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洪杨内斗后，石达开“负气出走”，“太平天国”再也不“太平”了。

清军抓住时机，于1857年6月重新攻克溧水，接着，直下句容，江南大营的旗帜再次高高飘扬起来。

再接再厉之下，当年年底，清军张国梁部与和春部共同配合，一举攻下被太平军统占了四年多的镇江。

德兴阿部清军借势，一鼓而下瓜洲。

如此一来，“天京”又入穷蹙之境，秣陵关、大胜关失陷后，太平军龟缩城里，清军在城西、城南、城东挖掘一条深宽大濠，从水西门向东沿伸，经通济门、太平门，向北一直延至七里洲，有一百多里长，时人称为“万里长濠”。

这条大濠，巨蟒一样横缠于天京城，箍得太平军喘不过气来。

江西方面，太平军形势也一片大坏。武昌失守后，清朝的湘军大将李续宾等人率军直杀九江。

九江守将是杨秀清老部下，乃是官居“殿右十二检点”的林启容。此人籍贯广西，属于“老贼”悍将，不仅在九江杀死过湘军勇将童添云，还把塔齐布活活气死。所以，清军猛攻六天六夜，由于林启容早有防备，一直未下。为此，林启容获封“贞天侯”（也是对他的安抚，天京方面怕他因杨秀清之死而动摇）。

见硬攻不行，李续宾等人就以长堑围困之法来对付，在九江周围开掘长濠，历时五日乃成，把九江团团围起。

接着，清军攻破林启容在江北岸小池口修建的“新城县”，又破湖口，九江完全成为一座孤城。太平军弹尽粮绝之下，清军最终用地雷崩城，其间自己人也炸死数千。

城垮后，清军挥刀杀入，与太平军展开血战。最终，近两万名太平军皆在城内战死。林启容本人在巷战中战死。事后，清军剖尸验腹，发现许多太平军腹内粒米皆无，全是野草和青菜。为此，胡林翼曾感叹：“九江之贼，剖腹皆菜色。三日无米，究能坐困。兵不如贼，其理难通。”太平军的悍将悍兵有勇有谋，这些坚守九江的英雄，都真是有骨气的铮铮铁汉！

作为徽赣门户的九江坚城一失，太平军的重镇安庆暴露于外，岌岌可危。

1857年，“出走”的石达开本人率大军正在安庆，但他对江西太平军节节败退的局势置之不理。自顾自率大军进入浙江往福建方向移动，以至于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皆为清军所克，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失败成为定局。

那时候，洪秀全肠子都悔青了，忙把两个哥哥削去王爵，派人送“义王”金牌于石达开营中，乞求他回援。石达开已经寒心，置之不理。

大失望之余，洪秀全矬子中拔将军，只得提拔蒙得恩为“正掌率”。这位蒙得恩乃广西平南县人，本来是富农，因家中多人是鸦片鬼，把家败光，他也就自然成为贫农了。他原名蒙上升，入拜上帝教后为避讳，改名“得恩”。此人在金田起义时小有战功，属于“开国元勋”系列，日后政绩武功平平。提拔蒙得恩的同时，洪秀全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原官是“成天豫”），升李秀成为“副掌率”（原官为合天侯）。由于有了陈玉成、李秀成二人加入执政，太平天国总算有了起色。

大乱之时，洪秀全只有病急乱投医，压下个人好恶，把杨秀清之族弟杨辅清（在福建）以及韦昌辉亲弟韦志俊（与陈玉成在一起）统统任用，大有“不计前嫌”之意。为重整旗鼓，洪教主恢复了早期“五军主将”制度，在1858年封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前军主将，李秀成后军主将，李世贤左军主将，韦志俊右军主将。

乱麻麻的局势，由于“人事改变”见成效，太平天国似乎走出了谷底。

新人新面貌——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

太平天国领导层补充新鲜血液有好转，大形势却很不妙。安庆、天京两大重镇，清军将已兵临城下，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好在洪秀全也有稍可喘口气的地方，安徽无为、巢县、芜湖皆在掌握中，和州方面粮食屯积奇多，天京城内存粮尚多，两浦道路可通，坚城厚积，自可持之待变。

陈玉成首先发力。他在1858年春天与韦志俊一起在湖北攻占麻城，直逼武昌。李秀成方面，提军出南京后，拼死抢回为清军占领的和州，并乘胜攻克全椒、滁州等地。1858年8月，陈玉成自安徽潜山出发，李秀成从全椒出发，二人于9月17日在乌衣会师，一起合击德兴阿所部清军，杀清军数千人，得胜而前。

太平军乘胜进至江浦县西北的小店，陈、李二人迎面击败清军来自江南大营方面的总兵冯子材部（冯子材与张国梁一样，广西天地会出身，受朝廷招安后，在向荣帐下出力）五千精骑，打得这位日后中法战争中的老英雄仅率二百多残兵狼狈而逃。一鼓而下浦口。九洑州方向的太平军借势渡水来帮战，三方合力，在浦口杀掉清军兵将约一万多人，二破江北大营。

