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天梯

如果没有尘土，世上永远不会有城市或者帝王，所以巴比伦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完全是从泥土中塑造出来的。鸿蒙初辟，当整个大地还是一片汪洋的时候，众神之王马杜克（Marduk）用蒲草造了一艘筏子，然后铺垫尘土，和水搅拌成稀泥，用这些材料为自己建造了住所，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房屋，名叫埃萨吉拉（Esagila）。很久之后人们还能够看到它矗立在巴比伦的腹地——但是无须任何神庙建筑告诉巴比伦人，他们就能认识到土与水的功用了。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非常深刻，马杜克神在太初之时就宣称，“我得到血液，我将创造肉体，我将塑造出第一个人。”1正如所言，他适时地将尘土和被杀死的敌人的血掺在一起，并用这种混合黏土创造出人类。这样，在创造人类最初的行为中，就已经为一切奠定了基础。沙场上的尸体，城墙中的砖头，这些除了泥土之外还有什么呢？巴比伦人处在阴冷的群山和荒漠的环绕之中，他们看着自己的土地，就知道自己是世上最为幸运的民族了。得到了不仅一条而是两条河流的庇佑，这就是众神青睐的最大证据。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高耸入云的辉煌建筑、商贾兼海运之便，这些都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赠礼。所以，希腊旅行者将这片原野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因为如果没有水，巴比伦的全部财富除了干燥的尘土之外都会变得一无所有。

这座城市被看作波斯国王王冠上的宝石。巴比伦人清楚地知道——失去了它，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他们信心满满地习惯于认为自己的城市是一切重大事件的支柱。数百年以来，他们的野心曾震动过整个近东地区。在所有亚述的敌人当中，巴比伦一直是最顽固的一个，它曾带领米底人发起叛乱并摧毁了那个可恶的帝国。在这个废墟之上，巴比伦人随后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强迫邻人们接受他们比较温和的统治手段，这些手段亚述人也曾经运用过，那就是“铁轭”2。正如耶利米在遥远的犹大哀歌中所唱的那样：“他们的箭囊，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3一切正像这位先知预见的一样发生了。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成为一片废墟，不幸的犹太人遭到流放。就在这片土地上，伴随着巴比伦河水的哀哭，犹太人各部被异族从自己的国土上一起迁移出来，横跨整个近东，来到两河流域，这里虽然繁荣富庶，长久以来早已不能够自给自足。这座城市只有像吸血鬼一样依靠遥远属国的供给才能够维持它自身的享乐，只有不断剥削外族人和他们的产物，才能满足它庞大的胃口。各种移民，不论是努力还是遭到流放的人，不论是雇佣兵抑或是商贩，云集在巴比伦城市的街巷之中——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多元文化的城市。即使在被居鲁士征服之后，它仍然是整个近东地区最大的杂居地，街道上可以听见成百种不同的语言，到处可见各种来自异域的动物，珍禽异兽的羽翼闪闪发光，还有来自遥远国度的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还有哪里堪与其相比，可以成为波斯的后花园呢？这里可能是帝国的故土——但却难以成为世界的心脏。

所以巴比伦人认为波斯人的统治仅仅是神意暂时性的偏差，这一点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居鲁士以其惯有的堂皇宽宏之气概，不屑于将所征服的统治家族彻底铲除；所以即使巴比伦的末代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在他的城邦陷落时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此人死后仍然留下不少可靠的后人。其中一人利用了巴尔迪亚遇刺所造成的混乱，在10月上旬宣布自己为尼布甲尼撒三世（NebuchadnezzarⅢ）。这个名字对于那些过去曾经饱受巴比伦人压迫之苦的民族来说，就像一个可怕的预兆：因为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巴比伦最伟大的统治者，他不仅征服了耶路撒冷，还拥有许多其他功勋，他是城市的毁灭者，是各个骄傲民族的破坏者，对他的记忆保存在他曾经征服过的人们心中，他的名字就是繁荣、黄金时代和死亡的代称。但是如果新国王的名字能够让整个近东地区再次破碎的话，对巴比伦人来说这种效果正是他们自己梦寐以求的。他们的世界似乎必须恢复到从前的平衡状态下。全世界的统治权力被波斯盗贼从美索不达米亚手中偷走了，现在是时候将这个权力归还到它应该属于的地方了。因此，作为唯一的权力化身，尼布甲尼撒可以再次登上权力的顶峰。

大流士对宣传活动的可能性向来非常警觉，他非常了解这种情感，并没对其掉以轻心。因此，当埃兰发生叛乱，切断了他回到帝国腹地的道路时，他并没有前往波斯，而是直接赶到两河流域。如以往一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山区赶来，所走的道路正是17年前居鲁士曾经走过的那条——也正如居鲁士曾经做过的那样，起初他发现这条道路完全向他敞开。在道路旁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石头阳具，这就是两河流域的界碑；在他的面前就是平坦完整、一望无垠的冲积平原。偶尔只有弯腰耕种大麦的农民身影闯入这空旷的原野中，此外就是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丛，为天际线增添了几分曲折。这些景物标志着一条条沟渠和运河，但远不及更南方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地区富饶；因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比较起来，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陡峭的河岸——这对农民来说非常不便——这条河流正如其波斯文名称所说的：像“箭”一样飞快地流淌着。

