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该如何归纳总结？在古老中国与新兴美国之间，开展有效文化交流的现实前景如何？或许，我们应该把那两个形容词互换，将两国称为新兴中国与古老美国。因为，北京已不失时机、灵巧地迈入市场经济。然而，美国的现任总统，似乎正变得步履蹒跚。年迈的法学家，僵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对前辈、惯例和神圣文件（由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的不朽人物在费城秘密完成）崇拜有加的美国参议院等，都在给美国总统下绊儿。（至少在北京看来，美国的政治有可能像是被绑住手脚的巨人格列佛。）

同样，对中美艺术世界异常现象的解读，由于太平洋两岸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壁垒不仅在于物质。当绝大多数障碍属于思想问题时，它们同样难以对付。东西方在艺术品价值方面的分歧，有其审美、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源。上述四个层面，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也一直以此为依据开展各自的活动。第一，其中最基本的层面，涉及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传统和相关标准。第二，双方的艺术市场经营，以及收藏家们的实际操作相互冲突。第三，有关文物返还、对拥有丰富文物遗址进行保护等，双方深感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存在差异。第四，双方对艺术博物馆作用的解读不同。无论用古老、新兴，或其他任何词汇描述，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包括拨开困扰两国的未知迷雾，将艺术博物馆视为导师、保管者、裁决者等等。

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已确实在长城上打开了崭新的希望之门。当今世界，人们的思想观念如同太平洋上变化多端的气流和洋流。那扇全新的希望之门，尤其令人期待。换言之，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或属于古代道教阴阳二元论的典型例证：扩张即收缩，清澈即浑浊；一些人眼中的平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成了不同凡响。旨在保护古代遗址的具体措施，在其他人看来，变成了怂恿应被消灭的盗墓活动。中国艺术市场耀眼如同流星，它的崛起值得注意。但是，仔细研究，它那看似硬邦邦的统计数据，也开始显得摇摆不定。而且，那种两极化现象常常充满活力，相互发生作用。它们不仅相互排斥，相互吸引，在穿越有争议地带时，还会发挥突破作用。以上述东西方的基本差异为例：东西方文明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然而，双方都认为那种差异理所当然。

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华盛顿的专栏作家。他才华横溢，做事痛快利落。1979年2月，他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朋友、东亚艺术权威人士高居翰教授写了封信。在此，我们引用那封忧心忡忡的信件，借以展开下面的叙述。当时，艾尔索普正在撰写重要著作《珍贵的艺术传统：艺术收藏及其有关现象史》（1982年出版）。针对该书有关中国章节，艾尔索普去信征求高居翰的意见。“亲爱的吉姆，”他开始写道，“……实际上，与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我更加忧虑其中的中国章节。”他解释道：

我研究、阅读中国艺术，断断续续搞了四十五年。首先，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休闲方式，难以搞好中国艺术研究。其次，在我看来，中国艺术的基本问题，似乎才刚开始得到整理解决。意味着我只有通过最艰辛的工作，才能应对中国艺术极其艰难的问题……如有可能，我应该完全放弃书中现有的中国章节。但是恐怕真的没有拿掉与中国有关内容的可能。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以艺术收藏为开端，人们已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复杂行为体系，许多行为几乎总在自发产生。在各不相同、互不连贯的艺术传统小集团中，中国显然是一个大块头。

艾尔索普以善于把握政治或文化问题而闻名于世。因此，上述文字如同他的生动自白。关于中国，他的经验广泛而直接。1941年，艾尔索普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快速成长的华盛顿记者（其家族与埃莉诺·罗斯福的家族有关）。当年年中，他有机会与陈纳德会面。陈纳德脾气暴躁，曾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军官，正忙于招募“美国志愿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特别单位。艾尔索普以陈纳德专职历史学家身份，签约入伙。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正在香港执行任务。当那座英国殖民地城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时，艾尔索普被拘留了半年，直到通过俘虏交换被日本人释放。被拘禁期间，他刻苦钻研中国学问和语言，熟练掌握了4000个汉字（了不起的技能，除了古典文献，这样的词汇量足以阅读任何中文报纸）。艾尔索普总共在中国停留了4年。

战后，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定居。他的家位于乔治城，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长期以来，那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朋友们的精英沙龙。“艾尔索普家的椅子和沙发上，都覆盖着中国丝绸，”艾尔索普传记的作者、同事老埃德温·约德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东方味道。在特制的壁龛中，摆放着朝外凝望的中国、日本瓷瓶。墙上是丝绸悬挂物、艾尔索普家人的肖像、照片。艾尔索普是许多中国餐馆的老主顾。有时，他会让一同用餐的朋友等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与餐厅主管道别，谈论蜜汁火腿和其他菜肴的烹饪方法。”

尽管如此，艾尔索普承认，他无法解读东西方文化在审美方面的差异。在他的书中，他回忆起自己与著名中国学者的交往，那些学者自认为懂得西方世界。“然而，从中国学者对西方艺术有关认识来看，显然，在他们眼中，西方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象。如同曼哈顿岛的普通居民难以理解最北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技术……中国人的眼力几乎准确无误，总能找准西方世界认为最糟糕的设计。”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出现，“毫无准备的跨文化收藏家……在完全理解其他社会的艺术传统之前，必须有效学习它们的陌生艺术语言”。

