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博物馆快速发展，在全世界无与伦比。只有200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博物馆建设浪潮（如我们后面所描述），可以部分与之相媲美。20世纪初至50年代，美国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在那个时期，美国的每座城市都相当有自尊。各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催生了1500多座博物馆（绝大多数属于美术馆，也包括历史和科学博物馆）。早在1923年，法国艺术经销商雷内·吉姆佩尔访问美国，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旅行经停托莱多时，就在日记中写道：那种艺术博物馆热，“在美国随处可见，使人不禁联想到中世纪时大张旗鼓建造教堂的情景”。33年后，另一位法国人访问美国，那便是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有人问法国部长，是否同意丽贝卡·韦斯特所说，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火车站。“不，”法国文化部长答道，“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那个“伟大觉醒”时代的主教堂，至今依然如此。该馆创建于1870年，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纽约市最受欢迎的观光目的地。目前，该馆年观众数量超过600万。1905年，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访问美国时，已预见到了美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发展。那是他1883年以来首次回国长期旅行。到了190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搬离了曼哈顿西区14街的古怪大厦，堂而皇之地迁移到上城区的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它是位于公园边缘的一座真正的艺术宫殿。”詹姆斯在《美国游记》中写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即便在价格最高的时候”，也是沐浴在“之前从未享受过的氛围之中”。那里的空中飘浮着金钱，“无比之多”，足以买下“所有最精致的东西”。詹姆斯还不忘称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言之，它会成为一座伟大的博物馆。”

然而，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初期，亚洲艺术顶多在边边角角的展厅出现。该馆虽然很乐意展示本杰明·奥尔特曼、皮尔庞特·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但是直到1915年才成立了远东艺术部。同年，金融家摩根去世，虽然他曾担任该馆董事会会长一职长达10年，但未把他的瓷器收藏遗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些正在展厅展出的摩根宝藏，也随之从展厅中撤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方向性转变。转变部分缘于竞争对手波士顿美术馆的刺激。那时，波士顿美术馆已成为美国亚洲艺术收藏方面的老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不懈努力多年，试图扩大自己的亚洲艺术馆藏。该馆面临的问题，是寻找一位公认的权威来领衔新部门。此时恰有一位模范人物波什·雷茨，他是一位杰出的荷兰学者，兄弟是荷兰女王威廉敏娜的管家（这样的关系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没什么影响）。

波什·雷茨在慕尼黑和巴黎赫赫有名。他既是学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雷茨从早年起，便对东亚艺术产生了痴迷。他研究了欧洲主要博物馆的有关收藏，用了一年时间深入钻研中国和日本艺术。1914年，卢浮宫向这位亚洲艺术荷兰铁粉示好，请他保管该馆的格朗迪迪埃远东艺术收藏。据说那属于西方收藏的最佳远东艺术品（目前属于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但是，随着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纽约时报》所报道：“法国当局发现聘用此人并不明智。”波什·雷茨转而跨越大西洋，前去研究美国的主要东方艺术收藏（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持中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抓住机会，邀请波什·雷茨担任该馆远东艺术部的首任创建主任。该部以中国、日本艺术为核心，同时也展示它们的近亲朝鲜和喜马拉雅地区艺术。波什·雷茨当即接受了邀请。如《泰晤士报》报道，1915年9月，雷茨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恰逢摩根收藏的瓷器进入最后的拍卖。那批瓷器是当时该馆吸引人的明星展品。拍卖也使波什·雷茨所在部门“获得了新生”。

上任伊始，波什·雷茨便令人钦佩，他善于规范管理，眼力精准，做事有条理，光明磊落，很快赢得了“荷兰老清洁工”的绰号。有时候，他让那些被冷落的同事感到恼怒。然而他努力了解博物馆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起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曾委托装饰艺术部代管。卡尔文·汤姆金斯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非官方历史学者，如他所概括：1915年，该馆存有大量杂七杂八的亚洲藏品，包含“1879年以来收集的东西”。那一年，博物馆几位董事和其他捐赠人联手，购买了塞缪尔·艾弗里（该馆董事、雕刻师、鉴赏家和艺术经销商）选择的一组中国陶瓷，数量达1300件。

然而，波什·雷茨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继承的最有意思的藏品，是福开森在中国时为该馆征集的藏品。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身兼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学者、上海报纸出版人和清王朝顾问等职。他还一度担任了中国铁道总公司参赞的干事，与其清朝官员朋友端方一起，把公职与艺术品收藏混为一体。19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明地（事实如此）任命福开森为该馆终身研究员，请其担任该馆的藏品征集代理，并向他提供了25000美元藏品征集费。一年以后，福开森凭借才干，获得了更多的征集费。

中国青铜器、玉器，特别是明清绘画，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福开森的征集，在纽约受到的阻碍多于赞扬。爱德华·罗宾逊从波士顿美术馆跳槽来到纽约，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馆长。罗宾逊认为，福开森首批运来的藏品，“令人相当失望”。装饰艺术部新任研究员威廉·瓦伦丁纳也对此随声附和，他刚从柏林的恺撒·腓特烈博物馆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在为藏品运抵纽约举办的新闻招待会上，充满了否定和哈欠连天。《纽约世界报》对此发表了艺术评论，瞄准中国卷轴画一阵扫射，称它们“单调、没有条理”，色彩已褪，令人乏味。评论作者对征集它们表示不可思议，似乎觉得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显然都是些不入流藏品。《泰晤士报》也不甘寂寞，发表了不冷不热的文字：“据称，那是美国最令人关注的展览。”只有未开箱时（确实如此）的中国卷轴画，以及一个中国战鼓，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与多年前一样，当时的问题，显然还是人们一直在用西方观点评价东方绘画，以此发现它们的不足。（那些身穿睡衣，凝望松柏、山石和溪水的老人是何许人也？）福开森则极力维护自己所征集绘画的质量和真实性。他坚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通过那些绘画，超越对手波士顿美术馆。查尔斯·朗·弗利尔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家。为慎重起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弗利尔，对福开森提供的东西进行鉴定，特别是中国卷轴画，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福开森代理挑选的东西。弗利尔名副其实，他开始时就强调，“西方缺少具有足够权威的专家来鉴定那些绘画”。之后，他建议征集其中部分绘画，而不是全部。福开森立即还价：对弗利尔所选绘画要价4万美元，其余画作免费赠送（福开森的精明至今仍有争议，尤其是那些绘画。他曾应对过许多有激烈争议的困境，那批绘画属于其中之一）。