继之，江浦、天长、扬州、六合尽入太平军之手。至此以后，清廷裁撤江北大营建制，江北军务统由江南大营的统军和春加以辖理。

太平军摧垮清军江北大营，克捷连连，但在庐州却遭受了很大压力，湘军勇将李续宾正率军赶往庐州（今合肥）会援。

这位李续宾可是湘军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老乡。此人书生出身，早年投大儒罗泽南门下受书，一心向学，兼习骑射，是块文武全能的好材料。咸丰初年，罗泽南募乡勇平贼，李续宾即跟随恩师征战，在桂东平乱。日后，他每为罗泽南统领右营。在岳州之战中，李续宾万马军中驰斩敌酋，夺取大旗，一战成名。因收复武昌有功，他得授直隶知州，获赐花翎。田家镇之战，李续宾率二千多湘勇杀敌数千，清廷擢为知府，赐号“挚勇巴图鲁”。这位爷真是位耿耿好汉，身为书生，每战之前，必定大大方方对敌席地而坐，直面枪林弹雨，洋洋不顾。敌人愕然之间，他每每跃上骏马突阵，横厉无前，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咸丰六年，罗泽南战死后，巡抚胡林翼推荐李续宾代领其老师手下的湘勇。特别是咸丰八年九江之战，李续宾与兄弟李续宜等人殊死奋战，终于攻克坚城，杀掉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以及近两万守军。为此，清廷加其巡抚衔，赐黄马褂，许以专摺奏事。由书生而封疆大吏，短短八年时间，李续宾算是实现了帝国时代知识分子的个人抱负。

本来攻下九江后，长年征战在外的李续宾出于孝顺，已经请假回家省亲探视父母。行至湖北，恰值陈玉成部下太平军攻陷麻城、黄安，李续宾即率兵把对方击走。由于当时他名望太高，京中诸官均推荐他重新领军，暂停休假。胡林翼本人正急于在安徽开拓，就在调都兴阿、鲍超两军从宿松趋往安庆的同时，又调李续宾从英山往太湖方向移动。李续宾闻调即起，留下其弟李续宜将兵守武昌，他本人提八千湘军起行。恰遇曾国藩复起视事，他抽出一千人与老上司。到太湖后，听闻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在庐州兵败的消息，李续宾哪里有难哪里上，马上改道赴援。

李续宾这七千人有“兵胆”，一路克捷，连下枫香铺、梅心驿，收复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直扑庐州。

陈玉成不敢怠慢，在调李秀成将兵去救庐州的同时，他本人先率军急行，在庐江县一带派部扎营，准备包抄湘军后路。同时，有捻军数万来援，与太平军一起堵住了从舒城方向可能来援的清军道路。

太平军在三河镇筑有一城，外列九层堡垒，凭河设险，正挡住李续宾前行之路。

此时的李续宾，由于日前攻下城池后留兵守卫，手中仅有五千人马。虽人员不多，湘军以一当十，奋勇冲杀，攻克三河防线九层堡垒，杀敌七千余人，而湘军也阵亡一千多人。

清军后援不至，太平军与捻军大集，共十来万优势兵力，连营十余里，夹围了李续宾的湘军。如此一来，湘军被太平军来个反包围。其实，李续宾进攻三河之前，其手下同知丁锐义就劝他：“孤军深入，留兵回城，分力之半，死伤复多，士疲将骄，贼援将集，而我军贪进不已，正所谓强弩之末也。假如贼军断我饷道，舒、桐等城守兵太少，见胜则怠，见败必溃，不如退师桐城，休息待援。”李续宾图功心切，自视过高，不听。

面对二十多倍于自己的太平军，湘军诸将内心发慌，请退守桐城，李续宾不允。

11月15日凌晨时分，李续宾召集部众，开始突围。一路血战，至樊家渡时，天色已亮，忽然四野浓雾大起，太平军趁势从四面八方会同捻军分队包抄，湘军惊溃，多名将领在阵中被杀。

李续宾冲荡苦战，手中刀已经杀残，仍不能杀出重围，敌军大有愈杀愈多之势。

营垒皆破情势下，有将校劝他跟随残兵之后，众人保他血战溃围。李续宾沉吟片刻，坦言道：“军兴十年，总以退走败还损国威严。我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我抱必死之心，不愿从我者可自觅活路。”

将士感泣，皆高声呐喊：“愿从公死！”

薄暮时分，李续宾率残众开垒击敌，击杀数十百人，其弟总兵李续焘和副将彭祥瑞皆战死，仍不得脱。

李续宾急忙下马，烧毁所有与朝廷来往书奏文件，大叫：“不可使宸翰污于贼手！”然后，在其手下四面拼残力与敌军死拼的间歇，他自缢于树枝间。《清史稿》写他“跃马驰入贼阵死之”，是为了渲染他的英勇无畏。其实，李续宾自缢，才真是横下一条心要殉国。跃马入阵听上去很壮烈，但有受伤被俘受大辱的可能性，而他自缢一死，完全把生命的主动权操于自己手中，真真一个好汉子。