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艺术大展层出不穷，博物馆正儿八经的观众仍然是一头雾水。对于平面展示的手卷画或垂直悬挂的挂轴画，人们应如何评判它们的风格和内容？影响深远的画家有谁？他们是否以任何形式受到过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对于陪葬的青铜器、陶瓷人物塑像、玉雕和佛造像，人们该怎样解读？在中国公共艺术中，为何禁止描绘一丝不挂的女性人物？在中国绘画或书法中，包含了哪些精妙之处？那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不仅令艾尔索普沮丧，也使当今许多观众和收藏家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在艾尔索普时代与我们所处当代之间，有一个重要而受人欢迎的不同之处。当年，艾尔索普向高居翰征求意见，只能通过寄信。如今，无所顾忌的艺术探索者，可以登录高居翰的博客，浏览那位学者有关中国绘画的27次系列讲演。高居翰通过“纯粹、远距离观察”和精选照片，向人们解释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见所闻，包括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展示的珍藏。高居翰的叙述，总显得有滋有味，充满诙谐，有时甚至有些东拉西扯，唠唠叨叨。高居翰曾多次访华，总是再三提及他首次访华的经历。1973年，他作为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艺术史学者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开展了破冰之旅。

高居翰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布拉格堡。在日本担任军事翻译时，他对亚洲艺术产生了痴迷。在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研修东方语言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日本学习。后来，他到弗利尔博物馆工作。1960年，高居翰编写了里程碑式的中国书画卷，由意大利“斯基拉”（Skira）出版社出版。在哈佛大学，他开办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系列讲座（题目是《引人注目的形象：17世纪中国绘画的性质与风格》）。2010年，为奖励高居翰的一生奉献，史密森尼学会向其颁布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

2014年，高居翰去世，享年84岁。幸运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是卧床不起，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系列讲座。高居翰解释道，此举旨在“把我心中储藏的大量信息、图像和想法，转化成一种可以被保存的沟通形式。其他在世的任何人，都无法复制那些东西”。而且，高居翰遗留下的讲座，可以通过数据目录一键进入，令人难忘。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可轻而易举大量接触此类信息的情形。此类例子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何慕文在视频网站YouTube发布的如何理解中国卷轴画的视频讲座；2012年，弗里克美术馆举办的“龙与菊花：中国、日本艺术收藏”研讨会；2011年，学者、古董商詹姆斯·拉莱的讲座《中国瓷器大收藏家：美国人摩根与弗利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何伟亚的《遗址的来世》（一个有关圆明园遭受毁灭的讲座），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也有相同主题慷慨激昂的剧作《圆明园之死》，等等。

然而，对收藏家而言，除了对其藏品有更多了解带来的心满意足，也有许多物质收益。好的艺术品，越发成为一种高雅投资。如果将其捐赠给博物馆，还有可能享受到免税优惠待遇。尽管如此，提及审美，中国艺术市场仍显得模棱两可，隐患重重。下面，我们将把话题转向中国艺术市场。

奥德丽·王（Audrey Wang）写过《中国文物：艺术市场导论》（2012年出版）一书，对商业迷宫般的中国艺术市场进行了极好的概述。她是一位艺术顾问，长期居住新加坡，曾在香港从事过八年的艺术品拍卖工作。据王女士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成为中国艺术收藏的全盛期。那时，“大量中国文物，宫廷、民间以及考古文物，潮水般地涌入艺术市场”。从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毛泽东取得胜利，再到他1976年逝世（当时，拥有、继承和交换文物均属非法），中国的艺术市场一蹶不振。在那几十年里，伦敦和纽约统治了国际艺术市场。

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崛起，上述所有情况都开始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陶瓷、艺术品，开始现身香港荷里活道的时髦古董店。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带领下，“宫廷”标签很快变成了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法宝。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本土拍卖企业在北京、上海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焕然一新，茁壮成长。其中包括中国嘉德（目前中国大陆最广受尊敬的拍卖公司）、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如今已成为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拍卖企业）。跑道已经准备就绪，中国在新世纪就要腾飞。王女士总结道：“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文物商店或拍卖行的买家，主要是外国人或来自香港的古董商、收藏家。2000年标志着中国收藏家、博物馆真正开始征购艺术品。而中国文物，也开始回流祖国。目前，来自中国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已成为世界各地中国艺术拍卖会上的统治力量。”同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品，也已成为全球市场令人期待的增长点。

随着中国收藏家、古董商数量成倍增加，竞买人在艺术品方面的投入也水涨船高。买家之一是总部位于伦敦的“美术基金”。2009年，该基金的报告称，它出售财产的平均回报率是34%。最近，它又设立了中国艺术品投资组合基金，根据基金经理对其资产评估，该基金获得了13%的收益。如王女士记述，目前，类似基金在中国层出不穷，其中包括西陵集团、中国民生银行、诺亚财富管理公司、泰瑞艺术基金、上海天物馆艺术基金等。关于中国艺术作为长期投资的功与过，王女士引用了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经历，那是所能找到的主要艺术基金的唯一案例。1974年，该基金指定用4000万英镑（3%的股份）购买艺术品。“该基金持有那些藏品几乎长达二十年。”她写道，“1989年，该基金卖掉了所持有的中国文物，创下了一个销售纪录，包括一尊唐代陶马，以374万英镑卖给了一位日本古董商。此例虽然有明显的例外性，但通过这个简单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品，特别是中国艺术品，从长远看确实能够挣钱，但是短期行为未必如此。”

然而，有一句世界通晓的拉丁语老话：caveat emptor。翻译成汉语，便是“买者自慎”。目前火爆拍卖会的竞买号牌上，应谨慎地贴上那句套话。打个比方，你着迷于一件清代珐琅彩瓷瓶，据说它独一无二，有官窑款，估价为10万至15万美元。但是，它是真品吗？是被盗文物吗？有合法身份吗？它引发的激烈竞标，是否属于拍卖行私下安排的自吹自擂？在拍卖行业内部，那种做法被称为“假拍”。

因此，2014年4月，当一件明代瓷器拍出创纪录的3630万美元时，真是让人大吃一惊。那件瓷器在香港拍卖，被描述为“鸡缸杯”。如《华尔街日报》报道：“长期以来，鸡缸杯一直深受中国富人的喜爱。中国的古典文献，对那种小型瓷器有过记载，称贵族和帝王为得到一个鸡缸杯，不惜一掷千金。”香港拍卖的鸡缸杯，为一个瑞士家族拥有，是已知现存19件鸡缸杯中的一件。据说，除了4件在外国人手中，其他所有鸡缸杯都被博物馆收藏。那么，究竟是什么，把鸡缸杯的价格捧上了天？

