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有多副面孔，自豪只有一副

2011年是“9·11”事件十周年。十年前的那天晚上，我没上网，得知“9·11”事件的消息是在第二天上午的课堂上。教现代化理论的老师宣布纽约世贸中心被飞机撞毁了，教室里立即一片欢腾。我立刻被这种气氛感染，一起喧闹起来。这样的回忆和情绪，我相信在同龄人身上普遍存在。

中国人乐于看到美国人遭灾的原因显而易见，就在“9·11”事件同年的4月1日，美国人的EP-3侦察机摸到海南岛附近搞电子侦察，和解放军海航J-8II战斗机相撞，我们的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这样的侦察飞行，美国人不是第一次干，也不是最后一次干。几十年来，美军飞机就在这片空域常来常往，在中国领空的边缘挑衅中国主权。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中美多次在附近打过空战，海航的战斗英雄们空中拼刺刀，在高速的缠斗中一直开炮冲到离美机仅29米处才将其击落，创造了喷气式飞机作战的最近距离纪录。美国情报人员因此提醒飞行员海南岛是个危险空域。

当然，十年前反美情绪更加深刻强烈的缘由是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机轰炸事件。当天晚上，我在广播节目里听到一个中年人打进电话，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不会忘记这句话，我会一直记得广播里听到的这个声音。这次事件，对于我们这些80后来说，比上一万节政治课都管用。

其实，天真地膜拜世界上最先进强大的国度，觉得这好那也好，是人之常情。我自己就是从小看“米老鼠”和“变形金刚”长大的。我觉得美国同一个家族出的两个罗斯福总统都很不错。我喜欢好莱坞女星泰勒和梦露；我听卡伦·卡朋特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我觉得《绯闻女孩》这样的炫富片里还玩点阶级分析很有意思；家里长辈曾经说我应该在美国读书长大。我们这一代人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能感觉得到是美国主导了自己生活的世界和历史阶段。美国很好很强大，这是事实。

只是人面对事实会有不一样的心态：美国很强，所以中国就要依附美国；美国很好，所以我就要去美国，这是一种心态。美国很强，所以要反对其霸权；美国很好，所以要学习其长处让中国变得更好，这是才一种好的心态。

不过国际政治的分合纵横远相当复杂。当年越战把美国坑了个半死，苏联大获其利，结果中美接近以制衡“北极熊”。21世纪，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美国人主动拉近了中美的距离。

2011年的今天，我对美国既没有强烈的爱，也没有强烈的恨。当年，我在电视中看到被B-2隐形轰炸机炸毁的中国大使馆，也在电视中看到过纽约世贸大厦如火炬般燃烧。十年后，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中国的隐形飞机一飞冲天，也看到了塔利班击落海豹六队MH-47直升机的视频——仅仅在这支特种部队杀死了奥萨马·本·拉登一个月之后。

从隐形飞机到隐形飞机，从拉登到拉登，这十年对中国是一个时代的了结，对美国也是一个时代的了结。有一种说法，真正的21世纪应该从美国陷入债务泥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的2011年算起，之前的十年只是20世纪的尾声。

中国兴盛发展，美国空虚衰落，世界大势仿佛突然就转了风向。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崛起不是2011年的突变，而是一百年探索、六十年积累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发展持续一年快似一年，今天的渐变相对于过去是一飞冲天的突变，今天的突变相对于将来只是起飞滑跑的渐变。我们已经在蓝天飞翔，我们依然在跑道上滑跑。

同样的道理，美国也不是近几年开始衰落的。美国的战略后撤，后面拖着40年来去工业化的轨迹。“9·11”事件是美国衰退的象征，但绝非起点。60年前，美国垄断世界金融和工业霸权，正当极盛。那时的白宫搞个“马歇尔计划”，用开支票撒钱的小手段就把欧洲摆平了。今天美帝嗅到了帝国末世气味，四方骚然，借钱用兵，诸侯惧而忌之，忌则离之。像中国这样天下之内，诸侯之外的势力，美帝当然疑虑我们有以周代商，逐鹿问鼎之心。于是，奥巴马见达赖、扶植印度、在南海鼓动小国动手脚、在东海怂恿日本发难，这些都是防御措施，处于攻势的正是中国。