总而言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创始主任波什·雷茨的领导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和十分有限的经费。波什·雷茨淘汰了繁杂馆藏品中的可疑藏品，突出福开森征集的中国卷轴画。他在博物馆2楼的回形过道中，展出了本杰明·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以此信守与捐赠人达成的规定：将奥尔特曼所捐亚洲艺术藏品，与构成他主要捐赠藏品的欧洲艺术相邻展出。1918年至1922年，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中，买入了400件日本水印画。当时，那位建筑师正深陷婚姻绯闻之中。（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助理研究员茱莉娅·米奇估计，在那个贫困时期，莱特出售了数千件日本水印画，净赚了30万美元。）

1926年，波什·雷茨干了一件漂亮事儿，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集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铜鎏金弥勒佛像，时代为公元486年。佛像体格令人印象深刻，举止优雅，张开双臂做出欢迎状，观众进入博物馆后便会瞩目凝望。它是已知早期中国青铜雕像中最大的一尊。在此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佛像特征给予了专业的说明解释：“这尊弥勒佛像被人崇拜，他既是观音，也是佛。人们相信，一旦现时宇宙时代自我毁灭，他将作为下个伟大时代的佛师获得重生。”所有那些说法都源于佛像底部的一大段铭文，对佛像身份给予了详细解释。铭文显示，制作佛像的目的，是纪念北魏的文明太后。在公元5世纪的最后30年，她掌管了北魏政权。

随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增长，波什·雷茨尽显老练幽默和与人为善，成了纽约会所文化圈内尽人皆知之事。“在人们记忆中，波什·雷茨唯一一次忍不住发火，”纽约世纪协会的某位成员回忆道，“发生在一个不愉快场合。当时，俱乐部没有按惯例用其专用茶招待他。”1927年，波什·雷茨退休，世纪协会的30位会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晚宴，餐桌上“装饰着一个荷兰微缩景观，使人联想到一个令人愉悦的小画室及其微型郁金香花园，那是他曾在拉伦（他的家乡）为自己准备的住处，里面陈设着东方瓷器和荷兰艺术”。

然而，波什·雷茨在自己墓志铭上最愿意铭刻的，是几年后李雪曼高喊的两个词。李雪曼是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以眼力精准闻名于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对我们回忆道：他刚刚从事博物馆工作时，李雪曼曾带他浏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收藏。当时，李雪曼挑选出了其中最佳藏品，包括那尊高大的青铜鎏金佛像，他大声喊出了那两个词：“波什·雷茨！”“波什·雷茨！”“波什·雷茨！”

退休之后，“荷兰老清洁工”波什·雷茨返回祖国居住，于1938年去世（被一辆汽车撞倒），享年78岁。精打细算真的很重要，波什·雷茨的继任者普艾伦就缺乏这一点。他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时，便受雇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坚持认为，自己属于终身受聘。196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制定了强制退休政策，规定专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普艾伦为此提出愤怒抗议，还提起了诉讼，甚至向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上诉，请其予以干预。普艾伦的诉讼和上诉毫无结果，却适时为博物馆研究员的职业生涯画出了一条终结线。对此，普艾伦似乎将自己视为歌剧中的英雄，遭遇了一群无赖和笨蛋的围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前没有，以后也再未雇用过像普艾伦一样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研究员（他的上司们，则使用了更为温和的委婉语，称其为“古怪”）。

普艾伦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市度过了童年。那时，他便表现出喜欢自吹自擂。他的父亲和祖父从木材买卖中发了大财。普艾伦的发小约瑟夫·厄普顿回忆道：“青少年时，普艾伦去参加高中舞会，他身穿黑长袍，戴着面罩、尖顶帽和一头又长又卷的金色假发。”中国文物古董商爱德华·威尔斯，是普艾伦的另一位长期朋友。他对普艾伦在哈佛大学期间以及后来的行为，有过如下描述，“年轻的普艾伦身材瘦削，一头金发相当浓密，走起路来既无精打采，又有些大摇大摆”，一副让人感到“困惑和唐突”的做派。普艾伦把自己身边的人，分成两个阵营：“一类是他的朋友，以及那些他相信不会作恶的人”；另一类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们不会做任何有可能让他高兴的事情”。

普艾伦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部分归功于哈佛大学保罗·萨克斯的热情推荐。普艾伦曾听过他的博物馆讲座。普艾伦的个人履历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哈佛大学曾师从邓曼·罗斯和兰登·华尔纳，后者在第二次率领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前往中国时，曾招募普艾伦入伙。此时，也就是1928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当上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研究员，该部同样正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查找当时的公开资料，发现了一些透露内情的档案。20世纪60年代初，高居翰成了普艾伦办公室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随着高居翰的工作变动，他与普艾伦之间，有了为数不少的通信往来。高居翰开始在台湾深造时，曾希望中国大陆会自行重新对外开放大门。普艾伦根据自身经历，对高居翰提出了以下建议：

