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的军队多么强大，占领一个地方都需得到当地人的拥护。”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父王驾崩之时，玛戈年仅6岁。玛戈所不知道的是，当得知国王的死讯时，她的母亲大受打击，几乎瘫痪。国王驾崩之后，很快组成了一支送葬队伍，显示出继承情况正在起变化。国王长子弗朗西斯和夫人玛丽·斯图亚特，与玛戈和她4岁的弟弟弗朗索瓦从停放国王遗体的城堡里出来，当时带领他们的是吉斯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这使人们更加坚信：吉斯家族将坚定保护王室的孤儿寡母。玛戈也不会记得，在国王驾崩之后整整14天的哀悼中，她静静地和她母亲呆在铺满黑布的卧室之中——从那时起，王后就只穿黑色衣服。[9]凯瑟琳完全虚脱了，新晋法国王后也为之动容。玛丽·斯图亚特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凯瑟琳：“前任国王的病痛使凯瑟琳痛苦不堪，看到她如此忧虑，我都觉得沉重。”

凯瑟琳的悲痛确实值得同情。她哭个不停，嗓子都哭哑了。喜欢打扮的凯瑟琳不再穿着华丽的服饰，只保留一条白貂皮围在颈上——那是王室的标志。国王的死对她打击巨大。

但是，凯瑟琳并非一蹶不振，她还不能完全除掉黛安。在她丈夫死前，凯瑟琳就明确表示，国王的情妇不得进入病房。亨利受伤两天之后，一位意大利大使这样写道：“直到此时，瓦伦蒂诺夫人（Madame de Valentinois）（即黛安）还未出现在国王面前，免得王后将她赶出去。”亨利死后不到一天，黛安就被勒令归还一切王室珠宝，并不得再见凯瑟琳——而凯瑟琳婚后生活的每天几乎都有黛安的存在——这样就有效地将黛安逐出了宫廷。一年之内，凯瑟琳以法律手段占用了舍农索的美丽宫殿，强迫黛安接受较差的肖蒙城堡——正如亨利对凯瑟琳所做的那样。

失势的黛安也没有从之前的盟友那里得到安慰与支持。吉斯家族决心支持温和而悲痛的未亡人，而非贪婪又专横的情妇。吉斯公爵趁人之危，立刻将自己的家当搬到卢浮宫中黛安的豪华房间里；他的弟弟，洛林枢机主教的位置虽然是黛安帮忙争取过来的，此时却表示，吉斯家族和黛安的女儿结婚实在有辱门风。

凯瑟琳的长子弗朗西斯成为国王，虽然他在父王死前就已到了合法继位年龄，但事实上，他还不能胜任一位国王的职责。他年仅15岁，并且非常不成熟。在父王床前他昏了过去——而且昏了两次——而且得知国王驾崩的时候几乎失控。弗朗西斯能力有限，却并非是他自身的错误。他患有未得到诊断的严重疾病——可能是肺结核，并且终其一生都患有此病。虽然前一年他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但是可怜的弗朗西斯发育不良，睾丸未露出体外（显然，他的父亲并非唯一在此重要部位有问题的人），因此不能人道。宫廷中多数人一直认为凯瑟琳的长子不能活过21岁，自然也不指望他能活过强壮健康的先王。因此，弗朗西斯不熟悉治国之道，也不了解政治或政府事务。

看来，在弗朗西斯胜任王位之前，只能安排一名摄政管理王国了。但这是不行的——在法律上行不通，因为弗朗西斯已经到了合法年龄。其实，在亨利二世死前，人们就能明显看出，继位者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发号施令。弗朗西斯继位后，控制王国的真正力量尚不明显，造成了政府上层的权力真空。真空同时又是机会，吉斯家族正在夺取这一机会。

他们行事迅速，使别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地位一向不稳的凯瑟琳似乎也参与了某些行动：先王驾崩当夜，弗朗西斯的第一道谕旨就宣布将国家政府委托给凯瑟琳，“太后表示非常乐意接受，我也赞成太后的一切意见”。但这是以退为进。人们认为，凯瑟琳如此悲痛，如此泣不成声，如此悲伤沉重，是无法承担王国的日常管理的。不，这一声明只是为了保护太后——事情才刚刚起变化，凯瑟琳还不确定最终能否胜过黛安——免得日后有人得到政权之后迫害太后，乃至驱逐太后。这步棋很高明，从吉斯家族——他们需要争取弗朗西斯的信任，于是抛弃了黛安而转向凯瑟琳——的行事速度来看，这步棋奏效了。