三河一役，除李续宾等主将以外，二同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和丁锐义）、一知府、一知州、一知县以及数位道员、文官，皆战死于阵中，近六千湘军，全部壮烈阵亡。

咸丰帝闻李续宾死讯，泪洒龙颜，亲手书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赠总督，谥“忠武”，极尽哀荣。

但是，三河之败，湘军丧失近六千精兵强将，元气大伤，受挫极深。

浦口与三河的两次大胜，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无异于注射了十支强心剂，天京城内的洪秀全等人兴奋莫名。天京、安庆转危为安不说，也打得清军畏首畏尾，使得他们各处的进攻都呈停止态势。

所有这些胜利，完全归功于陈玉成和李秀成这两位新锐统帅。二人出手不凡，给世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胜利走向胜利——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及东征苏常

在太平军浦口与三河大胜的几乎同一时间内，由于共振效应，大清国四处开锅一样，乱起纷纷——贵州、湖南苗民四处杀伐，云南回民杜文秀围攻昆明，河南、山东的捻军数十万人东奔西驰，四川也有云南贼闯入杀戮，清廷急得口干舌燥，忙得四脚朝天。

1859年4月，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来到天京，很快就被加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教主让这位亲戚总理天下政军要务。

虽为书生，这位洪仁玕比起洪秀全两个土老冒哥哥强得多，在他主持下，“天朝”进而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赞王”，李世贤“侍王”，杨辅清“辅王”，林绍璋“章王”。这些封赏，作为洪仁玕“新政”的一部分，总算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为了显示自己能力，洪仁玕呈献《资政新篇》，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有规划，兴利除弊，很有见地，但大多属于纸上谈兵，在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内根本行不通洪仁玕那些西洋“新事务”。而且，洪秀全对于《资政新篇》中提出的“诫杀”十分不满，亲自批示道：“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这位邪教头子满腔杀气，任谁也不能消减半分。但从实际上讲，洪仁玕才学，尤其是中文方面的功底，却也很寻常，这可以从他为洪秀全所拟的一封歌谣体诏书中窥见一二：

朕诏某某等知之：

天父天兄太平天，太平天国万万年。兹据玕胞恳裁定，节气平匀义更全。朕今诏明甥等，朕乃太平天子，自庚申年天父天兄下凡带朕作主，创开天国、天京、天朝、天堂，永无穷尽。朕今再诏天历，首重孝顺那（爷），七日礼拜福禄加。二月初二谢爷爷，谢爷差朕斩妖蛇。三月初三爷降节，从此万国归爷妈。正月十三哥舍命，普天铭感福山河。二月廿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九月初九哥降节，亦朕降世记当初。七月廿七哥捐命，天朝代代莫忘过。每年六节注明顶头，永远如是，自辛开年一直传去千年万年万万年，永无穷尽。甥们遵诏，爷哥带朕坐江山，天历流传如循环，辛开起头传永远，永不改元诏再颁。

《金陵汇略》

诏中“玕胞”即指洪仁玕，“甥们”指幼东王、幼西王。见此诏的太平军中读书人和天京居民，无不暗中掩口而笑。

总之，由于太平天国上层处于相对的平稳团结期，军事行动也越来越顺利。

破了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仍旧在天京眼皮子底下，太平天国的首都仍是处于清军包围之下。为此，李秀成想出“围魏救赵”之计，他自率一支大军自浦口杀向芜湖，然后与他的堂弟左军主将李世贤分别往浙江行进。连陷安吉、长兴、湖州后，李秀成留李世贤一军留守湖州一带做牵制之用，他自己提一军冒穿清军兵服，沿莫干山东麓，直向杭州杀去。

1860年3月10日，一路潜师深入，李秀成已经行至良渚。3月11日，太平军忽然出现在杭州武林门外。杭州将军瑞昌五雷轰顶一般，根本没料到太平军会鬼神一样出现在杭州城外，他即刻下令士兵关闭城门死守。

太平军并不着慌，几天内稳扎稳打，在不断进攻武林门和钱塘门的同时，攻占了南屏山的玉皇山，紧紧包围了杭州城。

像往常攻城一样，李秀成指挥太平军在清波门外的戚家园下面挖掘地道，准备潜入城墙根下塞填火药炸城。为声东击西，太平军在馒头山用各处挖掘的盛满尸体的棺木垒起无数座营盘，其中只留少数被俘居民敲锣打鼓吸引清军注意力，害得清军浪费了不少炮弹轰打空营。

清朝浙江巡抚罗遵殿文人出身，不擅布兵，只下令兵士死守。来援清军各路畏葸避战，进展缓慢。即使到达杭州附近，眼看太平军势大，就谎称道路不通，远遁躲避。

李秀成抓紧时间指挥太平军攻城。3月19日，清波门黄泥潭一带城墙被炸毁，千余名太平军将士鼓噪而入，杭州城陷。巡抚罗遵殿、盐运使缪梓以及杭州知府马昂霄等几十名方面大员和地方官员阖门自尽。杭州将军瑞昌率兵死守内城，由于太平军此次不是真想长期攻占杭州，所以内城未被攻下。