哈佛大学派我去敦煌，连续授予我3笔奖学金，后面还有更多奖学金等候我。千万别以为我没有从早到晚努力工作。第一年，我确信我只会在中国工作一年。我首先学习中文，拒绝与任何讲外语的中国人接触，只在周末与外国人见面。有一位学者与我同住，但他并不教我，他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娱乐的地方。我很随意，可以听他讲话，也可以不听。我的老师们每天白天都来，每周还会来3个晚上：一位老师与我一起吃午饭，另一位一起吃晚饭……午饭后，我们用1小时，去看那些背着东西转悠的小古董贩子。那挺好玩，既了解古董，又学了语言。每周，一位很棒的老学者上门两次，给我阅读古代经典。他人极好，来我这里还有附加条件，即不与任何其他外国人见面。他不喜欢外国人，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他的父亲被外国人砍掉了脑袋。

上述文字暗示，普艾伦也在进行自我辩护。当时，有人不断抱怨，普艾伦作为学者，缺乏深度和认真。由于搞清楚藏品具体年代和属性并非易事，有时，普艾伦会在博物馆出版物上发表自己的结论，说一些“有趣、无害的话，可能会与事实有些差距”。比如，他曾对一顶唐代王冠写道：“这顶王冠，应至少属于皇室某位伯祖母。如果不是，那她也该有一顶。”约翰·埃勒顿·拉吉，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馆长和弗利尔美术馆创始馆长。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作为知情人，对普艾伦对藏品的古怪判断表达了明确的意见。拉吉谈到了有人提交给他的一批卷轴画，“其中4幅属于极品……除我以外见过它们的人只有普艾伦，但遭到了他的拒绝。真得祝福他愚蠢的小心眼儿”。

在给高居翰的一封信中，普艾伦对那些贬低者给予了有力回答。当时，高居翰就绘画征集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普艾伦说：“至于绘画，许多古董店里都有不少，成百上千不在话下，一些属于极品，绝大多数属于装饰品或复制品，等待那些不小心的西方人和东方人打眼。”因此，普艾伦拒绝向人提供去哪儿，以及买什么的建议。他进一步写道：

（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单子的）一个更好理由，是我信奉佛教禅宗。有时候，禅宗不倾向争论。涉及中国绘画时，我也不参与争论。我对一幅绘画所能说的，只有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对于那些事情，只有一个选择让我真正感兴趣，那就是我的选择。“所有金童和玉女，都和清洁工无异，终将变成土和泥。”那首打油诗，同样适用于博物馆研究员。

只要有机会，作为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艾伦，就把绝大多数有力批评，赏赐给自己的副手恩斯特·奥斯温·普林茨·祖尔·利佩·比斯特菲尔德。与波什·雷茨一样，比斯特菲尔德同样在德国学习，他的祖先也享有特权（他的兄弟是伯恩哈德亲王，是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比斯特菲尔德在德国波茨坦学习中文，在柏林大学提交了一篇有关元代画家李衍墨竹画论文的翻译，（以优等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1949年，他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高级研究者。一年以后，当上了副研究员。1964年，他未能获得提名成为普艾伦的继任者。他在辞职前，获得了博物馆高级研究员称号。比斯特菲尔德发表过许多论文、评论和评注，对藏品拥有广受尊重的鉴定眼力。

普艾伦总是例行公事，请比斯特菲尔德审核自己的文章和图解，看其准确与否。上述一切，解释了其中原因。目前，在史密森尼学院档案馆，可以查阅到比斯特菲尔德亲王对普艾伦请求的应答：他依据事实进行的修改，密密麻麻，一页接着一页。在一份标注日期为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中，比斯特菲尔德对顶头上司的漫不经心发起了挑战，他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实际上，搞清楚那些事情，“正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

尽管如此，普艾伦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尤其擅长以戏剧效果布置展览。比如，1945年，他组织举办了明星展览《紫禁城服饰展》，其中包括200件1644年至1911年的中国宫廷服饰。该展展品丰富，占据了12个展厅。展览的高潮部分，是复制了清朝乾隆皇帝某位皇子的陵墓。卡尔文·汤姆金斯对此有过生动描述：

随皇子陪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她们在宫廷服饰中静静地腐烂消失，而那些服饰基本原封未动，只是原有的金铜色，随着200年间留下的污渍变得暗淡。普艾伦还把展厅涂成了金铜之间的渐变色，其中随处夹杂一些浓重的绿色条纹，皇子的妻妾，则以姿态各异的人体模型假扮。普艾伦从一家医疗设备机构租用了一具人体骨架，将其涂成金色，让它身着皇子服饰斜靠在沙发上。那具人体骨架上有一只古怪的玻璃眼球，令人印象深刻。

展览开幕前几天，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馆长路过展厅，被那具骨架吓了一跳。他下令把它撤出展览。普艾伦把它放入库房。但是，在展览开幕的前一晚，他又把它重新放回展厅。事实证明，它成了特别受观众欢迎的一件展品。泰勒馆长接到报告说，观众对人体骨架有批评，也给予了广泛称赞。泰勒馆长不情愿地收回了自己的命令。

但是，不能因此说博物馆从其研究员的自我放纵中真正受益。20世纪30年代，普艾伦开始协商征集巴尔收藏的绘画。1946年，他赢得了博物馆的批准，终于以30万美元天价拿下了一批绘画。他吹捧说，它们属于美国所收藏的顶级中国绘画。巴尔出生于上海，属于早期涉足中国绘画的收藏家。普艾伦兴致勃勃，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年轻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信誓旦旦：“巴尔收藏的19幅卷轴绘画，每幅都是杰作，其中有8幅无与伦比。”最终征集巴尔那些绘画时，普艾伦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展厅，称那里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空间”。王己千是收藏家，也是古董商，曾精明地对美国所收藏的每幅重要的中国绘画进行过研究。后来，王己千声称：巴尔总共收藏了149件作品，其中只有15件属于“博物馆收藏质量”。霍文馆长在日记中，对巴尔藏品大加贬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史上，买入巴尔藏品属于一个污点。”总之，有关当时对普艾伦传奇收藏的评价，克利夫兰的李雪曼有过干净利落的概括。他曾给洛克菲勒三世提交过一份备忘录，对他如何处置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提出建议，提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他称其是“有些苟延残喘”。

