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怎么会退缩到台湾这个孤岛上来？^[1]

蒋介石

我们国家这样广大的土地，我们革命这样伟大的成就，而今天反要退缩到台湾一个孤岛上来，不能不承认我们革命，已经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并不是就此完结；也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就无法再革命了。相反的，我们退守此地，正是在这範围缩小、渣滓淘汰的时候，更可发奋图强，雪耻复国，期能事半功倍，完成革命的大业。我们革命本着过去艰苦奋斗的历史，仅凭赤手空拳尚可以创造一切，何况目前有此优厚的基础，更是加速我们成功的条件，例如过去需要二年的时间来準备，现在只要一年就行了。但是我们今后要图复兴，必须研究过去为什么失败，今天检讨会中，大家曾经想到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失败的真原因，并未加以彻底研究。大家也提到军队腐败，政治贪污，但这些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为什么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蒋介石下野后蛰居奉化妙高台痛定思痛

就制度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初期所以设置党代表者，一方面在监察各级部队长贯彻革命主义，达成作战任务；一方面在加强士兵政治认识，以充实其战斗力量，提高其战斗精神。北伐时期因为党代表能负起这双重的任务，所以革命军摧坚陷阵，所向无敌，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事权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尤其是作战成绩更无从判断其虚实，所有经理卫生贪污腐败的现象，都发生出来。又由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繫，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纪蕩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所以今天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军队监察制度。本院对于这种制度，必须加以切实的研究，我过去提倡「行政三联制」，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设计、执行和监察三个步骤，而且这三者必须密切联繫，不可稍有脱节。尤其「行政三联制」最重要的部份，在于监察，因为设计和执行的结果如何？计划能否实行？实行是否彻底？都必须经过监察考核，乃能获得结论。故监察制度实为建国基本制度之一。总理在建国大纲中特别规定监察为治权之一，其重要可想而知。

今天我们在彻底失败之余，一切制度，都要彻底研究，重新建立。而军事制度的建立，则特别应着重监察。就我们东南区而言，从长官公署以至连排，要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监察系统，要选择最积极优秀的干部来充任政工人员，务使命令贯彻，纪律严明。而要作到这一步，首先就要从改革政工制度作起。今后政工人员，必须由其政工机构本身逐级甄选派任，决不能再由各级部队长任意撤换，滥竽充数，务使其能切实负责，襄助部队长为其所部官兵政治教育的负责执行者，使全体官兵皆能为主义而战，为党国而战，这样才能挽救现在的危局，你们多数是团长以上的官长，对于过去失败的教训，应该都有深刻的体认；今后为了革命的理想和个人的前途，必须正心诚意，帮助军队监察制度重新建立。

除了制度以外，我认为我们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组织不健全。我观察共匪的战术，并无特别高明之处，本无消灭我们的可能。所以我在去年曾经估计无论敌人如何顽强，在三年之内，绝不能消灭我们在大陆上所有的军队；在这三年中间，我们不但由于内在的自力更生，可以转败为胜；而且由于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更有最后胜利的把握。但是到了现在，不满一年，大陆上的军队几乎彻底为共匪所消灭，这是谁也料不到的。这在战术上究竟作何解释呢？共匪惯用的战术，除了渗透包围游击法则之外，并无其他新奇的伎俩，然而他们何以能制胜呢？这完全由于我们的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共匪看透了我们各种弱点的所在，于是採行他政治军事各种渗透的战术，真所谓双管齐下，打进到我们的组织内部，使我们本身无端惊扰，自行崩溃，所以他能蹈瑕抵隙，获得这样意外的胜利。

因此我们的失败，并不关乎敌之强大，而实由我之怯弱。我们不要把共匪看得怎样厉害，而应归咎于我们自己不行。就组织一项来切实研究，我们不但发现党政社会各方面毫无组织，就是陆海空军各方面本身的组织，也极不够健全，所以他到处渗透进来，尤其是他多方设法，来破坏我们组织裏的首脑部门，使之不能发生指挥联繫的作用，于是其所属各部自然就不攻自破了。这是共匪战术中最阴狠的一着，我无以名之，勉强称之为「断头战术」或「挖心战术」。譬如一个人只要把他的头脑斩断，或者把他的心脏挖掉，他的四肢五官自然不能发生作用了。在民国三十一、二年时，共匪对我们国军是实行其所谓「兵运」，希图引诱并麻醉士兵，发动叛变；后来他觉得士兵的作用微弱，等于人身的皮毛，偶受打击，并不影响生命的安全，于是改行上述的「挖心战术」，专行打击我们部队中的首脑部门为目的。譬如他对我们一团作战，他特别注重我们团长的位置行动，就首先打击我们团长，一师作战则先打击我们师长，对大兵团作战他就对最高级指挥官先行设法打击，这样使得我们作战的神经中枢完全中断，而整个军队也就可因而不打自垮。

他这个战法，我自三十四年剿匪以来，迭次警告大家，但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因为平日鬆懈惯了，毫无警觉性，又不知研究如何防谍保密，来掩护他自己，因此就更易被其歼灭了。近几年来我们高级官长因遭共匪袭击而被杀被俘的，真是不知多少，所以大陆上四百万的军队，很快就被共匪全部歼灭。政治上亦复如此，自从我去年引退以来，因为中枢领导无人，于是地方党政组织，在短期内便土崩瓦解，这就是他运用挖心战术的一个例证。因为他要使全国政治失去中心领导，亦应用其挖心战术，以遂其各个击破的阴谋。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已追悔莫及，不必再提了。但是今后要复兴国家，重建革命军队，必须对失败的教训，有彻底的认识，才能矫正过去的错误，奠定未来成功的基础。

（原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10月31日出版。）

蒋介石对国军失败的检讨

陈 诚^[2]

总统对于大陆失败的教训，有过很多深入而精闢的指示，美不胜收，录其尤要者：

我们剿匪军事所以遭致今天这样的失败，决非偶然：第一、因为我们国军在抗战期间，一致对抗外敌，忠勇牺牲，实力消耗，而且长期战斗，精神疲惫，共匪则在八年当中，逃避抗战，扩充实力，处心积虑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国军、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以武力叛变，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他们认为我们高级将领皆已养尊处优，成了军阀，多半已年近五六十岁，个人都有家庭妻子儿女的牵累，和社会腐败的环境发生密切的关係，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不能整饬纪律再来带兵奋斗，更不能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发生协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消灭我们；第三、他看到国军各级官长，平时精神萎靡，学术荒疏，自军长以下，以至于连排长，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範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準备，所以到处都是打糊涂仗。我审查过去各军失败的战役都是由于所定计划既不依照学理，而且违反兵学原则，同时部队与部队之间，又不知互助合作，协同一致，以求彼此补救其缺点，发挥其长处；第四、他看到我们高级官长对于部下的基本动作，如瞄準、射击、侦探、联络，不去切实注意考核，以致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加以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官长尚茫无所知。官长对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这样上下生活脱节，自然情感毫无，官长既然如此对待士兵，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

陈诚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关心，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驰，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兇顽狡猾的匪军作战，决无倖免于消灭的道理。