鸡缸杯的买家，是中国理财家刘益谦。2013年，他的资产估计为9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人士排名中位列第200位。刘益谦从未上过大学。起初，他在上海打工，属于白手起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他不但成了一名干劲十足的收藏家，目前还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门票9美元）展示自己的珍藏。“我没有某个专门的领域，”他对《纽约时报》的戴维·巴尔博扎和乔娜·凯赛尔说：“只要是中国的东西，我都收藏。”然而，刘益谦的热情，在高价购买鸡缸杯时，却在无意间引发了一场暴风雨。刘益谦用运通百夫长卡为鸡缸杯付款，刷了24次（因此赢得了4.22亿积分）。拿到鸡缸杯后，他把那件小瓷器用来品茶。刘益谦此举的形象传遍互联网，招来了劈头盖脸的愤怒炮火，指责他亵渎了一件国宝，表明他还是一个乡下人。“就这么一件小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刘益谦为自己辩护说，“乾隆皇帝用过它。现在，我也用过了它。”

欢迎进入中国艺术市场。从另一方面说，它如同一场化装舞会。人们知道它，却对它的来历和跳舞者一无所知。中国艺术市场如此复杂，如此妙趣横生，以至于2013年，《纽约时报》派出明星记者团队，包括本书前面引用过的两人（均常驻中国），研究写出了3篇系列文章，题为《竞拍文化》。文章汇集了大量主要新闻报道、专业图表、录像和数据分析，描述了一个不久前没有真正艺术市场，并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禁区的国家，如何赢得了世界声誉。2003年至2012年，中国国内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收益飙升了9倍。2012年，艺术品拍卖额达到了89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的81亿美元（尽管2012年以后，中国的前述拍卖收益经历了下调）。中国大陆不仅出现了350家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收藏也成了一种社会时尚。2013年，电视上出现了20个“真人秀”节目，“提供收藏建议和文物鉴定。午夜电视导购节目，则极力推销知名大师学生的创作作品，信誓旦旦地称以2500美元购入，转手便可大赚一把。广告宣称，今天购买的观众，能立刻获得10万美元的收益”。

如《纽约时报》研究团队报告，由于对中国股市不信任，以及中国大陆房地产增长减速，艺术品已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储备货币。从更阴暗的一面讲，有人把博物馆被盗以及被盗掘文物的非法贸易现状，归罪于艺术市场。同时，艺术品市场，还使中国悠久的送礼文化产生了新的扭曲。当地狡猾企业家，似乎找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来“洗掉”贿赂的罪名。消息灵通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对此运作方式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描述：“那种做法远比火箭科技简单。某位商人向某位官员送一幅画，他的亲戚送去拍卖。商人高价买回那幅画，官员把现金收入囊中。与交付整箱贿金相比，此举几乎不留任何行贿证据。”如此，拍卖企业作为洗钱工具成倍增长。

如美国镀金时代一样，相互竞争的暴发户们，也与反复无常的竞价脱不了干系。2012年，常驻巴黎的市场分析师苏伦·梅丽仙写道：“使中国新贵为之疯狂的两个准则，恰巧是宫廷收藏和流传有序。新贵更喜欢购买具有宫廷光环的东西，购买那些具有20世纪伟大收藏标签的东西，那样更显得光彩夺目。更重要的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瓷器，具有色彩亮丽的装饰，使中国的亿万富翁为之倾倒。”

然而，如《纽约时报》研究团队断定，那种表面上对文化事物的尊敬，已成为造假者的意外收获：“中国的艺术家都有过临摹中国古代大师的训练。他们按照惯例，制作绘画和其他文物的高质量复制品，比如瓷器、玉器……对于四处蔓延的造假，很难找到比中国更易于繁殖的温床了。”中国一直具有尊重复制的传统。通常，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复制各类古典艺术代表作。同时，盗用商标制品、盗版电影、书籍等活动，也一直屡禁不止。王雁南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是中国大陆最有道德原则的主要拍卖公司。王雁南说：“造假是目前面临的挑战……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首要的问题是东西是不是赝品。”

在此，我们再聊一聊其他话题。2012年，参加伦敦亚洲周研讨会期间，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观看那里的明星展品：珀西瓦尔·大卫德爵士收藏的中国瓷器。它们被认为是西方同类藏品中的顶级。那批收藏共有1700件，曾长期藏于爵士本人位于布鲁姆伯利区的大楼。2009年，它们在大英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中重新展出。那些瓷器确实属于无瑕的标本，熠熠生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一群群的年轻中国观众。他们许多人用智能手机拍摄其中的精品。返回研讨会后，我们向一位朋友提及那种值得赞美的艺术兴趣。“那当然了，”朋友刚从苏富比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退休，她笑着说，“回国后，他们会把照片送给密友，那些人会制作复制品，供应中国本土喧闹非凡的艺术市场。”大卫德爵士曾继承了从中国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他本人也最精于讨价还价。我们想象，假如大卫德爵士在天有灵，他会露出一脸宽容的微笑。

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可销售的拍卖标的，不仅极有可能有假，即便是竞拍落槌价，也常常属于华而不实。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曾发布过2010年至2012年中国大陆拍卖市场研究，断言在成交价超过150万美元的艺术品拍卖中（占据了市场主要的份额），约有一半交易最终没有完成，原因是买家未能付款。然而，那些未完成交易额，仍照例加入了公布的销售总额，促成了中国拍卖收入的虚高（2012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总额高歌猛进，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有时候，赖账者只是缺少资金。其他时候，竞拍人实际上是某位收藏家的代理。那位收藏家不是拒绝接受成交价，就是拒绝出售拍品。也有其他例子，把拒绝付款当成一种抗议形式（尤其对中国大陆之外举办的拍卖），拒绝付款的理由，通常是某件宫廷珍宝属于遭受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