因此，当普艾伦终于离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的许多研究员希望广受尊重的奥斯温·比斯特菲尔德能够接手远东艺术部。那种情形没有出现。知情人士推测，比斯特菲尔德未能如愿的决定性因素，是有人指控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据说，那种历史污点指责，尤其让迪特里希·范·博特墨感到不爽。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资深古代文物研究员，属于德国拥有贵族头衔家族的后代。范·博特墨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德国罗德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他到美军太平洋战区做志愿者，赢得了一枚青铜星章和一枚紫星勋章。

普艾伦不情愿地退休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继任首席研究员是周方，他是美国培养的华裔陶瓷专家。周方缺乏普艾伦编织人脉网络的技能，尤其缺少与有影响力董事们的互动。20世纪60年代，虽然纽约的美术馆充满了来自亚洲的私人藏品，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那10年期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该馆在此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即波士顿、华盛顿、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博物馆，则充分利用了市场的流动性，不断扩大各自的亚洲艺术藏品。作为美国主要大都市的纽约，则在争夺远东艺术重要战利品方面作茧自缚。

197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迎来建馆百年纪念。上述经历，则很像一场为百年庆典准备的序幕。此时，托马斯·霍文馆长已经掌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在馆长宝座上苦心经营了3年，努力使博物馆从象牙塔休眠状态中惊醒，并获得了博物馆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的坚决支持。霍文的父亲沃尔特·霍文，是美国零售业巨头蒂芙尼公司的老板。从儿时起，小霍文便在纽约巨富及其女眷的呵护下成长。霍文曾在纽约市长约翰·林赛手下担任过市公园管理局主任一职；因此，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担任了市政府派驻官董事。1966年5月，霍文参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在那次会议上，一位董事对詹姆斯·罗瑞墨馆长提出质疑，称他从一家德国拍卖行接受了一件礼物，并转给了中世纪艺术部，那件东西有可能属于享受免税待遇的礼物。因此，那位董事攻击馆长在道德判断上出了问题。董事会举行了口头投票，对馆长的决定予以支持。罗瑞墨馆长则火冒三丈，当晚，疾病缠身的他死于突发脑溢血。

在道格拉斯·迪隆和托马斯·霍文的两头政治领导下，那种要命的戏剧结果再未在博物馆里出现。实际上，两人的联手使博物馆的场馆面积和发展雄心倍增。1970年，迪隆接替老亚瑟·霍顿（他是康宁玻璃制造公司老板、古波斯彩色手稿收藏家），担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会长。迪隆是投资银行家，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美国驻法国大使和财政部长），收藏印象派艺术，在慈善、社会领域和高官中拥有广受尊敬的影响力。那一切，都让他为博物馆董事会会长一职注入了许多新东西。迪隆十分清楚，亚洲艺术在博物馆战略和财政方面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截至当时，他对亚洲艺术的审美意义，只是表现出不温不火的兴趣。据一位同事记述，迪隆位于曼哈顿上城东区的公寓里，唯一与亚洲有关的装饰，是一些中国设计风格的壁纸。此时，迪隆和霍文联手，确保获得董事会的支持，大胆将博物馆收藏方向转向远东。用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词汇解释，那种转变，基本上属于“百科全书式”。

从广义上讲，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流行着两类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式博物馆。前者一般展示单一文化，“试图向当地人解释那种文化，使其合法化”。在此，我们再次引述盖蒂基金会主任詹姆斯·库诺的观点；他认为，后者是“把关注点指向遥远文化，请观众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探寻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建馆时起，便毫不掩饰其征集百科全书式博物馆藏品的发展方向。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无疑属于该馆的短板。因此，博物馆的董事们给予了迪隆和霍文范围宽广的授权，对亚洲艺术部的发展给予鼓励，并把触角伸向其他未受重视的领域。他们修订了博物馆章程，赋予董事会会长和各主要专业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在迪隆的领导下，一度停止的董事会逐步恢复，两月一次准时举行例会，审批各委员会的决定。实际上，迪隆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首席执行官。霍文馆长也照方抓药，给自己弄了个新头衔“委员长”，扩大了博物馆各业务部门主任的权力。从此举受益的，不只是该馆的亚洲艺术部。

当代艺术曾被认为“原始”，此时，也破天荒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获得了一席之地。包括前面所述的摄影、电影、时装以及后现代艺术。在迪隆和霍文掌权的10年期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增建了5个新附属建筑：“雷曼亭”、丹铎神庙或赛克勒厅、迈克尔·洛克菲勒厅、美国200年纪念厅以及西欧艺术厅。所增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费用超过7500万美元。迪隆和霍文采取的策略，是避开任何拥有否决权的市政机构，以免它们对博物馆扩建项目进行总体评审。他们以蚕食的方式实施扩张，经常口是心非，信誓旦旦地承诺下不为例，博物馆不会再实施扩建项目。博物馆的董事会，也从未召集全体会议讨论，或对博物馆总体扩建计划进行表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除了完成令人惊叹或引起争议的藏品征集（比如，委拉斯开兹的《胡安像》，以及后来被返还的欧弗洛尼奥斯彩陶瓶，都以创纪录的价格征集入藏）等，实际上，该馆还承担了艺术外事办公室的职能。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馆长开创了举办租借展览的传统，霍文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开展其他工作，一方面与法国、俄国、意大利、墨西哥、爱尔兰、日本、以色列、埃及、西班牙、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和东德等国协商举办借展。其中一些展览属于“重磅展览”。在霍文时期，那个词汇四处蔓延，许多重磅展览还到美国各地巡展。

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霍文、迪隆两驾马车，也不失时机地探寻出乎意料的改变。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刚从重新开放的中国飞回，霍文就和一些博物馆馆长一道，首先提议美国举办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展览，内容涉及那里令人惊奇的考古新发现（在争夺展览举办地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输给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但是，后来与华盛顿争夺来自埃及的丹铎神庙时，纽约在霍文的盟友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支持下，最终赢得了胜利，报了一箭之仇）。

