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人是谁？”

早在波斯人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那时居鲁士还在征讨吕底亚，他曾偶然地接见了一个来自爱琴海彼岸的代表团。这些使节是希腊人，但与亚洲部分的希腊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城邦繁荣诱人。当时居鲁士曾经密谋征讨并占领他们。这些陌生人蓄着长发，身披鲜艳的猩红大氅，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像一般使节们所用的那种精细而得体的口吻，而是显得非常粗俗、坦率且无礼。他们向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君主传递的口信非常简单：居鲁士最好不要侵犯那些伊奥尼亚城邦，否则他就要应付那些派这些使节来的人——斯巴达人。显然这些陌生人觉得这个少见的名字足够让人胆寒，所以他们没有补充任何说明。居鲁士转身召唤身边的伊奥尼亚随从，他疑惑不解地问道：“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1

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都会让他目瞪口呆难以回答。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亚洲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人？他连历史上最有名的女人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波斯人的孤陋寡闻了。斯巴达的海伦曾经在几百年前毁灭了亚细亚和整个希腊。她从她的丈夫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家族中被诱拐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整个世界由此陷入血光之灾。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来自东西方的许多英雄在特洛伊的土地上互相厮杀。希腊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这座亚细亚最大的城邦，屠杀他们的男子，掳掠他们的妇女，才可能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胜利者的后裔意识到，在这次彻底的破坏中，有一个令人清醒、惧怕的事实是：仅仅“为了一个斯巴达女人就纠集起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侵略亚细亚并彻底消灭特洛伊的势力”2。无疑很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人，担心辽阔的东方仍然因为历史上的过节心怀怨恨。由于依附在辽阔大陆的边缘所带来的不安定状态，伊奥尼亚人非常有理由害怕特洛伊死难者的报复。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关于这座城邦的著名女人的记忆实在过于珍贵。据说墨涅拉俄斯王在大屠杀之后的特洛伊城中寻找他的妻子，本打算将她杀死以惩罚她所造成的一切杀戮的罪过——但是，当他最终找到自己的妻子时，非但没有杀掉她，反而将宝剑从手中掉落，因为当他看见这个女子裸露着的完美胸部时，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了斯巴达，他们的坟墓就建在城南的地岬上，人们可见巨大的封石颜色如墨涅拉俄斯王的头发一样火红。海伦本人堪称“女性的光辉”3，比她的丈夫更加耀眼：不仅因为她金发碧眼，而且因为她那佩戴金饰的窈窕身姿。居鲁士得知斯巴达人就是一群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神龛中举行祭祀的人，是一群好色且沉溺于享乐的人之后，他对这群人的傲慢态度更增添了几分轻蔑。他们的使节蓄着长发，身披猩红大氅，显然具有海伦的爱慕者的倾向；居鲁士不难知道在希腊人中，蓄长发通常被看作女子气质的某种证据，而使用昂贵的朱砂染料则标志极度的奢侈。波斯人轻视斯巴达人的威胁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显然他们不必害怕这样一个喜好奢华的民族。

表面现象有时当然具有欺骗性，但这次却是符合事实的，在他们早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人确实以享乐主义和贪婪而臭名昭著。他们得到的共同神谕是：“贪婪令其毁灭。”4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斯巴达一度是其他各个希腊城邦所厌恶的一切的典型：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残忍又贪婪；他们渴望土地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的市民阶层普遍贫困，统治者肆意剥夺人民的财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斯巴达各阶层之间的仇恨到了极端的地步，外邦的分析人士为之震惊，毫不犹豫地将它判断为“希腊最糟糕的政府”5。在那个时代里竞争不可避免：公元前7世纪正是希腊世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人们渴望出现一个理想的良治政府“欧诺弥亚”（eunomia，意为“法治下的秩序”），这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样飘忽不定。

社会动荡事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例如米底和波斯的部落酋长们曾经多次引发这样的事件，而在希腊人中间，对良治政府的渴望更为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良治政府的过程是孤独的。贫瘠而落后的国土无法与拥有上千年君主统治传统的东方相提并论，他们也不像扎格罗什山脉中的那些部落居民，希腊距离文明发祥源地太过遥远。由于没有现成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范例可以模仿，希腊世界很早就分裂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各自的体制危机。尽管他们常年处于紧张而痛苦的社会冲突之中，但是希腊人没有完全忽略地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试验、创新并铸就自己的独特道路。“一座弹丸小城，只要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就能比愚蠢的尼尼微所有的辉煌之处都要出色。”6当然，与希腊诸城邦的崎岖地势相比，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开阔地面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缺乏生机。在希腊，众多山脉将平原分割成小片，也把各个城邦相互分隔开，从而使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为它们提供了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

斯巴达人显然得益于城邦的地理位置，他们能够纵容本邦好战的阶层，他们得到的一切利益都要归结于他们占尽地利。他们的城市所统治的疆域位于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名为拉斯第蒙（Lacedaemon，古斯巴达别称），这片土地被一些天然的屏障环绕：东、南两面临海，北方矗立着灰暗可怕的大山，西面横亘荒凉高大的泰格托斯山（Taygetos），它那5座如利爪一样耸立的山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时常覆盖着积雪。在这些险要的地势之内，一座城市可以轻易地从濒临毁灭的关头恢复过来，并继续安稳地存在。

但是在这样的边界中也容易发生进化和变异。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一样起源于部落君主统治，他们的国家诞生于古老的游牧时代。虽然斯巴达这个名字非常古老，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建立在一块新开垦土地上的4个村落的联合体。它与原来的那个斯巴达，也就是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生活过的那个斯巴达没有任何关系。在拉斯第蒙平原上矗立的这对夫妇的坟墓虽然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他们的神庙并没有见证延续不断的历史，恰恰相反是彻底、粗暴的历史断裂。神庙周围散布着许多墓葬的封土，这些都是荒废已久的宫殿，也许它们就是当年海伦和墨涅拉俄斯居住过的地方；然而，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拉斯第蒙的辉煌建筑都被洗劫一空并被付之一炬。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做出这些事来很快就被人忘记了，这里彻底沦为废墟，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东西。数百年之后，墨涅拉俄斯的王国崩溃后留下的空白，逐渐被某些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占据了，这是一些后来被称为多利安人（Dorian）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彻底区别于那些被征服的希腊原著居民而骄傲。7这些多利安人也属于希腊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所继承的这块土地的辉煌历史。对他们来说，这里“有关英雄时代、城邦起源以及任何联系着遥远时代的传说”8比任何一个国度都更加宏伟动人。这些定居者对拉斯第蒙家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开始赞颂他们。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几乎在与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遥远的扎格罗什山脉定居下来同一时期，人们偶然发现了海伦的墓地。更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斯巴达的精英人士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个古老的家系，这个家系可以上溯到早于墨涅拉俄斯王统治的时代，一直追溯到他们中最为伟大的人物，就是那位杀死怪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这样，多利安人远祖的入侵行为如今就表现为一次回乡；他们通过征服得到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笔遗产。斯巴达人的领袖将自己称为“赫拉克里德”（Heraclids）——这个称号表示他们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也说明他们不仅是拉斯第蒙的统治者，同样也是大部分希腊的统治者。

这一切当然向他们的邻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到公元前700年，斯巴达人就已经取得惊人的成功，跨越了最具威胁性的自然边界——泰格托斯山脉，发动了吞并位于山脉西侧的麦西尼亚（Messenia）的土地的战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宽敞的舞台”，这里的土地“适宜耕种，物产富饶”9，麦西尼亚甚至比拉斯第蒙那里的土地还要肥沃，虽然麦西尼亚人同样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多利安祖先的世系，但是斯巴达人以残忍的侵略和无情的决心，野蛮地对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表示出他们的蔑视。像麦西尼亚这样广阔的土地不会轻易屈服，但是斯巴达人不断冷酷地保持对他们的目标的控制，年复一年地血洗那里的田野和树林。麦西尼亚最终彻底屈服了。这场胜利使征服者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像这样，一个希腊民族对另一个希腊民族的奴役之彻底是史无前例的。斯巴达人不仅成了希腊最富有的民族，同样成了一种奇观，一个奇怪、独一无二的变异民族。在斯巴达人自己看来，这种神秘的光环是他们独有的。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在黄金时代的英雄逝去那么久之后，还能够将本民族世系追溯到众神之王自身？斯巴达人制造这种迷信完全出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自己也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看法完全受到这个神圣幻觉的影响。如果冒犯了神灵，则一切都将失去；如果重视神谕，斯巴达人的伟大则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因此，斯巴达对麦西尼亚的征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也同样因此，它能够无视漫长的战争，甚至还能从重大的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命运，从几乎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令人惊讶地铸就出一个“良治政府”的典范。

