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5年（咸丰五年）5月31日，山东荏平县冯官屯。

满清军大营，气氛肃穆。主帐内，僧格林沁王爷正襟坐在中央的大马扎上，身穿灰布棉袍，外套青布马褂，脚上青布靴，看上去非常寒素的打扮。唯一显示他王爷身份的，只有僧格林沁头上青呢帽上的三眼花翎和宝石顶戴。这位蒙古王爷，平日在阵上骑黄鬃马，手持一柄大关刀，由于他面色枣红加上长髯飘飘，像极了传说中的关圣帝君。

僧王饮了口刚烫的热酒，大声用汉语说了一句：“押逆贼李开芳来见！”

帐内帐外一阵小忙。

不久，帐帘撩起。随着一阵凛冽冷风的吹入，门中闪现出一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营帐。此人30出头年纪，身材健硕，相貌英俊，头戴黄绸绣花帽，上身穿月白绸短袄，下半身着一大红灯笼裤，脚登一双扎眼的大红鞋。最惹人注目和令人侧目的是，这位已成阶下囚的太平军北伐主帅李开芳，身后仍跟随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二人均着大红绣花缎子衣裤，脚登红绣鞋，粉面朱唇，貌似美貌女子。他们仍旧左右相随执扇，俨然在太平军帅营一样的排场，伺候着李开芳。

与这三位鲜衣粉面的太平军军人相比，清军营帐中几十名按刀而立的将官和正中而坐的僧格林沁王爷及他身后侍立的贝子（僧王儿子），从装束上看，被李开芳和他身后的两个娈童显衬得朴素至极，近乎寒酸。

李开芳，这位大名鼎鼎的太平军大将，这位戎马倥偬中不忘狎玩娈童的拜上帝教教徒，外表和打扮看上去更像个西门庆式的纨绔子弟。

见了僧格林沁，李开芳仅一膝屈地象征性地行了一下礼，根本不跪拜。然后，他盘腿席地，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帐内清军中有不少是总兵级的高级将官，皆持刀环立，怒目而视。

李开芳与其身边侍立的两个美貌男童无丝毫惧色，左右扭头观顾，洋洋自得。

未等僧格林沁问话，李开芳首先开言：“如果僧王能使朝廷恕我反叛之罪，我愿意前往金陵说降同党——呵呵，肚中饥饿，王爷可否先赏我一碗饭食？”

僧格林沁阴沉着脸，挥了挥手示意。须臾之间，几名清兵抬上一大盘热酒热菜，置于盘腿坐在地上的李开芳面前。

这位俘囚身份的美男子眼前一亮，立刻开怀畅饮大嚼。其间谈笑自若，食得饮得，胃口奇佳，在僧王及帐内数十名清军高级将校恶意炯炯的注视下从容进食……

渡河！渡河！——“北伐军”的初试锋芒

太平军北伐军队，自1853年5月8日（咸丰三年四月一日）出发，到1855年5月31日（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李开芳被捕，整整折腾了两年多。总观“北伐军”的北上进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长驱北上，静海、独流鏖战以及坚守待援不果而败。

北伐的正副统帅，分别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此外还有春官正丞相吉文元。他们所带部队，大概有21“军”，二万多人。

本来，林凤祥和李开芳二人在太平军攻破南京后奉命镇守扬州。接到洪秀全、杨秀清的命令后，他们随即令曾立昌、陈仕保二人留守，然后率二万多精兵走水路，乘船沿长江西行。他们准备到达浦口时，与接应的朱锡锟一部会合后合众北伐。

五天之后，北伐军即在浦口登岸，驻防此地的清军将领西凌阿等人手下虽是数千来自东北的骑兵部队，皆无胆交仗。听闻太平军上岸，清军枪炮也不放它几响，大队人马慌忙向滁州逃去。太平军尾追不放，紧随而往。

太平军负责接应的朱锡锟一部在浦口迷路，误走至东北方向的六合城。与当地乡勇小规模武装接触交火后，朱锡锟准备攻下六合城。结果，半夜宿营时，太平军军营的弹药库被清军派人纵火，发生剧烈爆炸，伤亡好几千人。朱锡锟只得在拂晓时分带残兵赶往滁州。