据中国媒体披露，中国已开始在此领域实施明显的改革。比如，要求高端竞拍人支付竞拍抵押金，放宽几十年来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大陆参与文物拍卖经营的限制。2012年，苏富比拍卖行成了开路先锋，与中国一家国营拍卖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佳士得拍卖行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大陆独立经营的国际拍卖公司。中国的官员和拍卖协会，均努力强推解除对外国拍卖企业的限制，希望通过此举，使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广泛接受国际最佳拍卖做法。同时，苏富比拍卖行负责亚洲地区业务的一位雇员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发布的销售总额，会与该企业提交的可以查到的纳税额相对照。利用税收，为虚报拍卖成交额的动力釜底抽薪。因此，中国大陆拥有可靠的拍卖销售结算额，似乎是前景可期。

无论如何，上述情形，说明了拍卖业的易挥发性质。对于非专业旁观者而言，竞拍似乎是自发透明的。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系统的运作多发生在后台。实际上，一场主要的拍卖会，其运作均需要精心谋划，经过反复协商确定拍卖估价。参与拍卖的绝大多数主要演员，都知己知彼。即便如此，与纽约百老汇的演出季一样，总有可能给人惊喜。中国大陆艺术市场出现的新扭曲，似乎正是如此。不断演变的艺术品市场，已引发一个令人敬畏的辩论话题，即市场与被掠夺古代遗址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流行语概括，那种争议就是“额尔金主义”，意指“文化掠夺”。

让我们回望1801年的高门，那里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外门户。当时，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刚刚抵达高门，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当时，埃及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而英国刚把法国入侵者赶出埃及。因此，额尔金伯爵大使所处的形势极其有利。不久前，他享受了焰火表演的礼遇，并受赠奥斯曼帝国苏丹缠头巾上的白鹭冠毛。额尔金大使向苏丹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他可否得到“敕令”（许可），在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开展考古发掘？当时，帕特农神庙正濒临坍塌。额尔金伯爵如愿以偿。他的队伍规模庞大，包括之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招募的艺术家、建筑师，开始拆卸帕特农神庙上的雕塑和装饰柱子。他们从神庙的横饰带上，总共凿下了56块大理石雕刻、17块三角楣饰、15块墙面雕刻。额尔金伯爵把那些石雕与其他文物合并，自费运至英国，用以装饰他打算在苏格兰建造的新宅邸。然而，迫于自身压力和缠身的疾病，1815年，额尔金伯爵以35000英镑的价格，把那些大理石雕刻卖给了英国政府。

此举成为一个无休无止世界性争论的根源。争论的焦点在于古代文物保护及其合法所有权问题。额尔金伯爵的行为是保护还是抢劫？持后一种观点的有英国诗人拜伦，他曾大张旗鼓地代表当时仍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向额尔金表达了抗议。1809年，拜伦亲自察看了遭受破坏的雅典卫城，在其一系列诗歌，特别是《密涅瓦女神的诅咒》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拜伦在下面的诗句中，尖锐地指出了发掘的道德问题（虽然拜伦的母亲是苏格兰人）：

朱庇特的女儿啊！我以英国受玷污的名声断言：

真正的英国人，不会犯下如此罪过。

雅典啊！请不要厌恶英格兰，

那厮与英国无关。

是的，那位掠夺者，

确实来自苏格兰！

拜伦以诗歌当武器，简直成了一位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他的同伴、浪漫诗人雪莱，认为那正是诗人应该发挥的作用。有关人类立法的问题，在伍德豪斯的历史著作《亲希腊者》（1969年出版）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相关证据。伍德豪斯写道，在拜伦之前，从未有任何人想过“额尔金伯爵拆移大理石雕刻，可被视为剥夺希腊人历史遗产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想过，希腊人对那种行为没有任何发言权，是否有些奇怪”。

从拜伦开始，反对将文化珍宝连根拔起，成为民族主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所处时代最经久耐用、最具广泛影响的政治信念。今天，额尔金主义已成为一个缩写，成为因外国人掠夺文物引发的所有火山爆发的代表；无论那种掠夺行为属于事实还是传言。然而，在谴责冒犯者方面，现实似乎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景象。在冒犯者眼里，那些争议中的文物，并未在原属地得到保护或欣赏；而有关法律条文，又常常支持那种冒犯的迁移行为。因此，历届英国政府，都坚持认为额尔金伯爵获得了批准。无论如何，在希腊激烈动荡的时代，雅典卫城被迁移的神圣文物得到了保护，安然无恙；并免遭雅典一个世纪的污染腐蚀。

在此谈谈中国文物。1950年，长期在古董界称雄的卢芹斋，在宣布关闭自己的纽约古董店时，代表古董商做出了类似的辩护。卢芹斋解释说，他在上海有一家古董店，那里的“大量重要文物”已被没收，促使他决定关停纽约的店铺。同时，他确信，自己经营中国文物的日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卢芹斋进一步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因为，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今天，我感到高兴，那些经我手出口的文物，将会安全、精心地保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为公平起见，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卢芹斋个人或许没有“移走”任何建筑雕刻装饰或雕像，但也肯定是一位积极肯干的买家，甚至委托他人实施了文物掠夺。不管怎样，在卢芹斋退休七十年后，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会揉揉自己的双眼，露出满脸的诧异。这一次，推高中国文物需求的，不是西方老外，而是中国人自己。