有些人把美帝的前出防御想象成围攻，把中国伸展肢体解读为软弱；又有些人很高兴自由世界对邪恶中国的遏制，每天高呼中国崩溃论。一个喊狼来了一个盼美国爸爸，两种声音其实都是对形势和趋势的迷茫无知，以及更根本的民族自卑感。

民族自卑感，无论表现为虚火升腾的民族主义，还是亲美反华的民族虚无主义，都不可能真正理解和适应今日形势。自卑感的产生来自于贫弱受欺的中国近代历史，自卑感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世界和中国当代局势的无知。自卑感的克服不能靠十年尺度的历史观察。我们不能带着自卑走向未来，既然自卑和历史观纠缠在一起，那我们就应该回顾过去百余年的世界与中国。

19世纪太长，长得让人沮丧；20世纪太短，短得令人心慌

21世纪始于2011年，1991至2011年的20年算是个中间期，前后十年以“9·11”事件为转折点。向前追溯，世界历史中“漫长的19世纪”，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77年，则是历史学者所说的“短暂的20世纪”。

让我们从19世纪开始回顾，那是自卑感的源头。

中国的19世纪并不始于1789年，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清乾隆五十四年。在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乾隆皇帝正准备来年接受臣民恭祝，万邦朝贺，过自己的八十岁寿辰。过了两三年，长寿的乾隆皇帝获得了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他的大将福康安飞渡万里关山，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后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抢关夺隘，兵临加德满都城下，迫使尼泊尔人称臣纳贡。帝国武功到此至于极盛，连远方的阿富汗酋长都向乾隆帝进贡。没过几年，中国腹地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等战乱。这一切依然是中国古典的模式：王朝在汉武帝、乾隆帝的赫赫武功中达到顶峰，但官吏腐败，人民困苦，流民聚众而叛，王朝盛极而衰。

清王朝走向衰亡，是按照中国历史自己的周期律。但到了1840年，英国舰队万里远航，来到广东海面。日不落帝国的新一场殖民战争开始了，中华天朝兴衰轮替的古代历史结束了，工业化武装的西方资本主义向一个庞大的社会和古老的文明伸出了触角。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滑入了从失败走向失败的19世纪。

这场战争的某些细节直到今天会让中国人感到沮丧。英国舰队在全不设防的中国海岸自由巡航，沿着海岸北上可以任意选择地点登陆。英国远征军只有不到两万人，打上岸来一次投入也就数千兵员，常常刺刀肉搏击败中国军队，而不是电影《神鞭》所渲染的那样洋枪洋炮打败大刀长矛。汉人组成的绿营军队早已习惯使用火器作战，但他们被英国刺刀冲锋打得一败涂地，倒是满族八旗兵偶尔尚有白刃迎敌之勇。

鸦片战争最直接的影响是国门打开洋货涌入。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组合并没有像印度那样被简单摧毁，导致了国内商路从珠江口广州转向长江口上海。两湖两广上百万人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农村破产，社会动荡，直接为太平天国运动打下了社会基础。在这场内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比1789年革命时的法国总人口还多，中国最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被战火反复摧残，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直到20世纪才恢复到战乱之前。

太平天国最终被湘军淮勇镇压平定。攻克南京之后，敢屠城却不敢造反的曾国藩把他创办的安庆军械所迁来，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给中国近现代工业打了基础，但李鸿章们用新式的洋枪洋炮维护一个旧体系的企图最终完全失败。清军有了洋枪洋炮，有了铁甲防护蒸汽动力的战舰还是打败仗，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又签了《辛丑条约》。110年前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象征着中国完全跌入黑暗的谷底。

而19世纪是欧洲列强的黄金年代。社会是和谐安定的，经济是稳定发展的，政治是温和改良的，文艺是欣欣向荣的，科技是不断进步的。在那幸福巅峰的世纪末，世界让绅士淑女们满意，他们认为明天一定会同样美好。