吉斯兄弟不得不迅速行事。尽管通过强调自己与新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关系，吉斯家族行事名正言顺，但事实上他们是篡权者，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从谱系上看，安托瓦内·德·波旁才应担任摄政一职，虽然他天性轻浮，但他是纳瓦拉王后让娜·达尔布雷（凯瑟琳与她很熟）的丈夫，在王位继承顺序上排在凯瑟琳诸子之后。但是亨利驾崩时，安托瓦内身在三百英里之外的东南部。当他得知新王继位之后，虽然他敏感而有志的弟弟孔代亲王（prince of Condé）苦劝他赶紧赶往巴黎，愚钝的安托瓦内还是在8月18日才到达首都，彼时亨利已死了一个多月。当时，吉斯家族已在政府中扎稳根基。弗朗西斯即位后不到一周，就有一位英国大使在信中写道：“法国国王事务悉数交给吉斯家族处理。”安托瓦内到达宫廷的时候，甚至无人迎接，最终他自己找了个台阶，说自己身为王室近亲，有义务将凯瑟琳长女伊丽莎白送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身边，两人在老国王死前就已定下婚约，这时未婚夫已有些不耐烦了。

把对手一一解决之后，吉斯兄弟进而开始瓜分法国政府。吉斯公爵作为家族中手握兵权的人物，掌控了王国的军事事务，而弟弟洛林枢机主教擅长打理财政，在工作中不遗余力地收受贿赂，他承担了国家的财政职责。老国王长期对神圣罗马帝国用兵，使国库负债累累，枢机主教小心翼翼采取了紧缩政策，削减军队薪酬、停付长期债务、放弃债务抵押、取消王室津贴及各种赏赐。他还继承亨利和黛安遗志，决心向异端，也就是新教的胡格诺派宣战，要将其悉数消灭，因此造成了深远影响。

糟糕的是，在战后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削减人们的薪酬收入只会激怒民众，而愤怒的人往往找茬。枢机主教很快意识到，全国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大多数收入减少的人们认为，钱都流进了贪婪的枢机主教的腰包，而并没有进入国库。枢机主教被称为法国之虎，他的名字被打乱重组，拼成“窃取亨利黄金的耙子”以及“看不见的蟊贼”等词。不满的侍从们聚集到首都，寻求救济。西班牙大使写道：“宫廷将要搬到十英里外的安博瓦兹，国王则连续12到15天都在打猎，为的是躲开军官等人的请愿——国王欠了他们很多钱没支付。”枢机主教的政策使人们普遍不满，而新国王即位后，每月举行的公开处决，则使局势雪上加霜。佛罗伦萨使节不满地抱怨说：“上层人物总在激怒下层百姓。”

据最乐观的估计，这个时期全法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不到3%——皈依新教，不过这部分人中有一些身居高位的贵族。特别是安托瓦内·德·波旁的妻子让娜·达尔布雷，以及他的弟弟孔代亲王，人们都知道他们对胡格诺派有好感。和受到马丁·路德生平著作影响的德国新教徒不同，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严厉教会改革对让娜、亲王和其他胡格诺派影响巨大。加尔文是一位流亡日内瓦的法国人，不仅不承认弥撒礼，而且坚持用本国语言布道，坚持预定论。连安托瓦内也有点倾向新教（尽管在王室的反对下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另一个皈依加尔文宗的重要人物是加斯帕尔·德·科利尼，他是法国海军提督，掌控着王国北方海岸线，管理着法国海军。和吉斯公爵一样，科利尼也是一位经验丰富、事业有成的军人。他体现了职业军人的精神。科利尼曾负责整个战役的指挥调度。他作战勇猛，比手下官兵睡得还少。科利尼制定了军队管理条例，举凡争吵逃跑等各类违规行为，条例都一一作出处罚，科利尼还坚信军队应当保护平民，不得掠夺危害他们——传统上，军队抢掠伤害平民并无不妥。他和安托瓦内·德·波旁的家族结有姻亲；他的侄女嫁给了孔代亲王。提督和吉斯公爵一同成长，两人关系很好，但最终因为志向不同，信仰有异而分道扬镳——在当时的宫廷里，志向和信仰相差不大。