然而，如何将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融入到馆藏体系中？从一开始，迪隆和霍文就决定对“垂死挣扎”的远东艺术部进行升级。197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过一项非正式调查，发现董事会的绝大多数董事，都认为该馆藏品中的最弱部分是中国艺术。为改变那种状况，迪隆、霍文和董事们，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了完全共识：要使远东艺术展厅焕发活力，需要不差钱，需要有大把大把的金钱。然而，如何以及用什么东西填充不断扩大的展厅？迪隆成功实施了一个大胆推进策略：购买整批收藏，而不是零敲碎打地买入。对有进取心、名副其实的研究员放权。迪隆及时设立了迪隆基金，资助中国艺术品征集，创建了道格拉斯·迪隆中国绘画书法展厅。1981年，展厅对外开放。在30年时间里，远东艺术部全面扩张，从单一展示亚洲艺术的展厅，演变成由大约60个展厅组成的群体。其中展示了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和东南亚的藏品。中国绘画展厅的面积大幅增加。据《美成在久》杂志估算，到了20世纪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了“亚洲之外最大的中国艺术展区”。霍文馆长的继任者是菲利普·德·蒙德伯乐，他出身于巴黎银行家之家，做事有板有眼，处事泰然。蒙德伯乐曾写道：所有的改变，都来源于迪隆的“激情和热情”，以及“对中国绘画精品的不懈追求”。

但是，谁能执行那些雄心勃勃的策略？确保亚洲艺术部脱胎换骨后连续保持动能的，是该部门3位承前启后、动力十足的掌门人：首先出场的是上海出生的方闻，他是一位彬彬有礼、志向远大的学者。方闻不失时机地脚踏两只船，一边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一边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首席顾问，主持亚洲艺术部扩张长达30年。

之后出场的是香港出生的屈志仁。他与方闻一样，开始是顾问，后来被任命为“布鲁克·阿斯特荣誉研究员”。2000年，屈志仁担任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2011年，他被新泽西出生、犹他州长大的何慕文取代。大家都叫何慕文“麦克”。1971年，何慕文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便进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担任助理研究员。毕业前几年，他偶然去堪萨斯城看望一位朋友的姑妈，碰巧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看到了中国珍藏。何慕文被那些中国藏品迷住，开始跟随耶鲁大学的班宗华学习中国艺术，并在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鼓励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受了属于毕生圣职的工作。其间，他还脱产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方闻指导下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我们写作本书时，何慕文仍然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担任美国最全面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全权管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戏剧性扩张是怎样开始的？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霍文馆长吃惊地发现，普林斯顿大学前校友方闻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正与首席助理西西莉亚·梅斯考尔调侃。她说：“方闻一定要见您。”霍文在回忆录中回忆道：那时候正值“藏品征集和展览，已成为我的美食佳肴，我对真正难得的东西或整套藏品如饥似渴”。霍文访客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有一些东西，它们或能成为博物馆征集历史上的最伟大藏品。”霍文对两人的会面有如下描述：

故事从方闻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讲出来。主要意思是，我们要迅速出手，要赶在其他竞争对手之前，拿下那批私人手中最好的早期中国绘画。方闻一直耐心追逐着王己千收藏的那批宋元绘画，并与他达成了购买其中25幅画的协议，价格仅为250万美元。方闻解释说，此次征集，将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中国绘画收藏方面后来居上，达到波士顿、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收藏水平。一夜之间，我们会与那些地方的博物馆平起平坐，至少在重要的早期中国绘画方面如此。方闻告诉我，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克利夫兰的李雪曼已经追求王己千多年，我们出乎意料地半路杀入，会使他们溃不成军。

王己千的收藏，正是迪隆和霍文渴望整批征集的藏品。197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适当的炫耀方式，宣布自己征购了王己千的珍藏。之后，该馆又搞了十来次征集活动，直到1983年达到了高潮。那一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拿下了老约翰·克劳福德收藏的中国卷轴画和书法作品。那批藏品被描述为西方构建的最佳此类收藏。

显然，受方闻征购王己千25幅绘画所驱动，1998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又从那位收藏家手里，买入了12幅画作。其中一幅主要作品是《溪岸图》，那幅画作一直争议不断。王己千上次出售藏品时，曾把它扣留不卖，宣称它是稀世珍品。

收藏家王己千本人令人敬畏，他究竟是哪路神仙？人们认为，王己千是“中国最后一位文人”。1907年，他出生于中国东部的苏州。那座城市拥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其丰富艺术遗产的历史同样悠久。14岁时，王己千学画风景；之后，开始学习法律和中国古典文学，再后来，他开始认认真真搞收藏。用霍文的话讲，王己千搞出了最聪明的鉴定工作方法。“他对所有见到的官印或印章进行研究，它们通常盖在中国绘画之上，以表明其所有者。即便那些不愿向其展示自己所藏绘画的收藏家，也都很想了解更早时期印章的情况。王己千遍游中国大江南北，对民间和宫廷收藏画作上面的印章进行记录。因此，王己千得以详查现存的数千幅顶级中国绘画。”

1949年，王己千从中国香港移居美国。他继续自己的研究，最终汇编了包括大约9000枚印章的图录。即便如此，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仍一反常态地小心翼翼。他们邀请了3位馆外资深专家，对王己千估价达250万美元的画作进行鉴定，其中包括7幅挂轴、10幅卷轴、7幅册页和1幅带插图诗册。博物馆的宣传人员谨慎地强调，王己千的绘画藏品，没有任何法律问题，它们均来自香港，那里没有出口限制。博物馆邀请的专家裁判是拉里·史克曼、李雪曼和耶鲁大学的班宗华。他们如约而至，对许多藏品进行查验、分类、估价和真伪辨析。媒体继而喋喋不休，对他们的打分方法以及对某些藏品的具体估价说三道四。《纽约时报》记者卡特·霍斯利是那笔买卖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在报道中，对王己千的藏品批评指责。编辑们担心惹是生非，对霍斯利的文章进行了软化修改，为此，霍斯利愤然辞职。然而，即便是霍斯利，也认同王己千藏品的短板不在真伪，而在于它们的作者是谁。

