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

1939年9月1日，阿道夫· 希特勒同时发动了两场世界大战，一场是进攻波兰及其西方盟军的传统军事战争，另一场主要是进攻欧洲犹太人的生物学种族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当代历史中最为巨大的犯罪，因为涉及对600万以上民众流水线式的种族灭绝，并由一个当代工业国家发起，这一犯罪史无前例。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整个群体的民众因为被官方认定是下等人、致死的社会病毒携带者，以及与德国的敌人联手企图消灭德国民众而被单独圈定出来实施种族灭绝。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谁为此负责任？杀戮者是怎样向自己、德国民众和世界证明这一行动是正义的？面对这一犯罪的超大规模和独特性，一些历史学家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一事件。例如，让—弗朗索瓦· 利奥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测量一个毁灭了所有测量工具的地震？”他的意思似乎是，大屠杀是意义的死亡、所有道德联系的毁灭。正如尼采的疯人极度痛苦地呼号上帝已死一样，这一死亡和毁灭使我们放开了地球与上帝的联系，并把人类投入黑暗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是历史的，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不仅杀戮了600万无辜的民众，也因为它粉碎了自古以来的道德禁忌，毁灭了西方对理性规范法则的信仰，以及发现客观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

假如大屠杀本质上是非理性史无前例的爆发，那么，我们能够希望以理性的术语解释它吗？换句话说，正如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坦言，这一罪行不是价值观念的倒置——在这一情景下，理性的术语是可以解释的——而是“超出邪恶的所有范畴的与道德无关的东西”。这是真实的吗？假如我们的邪恶范畴不足以解释大屠杀的现实，或者假如我们的解释方法过于狭隘，以致不能使我们理解这一非理性行为的性质，那么，这肯定是真实的。大屠杀的罪行确实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是“非道德的”，因为它是计划它并证明它是合理的人犯下的罪行。大屠杀是德国领导层和许多普通德国人身上悲剧成分的道德失败，这一失败是十分广泛的，因为除了对犹太人顽固的偏见之外，它还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保护文明的价值观念以抵抗野蛮冲击的集体失败。

在讨论大屠杀的问题时，引入“与道德无关”的范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一行为是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为何作为的人群犯下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受制于人类主要道德传统所理解的对与错的道德标准。依据时间考验传承下来的人类道德标准，人们不可能说对600万无辜民众的集体屠杀是一个高贵的行动，用一个刽子手的话来说：这一高贵的行动要为后人永远铭刻在铜板上。这句不道德的话是由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表述的，他求助于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他参与大屠杀的合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建立在专属于他本人，专属于顽固不化的纳粹精神，又悲剧性地专属于许多德国人的妄想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这些德国人把反犹太主义作为规范加以吸收。

在这种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等同于激情信仰的妄想或者空想的思想模式中，其中当然存有某种逻辑，它激励着大规模杀戮者的行为，并且使他们的行为正义化。但是，因为它是在现实中没有理性基础的妄想逻辑，因此人们不可能允许它作为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发挥功能。这一解构主义的逻辑如今试图动摇西方对一个可知和客观的世界存在的信仰，把所有道德的判断化解成仅是主观知觉的主张。我们必须把这一逻辑列入我们混乱世界的危险幻觉的行列。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一批批受到最具毁灭性妄想控制的人群，纳粹分子只是最晚近的一批。1096年，在十字军骑士发动第一次圣战之前，一些更为狂热的十字军骑士被一种特别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控制，这种仇恨起源于他们自身的基督徒的恐惧和诱惑。这些十字军骑士袭击了法国北部和德国的犹太人集聚区，任意地屠杀了数千名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宣称犹太人谋杀了基督，他们没有通过皈依基督教认识到他们生活方式的错误，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看，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仇的时刻到来了，犹太人的祖先杀害了他。现在不要让一个残渣余孽逃脱，甚至是幼儿或者在摇篮里吃奶的婴儿。”当时的文献甚至指出，杀戮犹太人被看作令人尊敬的行为，因为“任何杀死一个犹太人的人，其所有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已经和基督徒邻里和平相处多年的犹太人受到背叛，遭到抛弃，被交给残暴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除了施虐的偏好之外，还把意识形态的热情付诸行动。面对这样强烈的感情，由世俗或者教会的管理机构通常施行的正常约束完全崩溃；事实上，这些管理机构和它们背后的普通市民或者农民，成为集体杀戮的积极参与者。这一暴力行为由意识形态作基础，它没有成为致命的唯一原因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正在积聚的力量，并且是教皇乌尔班二世此刻发出十字军东征信号的特别表达方式。然而，正如萨洛· W.巴伦所指出的，1096年是这一不断增长的妄想发展的真正转折点：

从法国到巴勒斯坦，在犹太人聚集区留下的是血迹和闷烧的废墟……这些让犹太人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仇敌和朋友，看到了在西方世界犹太人地位的极度不稳定……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就具有危险的传染病特点，在充满巨大激情压力的历史时期，它变成了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

另一起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是巫术。在研究反犹太主义狂暴或者女巫狂热事件当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各种各样构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因素。就巫术而言，那些被妄想控制的人相信，一些人和魔鬼勾结要推翻上帝和他的世俗政权。这一信仰诉诸《圣经》得到了认可，特别是《出埃及记》（22：28）那个段落说：人不应该“容忍女巫活着”。假如《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文字记载，他命令信仰者去杀戮女巫，那么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就必须去杀戮女巫。这一信仰在现实中导致完全无辜的民众被确认为女巫，受到拷打和杀戮。借助知识分子的妄想，空想的世界变得有血有肉；它的杜撰者以某些特别的词汇美化了这一世界。例如，正是以这种方式，像《锤击女巫》（1486）这样的书籍得以问世，这本书是一个辨认女巫十分便利的参考指引，这本手册包含了可怕的性别歧视的假定：女巫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女性，“因为她们更柔弱，且更为愚蠢、迷信和淫荡”。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得以存在，这些机构监督异端邪说，对完全无辜的民众施加了难以计数的残暴。在中世纪后期登峰造极之时，对女巫的搜捕成了欧洲的灾祸。它使“数十万男女被杀戮，数百万人受到恐怖的威胁，几个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的灵魂受到污染，在基督教社会的记载上留下了丑恶的印迹”。

由于纳粹具有相似的妄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信仰犹太人代表了20世纪巫术的回归。无疑，纳粹的主要目标不是字面意义上意思陈旧的女巫，而是“女巫化”的犹太人，他们成了纳粹暴行的中心对象。正如诺曼· 科恩所说：灭绝犹太人的能量来自“类似鬼神学的迷信”，而非来自犯罪者经济或者政治的动机。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受到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党卫队等纳粹机构灌输的人，完全沉浸在信魔者的思维当中，让人想起了现代早期巫术的狂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强迫症烟消云散，一些德国人十分公开地坦承这一点，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的话尤其著名：

在过去的十二年当中，我们的身上发生了某种事情，它似乎重塑了我们的整个存在。形象地说，魔鬼像雨水一样一直在袭击我们，和他们一道，他们把我们席卷到夺走我们视听的混乱当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了类似中世纪晚期巫术疯狂的东西。