在改革和毁灭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赫拉克里德人经过漫长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然而，占领麦西尼亚并没有拖延时间，而几乎是仓促行事。胜利虽然给斯巴达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改变穷人的悲惨境遇。事实上，由于更多资源集中到贵族手中，反而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或许，将斯巴达上层阶级的条件与遥远的米底上层阶级的状况相比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忽视那些服从自己的市民们的贫困境遇了，也不用再搭理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吁以及所有“反对国家的煽动言论”10。但是斯巴达并非米底——恰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新，这场革新逐渐在整个希腊地区造成了风云激变的局面，也几乎给赫拉克里德人造成了颠覆性的后果。

为斯巴达赢得麦西尼亚的并不是那些趾高气扬、开销庞大、永远处于上层阶级的骑兵，反而是那些出身农户的重甲步兵，这些人虽然无法负担马匹的费用，但仍然有能力置办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谓“重盾”，这是一种设计新颖的圆形盾牌，高宽都达一米，在其木质表面上包裹青铜。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谓“重甲步兵”——以方阵队形前进，形成铜墙铁壁般的防护，或许他们还身着青铜头盔和护胸铁甲，手持长矛，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破坏性进攻武器。斯巴达人在与麦西尼亚人的战争中有机会对这种极端致命的新型战法进行各个方面的尝试，然而这并非一种容易操作的战法。每一面重盾如果能够发挥其功用的话，就可以为其两侧的人提供与持盾者一样的保护，所以方阵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存在任何阶级分化，它都要担负侧翼遭受攻击而崩溃的风险。

斯巴达人在一首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方队，绝不放弃，永不言退。”11歌中号召每个阶层的重甲步兵一致行进。毕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身边的农民战友，那些最为纯粹的赫拉克里德人在战场上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假设，如果农民们不能继续负担制作盾牌的昂贵费用，斯巴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片废墟——尽管残酷但几乎是一定的，因为麦西尼亚对它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斯巴达人依靠下层阶级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在获得成功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为止，有关公民团结的观念不再仅是那些邋遢农民们的一厢情愿了。甚至对赫拉克里德来说，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恐慌导致了特殊的解决办法。拉斯第蒙开始改革。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斯巴达人被迫忘掉那些由来已久的阶级差异，转而服从一项恢宏但难以接受的社会整合试验。但是，准确地说，他们是如何被煽动，以及被哪些人煽动的呢？斯巴达人曾经狂热地沉迷于古代英雄令人难忘的各种传说，他们不是那种受到某种无名的社会力量影响便为自己树立新秩序的人。显然这只可能是某个传说中的圣贤的作为。过了很久，一个名字“吕库古”（Lycurgus）开始浮现出来。在斯巴达建立“良治政府”之后仅仅过了大约一个世纪，这个神秘人物就已经被当作这项功绩的建立者，明确地受到人民的赞颂。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是一名赫拉克里德显贵，斯巴达王的叔父，脾气非常暴躁，“气节高尚而且公正”12。这就是所有他的传记作家们公认的全部行状了。甚至那些神谕者都承认难以弄清吕库古究竟“是人还是神”——尽管如此，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名圣贤的超人。13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个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庙用于纪念这位伟人，而委托于他的改革事业很快也被定格于遥远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谓的“赫拉克里德家系”一样，人们也为他伪造了一部古老神圣的族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一个国家刚刚尝试着为自己进行一场外科手术一样的改革，立刻就将它视为自己传统的最关键部分。随后人们提出，吕库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拥有的美与崇高，深受感动，心满意足。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贯彻实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坚定不移——至少在人类所能预见的时代中能够如此”14。斯巴达人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为了虚构，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巩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话的民族。

伯罗奔尼撒半岛

长久以来笼罩在斯巴达人身上的陌生感，现在开始激活他们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其他城邦人的面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吕库古提出要成为神圣者，然而他既有神圣的特点，也具有某些如野兽一样不驯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提出狼的作为的人”：这种看似怪异而具有威胁性的话是就他的名字的字面含义而言的。在吕库古建立的体系下，斯巴达人不再被当作一个富人压迫穷人、赫拉克里德剥削农民、同类相残的民族，而是一群统一的可怕掠食者。每一个市民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农民，都被包容在他的阶层中。从此以后，“即使富人也开始尽可能地采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5。每一个斯巴达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无情的绝对纪律下接受教育，每个人都一样。每个市民坚守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每名重甲步兵也坚守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终生，“步伐坚定，咬紧牙关，抵抗敌人”16，至死方休。据说为了能够教育民众，吕库古的确曾经用最极端的例子说明公民该如何为国尽忠，那就是自杀殉国。“由于他认为政治家的死也要有社会价值，为了在道德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表率，因此他将自己活活饿死。”17

一种残忍的哲学得到了确立。虽然它可能具有自我献身的特点，但是斯巴达人却严格珍视它带给自己的自由。他们的城邦变成了一座军营，而整个社会则成为一个为战争而准备的巨大方阵，这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高压政策，而是一种严格制定的阶级一致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得到了巧妙的平衡。赫拉克里德虽然放弃了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且做到了表面上的公平，但是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财富、产业和大部分的权力。那些初次加入精英阶层和方阵的贫困的下层人员，也获得了此前从未拥有过的地位与物质保证，他们不再在肮脏悲惨的境遇中挣扎，不再依靠耕种和贸易维持生计，战士不再从事修鞋、锯木或者制盘等活计，这些活计最好留给拉斯第蒙其他阶层的居民——“佩里俄科”（perioikoi），也就是“周边居民”——去做，这些人遭到轻视，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不能和久经考验的斯巴达人一样拥有全部的权利。

对于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财富资源能够同他所属的阶级等值。可喜的是，对于患上了土地饥饿症的民族来说，占领麦西尼亚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让贵族阶层能够肆意破坏。虽然真实细节无法弄清楚，但吕库古改革计划中的一项关键政策很可能就是把麦西尼亚分开，用来分配给穷人。18这个主宰民族的成员从来没有亲自在这里耕种过，斯巴达战士不可能在田地中辛苦流汗，这是被征服的麦西尼亚人的工作。斯巴达人早在刚刚跨越泰格托斯山脉之初，就表现出剥削被征服的敌人的特殊天赋。斯巴达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渊博的学者们对一个名称充满了好奇心——“希洛人”（helots），这是斯巴达人称呼那些悲惨的最下层人的名字，这个词来自于希洛市，是拉斯第蒙一座城镇的名称，在斯巴达人扩张的最初岁月中就被征服了。19泰格托斯山脉一侧进行的实践被改进并被推广到山脉的另一侧后，所有居民都变成了农奴。麦西尼亚人“像驴子一样在沉重负担下受苦”20，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承受保证斯巴达伟大的全部压力。

很快，这些征服者发现通过希洛人的劳动就能够更加富裕，而不必自己谋生。到了公元前6世纪早期，由于成功地平定了西部，他们的焦点必然开始转向北方。在那里阻碍帝国前进道路的似乎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阿戈斯（Argos）这座城邦距离拉斯第蒙边界不到40英里，和斯巴达一样富有活力、傲慢，区别在于，它令人更加印象深刻，提出拥有希腊南部的统治权。当斯巴达人炫耀自己的祖先是墨涅拉俄斯时，阿戈斯人提出了更加伟大的人物，墨涅拉俄斯王的兄长阿伽门农，他是黄金城迈锡尼的主人，是希腊人进攻特洛伊的总指挥。虽然迈锡尼此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宝座所在地，但仍然可以找到；虽然仅仅残留着过去辉煌的外壳，但依然坐落于阿戈斯平原北部的两个山谷之间。阿戈斯人一直不断努力镇压那些哪怕最为轻微的独立迹象，渴望继承自己古老的资格。在每个希腊城邦竞相发起的无休止的宣传之中，当然无法察觉到这一点。珀罗普斯（Pelops）是一位肩膀用象牙制成的勇士，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希腊南部整个半岛地区命名，最终，阿伽门农作为其祖父的后人统治这里。那么在希腊，在任何争夺“珀罗普斯的土地”——伯罗奔尼撒——的斗争中，阿戈斯人为什么要满足于第二的位置呢？显然阿戈斯而非斯巴达应当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