听闻杭州被攻占，咸丰帝忧愤至极，立刻下诏催促江南大营的和春和张国梁派兵去救。这一下，正中了李秀成的“调虎离山”之计。

听闻和、张二人派总兵张玉良率一万三千精兵从天京往杭州来援，清军兵势已分，3月24日，李秀成主动撤出杭州，直奔安徽，并于4月8日占据了皖南入江苏的要地建平（今郎溪）。然后，集体密议后，太平军诸将分五路，直扑天京城下。具体安排是：陈玉成自全椒南下渡江，经江宁镇杀向板桥；李秀成从溧阳、句容直杀淳化镇、紫金山；李世贤自常州、金坊杀向天京北门；杨辅清自高淳杀往秣陵关、雨花台；刘官芳自溧阳趋往高桥门。

各路军势如破竹。5月5日，天京城内外太平军十余万人里冲外杀，把得胜门至江边的清军数十座营垒尽数踏平，一上午就杀掉清军一万余人。（由于分兵四出，江南大营只有四万兵。）清将张国梁派军驰援不得进，就拆毁上方桥，准备固守城东的小水关大营。结果，太平军当夜集军猛攻，火药轰发，杀声阵阵，奋不顾身地四面杀至，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击垮。

这还不算完，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和春以及提督张国梁，双双身亡。

张国梁乃广东高要人，原名张嘉祥，他18岁即入天地会为乱，曾结众窜入越南等地杀人越货。后来他被广东按察使劳崇光招安，一变而成为“剿贼”干将。自隶向荣帐下后，张国梁数年苦战，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由湖北而江苏，可以说是太平军的死对头。咸丰八年时，他已经因功得授江南提督。数年之间，“大江南北诸军，贼（太平军）所畏者，唯（张）国梁一人”。江南大营溃后，张国梁自镇江驰至丹阳，纵马率军与太平军血战，身中多创，自知不免。取怀中印绶令从官逃走，向北京方向大呼“臣已尽力！”然后拍马跳入江中自杀。咸丰帝得报，总希望这员猛将不死，数月不忍议恤，但奇迹最终没有发生。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武”。但是，张国梁尸身一直找寻不到。后来，李秀成被清军生擒，告称说张国梁因神勇敢战，为太平军敬服，当时礼葬于丹阳尹公桥塔下，到那时，他的遗骸才被清政府加以厚葬。

至于和春，字雨亭，满洲正黄旗人，赫舍里氏，正牌贵族出身。此人也是自广西拜上帝教起事后就跟随向荣，一路与太平军厮杀过来。向荣死后，他受诏代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此人险刻自负，多与副手张国梁不睦，江南大营之失，与他指挥不力有很大关系。小水关大营被破前，有随员劝他退往镇江，他全然不知大祸临头，故作临危不乱，还脱鞋上床睡觉以装镇静。俄顷，枪炮大作，太平军喊杀阵阵，这位嗜吸鸦片的统帅竟然真的鼾声大作睡得香。幸亏其外甥以及一帮亲随将领保护，和春才在泥泞夜雨中仓惶逃得性命，但一切重要文件及奏札，丧失一空。逃至丹阳，未及喘气，太平军追兵杀到，张国梁阵亡。和春侍卫众多，拼死杀出血路奔逃至常州，半路受伤，摔得半死。心灰意冷之下，知道自己再活下去也大罪难逃，和春在浒墅关营房里以烧酒吞生鸦片，自杀身亡。清廷念他数年征战，以“血战捐躯”来算，给了他死后一个大面子，谥“忠壮”。

福兮祸兮。江南大营二次被击溃，统帅和春自杀，勇将张国梁战死，清廷似乎丧失了两根大栋梁。但是，正是和春之死，给予了曾国藩和湘军最大的历史机会！

曾国藩自他组织“湘军”抵抗太平军以来，手下军将、幕僚建功立业，但他本人的仕途一直不顺。咸丰七年春，战场上的不顺加上个人的烦恼，他以回家守丧为名，回老家湘乡呆了近一年半。这段时间内，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大幅度萎缩，瑞州、湖口、铜陵、九江等地相继克复。形势大好之下，曾国藩按捺不住大显身手的冲动，很想重新出山。此时，其好友胡林翼上折，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夺情”视事。在骆秉章等人的附和下，清廷起复曾国藩，给他一个“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并未实授给他任何实职。三河大败后，湘军士气极其低落，曾国藩强自硬撑，总算熬过这道大坎，重新招兵买马，培训新兵。正当他提此新旅向福建进发时，恰值“出走”的石达开自江西、福建交界处窜向湖南，进攻宝庆府。如此一来，湘军中士气低落，人心浮动，因为有不少人的老家正是宝庆府。眼看自己手下多数为新募之兵的队伍人心惶惶，曾国藩一筹莫展。关键时刻，还是老友胡林翼出面。他说服满洲贵族、时任湖北总督的官文上奏折，希望朝廷授曾国藩为四川总督。这样一来，曾国藩便立成有实授之官的封疆大吏，又可以率军往四川兜截很可能杀入川地的石达开。清廷高层经过研究，结果，只下令让曾国藩率军入川，却不给他四川总督的职位。曾国藩郁闷至极，便以休整为名，在路上拖延行程，非常不情愿进入蜀地。恰好，石达开攻围宝庆府失败后，并未入川，而是向南方折返，曾国藩终免四川之行，继续留在东南一带对付太平军，得以进行他的“大事业”。