为此，清军上下士气高涨，大力宣传“纸糊金陵，铁铸六合”，军心稍稳。

5月16日，太平军攻占滁州城，杀清朝知州。而先前自浦口来逃的清朝都统西凌阿再次发挥他迅捷的“机动性能”，狂奔定远。

北伐军一路顺利，5月28日已经抵达凤阳。

虽然一路克捷，北伐军每占一地，总是掳掠后弃之不顾，继续前行。如此行事，也是出于不得已，如果一路打下每座城池后遣人留守，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打到北京。所以，看上去北伐军步步深入，连战连胜，但他们身后与南京的联系基本被清军切断。

其后，蒙城、雉河（涡阳）、亳州相继被北伐军攻下，不少清朝地方政府的官吏将校被杀或者自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伐军势盛，趁清政府焦头烂额之际，涡河、淝河一带的“捻党”乘机忽然壮大，由“捻党”而成“捻军”，实际上开始了清朝捻军战争的序幕。

随着零星“捻党”的加入，这些人熟门熟路，带着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自安徽亳州进入河南，立刻就击溃了由清朝河南巡抚陆应谷前来迎战的数千清军。太平军不仅杀掉大部分清军，还俘获了火药数万斤与大炮数门，挟锐气直下归德。至此，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从刘家渡渡过黄河。

于是，留下吉文元、朱锡锟率部分人马留驻归德，林凤祥、李开芳自率前锋军直扑距归德四十里开外的渡口。

清军方面，河南巡抚陆应谷不甘心，重新纠集数千清军来攻归德，再被太平军留守部队打得大败。

由于后续部队完全到达，吉文元等人率军放弃归德，前往刘家渡渡口与前锋军会合。

可惜的是，万事俱备，只欠渡船。清朝的曹县知县姚景崇有先见之明，早已经把北岸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为一炬，几万太平军只得呆呆望着黄河浊流发叹。

太平军好不容易从曹河上游费尽心力搜找了两只船，载上一百多士兵准备慢慢把人渡过去。行至河中央，对岸早已准备的清军大炮猛轰，登时把两船及上面的太平军炸成碎片。无奈之余，太平军只得绕道西上，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总共费了22天工夫，才得以在汜水和巩县之间找到民船渡河。

由于船只太少，北伐军仅渡河就花去七天时间。

由于身后有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部蹑踪而至，北伐军吉文元所率的一千多人未及渡河即遭截击，只得与主力部队分离，掉头往南回奔。这些人边打边撤，虽然有一支捻军雷六部对他们予以援手，仍旧连遭失败，最终在八月间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

北伐军主力渡河后，立刻在7月7日对怀庆府（沁阳）展开猛攻，拉开怀庆战役序幕。

怀庆一带的清军，总共有胜保、托明阿、善禄以及察哈尔军总共六万人集结，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以“钦差大臣”身份全权指挥。总共攻打近两个多月，怀庆城坚，清军顽强，北伐军只得弃攻怀庆，向西挺进。

北伐军占领济源后，越王屋山进入山西。其实，攻怀庆是北伐军一招臭棋，贪攻城池，浪费大好时间。假如当初太平军渡黄河之初趁清军在河南北部未集结时，由温县、新乡北上，可以走捷径杀向北京。而且，山东、河南交界地区捻党、白莲教、盐贩子势力活跃，肯定会应声而起。那样的话，一路滚雪团一样，大可直逼北京城下。

由于放跑了北伐军，清政府大怒，下诏逮问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但怀庆坚守有功，胜保等人得以加官晋爵，他本人还被授予“钦差大臣”关防。

听说太平军进入自己的辖境，清朝山西巡抚哈芬“嗷”的一声率几个随从就从省城往外跑得没影。清廷震怒，下旨逮问，捕快差人也找不到这位山西一把手，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后来，捕快们才知道这个兔子一样脚快的巡抚躲在了潞安。

