞争对手的尊敬。他说：“当研究员返回博物馆，说他发现了某件重要艺术品时，实际上，他是指某位古董商发现了那件东西。”他还曾半真半假地对朋友们说，如果他必须重新再活一次，他会成为“一名古董商”。

安思远与李雪曼心有灵犀，他是古董商中的“明皇”（King of Ming），属于自学成才的中国绘画和家具专家。在与同时代同类人竞争中，安思远一枝独秀。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发明了牙根管治疗术。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作为纽约令人尊敬的古董商爱丽丝·伯尼的门徒，开始涉足亚洲艺术市场。后来证明，他的眼力精准，市场直觉良好。在中国铜镜、明式家具和19世纪后绘画的价格开始飙升前，他已提前囤积了一批货源。

英国作家杰拉尔丁·诺曼撰写过许多涉及艺术品拍卖的著作。1994年，她写道：“安思远在东方艺术领域的成就，可与杜维恩勋爵的传奇相提并论。”意指他本人对某件东西的赞许，确保了它的高价。洛克菲勒三世是安思远的最佳客户之一。1974年，安思远向他出售了一套中国古典家具，包括衣柜、带铭刻的椅子、长椅、餐具柜和桌子，报价50万美元。安思远认为，那套东西值得在新建立的亚洲协会博物馆中展出。如他给洛克菲勒三世信中所言：那套家具，“属于我拥有的真正重要的藏品”。他之所以提出卖掉它们，似乎因为“那是为我藏品找到永久属地的唯一方式。同时，也为东方艺术领域，为您的博物馆，为纽约市做出一些贡献”。对此，洛克菲勒三世给予了积极答复。安思远的不同藏品，确实进入了亚洲协会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洛克菲勒三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中国绘画。安思远的居所，是曼哈顿第五大道960号宫殿般的公寓。诺曼女士曾在那里采访过他。据说，安思远已成为当时经营亚洲艺术的最富有的古董商，还被中国授予了荣誉公民称号（成为后来发生事件的另一个预兆）。2014年8月，安思远与世长辞，享年85岁。

简言之，1945年以后，市场对中国艺术珍宝的需求蒸蒸日上，却充满了风险，高度依赖内部交易网络，并开始从美国傲慢的东北部向中西部倾斜。在本书前面章节，我们提到年轻的拉里·史克曼时，他已经获得了哈佛大学学位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1931年。史克曼在中国期间，担任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代理。当时，该馆仍处于建设之中。那些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堪萨斯城的董事们的大胆决定，要把该市拥有50年历史的小博物馆变成一个重要综合性博物馆，使其拥有与之匹配的藏品和经费（参见彩色插图3、6、9和10）。当时，亚洲是最好的藏品征集地。20世纪30年代，史克曼为堪萨斯城那座新建博物馆提供的藏品，占到了该馆总藏品的60%。1933年一年，藏品数达到了1500件。那一年，堪萨斯城博物馆完工，正式对外开放，史克曼终于与自己的雇主见面，并很快担任该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开始了他与该馆长达40年的关系。

珍珠港事件后，史克曼重返中国，担任美国空军少校，任务是为美国空军轰炸提供情报。从各方面讲，在确定重要轰炸目标方面，他丰富的实地经验显得异常珍贵。1945年8月，即日本投降两天后，史克曼飞往北京，目的是收集日本最高指挥部的情报文件。此时，出现了一个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史克曼随身携带了25万美元，心里并不清楚用它干什么。那些钱没派上用场。因为，日本指挥官更愿意向美国人投降，不甘心向中国人缴枪。然而，史克曼手里的美金，最终还是找到了其他用武之地。继史克曼之后，武丽生担任了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馆长。1977年，他对史克曼1945年的中国之行回忆道：“史克曼飞回重庆。他前往一处被轰炸过的河堤，那里堆满了缴获的日本武士军刀，以及沈周、文征明和陆治的绘画杰作。它们构成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明代绘画的核心。征集所用资金均以非常规方式即时从‘美国陆军军需兵部’一个手提箱中借支，里面装着25万美元。”那种情况属于战争带来的运气，史克曼很快足额返还了借款。战争结束后，史克曼成了一名“盟军夺宝队”成员。他在那个位置上停留的时间，足够他在工作上取得成就，并与李雪曼成了铁哥们儿。

史克曼返回美国时，在藏品征集方面的才智已名扬四方。随后，他收到了颇有声望的工作的邀请。史克曼选择了留在堪萨斯城工作，一方面原因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给予他慷慨支持；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建一批世界级的艺术收藏。史克曼是一位收藏家，从本性和教养上都是如此。他很早失去了父亲，母亲玛丽·芮丁·富勒·史克曼对儿子溺爱有加。她属于“科罗拉多州的婆罗门”，收藏日本水印画。母亲在丹佛的家中，每晚都给小史克曼阅读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史克曼10岁时，已对狄更斯痴迷不已，开始收集狄更斯全套首版作品集。说到中国，有人曾采访过史克曼，提问把他引向中国的是什么。他回答道：“我从未想过前往别的任何方向。”当时，丹佛最豪华的酒店是布朗王府酒店。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家族经营的古董店，名字叫“萨基斯安”。小史克曼曾偶然进去参观，种下了向往中国的种子。史克曼继续说：“13岁时，我第一次在那家古董店买东西，那是一对夫妇木雕像，当然是中国木雕。雕像毫无瑕疵。我渴望收藏。如果不全心全意收藏，你就成不了一个完全合格的博物馆馆长。”