蓝理捷是一位美国古董商，他亲眼看到了这种巨大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专攻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拍卖商和古董商。蓝理捷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和外交史双学位。毕业后他发现了自己的职业召唤。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偶然参观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文物展览，如同着了魔似的。此后不久，蓝理捷在苏富比拍卖行找了份工作。起初，他负责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他连哄带骗获准去伦敦，在该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工作了一年。1973年，蓝理捷返回纽约。那时，苏富比纽约公司也成立了中国艺术部，他跳槽到那个部门，并很快担任了该部门的主管。之后，他为自己指导的首次重要拍卖撰写了图录。正如苏伦·梅丽仙在1987年档案中所描述：“那次拍卖，成为美国拍卖中国艺术的里程碑。蓝理捷编撰的那本图录，与过去的图录明显不同，破天荒地有了注脚，以及学术风格的交叉引用。之前的图录，描述拍卖标的时只是概述，限于以媒体用语标明它的尺寸、时代……蓝理捷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他与市场紧密联系。他四处打探征集拍品，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

蓝理捷对于打听和销售活动十分积极。他水到渠成地当选苏富比拍卖行北美地区的总经理，在那个位置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之后，他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古董店蓝理捷东方艺术公司。蓝理捷本人一副学究模样，喜欢善意搞笑，成了高端研讨会的熟面孔。那些研讨活动均与莫衷一是、复杂的中国艺术品贸易有关。2013年4月，他向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表明目前他对相关事务的看法。当时，该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权衡是否续签一份为期五年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1月，在布什政府移交权力的前几天，北京和华盛顿签署了那份文件。

备忘录条款规定：中国改善文物保护和博物馆教育，延长出借文物展览的期限，促进中美双方在此领域的教育交流。美国将视从中国进口任何考古文物非法，范围涵盖自旧石器时期至唐代，未经官方批准，禁止进口超过250年历史的任何中国雕塑和墙壁艺术。该备忘录与美国同其他13个文物丰富国家签署的备忘录相似，延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禁止非法交易文化财产的《1970年公约》精神（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的要求下，美国加入了该公约）。

在提交上述顾问委员会的声明中，蓝理捷强调：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很值得尊敬”。但是，美国海关的限制，“肯定不会对中国有明显影响。因为，在国际市场销售的中国艺术品中，美国购买的份额很小”。他从3家国际拍卖行拿到了相关统计数字（保证不透露买家身份），进一步详述道：“中国艺术品的中国买家，同样支配了中国之外的市场。2012年，邦瀚斯、佳士得、苏富比3家国际领先拍卖行的销售统计显示，中国买家掏出的美元，占据了它们销售额的70%。”

以英国视角看，那种拍卖价格的突然转向，也算挺有意思。因为，历史上的英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们，曾大量出口中国文物。其中最大的战利品，是1860年破坏圆明园时掠获的东西。2011年，在伦敦一场拍卖会上，一位匿名中国买家以49万英镑（约764694美元），竞拍买下了一个小金盒子，上面刻着“从圆明园掠夺”及其捕获者詹姆斯·加纳的签字。加纳曾是英国“国王骑兵卫队”的队长。他的后人把那个金盒子拿出来拍卖。很快，为搜寻类似纪念品，英国各地的阁楼、酒窖和车库，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引发了英国《每日邮报》的一连串报道。那份报纸属于英国中产阶级在伦敦新闻界选定的喉舌。有关报道的题目均十分博人眼球，如《我们的瓷罐超凡惊世！别以为你餐具柜中的中国瓷器一文不值》，以及《中国瓷瓶的咒语》（指一件明代长颈瓶以228000英镑售出，引发了卖家家人之间相互交恶、对簿公堂）等。

应当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明确要求西方主要博物馆返还文物，特别是返还那些据称属于被掠夺的艺术品。有时，中国政府也要求拍卖行撤掉源于中国古代宫廷的拍卖文物。中国政府通过代理机构，已把阻止拍卖变成了一场文化竞赛，依靠购买助推艺术品回流。对于成功拍下“宫廷”文物，之后将其捐赠给国家的富裕中国收藏家，中国政府予以奖励。对于公众的相关抗议活动，中国政府采取了鼓励或制止的不同措施。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惹恼北京后，就出现过那种情形。2013年12月，在访问亚洲期间，卡梅伦曾顺访中国，因英国的历史行为，遭受了不少数落。

卡梅伦抵达北京时，善意地开通了新浪微博（中国版Twitter）。据说，几天之内，他就被25万条微博留言淹没。其中的话题翻来覆去，均与圆明园有关：“你准备何时赔偿我们的圆明园？”卡梅伦访华的最后一站，是中国西部的成都。一位提问者追问卡梅伦，称他想知道英国何时，以及是否会把23000件文物归还中国。据说，那些文物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属于非法掠夺文物。据《每日邮报》报道，中国街道上传递的消息也是：“还我珍宝！”

总而言之，中国收复文物的活动，已成为本世纪最古怪、最不可预期、最昂贵的文化战争。它的战线各不相同，涵盖了穷街僻巷的古董店、大学教室和高端拍卖行。在那场文化战争中，有形形色色的参战者，包括比利时古董商、保利集团。

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公司首次出现在头版新闻。那时，苏富比和佳士得在香港举办拍卖会，该公司以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3个青铜兽首。它们曾是圆明园12生肖大水法的装饰物。艺术界的观察家对此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得知，在成为文化战场交战者之前，作为拍卖界新军，国企保利集团还经营房地产。1998年，保利集团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博物馆。目前，那些青铜兽首，就在该馆经过大规模扩建的展厅里展出。与保利博物馆一样，保利集团的投资组合，也在稳步扩张，涉及运动汽车、电影剧院和电视节目制作等。该集团最耀眼的部门，是随后获得新生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从规模上讲，该拍卖公司已成为世界艺术品拍卖领域的季军。2013年，它的拍卖总收入达到了3.31亿美元。

