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59年7月到1560年12月，也就是亨利二世驾崩到弗朗西斯驾崩的这一年，玛戈因痛失亲人而彷徨无措。她不仅失去了父亲、长兄，而且还要与姐姐们告别。长姐伊丽莎白14岁就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那是一位冷酷而严厉的男人，年纪比她大一倍。二姐热心肠的克劳德不幸继承了母亲的外表，而且似乎患有内翻足，她放弃了保育院舒适安逸的生活，而选择前往巴勒迪克（Bar-le-Duc）的地方宫廷生活，嫁给了吉斯家族成员之一的洛林公爵。不过，至少克劳德的丈夫年仅16岁，只比自己大四岁，而且为人远不像西班牙国王那般恐怖。

长兄弗朗西斯死后，玛格丽特又失去了她的大嫂，从小一起长大的玛丽·斯图亚特。尽管玛戈此刻并不知道，将玛丽流放苏格兰是太后的主意。正如此前对付黛安·德·普瓦捷一样，凯瑟琳以同样强硬的手段处置了自己的儿媳。弗朗西斯死后几小时内，玛丽就被迫归还王家珠宝，而正式服丧期结束后，则被鼓励离开宫廷，去和吉斯家族的亲戚生活。由于玛丽年轻貌美，出现了好几位追求者，其中包括（意料之中的）法国新任国王，十岁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还有堂·卡洛斯（Don Carlos），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可能继承王位。凯瑟琳曾在私下反对玛丽再嫁，一直表示自己希望玛丽能保住未亡人的名节。[12]

凯瑟琳的反对使玛丽的选择越来越少，最终只能是回到祖国苏格兰。玛丽在苏格兰的一位封臣后来回忆：“我们的王后（玛丽）当时是法国国王遗孀，她一步步地远离了法国宫廷；人们不应该认为她是被迫如此，因为事实上，她不过是太后的一个棋子；太后宣称自己在弗朗西斯执政期间遭到了儿媳的蔑视，而这正是吉斯家族挑唆的结果。”弗朗西斯死后仅9个月，玛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坐船离开了加莱。当她的船渡过海峡时，18岁的女孩止不住泪流满面，法国的海岸渐渐远去，她的心仿佛正被撕碎穿透，她哽咽低语，如同祷告一般：“再见了，法国！再见了，法国！永别了，亲爱的法国……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太后对玛丽令人心痛的告别态度冷淡，字里行间透出“走得好”的情感。她依例给伊丽莎白写信，告知玛丽已经离开。凯瑟琳满意地写道，“如果风向顺利，（她）将于本周内到达苏格兰。”

太后并没有为照顾玛格丽特的感受向她解释最近一系列的变化。凯瑟琳专心于摄政事务，注意力完全在新国王查理九世身上——那是她权力的来源。弗朗西斯驾崩当天中午，凯瑟琳就对枢密院表示，“既然上帝决意要夺取我长子的生命，我……决定不离（次子）左右管理国家，这正是一位乐于奉献的母亲应该做的”。显然，要做一位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一切政务信件和政府文件都应当交给她，而非国王本人；一切事务必须由她处理；王室御玺由她掌管（尽管安托瓦内完全有权掌管）；而且还必须在10岁儿子的卧室就寝，以防止有人不告知太后直接找到国王。

查理和不久前驾崩的兄长弗朗西斯一样，体弱多病，常常发烧咳嗽（不过他至少没像他父亲那样生殖器有问题，至少并无文件表明其生殖器不正常）。威尼斯的一位使节忧心忡忡地说，年轻的查理“不太强壮，食欲不振，体育运动需要特别小心……他喜欢骑马和武器，都是和国王身份相称的运动，但对他而言强度太大；而且一旦感到疲劳，他就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身体虚弱，呼吸急促”。随着年龄的增长，查理越来越容易陷入狂暴的愤怒，事后又筋疲力尽、感到懊悔，但这都是登基之后才出现的情况：登基之后，太后事事不离左右使查理感到窒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位母亲像凯瑟琳这样时刻不离左右，一刻也不肯放权，并且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即使是意志坚强的少年，他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