在霸主英国，底层工人们如今也渐渐拥有闲暇，不用再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们下班后热衷于踢足球，许多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著名的曼联，前身就诞生于1878年。

工人之上，宽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现在可以考公务员（当然，仅限男性），前往德里、新加坡、香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效力。这些新晋的绅士花费不多，就能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度假，新建的众多豪华酒店则为他们提供富人的感、幻觉，鼓舞他们向上攀爬的干劲。比之足球，中产阶级喜欢打网球。这项运动能为中上层的青年男女提供交际机会，帮助他们达成婚姻这笔合伙生意。毕竟道德仍然维持着重重包裹的衣装，只有运动能让淑女们略露出点肌肤，让大她们十几岁的绅士们由此产生性幻想，好引领她们步入神圣的婚姻。

越过芸芸众生的头顶，英国的贵人们坐拥南非的矿山和澳大利亚的牧场，投资于华尔街当美国人的债主。他们在别墅里安逸地品味印度红茶，漫步于苏格兰的乡间度过悠闲的夏日，或照旧带狗拿枪打猎，或坐自家游艇到挪威的森林和峡湾间悠游。

英法老列强在享受，新兴的美国人在西进。牛仔们去阳光灿烂的加州淘金，老板们在得克萨斯的原野上挖石油，芝加哥举办了博览会，纽约竖起自由女神像，几千万移民怀着美国梦乘船从她身边经过。新移民则差不多只能先打苦工再说，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也不过是摩根的打工仔。摩根阶层则和洛克菲勒、卡内基、杜邦们一起分享美利坚这个越来越大的超级蛋糕。

在另一个新兴的强权——德国，奔驰车、西门子电器已经面世。但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还在大卖劣质山寨货，排挤质量好工艺佳的英法产品，以价取胜。另外他们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谁都瞧不起了，20世纪的历史将会告诉他们世界上最聪明也最愚蠢的民族到底是谁。蓝色的多瑙河边，维也纳也在和巴黎一样大规模地进行旧城改造。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们首演过的传奇音乐厅被拆毁，代之以一栋栋毫无品味的工业建筑或者现代写字楼。维也纳市民的抗议毫无作用，开发商东西古今一直都是那么牛。虽然如此，但大家还是很享受这富足安定的年代。这是电话、电影、白炽灯、飞机被发明的时代，这是绅士们安逸阅读凡尔纳科幻小说，女士们准备欢呼夏奈尔时装解放身体的时代。

西方如此的巅峰幸福和中国的谷底黑暗对比，足以粉碎国人对自己民族和文明的自信，自卑感就此埋下。但就在八国联军大获全胜的时候，一位久居中国的英国殖民者赫德写道：

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国将有权利采取行动，中国将贯彻他的民族计划！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50年之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身穿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命令，这是完全不用怀疑的！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并拥有这个世界强加给它的军事力量。

赫德预言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有位经此国变深受刺激的年轻书生用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

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这个书生叫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认识到“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新一代的人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话虽然如此说，但那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首先要干的不可能是崛起，而是救亡图存、重建新生。少年即发爱国壮语的周恩来是个90后，生于1898年。毛泽东也是90后，生于1893年。朱德生于1886年，和鲁迅先生一样是80后。中国就是由他们这样的一群80后90后引领着，从1840年以来社会衰败、备受欺凌的谷底里爬出。

我们也都熟悉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二十三四岁的浙江留学生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学医，看到关于日俄战争的新闻片里中国人的麻木状况，深受刺激，愤而中止学业，立志治疗中国人的精神。农耕社会传统官绅子弟周树人(插一句说，和他同宗的周恩来也是绍兴官绅阶层出身）逐渐成为我们的鲁迅先生，成为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的启蒙者。他在那些电影画面映入他的眼中、脑中乃至灵魂中的时候就作出了抉择。

湖南才子毛泽东比鲁迅先生小一轮。如果没有遇到社会剧变的时局，颇有考试天才的毛润之很可能会一路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出将入相，做个小时候崇拜的曾国藩一类人物。可在毛泽东十二岁那年，大约和鲁迅看电影是同一年，晚清朝廷顺应工业化现代化的趋势，废除了科举制。