不仅曾国藩自己纳闷，当时和后世的人都纳闷，出于老曾手下的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等人，都早于曾国藩当上了巡抚大员，为什么反而他们的老上司曾国藩一直为清廷所抑，迟迟不予实授呢？笔者忖度，曾国藩坏事就坏在他率湘军开拔之初的那份张扬的《讨粤匪檄》上，其中“卫道”（保卫孔教）意味太浓，“勤王”（为皇帝效力）之意淡然，使得满清高层对这个湖南汉人充满了疑忌。

说起曾国藩没能及早当上督抚的事情，学者、专家们大多讲这件事情：咸丰四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要任命他为署理湖北巡抚。结果，大学士祁寯藻说他坏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致使咸丰帝收回成命。此事详细见于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但他当时没有点出说曾国藩坏话的是谁。范文澜先生后来引用此史料，言之凿凿直说，认定讲坏话的那个人是祁寯藻。其实，只要看《清实录》，就会知道曾国藩上表奏告收复武汉时，祁中堂已经回家休养，最有可能说曾国藩坏话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彭蕴章。

否极泰来。正是和春的死和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上天赐给了曾国藩一次绝佳的历史机遇。和春自杀后，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也兔子一样狂逃不止，太平军凭锐乘胜，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嘉定、青浦、松江等地，整个苏南地区除上海以外，基本都为太平军所占领。如此大溃之下，江南地区急需一员德高望重的官员代替何桂清充任两江总督，于是清廷想到了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幸亏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咸丰宠臣肃顺有才略，他劝皇帝说：“湖北之事，全赖胡林翼，不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为江督，如此，长江上下游均有得力之人。”

四顾无人之下，咸丰帝只得放弃前嫌，下诏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方实授他为“两江总督”，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以，如果和春不死，何桂清不换，江南大营不溃，曾国藩只能撅着屁股在安徽搞“开拓”，湘军与太平军直面交锋根本没有机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日后湘军的一支独大。

军政大权在手后，曾国藩雷厉风行，把办事不力的非湘军系的皖南督办、浙江巡抚、江苏巡抚、闽浙总督、江南团练大臣以及江北团练大臣皆加以参罢，最终使得“湘系”成为当时清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军事力量。特别一提的是，北京城中的肃顺，虽然此人身为满洲贵族，日后慈禧把他杀掉后对此人又极力加以抹黑，但他绝对是个治国得人的干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日后叱咤风云的汉人高官,均由他竭力上荐才能最终得以运用，而西太后这个阴险妇人也不因人废言,后来她杀掉了肃顺,对曾、左等汉人仍旧加以重用，才使满清国脉又存续了数十年之久。

再转回头说太平军动向。

江南大营的二次得破，太平军上下情绪高昂。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统数万大军东征苏常地区。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除上海弹丸之地外，苏南所有地区尽为太平军攻克。

苏常不仅仅是赋税大区，又为数省咽喉要地，至此，这一广大地区每年近二百万石的漕米供应，再也抵达不了清朝统治的北方地区。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手中钱多粮多，可以大量从洋人手中购买新式武器，又可养大量新兵，所以，李秀成得以扩军充众，不断壮大力量。

1861年底，李秀成率领二十多万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清朝浙江巡抚王有龄、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数十大员，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布政使林福祥等人被活捉。

坚守内城（满城）的杭州将军瑞昌这次再无上次好运，太平军利用人海战术，踩着叠尸攻城，终于攻陷杭州内城，瑞昌等将领自杀，几万满人兵眷皆被屠戮一空。

不过，李秀成敬重巡抚王有龄的为人，厚殓其尸，给船15只，白银3000两，释放其亲兵500人，让他们船载王巡抚棺木回乡安葬。

浙江广大地区的丧失，对清廷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打击，这意味着每年一百多万石漕粮的断绝和军储之资的进一步匮乏。先前两个江南大营存在时，浙江每年可供七十多万两饷银，所以，杭州等地一失，曾国藩大叹其穷，悲叫“东南饷源日涸”。由于浙江与江西、安徽为邻，杭州等地的丧失严重威胁到清朝在江西、皖南的统治。宁波被太平军攻陷后，清廷更是紧张得要命，因为如此一来，太平军即可入海，北攻北京，南攻广州。