除了这些压力，查理还要面对自己弟弟亨利的竞争，亨利天资聪颖，比查理小一岁，在王位继承权上仅次于查理。包括玛戈在内的王室后代，都知道亨利是凯瑟琳最心爱的孩子。在凯瑟琳子女中，只有他既健康又有魅力，而且智力早熟。凯瑟琳喜欢亨利——怎能不喜欢呢——并且在其他子女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骄傲和喜爱。亨利知道母后对自己的偏爱，于是像每个孩子那样对母爱予以回报，并且以此作为和兄长竞争的手段。

玛戈还有一个弟弟，弗朗索瓦，比自己小两岁，他是家族中命运最悲惨的人。弗朗索瓦过去曾是一个幸福英俊的男孩，但天花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瘢痕，他的鼻子“肿胀变形”；个子矮小，即使成年之后也不高，而且他的皮肤不仅有痘疮，并且肤色黝黑，不为时人欣赏。他的相貌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好转；成年之后，当时有人说他是“所能想象的最丑的人”。弗朗索瓦终生面对三重不幸——发育不良、丑陋以及幸运的兄长们的轻蔑忽视。可以理解，他的外表也影响了他的个人的世界观。他长大后性格阴郁，常常认为别人冒犯了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充满恶意。

由于王室子女在奢华中长大，许多学者认为他们被宠坏了，导致日后的自恋和过度的享乐主义。但玛戈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她后来在谈到这段日子时说：“太后对我的教育严厉，我几乎不敢在她面前说话；她偶尔看我一眼，我就浑身颤抖，恐怕自己又做了什么事惹怒了她。”玛戈在孩提时也未与其他兄弟姐妹争宠。由于太后觉得她年龄太小，并且住在安博瓦兹和布洛瓦（Blois）两地，由一男一女两位家庭教师照顾，而没有与太后和其他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为了减轻当时的悲伤和困惑，玛格丽特将书籍作为一生的庇护所。在凯瑟琳的子女中，幼女玛格丽特热爱书本，后来则促使她发展出了对学术的热情。在这一方面，玛戈继承了弗朗索瓦一世；弗朗索瓦正是因为全盘引入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才成为了一位博学的君主。玛戈自幼熟练掌握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玛戈所受的教育——包括历史、诗歌、艺术和哲学知识——既受益于祖父庞大的王室图书馆，也得到了教师亨利·勒·梅尼昂（Henri Le Meignan）的指导，后者日后成为了迪涅（Digne）主教。玛格丽特是王室中唯一掌握拉丁语的人，成年后在语言方面游刃有余，说话对答如流，令波兰大使大为惊奇。

玛戈除了在书本中寻找慰藉之外，也通过宗教获得安宁与启发。凯瑟琳很少留意年轻的子女，在执政之后甚至懒得换下玛戈笃信天主教的女教师库尔滕夫人（Madame de Curton）。库尔滕夫人是亨利和黛安时代的人物，她使玛戈感受到慈爱，并获得了玛戈的敬爱与信任；自然，她也鼓励玛戈信奉天主教。在库尔滕夫人的影响下，坚定而热情的玛格丽特学会接受天主教，而她所培养出的精神将对太后造成深远、真切且不可逆转的影响。

凯瑟琳刚刚获得摄政权，就发现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力。为了安抚安托瓦内，她不得不实践诺言，释放孔代亲王，而一旦孔代亲王获得自由，安托瓦内立刻意识到，自己自愿将法国的最高权力让给了一个外裔中年妇女，而后者的盟友不过是掌玺大臣洛斯皮托和提督科利尼，这两人出身都远不及自己。孔代亲王亲历死刑的经验告诉自己，掌控胡格诺派军队的意义非同小可。在孔代亲王促进下，安托瓦内要求凯瑟琳实践另一项诺言：任命他为法国中将。这样他就能指挥王室军队，取代吉斯公爵的位置。