然而，人们可以将另外一面看作对农耕灌溉不利因素的补偿，它是一条理想的天然防御工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险的地势中，这里显然是最为易守难攻的地点。为了抵御米底人入侵的威胁，阻塞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一马平川的地区，这里修建了一条坚固的边墙加以防守，墙厚8米高达10米，从令人乏味的平原上可以看见城墙辉煌的垛口。在它修建起来70年之后，“米底边墙”仍然可以证明修建它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强大确实令全世界战栗。诚然，除此地外，人们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更加适合修建这样的工事，展现王权的伟大。米底边墙横穿整个阿卡德地区，这个神秘地区充满了关于致命侵略的回忆。在这里，早于尼布甲尼撒数千年之前，曾经有个令人沉醉的梦想在一个名为萨尔贡的男人手中变为现实，从此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巴比伦的诸王皆以自己被称为阿卡德国王为荣。这样的一个头衔，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其他称谓——所谓的“天下四方之主”或者“宇宙的主宰”——相比起来要显得谦逊得多，但它可以将巴比伦的各个国王同这个帝国的源头联系起来。尽管阿卡德的辉煌早已随风而去，很久以来它也只是一个地方省份的名称，但它却曾一度是世界统治者的宝座——因为早在公元前2300多年的时候，正是在阿卡德孕育了最早的世界观念。

萨尔贡这位远古的冒险家，尽管来自于蛮荒之地，但还是培养了这种骄傲的野心，消除邻近城邦的独立并将“普天之下的土地”4统一到最高的统治者手中，这一直是两河流域所有强者的典范。在建立阿卡德大约两千年之后，他仍然是伟大国王的典范。确实，在波斯人征服这里之前几十年，人们对他的膜拜达到了真正狂热的地步。在埃兰的首都苏撒，原先由萨尔贡的孙子为他打造的胜利纪念碑被清理出来，长期展示；在阿卡德，当一尊这位伟大人物的雕像出土的时候，那波尼德马上前来视察并指导对它的修复工作；各种“博物馆”到处兴建起来，例如在乌尔，那波尼德国王的女儿恩尼加尔迪南娜公主收藏的大量古物被认真地分门别类并向公众展出，以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巴比伦这里，许多学者们在各大图书馆的浩瀚藏书中查找古代的文献，引经据典，为他们主人的各种奇思妙想和需求寻找合法依据。在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由于长期生活在数千年来留下的积习之中，向来谨慎遵循古制。他们并没感觉受到古制的压抑，而是不断重新利用、组合它们，并利用它们寻求利益。

面对这种古老带来的威胁，人们期待波斯人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它：怀疑，最好是恐惧。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很多人的历史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一瞬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人谨慎记录着王家世系和星象图示，对于依靠这些材料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巴比伦向来以神巫云集著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自古以来建立起一个天文观测台的庞大网络，以便于占星士观察上天的各种警示，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的消息传给巴比伦那些智慧过人的首脑们。这种预见未来和绘制为管理国家提供依据之用的星图的能力，通常能够成为巴比伦各个国王的潜在武器。他们的城市同样也因精细而神秘莫测的宗教仪式而闻名，那里有无数的塔庙和神殿，据猜测那些纪念碑修建于远古时代，其设计图可以追溯到鸿蒙初辟的年代，用来修建这些建筑的砖块上印有众神的指印，当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时候，巴比伦几乎无人能及，不可战胜。

而当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第一次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任何威胁。的确，他对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异域的复杂传统表现出比那波尼德更大的兴趣，他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帮助自己统治具有重大的潜能。巴比伦的末代国王虽然对古物非常着迷，但最终在研究这些问题上走得太远。他不满足于对萨尔贡的英雄崇拜，甚至吹捧亚述诸王，将他们称为自己的“王室祖先”5，并采用了他们的头衔。这种做法在一个某位亚述国王试图从地球表面将其抹去的城市中，应该说至少是不够谨慎的。然而对巴比伦人来说，从情感上更觉得是被冒犯的，那波尼德的行为中最为致命的是，他居然将马杜克神像的鼻子从接合处弄掉了。

对于一位神来说，最为麻烦的就是尊重他的尊严，这一点通常是难以想象的。任何人类，即使是最伟大的统治者，也难以承担冒犯他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愿意看到国王拜访城市中最大的神庙埃萨吉拉，并在马杜克神像的责备目光之下，接受一个宏大仪式的羞辱，在这里国王被他人掌掴面颊和揪耳朵。如果国王因此泪流满面，那就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意味着神对此感到满意；如果国王对此无动于衷，那么这预示着他的王国将要遭受某种灾祸。按照巴比伦人的思考方式来说，那波尼德的行为可以说是特别恶劣。不仅因为他自己经常不在巴比伦，整整10年没有拜谒埃萨吉拉，而且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他在马杜克神的宫殿中提倡崇拜古老的月神辛（Sin）。他的确发掘到了这样做的完美的古代理由，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巴比伦并不像它的市民们所夸耀的那样，是世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事实上反而修建得相对较晚，因此，其庇护神马杜克同样也应当是后来才登上众神宝座的。那波尼德希望通过发动对辛神的崇拜，为他历史悠久的帝国提供一种不太明显的爱国尽忠的情怀，从而削弱马杜克神盛气凌人的感觉。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亲自为居鲁士致命的宣传攻势彻底地敞开了道路。据说，“马杜克纵览天下万国，寻求一位合适的统治者”6，并最终找到了一位波斯国王。居鲁士被他的新臣民迎进了巴比伦城，谴责那波尼德为异端，并高兴地将自己宣布为马杜克神所选择的王者。城市古老的宗教仪式现在被允许继续举行免遭打扰；那些用于礼拜的偶像，原先被那波尼德挪作警卫之用，现在也被重新放回适当的神龛中，据记载，在波斯统治的头几个月中，冈比西斯作为父亲的代理人，也曾经前往埃萨吉拉参加掌掴耳光的新年仪式。