导致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动机的来源，必定处于人类的妄想及其行为推论——恐惧、强迫症狂、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行为——当中。假如以这种方式来看，大屠杀迫使我们恢复一个对我们自身古老的但似乎在现代抑制了的真理，即：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倾向于集体的妄想，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些妄想，而无视相反的证据。反复出现的人类妄想行为的事件似乎证明，假如受到具有非现实幻想和危险幻觉性质的文化的灌输，大多数人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几乎所有怪异的行为，包括大规模杀戮。当恶毒的、毁灭性的信仰以宗教或者世俗信仰的方式被包裹起来的时候，并得到广泛的制度化的支持，这一点尤为真实。斯宾诺莎曾经写道：“所有的仇恨中没有比来自极端奉献或者神圣更深刻、更虔敬的，它本身是作为虔敬来珍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宾诺莎讨论了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应该是超出短期利益的仇恨，他认为它导致了对犹太人同样强烈的仇恨。通过类比放大阿克顿爵士有关“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也可以说：来自信仰的仇恨趋向腐败，来自绝对信仰的仇恨绝对产生腐败。假如信仰是权力的道德对应物，当两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仰体系发生绝对和难以和解的敌对冲突时——正如它们在过去的两千年所发生的那样——人类友爱的最大腐败就可能发生。

阿诺· J.迈耶注意到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宗教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十字军东征和1550年到1648年的宗教战争，他认为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它是过去种族灭绝更为可怕和毁灭性的复现。尽管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大屠杀的独特性，但是其优点在于，它将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正确地诊断为疯狂的宗教热情，这股热情全方位地策动了种族灭绝的犯罪者。迈耶也正确地指出，在各种各样的圣战中，诸如十字军东征、异教徒的屈从，或者宗教改革时代（1517—1648）的宗教灭绝等，欧洲人投入的文化能量并没有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1648）而削弱，而是在18世纪短暂的沉寂之后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启动，或者仅仅是被重新定位。事实上，可以认为由错置的信仰释放的能量不仅被重新定位，而且被世俗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它将自己依附在诸多极端的意识形态身上，包括法西斯主义。我们记得，在过去的五十年，东方和西方发动了意识形态的热战和冷战，为了明确的改变心灵和思想的目的，或者说为了消灭恶的另一方，战争涉及双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整体发动。在这场冲突期间，我们也见证了意识的宗教模式的再度出现，尽管它现在已经嫁接到世俗事业以及世俗的拯救形式上了。

似乎投入到宗教冲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文化能量，一直具有产生大众妄想的潜能，这些妄想很快转变成大众的侵犯行为。注整个社会不时地被非同寻常的各类非理性思想所控制。在最糟糕的时代，当所有的东西似乎共谋反对一个特定群体的时候，就会出现集体性地退化到意识的前逻辑或者神话的形式当中。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产物，服从于正常的因果程序，而是混乱的世界背后发挥积极作用的隐秘和无常力量的体现。在这一世界当中，失去定位的社会感觉到自身漂浮不定，很快就会沉没。当一个社会整体或者大多数成员视自己受到了真实的或者假想的敌人威胁的时候，以前所有的冬眠的思想模式就会被发动起来，接着渗透进整个群体的思想当中，以致普通的、正常的、聪明的民众不仅似乎相信最怪异的言论，而且乐意根据它们行事。

历史学家非常清楚，人类的记录令人困惑地充满了这样的非理性爆发——从魔鬼和女巫的信仰，到赎罪的神学或者意识形态。但是，假定这样的非理性意识模式仅仅存在于未开化或前工业社会，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相反，可以说它们在20世纪最为强烈和最具有毁灭性。

我们依然不很清楚人类的心灵，以致不能确认非理性思想赖以发挥作用的心理或生理的过程。我们只知道心灵具有创造的能力，可以想象上千个不同的世界，并以惊人的不同方式将它们概念化。我们的思想模式，以及我们在其中将其清晰表达的符号形式，只是大致接近而不能体现现实，尽管这些思想模式企图将现实装入其中。然而，我们通过痛苦的体验同时发现，对意识进行理性的架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更有效地适应真实世界。

对意识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或者文化的过程，但是它也由非理性的恐惧、妄想狂的错觉，以及放纵的激情所形塑。正如被认为是普通的、理智的、礼貌的个人经常会滑入非理性的思想模式，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意识的结构整体上从来不是理性的，在“离奇古怪”力量的冲击之下，它可能部分或整体地变成具有对现实极端不同感受的神话或空想的意识。

因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意识的逻辑而非意识的心理更感兴趣，因此他们并非一直对意识的非理性形态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西方文化传统的重心，是知识的逻辑甚于知识的心理，即理性甚于非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世界将大多数文化的能量投入到理性的发展上，我们从这种投入中收获的奖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把握，以及利用它满足我们的物质利益相对应的。另一方面，理性的进化有机地和自利联结起来，非理性通常得不到承认，人们也普遍不能理解，对于非理性来说存在着一种逻辑，它也有着相伴随的符号的表现。

我们求助于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总之是多方位的解释，来考量非理性。为了预先阻止一些通常提出的对这些解释的反对意见，有必要记得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罪恶与苦难的程度。黑格尔称，历史是一张民众和民族的幸福被牺牲其上的屠宰凳子。他无疑是正确的。五千年的历史和超过1.5万场的战争，证明了历史中极端邪恶的现实存在。因此，理解邪恶不仅需要超出对它的历史描述，还要对它进行哲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分析，把握其相关意义。

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对原因的认识并非一直包含对它们结果的理解，也不能为那些造成巨大苦难的人们的行为进行辩解。总之，大多数的人类罪恶是意识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自身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动机之上，从显而易见的自利、对支配的渴望、对残暴的快乐、对宗教绝对之物的信仰，到变态的理想主义或者十足的妄想。不幸的是，罪恶有时来自表面高尚的意图，这也是邪恶的狡黠之处。在人类当中没有透明的东西，似乎在动物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很少表里如一，我们在所有特定的时间里，将许多提高生命的东西和大量否定生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为了强化前者抵御后者毁灭性的结果，人类创造了文明，在其理想的形式中，文明包含了对礼貌、合作和社会秩序的制度化；但是，正如个人会变得妄想、腐败，或者具有毁灭性一样，对于文明自身的秩序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大屠杀是德国文明终极的堕落，而且为了理解这种腐败，我们有必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理解其成员的思想模式，阐明为何如此众多的支持纳粹精神的德国人接受了非理性的思想，阐明他们如何将自己的想法架构为妄想的思想体系，使他们视犹太人为下等人和魔鬼，并出于这个理由，将他们进行种族灭绝。

正如先前提到的，信奉这样一个妄想的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组成要素，不是德国人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史上重复出现的。在下一章讨论纳粹特殊的动力之前，我们首先阐明一些建立在各种历史表现基础上的、有关其特性的普遍看法。

以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冲击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灾难，都会引发惊恐的反应，以及心理的极大痛苦。为了对付危机的冲击，这种反应的复原依赖于经历灾难的社会的制度稳定性。因为所有社会都一直面临着来自内外的潜在的巨大变化，又因为其制度的构造很少是强壮得足以抵制持续的灾难和艰难，因此它们一直处于火山口上。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人类社会经历了经常性的创伤，对一些创伤的回应采用的是自我挫败的处理机制，它加剧而不是减弱了这一问题。