吉斯公爵自然不愿将军队这样重要的资源拱手让给安托瓦内，后者的弟弟是公认的法国新教徒领袖（尽管凯瑟琳坚持要求举行和平之吻仪式），可能调度军队来对付自己和全体天主教徒。此外，还有一个小问题：王室已经彻底破产，凯瑟琳向法国代表会议——三级会议征收资金的时候，后者不仅拒绝提供必要资金，并且不承认凯瑟琳的摄政权，而支持安托瓦内摄政。即使是受太后摄政的查理九世，也在太后执政最关键的最初几个月中制造了麻烦。1561年5月15日，法国国王在兰斯大教堂匆匆即位，11岁的国王放声大哭，大喊王冠“太重了”。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但凯瑟琳依然相信自己握有王牌——她相信，召开一次高层会议，就能解决王国内的宗教争端。这次会议计划于7月底在巴黎西北15英里的普瓦西（Poissy）城召开。普瓦西会议召开之前，民众的骚乱情况突然严峻起来。双方都有暴力行为。1561年5月，加尔文在一封信中严肃地对他的大弟子西奥多·贝扎（Théodore Beza）写道：“约20个城市发生了暴徒屠杀虔信的胡格诺派的事件。”作为报复，在普罗旺斯（Provence），愤怒的新教徒洗劫了天主教教堂，并破坏了圣物。整个宫廷也可悲地分为两派：天主教阵营以吉斯家族为代表，胡格诺阵营希望科利尼和孔代亲王加以领导，也希望安托瓦内（或至少是他的妻子让娜，因为让娜远比安托瓦内坚定）给予指导。

对凯瑟琳而言，作出选择并不困难。科利尼办事得力，受人尊敬，也希望凯瑟琳继续执政。安托瓦内对科利尼言听计从，事事迁就。另一方面，吉斯家族虽然在弗朗西斯二世驾崩后遭到凯瑟琳打击，但很快恢复元气，又变得自大、令人厌恶、野心勃勃。他们眼见自己影响力消退，于是重新聚集反对凯瑟琳的盟友，并在背后向西班牙国王和教皇抱怨凯瑟琳。凯瑟琳在一封写给女儿伊丽莎白的信中被迫为自己辩护。多年来郁积的愤怒在这封通信中爆发出来，太后指责道：“我只向你描述事实：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完全是因为全国上下痛恨洛林枢机主教和吉斯公爵。你也知道他们在你兄长在位时是怎么对待我的……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会自己掌权，把我扔在一边。”安托瓦内担任中将一职之后，他的兄弟出于延误离开了宫廷。

天主教领袖既然退出，新教徒就在王室中获得了一定影响，这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相称。胡格诺派领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改信新教成为一时风潮，太后许多女官公开改信新教。新教徒获准在宫中布道，科利尼始终支持查理九世，胡格诺派也获准进入枢密院。凯瑟琳本人多次表示考虑改信新教，并且在普瓦西时认为自己顺便访问了吉斯公爵的城堡，定能在会议召开之前把公爵引出来。她试探地询问她的对手：“如果国王改信新教了你们怎么办？”而公爵冷漠地回答说：“太后，三思而行，否则你会措手不及。”

凯瑟琳对新教的兴趣影响很大，也影响到了她的子女，8岁的玛格丽特对此有深刻印象。玛戈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普瓦西会议期间，整个宫廷都受到异端的侵扰，我当时费了很大劲才坚守住自己的信仰。宫廷中许多仕女贵族都设法劝我改信胡格诺派。”她的兄长亨利力劝玛戈改宗。玛戈回忆道：“他常常剥夺我日祷的时间，给我看胡格诺派礼的赞美诗和礼拜书籍，要我用这些书籍礼拜，我兄长还威胁说，如果不从，太后会下令鞭打我。”但玛戈并不屈服。她写道：“他恐吓我的时候，我就回复说：‘你有本事就鞭打我吧，我就算挨打，就算去死，也决不能背教。’”