显然，李秀成、陈玉成大展拳脚之时，正是曾国藩等人窝心忧叹之日。

附：夏福礼的报告

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92，13-16页

说明：夏福礼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太平军的厌恶。马克思博士也正是看了这份报告，加上自己的深入研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导致他写下了对太平天国的口诛笔伐的《中国纪事》一文。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对宁波港的叛军所作的判断过于轻率，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有意识地保持沉默，没有就他们占领宁波一事及其建立组织的行为发表任何明确的看法；我在这方面一直格外谨慎，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太平军叛乱是个好兆头，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给予他们一次机会，即证明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好政府”的机会。也许我现在可被看作更有权利来谈论这个问题，因此，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我谨向阁下作如下报告。

宁波陷入叛军之手已有三个月之久；但是，从该城失陷之时直到我此时给阁下写信之际，叛军从未向着“好政府”的方向采取任何步骤；从来没有试图筹建什么政治团体或商业机构；在他们的公开举措中，看不到任何接近秩序、接近规范化行动、接近一贯目的的证据或迹象；用“政府机构”一词来指太平叛军的统治，在这里不具有任何合乎推理的意义；总之，所能看到的结局仅仅是一片荒芜，正如在这群抢劫者统治所及的范围内和他们的力量能够为所欲为的任何地方总是一片荒芜一样。

我感到可供报道的仅仅是这一令人悲伤的结局；对于那些心灵已蒙受欺骗，其热情的想像力沉浸在诸如“重建帝国”、“匡复中华”、“传播基督教”和“拯救民众”等夸张的期待中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对这令人悲伤的报道感到不满，或者表示异议；但是，对于那些同我们一样不被这些异想天开的希望所影响，而是冷静、公正地判断太平天国的人而言，最近三个月的验证一点也不令人吃惊，这一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和人们所预料的完全一致——一片废墟，满目荒凉，在太平军足迹所到之处或处在太平军荼毒之下的任何地方，一切重要原则被毁灭无遗。

阁下无疑对这一结果早有准备，因为这棵树从未有希望能结出许多果实；这一实验迄今所已证明的事实虽然令人痛心，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居然让太平军在我们的一个条约口岸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试验一下他们智力的高低和组织的方法，而最终发现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能力都极为低下。对于那些目前支持这场运动但将来也许会承认自己错了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将是最好的回答。就我而言，不同于许多在华的外国人，我远没有因为这团体中的绝大多数首领出身卑贱并且所受的教育总体上低于中国读书人的水准而谴责他们。

数世纪前的世界历史证明，一些经久不衰的政府正是由那些在学识和才智上并不高于太平天国头领们的人建立的；但是，仅仅因为他们必须向心理平衡的人解释混乱、无秩序和毫无建树，尤其是后者最为广泛的字义，我不得不反对他们。显然，一个经历了十年的充分试验，最终毫无建树却毁灭一切的团体，不应当继续僭存下去，或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即使是间接的）；相反，它应当受到由它自己造成的社会上所有文明阶级的人们的蔑视。

这些措辞也许显得有些偏激，但是，在我看来，谈论太平天国并判断他们的行为的时刻终于已经来临，尽管绝对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言论将会使在华的政府官员感到困窘。因此，我认为，我只是在恪尽职守地就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现状和任何也许值得一提的东西作出我的判断。我重复一遍，我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偏见，反之，我想声明的是，太平军首领对我本人的确礼貌和尊敬；此外，在与清朝官员进行了数年的公务往来后，当我同太平军首领打交道时，我还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十分出人意外和令人惊奇的类似于粗鲁率直的诚实。尽管如此，这些举止率直态度坦诚的太平军身上弥漫着浓厚的血腥味，长着一副屠夫的外表，而其中的任何一种特征都会使我因恐惧而畏缩。

在讲了这些开场白之后，现在我将回答也能够回答阁下公文中所提到的几个问题时，我谨提醒阁下，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生性多疑的太平军那里搞到所需的情报，这群人除了其他一些特征外，还有一种在中国极为罕见的隐瞒事实和严守秘密的本事。但是，我认为，有理由相信下面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作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我曾多次询问过这一问题，最终都得到了同一种答复，从而清楚地得出太平军士兵仅仅依赖所能抢劫勒索到的东西而生存的结论。记得领事巴夏礼先生也曾得到过同样的答复，当时我也在场。每当询问那些穿得还算体面的太平军士兵为什么喜欢自己的行当时，他们总是回答说：“为什么我不喜欢自己的行当呢？我可以随意得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谁敢阻拦我，我就砍下他的脑袋。”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着砍头的动作。这是一种经常能够听到的回答，这种动作则是城里的首领们所惯施的臭名昭著的动作，我认为这两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太平天国的法律和他们草菅人命的本性。