2014年2月，保利国际拍卖公司的管理者宣布准备在香港股市上市。如《华尔街日报》详述：“该拍卖行属于国有企业，它首次公开募股的散户认购额，只占其上市证券总额的10%，却被以606倍的价格超额认购。”在市场上首次亮相，保利股票便跳涨了29%。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有更为远大的目标。在宣布即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迎春接着说：“在中国大陆艺术拍卖市场，我们获得了成功。但是，要成为全世界最大拍卖行，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4年3月，即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后不到两周，仿佛为了强调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势头，纽约的年度亚洲艺术周创下了两亿美元的销售纪录（比前一年多出了2500万美元）。亚洲艺术周活动搞了9天，47家艺术画廊、众多拍卖行、博物馆参与其中，吸引了大约600位亚洲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拉里·加戈西安的时髦画廊位于麦迪逊大街，在那里举办的展览，成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活动。该展由比利时古董商、公认的古董界“女皇”吉赛尔女士组织举办，题目是《古物与记忆》，展品包括了大量中国青铜器、石雕像和精挑细选的陶瓷，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来，“女皇”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出展人。2002年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她的展览同样“令人震惊”。据苏伦·梅丽仙评价：其中“展品的体量惊人，件件如同抽你一个大嘴巴”。

吉赛尔女士是一位买卖人。她的经历与其展品一样妙趣横生。1962年，她曾是比利时的激进分子，刚获得有关17世纪文学专业的学位。作为朝圣者，她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回忆道：“我和丈夫来到了北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300名‘毛派’理想主义者居住在和平宾馆。”作为外国人，她被限制在方圆4英里（约6.44公里）范围内活动。因此，在三年时间里，她骑自行车逛遍了北京东倒西歪的附近街区，发现可以花小钱买到珍贵文物。与中国艺术的邂逅，“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同时，中国的宣传部门对她掌握多种语言的天赋印象深刻。于是，吉赛尔变成了“北京广播的金嗓子”。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促使吉赛尔幡然醒悟。此后，她沉溺于艺术史研究，一度成为史密森尼学会的访问学者。在寻找重要中国文物方面，她开始与保利集团决斗。多年以来，吉赛尔坐镇布鲁塞尔，专门结交西方重要收藏家（及其后裔），经常比其竞争对手抢先一步。用她的话讲：“保利有钱有势，无所不知。你必须不断回头张望。拍卖是一个极度令人嫉妒的生意。我能发现别人找不到的东西，我认识他们不认识的人。”

吉赛尔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她的个性。早年，她吸引了伦敦拍卖界“鹰眼”观察家杰拉尔丁·诺曼的关注。1996年，诺曼曾如此描述过吉赛尔：“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人，极具个性，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目前，吉赛尔已年过花甲，仍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斗士，在探寻青铜塑像方面尤为如此。“拥有伟大青铜塑像，是中国最高权力的传统象征。”2005年，吉赛尔对某位记者说，“保利从世界各地征购伟大艺术品，原因正在于此。那会增强它在国内的权势。”

2014年，仿佛是印证吉赛尔的先见之明，保利集团宣布将花费多达10亿美元，从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购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品。当时，底特律市面临破产，正在寻找180亿美元还债。该市将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的各种珍藏，视为一种潜在资金来源。撰写本书时，一些基金会已向底特律市提供了所需款项。但是，本书作者还是毫不吃惊地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红色中国购买破产汽车城的艺术珍宝》。

随着所有上述事情的发生，2014年1月13日，一份重要外交协议在低调中完成。华盛顿和北京宣布，将双方2009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续签五年，继续禁止美国进口中国古代文物。此举源于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考古学家和反贸易风的律师把持了那个工作小组（在谅解备忘录的批评者看来）。说到对签署协议持不同意见的人，凯特·菲茨吉本属于他们的代表。她是律师，写过6本有关亚洲艺术的著作。她反对那个协议，认为它是基于一个乐观前提：即此类禁止进口有效，以及文物出口国会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行积极保护。“中国不具备那些条件。”她争辩道：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限制进口对中国国内文化损失，或过去5年改善文化交流产生了一丁点儿影响。中国能够针对本国公民实施严格的法律。然而，它在严厉惩罚盗墓喽啰的同时，又鼓励精英经营国内交易。中国相关部委继续严控并经常严格审查出境展览，要求支付高额展费。禁止进口的唯一结果，是美国公民和机构不能进口或收藏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自由交易的文物。

尽管如此，2009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中美两国在以下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一，中国文化旅游；其二，中国大陆艺术博物馆建设；其三，中美双方旨在促进特别展览和提升双方专业技能的交流。总而言之，那些相互关联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变长期的游戏规则，人们有理由预期，中美两国将迎来双方开展有效合作的新时代（或许未必如此，我们在此谨慎地两面下注）。

2012年12月，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中央美院和中国对外人民友好协会支持下，中美两国20多家主要博物馆的馆长，在纽约参加了亚洲协会的论坛，共同讨论大家的明天，为未来增添了希望。论坛的最终报告，强调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根据美国商务部一份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赴美旅游者的数量增长了53%；2012年至2016年，来自中国的游客预计增长273%；中国成为赴美旅游的最重要贡献者。如馆长们所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全球观众中，中国游客已成为增速最快的板块，已接近法国游客的数量。”（报告补充道：与美国利益互补的是，“美国学校的第二外语教育呈下降趋势，唯有中文逆流而上”。）

与此类似的现象，还表现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和扩建上，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1949年，中国仅有49座博物馆，许多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然而，随着党的路线改变，2009年，中国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至2015年，中国博物馆建设数量达到3500座。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思想和灵魂”，也确实是一个“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实际上，中国在三年之内，已实现了五年规划的目标。2012年这一年，中国新增了450座博物馆，使博物馆的总数达到了3867座（据美国博物馆联盟统计，与中国相比，美国目前有17500座各类博物馆）。

在过去20 年里，中国建造了数千座博物馆，由斯蒂文·霍尔及其助手们设计建造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属于其中之一。它体现了现代主义雾与水的视觉效果。摄影：刘钢