玛戈一语成谶。玛戈本人顽强地抵抗灵魂遭受的强迫力，8岁的她所说的话表明，大部分法国人对凯瑟琳那种轻易改宗的犬儒心态，是抱有抵触心理的。宫廷中一位威尼斯外交官在日后的记录中，采取了失望困惑的笔触描写太后，或许正如他所说：“我认为太后不明白‘教义’的含义。”

在凯瑟琳的坚持下，太后房中首先召开了一次私密会议，与会者是双方的主要发言人——天主教方面派出了洛林枢机主教，胡格诺派则派出了加尔文的亲信西奥多·贝扎上尉，就此拉开了普瓦西会议的序幕。弗朗西斯二世驾崩前不久，凯瑟琳在争取摄政权时也同样采取了当面会谈的形式，由于战胜了安托瓦内和毫无戒备的吉斯兄弟，从而对自己的说服力颇有信心。此后终其一生，凯瑟琳都相信只要能让对方与自己独处一室——但有时并不现实——就能说服对方服从自己。

洛林枢机主教和贝扎是初次见面，贝扎相信，自己马上就会使整个法国王室皈依新教，但如果在凯瑟琳面前言行不当则会前功尽弃，所以特别谨慎。当洛林枢机主教提及新旧教之间的一些分歧，贝扎的回复温和委婉，使对手觉得新旧教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大。枢机主教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对手并非他预想中笃信教条的狂热分子，而像自己一样是个圆滑的政治家。这个胡格诺派可以合作！会见结束后，双方甚至友好握手，令凯瑟琳非常满意，枢机主教表现慷慨。他友好地对贝扎表示：“你会发现，我并非他们描述的那么黑暗。”

但事后证明，贝扎不过是隐藏锋芒，另有所图。和枢机主教的想象不同，贝扎非常狂热，这一点在次日早上就立刻显现出来了：他在全体与会人员面前起立，发表重要演说，阐述胡格诺派的计划。虽然他尽全力强调新旧教之间可能妥协的地方，但谈及弥撒问题时，贝扎不能自已，这伤害了天主教徒。贝扎进一步解释：“我们认为，他（基督）的身体并不在面包和酒中，正如天地不在一处。”

贝扎突然变成了一个通体火红、尖耳尖角尖尾、手持草叉的魔鬼，使听众大为震撼。图尔农（Tournon）枢机主教年事已高，浑身发抖，几乎中风。就连凯瑟琳也觉得新教的说法有点过分——人们怒斥“渎神！渎神”以回应贝扎演讲，无疑使凯瑟琳无法忽略这一问题——她立刻声明，自己和国王并不支持这样激进的观点。

但是破坏已经造成。虽然与会者在接下来几周内继续开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根据自己的教条，建设性地指出对方的谬误，但从贝扎直言不讳地发表演讲那一刻起，调和就已不可能了。不过凯瑟琳为这次会议费尽心机，不甘就此放弃，她无视这一事实。

我们需要理解“宽容”一词的现代含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可以在同一王国内共处——这一含义在16世纪并不存在。所有人，包括坚守传统的太后，都认为只有一种宗教终将占主导，而失败宗教的信徒们只能东躲西藏。如果他们悄悄举行宗教仪式，倒不一定非得加以迫害，但因为他们的信仰和国王不同，所以必须承认自己是二等公民。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就是这样，天主教徒依然只能悄悄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且明白，保留信仰的代价是失去权力。

但伊丽莎白如此执政得益于其父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一个强势的国王，为女儿铺好了道路。亨利决定取代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领时，他采取了残忍的行动。他要求神职人员和属下服从自己的意志，并批准了一系列王家法令，如果有人胆敢造反——比如1535年托马斯·摩尔勋爵（Sir Thomas More）——必将遭到毁灭。亨利又洗劫修道院，没收他们的财产，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在其短暂的执政期内，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受到剑桥大学教师的影响，信奉一种更加激进的新教。尽管伊丽莎白的姐姐玛丽一世（Mary I）——因热衷烧死新教徒，人称血腥玛丽——试图恢复罗马天主教，不过玛丽早逝无法颠覆其父兄的遗存。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人接触新教25年，已经习以为常，英国式新教的礼拜方式也为大家所接受。