政府的苛政使胡格诺派人物有理由挑战吉斯家族的权威。他们取得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财政支持——英国大使斯洛克莫顿（Throckmorton）在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说“到了花钱的时候了，现在花钱恰到好处”——密谋暗杀吉斯兄弟，接管宫廷。胡格诺派武装起来，并且得到了原王家军队的支持——他们的工资和欠薪遭洛林枢机主教克扣——他们准备到王室在安博瓦兹的猎场山庄集结，国王和宫廷正在那里避难。

不幸的是，他们的计划很快就泄露了。法国的谍报活动非常盛行，几乎是一项国技。吉斯公爵的一位侍从贿赂了一名线人，将阴谋透露给了吉斯家族。吉斯兄弟防范未然，引起了敌方间谍的注意。斯洛克莫顿在1560年3月7日，也就是发起总攻前两周不安地写道，吉斯家族“大为惊恐……（他们）夜间由手枪兵及武士护卫”。胡格诺派手段不精，组织欠妥，也导致了最终的大败。胡格诺派各部分之间似乎缺乏统制联系，只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的团体少则24人，多则数百人，也不知道隐藏自己的行踪。

最早一批人于3月13日到达安博瓦兹，他们很快就被包围，其中一些人接受了审讯。弗朗西斯本人亲自审问，利诱他们透露信息。在金钱诱惑之下，他们全盘托出了一切情报，比如胡格诺派军队人数以及预期到达时间等。结果，大多数叛军还来不及行动，就在宫廷外的森林中被捕，仅有的一次战斗发生在3月20日，由于王家军队占优势，胡格诺派彻底溃败。一位法国宫廷成员这样写道[10]：“吉斯公爵本人率领一队贵族和家族侍从侦查敌情，发现敌人群龙无首，惊慌失措，这些可怜的乡巴佬不知所措，只能丢盔弃甲，乞求宽恕。”

可想而知，吉斯兄弟并不愿意成为暗杀的对象，故而对那些参与密谋者，以及在战斗中有幸活命而不幸被捕的人施加报复。许多人被绞死，也有许多人被缝进口袋扔到河里。其中，高层分子在处死前受审讯。最终有52人被判叛乱主谋而处以斩首，宫廷上下所有人都来观摩处决。据记载，吉斯公爵这样挖苦道：“我不懂他们在争论什么，不过我懂得怎么砍掉他们的脑袋。”

凯瑟琳和科利尼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是从此刻开始的。王后明白这些事情会对其子的统治造成不良影响，却依然无能为力，正如她丈夫生前一样。据记载，凯瑟琳有一次降贵纡尊，为一名死囚犯求情，却遭到拒绝。提督似乎对胡格诺派的阴谋毫不知情（如果他也参与阴谋的话，应该不会允许如此业余的军事行动），被事后的处决吓得目瞪口呆。寻找盟友的科利尼，第一个劝说凯瑟琳主政，和日后的事态相比，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很明显，只有积蓄政治力量，才能让这位悲痛的未亡人振作起来。王后听到了科利尼的建议之后，很快停止了号泣，平复了语调，开始小心翼翼地——谨慎是凯瑟琳的最大特点——夺取政权。最开始，她只是收集信息。胡格诺派究竟想要干什么？果真像吉斯家族所说那样，他们要推翻国王吗？国内的危机应当完全归罪于吉斯家族吗？

王后为此咨询了王家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斯皮托（Michel de L'H spital）等人。洛斯皮托本人倾向新教信仰，不过形式上大为温和。他向王后解释，胡格诺派中大多数支持国王和王室，希望和平。问题在于，新教运动或多或少为渴望政治权力的极端分子所挟持。极端分子利用了吉斯家族统治下人们的普遍不满，尤其是对其迫害政策的不满，以达到个人野心。洛斯皮托认为，应该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商讨天主教和新教信条——在他看来此事轻而易举——由此让少数派得以消弭不满，乃至于获得他们的支持。他建议，“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量善待对方”。