秀才举人如今考不成了，毛泽东只能去上新式学堂，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废掉科举，还有许多当初的童生秀才只好另谋前途，其中不少进入新式军队，比如朱德。新军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工业化战争方式组建，里面满是土秀才和海归洋学生，而不是如毛泽东的父亲参加的湘军那样，充斥着只知道当兵挣银子的文盲。带着文化知识从军的年轻人认定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年帝制该结束了，他们的选择是起义。

新军官兵们组织起来，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辛亥革命，清王朝就此终结，民国开始。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时，毛泽东还有两个半月满十八周岁，不久后他参加了湖南的革命军队。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是个什么也不会干的小书生，雇了民工给自己挑水喝。书生和民工的社会鸿沟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础薄弱。人民在民国范儿推动下“被”走向共和，幻想洋大人支援的革命志士们，读洋书的海归学生们，都看到了乱世——玩洋枪洋炮的袁世凯们掌握了国家。

辛亥革命归于失败、归于乱世，但它依然有历史意义。曾有个音乐家朋友，在私信里和我谈及辛亥革命中人的自私和肮脏，我回信说：

自私没啥，把私利转化成公共的事业，就是政治了。辛亥革命的确是有人为大家牺牲，更多的人等着剪辫子摘桃子，所以鲁迅写出了人血馒头的比喻。其实日本明治维新也这样，讲公义的人被暗杀，投机者主持了大政。当时的人也是天真以后迷惘，迷惘以后反思而有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

革命使社会在变革之中有了社会进步的星星之火。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之中，中国摸到了黑暗的历史底部，辛亥革命就是一个火光，一个阶梯。

拿破仑把大革命的果实化为皇冠。虽然贝多芬会愤怒于此，但没有大革命，贝多芬就根本没有机会先天真地兴奋，然后得到理想被背叛的愤怒。辛亥革命也一样。陈独秀们觉得愤怒，但革命能够给他们愤怒的机会，这也是进步。

辛亥革命之后，大军阀们争夺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小军阀们在各省混战。列强依靠军阀代理，在中国的土地上争斗、交易。终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易激怒了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国学生，“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起读了更多的洋书，探讨了众多的新思想。其中一部分人在1921年作出了他们的抉择，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用工业化思维武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改造颇为成功，成功到流氓们很难再当流氓。所以就在周恩来成功组织上海工人起义，把胜利果实交给蒋介石的军队后不久，国共合作在血泊中崩裂。恐惧中的流氓屠杀了大部分有新思想的国民党员，当然顺便也杀了不少共产党。屠杀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已经不复存在，退化成土豪劣绅、帮会流氓、投机政客、新起军阀的涣散联合。就这样，在1927年的春夏，流氓拒绝自我革新，掌握了权力而成为反动派。血河的另一边，学生们走出幼稚，改变道路适应现实。他们仍然坚持看上去天真遥远的理想，适应现实是为了改造现实，投入黑暗是为了释放光明。

毛泽东先行了一步，早早作出了抉择，组织农民运动。因为他正视了书生和民工、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思考并着手填平这些鸿沟，试图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贯通为一体。他和同志们组织了农民和工人的联盟、精英和大众的联盟、军队和人民的联盟、激进的革命先锋和改良的中间势力的联盟。以这些越来越坚固而强大的联盟，在同学和同志们惨遭屠杀22年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

革命胜利了，红星照亮中国。五千年历史，曾经拥有最成功农耕文明的中国从此有机会全面工业化。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意义超过了秦皇汉武的雄图帝业，超过了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更进一步说，工业化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也超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生存奋斗。

唯一一个工业化人口将届10亿的国家

新中国工业化的飞速步伐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这一快，很多人理解不了就干脆无视，还是用旧思维旧情绪面对新中国。本来，经过抗战、解放、朝鲜战争、两弹一星，国人的自卑心理和自虐史观早应消散了。经过工业化社会重建，中国已经重入世界历史的轴心。但太多人却还认为我们的伟大国度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只有中国贫穷落后，不能进步，必须依附于人，才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但中国天天向上的现实总在抽他们的脸。排开无知者的干扰，抚去百年受欺侮的遗痕，21世纪的历史正在展开，现在是到了摆脱自卑感的时候了。