但法国却并非如此。胡格诺派也许感染了贵族和王室成员，但广大平民并非如此。吉斯兄弟明白，新旧教人数相差悬殊。凯瑟琳并不知道，他们利用普瓦西会议期间，悄悄地逐户调查宗教偏好，并发现巴黎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比例是100:3.吉斯公爵掌握了数据，并相信，凯瑟琳之所以倾向胡格诺派并皈依新教，是为了保住手中权力——“如果国王改信新教了你们怎么办？”——吉斯公爵以两个步骤回应太后这个问题：第一步，他会绑架太后幼子亨利，使亨利不能改信新教，并扶持亨利成为查理九世的王位争夺者；第二步，他会离间安托瓦内（根据传统和三级会议决议，他才是合法的执政）和他的胡格诺派盟友，以孤立太后。

绑架凯瑟琳儿子亨利的计划直截了当。会议结束前一天，吉斯公爵一名亲信把10岁的亨利带到一边，并问他是胡格诺派还是天主教徒。这个问题非常难答。亨利不太确定。为求稳妥，他开口说自己信奉太后信仰的宗教。来人则告诉亨利，胡格诺派将要颠覆法国，一旦他们得逞，安托瓦内和孔代亲王就会暗杀亨利和他兄长查理九世，自己即位为王。来人又对孩子说，幸运的是，吉斯公爵站在他这一边，愿意救他一命，将他带到公爵在洛林的城堡加以保护。之后，来人告诉亨利等待消息，并警告他不得透露半点风声。来人建议亨利，“如果有人问你我说了什么，你就说我们在谈喜剧”。

吉斯公爵先恐吓年轻的王子，之后拿出杀手锏解决此事：他的长子也叫亨利（未来许多史学家在向大众解释这段历史时恐怕要失望了）。吉斯公爵的儿子亨利当时12岁。[13]他自幼认识凯瑟琳的孩子，曾一起上过课。不过和王室成员不同的是，吉斯公爵的亨利又高又壮，从小就能看出，长大后一定英俊魁梧。因为身体很好，亨利比凯瑟琳的孩子更富有运动细胞，亨利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虽然他知道应当顺从国王，但并不善于在国王十岁的弟弟面前隐藏自己的优越感。吉斯公爵的亨利首先把猎物堵在墙角，确定无人旁听后对他说：“我听说太后要把你送到……洛林，送到一座美丽的城堡去呼吸新鲜空气。快做决定吧，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会善待你的。”（提及太后是之前那名亲信所定的暗号。）凯瑟琳的亨利胆战心惊，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太后不希望我离开国王。”但是年长的亨利不愿听见反对意见——他父亲下了严格明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告诉亨利：“午夜有人带你出来，穿过花园大门边上的窗户，带你上车，神不知鬼不觉，你就到了洛林。”

这对小亨利而言不是什么好计划。尽管他不敢直接顶撞这位同学，但他想到裹在衣服里被运出窗户，又被送到那么远的地方，产生了警觉。他不顾禁止泄密的警告，径直找到母亲说了此事。

凯瑟琳非常生气，但由于吉斯公爵在整件事情中始终未出面，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并未参与此事，凯瑟琳也无能为力。她也不能在吉斯公爵离开宫廷后跟踪他：要跟踪这样一位势大的对手回洛林，势必要动用军队，因为洛林公国防守严密。太后只能让儿子在枢密院将事情复述一遍。凯瑟琳在一封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倾诉自己的苦恼，痛斥吉斯公爵的阴谋，并希望西班牙国王提供一些政治上的建议。

吉斯公爵针对自己和儿子的阴谋曝光，更加深了太后对吉斯兄弟固有的痛恨，并更坚定了联合顺从的科利尼及其胡格诺派成员的决心。但是新盟友有一个重大缺陷：虽然孔代亲王和安托瓦内的妻子让娜·达尔布雷已经公开皈依新教，但严格来说新教在法国仍属非法。新教徒不能担任公共职务，不能购买建立自己的教堂。如果和非法教派结盟将难以维持统治——更别说皈依新教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凯瑟琳召开了另一次会议，与会者有地方领导人、枢密院以及最高等亲王。这次会议于1562年1月3日召开，目的是强化太后新盟友的政治地位——顺便也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手段就是使新教在法国合法化。