马杜克神因此非常满意，两河流域的土地也秩序井然。诚然，波斯人只不过是些暴发户，对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居民来说，被他们眼中的乡下人统治实在令人心神不宁；但是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为巴比伦人带来了和平。作为王者来说，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美德了。马杜克神的祭司们得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首要地位和巨额财富两方面的确认之后，和别的本地人一样热心地与异族统治密切合作起来。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依然繁荣。在那波尼德统治时期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商路不再由于波斯的制裁而中断，现如今重新充满了车队。对于商人和银行家们来说，将美索不达米亚吸纳到一个世界帝国中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商人们不会将对故国尽忠的感情看作牟利的因素。例如埃吉比斯这个银行世家世代以来为巴比伦本地王公们提供贷款，但是在他们见证了那波尼德垮台之后，立即顺从地接受了新秩序，他们在自己的商业文书中采用了居鲁士继位后的纪年，并希望将事业扩展到伊朗。几年之内，他们就在埃克巴坦那乃至整个波斯开办了自己的办事处，在各个不同的广阔领域中积极投资，其中包括奴隶贸易和买卖婚姻。随后，由于在两河流域突然爆发了叛乱，埃吉比斯家发现自身遭到垮台的威胁。公元前522年深秋，他们在巴比伦的总部和各地分支机构失去了联系。这个家族中两个兄弟滞留在波斯。银行的外债开始增加。所以在埃吉比斯家族看来，这座城市的叛乱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灾难。如果能够尽早镇压叛乱，恢复市场的稳定，那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对大多数巴比伦人来说，波斯人的统治如果陷落到谋杀和分裂中，就是他们叛变造成的后果。正如那波尼德冒犯马杜克神所造成的后果一样，现在一切不言自明，他本人不得不屈服于他所反对的居鲁士战争机器之下。这种假设虽然威胁到大流士对王位的继承，也同样为他提供了一个炫目的机会。作为被阿胡拉马兹达神选中的人，他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也是巴比伦最高神所钟爱的人呢？马杜克神毕竟推翻了异端的那波尼德，难道现在可能反过来支持他的儿子吗？对大流士来说，没有别的机会比粉碎巴比伦这次叛乱能更好地证明自己是全世界的合法统治者了。毫无疑问，他为了抵达米底边墙费尽了千辛万苦。接下来，大流士调转队伍的侧翼，带领军队渡过底格里斯河，他的士兵们或者紧紧抓住马匹和骆驼，或者伏在充气的皮囊上。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遭遇了尼布甲尼撒三世的队伍，并且击溃了对方。6天之后，他又取得了第二次胜利，大流士完全击溃了巴比伦的军队。尼布甲尼撒同他的骑兵残部掉头逃回了自己的首都。而那些落在后面投降的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宽恕。通往巴比伦的大道如今在他们面前敞开了。

大流士毫不犹豫地踏上征途。他的面前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庞大的城市，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令地平线模糊不清。在巴比伦城狭窄蜿蜒的街道中，居住着大约25万居民，这个数字是前所未有的；城中到处都是砖块、人、动物以及粪便，而且城市还需要修建最长的城墙以便保卫延伸出去的各个部分。巴比伦城中任何事物都无比巨大，它的城墙包围起来的面积几乎达到整整3平方英里，拥有8座装饰豪华的城门，在那些没有幼发拉底河天然保护的地段，人们修建了护城河来保护城墙，“河中的水流掀起如同海浪一样狂暴的波涛”。这座巨大的城市为天下各种梦想提供了合适的演出舞台：“巴比伦，这是一座富足的城市；巴比伦，这是一座处处欢庆、喜乐、歌舞升平的城市。”7即使在那些阴暗的小巷中，都可能看见爱情女神伊师塔（Ishtar）降临她所钟爱的酒馆或者街道时，悄悄经过的身影，因此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发生艳遇的地点，显示出欲望的迹象。无怪乎巴比伦在遭到流放的犹太人眼中，像是一个淫荡的大妓院，而对于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人们来说，这里是神奇而魔幻的地方。它号称拥有固若金汤的城墙，绵延长达56英里，有100扇青铜大门。据说，在大街小巷中，人们将娼妓看作神圣的职业，父亲们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的女儿拉皮条。巴比伦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事实的确如此，据说“它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居鲁士几乎已经控制了它的近郊，而城市中心的人完全没有察觉他的到来，所以巴比伦人仍然继续庆祝他们的节日，继续歌舞升平，放纵自己。这就是这座城市第一次陷落的过程”8。

那么第二次会如何呢？传说中居鲁士攻占巴比伦的种种难以理解的地方，仍然暗示出某种战略上的实际情况：任何一支军队攻破城墙之后都会发现自己被它庞大的身躯吞没。当大流士的士兵们看到巴比伦城墙从薄雾中显现出来的时候，一定觉得心跳加快；任何东西，即便是埃及的神庙，都从未让他们见识过如此巨大的体量，但是他们的将领并没有觉得有任何失败的预感。大流士清楚，因为他的谋士们已经向他献策，现在巴比伦就像一枚成熟的果实等待采摘。这座城市表面看来似乎无法攻破，事实上却过于分散而难以防御。如果有人惊讶于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世界的镜子，那这面镜子中反映出来的只有社会和种族之间的仇恨。渴望和波斯国王合作的人不只包括教士和商人。巴比伦到处都是亡命之徒，这些人散居在城郊附近。他们中没人愿意为尼布甲尼撒卖命。这座国际性的城市从前曾经是帝国强大的标志和拱卫，如今却成为威胁它安全的无政府主义基地。巴比伦人在这样的前景中畏缩不前，他们甚至愿意以接受异族统治为代价来避免改变。美索不达米亚的混乱状态一直是人们最可怕的噩梦。他们认为世界产生之初就受到魔鬼的摆布，无法控制荒蛮，直到众神出现，垂怜人类，为他们树立王者以确保秩序。如果没有君主，城市生活就会停滞，魔鬼一定会重返。从非常遥远的古代开始，甚至在比萨尔贡和他的帝国年代还要古老得多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要拥有权威、财富、力量，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神圣权力……你要屈服于强者；要在拥有权力的人面前显得谦卑”9。这或许算不上最有英雄气概的格言，但却是万民遵奉的生活实践习俗。巴比伦人看到波斯国王气势汹汹地策马奔来，立刻望风而逃。就像他们曾经对居鲁士所做的那样，又一次敞开了自己的城门。