1953年，史克曼46岁，当上了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第二任馆长。那时，他已发表了大量博学的论文，涉及中国壁画、佛造像以及该馆收藏的石狮。史克曼还与建筑史学家亚历山大·邵泊合作，出版了教科书般的著作《中国艺术与建筑》，从属于1953年的“鹈鹕艺术史系列丛书”。以任何标准看，在改变美国中西部文化景观方面，史克曼和李雪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史克曼入学时，哈佛大学是美国唯一提供中国语言、艺术和历史课程的大学。然而，50年以后，武丽生于1988年写道：“美国所有州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教授中国文学、语言和历史，其专业水准在1926年难以想象。”至于艺术博物馆，美国中西部在半个世纪里，已不再是“博扎特的撒哈拉沙漠”。“博扎特”一词源于美国作家亨利·路易斯·门肯，他用之来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西部城市的主要街道进行嘲讽。

在美国中西部的转变中，李雪曼和史克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人都重视藏品质量，注重藏品本身，而不是沽名钓誉。两人都具备成功博物馆馆长的基本特质：善于与捐赠人跳华尔兹舞。有时候，仅有魅力还远远不够。史克曼与人合作编辑了约翰·克劳福德所藏中国书法和绘画手册，并提供了珍贵的建议。史克曼的继任者武丽生，也在克劳福德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尽管如此，1988年，克劳福德与史克曼同年去世后，他的藏品落入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手中。该馆以新建一个特别展厅的方式，诱惑住了克劳福德。

在李雪曼和史克曼的行事准则中，还有一个附加因素。两人都相信要走出博物馆外，包括美国国内和境外。克利夫兰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不仅向公众提供讲座和参观讲解，还积极组织学校学生来馆参观，使当地孩子们能够学到东西，还有助于驱散空荡展厅里面的沉闷。但是，走出博物馆外，还具有更为广泛的范围。史克曼在专业领域广受尊敬。1935年，伦敦皇家学院开创性地举办伯灵顿亚洲艺术展览时，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成为屈指可数的受邀参展的美国博物馆之一，送去了该馆的高质量藏品。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刚满两岁。中国也是首次批准向境外出借珍宝参加展览，其展品来自神圣、神秘的紫禁城皇家珍藏。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人们希望这次访问同样能重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李雪曼为此助了一臂之力。一年以后，他率领北美12人代表团访华，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6个城市参观。一个月的访问属于紧赶慢赶，车马劳顿。后来，李雪曼评述说，他的角色需要“把鞋子推销员和外交官的才能合二为一”。实际上，李雪曼团长在两方面都表现优异，他在乒乓球桌前身手矫健，还是一名攀岩爱好者，为访问提供了额外助益。李雪曼馆长两道浓眉瘆人，身材高大，比中国主人们高出半头。中美之间的文化鸿沟令人畏惧，而他总能耐住性子。“我们称青铜时代，中国人说奴隶时代；我们说中世纪，他们称封建时代。”后来，李雪曼对《克利夫兰实话报》评论道，“那里没有诸如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与政治分离之类的东西。当我们因某些美物感到兴致勃勃时，他们难以理解。在中国，艺术属于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每当出现那种情形，拉里·史克曼就会出来和稀泥，予以解释、活跃气氛。

毫无疑问，李雪曼1973年对中国的访问，为一年后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扫清了道路。那个文物展览堪称中美举办文物展览中的破冰展。它在华盛顿展出了6个月，展览开幕活动既热闹，又把握了分寸。然而在最初，堪萨斯城并未被纳入展览巡展地。武丽生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有如下描述：

通过史克曼的关系，并通过堪萨斯城居民、尼克松总统顾问伦纳德·卡门特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也来到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巡展。于是，中国人同意进一步延展，使旧金山的华侨也能一睹展览风采。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没有亚洲艺术研究员。因此，我担任了相当于3个展地的策展人角色，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则负责展览图录和布展。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展览图录和展品说明牌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审查。中国内部的事情令人惊慌失措，中国人希望展览图录中只出现文物的照片。于是，我们决定用高质量图片，印出一本好“画书”，同时安排出好的展览陈列。

随后，中国派出了一组博物馆专家，陪伴着展品巡展。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展品说明牌不出现任何修改。“他们特别想观看我们收藏的绘画，”武丽生写道，“但是未获允许。”尽管如此，坚冰已经破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克曼和李雪曼光荣退休，被授予卓越博物馆前馆长的荣誉称号。除了对某些藏品归属和征集问题有争议，两人之间通常属于朋友关系。正如两人都赞赏的千年手卷《溪山无尽图》，两人秉性相投，与德高望重的中国学者一样，都喜欢收藏石头。从内心讲，李雪曼像一块升入云雾之中的岩石，坚硬、固执、朴实无华；史克曼则如潺潺流水，在充满暴力和狂热的世界里，寻找蜿蜒曲折的前行道路。李雪曼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有一栋朴实的乡间小屋。1986年6月，他从那里给史克曼写了最后寄语：

亲爱的拉里，我听说你已从可怕困境中痊愈。在此给你写信表示祝贺，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健康。随信寄去一张照片，以显示你对我们退休后家庭生活的良好影响……我们卧室的外面，可看到一处围起来的小花园，照片后面的石头，是你赠送的礼物，让我备感荣幸。近处那块石头，是我们在圣安东尼奥捡到的。显然，这里是你在密苏里州奥扎克花园的石化基地。不管怎样，我们喜欢这个花园，希望它是祝福和提醒。非常感谢你赠送我们的那块石头，我们会继续摆放使用它，以表示我们对你的谢意。“恋石癖”不属于最坏的罪恶。真的，它属于美德。或者说，我们相信如此。我想起了南宋，不知道它是否已在我的内心凝固……我们的生活品位，不知是真的太甜，还是令人忧虑？从现实版“艺术博物馆”的角度看，我们很享受自己的花园和退休生活。祝好！雪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