面对五百年西方霸权的余威，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

中国明清两代的农地面积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量，西方殖民扩张，获得广阔空间是一种增量，所以他们超过了我们。

夺取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金山是存量，而圈地运动时代的英国工农业是增量，所以英国能后来居上。

英国的殖民争霸取得全面胜利后，日不落帝国的皇家海军和印度等辽阔殖民地是存量，新兴美国的洛克菲勒的油田和卡内基的钢铁是增量，最终美元取代了英镑。

现在，美元的吸血霸权、区区百余架的F-22机群是存量，中国的“神舟”、“蛟龙”、“天宫”、高铁是工业化的增量，而更根本的增量是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和大学生有车有房的理想。

对于我们仍然落后之处，我们应该说：因为我们落后，所以要赶超，因为我们现在标准低，所以要超标准。这是个矛盾，但我们中国过去100年就是不断克服这个矛盾而取得进步的，不然按照旧社会的标准，咱们还是人均寿命35就该满足，犯不上担心养老金问题。我们就是要继续超高标准地干下去，超过世界，超过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自信地看到，今日人类世界总的形势是存在并立的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美国，另一个中心是中国。美国是金融和海权的中心，中国是工业化的中心。比存量、比现有实力，美国的中心在上、中国的中心在下。比增量、比发展趋势，美国向下中国向上。今天美国的夕阳依然无限好，明天中国的朝阳必然更夺目。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历史上双日当空并不是头一回。一百年前，英国是金融、殖民和海权的太阳；刚刚成为第一工业国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是工业化的中心。虽然英国为打赢“一战”，已经输掉了独尊的海权和英镑，但经过20年镀金岁月，“二战”才是日不落帝国的末日。

接班的美国用冷战耗赢苏联，输掉了包养西方世界的经济，转而用金融资本剥削全世界供养其消费社会。经过克林顿的流金时光和小布什的穷兵黩武，阿富汗战争的焦头烂额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到2011年，早已当不成帝国的美帝国主义终于露了底，这又是拖延20年的发丧。

带着这个自信的总体观念，我们自然不会再到南海、日本等问题上精神自虐。世界上真正值得中国关心的事是：美帝准备怎么继续吸血？俄罗斯的核武库还有几分可靠？印度将来会如何工业化？欧盟是抱团保守还是分家？伊斯兰世界会怎么重建社会？

还有最关键的，下次产业革命什么时候到底怎样开始？

有了自信，我们就可以说堂堂中华为什么要走西方强盗的旧路呢？中国不屑于走帝国主义之路。帝国之路正在终结，自信的中国可以为世界走出新路。我们已经是历史的轴心，在新冒出的历史迷雾的最中间。命运之风从未来吹来，背对着风回望旧路是人之常情，但转身之间这个工业化的世界已经变得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应该向前看。

冒险者记住来时的方向，是为了发现新的天地而不在旧圈子里打转。何况我们中国人并不是普通的冒险者，我们是引领者，我们是先锋，是这个星球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十亿人口工业化社会，不管怎么走都是给人类出新局面。我们站在最前线，全人类在我们后面等着看我们怎么走。

中国，每天都是新的；但愿它每天都是新的

和本书的作者一样，许多人说起中国的未来也非常乐观，满口的“中华文明复兴”或是“中国是天命所归的霸主”。但是，我不认为我和他们的观点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中国。

他们喜欢说“自古以来”，说的是过去传承千年的农业时代，我则只认同年轻的中国工业文明——新中国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历史还不到63年，基石是共产党带着我们建设的工业社会，未来是给整个世界当榜样。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不需要复兴，只需要创造，不会因为年轻而羞愧，只会为丰盈的活力而自豪。

说新中国文明只有63年的历史，本身听起来像是数典忘祖。但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文明是需要人当载体的。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的载体都是儒家士大夫，平民被割裂在文明和历史之外，直到新中国搞工业化，才把平民拉进历史的主流，这是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是最深刻最奇伟的文明递进。