就这样，在大流士进入金碧辉煌、铺满琉璃砖的主城门时，轻松地拥有了这座城市。他没有被城市迷宫所困。巴比伦城既有混乱也有对称性。众神创造好无形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为它准备了神圣的统治机构，同样，在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纷乱中，有一片布局方正的皇家大街组成的街区。大流士如今就通过其中最为宽阔的“游行大街”举行入城仪式。

巴比伦人将这条大道称为“愿傲慢者不得昌盛”，用它来纪念过去的许多辉煌；君主骑马经过整个大街，用这样的仪式来宣告这座城市最为骄傲的梦想。在巴比伦，王权的本质就是炫耀。这远不只是一种空洞的浮华，它被看作是对神授秩序的见证，想象一下，这如同一道闪电照亮整座城市，感染了所有人的身体和灵魂，感染了每一粒尘土、每一块石头和砖块。“游行大街”的建筑为这种隐喻提供了激动人心的背景。在大街遥远的尽头，矗立着巴比伦最为惊人的建筑物——一座宏伟的塔庙，与之相比，即使是埃萨吉拉也会显得黯淡无光，这座塔庙由1700万块砖修砌而成，高度几乎达到100米，这就是埃特美南基（Etemenanki，又名“巴别塔”），或者被称为“位于仙凡两界之间的殿堂”。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它位于城市的正中央，这里存在着深奥的秘密，安置着预言性的象征物。但是埃特美南基并不是它的唯一化身。在巴比伦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国王不仅是一个凡人；根据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老传统，国王必须既是整个社会跳动的心脏，也得是绝对引人注目的人。这一点在“游行大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知道。在所有进入巴比伦的人眼前，除了城市的正门之外，还看得见一座庞大的宫殿在这条大街远处的尽头矗立着。这座宫殿由彩色的砖头砌成，其辉煌灿烂如同镶嵌了黄金、白银、天青石、象牙和雪松木一样，那些看到这种景象的人都不禁低头垂目，只敢看着地面。这样一番秩序井然的场面不仅是皇家权力的表现，而且经过精确算计，正好可以强化它。任何人都会从心底对它表示屈服和顺从。

美索不达米亚具有迷人的优点，常常会对邻近地区的国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其中安息的国王们一直将巴比伦作为王家统治最好的典范。大流士经过“游行大街”进入了宏伟的皇宫，宣布继承这笔丰富的财产：他是波斯国王，同样可以成为巴比伦国王，也同样是阿卡德国王。尽管他拥有傲人的家世：他是“阿黑门尼德王族的一员，是一名波斯人，是波斯人的子孙”10，大流士仍然乐于用劫掠来的战利品——美索不达米亚的“万国之主”这样的头衔来加封自己。比起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来说，大流士更有理由来试穿这件黄袍。因为作为一名篡位者，他需要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通过征服巴比伦，大流士给所有需要警告的城市上了一课。因为有洞见有智慧的人看得出来，这座城市一定会被当作王权统治的伟大注释，被铭记在宗教仪式、奢华生活和铭文中。他在巴比伦吸取的教训显然非常有价值，而且必须有价值——因为当大流士在这座城市中停留时，开始收到各种不安的消息。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胜利并没能给他的敌手们施以致命一击。在他努力统治的整个国家内，反叛开始到处出现，并不断增加。有关起义和战争的消息开始不断传来。

对大流士来说，整个世界目前危如累卵。

历史的终结

居鲁士曾经夸耀过：“天下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向我缴纳大量的贡赋，都要来到巴比伦我的御座之前亲吻我的双脚。”11而大流士在这里逗留期间，得到的只有各处发生叛乱的消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其前任惯用的那种炫耀的仁慈姿态。由于陷入包围之中，他更喜欢在认真算计之后采用野蛮的惩罚手段。所以倒霉的尼布甲尼撒在都城陷落之后被俘，遭到废黜并被禁止继续使用他的鼎鼎大名。大流士再次运用自己的拿手好戏，指责他是个冒名顶替者，并以“尼丁图贝尔”（NdintuBel）的名字对他审问。就像以前把“高墨达”的尸首匆忙处理掉一样，如今没有经过在“游行大街”上示众，尼丁图贝尔就被匆忙但是小心地钉上了木桩。一共有49名被认定冒名顶替者的从犯在他的两旁被同样的手段折磨致死——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他的心腹,^{[1]而死人是不会散布谣言的。}