早在公元前669年，也就是吕库古改革的初期，阿戈斯人遭遇过斯巴达人新式全民军队对他们的领土发动的侵略，而且曾经打败过他们。半个世纪之后，斯巴达人不断欺骗那些已经跨过边界的国家。在向北越过一条荒芜的山脉之后，这些来自拉斯第蒙的不速之客进入了一片肥沃开阔的田野和橄榄林，这就是泰格亚（Tegea）的领土，不幸的是这座城邦位于阿戈斯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尤其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泰格亚富足的农田就是令他们无法容忍的挑衅，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为了占据这里并将泰格亚人完全变成农奴，他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入侵者得到了神谕的保证，很快就能够“在泰格亚平原上跳舞”21了，在这个神谕的鼓舞下，他们对自己的胜利信心满满，他们甚至还带上了测量土地的工具和为新奴隶们准备的镣铐。然而，这个神谕误导了他们：侵略被击退了，他们跳舞是因为沦为战俘，身披自己从斯巴达带来的枷锁，步履缓慢，不得不在皮鞭下舞蹈。

这对斯巴达人的自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突然而且果断地改变了对外政策。他们开始发现征服并奴役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目标过于自负，而霸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毫无疑问，必须奴役泰格亚人；尽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失败了，但是胁迫和威望的力量或许可以成功？斯巴达人运用他们惯有的奸诈和虚伪信仰的综合特点，以签订停战协议为名，适时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泰格亚。他们得到消息称，在一家铁匠的院子中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似乎是一副骸骨的脊柱。斯巴达人敏感地觉察到大有文章可做，趁机利用这个惊人的发现。在他们的重赏之下，有人将骸骨挖出，偷偷运回斯巴达，展出之后重新安葬。人们发现这具骸骨不是别人——请鸣笛致意！——正是阿伽门农的儿子。显然，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样的鉴定更能引起阿戈斯人的愤怒。斯巴达人对此事大加渲染确实有更为精明的目的。遗骸也许是从泰格亚偷来的，但是斯巴达在自己国土上奉祀遗骸，向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公开表明自己重视而且尊崇古代的传统。它征服了麦西尼亚不久之后，打算将这座城市化为灰烬。原先那些表示纵然战斗至死也不愿屈服于斯巴达人、当他们的奴隶的城邦，如今为了免于遭受彻底毁灭而臣服了。确实，斯巴达人暗示这样会让他们焕然一新。对一个长期饱受对抗敌意煎熬的伯罗奔尼撒城邦来说，不必提及阿戈斯，斯巴达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张保护网。可以设想一种更加糟糕的命运。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在“枷锁战役”之后几十年，泰格亚加入了这个可怕邻国建立并控制的联盟。

其他的城邦很快陷落了。和泰格亚一样，他们都在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了。斯巴达的“遗骸猎人”们游历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遥远的地方，搜寻其他英雄的遗骸，在某个散布着大量更新世猛犸化石的地方收获颇丰。斯巴达人想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属城的联盟，仅仅依靠古生物学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以诸邦神话历史的传承者自居，他们也不会放弃在威吓与战争中保持狼群战术，早年的失败给他们改革的新式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并没有削弱他们对吕库古式体系的忠诚，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加以改进。他们用了100年时间将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杀戮机器，这赋予了斯巴达人一种少见但残暴的神秘特点。对其他各个城邦的重甲步兵来说，富裕的精英分子每个季节只不过将自己的甲胄从仓库中取出来，掸掸灰尘，他们只不过将战争看作一种仪式性的、致命的体育运动，这种想法非常业余。在战场上遭遇斯巴达人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斯巴达可以在整个城邦进行动员，令人担忧；它的公民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击并消灭一切反抗他们的力量，这简直骇人至极。很多其他城邦的重甲步兵遇到了这样的敌手，宁愿逃跑也不想冒险一试。

斯巴达人精通各种战争形式和心理攻势，清楚地知道如何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用高音鸣笛指引方阵前进的方向，他们步调一致的前进脚步使大地为之震动。当他们在战场上穿过飞扬的尘土前进时，人们就会看到一排排炫目的“铜墙铁壁”和猩红斗篷，22因为斯巴达人习惯于把盾牌擦拭得锃光瓦亮，而斗篷很可能是按照吕库古自己的命令，被染成鲜血一样的颜色。23向古代英雄致敬的令人战栗的战歌回荡在缓慢前进的队伍上空，这时，军官坐骑的马鬃在每个人的面前飘过，将领高声发出命令，方阵的歌声骤然中止。突然，一声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天空。重甲步兵们加快脚步，压低矛头，然后向前冲去。但是队列不一定集中在一处，有时两翼分头进击，像牛角一样攻击敌人的两肋。作战的原则是不允许像业余军队那样放任个人单打独斗，这是斯巴达军事训练最为严格的教条。在别的城邦的重甲步兵看来，这种熟练的指挥简直到了诡计多端的地步。这座城市把它的公民训练成毁灭武器，因此认可它的伟大之处，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所有人都承认：“同斯巴达人作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24

早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当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按照神谕的指示，寻找“希腊诸邦中最为强大的城邦”结盟，以抵御波斯迫在眉睫的侵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找到了斯巴达。他对它的威望的赞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就是对阿戈斯最直接的冷落。的确，拥有一个如克里瑟斯这般富有而强大的盟友，以及大量与泰格亚一样的伯罗奔尼撒城邦充当附庸，对斯巴达人来说终于到了找老对手清算复仇的时候了。大约在公元前546年，此时吕底亚帝国已经臣服于居鲁士，但斯巴达人并没有按照盟约的规定前去支援克里瑟斯，而是直接向阿戈斯发动了战争。阿戈斯人根据古老的习俗，立刻提议举行一场比赛，从他们城邦和入侵者阵营中各选出300名勇士，通过决斗以定胜负。斯巴达人毕竟对古代英雄主义传说中的榜样充满热情，于是同意了。战斗当天的最后一刻，只有3人幸存下来：有两名阿戈斯人，而斯巴达人仅剩一名。阿戈斯人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于是回到自己的城邦庆祝胜利——而其对手虽经过浴血奋战但仍然斗志昂扬，他们认为阿戈斯人逃离了战场，己方应获胜利。当阿戈斯人出于义愤开始争论的时候，斯巴达战士们却在集结军队：他们在第二天全军出动迎击对手，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戈斯国土也被拉斯第蒙吞并，阿戈斯人将自己的头发剃光，以志其辱，整整一代人都以这种面貌示人。当阿戈斯人纷纷剃光自己的头发时，斯巴达人则订立完全相反的誓言：他们要永远蓄留长发，并给发辫涂上油，像红色的斗篷一样，用来标志他们的身份。

然而，就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克里瑟斯投降的消息传到斯巴达人耳中。他们没能按照盟约救援吕底亚国王，这成了他们屈辱的证据。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糟糕。斯巴达人仍然不愿意统率一支军队跨过爱琴海，而仅仅派遣了一小队使者面见居鲁士，结果只能在居鲁士举世闻名的蔑视之下忍气吞声。波斯人当然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教训让斯巴达人冷静下来。虽然斯巴达人在希腊人中算是强者，但是在亚细亚它仅仅是一个名字，甚至都不能算作一股力量。同居鲁士统治的不可思议的辽阔疆域相比，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只不过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地点而已。

但是，终有那么一天，斯巴达人会一拳将波斯人的嘲讽打回他们的肚子里。“斯巴达人是谁？”这个问题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提出，也可以用惧怕的口气提出。群山环绕之中自给自足，性情排外而多疑的斯巴达人从来都在夺取，而未曾赐予过，他们向来都在暗中监视着别人，但从来没有被别人了解过。在希腊诸族之中，他们并不试图区分希腊人和外邦人，而将一切非斯巴达人统统斥为“外国人”，他们定期将发现的外国人驱逐出自己的城邦。对于他们的邻邦来说，拉斯第蒙的狼主们向来都拥有强大的魔力，让他们惧怕。他们给自己的邻邦提出的难题，如同居鲁士的提问一样，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应对。真相总被传说所遮蔽，而现实则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斯巴达人认识到恐惧的价值，他们非常清楚，惧怕能够削减他人的勇气，令其不敢揭开自己的神秘性，因为他们的神秘中掩盖着的是别人的噩梦。