所有那一切，只算随后征集王己千藏品《溪岸图》暴风雨的前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史上，《溪岸图》遭遇的情况十分罕见。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引发了如此众多的争议（长达40年，并且争议仍在继续），成为中国艺术学术研究这个“雷区”的见证。在门外汉看来，正是那种滑溜溜的真伪鉴定问题，使普艾伦深感困惑，莫衷一是；也使人们对他采取的“我不在乎”的鉴定态度报以同情。《溪岸图》的鉴定，成了专家鉴定意见激烈碰撞的著名案例。

有关《溪岸图》的真伪，有3种不同假设。其一，那幅卷轴画是现代赝品，很有可能出自著名古董商、画家和造假高手张大千之手（高居翰的观点）。与之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它属于公元10世纪挂轴绢画，是五代时期中国画家董源的杰作，可与达·芬奇相提并论（方闻和王己千的看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溪岸图》确实是一幅重要杰作，但是，它“缺乏流传记录，原作者不明，年代只能大致确定”（耶鲁大学班宗华的观点）。

面对如此挑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两次圆桌会，对《溪岸图》的价值进行全面研讨。1999年，第二次研讨会后，有人向与会者提问，对那幅画作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没有一个人举手回应。班宗华属于最后一锤定音者。他的评论言辞犀利，认为“当今博物馆意识到，把馆藏品展示给公众时，有必要强调藏品的价值及其历史重要性；而那些价值和重要性，又被荒唐地夸大”，这才是产生争议的真正原因。班宗华反对大张旗鼓地征集王己千藏品，称“写长文章称赞《溪岸图》的艺术史学者仅有几位，本人属于其中之一。但是，以如此张扬方式公布征集事宜，使本人感到浑身不自在，不得不因怀疑变得踌躇不前”。他总结道：不，与《纽约时报》兴高采烈的报道不同，《溪岸图》不是“中国艺术中的《蒙娜丽莎》，但它是世界艺术珍宝之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如何在1000多年前发明了风景画艺术”。然而，与整个争议一模一样，他在《美成在久》杂志发表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来信，充满了反驳和唇枪舌剑（至今仍未偃旗息鼓）。

专家对《溪岸图》的价值评估众说纷纭。尽管如此，在方闻时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展了登峰造极的藏品征集，获得了人们异口同声的欢迎。1981年，性情古怪的富豪老约翰·克劳福德，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赠送或出售了60幅中国艺术品，其中特别包括了书法作品。那批藏品的估价约在1800万美元。学者们将克劳福德的藏品与查尔斯·朗·弗利尔构建的收藏相提并论。后者是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的核心。尤其是克劳福德收藏中的一幅绘画，会使其他任何博物馆黯然失色。那幅画作名为《竹禽图》。它长仅45.7厘米，宽27.9厘米。描绘了翠竹枝头一对灰白相间、眼睛炯炯有神的麻雀。作为手卷画，它的画面构图精准饱满，附带着许多印章和题跋。题跋由画家、书法家赵孟题写，称赞作者的描绘细致入微，登峰造极：“动植之物，无不曲画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此卷不用描墨粉彩，自质宜为世宝，然蕞尔小禽，蒙圣人所录，何抑幸耶！”

那么，那位圣人画家究竟是谁呢？实际上，他就是北宋末期的宋徽宗皇帝，于1100年至1025年在位。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徽宗皇帝的都城是开封，他在那里当了二十六年皇帝，其间创办了学校、医院、道观和艺术学院。但是，由于灾难以及徽宗皇帝过高的抱负和失误，当来自东北、骁勇善战的女真人在他的领土肆虐时，大宋王朝日渐衰弱。开封陷落时，画家皇帝徽宗落荒而逃，被女真人抓获拘押，直到8年后去世。中国的其他皇帝，也在绘画方面赢得了声誉。然而，徽宗被公认为其中最有成就的皇帝。对此人们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方闻和何慕文概括道：徽宗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极有天赋的画家和书法家。在促进中国学院派绘画发展方面，他超过了其他任何统治者”。至于徽宗皇帝的画作《竹禽图》，它“超越了对自然外表的忠实复制。通过表现物体生长、变化和潜在运动，洞察、传达了深奥自然宇宙的运行方法。相比较而言，奥杜邦印刷画或自然照片，似乎只是一幅冰冻图像”。徽宗皇帝抓住了光滑羽毛雄雀和矜持雌雀之间的动感，“甚至是雀儿眼中的小亮点，都是为了使画面显得活灵活现”。

从任何方面讲，老约翰·克劳福德堪称那位宋代皇帝的当代翻版。老克劳福德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父亲是富甲一方的石油钻井设备制造商。从就读布朗大学时起，克劳福德就对书本更感兴趣，而不是公司的盈亏账本。作为古版本（欧洲早期印刷书籍）、手稿和精美装帧的收藏家，克劳福德活跃于纽约的格罗里埃式装订学会，那里是藏书家们的瓦尔哈拉殿堂。后来，他发现了中国书法。“印刷术的精妙细腻，”他对《纽约客》杂志说，“为我欣赏一种白纸黑字的艺术形式铺平了道路。”在此期间，克劳福德求得了古董商濑尾梅雄的专业指导。后者曾为日本古董行山中商会工作，拥有辨别真伪的可靠眼力，已被人们不公平地遗忘了。克劳福德十分需要那种眼力，因为，他的绝大多数卷轴画藏品都来自收藏家张大千；那是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造假高手。