但是，那些隐藏在大流士控制范围之外的可疑人物仍在继续他们的挑衅行为，并不会那么容易平静下来。尽管占领了巴比伦城，这个冬天还是让新国王分散在各地的大批军队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波斯本土也发生了叛乱。尽管巴尔迪亚将贵族分裂为互相攻击的几个派别的做法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这起码保证了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理由，能够在他遭到谋杀之后继续存在——因为那些从已故国王政策中获益的贵族肯定不会因刺杀国王的事得到什么好处。很快，这些人勾结起来反对这次政变。他们推举为首的人为国王，此人便是瓦希兹达塔（Vahyzdata），他们效仿大流士宣称自己便是巴尔迪亚本人。为了给觊觎王位者增加筹码，亚洲部分地方同时发生了多处叛乱，都宣称自己与遭到长期颠覆的王室有血缘关系，来自于消失的辉煌帝国。被波斯统治熄灭了的各种古代雄心壮志，逐渐开始回光返照。其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一个名为弗雷奥尔蒂兹（Phraortes）的贵族，他占据了埃克巴坦那。和帝国东部各起叛乱都使用的理由一样，在得到很多叛臣匆匆承认自己为霸主之后，他宣布米底复兴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对于大流士来说，这种挑衅不仅意味着一场对逝去王朝的相思病。弗雷奥尔蒂兹很快夸口说自己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后裔，但是他也同样继承了对毁灭米底国家的末代国王的怨恨。米底贵族和波斯贵族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保持独立的话，除了将篡位者赶下台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大流士专断、残忍、有王者之风，显然不会容忍任何人解救自己的要求。在部落酋长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令人恼火的选择：要么放弃宗派主义的种种好处，要么仍然做各自领地上的统治者，但是臣属于一个最高的国王。甚至在这种让人心烦透顶的事件之中，仍然可以看出波斯人的伟大之处：这是足以“震动天地、沧海与桑田”12的事件，这是一场伟大的纷争，是在波斯人内部爆发的一次内战。

各地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战斗，作战的双方在数月之前可能彼此还是战友。瓦希兹达塔的军队从波斯向东开进，占领那些孤悬在外的省份，这些省份的长官消息闭塞，选择追随大流士；在北方，叛军纷纷支持弗雷奥尔蒂兹，忠于大流士的人并没有由波斯人来领导，相反却是由弗雷奥尔蒂兹的同乡，一名米底人率领着；与此同时，在米底低于零度的气温和皑皑积雪之中，各个酋长正在为了控制呼罗珊大道互相攻伐，不亦乐乎。到了1月份，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气势正盛：马上要推进到尼赛亚平原地区，他们可能会像大流士两个月前一样突破防线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这场危机的重大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了：大流士清楚地知道他经受不起在巴比伦遭到失败的下场，因此急需疯狂地在众多前线上组织作战，他还派遣当初一同策划篡位的七人集团中的叙达尔涅斯（Hydarnes），由他带领一支小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呼罗珊大道。现在叙达尔涅斯的未来不可逆转地同大流士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他顺从地折回了通向寒冷的扎格罗什山脉的道路，下定决心带领部队在那里阻挡米底叛军。虽然战斗终于打响，但是结果却是两军对峙：并没有给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造成什么明显的打击，也没有让他再继续前进一步。叙达尔涅斯在贝希斯敦神圣的峭壁前挖了一条壕沟，在此设防并等候自己的主公。

到了4月，终于传来战胜瓦希兹达塔的消息，北方的叛军被击溃了。大流士也做好准备亲自上阵，进攻米底军队。大流士从巴比伦带了自己剩下的全部军队，前往叙达尔涅斯所在地，随后进行了一场血流成河但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击溃了弗雷奥尔蒂兹并俘虏了他，给他戴上了锁链。大流士此前没有将高墨达或者尼丁图贝尔示众羞辱，而如今他更愿意改变这样的做法。确实，弗雷奥尔蒂兹的下场是最可怕的示范。他的鼻子、舌头和耳朵都被割掉了，而且还被弄瞎了一只眼睛。其他叛变的共犯都被剥皮实草，他们的头颅被锁在埃克巴坦那皇宫大门前面，“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他”。13直到所有的同乡人都有足够机会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之后，弗雷奥尔蒂兹这位米底人未来的国王，才被钉死在木桩上。

这些做法当然都是为了教训那些部落酋长们。显然，一具钉在埃克巴坦那宫门木桩之上、正在腐烂变形的尸体，在贵族脑海中留下的沉重印象和它留在夏天空气中的恶臭一样持久。两个月之后，波斯贵族们也上了同样的一课。瓦希兹达塔遭到了第二次失败，并在战场上被俘，他也被钉死在木桩上；他最亲密的随从们被处以同样的酷刑，在一大片林立的木桩上受尽了折磨。大流士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是无可取代的。现在没有人会再站出来宣称自己是巴尔迪亚了。被谋杀的国王最后静静地躺在了坟墓中。大流士顺利地树立了依附于自己的支持者。很多女性的王室成员，那些男人们的姐妹、妻子和女儿们被重新安置，统统被赶上床，其中包括已经做过两次寡妇的阿托撒，不过这次她第一回嫁给了不是自己兄弟的人当上了王后。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跟一个谋杀巴尔迪亚的凶手睡在一起，心中是怎样的感觉。当然，根据记载，她并不是大流士最宠爱的妻子。这个头衔被她的妹妹阿尔杜斯托涅占有了，这是居鲁士的第二个女儿，居鲁士为新国王建立了一条联系过去的纽带。

大流士费尽千辛万苦，流血无数才攫取了王冠，他绝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后宫才能巩固自己地位的人。甚至当他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建立在居鲁士血缘纽带之上的时候，他仍然自豪地宣扬自己所拥有的独尊地位：“我，大流士，是众王之王，波斯之王，是各国的君主，我是徐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尔撒美斯的孙子，我是阿黑门尼德家族的成员。”14因此，在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之下，完美地表明了他的合法地位。“在我的家族中，有8个人早于我成为国王。我是第9位国王。我族中已有9代人先后成为国王。”15当然，这也将事实过分牵强到了混淆是非的地步。这样的话，那冈比西斯当作何论处，居鲁士又当作何论处，合法的皇家世系又当作何论处？大流士的父亲徐司塔司佩斯仍然活得好好的，这无论怎样都有点让人窘迫。大流士如今把全世界握在了手中，能够有把握不去在意这些小的麻烦。毕竟最重要的不是一小撮廷臣和酋长们组成的圈子，而是要让这个帝国和子孙后代们能够明白。