民众无论何时遭受到明显难以理解的灾难的冲击，他们几乎都会本能地倾向于“屈从”他们的激情。假如危机持续下去，他们正常的思维模式将可能被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所扭曲。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独特研究显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是如何对危机的境遇作出反应的。例如，他们证明，使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不仅是共同的制度和传统，而且是公共意识的独特架构。外在的结构是其精神本质的尺度。在过去大多数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中，精神本质的内涵，即精神基础，受到了宗教的、神话的、想象的主题和进程的强大渗透。因此，人们不应该惊讶的是，对危机或灾难的理性反应，尽管也伴有常识和生存的本能，但是也被投入到依靠公共精神基础的意义框架当中，这一精神基础由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信仰构成。这就是为何在历史上许多共同体的意识当中，人们总能在宗教历史当中发现其世俗历史的原因所在。历史事件在神话的符号当中，或者通过神话符号得到渲染，或者得到解码。

过去或者现在，对巨大灾难的公众反应通常伴随着非理性的思想模式，但是有时对这种模式的坚守超出了危机自身，因为社会否认了危机真正的性质，产生出固执的防卫机制去否认真相，并且采用不恰当的处理机制去医治这种危机。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奥托· 弗里德里希的著作《世界的末日》，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他在书中叙述了各种各样对灾难的反应，这些反应如此强烈，以致当时的民众相信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涉及的历史事件有410年对罗马的洗劫、1209—1244年的宗教法庭、1347—1350年的黑死病、围绕着托马斯· 闵采尔和其他宗教改革宗派打算创造的“新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灾难、1755年里斯本地震、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奥斯威辛。我们还可以增加巫术狂热、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千禧年的异端邪说等等。然而，重要的是要去理解，巨大的压力折磨着社会，而这些压力并非必然以显而易见的诸如恶性的瘟疫、毁灭性的饥馑、地震、战争的灾难形式出现。创伤可能是由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引发，在其间，古老的传统文化被化解，但是新的文化尚未形成而去取代它们。

在大多数危机中，最初的反应似乎是理性的分裂。人们感觉到世界四分五裂，甚至行将就木。人们所经历的这类历史事件，必然是由巨大能量和极端仇恨的隐秘力量所发起的。在宗教社会，这类事件产生了世界末日的焦虑，上帝在惩罚社会，或者撒旦的力量处于失控状态。也许此刻在灾难的综合征当中，一些集体的人类记忆被启动，一些神话的思想模式被发动起来，这些模式将原始的、恐惧的、令人不安的意象刺激出来。

因为大灾难被理解为规模十分巨大的事件，因此人们假定它不是普通人或者可知的物质原因所导致，它必定是潜藏的、依然不为人所知的力量或犯罪者所为。正如詹姆斯· 罗兹谈到纳粹对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的回应，在灾难综合征的舞台上，受到感染的人们视自己为无助的受害者，展现出以下一些心理症候，它们的典型反应是：感到受到侵犯和强暴，自我怜悯，悲叹自己的命运。然而，几乎同时，他们歇斯底里地猛烈抨击假想的罪犯，这些罪犯用过去宗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肉身的恶人”。

在研究这种由宗教社会和20世纪纳粹所展示的灾难综合征的时候，詹姆斯· 罗兹确定了几种共同的反应：首先是完全的错位，其次是对被集体灭绝的强烈恐惧，接着是揭露作恶者，揭示真理，最后是善战胜恶。恐惧的目标最初可能完全是空想的，如《启示录》中的巨兽、靡菲斯特、巴比伦的娼妇。然而，这一空想在奸笑的犹大或者完全无辜的人那里逐步获得了血肉。这些人被假定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异教徒、女巫和麻风病人等。揭露罪人的任务经常落到边缘的知识分子或空想家手上，他们宣称拥有远比理性的、形式分析的方法更为深刻的、特别的、神秘的认知方法。在这一以空想力量、神秘启发、心灵洞察为基础的更好的认知形式之上，这些自我标榜的拯救专家开始向社会宣称什么东西在真正威胁着它，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去治愈它。根据纳森· 阿德勒的观点，这些空想家是依靠“用幻觉沉迷”来应对危机的，他们绕开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的权力，直接求助于容易受骗上当的大众，以传诵的神话来寻求正当的理由。阿德勒认为：“衰落、毁灭和更新的世界末日的精神是他们定位的中心，他们作出的反应要么充满激情，要么过度活跃，要么作为被动的观察者俯首称臣；他们可能成为傲慢的超人和蔑视他人的自我实现者，或者成为重新发现人民的民粹主义者。”

许多这样的人——包括宗教的空想家（菲奥雷的约阿希姆、英国的约翰· 维克里夫、法国的彼得· 瓦尔多、意大利的萨伏纳罗拉、德国的托马斯· 闵采尔）和他们世俗的对应者（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罗森贝格、希特勒）——都宣布了不同寻常的启示，他们告诉追随者，他们不是上帝或者历史的弃民，而是消灭施恶之人的选民。与施恶者——无论是撒旦、犹太人、贵族还是资本家——的相遇是即将来临的善恶大决战，规模巨大。这里弥漫着非常紧迫的情绪，恶的力量几乎赢得了优势。

从受害和绝望的感情出发，受到感染的社会借助某种心理的放大开始蠢蠢欲动，集体性地关注真正的罪犯，关注如何可能去击败他们。可以说，天平从受害者的眼里倾倒，被人灭绝的焦虑尽管依然强大，但已经明显减弱。恶人被揭去了面纱，解放的信条得到传播，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战争已经开始。假如极端的恶在本质上已经被揭露——正如希特勒所言，它犹如一个犹太人蹲伏着，而犹太人是“正在腐烂的尸体中的蛆”——那么，人们需要极端的方法去除致癌的脓肿。换句话说，因为敌人是恶的化身，他们企图消灭备受折磨的社会的成员，这样就必须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将他们清除出去。所有建立在被人灭绝的极端恐惧基础上的妄想狂的扭曲，将把灭绝他人的策略作为唯一的治疗剂来免除痛苦。

正如这类想法所想象的，在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世界的未来将得到彻底地决定。这一信仰的典型特征是，它的有效性依赖于设计出一个充满希望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正如埃里克· 霍费尔所言：“除非信仰也是一个对未来的信仰，除非它具有千年王国的成分，否则它是无力的。”随着恶的毁灭，一个新的时代以新耶路撒冷、工人的天堂、千年帝国的形式在黎明出现。对这些信仰的理性阐述，展示了一个明确的、可辨的、潜藏在千年王国术语当中的结构。依靠这些术语，社会冲突被赋予了超验的意义。正如诺曼· 科恩所说，这类信仰结构促发了中世纪许多善恶大决战的运动，比如十字军东征、自由精神兄弟姐妹会、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神学、塔波尔异教社团、宗教改革的再洗礼教派。我们还可以说，播种在这些运动中的信仰结构和末世论的预言，后来在各种历史哲学以及左翼和右翼的救赎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被世俗化。

纳粹体制中的仇恨根基，必然处于大众妄想的边缘运动之中，位于妄想（空想）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些思想并非产生于著名的思想家，而是来自异化的、经常位于社会边缘的个人。在极端变化的时代，他们有时出自身份低微的阶层，激发人数众多的追随者，宣布宗教或伪宗教的预言，其中仇恨和希望的强烈感情混为一体。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犹太人世界的阴谋神话，是纳粹思想的核心神话，它来自幻觉思想的领域，“骗子和教育程度不高的狂人，为了无知者和迷信者的利益炮制着它们”。纳粹意识形态和它的基本心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意识危机的结果；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是危机意识的原因，而是危机意识的重要因素，因为已经被成见化的犹太人是毁灭德国人民的魔鬼，他们因此受到谴责。纳粹分子能够说服德国人中有地位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这要归功于在欧洲的文化中，特别是在德国的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犹太恐惧症的传统。