太平军在山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垣曲、绛县、曲活、平阳（临汾）、湖洞、赵城、霍县等地。在平阳，由于守城清军开炮打死一个北伐军的执旗手，此人乃林凤祥同村乡亲，惹起他大怒。城破之后，他下令屠城，搜杀三日，把全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尽数杀死，尸体叠压狼藉。正要继续北上之时，忽闻清朝胜保一军已经绕过太平军，在霍州以北的韩侯岭布下重兵准备截击。至此，北伐军只能再次绕道，从洪洞折向东行，在屯留打败清将托明阿部队，克潞城、黎城，又回河南。

涉过清漳河后，北伐军打下涉县、武安，直达直隶（河北）辖境。恰恰在同一时间，在南方的上海，又有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事。清政府头顶冒脓，雪上加霜。

北伐军出手很快，袭取邯郸的临洺关后，十余天内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晋州、深州，飞速逼近张登，这里距保定才六十里的距离。

消息传至北京，京城大恐，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有三万多户十几万人携家带口拖着家财逃出城去，据说连咸丰帝本人也做好了外逃热河的准备。

惊怒归惊怒，发昏当不了死，咸丰帝强打精神，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督四将军及察哈尔兵马，与胜保等人协力，倾全力以保北京。同时，北京全城戒严。人心惶惶之际，物价飞腾，米珠薪桂，一片混乱。

于太平军北伐部队而言，看上去似乎形势大好，其实也有不少困难。他们进入华北腹地之后，缺兵缺粮，两万多步兵，在大平原上即将面对数万清政府自东北和内蒙调来的骁勇骑兵，显然凶多吉少。而且，以两万对十四万，又无后援，北伐军实际上到达保定后已成强弩之末。

由于前方有大批清军阻截，北伐军不得不又绕道，弃深州后向东北疾行，陷献县、交河，攻占沧州后，直向天津杀去。

10月29日，静海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不久，独流（镇）、杨柳青皆克，天津城已经近望在即。

僧格林沁、胜保二人不敢怠慢，分别率军由涿州和保定向东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想在清军汇集前攻克天津，但遭到城内义勇与守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扒开南运河堤岸，有效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

由于天气转寒，缺粮少草，遭受挫败，太平军只得往静海方面回撤。林凤祥守独流镇，李开芳守静海，以为犄角互援之势。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说明北伐军已经由攻势变为守势，原先的两万多精兵，也已经打得剩下不满万人。

寒风相持之中，双方谁都不好受。

坚守！坚守！——静海、独流的鏖战待援

据当时被太平军掳去的读书人陈思伯《复生录》书中记载，由于天寒地冻，太平军狼狈驰突，无衣无粮之间，夜间行军中，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军队减员情况极其严重，形势危急。待至1854年2月，受清朝大军压迫，林凤祥、李开芳二人不支，只能从静海、独流向南撤退，边撤边打，其间冻饿受伤，又报销了近三千人。阜城一战，北伐军第三号人物吉文元被打死，军中士气极为低落。

清军把阜城团团包围，穴地为重壕，欲图就地歼灭太平军。

情急之下，林、李二人不断派人化装成难民、乞丐和艺人，乔装打扮出城，奔向南京求救。

南京的杨秀清很重视此事，派出一支八千人左右的队伍，由曾立昌（夏官又副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数将带领，在1854年2月4日出兵前去救援北伐军。他们疾行而进，仅四天就经桐城到达舒城。由于六安的“捻党”积极响应，援军很快拿下六安，连破正阳关、颍上，在3月初由亳州杀入河南。

由于亳州、雉河集地区捻军张乐行部很能折腾，不少“捻子”纷纷加入太平军，二部声大势大，永城、夏邑等地被攻陷。

3月10日，北伐援军已经杀至江苏。攻下萧县后，四处伐木结筏，准备在丰县渡河。捻党、天理教、白莲教、盐贩子纠集附近地区的灾民和饥民（咸丰元年丰北地区黄河决口，附近存有大量饥民和灾民），纷纷加入太平军，北伐援军的人数一下子由八千多变成了数万人。

3月13日，以太平军和捻军为主力的反清大军自丰县蟠龙集、包家楼等数个渡口抢渡黄河，突入山东辖境。

乱哄哄之际，也有一万多人未及渡河，反而折向南方，经正阳关回到属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庐州。一部分捻军也未随大部队向前，几千人返回皖北。