曾经有人在网上发帖，哀叹新中国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他的根据是：你瞧当年民国晚清，人人都有字有号，既典雅又透着尊贵。而现代的中国人只剩下一个粗鄙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直呼其名在传统中国非常不礼貌，所以现代中国文化和礼仪丧失殆尽，可悲，云云。

我回帖说：这个价值判断对错暂且不论，仅从事实上说，在新中国之前，大部分中国人也不是都取字和别号的，只有贵族和文人才有这种讲究，最多再加几个附庸风雅的暴发户。字和别号的存在并不证明那个社会普遍有文化，恰恰说明了农业社会的阶层鸿沟。少数人占有财富和文化，普通大众却在悲苦的境遇里为生存而挣扎，书香和“品位”注定和他们无缘，倒是好奇：上流社会的缙绅们是如何礼貌地称呼没有字号的老百姓的？农业社会有这种“挑礼儿”也就罢了，到了工业时代还有人玩这套，和“民国范儿”一样，沉于靡浮的花哨的“学问”，对工业社会毫无裨益。知识精英走不出这种情结，注定会被时代抛弃。

常见的批判还有诸如繁体字简体字之争。这几年经常看到指责简体字的文章，动辄上纲上线，指责建国后几次简化汉字是毁灭文化，割断和过去历史的联系。坦率地说，我是个书法外行，过去的繁体字到底有啥文化内涵，是否更美观，我不敢妄言。不过，繁体字通行了上千年，1949年的中国，识字率还不到15%，人口的85%是文盲，是读书人口中的“睁眼瞎”。剩下的几千万识字人口，大部分也不过是为了记账、誊抄才略通文字的伙计、富农。所谓文学的优美，书法，只对几百万旧文人才比较有意义，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而言，繁体字的“文化底蕴”一文不值。

这个时代没有义务为几百万文人的怀旧癖好捧场负责，倒是工业化社会迫切需要迅速地为全体人民扫盲，既为工业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也给大多数人带来看报纸、读小说，参与文化活动的资格。所以，消灭字形繁琐，影响识字速度的繁体字，代之以简体字势在必行。

从印刷的技术问题来说，简体字也大大有利于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因为在铅字时代，印刷中最繁琐的工序就是拆版。当时在印刷完一批书籍后，为了给后继的书页提供铅字，每个版面里铅字都要按照字号、字形分别拆出来，逐个用汽油细细擦洗，洗去油墨，再分门别类地放回字架。繁体字笔画多、转折多，做出来的铅字显然会影响拆版效率，减少书籍的印数。从普及书籍的角度说，推行简体字会大大节约成本，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

其实，新中国公布的第一版简化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935年版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表。只是民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政府各部充斥着旧文人，从根本就缺乏全民脱盲的积极性。所以民国只有简化字表，没有简化字运动。只有坚决站在平民一边，坚决推行工业化社会的新中国才会推行包括简化字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运动，让中国天翻地覆。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不算没上学的孩子，成人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其中包括我戴着花镜读报纸的奶奶，包括我受过中学教育的父母、叔叔和姑姑。作为世代务农的平民子弟，我必须站在平民化、工业化的新中国一边。为这个消灭旧时代，创建新文化的新文明而欢呼。

新中国文明有着明确的工业化意识。在建国之前，新政权就致力于破坏旧制度，为工业社会做准备。建国后，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用来破坏农业时代的族权，为新时代的自由婚姻、核心家庭做准备。男女同校、普及的中小学教育，给了普通人自由恋爱、享受工业社会的机会。“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中国的城市变成了生产中心，在构筑完整的工业基础的同时，给农村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生活。几千年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被批判，电影带着革命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影像走进每一个社区，推翻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构筑的儒家世界观。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工业意识的民族来说，清洗农业时代残余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从事后看来，当时每一场运动都有过激之处：在确立目标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具体执行的人员往往比小孩子还幼稚。这是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是我们父辈出生、长大、确立世界观的历史阶段，充满了火红的建设激情与激进的政治运动。