以上均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匪我两方比较，我们的一切条件都要胜过共匪，但是各将领必须记取一句格言，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前后的将领，能够协同一致，和衷共济，则无论当面的匪军如何兇顽，人数如何众多，都可以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消灭。反之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匪军各个击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人力方面，我拥有三百五十万人之正规部队，而匪军连民兵在内，不过五十万人；在物质方面，我拥有以抗战为基础之一切资源武器与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之剩余物资，并接收投降日军之全部在华物资，而匪军则仅居一隅，赖就地取材，极为有限。在此种对匪处于绝对优势之比例下，欲完全消灭共匪，实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于我各级干部精神方面之颓废，纪律之废驰，人谋之不臧，与夫军政之不协调，乃使剿匪军事毫无进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长，渐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势。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讲〈对戡乱军事之总评及训示〉

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敌人真有许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许多失败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为共党卖力工作，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份崩离析的局势。⋯⋯

其次，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是我们组织不严，因此共匪的侦探更易渗透我们的内部，真所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由此偷窃机密的情报，製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军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无数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来残杀我们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

（本文摘自《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中华民国国史馆2005年8月初版，下同）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

陈 诚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我们应不难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自己也还有一些补充的意见，不妨一併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共军之基本思想在求战、求兵、求食。其指导原则在把握主动、活动、机动，以困我之点，断我之线，控我之面。为实现这些思想与原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行动轻快。如何才能行动轻快？又必须以减轻负担为前提，诸如守土的负担、保家的负担、保产的负担等等。自古至今，大凡争天下者负担少，守天下者负担多，形势使然，无可如何。戡乱军事，我守而敌争，亦为先天汴定之形势，则主动、活动、机动，在敌易而在我难，因之困点断线控面，遂成必然之结果。兵、食之源皆出于面，敌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见肘，饷糈又难乎为继，则一般不肖将领，方避战之不暇，哪裏还有协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勇气？事至于此，虽使孙吴复生，恐怕也没有打胜仗的把握。

二、大陆失败，原因複杂，不可以一端论。但共产党攻心战术一直攻到我们大本营裏来，我们的参谋次长刘为章（斐），就是为共党工作的，我们都被蒙在鼓裏，这样的剿共军事，还想要不败，能吗？刘为章本为桂系谋士，小有才，所以让他当参谋次长。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当参谋总长，常到各战场上去，内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盘军事几无机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为他挑拨离间，才换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会战决不会垮得那样快。徐蚌一败，大局遂愈发不可收拾。据说：毛泽东某次介绍刘为章和高级共干见面时，曾夸奖他是第一功臣，则此人关係之大可知。

三、陆宣公（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粗陈当时六事之失，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陆失败情形，颇多吻合之处，誌其要点如后：

1.措置乖方：谓胜敌必先练兵，练兵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不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则乖其用。我曾主张将剿共部队分为三种：（一）进剿部队；（二）防守部队；（三）清剿部队。三种部队之编制装备训练，因需要不同而异，亦即此意。但因隔于种种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为我自己德薄能鲜之一证。

2.课责亏度：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姦妄宠荣，而忠实摈抑。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这一段话和张灵甫的上主席书^{[3]，很有相似之处。}

3.财匮于兵众：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故兵多是财政破产的根源。半以事边，尚且如此，何况十之七八的收入是军费呢？

4.力分于将多：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散为弱，夫乃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欲令齐肃，其何得乎？

5.怨生于不均：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廪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孰能无愠？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

6.机失于遥制：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遂令分阃责成之战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难则不可也。

总之，大陆失败是由于主义不行，以致千疮并溃、百病齐发的结果。以上所言都不过是列举其大端而已，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都不免有所偏失。我们应当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在当政者负的责任更大罢了。

东北沦陷我要负一大部份责任

陈 诚

日本侵华，是由东北开始的。起初日人的希望，以能夺取东北为已足。假使当时我们认为东北可以不要，则八年抗战也许不致发生。那么反过来说，八年抗战之所以发生，也就是因为我们不甘心放弃东北。

但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如果胜利的果实，不包括光复东北在内，则千百万军民的死伤，难以数计的财产损失，都将成为无谓的牺牲，而所谓神圣的抗战，也不过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罢了。

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们东北的主权，竟遭受到盟国无理的出卖，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日，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与苏俄总理斯大林会议于克里米半岛之雅尔达。会中除讨论联合国及德国失败后欧洲土地划分事宜外，以要求苏俄对日作战为主题，而签订了一项出卖中国东北的协定，其文为：

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两月或三月内，苏俄应加入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如下：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俄国前于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袭侵害之权利应予恢复。即：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各岛应归还苏俄。

（二）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俄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妥保，并恢复旅顺租予苏俄为海军根据地。

（三）通达大连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设之公司共同管理。并经谅解，苏俄之优越权利应予保障，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

三、千岛群岛应割于苏俄。

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铁路，应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依据斯大林元帅之建议，美总统将採取步骤以获得此项同意。

美总统所採取的步骤，就是压迫中国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条约」。这项条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经两国政府批准公布。条约内容大致就是雅尔达协定的合法化。条约中保证俄军于对日作战胜利后三星期开始撤退，其最后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枚原子弹投落广岛，八月八日俄国宣布对日作战，随即派遣军队长驱直入我国东北及热察两省，不及一週，日本天皇已颁布无条件投降之敕令。俄军此时才进入中国几天，兵不血刃，就成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胜利者，接受日本的投降，并掠夺东北价值鉅亿的工业设备和物资。这且不言，最使中国蒙受无可忍受的损失，就是在俄军卵翼之下，使共产党在东北深植下强大的武装力量，造成后来政府接收的困难，而戡乱战事终至遭受挫败，亦即造因于此。

依照「中苏友好条约」之规定，俄军至迟应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全部撤出我国国境，可是他们百般刁难，不肯依限撤出。同时阻挠我政府军队进驻东北。直到共军大量侵入东北，并获得俄军缴收日军装备后，俄军不待我军接防，遽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全部退入苏境。因之整个东北除瀋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外，都成了共党盘据的巢穴。

所以抗战胜利，我政府所接收的东北，除去几个孤立据点以外，别无他物。真正攫得东北广土众民的，是共党。而真正获得鉅量工业设备和物资的，是俄帝。为不甘东北沦陷而苦战八年的中国，到头来却一无所得。这种胜利的苦果，是怎样产生的？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雅尔达协定之所赐。

我政府起初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一九四六年九月改为行辕）主任，负责办理接收事宜。而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主持军事。原望军政分治，协调合作，以期有所建树，不料合作不成，反而互相牵制起来，以致军事力量与行政效率，都相对的为之削弱。再则军政双方，都缺乏通盘筹划的计划，而一般不肖人员以劫搜为接收，较之关内其他各地，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士气人心，均发生严重的恶劣影响。东北大局，既如上述那样的险恶，再加上我们军政方面的不争气，遂愈益不可为。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莅华，曾赴东北访问，认为东北现状，与人谋不臧有关，于是我政府乃有调整东北人事之考虑。八月十二日，我以参谋总长身份，奉派飞瀋视察。除访问东北元老，代表主席致慰外，即约集东北军政党团首长，检讨有关东北各项问题。十五日飞四平慰问军民，时当我军大胜之后，发现有不肖军人乘机掠夺民间财务情事，当予议处，然对于军纪败坏，深觉痛心。十六日再飞长春、吉林、小丰满等地视察，原拟再多留几日，藉图充份了解东北实况，惟因主席电催返京，只得于二十一日结束了这一次东北之行。