几种对犹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观点

历史没有像记载犹太民族那样记载其他民族。犹太人被欣羡和嘲讽、恐惧和迫害、鄙视和妖魔化，他们在过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众强迫症的对象。法老在埃及将他们沦为奴隶；亚述人剥夺了他们北部的王国（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毁灭了剩下的王国（犹大王国），并挟持了一万多有价值的犹太俘虏“流放巴比伦”；希腊人和波斯人压迫和鄙视他们；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将他们驱散到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狂热分子袭击他们；基督教的东征军在执行他们神圣的任务之前，数以千计地杀戮他们；宗教裁判所将他们驱逐出伊比利亚；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以种族灭绝的计划恶毒地屠杀他们；德国人将这种对他们的漫长仇恨推到了顶峰，在大屠杀中杀戮了600万人。然而，经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难，犹太人依然坚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行为。按照休· 特雷弗—罗珀富有启发性的描述，犹太人是“难以理解的民族”，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不顺从公认信念的人；根据每一条社会学的法则，他们应该很久之前就在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在他们之前的所有种族，被更强大的种族从家园上连根拔除，或者被征服和同化。

这种历史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进化出一种对上帝独特的一神论信仰。上帝启示了他们，定下了契约，指定他们是他的选民。他们的神圣经文——《希伯来圣经》（《旧约》）——后来在犹太人痛苦的历程中，通过一系列书籍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些书籍是犹太教士（拉比）的评论、训诫、注释、教诲，它们被称作《塔木德经》，这一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宗教和种族认同感的基础。他们以顽固的韧性，坚守着自己613条戒律和禁令，并将它们在习俗、仪式、宗教假日中制度化，从而在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民族生存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存在。他们成为了在其他民族中生存的民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神圣的法则和古老的习俗，在那些觉得他们的信仰既奇怪又具有侵犯性的民族手中谋求生存，忍受着可怕的痛苦。对于其他古代世界力量强大的民族来说，比如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这些民族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犹太人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特别的难堪。因为这似乎暗示，假如只有犹太人被上帝选中，那么所有的其他民族就因未被上帝选中而低人一等。

绝大多数犹太人都避免提出这样的暗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普遍的，并向所有想要皈依的人开放。另外，他们指出，他们被选择的意识意味着具有一种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完成上帝希望他们去实现的标准，成为照亮世界其余地方的道德灯塔。无论是归因于双方种族的还是宗教的偏见，除了一些例外和接纳，犹太人和他们栖居国主人之间的障碍，成为了他们之间文化关系的不变状态。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明显地丰富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甚至给最遥远的波兰或俄罗斯的乡村都带来了繁荣，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去除这一障碍。差异带来分离，而能够感知到的相互排斥的差异趋向于带来巨大的分离。当历史处于种族差异意识强烈的时候，来自政治弱势地位的犹太人的排他反应带来了无休止的误会和迫害。我们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在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人们很少去研究，如此的迫害在犹太人的内部发展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即他们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重新发现祖国，并塑造潜在的团结意识，以超越犹太教士的规则和思想所主宰的破碎的、隔离的世界。在犹太人被波斯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强迫生活在他们的巴勒斯坦祖国之外，散居在异国他乡之后，特别是他们反抗罗马人（66—70）失败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真实。来自希腊语“diaspora”这个词的意思是“犹太人在祖国之外的散居”。随着时间的推移，“diaspora”有了另外的含义，指的是一种由“无家可归者”或外国社会的“局外人”所引发的生活方式，从而带来失去个人自身的身份和文化的诸多问题。

犹太人成为了没有国家的民族，成为一个在其他国家栖居的不同社群的松散共识。当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后来生活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追随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会，而非亚历山大港更有实力的犹太人社会的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发展获得了一个宿命的过程。亚历山大港的路径后来在摩尔人的西班牙，被追随了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斐洛的犹太教现代改革派所实践。斐洛试图在文化差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显示希伯来智慧和希腊（柏拉图）智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行为代表着高贵的努力，不仅揭示了犹太人对世界的信仰，也塑造了能使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生活在一起的文化对话。相反，犹太教士的路径直到19世纪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都处于主导地位，它要求延续最严格的法利赛犹太教；它的目标由《塔木德经》的犹太教士作者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隔离并由此成为孤立的犹太人社会，把信仰者紧紧束缚在经文的规则和行为规定的日常行为中。信仰者将在封闭的世界中终结一生，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行为限定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

接受如此严格的宗教和文化的孤立生活，是为了避免适应和同化的外部压力，这可能使得犹太人社会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宗教团体存活下来，但是它也迫使其成员变成某种僵化的文化存在。孤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独立，因为犹太人依然生活在更大的、竭尽全力压制他们的基督教社会当中。这一在社会和政治低人一等的背景下分离的重要结果是心理上的。在一个犹太人永远是虚弱的异己者的世界中，他们的身份被那些控制他们的人所固定，以致他们成为了产生他们的社会的发明物。他们没有自治的权力去定义自我，被迫按照统治他们的社会安放在他们身上的消极成见行事。根据反讽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说犹太人确实是世界民众选择出来的选民，也就是说，犹太人是被不公正地选择出来接受特殊待遇的，因为他们的敌人相信，他们对被选择出来的感觉意味着自己高人一等，而非在他们的上帝眼里宗教上的差异。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王国灭亡之后存活下来，并且在其他民族的社会当中过着流放生活的时候，试图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永远保存下来。不可避免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古代国家中，一个异己的少数民族的生存产生了许多敌意，接下来产生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进化传统，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一传统增添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利用了现存的仇恨。人们使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来定义这一特殊仇恨的性质及其各个方面：这种特殊仇恨的起源；根据一个社会对它的先入之见，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和显著的功能；在特定的时空，它所具有的强度。一个用于描述对犹太人仇恨的术语“反闪米特主义”（anti-Semitism），因为其含糊性而受到了严格的审视。这个术语实际上直到1879年才被杜撰出来。威廉· 马尔是一个二流的德国记者，是反犹太联盟的创始人，他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政治口号，打算在无党派运动的后面联合尽可能多的德国人，与据称是有组织的犹太人施加在德国社会身上的致命影响作斗争。

尽管“反闪米特主义”在今天是标准的学术术语（也叫“反犹太主义”），但是，由于它来自压迫者伪造的杜撰，因此依然在几个方面是非常含糊的，它使得我们要谨慎小心地使用它。这些压迫者用前缀“anti”（反）坦率地宣称与“semite”（闪米特人）对抗。“semite”是同样含糊的术语，因为它可以指称阿拉伯人、阿拉姆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犹太人。由于习惯于种族主义的信仰，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的威廉· 马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混淆了语言学的术语和种族的术语——他们喜欢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进行比较，并且犯了对种族主义者来说十分平常的主要谬误，即相信生物遗传可以解释和决定文化的差异。他们的手法是把他们的仇恨掩盖为建立在科学考量基础上的理性对抗。