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就能解决宗教冲突。凯瑟琳很喜欢这个想法。虽然从小在修院长大，但是说到宗教信条，凯瑟琳却并不在行，她本人也并非特别虔诚。在信仰方面，虽然凯瑟琳表面上恪守传统，但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信念。改变传统——比如，为了安抚新教徒，布道时采用法语而非拉丁语——来换取和平，似乎代价不大。

更重要的是，在新旧教两方的温和派中，洛斯皮托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就连洛林枢机主教本人也准备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来解决宗教争端，表示“将不惜生命代价，寻回迷失的羔羊”（不过他并没有大肆宣扬，免得胡格诺派针对他）。之前也有类似会议，确实产生了效果——神圣罗马帝国的各诸侯此前就是通过一次会议解决了他们之间的教条争议。当然，德国的改革家属于信义宗，而胡格诺派属于加尔文宗，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王室（天主教徒占多数）看来并不明显，他们觉得宗教改革家的多数要求都不可理喻，懒得对各种新教派别加以区分。

初涉政坛的凯瑟琳热情高涨，赞同召开会议。她和科利尼、洛斯皮托一道开始在宫廷中各派之间斡旋，推进自己的主张，消弭敌对派别之间的敌意。虽然亨利在世时她有时也参与政府事务，不过那是受命于人，作为亨利的代理人打理政务。此次在宫廷中游说，则是凯瑟琳初次独立参与国事，凯瑟琳发现自己热衷这项活动。凯瑟琳大获成功，她认为成功的原因是自己的政治手腕高超，但事实上，清心寡欲和降尊谦和的名声是更重要的因素。王后在宫廷中一向低调，甚至可说是被人忽视，人们自然认为，王后理应继续这样。服从这位矮胖慈祥的凯瑟琳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意见不合，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轻易逼她让步。

所以，人们对凯瑟琳言听计从，她甚至说服了吉斯家族——至少在理论上说服了他们。八月将在枫丹白露宫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届时将提议组织一次全国性会议以解决宗教冲突。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公会议得以力挽狂澜之前），宗教迫害——似乎是一切不愉快的罪魁祸首——暂时平息下来。这一措施还能将洛斯皮托所谓“正直的”胡格诺分子——也就是温和守法的胡格诺派——和“邪恶的”胡格诺分子区别开，后者更为激进，坚持公开而高调地进行宗教活动，坚持对外传播教义，坚持渐进地挑战现状。如此一来，这些滋事者将能更容易地辨别、抓捕，并被控暴乱——毫无疑问他们是有罪的。

凯瑟琳非常赞赏区分个人的（尚可接受）宗教异见者和公开的（叛逆）宗教异见者，因为这正是她公公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处理信仰分裂时所采取的方法。只要新教徒老老实实，不宣扬自己的观点，作为实用主义者的弗朗索瓦愿意网开一面。毕竟他的姐妹玛格丽特曾是早期胡格诺运动的领导者。弗朗索瓦没有和她断绝关系，反而尽其所能保护玛格丽特，后者也深知这一点，尽力做到谨慎行事。只有宗教异见者超越了底线，弗朗索瓦才会不得已采取行动——那是凯瑟琳婚后第一年，一群激进的新教徒散布武力抗争的传单，而且斗胆将这可憎的传单贴到安博瓦兹弗朗索瓦下榻的卧室门口。凯瑟琳不禁想起此事，当时此事大大地激怒了国王，立刻被定性为叛逆罪。此后数月之间，都有新教徒被公开施以火刑。此后，一切又复归平静，幸存的新教徒谨慎行事，不让外人知晓自己的信仰。此事被称作“海报事件”（Affair of the Placard），发生在25年前，当时宗教改革运动才刚刚起步，此后，胡格诺派的组织程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员的信心也与日俱增——恐怕王后并不乐于见到这一点。

凯瑟琳为自己的政治成就感到自豪，爽快地邀请全国所有的显要贵族参加八月在枫丹白露宫举行的会议，为了表示热情，凯瑟琳还把会场选在了自己的房中。与会贵宾包括安托瓦内·德·波旁和他行事果断的弟弟孔代亲王路易·德·波旁（Louis de Bourbon）——这正中吉斯家族下怀，因此，吉斯家族突然改变态度，认可凯瑟琳的政治影响，并同意了凯瑟琳的计划。