返京后，即奉主席召见，于报告东北情形后，对于调整东北人事，先拟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任，李不愿，乃定由国防部长白健生（崇禧）兼，白亦不肯接受，却竭力主张要我去。我想国步艰难至此，倘能为主席稍分一点忧劳，自是义不容辞的，不过参谋总长职务则必须准我摆脱。主席考量之后，却只准我兼，不准我辞，在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时期，参谋总长职务交由参谋次长林蔚代行。议既定，我只好遵命而行。

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命令，是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稍事摒挡，即于九月一日飞抵瀋阳。

当时东北情形，虽然刚在四平街打了一个胜仗，但就整个大局来讲，绝对无法挽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东北耆宿张作相、王树翰、冯庸、高惜冰等十一人，知道我将要来东北，曾就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形，写给我一封信，对于当地现状，颇有一些简单扼要的描绘。如说：

军事方面：「今者大敌必须国军，小敌亦必须国军，奸匪窜扰无已，国军疲惫不堪。」「奸匪之在东北，拥有强大背景，据有优厚资源。」

政治方面：「东北情况虽属特殊，而机构制度实多与实际需要未能切相配合。尤以机构之繁多，编制之庞大，事权分割，效力低劣，为目前之大病。」「各省负责人选，应付非常，动关成败，必须慎重简拔，不可稍存姑息。」

军糈民食方面：「东北目前收复地区，不过二十余县。本年辽北战事春耕十废其九。奸匪所至，存粮劫掠一空。因之产粮区域，已发生严重之民食问题。迨至青黄不接之时，其危机之严重，益将不敢设想。因之军粮若在东北採购，就令彻底禁止人民食米，亦将搜罗无方。」

党团方面：「东北在光复后主持党务者，闻有出卖党证志在敛财者。种种劣迹，驯至地方公正人士，胥与绝缘。」「剿匪若不能对政治党务下有整顿决心，则军事纵有十分把握，而此等恶劣份子为渊驱鱼，恐党国之患，不在外而将在内。」

东北与热河唇齿相依，我到东北不久，接到过热河省参议员关铁铮的一封信，从这封信裏，又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热河：「热河当前势态，全省二十县，现在政令所及仅有七县。而七县所属多者七、八乡，少者三、五乡，其环绕县城为匪所据者，近只一、二十里，远亦不过三、五十里。即以首县承德而论，省政中心，重兵驻在，而亦市内四镇金瓯无缺，此外二十乡，吾之所有亦不过残破不整之七、八乡耳。所谓我佔点线，人有面积，人据生产之区，我守消费之地，现在秋成伊尔，我将一无所获。」

这样的东北和热河，我来了，又有什么用？可是你也不来，我也不来，要主席自己来吗？所以我之此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行动。俗语说：「死马当活马医」，就是我此来的工作方针。

我到东北后的作法，概括起来说，只有十二个字，即：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是也。

至于怎样「整饬」？怎样「安裕」？怎样「培养」？「卑之无甚高论」，我只提出一个「正常化」的口号，以为一切设施的準则。所谓「正常化」，就是因为当时目所见的耳所听的都太不正常，不能不加以纠正罢了。

譬如当军官的职责是练兵是打仗，军官都能尽其职责，而不分心外务，这就叫做正常。反是，他们放着应尽的职责不管，却忙于开报馆、办学校、干涉地方行政，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这当然就不能说是正常了。再如地方官吏的职责，是组织民众、安辑地方、充裕财源、推行建教，这就叫做正常。如不此之图，却一味的要练兵，要扩张地方武力，便不能叫做正常了。

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閑，无事可做。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影响政治风气及行政效率者，至为深鉅。最可怕者，就是共谍，最容易在这种夹缝中潜伏，扰乱我们的内部，暴露我们的机密，使我们完全陷于「可胜」的劣境，而难以自拔。说起潜伏共谍的案子，真使人不寒而慄。举其大者，如前保安长官公署的作战课长、行营无线电台总台长、南车站总站长，居然都是共谍。尤可异者，瀋阳防卫司令部之政治部主任，与中央派来东北主持调查工作之首长，即为共党在瀋阳情报工作之最高主持者。此外机关学校以及新闻通讯单位，被共谍渗入者，其数更无法计矣。这现象太不正常了。所以我们才决定裁併庞杂机构。先把行辕本身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合併而为政务委员会，以资倡率。尚未接收的六省两市，亦均分别设有庞大的省市政府于瀋阳，实在太不成话。均着先行缩编，并令进驻于各该省市接近地区，以便随时前进。又管理敌伪财产的机关，原有三个之多，实无必要，也决定合併成一个。所有裁併机构的编余人员，一律编为政治大队，加以甄别训练后，再派赴各地工作。此亦化无用为有用之一道也。

截并机构的最大收获，就是内部较为整饬。因为内部整饬，良莠混杂为不可能，共谍渗透的危险，也就相对的大为减少。

东北接收后，奢靡浪费现象，随处可见。魏德迈将军来东北时，对当时官员之纸醉金迷生活，亦大感惊诧。我来了以后，觉得当此万方多难之时，哀鸿遍野之地，而国家官吏醉生梦死如此，实属匪夷所思。有心大力整顿，又恐投鼠忌器。乃决定以身作则，力行节俭。并提倡不盛宴宾客，不作餽赠，不准公务人员参加赌博等不正当娱乐，风气稍稍改观。

东北厂矿机器，多为俄人劫掠而去。小丰电厂原有六部巨型发电机，俄人掠去其四；鞍山铁厂原有炼钢炉九个，俄人掠去其六，为共党破坏两个，仅余其一可供使用。抚顺煤厂亦因设备缺欠，产量锐减。故东北需要机器至为迫切。为增加生产计，乃以东北多余之煤及大豆，换购境外之机器，旁及米麵棉花纱布等物，以补境内生产之不足。

又为调节及充裕物资起见，规定输出物资，只许换取外汇或与其他各地交换货物。商人汇款出境，必须保证购入民生日用必需品，但绝对禁止官僚资本混入投机。

以上防止浪费，增加生产，争取境外物资等项措施，都是为了安裕民生而发，自不待言。

关于充实战力方面，我们作了以下几件事：

一、军人不务正业，如上文所说开舞厅、走私、作生意等等，如一律放任不管，则久而久之，谁还肯练兵打仗，出生入死？故均严格加以取缔。军人如都能恢复正常军人生活，自可收充实战力之效。

二、瀋阳大街小巷到处都可看到游杂部队之番号，其他各地亦大同小异。一九二一年前后的广州，有官多于兵，兵多于枪的怪事，东北当日情形，亦正可与之媲美。这般人骚扰百姓则有余，以言剿共戡乱，实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因规定凡未奉政府核准之任何名义之游杂部队番号，均须一律取消。其中如有素质较好之官兵，另派国军中予以适当安插，余则交由地方政府使设法从事生产工作。

三、东北地方原有十三个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另外尚有十二个步兵支队，及骑兵部队大小单位甚多，大都空虚紊乱，不堪作战。为充实战力，乃加以整编。将步兵分别整编为三个军，将骑兵改编为骑兵司令部，辖三个旅及两个独立团，其余编为三个团。所有整部队其待遇与装备均与国军同。

又为便于指挥作战，复将原有及新编之十一个军及其配属部队，编为四个兵团司令部，分别统率。如此单位略为简化，层次比较分明，指挥较有系统，军纪亦稍严肃。

四、东北各省尚各拥有保安团队，大多只存番号，无实力之可言。但经费均照编制开支，虚靡国帑，莫此为甚。因亦一律加以编併。除辽宁、辽北、吉林三省保安司令部原有两个保安团各编併为一个团，安东、松江、嫩江三省保安司令部各改为民政厅保安科，原有一个保安团保留一个保安队作为省府守卫之用外，其他各省保安司令部及保安团，一律取消。剩余兵员以之充实保留之保安团。编余干部即集中训练，以之从事共区内之地下工作。