渡河后的太平军援军滚雪球一样发展。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以及山东西南等地的零散捻军奋起响应，四处开花。北伐援军主力从3月17日开始，连下丰县、金乡、单县、巨野，直杀济宁。

受太平军援军的牵制，清军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堵截，派山东巡抚张亮基、将军善禄等人率数千人自德州等地南下，向济宁方向拦堵。但是，原先的八千北伐军援军如今变成了四五万，气势汹汹扑来。张亮基、善禄深知自己不敌，不敢试其锋锐，只得让开路使这支大军过去，小心翼翼随后蹑随。

大军乘势展威，破郓城，下阳谷，夺冠县，于3月底进围临清。短短五十多天时间，太平军北伐援军奋战千里，一路狂搅，并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地捻军乘势而起，四省骚然。

此时，北伐援军距离林凤祥、李开芳被围的阜城，只有两三天的距离。倘若大军继续兵势而进，对阜城的围城清军形成反包围，最起码可以实现最低的战略目标：救出阜城被围的老北伐军，双方合军合师。如果斗志坚，运气好，说不定他们还能对胜保或僧格林沁部队予以重创。如果打击成功，北京城上升起太平天国的黄色旗帜，绝非梦想。

不知走错了哪个筋，北伐援军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停下脚步把临清坚城团团围住，玩命攻打这座坚城。

在阜城围城的胜保以及山东巡抚张亮基等人迅速向临清方向集结。如此一来，清军不仅阻止了北伐援军的继续北上，又对攻打临清的太平军形成反包围。

清军大好局面下，发生内讧，由于张亮基杀掉了几个胜保手下抢掠的兵士，被胜保参劾，诬他捏造战功，清廷下旨逮问张巡抚。临清城内数百川勇叛变，与太平军里应外合，临清落入北伐援军之手。由此看来，“上帝”似乎很高兴。

事件发展有时波谲云诡。数万太平军援军进入临清城，这才发现城内粮食早已被临危有胆的清朝地方官员下令烧毁，几万张嘴的吃饭顿成问题。而且，援军大军入城后，锐气顿失，被清军四面围困，反而成为瓮中之鳖。特别要命的是，主将曾立昌是李逵式人物，只知喊打喊杀，根本没有脑子定下远谋。另外的陈仕保、许宗扬心中发慌，暗中动摇，想突围逃回南京。不过，陈、许二人之所以没有底气，绝非仅仅因为心中怯懦，也是因为新入伙的捻子、盐贩子、流民等人各自三心二意，不听调遣，纪律极差。这些人在大军得胜时可以造势，稍遇困难就心中打鼓，个个把鞋带绑紧想趁机窜逃。

由于缺吃少穿，太平军中冻饿而死不少，还有少数人绝望之余自刎、上吊、投水，以免自己被俘后多受痛苦。毕竟手中还有数千太平军老兵，曾立昌在夜间组织了一次有秩序的撤退，最终安然撤出临清，南退至清水镇，并于夜间对追击的清朝胜保部队进行夜袭，打了一个漂亮仗。胜保本人跑得快，遁走馆陶。

此时，如果剩下的两万来人再掉头北上，解阜城之围仍存在可能性。许宗扬非常担心回不去南京，撺掇曾立昌全军南返。

结果，心慌撤退途中，清军正规军与地方乡勇四处截杀，太平军边打边减员。行至冠县三里庄时，胜保追兵杀至，混战中杀掉了北伐援军主将之一的陈仕保。由此，北伐援军大溃，四处散逃。

5月5日，曾立昌率残卒千把人自江苏丰县突围，准备由黄河北岸渡河。结果，由于岸边河泥淤住马足，太平军残兵成为清军枪炮和掷枪的靶子，基本全部被消灭掉。

北伐援军主将曾立昌虽然有勇无谋，本人很有血性，知事不可为，纵马跃入黄河中自杀。

最终，只有许宗扬一人在8月率少量残卒遁回南京。震怒之下，杨秀清把他下狱治罪。此人出狱后，划拨韦昌辉手下。天京事变时，替北王韦昌辉攻入东王府杀杨秀清的，许宗扬算是一个得力干将。