王后克服一切反对意见，极力推行其召开大公会议的决策。与此同时，洛林枢机主教和他的弟弟吉斯公爵正忙于推进自己的计划。凯瑟琳并不知道，天主教派的密探发现，有证据表明孔代亲王和安托瓦内·德·波旁本人（不太明显却同样糟糕）正计划组织胡格诺派造反。凯瑟琳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是有限度的，洛林枢机主教也正是因此才接受这一政策，而孔代亲王和安托瓦内·德·波旁将因为破坏和平而被控叛逆，如果定罪的话，两人都将被处死，如此，吉斯兄弟将轻而易举地除掉政途上的巨大威胁。万事俱备，只需使纳瓦拉国王和孔代亲王离开法国南部的根据地，进入巴黎或其他王室领土——吉斯家族在这些地方都有势力，可以轻易地逮捕他们。凯瑟琳八月在枫丹白露宫召开的会议为吉斯兄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召集令将由太后下达，而非吉斯兄弟。

安托瓦内·德·波旁或许无能、弱小且不堪重任，但并非彻底的愚人。收到凯瑟琳请柬之后，安托瓦内、他的妻子让娜·达尔布雷以及他的弟弟孔代亲王立刻怀疑这是一个陷阱。由于无视国王的召集即是有罪，安托瓦内在写给国王和太后的信中闪烁其词。安托瓦内向太后保证，宗教差异造成的骚乱只是谣言而已。他已详细调查，国王臣民顺从而忠诚，令他感到满意。所以，他不必前往赴会。

凯瑟琳费心组织这次会议，但法国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居然缺席，令她感到非常不满。凯瑟琳抱怨说：“如果他们觉得事态正在恶化，何不到场亲自看看，也好做出对策，总好过缺席引起种种麻烦。”

吉斯兄弟没有纠结于此事，按照太后的计划，1560年8月21日，会议在枫丹白露宫如期举行。会议刚一开始，科利尼出人意料地要求国王允许胡格诺派公开进行宗教活动，这正中洛林枢机主教的下怀。虽然枢机主教并未答应科利尼的要求——那相当于宣布新教合法，使新教和天主教平起平坐——但枢机主教态度相当温和，令所有人感到惊讶。枢机主教颇有经验，他明白，对于那些误入歧途却不惹是生非的人而言，用消灭和迫害的手段欺诲他们，宣称他们数月之间只知道崇信异端，是毫无意义的。对于这些人，用理性和启迪使他们迷途知返才是正途。枢机主教明确表示，只有那些诉诸暴力、企图使政府接受其宗教观点的臣民才应当受到惩罚。

枢机主教的这一步棋下得很高明，他看似对科利尼（和凯瑟琳）的宽容态度作出妥协，从而达成一项重要共识：无论是谁，都不能因信仰的缘故刀兵相向，否则将成为众矢之的。吉斯兄弟布置陷阱的同时，就已经确立了这条准则。开会期间，孔代亲王的一名侍从受到怀疑并身处监视之下，在会期最后一天，此人被捕并带到枫丹白露宫：有证据表明，他的主人和安托瓦内·德·波旁带头密谋在里昂发动叛变。吉斯公爵将证据呈递给国王和太后，这就好比是交给他们一张巨大的、令人不快的账单，并且要求传唤纳瓦拉国王及其弟弟，以叛逆罪将其逮捕。

这一计划奏效了。弗朗西斯和凯瑟琳大为震惊，非常愤怒，特别是吉斯兄弟披露此次密谋之后里昂确实发生了新教叛乱。宫廷再次传唤安托瓦内和孔代亲王。弗朗西斯愤怒地说：“如果他（安托瓦内）拒不从命，我倒要叫他看看谁才是国王。”为了打消疑虑，使刚愎自用的阴谋家这次听命前来，凯瑟琳极力掩饰自己的想法。太后热情地邀请安托瓦内及其弟弟到奥尔良赴家宴。她哄骗说：“我真心盼望你们能早点到来。”