以上关于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充实战力，我们所做的事，绝无好高骛远之处。总而言之，还是前边说的那句话，我们只是纠正一些太不正常的现象，使之归于正常而已。

此外应当说一说的，是我到东北后指挥作战的经过。

我到东北之前，敌人已经发动过五次攻势，我于九月一日到东北，九月六日，敌人就发动了第六次攻势。

东北敌我兵力，在前五次攻势中，大致不相上下，不过共军补充得快，战斗的伤亡，随时可以补充起来。而且被裹胁的新生力量，有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他们发动第六次攻势时，敌我兵力已众寡悬殊，几成二与一之比。我当参谋总长，这情形是清楚的。所以在未离京之先，已有请派两个军加强兵力计划，但当时有人以东北冬令无法作战为理由，阻挠增兵计划之实现。殊不知东北春末解冻后，雨季水汛，继之以青纱帐起，才真正无法用兵也。

共军第六次攻势，由九月六日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暂时算是告一阶段。在这次攻势中，共军使用兵力，计由林彪指挥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十一等九个纵队，又热河兵团所属第八、九两个纵队，合为十一个纵队，所辖三十四个师、八个旅，总兵力约达四十万人，其他公安及军区部队兵力，亦在十万人以上。国军的兵力有正规师二十六个师，暂编师十一个师，可参战人数约在二十万左右，尚不及共军的半数。

就当时敌我态势来讲，共军据有广大地区，容许其机动集中。我则侷促于都市的点线防守，虽在运用上能分区力求集中，而在主动上已经失却机先。

我军作战指导，以培养战力为前提，以确保战略要地，再谋待机打击共军主力为方针。故使用必要兵力守备永吉、长春、四平、瀋阳、锦州、葫芦岛等地区，而以有力部队机动控置于铁岭、锦州，先排除北宁路障碍，再图打通瀋长路交通，并待机依城野战，集中优势兵力，为各个击破共军之计。

这一历时四个月之久的作战，经过重大的战役，是以下四个：

一、包围瀋阳战役：共军以热河兵团八、九两纵队对北甯路锦州和锦西，林彪之七纵队对新民、八纵队对营口，自九月六日至十月十日，先后发动攻击，企图大规模迂迴包围瀋阳，均为我军所击败，战局得暂趋稳定。

二、再犯瀋阳战役：自十月七日至二十三日，共军以第一纵队趋铁岭东南，以第四、十一两纵队趋抚顺营盘，展开战斗，企图破坏北甯路窜扰瀋阳，被我军分别击溃，战局曾一度开朗。

三、永吉、北甯路战役：共军以二、六、十等三个纵队大举围攻永吉，再以七纵队破坏北甯路新民打虎山段，意在南北进犯，使我顾此失彼。战斗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八日止，缠斗月余。我军先解永吉之围，另以一部击破共军之第七纵队，共军无所获。

四、公主屯战役：此次战役始于十二月中旬，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共军以第八纵队窜白旗堡绕阳河，以第九纵队窜打虎山，以第四纵队窜海城、辽阳，同时以第一、二、三、七，四个纵队猛犯公主屯。敌情判明后，我认为共军以四个纵队犯我一点，正予我以歼敌之良机，乃令新五军陈林达部坚守公主屯，尽力拘束共军。另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最精锐之新三军、新六军为打击部队，并以七十一及四十九两军协同攻击，分途急进。以当时情况言，我已稳操必胜之券。不意廖兵团未能遵命行动，前进迟缓，仅距公主屯十公里之差，致使新五军于苦战五昼夜后，为共军所击破。共军亦随即他窜，使我功败垂成。

公主屯战役之后不久，我因胃疾加剧，也就奉命离开了东北。我本想与东北共存亡的，但亦无补于大局，林蔚兄曾有信劝我休养说：「国家乃国人之共有，而郅治非岁月之可期。」又云：「国政不怕无人来治，而有病之身纵欲尽力亦无从为力。」可谓至理明言。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一九四三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因感责任艰鉅，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当时虽经治癒，但一九四五、六年均曾复发。此次北来，到瀋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其后病势日重，仍依病榻约见军政要员，指授方略，并日夜以电话指挥军事。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我，认为以重病之人，负此重责，非但公私有害，且为极残忍之事。主席对我更为关怀，曾派飞机送名医戚寿南到瀋诊治，认为非有较长时间休息不可，主席亲临瀋阳，见我力疾苦撑，恐于公于私均有不利。回京后，即电召我回亦疗养，并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军事责任。卫到任后，东北付託有人，我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离瀋飞京，旋即转沪就医。

卫在东北，前半年尚勉可维持，到了十月上旬，共军猛犯锦州，採用了所谓「三合一」战法，即锦州一破，瀋阳、长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捲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不守，二十三日长春陷落，共军以钳形攻势合围瀋阳。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余万人，从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击，企图收复锦州。廖所部皆国军之精锐，但仍迟迟不进，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时行动，遂被共军击溃于辽河西岸，全军尽覆。共军乘势合围瀋阳，瀋阳守军不战自乱，至十一月二日，遂为共军所陷。东北亡。

雅尔达协定，是使东北陷入敌手的远因，铁案如山，殆属无可否认。不过雅尔达协定，并没有出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协议，如说东北为华北的屏藩，东北不守，始造成华北以至整个大陆的不守，虽亦可言之成理，但这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我不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反躬自省。

至少东北之亡，我是不能辞其责的。无论站在参谋总长的立场，或是行辕主任的立场，我都要负一大部份东北沦陷的责任。所可问心无愧者，就是我已尽心竭力而为之，未敢丝毫怠忽职守，当胃出血病况严重之际，至不惜继之以死，如是而已！

大陆究竟是怎样沦陷的？

蒋纬国^[4]

国际、国内环境所发生的影响

先父检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称：

我许身国民革命，已49年，从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係《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一份《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徵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而使其称快而已。我们中国处世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

由此可知，我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受到国际间的阻力是如何的险恶！以下事实的披露，更可提供作历史的见证。然而本人又为何反其道而要揭穿其中之关键呢？一则时间上已过去50年，历史要作新的评价；二则应重估西洋人心态之本质和特性；三则从其国防和外交的自我需要，这就是我要从其人缘和史缘方面检讨，始能了解平心而论其真相，从而入手，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之根本。因为西洋人之个性直言其隐，说穿其对与错，得与失，只要说得对，他们反觉得我们的诚恳；我若谦恭，只说己过，西方人亦尽以过失加诸我方，反以表面之功尽居诸己，以为一切成功，全因自己之能力运用得当，而得之自然，引以为得意。虽在西部开发中，曾一再欺骗红印地安人以求胜，事后有人引以为耻，但最后仍以力克服，终将之逼至最贫瘠之地而困居之。又有何人同情！可见白人之自大，为乱世之又一因素！但平心而论，以东西方之团队能力，和合作精神，人缘与史缘战略之东方人证诸近代史实，确实逊人一等！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我认为一方面应把握先父之基本精神，一方面还应从史学家诚恳之本质入手，久之必能化敌为友，本文决无刻意重新掀起旧恨新仇之意！