法律的奴仆

在矗立着海伦坟墓的峭壁脚下，有一条湍急、浑浊的欧罗塔斯河（Eurotas）。沿着河流平缓的河道蜿蜒北上，旅行者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散乱的村落错落分布在遥远的对岸。看起来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个土气的地方同人们观念中令人敬畏的斯巴达城市有任何联系。在后来的岁月中，雅典人修昔底德写道：“假设有一天这座城市被废弃了，仅仅残留一些庙宇等建筑物的图籍——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此后的世代人们会难以相信，这里过去居住的民族曾经拥有最强大的势力。”25

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并不在意这些。这个拥有克己、坚韧品质的民族轻视各种浮华的建筑物，任由其他国家那些懦夫在他们城市的周围修筑高高的城墙。斯巴达人不需要石头工事，因为他们拥有利矛坚盾。如果一个男人最本色的标志就是在军营中度过一生，那么他为何要浪费大理石去修建那些华而不实的纪念物呢？只有庙宇——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军营一般节俭的城市中显得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是一朵路数不同于各类平常建筑的奇葩。斯巴达人在这里非常大方地炫耀他们的战利品。卫城位于城市中心一座低矮的山丘上，它的最主要部分是一座高大的神庙，内部镶满了矩形的青铜板。另外一座庙宇正好位于斯巴达的北部，这里有一座阿波罗的雕像，这是拥有预言能力的射手之神，其雕像由纯金包裹。

拉斯第蒙所有神庙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献给阿波罗的孪生姐妹，狩猎女神和“野兽主人”阿尔忒弥斯（Artemis）的神庙。26欧罗塔斯河穿过城市的中心向北流去，来访者可以沿着河流的方向，经过一片开阔的训练场地，然后进入沼泽低地，这里树立了一座黑黝黝的古老女神雕像。早在公元前560年左右，斯巴达人刚刚崛起并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其他地方时，就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完全用石头修成的辉煌神庙，这座神庙除了砖石工艺散发的崭新光芒之外，还带有某种阴森的气氛。在神庙周围的激流中有许多青蛙不停地鸣叫，有时沼泽中蒸腾的雾气像鬼魂一样从河中升起：神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神庙的各个部分并不都是最新修建的。新建的石头建筑上面装点着从更旧的神殿上保存下来的装饰物，有些描绘的是理想化的没有胡须的青年人或者头发灰白的士兵的肖像，有的则是一些看起来如同白痴一样的怪人和扭曲的怪物，这些形象都像野兽一样张大嘴，野蛮地拼命嘶喊，如同遭受极大的痛苦。27这就是斯巴达人的梦魇：公民中几乎没有人不曾受到这些东西的困扰，从童年开始直到老年，他们都要来阿尔忒弥斯神庙纪念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他们常常看到这些形象一直在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英雄们的面容激励着他们，愚人、蛇发女妖和没有牙齿的丑陋巫师的鬼脸则提醒他们失败的难堪。失败就意味着遭到抛弃：将被逐出城邦，留下的只有羞耻、扭曲和兽性。所有斯巴达人的生活都要伴随这样的真理的暗示。每个人都要生活在其限定的严苛典章之下。

作为公民，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受到追踪和监视。每一代人都像典狱人员一样监视着自己的邻人。斯巴达人高度重视并且理解“童声合唱团、舞蹈和节日庆典”28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却仍然不信任青年的勃勃生机。作为一名“狼群理论工作者”，吕库古担心未经检验的“愣头青”的蛮力会超出控制。他教导自己的国民，只有靠皮鞭才能训练好这些年轻的掠食者。斯巴达人熟知自己早年历史中那些严厉的榜样，野蛮的原始本能和冲动非常容易失去控制，会将一个国家彻底毁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革新之后，他们不再愿意容忍他人。谁也不愿意给青年天生的躁动和强烈欲望留下余地。只有依靠纪律，不可抗拒的纪律才能够很好地约束他们。如果一定要在斯巴达改变某件东西，无论是逐渐消失的习惯还是时下通行的法律，一定要由长者们开会讨论审查这项改革的必要性。29为什么要接受其他方面的考量呢？因为斯巴达的长老们毕竟是见证了传统发挥作用的活人：传统能够造就一个英雄辈出的主宰民族。

因此，斯巴达正是以其令人惧怕的盛名，被视为民风纯善的地方而广受赞誉。在希腊的各个城邦中，只有在这里一个年轻人才会自觉为年长者让路，因为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姿态表示尊敬，同样也是对法律及其人民的习俗的尊重。可以从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看，斯巴达人认为，如果年轻人在公共厕所中如厕，若这时有长者经过，因为嫌弃气味难闻而皱眉的时候，他就不能起身。尽管“城中年轻的持矛士兵大有人在”，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年长者才有权位列行伍”30。甚至城邦虚设的首脑——斯巴达人在这一点上和别人都不同，他们拥有两个国王——都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威。严格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职权范围，他们自身也需要接受城邦最高议会的讯问，这个议会是与双王制并列的法律实体，是一个完全由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统治的机构。斯巴达人恰当地将这个实体称为“贵族元老议事会”——这个名字就像后来罗马人的元老院一样，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老人们的议会。因此，除了充当宪法守护者的角色之外，它还有权阻止任何行动的发生，或者将自己的思考结论当作有效的法律事实，贵族元老议事会能够轻易地控制斯巴达的任何政策。被选举的成员不仅是一个公民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而且还是终身任职。“无疑，在人类争夺的一切奖赏之中，这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甚至非斯巴达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确，体育竞技也是一项很大的荣誉，但是那仅仅是体力方面勇气的竞赛。而进入贵族元老议事会的选举才是对高贵灵魂的终极证明。”31

它在斯巴达不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不是一个缝隙，而是一只可以到处插手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即使是新生婴儿也要被老人们的手指戳上一下。婴儿要通过长老们的判断来鉴别是否过于羸弱或者畸形，由于这样的人将来不能为城邦效力，因此长老们就会立刻下令处死他们。由于城邦为培养一个公民而投入的资源是非常可观的，所以绝大多数公民认为这样做非常合适。诚然如此，每个母亲都会很好地充当起优生学家的角色，用葡萄酒洗浴自己的孩子，人们认为这是检验癫痫症最为可靠的方式。哪有真正的斯巴达父母愿意抚养一个某天可能突然在一阵痉挛之中垮掉的儿子呢？毕竟提早经历一次丧子之痛要比将来冒着可能遭受耻辱的风险要好得多。通向麦西尼亚的大道从山脉上的一条峭壁裂缝旁边经过，此地名叫“阿波特泰”（Apothetae），也就是“垃圾场”，经考证这就是斯巴达人抛弃婴儿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些羸弱或者畸形的婴儿被抛弃到峡谷的深渊之中，并且受到诅咒，永世不能超生，这样就不再会让养育他们的城市蒙羞了。除了严格正式的行刑仪式之外，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如此冷漠地将生命抛弃。这些被抛弃的斯巴达婴儿没有任何得到赦免的希望——就像传说中居鲁士得到的好运那样。这些人必须死去，而且必须被眼睁睁地看到，以儆效尤。

毫无疑问，被丢弃在阿波特泰深渊之中的幼小骨骸所组成的“花格”（tracery），更有助于人们将精力集中于那些被允许活下来的孩子身上。斯巴达人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骄傲地意识到，自己从一出生就被选定为精英；反之，作为他们的监护人，国家对他们提出严格而令人畏惧的要求。据说，吕库古并未下令将改革的法令书写下来，而是将其铭刻在那些以之为生者的灵魂和身体上，这样每个人对别人来说都可以成为行走的法典。这样的社会管理方式如果从摇篮阶段开始实施，当然是完全可行的。那些柔软无力的婴儿必须要被塑造成坚强的斯巴达人。他们没有经过襁褓期，也从未在蹒跚学步时得到溺爱，更没有人纵容他们的奇思怪想。“给他们食物，他们就要吃下去，不能挑三拣四；怕黑或者过于依赖大人的习惯必须被完全纠正，任性和爱哭的毛病也要改正。”32毋庸置疑，斯巴达人的保姆以严厉尖锐著称，从来不轻浮多言。然而，这些严厉的人与城邦的教师组织相比，仍然要大大逊色。后者所承担的角色之重要在全希腊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可以说超出一切其他机构。对于斯巴达人来说，为了塑造一个模范公民，在他们的观念中有一个怪异而极端的主张：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全社会性的、由国家管理的教育体系。