当时，杨秀清还想派北王韦昌辉再次提军北上援救，但由于二人嫌隙日深，杨秀清恐怕韦昌辉北去后自立山头，便封秦日纲为“燕王”，鼓动他前往“燕”地北伐。

秦日纲非常勉强，率军行至凤阳、庐州（合肥）一带，就以兵少为借口，再不北行。他留在安徽磨蹭，二次北伐援军不果行。

突围！突围！——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

由于消息不通，5月5日，被困于阜城的林凤祥、李开芳冒死突围，玩命南奔，遁至东光的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李二人各守一镇，在运河上搭架浮桥，互相接应之余，与僧格林沁部清军相持。

僧王爷是个经验老到的武将，他将自己军队扎于河东，命托明阿部屯于河西。

胜保一部在击败太平军援军后，整齐人马回返，与两部清军会合，紧围连镇。

这个时候，林凤祥、李开芳仍然不知援军已败亡殆尽。在拼死突围与援军合军的精神鼓舞下，5月28日，李开芳率数千北伐军突围南驰，想到达临清与南来援军接上头。林凤祥余部坚守连镇。

李开芳确实能战，他自吴桥奔入山东，经德州、平原后，攻下恩县和高唐州。待到进入高唐州后，李开芳这才得知北伐援军已经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据高唐死守，与前来攻打的胜保展开较量。

从此以后，林、李二人军分势单，只得各自为战，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西连镇方面，僧格林沁清军日夜炮轰枪击，太平军死伤惨重。危急之时，忽然冒出一位姓李的火夫，声称自己乃耶稣附体，受天命来保护林凤祥突围。这位火夫肯定见过杨秀清“表演”，如今也要过把瘾。林凤祥大喜，忙为李师傅设“军师府”，还为他派选一个副手，调拨数百人归其统管，天天操演“龙门”、“八卦”等阵法，像模像样，短期内很是鼓舞了一把士气。李师傅常常立于高台之上，在上面高谈阔论，以带客家口音的官话“讲道理”，林凤祥等大小将卒皆在下跪听。迁延一个月，李师傅指挥乖张，多次败绩，林凤祥忽悟其伪，一朝大怒，亲手把李师傅脑袋砍下，送他上了“天堂”。

延至1855年1月初，被围于西连镇的林凤祥一军粮食吃光，骡马吃光，皮箱刀鞘吃光，野菜榆树皮吃光，最后，只得把抓获的清军和己方逃兵杀掉当“干粮”。

清军展开“攻心战”，日日让太平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营垒外转悠，招降了数百太平军。

1月7日，清军猛攻西连镇，几乎杀尽坚守的太平军。

清军搜查俘虏的北伐军，见人人身上都揣有作为口粮的一方人肉，审问才知，这些肉皆是从他们本已掩埋的同伴尸体上割下。由于士兵实在饿不过，林凤祥只得下令翻掘尸体当军粮。

彻搜三昼夜，把连镇查了底掉，又在运河中下网捞寻，清军就是找不到林凤祥本人尸体。

一直搜到第四天，清军终于在连镇内一处帐篷下查到一个地道入口。这个地道上盖石板，石板上又堆了大量砖瓦。僧格林沁闻报，立即亲自率人来看。

掘开洞口后，清军喊喝，地洞中悄然无应。于是，昔日在北伐军中当过大厨的一位施姓降兵自告奋勇，只身一人入洞查看。

入洞之后，施大厨吓了一大跳。他看见洞里面异常宽阔，其中有灯，有床帐，有桌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再仔细看，他发现林凤祥与检点、指挥、总制等三十多名北伐军将领躲藏在其中，壁间堆满粮食，看上去可供这些人消费月余有足。

众人见施大厨入洞，纷纷提刀要杀，被林凤祥喝止：“洞口已破，天意可知，杀他无益。”

由于林凤祥右臂左腿均受重伤，只得率众出洞认栽。

僧格林沁粗略审讯后，立刻派人把林凤祥押上囚车运送北京。不久，这位北伐主将被凌迟于市。林凤祥很是条汉子，受剐刑期间一直注视刽子手的刀法，临死不吭一声。他与李开芳是老乡，皆是广西武鸣的客家人（二人并非壮族），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徒众。