抗战后至戡乱期战争形态之演变与国共战力之消长

一、战争形态之演变影响整个戡乱形势

当先父发现中共缺乏诚意与政府合作，拟即发起全面剿共时，因当时中共力量，实不足以与政府抗衡，美、苏、英三个列强，唯恐抗战胜利后，先父领导的中华民国强盛起来，将影响他们在亚太印洋的权益，乃一面全力援助中共，一面百般阻挠国军的剿共行动。苏俄则以军事装备积极编训中共军队，充实共军战力；美国则运用调停小组与美援政策，拖延国军反击时间，以利共军能获得充份的时间，从事整补与训练，建立足够的武力打击国军。而中共呢，则配合美、苏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的心理攻势。易言之，美苏一唱一和，中共唯命是从。因此，中共方面，来自三方的力量（包括中共本身），扩大了中共叛乱势力。而国军方面，则受到三方面的压力，包括美、苏对国军的打击，与中共的宣传，同时，中共配合了美国政府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口语的心理攻势，野心家及动摇份子附和和鼓譟。先父为了但求美援救国，有助于民，乃于1949年元月21日宣告引退。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立即废除动员令与戒严令，释放被拘捕的叛乱份子，并派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结果是中共扣留和谈代表，宣布战犯名单，大举渡江南下，戡乱战争完全崩溃，使中国大陆沦入铁幕。最后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纸《白皮书》，明白地公告：「中国大陆的沦陷，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美国不负任何责任！」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恶劣情势下迫使国军剿共的力量，不论政、经、心、军，都面临在複杂的环境中奋斗，日趋劣势。已如于前述，其中有一点最大的关键因素，值得在此一提，中共特别重视宣传，不择手段对国内外知识份子下工夫，长期诬衊先父与其领导之政府。因而不少中外偏激的学者，均相信中共的说法，如国内的民盟人士罗隆基、闻一多等；国外的费正清等。而一般社会人士总以为学人说法应可信。但此批人士发言均做了中共的应声虫，遂致我中央政府陷于孤立。而将大陆陷共的责任，完全归过于先父一人，这很不公平。因为满清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因循敷衍；民国成立，风气稍改，但旧习虽除，行政效率自然不理想。先父虽积极推动，一人又安能短期内改革社会风气呢？

蒋纬国

二、抗战期间美援华政策错误

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负自由世界兵工厂的重责，厥功实伟。但因为它在战略上决定先集中力量于欧洲以击败希特勒，所以亘战争全期，美国运往海外的作战物资，98%用于欧洲（包括对苏俄的援助）及北非战区；用于太平洋战区者仅为2%。而这2%中，大部份为麦克阿瑟元帅麾下美军所使用。中国战区所分配到的仅为其中的1%，亦即为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总数的千分之二而已。更何况这千分之二中，还包括在华美国军事人员的行政费用。而且美国战时的对华军、经援助（租与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才开始，那时中国已经进入抗战的第六个年头了！但不意在大战辛苦地结束并获得胜利后，美国竟然以她优厚的经济潜能以其「给与不给」来威胁和要挟中国！期望压迫我中央政府执政党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而当时的中共还仍是苏维埃的中国支党部企图赤化中国。真是雪上加霜，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心和士气。

战时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在其国会中对此曾有公正的评论，他说：「如果我们决定先击败日本，而把98%的作战物资运到亚洲，请问英国能否存在？而俄国人又能守得住斯大林格勒吗？」战争末期曾在中国战区服役两年的魏德迈将军（Gen. Wedermeyer）也曾指出：「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得手之时，已对它的战争潜力有了警觉。因而日本军阀提供优厚的条件与先父议和，但他坚持抗战到底！如果先父接受了日本的条件，日本人就可以从中国战场抽调150万大军去对付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所以他说：「我所认识的蒋委员长是坚强的伟人，也是忠实的人。他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邦，决不背弃盟友。」（1975年4月，魏德迈将军追悼蒋委员长谈话。）如果说蒋介石元帅和他的军队不认真作战，那么当麦克阿瑟将军退到澳洲时，日本横扫太平洋，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躺在海底」（美国前众议员周以德语），他为何不接受优厚的议和条件呢？若果真如此，日本不但可以抽调150万精锐军队转用于太平洋，且可得到中国广大人力与资源的支援，那对美国、对自由世界，可真是严重的灾难了！因此，在战争中期，他被推崇为世界性的伟大领袖。因为他领导中国军民不惜鉅大牺牲代价的艰苦抗战，与其卓越之战略指导，对自由世界实在具有决定性的贡献。所以我曾经以史家的客观立场，以严谨的态度说：「惟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元帅才是伟人中国之伟人！」

三、美、俄联合协助中共军队发展，使国军战力逐渐落后

苏俄于〈雅尔达密约〉签订之后，对日本的作战却迟迟不肯参加。事实上直到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到日本广岛之后，苏俄看準时机，突然于8月8日，也就是原子弹投到日本的第三天，日本决定投降的前两天，才正式对日宣战。同日苏俄三个方面军158万大军，西从外蒙、北从黑龙江、东从乌苏里江拥入我东北（日军之前进攻势基地）。其战力远超过日本关东军10倍。其部署一如1939年9月1日，德国希军攻波兰之态势，顺钟向转90度，以多重之钳形攻势，完成其战略目的！那显然不是为了对日本作战，而是要对付中国！当时日军在「关东基地」只有旧式小口径炮3704门、战车600辆和战斗机230架，而苏军开入者为新式战车5556、战斗飞机1444架和野炮26137门。而且在日本已经向国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还将后贯部队拥入我国境！

俄军进入我国后，将100多万日本军民俘虏而去；又拆运了当年价值30亿美金的工业设备（以黄金价格折算价值约为1990年代中期之450亿美元）。同时以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全部装备与美国援俄抗德之装备。再加因其时德已投降，但尚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靠近中国北疆如伯力军区的美製装备不计其数。苏俄又将其158万部队中抽出30万至40万部队的装备，编训了中共100万新军（计东北野战军林彪部约30万、华北野战军聂荣臻部约10万、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部、华东野战军陈毅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部各约20万）。当时中共之林彪野战军（Field Army）业已同步开进我东北地区；其指挥所设于黑龙江南岸之佳木斯市，直接与苏俄军协商接其俄、日、美造之武器装备及机动设施；并由派军（士）官协助中共编、装与训练。复配合美特使马歇尔将军以调停为藉口；并以美援政策迫使国军裁军，不得有效追击败退之中共部队；以助中共扩大为全面叛乱！

四、美苏联合以政、经、心力击溃我军力

当我们最需要军经援助的时候，我们的盟邦美国，以停止美援或迟缓美援为要胁，迫使我们接受〈雅尔达密约〉的既成事实；中止了1942年开罗会议中协议之装备中国新军90个师（当时已运抵中国装备了35个师，且尚缺乏支援机动作战之设施与干部教育！）；并取消了结束战争时负责空运国军抢先至华北、东北地区的承诺；且干涉我内政，压迫我们与叛乱的中共停战和谈，组织国共联合的政府，束缚我们的戡乱战争。苏俄此时业已将其部队推进至我东北，依〈雅尔达密约〉驻守旅顺与大连二港，阻我国军以水路赶往东北接受日军之投降。国军迫于状况紧急不得已乃将所有的30个精锐的美式装备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接收领土。时美特使马歇尔于1945年底来华，迫我与共党谈判，并建议组织联合政府。国军开抵东北原为接收，终成对中共作战。而当时破烂之共军则躲至苏军之后，或避至鸭绿江南，受苏军与北韩之掩护。而美之「调停」人又大喊停战，等候三人小组（中国、美国与中共）之谈判。待共军获得苏军之支助且分别进入战略要点（攻者必经，守者必固之战略要地）扩大其全面叛乱，突然反击，美从不叫停。如国军反击而突入敌阵将近捕歼共军时，美以和谈与停援的要胁要求停战。