任何对大屠杀的讨论都应该意识到语言的陷阱，并且不要让讨论被大屠杀犯罪者的术语所控制。无论何时讨论大屠杀，我们都将采用“犹太恐惧症”“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或者“反犹太人的偏见”这些术语，而不是“反闪米特主义”。换句话说，依靠选择客观的或者更为描述性的标签，并把它们贴在仇恨散布者身上，责任的过失就可能转移到它真正的归属地，这样就会消除对大屠杀破坏性潜能的疑虑。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也是重要的：我们正在涉及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的仇恨。在显示共同特征的时候，这种仇恨也以不同的历史措辞表达了自我，同时依赖存在于各种时间点的犹太人与其敌对者的特殊关系。例如，把马尔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投射回遥远的过去，把它作为解释工具去描述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是完全不合适的。总之，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它的含义需要超越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只告诉我们仇恨犹太人的人的感受或行为；它的含义也需要历史学的理解，因为它向我们显示这种仇恨的起源和它随着时间如何发生进化，即不断变化，并使自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也保留其本质的仇恨特性。

根据社会学的措辞，犹太人代表着一个独特的外围群体，其标志是在他们居住的每一个社会严格遵守独特的宗教和习俗行为。根据普遍人性的措辞，对任何外围群体的敌意都是以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偏见这个词最初来自拉丁文praeiudicium，犹如在确立一个先例的法律文本当中，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一系列过去被视为正确或具有束缚力的决定基础之上的判断。先例的法律含义，事实上一直在“偏见”一词的语言学运用中发挥作用，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不充分和扭曲的证据基础上的预先判决，而证据建立在某些先例基础之上，先例随着时间的过去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揭示了，作出预先判断的人倾向于过度概括，以成见去思考，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部落的（种族优越感的）信仰。根据戈登· 奥尔波特的观点，假如预先判断在新的知识面前不可逆转，它就成为了偏见。众所周知，习俗的习惯和信仰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尤其当它们被以某种“鲜明个性的符号和信仰，以及适合自身需要的标准和‘敌人’”制度化时。一个社会越是隔离，它越没有可能去改变其基本的思想范畴，除非面对巨大的压力、自我的利益，或者例外的思想开放。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偏见在功能上与个性的发展和认知的表达相关联；他们还认定了“偏见的人格”“集权主义的人格”，或者“极其简单的思想”，并且对认知语言的范畴进行了图绘。依靠这些范畴，具有偏见的人架构了他们的意识，并以此解释世界。尽管人们发现具有偏见的人和没有偏见的、宽容的人思维方式不同，尽管偏见是一个人和一个以群体（以种族）为中心的现象，尽管它由于不可逆转必须与只是不正确的概括相区别；但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办法去阻止有偏见的判断，因为我们依然被政治、文化、种族、语言分割为数以千计的不同的和敌对的群体，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价值中立和毋庸置疑的方法去评判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概括的真实价值。我们所有的人注定从我们自己的参照点出发作出价值评判的言论，但是同时假如我们是诚实的话，跨群体的敌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认知：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的一些判断，要么是现实的，即与经验的现实一致；要么是带有建立在谎言、成见、自私的信念或个人仇恨基础之上的偏见。假如这些判断属于后者，它们可能会进一步分解为大众成见的、恐惧外国人的、空想的判断，根据其强度可以从社会角度对它们进行测定。人们将发现，在妄想的思想体系中，在仇恨组织架构的比例当中，反犹太人的仇恨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一体系顽固地抵制变化，并证实自己强迫症状严重，在某个时间点力度巨大。

在从历史的角度描绘犹太恐惧症的轨迹当中，我们能够确认几个显著的阶段：（1） 对犹太人相对温和仇恨的古代。（2） 随着基督教的来临和扩张，积聚能量的时代。基督教谴责犹太人是基督的谋害者，是赎罪的破坏者。在某些时刻，其突出标志是十字军东征或宗教裁判所的暴力大爆发，并伴随着个人和群体各种各样的妄想性想法。（3） 短暂的退潮时代，它发生在宗教战争期间（1540—1648），以及宽容和启蒙运动的时代（1650—1815）。（4） 以潜在毁灭的方式出现的新的犹太恐惧症高潮时代，它是在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冲击下形成的。（5） 最终大潮的时代，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运动发起，在大屠杀中达到高潮。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认为犹太恐惧症的进化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就是说，发展来源于一个起点，并且向终点前行；从大众的讨厌、偏见和仇恨，到灭绝的愤怒。同时，一个人也可能认为是一种循环模式，犹太恐惧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以各种形式和强度水平重复着自身，展示出并非特别必然的从温和的偏见到残忍的种族灭绝的进程。正如纳粹运动所明确证明的，两种哲学的观点并非必然相互排斥，因为被加固成为仇恨运动的偏见能够穿过社会和文化，依靠滋养过往的仇恨和加剧其潜在的致命潜能而得到发展。同时，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就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展示了可以在遗传学角度加以预言的其演变的内在必然性。构造起来的叙事预言了历史事件，而这一历史事件是通过回述过去得到解释的，它同时还把不相关联和只是少许类似的历史事件集中起来，削足适履，使得它们适合理论。这种叙事在大屠杀的案例中可能有着特别的诱惑力；但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经常导致扭曲的看法和对过去带有偏见的判断。因而，以下对犹太恐惧症的大致描述，只是被用来说明过去对犹太人偏见的几种形式，而不是认为像链条上的连接环，这些偏见不可避免地在大屠杀中达到顶峰。

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人

尽管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民族自治权，但是古代世界的人们一直认为犹太人构成了一个“犹太民族”，并且持有独特的民族和宗教特性。结果是：犹太人和他们的异教邻居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和仇恨之中，有时上升到种族灭绝的愤怒程度。例如，《以斯帖记》记载了对处于流亡状态的犹太人社会的憎恶，它刻画了历史上第一个种族灭绝犹太人的设计师哈曼的形象，他是宗教审判官的原型，在其他与他一样的仇恨犹太人的人当中，他后来承担了一系列历史的化身——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官托尔克马达、艾森门格尔、马尔、弗里奇、张伯伦、德鲁芒、埃卡特、罗森贝格、施特赖歇尔、希姆莱、希特勒。哈曼命令“毁灭、杀戮、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老幼妇婴”，这一命令幸运地遭到了波斯国王的阻止，因为国王爱上了美丽的以斯帖。国王挫败了这一计划，吊死了邪恶的哈曼，并允许犹太人消灭他们的敌人。

然而，无论是波斯人还是罗马人，对待犹太人与对待其他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一样，没有什么不同，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的反犹太人并不具有强烈的宗教体系，并且肯定不具有种族主义的体系。注当然，群体之间的敌意有时十分强烈，人们引述来自非犹太教徒作家的许多事例说明反犹太人偏见的存在。例如，埃及的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试图驳斥《出埃及记》的《圣经》故事，他散布这样的传奇故事：摩西实际上是一个叛教者，挑动犹太人、黑人、麻风病人组成的流浪者造反，旨在推翻政府，用邪恶的异教来取而代之。这个传奇后来被亚历山大的神学家所润色，并且得到适当的修饰，无疑为弗洛伊德写作《摩西和一神教》（1938）一书作出了贡献。希腊和罗马的知识分子不满犹太文化，认为它是贫瘠的和迷信的，有时犹太人因为传闻的野蛮行为而受到谴责。例如，据说犹太人是“奇怪的”，他们崇拜驴子，他们在神庙里进行秘密的活人献祭，或者他们热衷于其他神秘的活动。这种谴责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组织化为一以贯之的反犹太人意识形态，在古代的任何国家都未得到世俗或者宗教组织的支持。 