像上次一样，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与会代表不足，又失去了最富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领袖（吉斯家族拒绝参会），胡格诺派占据绝对优势。结果，与会代表多数同意实施更加激进的政策，这远超太后的预想；比如，他们表决通过将一部分天主教徒的教堂划归新教徒使用。凯瑟琳认为这种极端举措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事件，使自己的统治雪上加霜，所以拒不支持，并公开反对这一行动。讽刺的是，天主教徒大大地赞扬了太后的回应，而正是因为太后的积极推动，胡格诺派才胆敢提出这样的法令。

夺走对方的教堂不过是开胃小菜，1月17日，新教徒才露出真实目的：大会签署通过了《宽容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法国国王首次允许胡格诺派合法地在国内建立礼拜场所，在各处进行礼拜活动，而不必担心骚扰和迫害。尽管凯瑟琳认为，该法令也规定天主教徒此前被窃取毁坏的财产应予归还，新教徒也不能在天主教为主的城市中建立礼拜场所，但臣民们并不相信太后的让步。这不是什么宽容，这是选择阵营。

全法国的城乡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剧烈的改变，几百名胡格诺派公开聚会，用法语布道，大声唱赞美诗，而占多数的天主教徒则将对新政策发起挑战。同样明显的是，吉斯公爵将会带头发起反动。不过公爵起初尽量避免卷入。绑架计划失败后，公爵退到自己在法国东部的领地，试图成为一名中立而富裕的领主。他骑马巡视自己的领地，检查账本，打猎访友，还为自己43岁的生日举行了小型家宴。看起来，公爵似乎放弃了政治。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每天谈论的只有猎犬猎鹰。”言语坚决，却带着一丝听天由命的情绪。

此后他拜访了自己的母亲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

吉斯公爵或许因为自己好战的性格受到全法国人的畏惧，但是与其母相比，他还只是个外行。安托瓦内特当时68岁，生活朴素，孀居多年，掌控着公国的财政，抚养了十名孙儿孙女，她的儿媳畏惧她。每年，安托瓦内特都要将家族聚在一起，对成年的儿子们下令，就好像他们还在襁褓之中。安托瓦内特长子吉斯公爵也不例外。安托瓦内特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新兴的宗教改革派毫无宽容可言。她询问吉斯公爵是否知道新教徒迁入了邻近的瓦西（Vassy），并在当地教区内无耻地进行异端的聚会？是否知道新教徒在不合规定的时间敲钟召人听布道？是否知道当地政府对此无所作为？是否知道如果政府不加阻止，胡格诺派或许会把邪恶的教义传播到自己家门口？是否一位生育有多名子女的年迈老人还要为琐事费心？吉斯公爵算什么儿子？着手解决吧！

吉斯公爵奉命行事。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在二百名武装骑士的护卫下，策马进入瓦西，发现了胡格诺派在当地的团体，人数将近五六百之多，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胡格诺派没有依据宽容法令相关规定，于礼拜日上午在城外集会，而是在城中集会——而更糟的是，集会就在吉斯公爵所有的一栋建筑中举行，胡格诺派未经公爵同意占领了该建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侮辱。这样一来，公爵治下的民众和新教徒立刻产生冲突。胡格诺派大多手无寸铁，只能勉强凑合。他们投掷石块，低等级的人按理不能向高等级长官投掷石头。公爵的士兵们则以枪炮和尖刀予以回应，他们全力杀害异见者（死亡人数相当多，因为异见者当时困在建筑中正在聆听布道），他们高喊：“杀！杀！看在上帝受难的份上，杀光这些胡格诺派！”

一小时后，这场大屠杀结束了，这场不光彩的事件日后被称为“瓦西大屠杀”。胡格诺派有50人死亡，200人受伤，这场屠杀点燃了信仰之争的火药桶，宗教战争的熊熊大火即将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