1962年，摩根图书馆与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合作，开创性地举办了《克劳福德藏书法与绘画展》。中国书法如同天书，那是该艺术形式首次在美国亮相展出。徽宗皇帝的《竹禽图》也参加了那次巡展，公众首次得以一睹其真容。此时，那幅作品的出处仅仅标注为：“日本京都森谷收藏。”此后，直到198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拿下克劳福德收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一直对克劳福德大献殷勤。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武丽生对我们所说，该馆的热烈追求，也曾出现过让人怦然心动的时刻。

年轻的武丽生是拉里·史克曼的门徒，他听说克劳福德曾遭遇欺诈。有人告诉他，称他在佛罗里达继承了一座酒店，但为了避免诉讼，克劳福德需要行贿打点。由于缺少资金，他只得拿出一幅顶级绘画《后赤壁赋》，向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报价。为紧急筹款，拉里·史克曼说服了一位尊敬的女施主，请其奉献了100万美元专款（60万美元用于征集克劳福德那幅绘画）。她按时乘坐一辆老式卡迪拉克轿车现身，向史克曼递交了所需支票。武丽生飞往纽约，与收藏家克劳福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携带用特制盒子保存的绘画，返回到堪萨斯城。武丽生对我们说：它是“克劳福德收藏的最重要的北宋绘画”。

在武丽生向我们慷慨追忆的往事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迪隆和霍文团队，则在追求克劳福德其余收藏方面“干得漂亮”。武丽生说，据克劳福德透露，198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徽宗的画作。虽然该馆将其描述为捐赠，他本人仍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附属收益（只有一幅绘画属于捐赠，不过最后一幅的出价非常慷慨）。然而，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展厅的扩张，一些报道似乎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批评。视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展厅后，克劳福德说：“你们终于有大展厅了，可以容下我的收藏了。”在那些展厅里，观众能够开始理解，在中国古典艺术中，书法为何如此重要。随着克劳福德健康的每况愈下，博物馆唆使其研究员每日前往嘘寒问暖，最终拿下了克劳福德收藏。

199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完成了另一项开创性工作。蒙德伯乐馆长称其为亚洲艺术重新布展的“皇冠明珠”。该馆将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装饰艺术展厅重新改造，使那里的1000多件馆藏精选玉器（希伯·毕晓普收藏）最终得到了妥善展示。中国漆器曾是一个未受关注的领域。随着征集欧文收藏的东亚、南亚藏品，其中包括实用器和奢侈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填补了中国漆器空白。弗洛伦斯和赫伯特·欧文，承担了展厅改造和许多展品征集的费用。他们属于敢作敢为的赞助人。他们的财富来自欧文早期在全球冷冻食品公司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该公司的畅销产品包括冻鱼排和炸薯条。

2000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宣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人员交替，接管刚获新生的亚洲艺术部。6月底，方闻作为“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退休，老练的“布鲁克·阿斯特荣誉研究员”屈志仁成为该部门的掌门人。这次交替表明，该部门只会改变工作重点，不会变更工作路线。方闻领导亚洲艺术部时，征集藏品和增加展厅面积，成为亚洲艺术部的头等大事。到了屈志仁时期，它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公共教育和启迪。屈志仁曾组织策划过一些特别展览，包括1991年的“东亚漆器展”、反映古代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之路的“丝绸为金的时代”等。很快，屈志仁为自己增添了崭新光环。2005年，他组织举办了“走向盛唐展”，2010年，举办了“忽必烈的世界——中国元代艺术展”。屈志仁之所以能够办成那些展览，可能得益于他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诱使收藏家们与他合作，（更关键的是）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官员以及博物馆复杂官僚机构的合作。

与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会面，有助于理解他何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协调人。屈志仁身材纤弱，衣冠楚楚，讲起话来柔声细语，融东方君子、西方绅士礼仪于一身。屈志仁出生于中国香港，接受过一位中国老派学者的家教，并先后在多所大学镀金，包括汤顿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以及香港大学。在香港不同博物馆做研究员时，屈志仁还在哈佛燕京研究奖学金资助下，游遍了东南亚，研究那里的陶瓷贸易。1982年，他到波士顿定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所有那些细节，有助于解释屈志仁为何精通多种语言，熟悉英、中、美三国学术、博物馆和慈善界的情况。1985年，屈志仁开始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时间长达25年。早先的个人经历，为其在该馆任职打下了良好基础。

屈志仁所举办展览、或协助征集的藏品中，令其特别自豪的，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7年征集的一块丝毯残片，名为“花中龙”。它色彩鲜丽，图案源于蒙元时期统治下贯穿中国的中东亚地区。画面中的两条长舌、长尾猛龙，张开龙爪舞蹈。画面四周则是平和的花坛，鲜花盛开。那块丝毯来自纺织品和金银财宝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商品的时期。那时，“元代皇帝和皇室成员，把皇家刺绣、编织厂制作的最精致产品，当作礼物送给其他地方的统治者、特使和卓越人物”。如屈志仁指出，当时，丝绸重量是以黄金计价的。那些纺织品成了中国送礼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外交、政治和文化活动中，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2010年，屈志仁举办了一个重要展览“忽必烈的世界”，对一个相关的主题同样有所启发。在屈志仁看来，认识中国艺术有两种观点：其一，“可把中国艺术视为自成一格，它的历史遵循一条单一、延绵不断的线路发展，并不时自我复兴，重返古代模式”；或者，也可把中国艺术视为持续不断的兼容并蓄，将跨边界文化影响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两种观点都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上述展览的图录十分精美。其前言和致辞毫无保留地强调了屈志仁的观点。他对东西方不同国家的数百个人和机构表示了谢意，包括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文物修复专家和基金会。显然，要成功举办展览，使其成为屈志仁的商标，需要有人把他的策略、理解力和专业权威化为现实。《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荷兰·考特写过的一篇文章很有洞察力，谈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掌门人的变动，也描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中国出境文物展览的规定是，如果你想从两家以上的博物馆借藏品参展，必须通过政府部门国家文物局协商所有借展事宜。过去，该局可要求省级博物馆提供所要的一切藏品，无须分配借展方支付的展览费。有时，甚至不把所借藏品送还出借单位。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繁荣，省级博物馆已成为强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管理机构。展览协商中有许多谈判艺术：有的出借展品赖以为生，有的强硬讨价还价索要展费，有的要求诸如出国押送展品等额外福利。

