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我去纽约出席万人杰基金会第十三届新闻文化奖颁奖典礼时，高干子女张戎所撰英文版《毛——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在海外侨界炒作得沸沸扬扬。回港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包装与公关伎俩一流（她甚至利用美、德总统为之助阵）的洋洋「巨着」。使我惊诧不已的是：六百五十七页的毛传，只用十一页囊括〈蒋介石失去大陆〉这件中国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作者讳言大陆陷共的深层原因——雅尔达会议、马歇尔「调停」、共产国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赤裸裸的事实，却耗费六页篇幅诬指国军名将胡宗南係「黄埔出身的红色代理人」「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间谍」，然而真正阴谋与中共策划夹击中央军、活捉蒋介石的李宗仁白崇禧却只字未提，葬送国军精英一百万人的刘斐郭汝瑰仅耗用半页。难怪着名学者黎安友、林培乐、史景迁等人纷纷指责张戎「有违事实，曲解史料」「对当代中国研究是一大祸害」。

颠覆正史的「恶搞」一定是短命的

今年三月十五日晚，张戎打电话来求教，我直率对她指出：「这本《毛传》不是fiction而是biography,既然用的真名真姓，你的每一惊人结论都要按传记的规格，一一标明资料出处，而且必须平衡报导——胪列不同的观点。我看到英文版共六十八页的注释，尽皆违反学术规範。那也不能怪你，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实连中学也没有好好唸过。干我们这一行，赚钱并不重要，道德操守却不可差池。按规矩，传记作者所引他人着述，必须逐条注明书名、作者姓名、页码、出版社名、版本、卷数等；徵引访问记录时应包括被访者之姓名、时间、地点及证人。然而我留心到大作在惊人的结论mole, red sleeper下全无注释，而且注释不是逐句加注而是以页为单位，将一堆零乱的叙述由你主观武断作出怪异的推论，用一堆南辕北辙的流言蜚语作出耸人听闻的结论⋯⋯还有，口述历史的访问同律师签约一样，一定要有证人的，你说你访问过章含之、郝伯村，人家都公开闢谣，你把台北的党政大员陈立夫、蒋纬国、钱复、秦孝仪、胡秋原、衣复恩、高魁元、李焕、蔡孟坚、王昇、杨西昆、俞大维都列为访谈对象，其中多半都已作古，死无对证；健在的又都否认见过你，是你访问不够规範还是纯属编造呢？看来，你对传记写作的行规一无所知！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写真姓名的传记是字字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自去冬以来，新闻网上对该书的评论，九成以上是负面的，在台湾的四万多名黄埔门生多次集会抗议张戎诽谤国家忠良；据闻胡宗南哲嗣、中华民国驻新加坡使节胡为真先生入稟台北地院索偿六亿台币。在中外舆论严厉指责下，中文版的〈毛传〉，一再延宕、难产；港台两地声誉卓着的大型出版社纷纷义正辞严拒绝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一直拖到今年九月初才由香港一家蚊型出版社勉强付梓。我注意到，虽然张戎姐弟一再表示不允许删减，然而英文版上出现多次的「我们调查确信胡宗南是red sleeper」「Hu and many moles」等字样已经悄悄地消失了，”Our investigations have convinced us that General Hu was a Red ‘sleeper’”变成了「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最令人发笑的是，中文版出版商心虚胆怯，把那六十八页不成体统的注释全部删除了。

张戎父母都是中共高干，在土改、镇反时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将被俘国军官兵处死后挖心下酒、强姦地主妻女后割乳处死，其父张守愚临死前自承「做了亏心事，得了老天的报应，判过几个人的死刑」，其母曾听任丈夫枪杀了曾救过她一命的国民党镇长以及她的前度男友、国军汲上校（国军锦州守备司令汲金纯的孙儿）；张戎在另一本自传体着作中披露，其父在文革时遭毒打发疯、其母被迫罚跪玻璃渣，是「那些过去仇恨共产党的人抓住机会进行报复」。事缘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中相当一部份人是国府军政人员及殉难烈士的后代，而四川的反共武装多数是胡宗南将军的旧部，于是便有张戎将「匪谍」的屎盆子扣到逝世四十四年之久的胡将军头上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当然这种颠覆正史的「恶搞」，像《达文西密码》一样，确实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窥秘心理，愈是荒诞不经，愈能哗众取宠，创造票房价值。

真史终究会战胜伪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及其同路人对蒋介石的诬衊诽谤，已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说他「独裁专制、贪汙腐败、四大家族、杀人如麻、对日妥协、任用亲信」，甚至凭空捏造「郑三发子」故事称其是「拖油瓶」，说他「生梅毒坏了睾丸绝子绝孙」，又说「宋美龄与洋人威尔基偷情」等等，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甚至在台湾还有人奉某方指示把蒋氏铜像扔入茅厕。