这出于什么原因呢——这个体系甚至也向女童提供服务！表面上看来，男婴要比他们的姐妹们更容易遭受被抛弃到阿波特泰的命运，但并非如此，斯巴达人对女性人口的生命力也有同样多的关注。健康的母亲可以生出健康的战士。如同男孩们都被培养成为战斗者一样，女孩们则被培养成为未来的育种者。在外人看来，这样产生的结果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准则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怪异。在斯巴达，抚养女孩所花费的资源与男孩的一样多。令其他希腊人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她们也学习读写，而且她们并不像人们希望女人表现的那样谦逊，而是在言谈中表现出一种盛气凌人和好说教的风格，这样她们就能够很好地指导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对斯巴达人来说意义重大。她们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参与赛跑，投掷标枪，甚至参加摔跤比赛。她们在跳舞过程中表现出极度的狂热，她们可以用力向后踢腿，用脚后跟踢打自己的屁股。而且，还有一点，通常会让那些多疑的外邦人觉得无法忍受——经过训练，斯巴达女孩们习惯于在体育活动中仅仅身穿最短小的内衣，在她们踢腿的时候下体的缝隙完全可见。最为可怕的是，有时候她们甚至喜欢裸体嬉戏。

许多关注斯巴达的人都幻想过：在阳光的照耀下，斯巴达的女性赤身裸体，身上涂满橄榄油，皮肤晒得黝黑。外邦人给斯巴达人的姐妹们打上“大腿暴露狂”33的标签，这让斯巴达人非常生气，他们会严厉地反驳道：“女性的裸体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羞愧的，也没有任何一点不道德的地方。”事实上，“人们鼓励头脑清醒和节制”，这一点与“热爱肉体的健美”34正好相互矛盾。虽然毫无疑问，斯巴达的优生工程被认为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在训练场上向来闪耀着色情的光芒。未来母亲的最佳标准就是容易生育，斯巴达人会通过皮肤的光泽和乳房的形状来判断这一点。斯巴达姑娘们以其身体的美丽而著称，她们拥有长长的金发和优雅的小腿——这些都为判断道德是否高尚提供了现成的标准。一个丑陋的女儿一定会让她的父母受到惊吓，感到沮丧。人们在绝望中只能采取最后的措施。有一个婴儿带来了巨大且惊人的痛苦，她的保姆只能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将她带到海伦的坟墓前。在这座圣所的外面，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抓住这个婴儿的头发。这个幽灵预言，此婴儿“将会成为拉斯第蒙最可爱的女人”35。时间流逝，这个女孩果然成为出了名的美人，最后成为一位斯巴达国王的妻子。这说明，海伦的灵魂仍然时常游荡在她的故土上。

这个故事揭示了斯巴达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事实。虽然吕库古思想中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但是却没有培养任何平等意识。疯狂的竞赛意识让这座城邦中的女性愿意用自身摄人心魄的美丽使她们的同类相形见绌。从前有一位斯巴达国王问道：“什么样的政府是最好的？”回到他的问题上，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最好的政府能够让其治下绝大多数市民在美德方面互相竞争，而不会造成混乱的危险。”36因此这个教育体系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如同用一个模子给每个人打上相同的烙印，另一方面又能鉴别并立刻发现精英分子。养育女孩的过程就是明证，这在训练她们的兄弟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最顺从于这个体系的斯巴达人也就是这个体系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

教师的目的不仅是要粉碎男孩的个性，而且要将他推向坚忍、遵守纪律、冷漠无情的极端地步，这样他就能够证明自己最终被塑造成一个拥有钢铁意志的人。斯巴达男孩在7岁的时候就要离开家庭，与别的男孩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他的家庭观念被彻底打破并被重新塑造，从这个时刻开始，他所拥有的唯一自我观念就是作为方阵队伍中的一员。斯巴达人用“阿戈革”（agoge）这个词来代表对男孩子的训练，而在习惯中这个词常常用来表示饲养家畜幼崽。他们的指导教师被称为“派多诺摩斯”（Paidonomos），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放牧男孩的人”。这些年轻的斯巴达人得不到充足的定量供给，人们鼓励他们到邻近的拉斯第蒙人的农田里寻找食物，像狐狸一样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极尽盗窃之能事。^{[1]无论在夏日的酷暑还是冬天的严寒之中，男孩都和他的伙伴们一样身着相同的服装：一件束腰短衣，其余任何衣物都不穿，甚至包括鞋子。他们的交谈也受到严厉的限制，为的是培养一种简洁的说话风格，这种风格在整个希腊都很出名，被称为“拉斯第蒙式”。故而，一个年轻的斯巴达人服从于这些严格而统一的纪律，人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研究、比较和归类：“在男孩们接受训练的过程中，人们不断鼓励他们参加角力，互相竞争，这样长者们就能够更好地判断他们的性格及其勇气，了解当他们最终走上战场，位列行伍的时候，他们可能如何表现。”37甚至连女孩也会加入行动之中：人们命令男孩们脱光衣服来到她们面前，任由她们赞扬或者冷嘲热讽。真正的斯巴达人不应该有任何隐私。}

当一个男孩到了12岁的时候，他必须警觉地认识到一件事情，他已经可以合法地参与交友活动。在希腊各地，同性恋靡然成风，但只有斯巴达才将之制度化，据说甚至那些拒绝选择“情人”的男孩要被处罚金。对待女孩也是如此，如果女孩还未结婚，在其青春期阶段可能会不断被迫屈服。38这两种情况的理由显然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地方是完全个人和私密而不容国家权力染指的。的确，大部分斯巴达青年会由于屈服而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是男孩们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补偿金。这不仅是由于接受了“情人”并视之为自己的庇护人，而且因为这是通过积极争取得来的。一名市民越是尊贵，越是交友广泛，他越能够令自己的“爱人”获得更好的前途。

当然，到了结束“阿戈革”的时候，青年男子就能够肯定地知晓他是否注定要在未来成为伟大人物。大部分获准毕业的人将获得殊荣参加最后的考验，这是一次血腥的挑战。他们被选编到一个名叫“克里普提”（Crypteia）的“敢死队”中，并被派遣到深山老林之中，每个人的随身武器仅有一把匕首，他们得到的指令是要到故乡之外维持生存。然而这一段流放到城邦之外的考验，不仅仅是一次耐力测验。克里普提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独自游荡，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穿越泰格托斯山脉并悄悄潜入麦西尼亚地界。每一个阿戈革毕业班成员都受过训练，他们要趁黑夜前进，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杀手。据说所有的人中，只有斯巴达人否认杀人必然是一项罪行；在他们的观念中，屠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由于担心众神被他们激怒，斯巴达人每年都要对希洛人发动一次战争，这是一次典型的有计划的杀戮演习，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克里普提在血腥行动中可能担负的风险。39毕竟，除了认真铲除那些最有能力的麦西尼亚人之外，斯巴达人不可能指望通过别的方式来培养天生的奴隶。正像他们将自己城邦中的“渣滓”丢弃到阿波特泰山谷之中去一样，他们也计划消灭一切奴隶叛乱的星星之火。只有那些真正奴性十足的人才被允许繁殖后代。如果个别的奴隶不能控制自己作为希洛人的成长和智慧，将会被处以罚金。这样的事件也会引起长老们的注意。克里普提在得到告诫之后，悄悄潜伏，然后开始行动。

尽管他们是杀手，但年轻的斯巴达人将匕首刺向倒霉的麦西尼亚人喉咙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死刑：这几乎是一种仪式的开始，是有魔力的行动。在他感受到手中利刃深深刺进对方喉咙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一种自我认识：他成为了解自己城邦深奥秘密的一名传人。对冷血杀戮感到畏惧的人不能够领导他的人民。给克里普提下达指令的长老们同时也给所有成员提出了一项考验。只有当他亲自嗅到那个被猎杀的麦西尼亚人的仇恨，并亲自在他的双眼中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斯巴达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城邦所面临危险的全部程度；只有当他完成谋杀之后，才能够真正明白将其逼到绝路上的必要条件。