其间限制国军行动，并宣布自1946年8月起对华军火禁运。两年之后这批美装师战力消耗殆尽；国军除少数撤回外，大部份为中共吞灭。在东北地区之中共军（林彪部第四野战军），一面得到了苏军之支援，一方面吃掉了国军30个美装师并收编约30余万伪满洲军后，势力坐大。特使马歇尔反甩手回国，并向国际指责中国政府为腐化无能，他已无法帮助。1948年7月，76余万共军入关南下，北平、天津、徐州、蚌埠相继陷落，戡乱战争的形势乃告逆转。其间国军前后方将校自亦有错乱之过，但在国际大战战略大势已定，在战后政、经、军已经衰竭，军民均已疲乏不堪之际，且在国际大战略以及内部叛乱之箭头均指向当时战后第一届民选总统、当年之蒋委员长时，中国岂是以一国之力可能抗争者！或仅以武力及忠勇之人力可以挽回者！果然，亦只是拖延时日而已。

事实上早在史迪威将军（Lt. Gen Joseph Stillwell）指挥在东方之美军并兼中、印、缅战区先父之参谋长时，曾有外国军官，多次想下毒手谋刺先父，幸天佑我国、我民、其阴谋从未曾得逞！

在马歇尔返美后，全国已造成疯狂心态，说「蒋介石不下台，美援（指军援与经援）不会来」，先父默默然完成离职手续。他卸职后为了息事宁人，保国于当时之状况，救国于未来之远图，一面以党揆与黄埔之身份和关係，先则亲至各处完成战略撤退之诱导（以自己为饵，诱敌西进，迅将政府兵力与民间工商播迁台、澎、金、马）巩固日后之反攻基地；对美则不作政、心之反击或自辩，以待日后美政被共谍渗透之状况好转，再建中、美大战略之关係。

（本文摘自蒋纬国撰《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台北青年日报社出版，1997年10月初版，下同）

蒋介石慨叹兵败如山倒

宋希濂^[5]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四日，参谋长顾祝同派专机送我与关麟徵去奉化溪口见总裁。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在丛林中的一栋小平房——蒋母坟旁的坟客住所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已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裏，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徵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宋希濂

二、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徵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衊。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国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不堪回首故国月——大陆沦陷省

陈立夫^[6]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原则。殊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是离间国共合作关係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陈立夫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按：即着名的山西「新军」投共事件。但陈说数量有误，投效中共反政府武装的山西「新军」数量不止「好几团」），事后，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陕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係，军队常有往来，并因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庆时毛泽东来访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抵重庆，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係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毛来后，除谒见蒋公外，并拜访党政重要有关人员，我亦被拜访之一人，毛来敝寓高庐相晤，我之会客室一墙角，曾被日机投弹炸坏，尚未修竣，且会客室坐椅均陈旧破烂，有所不恭，寒暄后，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颇为惊奇，盖他人对其来渝，均十分客气，唯我则例外也。

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集世界各种主义之所长，而又合乎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经其融会创造而成者，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以增强次殖民地之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而共产主义来自侵略吾国之苏联帝国主义者，须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种侵略为最危险，不可不慎也。其实此种思想，在我国二千四百余年前之战国时代，已早有之，许行、陈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则以劳心与劳力同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视之为异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读过四书，当能记忆及之，中国人民，已受三民主义之赐，获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国家已列为五强之一，不平等条约除苏联外，均已取消，绝不会再愿意去做苏俄的顺民，所以我敢断言，共产主义，绝不容于中国人民，而终被埋葬，而且中国历史之外患，大都来自北方，北极白熊兇狠残暴，不容轻视，不好玩的，为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列强之战场，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义才对，所以我根本反对共产主义。」

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于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于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于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佔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于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谍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裏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功劳，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按：指军政当局负责人陈诚）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裏去算了！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产党那边。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裏去，才是正当办法，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我们失去大陆。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当日本人佔领了一地区，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元换取我们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币一元，他们用这种方法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万元法币，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燕窝的酒席，才不过三、四块钱。在沦陷区，可以用一万元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人民感到并无吃亏，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他发行一种伪币，此时一万元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乃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

再举例来说，抗战初期，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大夏大学，他们都在上海，没有钱迁校到后方，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这样看来，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这句话就是「民穷财尽」，到这时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错，可使民也穷了，财也尽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

换句话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佔这种便宜。人民有五千块伪币，政府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不应该佔人民的便宜，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于两百块使用，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军事上失败，把游击部队放弃，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部队；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要是我写历史的话，我一定秉笔直书，陈诚和宋子文应该为丢掉中国大陆给共产党负最大责任。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错，影响大得不得了，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抗战期间，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係，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因此便用他。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也用他，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宋当心这个人，但孔先生因同乡关係，很信任他，便不听党裏的劝告。宋子文从国外回来，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其中，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我曾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我说：「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现在要还本兑现，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主席蒋公说：「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你不要怀疑他。」我又说：「有些老妈子、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现在要还本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给他打六折，太说不过去了。」总裁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

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係的。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黑市比官价还要高，可见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以适应市面需要，并以盈收对第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维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图，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政府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孰料到期后，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实在太没道理了。从此以后，华侨对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也未予採纳。从这些事实看来，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

检讨起来能怪谁呢？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败，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使我军事受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其害太大！

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

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书信都用英文写，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议。孔祥熙先生卸任时，移交给他很多黄金，白银也不少，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人心惶惶，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工会罢工，商会罢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设法平息风潮。

我到上海后，邀工商社会人士进行调解。他们说：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张，不合乎我们的国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当即表示：大家要冷静，我们慢慢想办法。我并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讲的是：「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大意是说，外国人在上海经营银行，其制度是特别重视商业，他们把我国农产品以廉价收购运回本国，加工后再以高价工业品卖给我们。这可用三句话说明外国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政策，那就是：「不管农业，敷衍工业，特重商业。」但我们应採取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应该是扶植农业，提倡工业，顾及商业而不能以商业为中心，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因此，我批评现行经济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

演讲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等各大报把我的讲词刊出来。那时宋子文先生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听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后，令当时任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梦麟先生，带了报纸到庐山向总裁告了我一状，说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当。

总裁当即打一电报给我，他很客气的说：「立夫兄！你对金融有什么意见可向我说，不要对外发表。」于是我拿着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说：「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骂了你呢？还是帮了你的忙？请你花十分钟仔细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后说：「你没骂我呀！写得很好嘛。」我说：「在我的演讲中，我仅说明过去几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袭外国而仅注重商业，于我国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议以后金融政策予以彻底检讨，加以改革，这是替你解脱的，不料却引起你对我的误会，我要离开上海回南京了。」

他说：「你别走，明天我请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负责人在中央银行开会，特别请你发表演说。」以宋氏骄傲的个性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说：「回南京我的票都买了，已不能再耽搁。」但经其再三恳切的挽留，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连夜邀请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领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银行开会，我演讲时仍强调日前我所讲过的三民主义经济政策，并指出目前我们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多少年来带来吸我们的血的制度，极不适合我国的需要；这当然非宋院长的政策，但今后望其能针对积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