见僧格林沁大有战功，清廷怪罪围高唐久无战功的胜保，把他逮治入京，治罪后发往新疆“劳改”。

于是，僧格林沁并胜保军，合力围攻高唐，并派人先携巨炮轰击。

听闻僧格林沁本人将来，又知林凤祥被擒，李开芳知道高唐守不住，连夜开城逃走。一行人奔至荏平县冯官屯后，凭借堡寨死守。

僧格林沁快马赶到，立刻指挥清军包围冯官屯，筑城于四周，围攻李开芳。

艰难困苦之中，李开芳仍然不气馁。僧格林沁有一门名曰“黑虎”的千斤巨炮，每次装药子数十斤，开炮前必祭之以酒，轰隆声中，每次都打死不少太平军。仔细观察了巨炮炮台位置后，李开芳命人掘地道，直达炮台正下方，然后堆满炸药，牵长长引信而出，点燃。一声巨响，炮台上的“黑虎”以及百十号炮兵全部被炸飞上天。

先前在连镇自告奋勇下地道察看情势的施大厨此时又来精神，他上献一计，劝僧格林沁向冯官屯内灌水。

僧王大喜，立刻找来地方官四处寻来民夫挖沟，一天给这些人发三百文工钱，昼夜不停干活，决运河水连夜灌营。

转天一大早，就有营中难民凫水逃出，报告说由于大水突涌，不仅把太平军在营内的地道灌塌淹死多人，营中炸药也被水浸湿，成为废物。再仔细询问，僧王得知太平军已经挖通二十多条地道达往清营之中，正运送火药。如果没有运河水灌入，火药齐发之下，不知又会炸死几千清军士兵。僧王思及此，冷汗直冒。

过了十来天，穷愁之下的李开芳想出一计。他派人往营外送降书，表示投降。

僧格林沁不傻，深知李开芳有诈降之意，就派人牵两条巨绳，绳头放在冯官屯中，绳尾系于清营大树上，命令“投降”的太平军脚踏一绳，手牵一绳，一个一个过来。清军将士在营内严防，对过来的每个人登记造册后，皆一一捆缚，押往营后集中。

刚刚出来一百三十多人，冯官屯内的太平军在李开芳指挥下忽然以残存炸药点燃大炮，向外猛轰。但是，僧格林沁早有防备，射程内根本无清兵密集，仅仅砂弹溅伤数人而已，太平军诈降突围失败。

最倒霉的是那一百多号诈降兵士，依次被清军斩首处决。其间，清军一个施刑的马兵见一名太平军手上有巨大金镯，见财起意，上前掠取。太平军士兵说，这镯子戴得紧，反正我要死了，留此何用？你给我松梆，我自己取下，你再斩我，咱们两方便。马兵很高兴，忙替太平军兵士松绑。说时迟那时快，太平军兵士忽然抽拔清军马兵的腰刀，挥手把对方砍成两段，夺马狂逃，沿途砍伤十多个清兵。由于天黑不辨方向，这位太平军最终不能逸出，为清军包围搏杀。

一直坚持到5月30日，李开芳营内弹尽粮绝，只得亲笔写降表表示投降。

由于冯官屯内外水深数尺，僧格林沁命军士乘船而入，二十人一批，分批押送降兵出外。把这些生俘的太平军士兵一一绑缚后，分送各营处决，共计两千多人。

至于太平军高级军将以及跟随李开芳的两名美貌娈童，均被清兵捆绑结实，齐跪于供案之前。僧格林沁下令把这些人生剖挖心，祭奠数日来在高唐州、连镇、冯官屯被太平军打死的八千多清军将士。

李开芳本人终于到达了北京。

不过，他不是以胜利者姿态，而是以一个俘囚身份坐槛车而入，在西市受剐刑而死。

太平军的“北伐”，至此划上句号。

南京方面，由于在北伐的同时又有更重要的“西征”，怕顾此失彼，所以洪、杨二人根本不敢分军对北伐施以更实质性的援助。

由于石达开能干，太平军1855年初在湖口和九江取得两次大胜，总算扭转了西征危局。

附一：“厘金”制度及其他经济措施

由于太平军占领南京，全国形势危急，浙江长兴一个名叫钱江的士人献计给政府生财，时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加以采纳，于1853年深秋在扬州附近地区试行“厘金”制度。而后，这种制度推广至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乃至全国。