生于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和我们生于农业社会的祖辈天差地别。到了我们的父辈成年时，工人已经成了人人向往的职业，工业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幸福来源。更多的人口受过了工业化的教育，不再满足于改良版的农业生活，不愿意留在闭塞的乡村，哪怕这个乡村已经通了电、用上了化肥、开设了卫生所。报纸、广播、图书馆，给所有识字的人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不只有贫瘠的乡村和吃饭凭粮票的城市，还有发达的工业国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以，尽管工业化社会扩展得越来越快，中国的工业人口已经从几百万人增加到了2亿，我们的父辈还是躁动不安。其中有些人更是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羡慕外国，出了国的希望永远留在欧美的土地上。就如电影《人生》里，农村孩子高加林回答“你愿意去南京、苏州吗”时所说的：“我……联合国都想去。”

这种躁动是工业化教育的结果。30年的时间，10亿中国人的梦想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甚至超越了中国迅速扩张的工业经济体。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决地走工业化道路。但我们的父辈实在是太着急了，就像一个儿童急于获得精美的糖果。躁动因此汇集成震荡，反思变成了怀疑。儿童版的纯真和执著都走进了历史，新中国开始了自己的青春期。

但是时代的速度实在是太峻急了，中国的工业化之程经历了太多的亢奋和跌宕，1976年后，急功近利的“全民经商”“沸点理论”，这些“新观念”风行的背后，反映了社会对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嘲弄心理。在社会记忆中，产业工人意味着“下岗”，技术专家让位于“明星式”学者。在主流叙述中，“工业”等同于环境破坏和文化破坏。

这些“折腾”，是新中国工业社会的青春期叛逆。

青春期叛逆，批判的是自己的童年。新中国的童年只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雏形，横向比没有先进工业国那么发达，纵向比没有农业社会那么稳定，建设过程中还拆了不少人为之迷醉的旧社会文化，挨点批判不奇怪。我们的父辈生于新中国的童年，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看不到工业社会的全貌，缺乏对工业化的理性认识，当初更多的是凭着感性的激情接受了红色工业文化。等到激情褪去，短时间内产生迷茫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说，二三十年来的折腾也不是坏事，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增长见识的社会实践。

碰壁多了，感性的工业化激情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工业化思想，自然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新中国童年的建设有激情，基础打得牢，也经得起青春期的折腾、付得起学费。再加上国际环境配合，中国的工业化社会已经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从20世纪70年代喊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到2008奥运海外华人争相护旗，这几十年中国的自我定位进行了两次180度转向。但中国的社会心态并不是简单地转了一个圈，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了自信。当年狂热的激情和盲目的乐观被自我否定，再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实实在在的自豪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青春期结束，新中国即将成人。

社会的发展阶段对人的思考方式有影响，我们生于新中国童年的父辈已经用他们主导的新中国青春期证明了这一点。80后一代是第一代生于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到了我们的骨髓里头。不用宗教式的激情来拉动，我们就能接受工业化思维方式，冷静地观察工业化社会。

西方的富裕、美国的霸权、世界的广阔、工业化的威力以及工业化必需的代价，这些客观事实对于上一代人来说，都是充满形容词的感性认识，往往会造成夸张的心理定势，进而产生错误的决策，碰壁才知回头。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丰富的资料触手可及，出国观摩一下其他工业化社会也不再是什么难事，对世界有清醒、量化的认识，所以80后不会再用“情怀党”的试错法来寻找道路，而是用“工业党”的方式，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做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从宏观的角度说，这就是80后的优势所在——生长在新中国的青春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成熟的速度要比父辈快得多。

激情也罢，叛逆也好，过去的60多年已经都化为历史。在我们的眼里，父辈们曾经高大强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安心地看着他们给中国掌舵摇桨。现在，他们老了，他们已经到了回家养老抱孙子的年纪，交给我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开始进入而立之年的80后，如何推动这个国家继续过去60年的快速发展？如何总结新中国的青春期，把工业社会推进一个更成熟的发展阶段？本书尝试给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方案。希望同样生于工业时代的80后读者们也来规划这个触手可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