我的演讲历时四十五分钟，宋氏始终很虚心的坐在主席位子裏听讲，据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听人讲话，是罕见的事。我讲完了，他并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讲中还强调：「我非学政治经济与银行学，只是站在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立场，希望改革现行金融制度，以适合国家社会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罢工罢市反对宋氏风潮后返回南京。待总裁自庐山归来，我即写一报告历述上海见闻以及平息风潮经过给总裁，并指出此事件暂时虽已无问题，但目前我国金融政策已届危险边缘，亟应研究改革。总裁看了我的报告后，当即命令成立一「经济改革委员会」，且令我担任主任委员，刘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该会委员之一，另有学者专家多人参与。宋氏按时出席开会，在他这位一向骄傲的财经专家来说，是颇不容易的事。嗣经拟订一经济改革方案并依法定程式通过，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给总裁交由财政部门执行。

我想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总理是经济长才，而非军事专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们还不至来到台湾。回想起来，无限感慨！

（本文摘自《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

太原沦陷省思

阎锡山^[7]

锡山今天奉命报告，谨就山西作战的经过，检讨错误之所在，及个人对时局意见，报告如下

作战的经过：太原第七次保卫战，于四月廿四日早八时，连络中断，情况不明，卒未能达到中央期望，至深惭愧，溯自四月九日共军开始第七次分路向太原外围据点攻击，至十六日，我外围据点，除城北兵工厂城东北卧虎山城东南双塔寺等据点外，余均被攻佔，十六日起，对城垣实行四面总攻，共军兵力，正规军增至十四个军，另有地方部队二万余人，十六日至廿四日九日间，共军以人海兼火海战法，并以多数重砲，发射大量燃烧弹，毒气弹，城内起火先后六百处以上，虽均经扑灭，但毒气预防，尚少準备，以致军民死伤难以数计，自廿日起，城内供给水电设备，悉遭共军砲火破坏，共军复集中大量高射砲，阻止飞机投粮，以故十八日以后，部队补给，几等于中断。

阎锡山

太原之所以能守较长时间者，第一是中央的支持，不惜巨费，空投食粮，第二是共军由抗日战争开始，其党政军移入山西，工作强而时间亦长，先甜后辣的措施，人民认识深刻，故与共军的作战意志甚坚决；第三是国军抗日，曾与共军比肩作战，吃暗袭之亏甚多，痛感亦甚深，故能军民一致的奋斗，所以普遍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况瓦而不全，更贻笑历史的认识与决心。

检讨错误之所在：

自太原连络中断后，窃自检讨，此次失败，军民毫无遗憾，仍属锡山领导不够。

第一、对共党认识的不够，共党以侵略世界为目的，认我们为基本敌人，他以欺骗他的敌人为正义，以自身的需要为真理，所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以寻常敌人视之、致遭失败。

第二、战略上的错误，我们是以军事战略为作战的目标，共军是以政治战略为取胜的方略，我们忽略了民众组织，没有建立起民众情报网，不祗不能使我们长起千里眼、敌人成了双瞎子，反使敌人长上千里眼，我们成了双瞎子，分散开，敌情不明，被敌打死；集结住，粮无来源，只有饿死，就成了敌人以五倍以上的兵力，夺取我们的一个据点，我们的部队小，敌人以战术增加夺取，我们的部队大，敌人以战略增加夺取，敌我情势，我常昧而敌常明。共军尤以打援为第一手段，我屡次吃亏，此为我晋中区作战致败之一大原因。

第三、对共军火力估计的不够，过去共军攻我以人海，我们尚可制之以火海，最近太原战争，共军火海，反较人海为得势，此为估计的错误。

第四、军民生活的困苦：军食虽始终赖中央空运接济，惟天候影响，难免时有不继，且部队除食盐外，副食毫无，以营养缺乏，半数以上士兵，患夜盲症，其间幸有联勤总部药品救济医治，稍收效果，而军官家属，啼饥号寒，亦甚悽惨。人民则自去年入夏以来，食粮来源即告断绝，糠为豆饼，成为主食，最后草根树皮，争取之以充饥。但人民仍做工送饭，冒炽烈砲火，死伤枕藉，甚少怨言；部队忍饑受困，仍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军民因对共党认识清楚，而一致能作最后之支持。此种忠勇爱国精神，益增锡山之感愧，但此不能不说是事先準备的不够。

第五、土地政策之改革，能防患于未然，不能消患于已然：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劳动平等的经济政策，晋省试行之兵农合一，除解决正式土地问题外，并得到兵员的稳定，与建设的协助；但共党所取的土地政策，是攻击性的造乱政策，按人的能力，及对彼之倾向与利用程度的高低，给以代价，纯粹是造乱的目标。若在祸乱未起之前，施行兵农合一政策，能收防止造乱的效果，待乱已造成，我与彼相比，则相形见绌。譬如树林已成，羊群入内，树株尚易保护；若苗圃甫种，羊群即入，则难以萌芽；固然土地问题之解决，亦曾收相当之效果，但未能充份发挥。

第六、肃清共谍，虽尽绝大的努力，尚感不够：列宁曾告其党员说，对政敌的一分宽恕，即是对同志的一分残忍，以故彼处置政敌，以残忍为正义，宁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是国家，守法律，尊舆论，肃清伪装，费力大而收效小。太原陷落前，战争至最激烈时，在偏僻小巷中，尚扣获有贴欢迎共军标语的伪装份子。

以上六点错误，均係锡山一人才智不够所造成，深觉愧对本党愧对国家，愧对太原忠勇的军民，至为疚心。

个人对时局意见：

第一、历史上每次造乱之手段，质言之，不外是夺取民财，强用民命。共军夺取民财强用民命，是集历史的，而跑肿腿磨破嘴欺骗的方术，与赤化恐怖无情的手段，尤为超历史的，故能使愚者从而智者惧。再加之以欺骗的鼓舞，残酷的威吓，组织民众的强化，用富人之财，贫人之命，组织情报网，情报灵通，在作战上，发生了空前的效用，我强敌则避，我弱敌则攻，致成兇猛之势。我们今日最要紧的是重新考虑战略，所谓知彼知己，适当处理，方易补救。

第二、目前当务之急，要下定决心，领导奋斗，首要坚定将心，稳固军心，财政上急其所急，经济上实行平民经济，行政上与民合谋，放政治于民间，解决人民的痛苦，争取人民的同情，使人民自清自卫自治，得到自保，而实行互保，奠定人民的政治军事基础。

第三、团结奋斗，团结须认识一致，行动一致，方能收群策群力之效，欲认识一致，必须研究，检讨，辩论，由明辩是非，做到认识一致；欲行动一致，须建立轨道，确定制度，实行表决制度，则有可循；有表决则可定于一，以免主张不同的人，退有后言，然后，事专责成，以免推卸，自能行动一致，众擎易举。

第四、政府与本党以恳挚之诚意，极大之忍耐，谋求和平，未得共方之接受，证明共党必欲赤化全国。按中共四月四日宣言之意旨，不祇赤化全中国，更要赤化全亚洲，将来侵略和反侵略大战时，以此广大之土地，作游击战之根据地，亦即控制广大之土地，作为彼时大战之泥淖，使那时逼侵略大军进退失据。我们应向向来友好援助之友邦与反侵略之国家声明我们希望和平的至诚与忍耐的经过，并应肯定的说明中国不是内战。如是内战何以有大量中国以外的共产军参加作战？我们不是内战确实是反侵略的前锋战。我们更应公诸世界，诉诸联合国，以明真相。