太平天国拥有一支成分各异的正规军队，特遣部队中从事特殊使命或远征的核心士兵由从戎多年久经考验的资深叛军组成；其余无一例外都是些较为年轻的新兵或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在进攻并占领宁波的军队中，可能每十人当中就有一名老叛军，这些老兵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那些较为年轻的志愿兵和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处于效忠状态，并激励那些可能在自己职守面前畏缩的人的勇气，这种激励士气的做法尤其是太平天国的本性。

叛军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习惯于征召各省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入伍，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十分明了，我无须赘言。此时此刻，我可以想像得出，宁波城里的叛军中间所讲的方言有二十多种——属于遥远省份和地区的方言；同样，我可以推测，对于那些来自离宁波有数百英里远的人来说，宁波土话现已变得相当熟悉，而他们以前从未打算或料想到能听到宁波话。远离故土的男人们沉沦于放逐和痛苦之中，任凭他们所遗弃的房屋变成废墟和自己的家室活活饿死，在这样一种统治下，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又能期望会有什么幸运呢？

他们的军队由于所经之地所有品质恶劣的人的加入而急剧膨胀，成为其臭名昭著的一个特征；这些人不受任何差强人意的道德约束（除了与军事服从和虚伪的纪律相关的方面以外），实施一切众所皆知的以及——让我补充说明——世人几乎闻所未闻的暴行。在一件公文里提到这些事情也许显得有些微妙，但是，当我说出下述事实，即这群恶人中的一些人对待妇女和年轻姑娘的行为已令人发指到任何谨慎的笔触都无法描述时，我的用意也就昭然若揭了。因此，关于阁下所询问的他们如何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年轻妇女这一问题，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知道这种暴行已恐怖到令人难以置信或无法描述的地步。阁下无疑知道婚姻在太平军中间是被严厉禁止的，它与吸食鸦片一道构成了死罪；如果说吸食鸦片的习惯或恶行尚还经常被视而不见的话，那么，普通叛军若想和妻子或妾生活在一起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已经确立的法令规定，唯有当帝国被征服后，婚姻的禁令才会被取消；在此之前，凡结婚或同居者一律处死。

然而，我推测，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我想，我的陈述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必要就这一令人痛苦的话题再讲些什么了。

他们的伟大的目标——我应当说成是他们胜利时的主要情形——是制造恐怖；首先是凭借他们军队的人数之众，其次是通过他们所穿的类似于戏装的俗丽服装，这种装束居然能对这个国家中各个阶层人民的心灵产生一种奇特的影响（这似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通过这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影响，阁下将会再次觉察到中国人的思维倒错，以及在分析和解释支配中国人的原因与影响时应采用与分析欧洲人时相反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太平军的仿古滑稽服装和其他自行设计的可笑装束只会引人发笑；但是，我坚信这种服装却对这个国家中无知的和相当愚昧的民众产生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影响，正如他们所十分清楚的，他们往往与叛军交战到一半就败下阵来。叛军长而粗浓的黑发更给他们的外表平添了几分野性；当这种怪异的外表夹杂着一些愤怒和疯狂的神情时，假如这些温驯的中国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人的那种天性）逃之夭夭或者乖乖地投降，这的确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正如上文所说，体格健壮的男人被迫在叛军中服役，无论他们以前所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因为他们在失去财产之后，其中的一些人除了从军或饿死外已没有任何选择。有时，就连当地一些有身份的人也被迫加入到太平军的旗下，仅仅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保全剩余的财产和避免自己的性命不时地陷入危险，这种妥协在被征服地区是不可避免的。这无一例外地仅是一种勉强的服从。我本人认为，自从叛军1853年占领南京以来，从来没有超过半数的有身份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们；我甚至可以断言，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中国人曾经出于本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而依附于太平军。

这种事怎么可能呢？有身份的中国人是守秩序并且明辨是非的一类人，他们必然认为并且坚信，成功、信赖和好声誉从不可能步抢劫行为的后尘而来，无论这种抢劫行为的规模有多大。

太平军作战时的军事技术是极为简单和最为原始的；我实在怀疑“战术”一词究竟能在哪一方面用来指他们那种千篇一律的作战方式。如前所说，人数上的优势是他们最先考虑的因素；他们的人马源源不断地开向被定为进攻目标的任何预定地方。但是，在主力部队出现之前，他们首先秘密地派遣侦探和密使前去探路和散布虚假的谣言；当这些谣言和阴谋使得人们惊惶失措时，这些密探便趁机在城内外左右不靠的建筑处纵火，更多的则是在整个街道上纵火。如果这些密探被官方抓获并处死，叛军就毫不迟延地指派其他人接替他们，让同样的情形再度重演，直到清方官吏或全城居民逃之夭夭，或者就像在宁波所发生的那样，清军已变得士气低落，斗志全无，那么，该地便轻而易举地落入叛军手中。同时，逃亡的乡民们必定是气喘吁吁慌不择路而逃的，难免会将他们所看到的太平军的人数和行动作夸张性的报道。在此混乱之中，几名叛军在远处出现，他们那色彩斑斓的俗丽服装产生了通常所有的那种奇特影响，他们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喊叫声更使胆怯的中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接着，如果这套把戏一直进展顺利，看上去已没有什么危险也不用再费多大力气时，成千上万的叛军便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继续狂野地冲向目标，暴露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东西自然在劫难逃。就在此时，也仅仅在此时，首领（或者是统帅，或者是王）才首次露面，因为在由召集来的上海劫匪所组成的前锋部队打通道路之前，这些人极少或从未被听说过，他们的直接举止也从未被看到过。