“厘金”是指对商人货卖的商品按1％抽税，按月征之。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也因战乱中的益蠲免措施收不上来。所以，“厘金”的抽取，保证了清政府短时期内的银两收入，可称是雪中送炭。

众所周知，清朝政府对于军费、赈灾等计划外开支，一般是靠捐输和库存银子来实现。但鸦片战争的爆发，基本耗存了清朝的库存银。捉襟见肘之余，太平天国又起，对清政府来讲，经济上极其困窘，可谓雪上加霜。

道光之前，清朝财政收入主要有三大方面：地丁、盐课、关税。一般年份支出和收入相抵，每年能有五百万两左右盈余归于府库。自道光末年起，各项收入大幅减少，军费激增，特别是江南地区遭兵之后，当地盐课、地丁基本收不上来，政府窘急至极，以至于咸丰三年夏天，国库中仅有存银两万出头。对于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朝，这点钱，太少太少。

打仗其实就是打消耗。太平军崛起广西后，清政府用于防剿的款项，仅1851年一年，就近一千万两白银，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有多。到了1852年，用于军事行动的费用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清政府库银几空，开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间东挪西支，勉强应付。南京陷落之后，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伤，全国的财政制度体系面临崩垮的境地。

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反对者认为此议是“恃此空虚之钞，为酌盈剂虚之术”，不仅“病民”，最终“病国”。辩论许久，钱还是主要的，于是清政府只能用滥发通货的手段来“救急”。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钱、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通货”最后变成“壅滞”之货，造成“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把传说当成救急药方。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掀袍撅腚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作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啥的名誉鼓励。后来，“捐输”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纳”了。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想买官的人到投机钞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比现在照快相还容易，立等可取。

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卖货一样“招待”前来买官的“顾客”。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八品；六十千；七品；八十千，六品。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试名额。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再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跃、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名义上也是政府“公务员”啦。

也甭说，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要多。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又有盐厘、茶厘、洋药厘、土药厘（洋药是进口鸦片，土药是国产鸦片）等等，最终形成了百货厘金。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总之，太平天国起后，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以及热河等地“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捐种混淆，名目诡奇，真是“大清国万税！”其情其景，似极了明朝末期。

而在大搜刮年代中，从中自肥渔利的，多是地方胥吏、军中武将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商人。老百姓的身家元气，凋耗于无形之中。特别是那些“一线”稽征人员，巧取豪夺，未充公府，先饷私囊，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不平均，引致更深的矛盾。

究乏原由，清朝“剥民饷兵”之举，实由“太平天国”而起。

附二：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中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说明：这个清朝的官方记述中，详细从心理、行为方面分析了普通百姓家的少年儿童被太平军掳掠入军后的变化，从某个侧面展现了童子兵的悲惨遭遇以及战争对儿童带来的巨大伤害和摧残。

古人有胎教之说，及其成童也，有洒扫应对之仪，自有知识至冠婚，盖无日不秉父母师长之教也。童蒙气质未定，见闻所及，辄躬效之，故贤母择邻而居，父子至性，虑责善伤慈，故严父每易子而教；庶不致趋于不善，流为放辟，此固专指贤父兄及阀阅之家而言。若夫村童牧竖，岂可比论？然处熙皞之世，且居浑朴之乡，亦何致濡染恶习，亦不过作桑阴种瓜之童孙，沧浪作歌之童子已耳！

不意遭逢粤匪（太平军），掳胁良民，其视童子为至宝，每陷一城、过一乡，避匿不及，举富贵贫贱之家钝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网打尽。当（童子）被掳之时，父母如燔肝肺，痛哭牵护，徒被杀割，无计挽留。孤孀独子之妇伤痛自尽者有之，而被掳之童子遽受非常惊恐，如醉如痴，任贼抱抢而去，转茫然不知悲戚。

大抵（童子中）聪俊者贼目认为义子，辄从其姓，群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散贼带为“老弟”。然贼中章程，非发长五六寸（发长可证实其入伍时间长短）仍不得役使老弟也。