第五、窃幸抵南京后，同志等均感到利害一致，目标一致，最后和战认识一致，行动亦渐趋一致；道出上海时，亦感到以平津惨痛教训的影响，社会上认识转变，部队上士气亦旺转；来穗后，深喜上下意志奋发，确有革命策源地的精神。我们今天尚有五份之三的土地与人民，只要领导得力，联合各党派及无党无派的革命青年，爱国的志士，一齐总动员，本整体的精神，合作分工，工作目标，指向乡村，与人民利益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军保民，民助军，政卫民，民养政，人民之所需要，政治上之所施为，一切设施，不祗要得到人民的同情，并且要成为人民的要求，政与民打成一片，使人民自治自清自卫，得到自治，军有援，政有恃，自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走上军事第一，保民第一的途径，不祇可以巩固，而且可以开展。

第六、谈和不成，我们不必惊异，共党为世界的革命党，他是以夺取为正义，无论和战，他的目的，均在夺取，和平之夺取，更为残酷，波兰捷克等国有显着的事实；即以北平而谕，已陷于惨酷之境遇。事在人为，世有明训，自助才能得到人助，尤为不易之理，我们现在应竭我们的人力物力，努力奋斗，以待反侵略国家之考虑。

锡山久在地方服务，对中枢一切生疏，聊述愚见，藉供诸同志，并请指教。

（本文係阎氏于1949年在中央纪念週之报告词）

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

主任阎钧鑒：

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係五月一日离并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

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係于四月九日开始，至廿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砲火之多，出人意外，计山、野、重、榴弹砲及火箭砲、高射砲轻重迫击砲三千余门（迫击砲中有一种砲弹很长的，据军人们说，係德国所造，一种粗而短的係敌人自造，两种威力均甚大），并纠合河北、河南、晋北、晋南民兵约廿万人，名为抬担架，抬棺材，实则均参加于人海战术作战。十九日以前，我军凭藉碉堡与敌英勇作战，敌死伤甚众，军民均兴奋。自十九日起，敌人大量使用火箭砲，将我碉堡逐次击毁，廿一日逼近城垣，敌人复发放大量燃烧弹，毒气弹，并毁击城垣，军民在砲火下，救火堵城，死伤无算。由廿一至廿四日十时城破时止，砲弹无一刻停止，其发弹之多，无人能为精确之估计，有谓四五十万发者，有谓六七十万发者。敌之人海战术，我军尚能抵御，敌之火海及火箭砲实为我军之致命伤。截止廿一日赵军长恭在战场上殉职，高军长倬之在双塔寺因伤被俘，刘军长效曾，韩军长步洲，因被渗透之匪军隔至城北阵地，失却联繫。廿二日敌复由榆次增加由北平方面调来之精锐部队，约二万余人，后集中砲火，轰击大东门以南，及新南门以西之城墙，至廿四日上午七时半，南城被攻破，九时东城被攻破，敌遂入城。

城内部队，曾在各街与敌巷战，英勇抵抗，尤以侍卫队、特务团在鼓楼街，布弓街，洪鑪台与敌巷战，战况至为激烈，敌啣恨放火围烧洪鑪台，侍卫队，特务团五千余人，伤亡殆尽。至廿五日午后，始结束城中心巷战，城东北与西城部队，亦于当日下午大部损失净尽，闻有一小部份突围，但人数及率领人不详。

此次失利的主因：

一　敌人人海，我们当能抵御，敌人火海，大出意料之外，其发砲之多，无论何人，不能估计，有说四五十万发者，有说六七十万发者，最致我们死命者为火箭炮，準备下的碉堡大失效用。

二　据说飞机前后约去过四五架次，以受敌人高射砲的制压，亦未大显效用。

三　食粮缺乏，自钧座赴京后，食粮运输机每日平均不足二分之一，以致部队食粮不足，由人民家中徵熟食补给。

四　士兵副食不够，夜盲者在半数以上，夜间不能作战。

五　作国防工事的工人，疏散出去，敌人集合为渗透之引导，此实係我们的一大失策。

以上五因实为我们失利的最大因素，而又以敌人的火海及火箭砲为我们的致命伤。

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岚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山西籍妇女国大代表兼任山西保育会上任，慈惠医院院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燬。

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台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卫队若干人自杀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

敌人入城后，利用过去被俘之无耻军官，组织识别队，巡城大肆搜杀七日，将我公教人员文武干部，全部搜捕，一部扣在公安局，大部送至万柏林。

我各工厂于陷敌手前，虽行破坏，惟时间所阻，未能澈底；陷敌手后，虽集中砲火破坏，但破坏情形如何，未能详悉。谨此呈报，职等行止，并乞示遵。

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

张克寒（县长）

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

薛国俊（省府视察员）

仝叩

注释

[注1]本文摘自蒋氏1950年1月5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原题为〈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注2]陈诚（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黄埔军校上尉教育副官、国民革命军连、营、团、师长，剿匪军第二路指挥官、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东南军政长官等。赴台后，两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与国民党副总裁，是蒋介石身边的心腹重臣。

[注3]国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战败自戕于孟良崮。在其死前数日，曾有一封呈报主席的信，对于检讨剿共失败方面，颇有所见。内云：职师进蒙阴后，匪乘我立足未稳，大部集结，期殄我于主力分散之时。幸我佔取山地，集结迅速，未为所乘。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媒，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注4]蒋纬国（1916-1997），浙江奉化人，係蒋介石次子。东吴大学物理系肄业、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曾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空战战术学校、美国指挥参谋学院正规班受训。回国后历任国军排、连、营长、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第五厅厅长、装甲兵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三军大学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联勤总司令、参谋本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上将主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中国战略学会理事长、总统府资政等。曾参加黄河与潼关抗日战役，亲自高射击中日机一架，也率装甲兵参加过徐蚌会战。晚年力主移其父灵柩往大陆故土安葬。着有《国家战略概说》、《反坦克及反空降作战》、《台湾之战略价值与光复大陆》、《陆军如何在战场上维持战斗效力》、《我的父亲蒋中正》等十种传世。

[注5]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历任国军连、营、团、旅、师、军长、卅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任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时，兵败于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拔枪自杀未成，遂被俘。监禁十年后，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获中共特赦释放。一九八〇年赴美国依亲养老。着有《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注6]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北洋大学毕业，美国匹茨堡大学採矿学硕士。自1929-1949年，陈果夫、立夫兄弟操纵了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管理支配权，陈立夫创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调查处、中央调查统计局，在全国各省、市及公路、铁路均设置分支机搆，全盛时期员工达20万人。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48年孙科组阁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大陆易手后移居美国19年，1968年回台从事文化工作，历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总统府资政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孔孟学会理事长。着有《四书道贯》等。

[注7]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县人。太原国立武备学堂、东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年举义旗光复山西，被推为山西都督，此后统治山西卅八年。其为人深沉机变，肯用思想、擅权术，尤好标新立异，如兵农合一、物产证券、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铁军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但一切不离自我中心。历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军委会副委员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自1947年五月起坚守太原近两年，为戡乱战事中最为悲壮之一幕，城内居民死伤近四份之一，几无一所完整房屋。着有《中国政治与土地问题》、《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