我认为，上海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正证明了上述报道的正确性。在对上海的反复进攻中，按照太平军通常的惯例，被视作劫匪的这群人奉命在前面充当先遣队，他们焚毁村庄，制造恐怖，首领们自然是呆在后面，远远地观察其计略的效果。我很高兴地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亏了何伯先生和我们的志愿兵，他们的诡计最终遭到了挫败。我想，上海的教训将会对太平军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他们极为惧怕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十分自负，而且最初的士气较为高涨。

这份公函已显得过于冗长，因此，我将不再谈论来自杭州的报道，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再陈述这些内容。阁下关于该城人民必将蒙受苦难的信念已完全被事实所证实。我得到的所有细节所揭示的不幸实在令人悲痛欲绝。

现在我谨向阁下陈述我观察太平天国的几点感受，以此来结束这件公函。我觉得这么做也许已超越了我作为领事的正常职责，因为就阁下所处的崇高地位和所具有的丰富阅历而言，唯有阁下才有资格谈论如此严重而又严重的问题。

但是，如今人们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太平叛乱这一话题，它在伦敦、巴黎和北京无不引起了极大关注，所以，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想冒昧地就此阐明自己的看法。为此，我恳请阁下能够宽宥我的唐突，鉴于在最近三个月间，我处在这种特别有利的地位从未得出任何不正确的结论，而且我还是1853年随“何默士”号皇家军舰赴南京与太平军进行接触、亲身了解到这场不同寻常的叛乱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上述情形也许能使阁下认为我有充分的权利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因此，现在我冒昧地断然声明（十年来我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观点），太平叛乱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民众运动是一种极大的欺骗，太平教义作为一种信条或伦理则是亘古未见的最巨大、最亵渎的欺骗。我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宗教教义，当然，也找不到任何就衡量这场叛乱的政治层面进行比较的标准。我徒然地在最黑暗时代的历史中寻找世人互相倾轧、利欲熏心的同样事例，结果发现其黑暗与卑劣程度实为史无前例，诸如在宗教的名义下所犯的这等亵渎罪行，模仿英雄举止的插科打诨，令人极为厌恶的潘特龙（Pantaloon，昔日意大利喜剧中戴眼镜穿窄裤的丑角）式的丑态，以及如此众多的由极富悲剧性的血腥事件所织成的脆弱的蜘蛛网。与太平军这帮狂徒相比，约翰·马笃斯（1534年德国闵斯德城平民起义的领导人，他所建立的公社在经过16个月的斗争后陷于失败）及其闵斯德城邪恶的冒险者们在1534-1536年的荒唐呓语不禁黯然失色。

凡是有见识有理性的英国人，在和太平天国接触后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惊异，而是与接踵而来的鄙视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恐怖。太平天国境内到处都是一片“空无”（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的意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劫难。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一碰就破，但你的手指会因此而沾上血迹。

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它是否有什么业绩？什么也没有。它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有谁敢作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唉！答案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它是否扶植或者哪怕是鼓励商业，或者它所宣布的戒条是否在任何形式上有害于经商？业已披露的传教士罗孝全先生和其他人对此的感受可以作为英国商人的殷鉴。

此太平军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罕见的勇敢，他们显然只是一群懦夫，我不愿他们因为色厉内荏而不公正地获得我们国内同胞的同情，因为打击已经丧失抵抗力的敌人，将妇女和儿童拷打至死（如此残忍的拷打！），将拒绝顺从的穷人活活烧死（正像我亲眼目睹的那样），这些都不能证明其勇敢。我敢断言，从未有人听说过太平军敢于面对殊死的抵抗，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尽管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这群太平军最近在其首领的驱使下被迫冒死前去攻打上海的事例正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是一大祸害；如果它未被遏止地横行于众多的省份和地区，那么，所经之地就会时常发生灾祸和瘟疫。太平军正如同那些可怕的灾难一样在整个国家蔓延。他们一来，无助的当地人便只好唯唯诺诺。他们一走，老百姓才松了一口气，不禁喜形于色，并开始修复由于这一可怕的敌人的光顾而造成的毁坏和损失。

阁下应当确信，唯有当我们将这场运动看作是一种大规模的陆地上的海盗行为——一种遭到所有世人唾弃的海盗行为，并且所有与这个幅员辽阔帝国通商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因此而决心采取一切办法，将它从地面上扫除出去时，我们才算对这场运动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才算作出了公正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