为什么那些恶语中伤、枉口拔舌的谰言有人相信、有人传播呢？这是因为近百年，国人过份强调「科技救国」，长期重理工轻文史，再加上统治者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瞒起来，或肆意颠倒，使人们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例如大贪汙犯、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有云：「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历史书是知识份子按照胜利者的要求写的」，他的谬论与贪腐使他受到长期监禁的报应。历史研究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僕，就会失去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与艺术价值。历史学家的责任是一定要想办法去寻找真相，去探讨历史，甚至重建史实；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严守客观超然的立场，不存任何偏见，不受任何人或政党、财团的左右，更不可由于家族的恩怨而任意褒贬历史人物。就这样，张戎的《毛传》使我萌生了认真撰写一部《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的意念。三十年前，我曾走访过近二百名国军将官，并记下大量口述历史资料，因而我对于伪造的历史是具备免疫能力的，经过半年多的酿酝与资料梳理，便推出了这部廿七万字、五百页的史书。

本书摘选了对大陆陷共应负实际责任的国府军政人员的忏悔言论，以体裁分类，包括了讲话、传记、史论、信函、回忆录、访问记、口述历史等。以作者官职分类，中央级的有总统父子、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联勤总司令、陆军总部副参谋长、交通部次长、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委、中组部长等；地方官员有省主席、市长、省府秘书长、警察局长等；守土军事长官有防卫总司令、警备司令、绥靖区司令官、师长、青年军军长、交警总队长；以职业、兵种分类，有报纸主笔、记者、坦克兵、汽车兵、骑兵等；以民族分类，有汉族、回族、彝族、满族等。

大量片面之辞才能组合历史真相

从诸多名人着述看，人性的弱点——责己宽责人严——暴露无遗。例如，蒋介石把退缩孤岛归咎于制度未建立、组织不健全，却不虚心检讨自己在西安事变与史迪威事件中拖泥带水、优柔寡断、姑息养奸以致酿成大祸：史迪威初露抗命、袒共阴谋时，不听指挥轻敌冒进，缅战大败且弃军潜逃，蒋有四次机会罢免他，但蒋怕伤害中美友谊、怕损及美国的面子，如此这般，到史迪威与美共、中共抱成一团积重难返时，蒋忍无可忍请罗斯福调回史，此时羽翼丰满的美共、中共乃发动大规模宣传，骂得蒋与国民政府体无完肤，挑起美国人民对国府极不谅解而且仇视，以致罗斯福在雅尔达会议上出卖中国权益，引狼入室，此后马歇尔来华干涉中国内政、逼迫政府与中共谈判，还在军情紧急时对华禁运军火武器两年，终于使国军一败涂地，连美军战史亦直指此係史迪威案之恶果。

长期担任参谋总长、军政部长的陈诚，口沫横飞谴责不肖之徒卖党变节，就是不讲自己用人唯亲、製造派系、妒贤嫉能、排斥忠良，导致军心涣散、士气瓦解；他侈谈匪谍渗透，但不提刘斐郭汝瑰从桂系拔擢到统帅部主掌大权、代拆代行，全靠他推荐重用；他说胜利后中央财政养不起七百万职业军人，然而戡乱后期拉伕充数的新兵，累计何止八百万？当统帅的何以如此目光如豆？他说收编伪军则「何以维持国家民族的正气？」结果伪军帮共军打天下，大陆军民同胞数千万人遭受杀戮，如此便能伸张「民族正气」耶？

白崇禧在剿匪、戡乱时期是排名第四的军政大员，在国府治理大陆的最后一年半，他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元首，一九四八年六月他任国防部长时国军还有正规部队二百八十五个旅，一百九十八万人；一九四九年六月白长官移衡阳办公时还有一百五十万官兵，何以半年之内全军尽墨？在他口授的两巨册五十万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竟无一字作出具体交代。他口若悬河地叙述北伐、抗战，乃至广西地理、广西建设、回教协会的琐碎小事，对于他一生中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性一年却只耗费十八页的篇幅，他振振有词指摘老蒋如何迫于中外舆论压力仓猝举行大选，竞选争执蔓延到军内，耽误了戡乱军事、老蒋不纳他的忠言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云云，中央研究院的着名学者访问了他一百二十八次，延续近四年，但他一直守口如瓶，不愿吐露他派黄绍竑向毛泽东接洽「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的背叛行逕。

操纵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与党务经费管理支配权的陈立夫夸夸其谈，把一切错误归咎于老蒋不听他的忠言，其实各地贪污劫收、五子登科的多半是陈立夫的亲信党羽；在国军佔尽战略优势时，陈立夫的CC系坚持反对和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只要求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晋五省的省主席、绥豫苏鄂粤五省的副主席、平津青沪四市副市长的席位，在中共已控制一亿人民、佔领一百七十五个中小城市、拥有一百五十万军队的形势下，上述要求并不过份。然而陈果夫、立夫兄弟坚决拒绝，他们不愿丧失那么多政治版图与官位，到辽瀋、徐蚌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屈膝求和，毛泽东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于是国共内战打了整整四年，姑不计民间财产损失与民众受战祸死伤人数，光是双方军队就伤亡三百零二万人。这个陈立夫到风烛残年时，竟蜕化成「统派」，建议从台湾外汇存底中拿出一百亿美元向中共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统治山西卅八年的阎锡山在国民党中央纪念週侃侃而谈中枢战略错误、空运不足、共军不择手段等等，就是避谈他自己为什么要在太原城破前夕扔下他的子民逃之夭夭以致太原居民死伤近四份之一、城内几无一所完整房屋。