据《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12月报道，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结果，成为“一种大兴土木的建设，已偏离了博物馆本身”。一些新博物馆的建设，正跻身于房地产开发行列。另外一些，则是私人运作的美术馆，有的为传统目的建造，有的追求大胆的现代主义。前者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后者如龙美术馆。两者都位于上海，在此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龙美术馆的创建者，是富裕的收藏家刘益谦及其夫人。上海当代美术馆，属于上海市首家当代艺术公共博物馆。显然，中国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与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紧密相关，反映出中国各城市为提升自身特质展开的激烈竞争。

然而，中国博物馆面临着一个问题：当北京首都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年观众达到1300万和800万人次（原文提供数据如此），且在不断上升。许多博物馆（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则属于既缺少藏品，又门可罗雀，同时也缺乏合格的博物馆研究员、设计者和展览图录。那么，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很久以前，传奇艺术经销商约瑟夫·杜维恩，曾将自己崛起的原因，归功于一种表面上不言而喻的观察：欧洲有许多艺术品，美国有许多金钱。经过了几十年，部分由于杜维恩的努力，美国博物馆拥有的藏品，比其管理者能够或希望展出的藏品更多。用亚洲协会论坛报告的话讲，美国的博物馆，“拥有大量新博物馆真正急需的东西：许多规模巨大的藏品由于缺少展览场地，被束之高阁；它们还缺少学术、藏品研究和科学知识。美国的博物馆和大学，能够开展目前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培训活动”。

那种想法符合实际吗？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吃惊。在此，有必要对推动其发展的各种动机进行评估。其中，意识形态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一座国有博物馆对那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忽略不计。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复杂、充满魅力的中国艺术界，一个不可或缺的现象，是新一代艺术家倔强地向官方限制施压。无论在国内工作，还是移居海外，那些前卫艺术家也从传统艺术市场的繁荣中获益。芭芭拉·波拉克是一位艺术评论者，她对中国艺术的崛起，进行了详细记录。在《狂野的东方》（2010年出版）一书中，她承认自己在上大学时，对所有中国艺术基本一无所知。“在我的课程中，几乎没有提及中国艺术。有关解释也只是说，中华文明上限与古希腊文明并驾齐驱，下限止于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然而，波拉克若有所思地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怎能想到自己会在中国走下飞机，步入那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艺术中心？我怎能知道，中国会使美术馆、博物馆和众多艺术家，乐意、愿意并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我怎能知道，那个与我大学时代毫不相干的巨大中国，会成为我的常规目的地？”波拉克对日益增长的新生代给予支持，包括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古董商、博物馆研究员以及普通公民。目前，西方不仅认识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如艾未未、张晓刚之类的重要艺术家。

而且，我们和其他人可以证明，属于新生代的那些人，经常勇于直言不讳。因此，2009年，当一个中国文化专家代表团抵达纽约，将其作为调查美国博物馆中被掠夺艺术珍品之旅首站时，博物馆的研究员们，真担心最糟糕的事情会发生。该代表团首先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亚洲艺术展厅，代表团成员提出了有关战利品的尖锐问题（所有那些活动，都被录影留与后人）。然而，如记者报道，代表团并未获得任何令人狂喜的时刻，双方的紧张状态逐渐减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主任屈志仁评论道：“那种情况毕竟不算太糟糕。”杜克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刘康说：“中国如同青少年，他摄取了过多的类固醇，突然变得人高马大，却发现很难协调自己的身体。在西方看来，中国像是一个巨人。”正是一代人的转变，使长城上打开了一扇最具希望之门。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统治精英们，看到了软实力带来的切实好处。那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文化中心，它们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如前面详述）。1988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先生首创了“软实力”一词，意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迫或报酬，达到所期望目标的能力”。美国通过抽象表现主义、流行艺术和现代舞蹈等，美化了自身在海外的外交利益（20世纪50年代，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纳尔逊·洛克菲勒娴熟地做了同样的事情）。芭芭拉·波拉克明白无误地获悉，共产党的主要官员，对美国的做法印象深刻。

关于美国国务院同意与中国续签有关文物保护的协议，虽然反对者提出种种挫折，但同样有其他学者对此举积极支持。安妮·昂德希尔教授便是其中一位有资格的学者，她是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研究员。2013年，她给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称即将到期的上述五年协议，引发了中美之间的良好愿望和合作项目。“2009年以来，双方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活动，使两国的博物馆受益匪浅。”安妮教授进一步写道：

目前，中国考古在美国十分活跃，为美国学生提供了大量田野实习和研究机会，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比如，2011年至2012年，我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两位研究生，幸运地参加了山东省的田野考古工作。其中一位，将在这个夏季参与之前项目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与她的博士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我们的合作项目，也迎来了山东大学的来访学生，指导他们的考古博士论文研究……当然，那些极具天赋的年轻人现身耶鲁大学，也极大提高了美国学生的教育水平。

在安妮教授看来，此类人员交流为双方机构合作打开了通道：“毫无疑问，那些交流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但是，中美两国的博物馆人员，都愿意开展交流合作。”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此类交流活动，已经开展了十几年。早在1997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获得中国批准，拆卸并进口了一套完整的地方建筑客厅和书房。之后，一队中国工匠来到明尼苏达州，用了3个月时间将其复原。目前，该馆的中式会客厅、书房，与日式会堂和茶室交相辉映。4个房间均可通过YouTube观赏。2013年，最受欢迎的中国“访客”——秦始皇兵马俑曾光临此地，成为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秋季展览的亮点。