对于克里普提的行动者来说，这就是他增添自己力量的特殊知识。当然，无论男女，任何斯巴达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据说，当海伦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在阿尔忒弥斯神庙之前跳舞，被人劫持。这是发生在麦西尼亚被奴役之前的事情，这名麦西尼亚袭击者同样侵犯了整支舞蹈者的队伍。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再次来犯。每一个斯巴达女孩都清楚，一旦她们的国家失去手中的皮鞭，自己将要遭受何种命运。然而，她们将考验自身所能忍受的这种命运极限的事情交由她们的兄弟们来处理。每一个市民在童年时代的训练中，都要学习忍受鞭打。他们的粗布束腰短衣被打成一缕一缕的布条，他们的肩膀伤痕累累、鲜血淋漓，经过这些必不可少的鞭打仪式之后，拉斯第蒙主宰者的孩子们有时候看起来甚至和出身最为低贱的奴隶的情形一样。但是他们证明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奴性。让希洛人堕落的皮鞭可以令斯巴达的男孩们变得高贵，“短暂的痛苦将换来长久荣誉所带来的快乐”40，吕库古这样教导他的子民。毫无疑问，只有那些以最为坚韧的勇气忍受鞭打的人才能被选入克里普提；只有能经受奴隶一样的辛苦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宰者。

支配着所有斯巴达人成人生活的是一种观察力。尽管阿戈革的毕业生不必再次经受鞭打的羞辱，但他仍然继续受到许多令其他希腊城邦市民无法忍受的纪律的约束。斯巴达人在未满30岁之前不能担任公职，甚至不能掌管自己的财物。他们不能与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只能匆匆溜出军营，像动物一样与配偶交媾。他可以在战场上负伤，但是如果年轻人互相斗殴，很可能被长者当作顽皮的小孩子甚至奴隶一样教训。这种模糊的地位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二十来岁的斯巴达战士只能蓄短发，就像希洛人一样。令人震惊的是，甚至连斯巴达的新娘也是如此。41

在希腊，通常只有那些头发被剪掉制作假发的女奴才会剃掉头发，但是就像斯巴达很多特殊习俗一样，他们将这种别处视为羞辱的标记当作主妇的高傲象征。愈是多产，其威望愈高。如果生下了三个儿子，她的丈夫即可免除军务；如果她在分娩中死去，她的名字将被刻在墓碑上以示安慰。这个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妇道也变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事项。

当然，任何事情也不能与年轻人对地位的幻想相比。在斯巴达二十来岁的青年心中，他们被教育成冷酷无情的人，有时这样的特点完全是嗜血的。每次只能有三个毕业生获得最高荣誉，长老们将这个奖励称为“希帕格瑞忒斯”（hippagretes）——意思是“骏马指挥官”。这个头衔赋予他提名的权力，每人能够提名100位同伴加入“希皮斯”（Hippeis），这是一支由300名精英分子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指挥方式与其他军事单位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他们将处于战线中间，充当指挥官国王的贴身护卫。被希帕格瑞忒斯轻视所带来的嫉妒常常令人害怕。人们提倡处处以嫉妒的目光对希皮斯成员进行监视，上报任何违规行为，人人都伺机取代他们，而被开除的成员会彻底颜面扫地。因此毋庸置疑，斯巴达青年之间常常发生争执。同样毋庸置疑的还有，他们在刚刚步入成年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这种严格的行动规则的约束。

因此，斯巴达人的社会被各种混乱的悖论控制着：羞辱等于高傲；约束等于机遇；纪律等于自由；顺从等于主宰。甚至到了30岁，这时斯巴达人最终成为完全的市民，一个“同类”，或者说成为其他人的“同伴”，他仍然要生活在一种在其他城邦的精英分子看来类似于奴隶阶层的环境之中。每个晚上，他必须与别人吃一样的粗茶淡饭：这是厨子用一种黑乎乎的带血丝的肉汤搅拌混合而成的伙食。异邦人如果获得资格品尝一下这份用特殊方式炮制的食物，一定会开玩笑地说自己终于明白为什么斯巴达人不害怕死亡。尽管斯巴达人并非缺少欣赏俏皮话的幽默感，他们确实在自己的城市中为“笑神”建了一座神庙，但他们清楚有些事情非常严肃，不能拿来开玩笑。

对于一个同类来说，“过度”是自己的敌人。在其他城邦中，穷人通常瘦得皮包骨头，而富人则常常被冠以“酒囊饭袋”之类的外号称呼，但是在斯巴达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其他的城邦中，精英人士常常纵酒狂歌，手舞足蹈，但在斯巴达从不这样。在斯巴达，只有奴隶们才会这样做。有时候，在同类们享用他们的伙食的时候，也会拉来一个希洛人，让他弯腰弓背，身披破烂的兽皮，头戴一顶丑陋的红点狗皮帽子，模仿野兽。为了令观看节目的主人们得到娱乐和受到启迪，这个不幸的人通常被灌下大量烈性酒，他必须拼命喝酒，直到实在喝不下，酒浆从口中溢出流到兽皮上为止。斯巴达人这时就会笑着命令这个奴隶跳舞。希洛人的双颊酡红，下巴上满是唾沫，身体摇摇晃晃，步履蹒跚，东倒西歪，直到最后昏倒在地。他的主人们这时会开心地向他身上扔骨头取乐。

平心而论，可以说在拉斯第蒙“能够找到自由和奴役的精髓”42。毕竟，这两方面互为表里。在阿尔忒弥斯神庙的墙壁上，那些青年战士和智慧老人的形象看起来要比他们周围其他老太婆、低能儿、野蛮人和怪胎的丑陋形象更加高贵。同样，对于集体餐桌旁边清醒的同类来说，他们接受任何严酷残忍的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到醉醺醺的希洛人倒在他们脚下的场面。斯巴达人既主宰着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也主宰着大量奴隶的身体和欲望，他们是最标准的彻底自由的人，因为他们所控制的对象是最顽固而且最不愿降服的人。“他们拥有自由，是的——但是他们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即使斯巴达人也有自己的主人。而这个主人——这个主宰一切的主人——则是他们的法律。”43

祖先的声音

这种看上去完美的体制，（姑且不说它必然带来的仇外主义，）使绝大多数斯巴达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鄙视。一系列外交事故所带来的后果仅仅加深了他们的岛国心态。居鲁士的嘲弄所带来的羞辱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公元前525年，斯巴达人发动了针对萨摩斯的海上侵略，这是一个强大的岛国，与波斯占据的伊奥尼亚隔海相望，这次侵略遭到了全面抵抗。从此以后，斯巴达人就不再冒险继续纠缠在爱琴海地区，大多数人都打算向东扩张。这样做要比仅仅在家门口附近巩固自己的霸权更为重要。但是如果将他们那些无人能比的战士大量派往海外，那还有谁来阻止希洛人突然发动的暴动呢？不能指望他们设想的那些盟友们。只有用一种严格的约束准则将他们联合起来，拉斯第蒙的安定才能有保证。这样，才能让伯罗奔尼撒的边界充当斯巴达国家的边墙。

伯罗奔尼撒虽然名为岛屿，但并不完全是“四面环海”44的地方。从斯巴达出发向北走四天的路就会遇到强大的商业城市科林斯，经过这里，穿越一条不到6英里宽的狭窄地峡，就会到达希腊本土各个城邦和山脉。斯巴达人虽然来自于伯罗奔尼撒，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这条地峡的存在。地峡以北的城邦中有一些像雅典和底比斯这样强大的城邦，这些强国是希腊权力角逐场上的主要玩家。斯巴达人虽然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墨涅拉俄斯的后裔，但毕竟属于多利安人，而地峡以北多山的地方正是他们祖先的故土。雅典人和底比斯人曾经先后跨过关隘，来到群山环绕、散布在海岸线各处的低地，其中最为狭窄的通道仅容两辆四轮马车并排通过。此处被叫作“温泉关”，这个地名在斯巴达人中间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从这里抬头向西望去，隐约可见一座高峰，这就是欧伊铁（MountofOeta），正是在这座山上，赫拉克勒斯将自己献祭在一座火葬堆上，并在火焰中升天，加入了奥林匹斯山众神大家庭。欧伊铁山以南是一片以富饶著称的土地，这就是多利斯平原，多利安人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地方得来的。在多利斯以南的地方还有另外一座高山，名叫帕尔纳索斯（Parnassus），这是一座溪流急促、沟壑纵横的山峰；在此山的西边有一个最为神圣的地点，这里的神庙受到斯巴达人更高的崇拜，程度超过他们对自己城市中任何一座其他神庙的崇拜，甚至在全希腊也是如此，这就是德尔斐（Delphi）。在德尔斐，空气纯净，可以从中得到神谕。人们相信，每年中有九个月的时间，阿波罗神会在这里居住。在整个世界中，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关于未来的启示和预言。在神谕深处，时间自身的面纱被揭开了。