进退两难的安托瓦内急切地想要逃出生天。留在自己的领地上已不可能：南部有传言说，吉斯兄弟已经集结了一支大军，并且，天主教盟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此人觊觎纳瓦拉多时了）将派遣军队助阵。安托瓦内一向不善征战，自然无法两面迎敌。一位心腹密探建议，他和弟弟如今只能前往宫廷驻跸的奥尔良，虚心辩护，乞求国王的怜悯。密探暗示说，如果主动的话，也许国王可以原谅他们。安托瓦内采纳了这个（事实证明）不太高明的建议，他和弟弟于10月30日到达王廷，孔代亲王未经审判就直接遭到囚禁。而安托瓦内声嘶力竭地否认指控，弗朗西斯作出让步，最终免受牢狱之灾——这也使洛林枢机主教悲叹年轻的国王“真是有史以来最懦弱的灵魂”！

尽管安托瓦内免遭囚禁，然而孔代亲王——年纪轻轻就已在16世纪贵族中出类拔萃的孔代亲王居然遭到囚禁，这意味着吉斯兄弟大获全胜。他们势力如日中天。亲王遭逮捕时，凯瑟琳也在场，并且潸然泪下，不过并非只是因为孔代亲王，或许也是因为法国的局势日益恶化，因为自己的影响力日益式微。毫无疑问，30岁的孔代亲王最终被转移到安博瓦兹关押时，凯瑟琳几乎未流露出对他的同情，她在信中写道：“今天早上我从安博瓦兹回来，在那里，我看望了一位年轻的勇士（亲王），他的心中只有战争和动乱。我向您保证，凡是被关在那里的人，没有允许是绝不可能离开的：安博瓦兹防守严密，而且我又加固了防守。此外，我又将许多门窗封死，并且给其他窗子加上铁栅栏。”孔代亲王依律审判，被处死刑，处决日期定在12月10日。

但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捉摸，即使是对那些尘埃落定的事情也是如此。弗朗西斯依例临幸安博瓦兹时，不顾天气恶劣，一定要出外打猎。11月17日，他染上重感冒，并且说自己耳朵疼，病倒在床。一周后，他强打精神，勉强接见了西班牙大使，后者惊讶于国王的憔悴。国王现身说法，告解吉斯兄弟和凯瑟琳在寒冷天气中持续运动大有危害——两周后，他的病情佐证了这一医学建议。12月5日，也就是弗朗西斯17岁生日后不到两个月，孔代亲王处决前五天，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死于严重细菌感染。

许多父母都因丧子之痛而苦不堪言，心痛难忍，这种悲伤甚至超过丧偶之痛。本该保护、抚慰、珍爱的子女，却死在父母之前，这种痛苦极少有人能够解脱。

但凯瑟琳·德·美地奇并不属此列。太后并未一蹶不振，长子死时，她没有哭天喊地，也没有低声絮语。这是她费尽心思、苦苦祈祷了将近十年才盼来的儿子——他的降生使凯瑟琳得以坐稳法国王后的宝座。凯瑟琳甚至没有在弗朗西斯榻前为他送终，而是第二天醒来才得知噩耗。她的表现和18个月前她丈夫逝世时大相径庭——凯瑟琳甚至不必更衣，因为她本来就穿着一身黑——她没有依常例花上几周时间穿着黑衣在遗体旁哀悼。这项谦卑的工作留给了无用的未亡人——玛丽·斯图亚特。凯瑟琳的态度引起了别人——尤其是倾向胡格诺派的人注意。一位英国密使向国王报告：“国王的死对太后是一件幸事，因为太后无法控制他。”

也许确实如此。不过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凯瑟琳高超的自我保护本能又在起作用，每当权力变更的时候就会这样。不过这一次，凯瑟琳没有像过去那样，知趣而无声地隐退下去，她似乎意识到，在政坛上屹立不倒的最佳手段是掌握政府权力。这要归功于数月以来凯瑟琳一直在为解决宗教问题而不断调查、刺探、斡旋、运动。她差一点儿就能成功召开枫丹白露宫的会议了，但最终由于吉斯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的对立而功亏一篑。但是她已经获得了经验。如今，她明白自己得利用温和派——比如洛斯皮托和科利尼的支持。此时不动，更待何时？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就这样，吉斯兄弟在国王驾崩时仔细定下了政变的计划，41岁的凯瑟琳在弗朗西斯病后立即策划夺取政权，但考虑弗朗西斯可能康复，计划仅仅停留在策划阶段，而弗朗西斯死前数日，凯瑟琳就将其计划付诸实践。由于弗朗西斯没有子嗣，他临终之时，王位将传给凯瑟琳次子查理（Charles）。但是查理年仅十岁，不能执政。这意味着必须指定一名摄政监国，直到查理长大成人。