童子初掳入馆，尚具天真，惊魂少定，未有不系念父母，号泣求归者，贼乃大加楚毒，鞭挞之，若稍倔强必致身无完肤，更以血刀利剑华服美食互置其前，谓顺从则衣食而抚育之，否则杀却。试思剐诱兼施，童子何堪，（何）有不俯首乞怜、任所欲为者乎？即有器识童子，贼欲狎玩之，甘受夏楚，（如果）辗转抵拒，贼必衔恨折磨以死，或竟藉事杀之。

嗟乎！童子至此，无异舍慈母而就虎狼，眈眈皆是，谁可告诉者？亦唯有吞声饮泣，任其禽处兽蓄而已。

童子安有卓识定力，久之，贼目曲尽调护，且恣纵之，居然以贼中为乐土，耳闻目见，无非邪说暴行，遂习而与之俱化，效其杀人放火，无所不至，随贼愈久，残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出，其视贼亦不啻亲父兄，居则（为贼）浣衣涤器，行则背负刀剑，谨步后尘。冬则为之拨火温衾，夏则为之扇凉拭浴，客至则捧茶，贼出则居守，日相偎，夜伴宿，虽妾媵无此殷勤。卑贱贼所带童子，皆徒行马后气促流汗，若贼目公子，群下尊奉之，快马安舆，并无跋涉之苦，甚至拨数十人伺候之，贼亦待如亲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充一切贱役矣。

凡监阵攻城，（贼）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暋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童子兵）手足轻便，往往登高陟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转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

贼每用（童子兵）以为导者，使在后之贼自计，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竟童子不若矣，贼目又安能贷我死耶？每陷一城，掳一庄，童子又愿为前驱，群贼随其后，每入人家搜刮金银，官中文书、服饰虽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烧庙宇，毁坏神像诸事，童子最乐；为屠杀人民，搒掠妇女，童子又爱见觳觫之状，喜闻呼号之声，其暴虐之惨，视群贼为尤甚。

若我兵（清军）偶挫，童子率众穷追，驰逐甚急，盘获逃人及我之侦探官人，当刑拷不堪言状时，他贼或稍缓延，童子独持之甚力，驳诘最刻。其于本馆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

被杀未绝者蠕动于血泊中，童子见之必于要害处加之以刃，或剖其腹而践骂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敌，则绐之曰：“弃刀跪降，绝不杀若。”及（清军）掷刀长跪，举手决之，毫不费用，是兵勇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

于戏！童子迹其被掳之初，威劫之酷，亦殊可怜，今视其习染肆行，则又至可恨。唯贼败溃，往往弃童子而不顾，同归剿洗者有之，践骨为土者有之，逃匿四乡、辗转送回其家者间有之，兵勇收养者恒有之。

唯其是童子也，即俘获亦鲜（少）杀之，而不知从贼已久之童子，无不应杀之童子，盖童子至能杀人虐人故也。舍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兄同陷贼中，有心计能逃又可携童子同逃，此诚千万中之一二耳。

至可诧者，有缙绅二子为贼掳去，数月后贼复挟之过其村打馆，有邻居稔熟者告童子曰：“尔父母自尔之去，肝肠寸裂矣，今近尔居，何不一归省视？”童子瞪目曰：“尔少说妖话，我父母打骂我，教我读书，回家何为？此中甚乐，我父是检点，比学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属鸱枭，然贼之移换人心，果操何术以至此也！

散贼带童子者尚少，如伪官自显要至卑贱，莫不有“公子”、“老弟”，多者数十人，少者亦一二人，减多益寡，以一伪官有三童子为断，似其数已多伪官三倍矣。伪王之童子谓之“仆射”。侯相以下则谓之“伺”，皆有同职，是贼中不独有童子兵，并有童子官矣。

不特此也，昔之童子，今已壮大，能战嗜杀者以及徇情授官者又可胜计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这些人）年少喜动，膂力方刚，久经战场，数见不惊，尤神安而气足，无一切杂念。（他们）受贼恩育，一心事贼，虽死不悔，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剧贼而外，唯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计熟虑之乎！

或谓：“先天畀赋亦有不同，岂无成人风之童子不如以上所叙者乎？”

对曰：“尽有，然此等童子不数日即忧泣挫折以死，并不得厕公子老弟之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