除此之外，这些伪证仅仅掩盖了一个更隐秘的真相。到了公元前521年的夏天，除了在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有零星的“丛林山火”，大流士的全面胜利已经不可动摇：他保证了自己的王冠稳固，也为波斯人民保住了对全世界的统治。大流士常常宣称，除了像他这样强大的人，还有谁能够成为阿胡拉马兹达神所钟爱的呢，还有谁能够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就呢？他用一系列著名的安排努力地构建了统治的丰碑——这是一些超凡脱俗的引导行为证明过的。它们显然并非巧合，例如神圣的山峰贝希斯敦曾经见证了他处死高墨达以及战胜弗雷奥尔蒂兹两件事——这都是大流士夺取王位的转折性事件。这位新国王希望将他战胜谎言的战斗神圣化，恰当地选择利用这样一些惊人事件作为舞台布景。他甚至在波斯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派人在贝希斯敦修建工程加以纪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血染的山岩上像著书一样铭刻（他的功绩）”16，用书面形式将波斯语镌刻在石壁上。大流士将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故事实在非常重要，不能仅仅依靠祭司们以令人相信的方式加以复述。只有坚固的石头才能充当记录这一史诗的圣地。“如此一来，我在世的时候，人们将它镌刻在石头上并到处传诵，后世则可将铭文拓印下来，传递到每一个省份。”17帝国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无视大流士的丰功伟绩。

尽管国王尽力向世界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他也一直设法让自己远离叛乱和战争带来的纷扰。人们应该在贝希斯敦山峰的峭壁上看到他的意图，那里附有插图浮雕来说明，巨大的插图浮雕旁边都刻着说明性的楔形文字。隐约可见一个巨人一样的大流士雕像，脚下踩着惊恐万分似乎就要粉身碎骨的高墨达，而在他的面前是一列形如侏儒身陷枷锁的谎言国王。征服者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如冷酷的将军一样没有笑容，只有平静、尊严、高贵和冷静；虽然浮雕中表现的是正在为他们的英雄庆祝胜利，但却衍生出一种超越时间的秩序感。这强烈地偏离了王室自我宣传的常例。原先亚述诸王表现自己征服他们的敌人时，最为夸张的手法不过是刻画各种攻城战斗中鲜血四溅的细节，描写败退的敌人逃走的场面，展示成堆的战利品和斩获的首级。但都没有像贝希斯敦山这里如此独特的手法。对大流士重要的并不是战斗本身，而是他赢得了这次战役；并不是战场上的血流成河，而是在血迹干透之后，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的确，战胜谎言国王是一场重大而惨烈的战役，由于它证明了大流士一向主张正义，他是阿胡拉马兹达真正的拥护者，因此新国王要求将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并宣扬出去。无论如何，他再也不可能准许将自己的形象表现在无关紧要的事件之中。作为一名世俗的统治者，如今他已经超越了这些事务。由于天主阿胡拉马兹达高居于尘世秩序之上，因此，作为他的代理人，波斯的国王一定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本质上来说，历史被带到了一个辉煌的终点。波斯帝国既是历史的终结也是总结——假如不是真正的宇宙秩序的保卫者，又有什么能够在其自身中包含世间万物的局限性并主宰这一切呢？如今大流士成功地将这样一个统治权从谎言中拯救出来，它将能够经受住所有永恒价值的考验：无限、不可动摇，它是真理的瞭望塔。

当然，除此以外，历史洪流仍然滚滚向前。公元前520年，尽管大流士在贝希斯敦修建的工程仍然在艰苦地进行着，桀骜不驯的埃兰人再次发动了叛变。狂怒的大流士用新的惊人词语对他们发出了诅咒，他咆哮道：“那些埃兰人没有信仰，他们不尊奉阿胡拉马兹达神！”18这次，指责一个民族忽视本不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此之前，大流士一直谨慎追随着居鲁士的政策，向来非常注意尊重异族的神灵。现在他向世界上那些臣属的民族发出了一个严格而全新的警告。如果有人胆敢悍然背叛阿胡拉马兹达神指定的秩序，他们就不仅会被认为是谎言的信徒，而且还被认为是恶灵和魔鬼的崇拜者。相应地，那些对这样的人发动战争的人则会被认为“在活着和死后都得到神佑”19。生前得到荣耀，死后进入天堂：这就是大流士给他的手下许下的诺言。这个宣言非常有鼓动性。当大流士的岳父带领一支军队进入埃兰地区时，能够果断地立刻粉碎叛乱，速度之快如入无人之境。埃兰人从此再也不敢挑战波斯国王可怕的强权了。这实际上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圣战。

在这场遥远而难以记起的战斗中，留下了某种至关重要的线索。大流士通过试探宗教潜能的界限，推出了一项戏剧性的创新。其中蕴含着某些极端思想的种子：异族人应该被看作是异教徒，应该被打击；参战的勇士应该获得进入天堂的允诺；以神的名义进行征服战争应该是凡人的职责。虽然大流士发动了对埃兰的侵略战争，但是他没有打算强行将自己的宗教推行到剑锋所指的地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时代精神看来还是完全陌生的。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大流士只不过是它降生时的助产士而已。他将帝国看作宇宙、凡人和政治秩序的融合体的观点，被证明将产生惊人效果：这不仅成为他自己统治的基石，还是普世秩序观的基础。居鲁士所创立的统治被保存下来免于解体，现在实际上它被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权，重新得到了保证，将要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大流士的篡位活动产生巨大的震动，但是他绝不是要闹个天翻地覆，而是恰恰相反。历史上近东地区各个古代王国将最后的时间消耗在叛乱之中，现在都被一个跨国终结者消灭；而大流士虽然是将它们最后送入坟墓的人，现在却还纵容着这些古老的幽灵。虽然波斯人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残忍，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出现暴力的革命。新国王虽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新的统治秩序，但他还是使用各种过去的事物来装点自身。埃及继续由一名法老统治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也要有一名国王；米底则要有一名自称是阿斯提阿格斯家族后人的人充当国王。大流士不仅担当这一切，而且他还是“众王之王”20：这是他最为耀眼的头衔，并非因为他将这些异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国土——尽管他也这样看——而是因为这是保证他展示王权的精华。所有这些曾经有过的王冠都被认为由于他个人而获得了神圣性。他是“圣王”。