吉斯兄弟的政治影响力取决于玛丽，除非他们设法将即将成为未亡人的法国王后嫁给新国王，也就是亡夫的弟弟查理，否则不能担任监国一职。但是这项工作旷日持久。如果凯瑟琳行动迅速，则可在吉斯兄弟自己设计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这样，就只剩下安托瓦内·德·波旁能够挑战她的权威了。

安托瓦内的继承权次于凯瑟琳的子女，故有望成为摄政。从法律而言，他确实是唯一的摄政人选。但是吉斯兄弟在亨利二世驾崩时的行为已经表明，利用计谋乃至虚张声势足以击败安托瓦内。凯瑟琳也许此前被霸道而无礼的吉斯兄弟震慑住了，但是胆小怕事的安托瓦内则另当别论。她知道自己能搞定他。

1560年12月2日，弗朗西斯还在病榻上忍受着耳道感染的折磨，太后就在自己的房间传唤安托瓦内。吉斯兄弟也在场。凯瑟琳向安托瓦内阐明其不利处境。凯瑟琳提醒安托瓦内，他的弟弟不到一周即将被处死，他本人也有叛逆嫌疑。弗朗西斯一死也就无法为他提供保护，安托瓦内随时面临着叛乱指控，这一次他必然被捕，面临和他弟弟一样的命运。凯瑟琳能够帮助他，不过前提是他必须依凯瑟琳的意思，放弃摄政资格，永不参政。为了巩固地位，凯瑟琳的律师为她搜集了许多证据，表明其行为早有先例——全是法国史上太后合法为幼子摄政的例子。[11]如果安托瓦内听命，凯瑟琳将安排孔代亲王安全出狱。为了给安托瓦内留点儿面子，凯瑟琳承诺擢升其为法国中将（lieutenant-general），并且将自己7岁幼女玛格丽特许给他6岁的儿子亨利，这一联姻将会加强安托瓦内家族对王位的继承权，并且使他们更接近法国王位。安托瓦内向来经受不了压力，此时此刻只希望自己和弟弟离王室越远越好，所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从那一刻起，凯瑟琳就成了摄政。此前权势滔天的吉斯兄弟，本以为自己出席这次会见是为了建言参谋，却发现凯瑟琳已经手握主动权，他们瞬间意识到自己屈居人下，感到既不习惯又不舒服。愤恨的枢机主教日后曾发出虚伪的怨言：“她先考虑自己，后考虑别人。”而孔代亲王竟能安然无事，则更令吉斯兄弟恐慌不安，担心自己被当作陷害亲王的首谋。（吉斯公爵的一名亲戚不久前已经预见，“凡攻击法国王室成员的人，必将受到更严重的报复”。）

最终，凯瑟琳网开一面——她仁慈地表示，自己很清楚吉斯家族不过是服从王命而已（当然，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幸好可怜的弗朗西斯已经驾崩，太后可以将责任推到他身上）——吉斯兄弟得到了宽恕。如此一来，他们就等于承认了太后的摄政权，并在政治上遭到了流放。次日，枢机主教在接见西班牙大使时承认了这一点。他哀叹道：“我们输了。”太后促使安托瓦内和吉斯公爵这两位输家互相拥抱、亲吻以示和解友谊——就像两位调皮的儿童一样——然后才允许离开，这样一来，太后大获全胜。

凯瑟琳构思策划的这场政变，手段高超，效果拔群，从中可见欧洲政治手腕之一斑。一夜之间，这位因出身商贾之家而饱受蔑视的卑微女性，摇身变成了一位欧洲最有势力的君主，与同时代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齐名——事实上，如果从领土、人口和财政收入方面而论，凯瑟琳甚至超过了伊丽莎白一世。1560年12月6日早上，当法国从睡梦中醒来时，她的臣民发现年轻的君主已经在夜里驾崩，年幼的新君业已即位，而如今真正掌权的乃是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