另一种合作形式很不一样，同样使托莱多市艺术博物馆受益。该馆需要360块玻璃板，每块重达590公斤，以完成自身扩建计划。中国很快制造了所需玻璃。2006年以来，典型美国中部城市托莱多市获得了中国投资，在当地建造了两座宾馆、一家餐饮中心，以及419亩的水景地产项目。迈克尔·贝尔市长是非洲裔美国人。2013年，他4次出访中国，与中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在托莱多市为海外华人开办了华侨大学分校，决定于2014年在该市博物馆举办中国珍贵文物特展。当地一位开发商对《纽约时报》说：“对于俄亥俄州一个古老小镇来说，那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当然，中美之间也一直存在问题。2011年，宾州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重要文物展《丝路奥秘》。其间，该馆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了冲突，具体原因一直不明。中方出借的展品中包括了木乃伊，最引人注目的是“小河美女”。那是一具年轻美女的干尸，葬于新疆地区塔里木盆地的一只木船之中，其头发为赤褐色，鼻子又高又长。与附近其他干尸一样，“小河美女”埋葬于四千年前，比汉人大规模定居新疆早了两千年。梅维恒教授是宾州大学汉学家。1988年，他首次见到“小河美女”和其他干尸时，显得满腹狐疑。正如他对《考古》杂志的希瑟·普林格尔所说：“起初，我以为那些干尸出自‘杜莎夫人蜡像馆’，认为那是中国旅游业人士搞的促销策略，目的是吸引游客。”但是，久而久之，随着更多欧洲人模样遗骸面世，并对20具木乃伊进行DNA检测后，梅维恒改变了看法。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2009年，他协助促使北京批准出借木乃伊赴美国展览。当时，那些木乃伊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中展出。

新疆木乃伊来美国巡展，它的首个展地，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市的宝尔博物馆；之后移至休斯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但是，当“小河美女”及其青铜时代伙伴抵达最后一个展地费城时，中国政府拒绝批准展出。为什么？中方在华盛顿的一位发言人说，那些木乃伊已离开中国太久，需要进行保护。那么，中方的突然决定，是否与谁是新疆最早居民的争议有关？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该决定影响了《丝路奥秘》展览的开幕，对博物馆是一个灾难（或许，那算一次中式拐弯抹角表达想法的直观教学）。此外，如前所述，美国博物馆馆长和研究员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官员阻碍顶级文物赴海外展出，有关展览协议条款和经费等问题，已被极端的资本主义热情所笼罩，而申请办展的繁文缛节，会让卡夫卡和果戈理的小说想象力相形见绌。

幸运的是，在中美文化交流合作中，塞勒姆市恰如其分地成为最具独创、最有成果的组成部分。200多年前，美国对华贸易的首条商船，正是从那个城市启航。那里的故事始于1996年，当时，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研究员南希·白灵安，偶然在一个名为黄村的小村子闲逛，它位于中国东南安徽省徽州地区的群山之中。南希碰巧看到村中有一座徽商住宅，它同样建于200年前，引人注目。住宅的大门敞开着，她走进院子，在那里遇见了黄家的成员。黄家人告诉她，他们刚刚决定卖掉自己的祖屋，担心祖屋有可能被拆除，打算通过出售挽回损失。恰巧，皮博迪博物馆刚开始进行总额为1亿美元的扩建项目，由萨夫迪领衔设计，他是加拿大籍以色列裔建筑师，设计过蒙特利尔市的独特建筑“67号栖息地”。为何不迁建那座濒临拆除的住宅，使美国人得以将那座拥有16个房间的商人住宅，与同时代12000公里之外塞勒姆市的美国住宅进行比较？

黄家人接受了皮博迪博物馆的出价，同时向美方提供了家族的8代家谱。皮博迪博物馆与黄山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一份文化交流协议。此后不久，那座名为“荫余堂”的建筑被拆解。其2735件木结构和1万块板砖，被装入19个集装箱运往纽约。抵达塞勒姆市后，一组中国木匠、泥瓦匠临时赴美，将那些建筑构件重新组装。他们与美国木匠和泥瓦匠携手，确保“荫余堂”的5个隔间和两个鱼池各就各位，协助完成了复原工作，并在“荫余堂”的上方，安装了保护性玻璃天窗。2003年，作为首座史无前例出口至美国的中国本土完整住宅，“荫余堂”对公众开放。现在，手持录音导游器的观众，不仅可以重温黄家的历史，还可从其后人口中听到每间屋子里发生的事情。“荫余堂”项目很有创意，以专业水准实施完成，成为后来发生事情的预兆。南希说：“我想，‘荫余堂’属于无巧不成书的美事，进而成就了一桩令人兴奋的合作项目。”2012年，她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研究员。

一个世纪以前，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对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有过憧憬。现在，中美两国，似乎已准备好将憧憬实现。两国的合作显得既惹人注目，又不事张扬。1914年5月2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弗利尔建议的社论，赢得了一片喝彩。社论的题目是《中国艺术与破坏公共财产者》。当时，那份报纸被认为是“怒吼者”。社论谴责“肆无忌惮、残酷、大规模破坏宏伟中国艺术历史遗址的行径”，指责收藏家、古董商与“不要脸共谋”的中国官员沆瀣一气，认为国外应该对那些人施加有效的压力。同时，“还要做另外一件事，”社论继续写道，“还要感谢一位杰出的美国人，他在那方面一马当先，付出了诸多努力，让英国人特别欣慰。”那位美国人，恰巧是底特律“著名艺术收藏家、鉴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他与史密森尼学会合作，寻求在中国设立一所学校，希望借以实现一石三鸟的目的：促进东亚考古研究，在中国为本国、外国学生提供学习设施，以及“在文物原属国”保护有关文物。

《泰晤士报》表达上述观点后，进一步写道，弗利尔自费派遣了一支特别考察队前往中国，领队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他将报告中国的情况，“目的是获得中国政府支持，在北京建立一座艺术博物馆，由创始人提供资金并负责管理”。除了上述引用语，那篇已有百年历史的社论，在今天早上报纸发表仍是恰逢其时。因此，我们应该喝彩：“好样的，怒吼者！”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弗利尔的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议。因此，我们在此重温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本身不重演，但总押着相同的韵脚。”一个世纪以后，中美两国或会再有机会，共同实现查尔斯·朗·弗利尔的梦想。在那个梦想中，充满了先见之明和慷慨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