如今所有人的地位都被降低了。那些从前的贵族们，包括那些此前在波斯拥有最高且最为荣耀名号的人，甚至另外6名同谋者，也仅仅被授予“班达卡”头衔——意思为国王的仆从。而其他在内战中遭到屠杀和受到大流士无情的军队威胁的贵族们，都不敢再提出任何要求了。大流士在巴比伦统治没几个月，就快速迁回了故乡。在被打败的埃兰人首府苏撒，国王下令铲平旧城的大部分，并修建宏大的新王城，这是一座用来轻视本地的建筑；因为它并不是按照自然地形修建的，而是建在人工整理过的地面之上，地基由砂岩和砖块奠定。大流士对这座匆忙建立起来的新都并不满意，马上开始在波斯本土寻找合适的未开垦地点，希望另建一座更大的都城。他在帕萨加第以南大约20英里的地方选定了一处地址，大流士虽然对帕萨加第继续保持尊重，但是这座城市同居鲁士的关系太过紧密，就如同其私人领地一般。大流士需要一座仅仅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地方已经被他的荣耀所照亮。这就是“仁慈山”，此山的名字看起来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因为瓦希兹达塔等反叛的贵族正是在这座山脚下被钉上了木桩。如今，就在紧邻山坡的地方，大流士下令修建大规模的梯田状台地，这些平台正适合远眺脚下的杀戮之地，“美丽而壮观”21——真乃世界帝国最合适的首都基地。

大流士为它命名“帕尔萨”，如同波斯全境都微缩并保存在它的城墙之内一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如此。国王对中央集权的追求是无法满足的。这座很久以后被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城市是被修建起来当作神经中枢、能源中心和陈列馆之用的。不仅波斯，整个王国广阔的统治范围都被纳入到一个巨大的行政单位中，其核心自然在国王本人身上。大流士在他统治的前几年中白手起家支撑起这个帝国，他再也不用看到这个帝国遭受崩溃的威胁。依靠这与生俱来的活力，他又投身于远远超出任何君主曾经面对的管理任务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世界的立脚点建立在一个健全的财政状况之上。正是这项任务的挑战毁灭了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但是大流士再次证明了他拥有与其野心相配的天赋。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最后几年中，困扰帝国的财政危机轻松地得到了解决：在居鲁士和他的儿子们统治时期流行的贡赋系统曾经濒于崩溃的状态，现在得到了有效组织和改革；各个省份的赋役得到了认真的管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是一项注定要在未来将近200年的时间中，成为波斯国力基石的政策。大流士不仅以其军事天才和宣传天赋拯救了波斯，更重要的是他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勤勉统治，将帝国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如果说波斯波利斯和苏撒等地不断升起的光芒大力地宣扬了他的统治，那么，在建筑物之间悄悄走过，背负着沉重的文件、书籍和图纸的身影——那些在王宫中工作的行政人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波斯贵族们在大流士背后悄悄嘲笑他，讥讽他们的国王是一名“商人”22——但是帝国，乃至波斯的伟大成就如果失去了斤斤计较的精神，将一无是处。

这些宫殿自身的修建就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贡赋收入对于“圣王”来说并不仅仅是尘封的档案，而是荣耀而神圣的场面。在巴比伦度过的那几个月让大流士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这一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宫室的布局到街道上熙熙攘攘、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他见证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帝国在各方面的规模。因此，像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这样统治着比巴比伦更为广阔领土的首都，一定要慷慨地使用“取自遥远国度的材料”23来装点自身才显得得体。所以对首都做出的规划处处显示着将全面超越此前任何国王所达到的富丽堂皇的程度。如果将各种装饰也计算在内来衡量都城的宏伟，那么大流士以其宏大的设想，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命人从萨迪斯和大夏开采黄金，并交由当地工匠打造，还需要用天青石和红玉髓等珍贵的宝石来装点，命人从粟特开采这些宝石。”因此前往苏撒的使者都被告知：“需从印度带来白银和黑檀木，从伊奥尼亚带来墙壁上的浮雕，将从埃塞俄比亚、印度和阿拉科西亚进贡来的象牙在此处进行雕刻”24，如此这般，在以宫殿之奢华为傲的总管口中反复提到的，是那些从帝国的23个辖区中收缴赋役的记录。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详细的纳税信息以这般炫目的形式在人们面前出现过。

而巴比伦人又被安排了怎样的任务呢？他们的城市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被命令挖掘地基，烧制泥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任务不太体面，但是大流士在检阅到苏撒纳贡的不同臣民时，将巴比伦人排在队列的首位，“挖泥土、压碎石、烧制泥砖，这些都是巴比伦人的职责，他们来完成这些任务”25。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非常清楚，在两河流域地区，人们通常不会将倾倒的建筑物的石块清走，而是将它们填平夯实，将新的建筑修建于废墟之上。例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庙，很可能建立在过去建筑物碎块的基础上。因此“圣王”的宫殿也需要如此修筑。