斯巴达人对阿波罗特别推崇，这并不让人感觉惊讶。正像他们的祖先移民到拉斯第蒙一样，这位射手之神也是从北方来到德尔斐。阿波罗将奥林匹亚的殿堂抛在了脑后，来到世间旅行，他“随身带着远射弓，寻找一个可以向普通人宣示神谕的圣所”。45他发现有一个地方盘踞着一条巨大的蟒蛇，这条蛇由于吞吃人而变得庞大，它在寒冷的春季中酣然入睡，盘踞在帕尔纳索斯陡峭的山崖上，而鹰群只能在它下方孤寂阴暗的峡谷中盘旋。阿波罗用他那致命的弓箭射中了这只巨大的怪物，从此成为统治德尔斐的主人。阿波罗种下月桂的枝条来净化这片神圣的土地。后来人们砍伐月桂树的树枝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神庙，据说，阿波罗就是通过这些树叶的沙沙声发出神谕的。从太阳神的青年时代开始，人们不断兴修土木。神庙也在不断变化，第二座神庙是用蕨类植物的茎秆修建的，第三座用的是蜡和羽毛，第四座用的是青铜——这在阿波罗神谕的历史中是最为著名的一座。当月桂树的叶子悄悄凋落的时候，阿波罗就会通过一名陷入迷狂状态的青年祭司的口发出神谕，这个人被称为“皮提亚”（Pythia），这个头衔听起来与早已化为灰土的阿波罗的对手的名字（蟒蛇）有些相似。大约在公元前750年的时候，德尔斐第一次从神话走入现实，人们修建了一座石头神庙。但在神庙建成不久之后，人们决定只有老年妇女才能被任命为皮提亚，她还被看作纯洁的象征，需要穿上年轻姑娘的服装。46公元前548年，这座神庙被大火烧成平地。在一片混乱之中，阿波罗仍然在说话。

没有什么其他地方的神谕可以与之相比。德尔斐在希腊人所修建的众多神庙中的确有这样的声望，只有在这里才有大量常年值守的祭司。但是有关这一团体的看法，却难以令东方世界那些宏伟神庙中的神职人员感到稀奇，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创新。旅行者们带来关于埃及和巴比伦祭司们古怪行为的传闻，从来没有让希腊人停止惊讶。当人们听说在波斯只有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才能献祭时觉得不可思议。在希腊，任何人，无论男女，甚至奴隶都可以献祭。生活在偏远山村的德尔斐人，由于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收入，只能依靠延续神庙的香火来谋生。阿波罗指示他们：“守护我的神庙，接待来访的人群。”47德尔斐人遵从神谕，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其他城邦不仅不会因为这些祭司们从事的职业而感到嫉妒，反而高兴地推动它。这样的安排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没有别的保证比祭司们公正地向每个人收取同样费用更能让人感到信服了。当各个互相斗争的小派系前来寻求神谕的判决时，他们必须完全信任神的话。一旦德尔斐的中立性受到威胁，其后果无人能够承担。公元前595年，当邻近的城邦克赖瑟（Crisa）试图吞并这座神谕所的时候，整个希腊都被震动，并发动了无情的反击。48许多城邦组成联军来保卫这座神的城市。按照人类文明行为的准则，在战争中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否则被看作一种渎神的行为，这个信条被暂时搁置起来：联军向克赖瑟的河流中投毒，“这是为了让守军遭受强烈的打击，不得不从阵地上逃跑”49。城市的城墙被攻破，不虔诚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几百年之后，克赖瑟当年所在的原野仍然一片荒芜，没有树木，这是“由于受到诅咒而产生的后果”50。

接受了这次最为惨烈的教训，德尔斐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彻底成为一个神谕之所。在公共的祭坛上燃烧着永恒的神圣火焰，恰好用于诠释这个真理：女祭司们悉心照料着它，燃烧松柏和月桂的木枝，避免它熄灭，仿佛它是整个希腊的炉火一样。甚至有些非希腊人也来到阿波罗面前寻求问题的答案。德尔斐拥有的神圣性完全是世界级的。据说在宙斯刚刚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时，想要丈量自己继承的这片国土，于是就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放出两只鹰相向而飞，观察两只鹰的飞翔情况以确定世界的中心。两只鹰在德尔斐汇合，此处至今仍有一个巨大的石蛋——“脐石”或者叫“翁法勒”——作为这个地点的标志。因此，祭司们欢迎外邦人来这里祈求，也自然是出于神庙的职责考虑。例如，当年克里瑟斯（Groesus）面对日益增强的波斯的威胁，曾经寻求过神意的指点，他向全世界各个著名的神谕所派出使节，让他们询问在指定的某天，自己在吕底亚正在做什么。只有德尔斐的神谕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克里瑟斯正在大锅中烹饪羊羔和乌龟。从那一天开始，吕底亚的国王就成为德尔斐神谕所最慷慨的赞助人。他赠送了大量无人能比的金器、混酒钵、铜锭和狮子雕像作为礼物，存放到神庙那早已堆积如山的宝库之中。作为回报，阿波罗则为克里瑟斯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正是在神意的指点之下，吕底亚的国王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

但最后神谕当然没能挽救他。如果阿波罗的建议经常明白易懂的话，就不至于产生这样的结果。“德尔斐的神谕从不直接说明，也不会不着边际，它仅仅提出某些线索。”51如果人们误解了神意，就无法弄清楚话中潜在的隐讳含义，因此就会因为相信神意而造成行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克里瑟斯就是因为越来越依赖阿波罗的指示，最后由于自己的虚荣和愚钝而陷入了灾难。在盘算是否要进攻居鲁士的时候，他向德尔斐寻求建议，得到的答复是，他如果这样做，将会有个强大的帝国陷落。克里瑟斯立即发动了战争，最终看到了自己帝国的灭亡。

当有人指责阿波罗对自己的恩主薄情寡义的时候，德尔斐的祭司们反驳道，即使是阿波罗也不能挽回命定的事情，何况他也曾在克里瑟斯遭到灭顶之灾以前保证了他3年的繁荣。这种解释很容易被人接受：国王向来易于得到众神的恩宠。这一点在古代的传说中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每位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拥有王室的血脉。但是在神话中被人们接受的事情，对于希腊各个城邦的贵族乃至所有阶层的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快。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超乎其同伴的特权这种观点，并不像在东方那样能够得到君主制观念的证明，反而会因此失去色彩，因为希腊人不愿设想自己天生就是他人的奴仆。据说，“沉雷远播的宙斯将取走他一半的美德，一旦此人沦为他者的奴工。”52也许，对于每个受到奴役的东方民族来说，他们像女人一样，在暴君的脚下也生活得很好——但是对于生而自由的希腊人来说则不然。国王除了在某些遥远颓废的国土上继续保留下来之外，可能只有在古代的诗歌中才存在。在一些希腊城邦中，这个阶层仅仅被一些神职人员当作某种头衔暗中继续保留——因为此前王族拥有的接近众神的特权不会轻易被取消，许多古老的典礼还需要依靠它们而实行。甚至对于祭司来说，“国王”头衔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他必须小心地限制这个头衔天然拥有的领袖特点，人们不允许他拥有超越宗教领域的权力。在类似雅典这样的城邦中，甚至连任职的期限也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年之内。