直到基督教的出现，犹太人才被自动地作为一个可疑的民族，一个不相容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罪的民族被挑选出来。有罪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当然，耶稣也是犹太人，他最紧密的追随者也是犹太人，是反叛的和异教的犹太人。然而，从一个小型的、异教的犹太人团体开始，基督教扩展成一个世界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功绩要归因于一个人——大数的扫罗，也就是圣保罗。他是来自小亚细亚大数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后成为了其最伟大的传教士，并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复杂的神学思想框架，它可能让基督教的创始人也会感到惊讶。从圣保罗开始，人们能够发现在基督教那里两个决定性的变化：一是基督教运动不再坚持排外的犹太人会员身份；二是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罪责从罗马人转移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被归罪杀害了上帝之子，他们越来越被基督徒视为该诅咒的民族，在《新约》当中那段归属于犹太群体的叫喊就是明证：“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马太福音》，27：24ff）

圣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并不蔑视犹太人，但是他十分明显地相信犹太教是一个过时的宗教，因此他非常努力地劝说追随他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在《罗马书》中，我们发现他反复和急切地恳求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弟兄们，为了以色列，我对上帝的希望和祈祷是犹太人可以得到拯救。”（10：1）然而，犹太人却依然对“上帝的正义一无所知”（10：3）。圣保罗借上帝之口说：“我一整天都向一个不服从、不买账的民族伸开我的双手。”（10：21）犹太人坚定地拒绝承认耶稣是救世主，他们顽固地坚守他们错误的信仰。他们拒绝皈依基督教的顽固，以及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是杀害基督的罪人的信念，都激怒了基督徒，促成了周期性敌意的爆发。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基督教这个组织来说，犹太人是一个犯罪的民族，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早期教会的一些神父都严词谴责犹太人，基督教神学家奥里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断言，犹太人将不能回归他们最初的状态，因为他们犯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他们阴谋反对人类的救世主。”尼撒的格里高利更具谴责性，他斥责犹太人是“主的谋害人、预言家的刺客、上帝的谋反者和敌视者，是魔鬼的伙伴、毒蛇的一族、告密者、诽谤者、污染心灵者、伪善的酵母、魔鬼的最高法院，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敌人和诅咒、敌视、投石击毙的对象”。甚至圣奥古斯丁在题为《反犹太人》一书中对犹太人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他将犹太人描绘成邪恶的民族，它已经被上帝新的选民所取代。这一观点在他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上帝之城》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本书因为两个城市的思想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伟大里程碑之一。一个是上帝之城，它由生活在基督教精神之中的人所组成；一个是人的城市，它由追求肉欲的人（异教徒、犹太人、无信仰者）构成。还是圣奥古斯丁，他详细阐述了圣保罗的一个思想，即犹太人的皈依标志着世界的末日，意思是犹太人的顽固延迟了基督再度降临，挫伤了基督教信仰者赎罪的希望。

尽管一个人能搜集很多早期教会神父对犹太人的邪恶攻击，但是他不应该忘记——正如史蒂文· 卡茨所提醒我们的——处于形成期的教会没有对犹太人施加迫害。然而，一旦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对犹太人合法的约束就开始了。开始于早期罗马帝国，继续于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统治，许多古代犹太人的权利被停止，改宗被禁止，犹太祭司的司法权被剥夺或废除，与基督徒的性关系被严禁，大多数法律的保护被撤销。然而，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几乎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大众性的反犹太人行为的爆发。犹太人的移居点在整个欧洲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卡洛琳王朝期间。在欧洲，犹太人主要担当商人、官员、医生、工匠，甚至地主的角色。在官员层面——涉及主教和犹太教士——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之间的关系是宽容的，有时甚至是友好的。在穆斯林社会，因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种族、宗教、文化上的相似，他们的待遇甚至更好一点。犹太商人紧紧跟随着阿拉伯征服者。这些征服者不断扩大真主的世界，为伊斯兰文明从比利牛斯山到印度、从摩洛哥到中国的扩张做着准备工作。就是在摩尔人的西班牙，犹太人在他们漫长和充满麻烦的历史中找到了为数不多的避难所之一，不过在基督徒15世纪重新征服了西班牙之后，这一情况不复存在。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大众对犹太人仇恨的根本转变和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道开始。在前往圣地打击异教徒之前，狂热分子组成的掠夺团队在法国北部和德国屠杀了大约一万名无辜的犹太人，发动了非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它后来在基督徒无力解决的各种危机的冲击下不断出现。正如卡文· 兰格缪尔所揭示的，有关1096年以及随后的十字军东征，或者中世纪的巨变，最不寻常的东西是对犹太人仇恨的“空想”性质，它完全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及其邪恶生活方式的妄想性信念。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都正式地反对这种大众暴力的爆发，但是它们对犹太人内在的敌意使得它们在危机当中显得冷漠和含糊其辞，因而不能也不愿意阻止杀戮性的反犹太人行为。天主教会在格里高利一世表达的观点和英诺森三世等教皇或拉特兰会议更为尖锐的宣言之间摇摆。格里高利一世坚持认为非信仰者应该得到友好的对待，并且要用清晰的、“和颜悦色的”理性去说服他们，后来书写在教皇诏书中的一种观点是，犹太人有权利作为犹太人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英诺森三世或拉特兰会议宣布犹太人是基督徒的奴隶（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或者要将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社会上隔离开来，强迫前者穿上特征鲜明的服装，并称他们为“基督徒名声的亵渎者”（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联手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将他们排除在行会之外，限定他们从事卑微和边缘的职业，比如放贷、沿街叫卖、二手货的非法交易。到黑死病来临之时（1347—1350），基督徒对犹太人成见的空想性质已经找到了安身之地。黑死病给一大堆现存的有关犹太人邪恶生活方式的黑暗传说增添了“往井里投毒”的神话。这样，根据兰格缪尔的观点，人们杀戮犹太人不再是十字军东征的副产品，而是组织化的暴民的复仇，他们沉迷于犹太人往井里投毒、亵渎上帝、杀害儿童进行祭祀活动等妄想之中。

十分详尽地关注这些存在于犹太恐惧症进化的体系当中的妄想成分是重要的，因为其中的一些后来得到了现代化和变形，服务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妄想。这里至少有十个妄想，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在中世纪末稳固地确立下来：