以巴比伦人修筑的层层庞大砖石为基础，用世界各地的珍宝加以装饰，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虽然不是众神的居所，却仍然拥有神圣辉煌的超凡景象。巴比伦城以其巨大无比的规模而拥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波斯之王的首都则按照建立者的设想为和谐的秩序树立了辉煌的典范。这并不是说它们缺乏大都会的特点，即使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之前，无处不在的银行世家埃吉比斯家族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其他的商人和银行家很快也来到这里；政府官员云集于此；操着各种混杂口音的工匠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但是波斯波利斯和苏撒并不像巴比伦那样充满了大都市的狂热感觉；大流士也并不渴望让它们变成这样。“圣王”不想从他的宫殿中一走出来就炫耀地挥舞着权杖进入一群臭烘烘的平民簇拥之中。税收的各项明细都认真地记入卷宗；宫殿大门上闪闪发光的稀有珍贵金属都开采自遥不可及的山脉之中；墙壁浮雕上常常雕刻着附庸国使者纳贡的形象——有时是阿拉伯人，有时是埃塞俄比亚人，有时是健陀罗人——国王的臣属永远被定格在图案呈现的模式中；这一切都明白地说明了波斯强大的永恒特点。对大流士来说，帝国统治的流血实践意义重大，所以它们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国王对世界国家的神圣幻想乃是通过征服行为建立起广阔统治。波斯人统治方式最为清楚地体现了某种盟约的内容：谦卑者将获保护；臣服和顺从可换来世界秩序的保证。当然这一条与两河流域的那些大帝国的宣传相比而言，显然大大减轻了对杀戮的热衷——但也的确非常有效地为征服世界的行为做了无限的开脱。

这种逻辑非常明显。如果波斯人命中注定要为流血的世界带来和平，那么反对他们的人显然是混乱和黑暗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谎言的工具，不仅威胁到大流士的帝国，而且还威胁到通过帝国反映出来的宇宙秩序。甚至有时大地和天空都可能对“圣王”的敌人表现出厌弃。公元前519年，也就是埃兰人起义之后一年，在帝国北方边界地区爆发了新的暴动，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就是斯基泰人。大流士亲自带领军队进攻他们，却遭到了自己向导的欺骗，在荒凉的原野上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干渴之中。附近没有水源，天空也没显示出要下雨的迹象，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他脱下黄袍和王冠，爬上了山顶，将自己的权杖用力刺入地面。到了破晓时分，大地上黑暗的阴影得到了净化，这位万王之王放声祈祷。他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大流士重新披挂上阵，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了叛军。对于波斯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次远征更加令人激动了：它说明世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遥远到无法被波斯人控制和征服。“从海洋的这边到海洋的遥远尽头，从陆地的这一侧到陆地遥远的尽头”26，大流士统辖一切。

“圣王”所拥有的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他还没有拥有天下的所有土地。在药杀水的另外一侧，亚洲草原在兰加河所环绕的无人占领的遥远地方静静延伸着；在非洲，原先由冈比西斯派出的一支波斯军队完全被沙漠风暴所吞噬^{[2]；在欧洲，与伊奥尼亚诸城隔海相望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陆，完全没有人曾经在这里探险，这是一块等待探索和征服的处女地，但是开拓这些遥远荒蛮的土地的时机一定会到来。那些地方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圣王”军队的势力，秩序一定会被推广到谎言的老巢中。大流士在击败斯基泰人班师回朝后立即准备进行新的征服。公元前518年，他瞄准了东方，派遣一支海军舰队溯印度河而上，到那片神秘土地中探险。侵略活动立即随之展开，他征服了旁遮普，并从那里征收金沙、大象和类似的奇珍异宝作为赋税。甚至连这条大河本身也被套上了象征性的枷锁：它的河水被装在一口大瓮中带到大流士御前，并放在他的宝库中，与其他的河水混合在一起，同样，他们也活捉一些俘虏来增加国王的荣耀。27}

的确，在印度河另外一侧还有更遥远的土地，这些独立于波斯统治之外，但即使这些土地没有正式地被划编为某个省份，也仍然可以得到国王的青睐和庇护。所有请愿者只要向他进献土和水，就可以得到国王仁厚的关心。进献这些礼物的时候要同时举行肃穆威严的仪式。那些请愿者必须将自己的故乡的尘土撒在地上，并在这片“土地”上发誓忠于波斯，这的确让人感到万分沮丧。“圣王”将这样的方式看作是自然物和人类一同接受他的统治的象征——这样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而那些请愿者自己，从国王面前可怕的仪式上退下之后，也无法再质疑他们刚才所有举动的意义了。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成了这个世界帝国的一部分，一个卑微的部分。

这样，“圣王”无须派遣军队就可以扩张波斯势力的范围。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不断前进，不断跨越高山大海。就在征服旁遮普的同时，从前那位王位竞争者欧塔涅斯正在爱琴海的东部水域巡航。萨摩斯岛此时已经被帝国正式纳入疆域之中；与之邻近的岛屿只要一见到波斯舰队到来的预兆，就开始准备考虑向国王的大使献出土和水作为礼物。对大流士来说，这只不过需要继续做出大量承诺。在平定了印度河平原之后，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调转到帝国的另外一侧。如今已经有两个大陆臣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为什么不能再来一个呢？

“圣王”的目光开始向西方无情地凝视。

[1]人们无法确认“尼丁图贝尔”的身份，但是有间接证据表明他可能具有王室血统。

[2]虽然我们认为希罗多德记录下来有关冈比西斯统治时期的某些细节，不能被看作可信材料，但他的确记载过：人们推断冈比西斯的军队葬身于利比亚沙漠之中，而所有试图搜寻他们遗骸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