简言之，中国值得尊敬的送礼文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贫穷的博物馆官员更新升级。2011年7月，屈志仁研究员退休，摆脱了上述问题及其他难题的困扰。它们变成了何慕文的问题和挑战。何慕文以新任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的身份，接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作为该部门第三任掌门人，何慕文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他是亚洲艺术部戏剧性扩张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何慕文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位到处跑跑颠颠的实习生。之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跟着方闻学习。当时，亚洲艺术部刚刚开始起步。今天，即便是长期贬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也承认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几乎位居西方的顶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竞赛中，何慕文拥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绕场一周的胜利喜悦。

就个人而言，何慕文热情，愿意承认错误，对新知识张开双臂（他的口头禅是：“很有意思，我得查阅一下”）。由此看来，他的举止更像中部美国人，而不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毕业生。2015年是亚洲艺术部创建100周年。何慕文强调说，该部门不仅个头长大了，在藏品鉴赏力方面，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绘画。20世纪70年代公认的正典，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画精品，是“我们了解的全部”。10年后看到中国大陆的收藏时，我们对宋代和明代绘画的了解大为增加，终于使“整整另外一套正典”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确，“扩充那一套正典，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何慕文补充道，那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也不例外；例如人们对现存伦勃朗作品的共识，同样经历了不断的改变。

何慕文的巨大力量，体现在他使中国艺术展厅变得更加明亮。40年前，他和方闻琢磨，要在博物馆内复建一个中国文人花园。他扭动着身躯，钻入展厅天花板上面的狭窄空间，发现上面有一扇关闭的天窗，可以将阳光引进待建的花园。当时的霍文馆长否定了他们的方案，称博物馆刚刚花了巨款安装了空调管道。“面对那种情况，”荷兰·考特写道，“方闻先生部署了一件秘密武器：博物馆董事布鲁克·阿斯特夫人。孩提时代，她曾在北京居住过。当霍文馆长向她解释不可能挪动空调管道时，阿斯特夫人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吧，那得花费多少钱？’很快，阳光照射进入博物馆。他们从园林城市苏州引进了26名中国工匠，外加一名专职厨师，建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称为‘阿斯特庭院’的‘明苑’。”

在美国博物馆界，谈到破解中国艺术的谜团和悖论，几乎没有人比何慕文更有资格。2014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展开幕。展览展现了何慕文的自身长处。其部分展品，来自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及其妻子山崎明子的收藏。据《纽约时报》报道，该展“时髦、通俗易懂”，它采用各种手段，向一窍不通的观众提供了解中国书法的线索。例如，通过诗歌教授学生写汉字；用明信片大小的导览器，帮助观众理解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区别。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是一幅明代手卷，名为“十三家行书屋舟篇”，由明代13位著名书法家联手创作，各自在上面呈现自己的代表作，风格迥异。展览首先由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倪明昆策划。之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史耀华，将其接至纽约巡展。

简言之，博物馆征集藏品和互相竞争的辉煌岁月，已让步于阐释藏品和博物馆相互合作的新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加全球化的视角看待世界。1981年，道格拉斯·迪隆中国绘画展厅开放时，方闻和何慕文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描述。他们试图解释“中国绘画的独特风格”，即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密切关系。中国书画常用工具是毛笔，由山羊、马、兔子、黄鼠狼或老鼠胡须等动物毛发制成，以其“软硬程度排列升序”。毛笔使用起来极其流畅，可呈现浓墨光亮或半透明灰色的丰富书法效果。

例如，用毛笔“模仿自然韵律”书写表意文字的技巧，被中国人视为“一种不逊于绘画的更纯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闻和何慕文进一步写道：

用毛笔书写的极妙笔画，不仅是华丽和令人喜悦的动感，反映艺术家欣然运用手指、手腕和上肢的平衡力，它还直接源于书写者的腹部和头脑。因此，中国人把书法称作“脑力打印”。每个笔画线条，或浓或淡，弯曲转折，停顿时往后收笔等，都包含着高度紧张的内在运动。艺术家的书法笔法，可以将个人的独特风格进行无限的表达。

然而，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西方博物馆以及西方文物保护专家，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如亚历山大·斯蒂尔在《历史的未来》（2000年出版）一书中叙述，一队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抵达西安，向中国同行提供建议和协助。意大利人对双方互不理解的鸿沟之大感到震惊。中国人会问，为何不能对出土文物状况进行改善或复制？与旅游商店的庸俗纪念品相比，制作真正精良的古代文物复制品错在哪里？

意大利人的领队是米歇尔·科达罗。她是意大利中央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所长，总是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得知，送往国外展览的著名兵马俑，绝大多数属于中国人所说的复制品，意指高质量的复制，与廉价的仿制品有很大区别。在修复西安古建筑或是龙门石窟佛造像时，仍可看到那种整形态度的延伸影响。如斯蒂尔所总结，中国的土地下面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可能意味着我们今日之所见，会与我们明日所见大不相同。中国考古仍然处于幼年期，与19世纪中期埃及考古所处的阶段相当，未来还将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要想为今日中国画像，如同为飞驰的子弹头火车拍照。无论人们如何描述，5年或10年后，一切都会大不相同”。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之间的学习过程，应该成为一条双向道路。美国最古老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有可能成为那条双向道上一位有用的交通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