（1） 犹太人的顽固

（2） 流浪的犹太人（亚哈随鲁）

（3） 与魔鬼联盟的犹太人

（4） 犹太人恶臭的气味

（5） 犹太人的淫荡

（6） 血统的诽谤和杀害儿童进行祭祀

（7） 亵渎上帝

（8） 犹太人的世界阴谋

（9） 往井里投毒

（10） 无生产能力的犹太人寄生虫

正如先前所发现的，犹太人是顽固的这种想法，指的是他们拒绝皈依对于基督徒来说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特别是基督是救世主的信仰。他们对皈依的拒绝特别让自以为是的基督徒恼火，因为人们普遍相信：除了其他事件，比如提斯比人以利亚的出现，以及反对基督者的统治以外，犹太人的皈依是耶稣再临的前提。用莱昂· 布洛伊的话来说：“所有民族的拯救被犹太人的恶意残忍地延缓了。”与犹太人顽固的神话相关联的是流浪的犹太人，这个神话直到1602年才以书面的形式正式表述出来，但是从古代开始，它就以多种形式出现，十分著名，并在整个中世纪流传。除了现在它以一个神话人物来加以体现之外，这个神话的核心依然是犹太人的顽固和罪恶。这个人物后来被称为亚哈随鲁，他被认定在钉死耶稣的那天出现，在耶稣去往受难地各各他的路上嘲笑他；这样，救世主惩罚他在地球上流浪，他被遗弃，郁郁寡欢，直到末日审判和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于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来说，流浪的犹太人的神话似乎被实际的经验证据所印证，因为整个中世纪后期的基督徒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到处被追逐，在城市之间流浪，在任何土地上都没有任何定所。经过几个世纪适当地润色，这个神话在1542年变得有血有肉起来。那年，路德教会的牧师保卢斯· 冯· 艾岑在汉堡教堂遇见了一位长着胡须的流浪汉，他的名字叫亚哈随鲁，艾岑判定他是在基督去往各各他的路上诅咒他的犹太人，耶稣回以“直到我回来永远走下去”的诅咒。这个建立在传奇故事基础上的传说，以及艾岑与名叫亚哈随鲁的人的遭遇最终在1602年出版，书名叫《一位名叫亚哈随鲁的简要描述和故事》，它非常流行，在几年内出版将近五十个版本。

依靠隐喻的延伸，对亚哈随鲁的诅咒当然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诅咒，不仅是他们的顽固，而且是他们魔鬼般的天性。在一个魔鬼对于民众来说是现实的时代，民众相信魔鬼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相信极端的邪恶是存在的，不信仰上帝的人或者犹太人必然和魔鬼联盟。假如耶稣是救世主，犹太人可能等待的唯一的人就是反基督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基督教的作家散布着这样一个传说：犹太人是反基督者的支持者。在最后的日子里，犹太人这种对基督的拙劣模仿将复兴神殿，短暂地主持新的犹太帝国，直到被基督徒毁灭。根据罗伯特· S.维斯特里希的观点，反基督者的神话来源于十字军东征时代对犹太人的屠杀，预示了控制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的千禧年思想，这种思想把阿道夫· 希特勒当作了德国的世俗基督，他将清除德国的恶之源——犹太人。

人们可能已经发现，在《新约》和早期教会神父的作品中，犹太人和魔鬼就被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尼撒的格里高利或者圣约翰· 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中，犹太人的集会是撒旦集会的化身。将犹太人魔鬼化的一个重大结果是，基督徒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恐惧和仇恨的冲动得到了投射。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犹太人有时被描绘为母猪，皮肤黝黑、鹰钩鼻子、卷毛头、气味污秽。在各种木刻当中，他有着魔鬼的尾巴和山羊胡子，骑在一头雄山羊身上。犹太人被视作巫师和魔术师，能够施展各种妖术。在一个基本上未开化的世界里，这些肖像画对愚昧的民众产生有力的冲击，他们基础的信息来源要么是口口相传的文字，要么是视觉艺术。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历史上的视觉文献：《埃塞克斯郡的名录》（1277）将亚伦描绘为魔鬼的儿子；16世纪著名的系列印刷品《犹太人的浴室》描绘了魔鬼在浴室里支持犹太人；17世纪的印刷品显示了魔鬼参加了犹太人的集会，并参与了犹太人的仪式；无数的卡通画将犹太人描绘成鹰钩鼻、丑陋、斜眼、不断算计着恶毒主意的人；菲利浦· 鲁普雷希特在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杂志中使这种诽谤的艺术登峰造极。总之，在审视这种巨大的、累积的、仇恨犹太人的视觉题材时，人们不应该惊讶于陈旧的犹太人形象被作为现实接受下来。

假如犹太人是魔鬼的门徒，那么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相关联的性格特征。例如，因为魔鬼散发着污秽的气味，犹太人也必然散发出恶臭。魔鬼最为著名的肉身之一是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尽管这一名称不是中世纪的，但是它来自希腊语各种各样的词素——mē是“不”的意思，phōs是“光”的意思，philos是“爱”的意思，即他不是爱光的人，是堕落天使路西法的拙劣模仿者。靡菲斯特这个词最有趣的词缀是mephitic，在拉丁语中,它是尖刻的、硫黄味的、恶臭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tophel是说谎者的意思。当然，魔鬼是这一切的统称，犹太人的含义也是如此。因此，假如魔鬼散发着恶臭，犹太人也是如此。事实上，人们相信犹太人散发着恶臭，这一信念非常强烈，持续数代不退，这促使德国的学者研究犹太人屁的特性和来源。纳粹种族主义者汉斯· F.京特强烈地秉持这一信念，并承诺借助化学分析研究这一问题。

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揭示的那样，这其中还有大量的性影射。犹太人被显示出十分具有男性气概，十分沉迷于肉欲，因此对把精神纯洁、不受欲望影响作为拯救前提的基督徒形成了致命的威胁。魔鬼是物质的王，他利用人的身体作为诱惑的工具。基督徒的理想是耶稣和圣人的理想，他们超越了身体的物质诱惑，渴望精神的纯洁。众所周知，性的放弃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是最崇高的理想。相反，性的沉迷被斥责为邪恶。为了使信仰神圣化，教会为所有性的表达盖上了羞耻的面纱，排除了色情的词汇、意象、行为和人，它们的信仰是：“对上帝的爱优于男女之间的爱，贞洁高于婚姻，处女比妻子神圣。”身体经常被贬为污秽和令人厌恶的物体，是许多贪欲或难以控制的欲望的温床。作为性欲的中介，身体能够与其他身体发生关系，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魔鬼被强烈地认为是“性欲象征性需求”的来源，这些需求使得基督徒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在魔鬼之后到来的是淫荡的犹太人，这解释了犹太恐惧症一直显示出强烈的性色彩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把性行为投射到恶魔或犹太人身上，可以解释为将自身禁忌的冲动外在化，这些冲动不仅是性的，而且可能也是被掩饰的对妨碍教会和上帝的权威抗议的感情。

与这种性幻想相关的是同样非理性的信念：不管犹太人外表看上去是多么男性化或性欲旺盛，他们本质上也是虚弱和多病的民族，需要周期性地注入强壮的基督徒的血液，以保持犹太人的健康。在许多犹太人所承受的折磨中，有经期大出血和痔疮大出血。人们相信，犹太男人因为被切割了包皮，因此会有月经，需要基督徒的血液来恢复精力。最有效的基督徒的血液是小孩子的血液；因此，将小孩子献祭，吮吸他们的血液，这些罪人会精力充沛，充满奇迹般的力量。就是以这种方式，祭祀杀牲的古代神话在犹太人祭祀杀孩的神话中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第一个所谓的杀孩案发生在1144年的英格兰。在耶稣受难日的黄昏，人们在诺威奇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学徒的尸体，谣言迅速传播开来：当地的犹太人可能根据犹太教士的指令，犯下了这一邪恶的罪行以嘲笑救世主的受难。然而，当地的行政机构并没有相信这一谣言，诺威奇的行政长官试图保护当地的犹太人，但结果是不成功的，因为城市里爆发了骚乱，其间，一个骑士杀死了一个犹太人，骑士是犹太人的债务人。结果是，城市为这位名叫“圣威廉”的年轻学徒举行了祭祀，建起了有利可图的祭坛，吸引了许多朝圣者。接着，诺威奇的案件引发了整个欧洲祭祀杀孩案件的洪水，每次都导致了诽谤性的指控、暴乱，以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愤怒形成的威胁失控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召集了一个由显要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皈依的犹太人——来调查犹太人谋杀基督徒的孩子，以及在逾越节将他们的血液注入未发酵的面包的谣言。委员会回馈的报告是，没有任何证据确认这一传闻，相反，犹太人非常厌恶血液的流动，因为他们的饮食和宗教法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236年，腓特烈二世发布了重要的金玺诏书，在其中他明确澄清了对犹太人的指控。但是，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谣言已经深深地钻进集体意识当中，甚至腓特烈的帝王法令也无法改变这一危害了。