关麟徵流亡香港卅一年广结善缘、厚待新闻文化界人士，所以长期以来港澳海外报刊对陈诚攻讦得体无完肤，他本人利用一切机会抨击政敌陈诚轻敌愚昧、因嫉误国、赏罚不明、迫害忠良，然而他自己毫不检讨应对大陆陷共负多大责任——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在国防部闻悉一位共军被俘团长招出韩练成係潜伏共谍，迅即为韩通风报信，让其立即潜逃香港转赴共区归队。韩练成将四十六、七十三两个军引入共军口袋，却侥倖脱身，逃脱了军法制裁。

台湾的传媒，把留美的数学博士俞大维恭维得犹如天神，此人从不出席行政院院会与国防部会议，直至大陆陷共四十多年后、共谍刘斐本人业已供认真实身份不讳，俞博士竟仍然固执地不信刘为匪谍，这样一个毫无敌情观念、丧失保密防谍警惕心的庸材，居然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达十一年之久，国军焉有不败之理？

黄宇人素以「大炮」见称，谈起老蒋与李白的军政弊端，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其对策是在香港搞第三势力，同国府争夺人才与资源，挖国民党的墙脚，这样的中常委，成事固然不足，败事绰绰有余。

马鸿逵统领宁夏十七年，与青海马步芳貌合神离。从他致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可看到，他对青马荒淫贪渎、抢劫民财、险诈自私、弃守兰州等揭露得淋漓尽致，就是不谈他自己在关中作战稍挫即退、兰州危急时按兵不动等劣迹。

陆大毕业的参谋长才曾振，在徐蚌败绩后四十四年才作出「徐蚌会战是匆促决定的错误决策，应该在长江决战」的结论，未悉当年他英姿飒爽担当陆军总部副参谋长以及顾祝同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时所为何事？「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做，为何他当年不依理抗争呢？

中共毁灭历史档案阴瞒历史

虽然以上诸军政大员都暴露了隐恶扬善、文过饰非之人性弱点，但他们毕竟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戡乱失败的原因，是一家之言、片面之辞，然而历史的真相乃是历史学家从大量的片面之辞中组合、发掘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选载这些资料，博採众议，集思广益，旨在复原历史的真相，如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发潜阐幽，继往开来。

鑒于以上宗旨，本书的编写，时限从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成建制地损失七个师5.6万人的莱芜之败、同年五月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覆没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大陆最后一块自由土地——西昌殒落为止，描述了悲惨壮烈的开封、太原、西昌保卫战，也披露了瀋阳陷落前千余高级军政人员争先搭乘飞机逃命的丑态以及厦门失守时十六万国军向一千多共军缴械投降的丑闻。既以一名中将的自述来展现城破被俘的经过，又以一名师长的回忆录写出另一名中将剿匪副总司令兵败大渡河被俘的过程。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恪守平衡报导、不偏不私的原则。例如选载刘毅夫文章抨击陈诚拒绝收编伪军导致「老蒋不要老毛要」的恶果，但也登载陈诚致林蔚函件，为前述举措作一辩解；选载曾振文章抨击陈诚盲从美方意旨「整军」因而一举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多个师，同时也登载陈诚的辩词：当时中央财政拮据，绝对养不起七百万官兵。选载龙绳武的访谈纪录诉说国府未善待乃夫龙云以致丧失了在大陆最后一块反攻基地，但也刊载有关史料证明早在昆明事变前多年龙云就已私设电台勾结中共，还一度计划与汪伪合流胁迫中央停止抗日，他的背叛是军阀本性所决定的，并非中央政府亏待了他。

本书刊载了白崇禧对亥敬电等「逼宫」举动所作的许多自我粉饰言辞，也刊载了近年中共公开的一批大内档案，把李白派特使赴北京欲与共军夹击中央军活捉蒋介石的秘密全部抖了出来，孰是孰非，听任读者诸君判别。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动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会的秘藏档案，所以对四年内战期间苏联、朝鲜、蒙古以及东欧国家出兵援助中共颠覆国民政府的详细情形不能作出有系统的报导，如今只能从个别亲历战场的军人回忆录中探悉一二，而那些人都已八、九十岁了；苏联援助中共的军火清单，只是从中苏共分裂后一九六五年莫斯科电台的片断广播中知其概梗，那毕竟是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前中顾委李锐，最近接受《德国之声》採访时坦言：「真正要把中国的、我们共产党的几十年事情搞清楚，把毛泽东的问题搞清楚，档案不全部公开，就不可能完全真实」，可惜的是「档案毁掉了很麻烦，据我所知已经毁掉了一些」。

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祖辈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谨序。

郑 义

丙戌年寒露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