因此可以想象，在斯巴达这个不同于其他信奉民主的城邦内，王制不仅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且还被神圣化，不断发挥作用，这样的情形的确过于特殊了。其他的斯巴达人都是同类，或者同伴，但是王族并非如此。被加冕的王子在孩童时期就可以免于阿戈革训练。国王作为主要指挥官，带领着自己的国人冲锋陷阵。作为国家的首脑，他在城邦中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任何人都不能公开触碰他或者拂逆他。最为怪诞的，也是让他与国人有所区别的一点，是他同众神关系亲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能够获得与享有神谕特权的斯巴达国王一样的众神亲密关系。与别的国家不同，每个斯巴达国王身边都安排两名使者，他们叫作“皮提亚人”，时刻侍立在国王身边，随时准备遵从国王的命令奔赴北方，向阿波罗询问。这就是这个家族所拥有的特权，毕竟斯巴达的国王是宙斯的远亲。

国人们自然希望从这条血脉中获得好处，尽管王族非常值得尊敬，斯巴达人也不会因此而表现出懦弱的奴性。恰好相反，当其他希腊人面对王制的神秘性而显得畏首畏尾的时候，斯巴达人一如他们所习惯的在制定政策时混淆常识和迷信的做法，试图利用这一特点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国王拥有阿波罗的敏锐能力，那么国家就保留国王的统治。如同华美的食肉兽被困住一样，按照斯巴达式的严厉风俗，国王们处处受到严密而且不间断的监视。两名国王彼此监视，他们要受到贵族元老议事会的监视，还要受到人民大众的监视。这种情形不断发展，即使到了公元前6世纪，国王们已经不能参与城邦中任何政治活动的时候，这种监视也没有丝毫放松过。

实际上，如果有任何异动的话，限制就变得愈加严格。随着斯巴达的势力不断增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向外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从前不太重要的行政职位——执法长老会议逐渐充当了大法官和国王侍卫的双重角色。每年人们从全体市民大会上选举五人担任执法长老之职，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宣称他们代表了人民。作为国王可以无视他们提出的前两次动议，但是必须对第三次做出答复。执法长老会议吁请王权关注的这类提议，作为一种仪式每个月最少会出现一次，以表现他们职责范围中令人兴奋的复议权力。据说起初执法长老仅仅作为国王的仆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潜移默化得精巧运作，他们进而成了自己主人的影子。同王制相比，他们通常以知名不具的方式工作，但是他们同样拥有神秘的力量。他们在黑暗处集会，能够观察天象预测未来。一旦他们发现国王是“冒犯众神之人”53，执法长老们就有权力废黜他。随后他们可以代行国王的职权，派遣使者前往德尔斐，以期获得神谕对此判决符合天意的确认。

但事情会如此发展吗？在国王与执法长老会议之间发生殊死争斗时，阿波罗和他的祭司们将站在哪一边？这在斯巴达人看来并不算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制度剧变的恐惧。他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说，斯巴达不是一个由国王或者执法长老们统治的城邦，统治它的是习俗，是独一无二的人民性格。斯巴达人得到世人普遍的赞誉，他们的品质被称为“索弗洛叙涅”（Sophrosyne）：正直、公平、坚忍、自律。虽然国王或者执法长老都可能拥有极稳固的权力，但是斯巴达的公民们并没有将这种权力推到极限。后世有一位科林斯人曾这样抱怨道：“人的天性就是在做事的时候竭尽全力，在行动之前一定要踌躇再三”54。但是斯巴达人却将这样的批评看作一种赞扬。索弗洛叙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拉斯第蒙的改革精神完全被驯服了。作为一名战士，要完全服从方阵中的纪律，不可冒进，也不能突然从队列中逃脱。

公元前520年，55有一位新国王登上了王位。他无情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这一点遭到了诽谤与攻讦。在出生之前，克勒奥墨涅斯（Cleomenes）就已经卷入了沸沸扬扬的谣言中。他的父王当年无法让心爱的第一位妻子怀孕，因此执法长老们要求他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另娶他人，国王难以公开违背执法长老会议的意见，选择了重婚。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他的新伴侣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之后不久，国王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下了克勒奥墨涅斯。由于新伴侣不仅是国王的侄女，而且是他的至爱，因此这样的情况无疑让克勒奥墨涅斯得不到父王的青睐。国王为了炫耀自己所喜爱的人，为克勒奥墨涅斯的同父异母长兄起名为多利厄斯（Dorieus），意思就是“多利安人”，并将他送入阿戈革，通常王子可以免受这项训练，与此同时多利厄斯被指定为合法继承人和人民的正式成员，他那多余的兄弟克勒奥墨涅斯完全被幽禁起来。“人人都认为多利厄斯是同辈青年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自己也毫不怀疑，自己各个方面的才能将会帮助自己赢得父亲的宝座。”56

但是斯巴达人是个彻底墨守法律的民族，人们仍然认为克勒奥墨涅斯有权优先继承王位。他在父王去世后不久就登上了王位。多利厄斯获得了昙花一现的名望之后，很快就出局了。大权在握之后，克勒奥墨涅斯立刻寻求机会将他的兄弟们一起放逐到斯巴达之外。后来多利厄斯遭受的放逐虽然被掩饰成一项奇怪的外交任务，但是仍然不能减轻他失败的程度。斯巴达对于两个兄弟来说太狭小，一山不容二虎。没人有办法挽救多利厄斯，他一步步走向最后的失败。他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到西西里充当雇佣军，并在某次不明所以的混战中死去。从此克勒奥墨涅斯在斯巴达终于能够放心地统治下去。

之后，继位的事实产生了很多影响。克勒奥墨涅斯很清楚，很多国人认为他继位充其量只有一半法律依据，面对这种情况，他选择用极大的勇气和挑衅来回应。他既不具备人们期待的斯巴达王该有的冷静的传统品质，也没有丝毫适度、谨慎的品德。不管出于渴望向诽谤者们证明自己的考虑，还是出于对他们短浅目光的轻蔑，抑或出于精明和敏捷的思维，他认为自己向来为城邦的最大利益考虑，从登基之日起就飞扬跋扈。他轻而易举地驱逐多利厄斯的事实就表明了他拥有强大的力量。从吕库古改革之日至此，这是斯巴达的国王头一次坚决而完全地行使了自己的特权。

一切都证明了在斯巴达人的面前将有一段纷扰不安的历史。这威胁到拉斯第蒙边界之外许多遥远的城邦。一个强人掌控着整个希腊最为致命的战争机器，这对整个伯罗奔尼撒及其不远的地方来说都是值得警惕的信号。公元前519年，仅仅在克勒奥墨涅斯继位之后一年，他就率领一支大军跨过了地峡。这个意图明显带有威胁性——时间证明这是一种潜在的意图。新国王并不愿意被边界局限在自己的后院中，在他统治的最初年代里就坚定地向希腊中部发展，他的目标是德尔斐，不久这里的祭司就陷入了收受贿赂的丑闻之中；他还瞄准了玻俄提亚（Boeotia），这是一片辽阔的牧场，统治这里的城邦是底比斯，其间还有很多星罗棋布的小城，这些小城对底比斯欺凌弱小的做法幽怨已久，随时愿意为闯入者提供充足的破坏空间；还有阿提卡地区，这是一片小山和农田间布的战略要地，穿过地峡的要道就是经过这里北上的道路。在这里，雅典城比别的城邦都更为重要。它是一个日益崛起的势力——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必须要对它进行及时的打击。克勒奥墨涅斯虽然有时比较冲动，喜欢先声夺人，发起军事行动，但不能据此而认为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此事引发的战栗超出了他和任何人的想象。克勒奥墨涅斯对雅典政局的干预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这可能是自吕库古时代以来在希腊诸城邦中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它引起的余波不仅令全希腊都感到震动，而且跨过了爱琴海，向东影响到波斯帝国，甚至越过千山万水，一直传到大流士御前。

雅典迎来了改革——而整个世界则迎来了战争。

[1]一个有名的故事讲到，一名男孩捉到一只狐狸当作食物，但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把它藏在了斗篷下面，宁可忍受狐狸将他的肚子咬开。这个故事显然来自于一个真正的传统，即斯巴达人提倡年轻人培养狡诈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为了让他们像那只受困的狐狸一样做困兽之斗。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个故事完全是天方夜谭，因为显然无论男孩如何饥饿，也不会想捕捉一只狐狸当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