祭祀杀孩的指控与另外两个妄想相关联：圣体亵渎，以及相信犹太人的世界是由秘密而神秘的犹太教士阴谋分子的社团组织和控制的，他们策划推翻基督教文明。犹太人亵渎圣体的定论起源于13世纪，当时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确定了圣餐变体论的信条，它相信耶稣的肉体和血液体现在圣餐的圣饼和红酒当中。13世纪末，人们谴责犹太人通过亵渎或侮辱圣饼来“毁坏”和“折磨”耶稣变成圣餐的身体。这一犹太人世界阴谋的神话，后来在19世纪著名的欺骗性文献《锡安长老会协议》中浮出水面，不过它在诺威奇案件之后就已经出现了，它声称祭祀杀牲是在法国纳博讷的一次犹太教士秘密会议上计划的。据一位改宗的犹太人披露：西班牙的犹太人每年在纳博讷聚会，选择一个基督徒用于每年的献祭，这在他们的宗教文献中被确定下来。这一举动的理由是：犹太人强烈地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嘲弄基督和每年用一个基督徒献祭来放血，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和回到他们的祖国。于是，权力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西班牙犹太人，每年都会在法国南部的纳博讷聚会，抽签决定在哪个城市放基督徒的血。

正如腓特烈大帝的调查团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明显荒诞不经的。尽管如此，犹太教士的作恶者计划献祭杀害基督徒儿童的妄想继续在发挥作用，它强烈到替代十字军东征成为了集体灭绝犹太人的理由。这一狂热很快在欧洲蔓延，并且经常使基督徒卷入这些犯罪行为，因为谎言必须得到个人和社会的蓄意编织、掩盖或者保护，经得起审视。也有一些案件，基督徒自己要么隐藏，要么绑架孩子，然后谴责这是犹太人所为，进而为更多的犯罪行为提供借口，包括掠夺犹太人家舍，杀戮无辜的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只要所谓的犹太人的罪行发生，公共的祭坛就会被建起来，朝圣的行为就会得到安排，假定的受害者就被奉为圣徒。例如，1462年巴伐利亚恩丁格献祭杀孩案件发生之后，一出著名戏剧《恩丁格犹太人》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在瑞士的伯尔尼，游客们依然能够参观到献祭儿童喷泉，它献给1294年在这个城市失踪的一个小孩。他的失踪使得全伯尔尼的犹太人因为谋杀而受到谴责。

1315年，一场可怕的饥馑席卷欧洲，接着是饥饿的农民成群结队到处掠夺，屠杀了数千的犹太人，尤其在法国南部的阿基坦公国。就是在那里，另一个对犹太人的谴责——他们在井里投毒——出现了，这在后来的黑死病当中还得到了强化。谣言可能开始于一个麻风病人，他在帕特南勋爵的领地被捕获，他供认一个犹太人送给他一包毒药，内含人血、人尿、三种秘密草药、圣饼的面粉，让他投到井里。这起事件启动了一场猛烈的谴责：犹太人正在往井里和泉里投毒。它在黑死病中得到了相当的强化，使民众心智错乱，易于接受各类非理性的信念。根据莱昂· 波利亚科夫的观点，1347年可以和1096年相提并论，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除了以愤怒的上帝、魔鬼或两者一道的方式出现的不同寻常的宇宙力量被视为负有责任之外，对于许多敏感的民众来说，他们清楚的是，魔鬼的力量是散漫的，污染着空气，毒化着水质。假如魔鬼要借助不同寻常的奴才的帮助方能施展魔力，“假如他不从人类的渣滓当中，不在所有类别的垃圾中，不在麻风病人中去寻觅，总之，不在既是上帝又是魔鬼的选民的犹太人中去寻找，他又能在哪里招募到他们呢？这样，犹太人被大规模地提升为他们的替罪羊的角色”。

为了支撑很大程度上基于非理性思想的对犹太人的成见，也就是说，使它在经验的现实中无懈可击，降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是必须的。就是以这种方式，犹太人满足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邪恶逻辑，这种逻辑将外围群体定义为低人一等的，并把压制他们并使他们符合人们长期持有的内心意象付诸实施。当受害者自己都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一自我满足预言的最高成就就出现了。比如，据说波兰的犹太教士在党卫队围捕时告诉他的教徒服从纳粹杀手，他说：“我们没有杀害耶稣吗？我们自己没有大声呐喊‘让血降临到我们头上来’吗？”无论基督徒想到怎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们都倾泻给犹太人。犹太人被禁止拥有中世纪权力真正来源的土地，他们也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从事了基督徒认为不仅是低人一等的，也是不道德的职业，尤其是放贷。犹太人热衷于放贷，实现了重要且非常有用的经济功能，但是也把他们置于许多恶毒的指控当中，特别是吸血鬼的指控。这一指控数世纪来在欧洲每个地方不断重复，并具有一点事实依据：犹太人放贷利率极高，有时达到本金的一倍。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处于社会低人一等的地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他们没有法律地位，也没强制执行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经常指望基督徒债主的承诺。几乎没有同时代的人感受到犹太人双重困境的悲剧；他们喜欢称犹太人为依靠基督徒邻里的生产性劳动生存的吸血鬼或寄生虫。这一指控构成了起源于中世纪的“非生产性寄生虫”终极神话的背景。数个世纪以来，这一神话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它坚持认为犹太人不像基督徒从事生产性或者与土壤相关的劳动，而是喜欢依赖城市中心土地的丰厚，在那里，他们从事纯粹算计的或抽象的金钱操纵，克卢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在12世纪就指控犹太人是一帮城市人，他们依靠努力工作的基督徒农民的劳动生存，用不公正的金钱交易欺骗这些农民。这位修道院院长和所有进行这类指控的人没有提及的东西是，犹太人不能从事手工劳动的职业。正如摩西· 门德尔松后来公正抗议的那样：“他们捆绑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没有使用它们。”

到中世纪末，现代犹太恐惧症的大多数要素都已经形成。这是一种仇恨，归根结底来自基督教文化自身的虚弱和不安全感。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犹太恐惧症是基督教信仰者内心对自己宗教真理疑虑的表现；一种缓和这种疑虑的方式是将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身上投射基督徒内心的疑虑、恐惧和厌恶。根据史蒂文· 卡茨的观点：

对疾病、污染、未见之物、未知之物、难以控制的力量、魔鬼和怪物、巫婆和巫师、自然和超自然的恶意力量、恶人和堕落天使、罪恶、神学上的腐败、神学上的谎言、正当的和压抑的性行为、自我、灵魂、原始需求和它们的外在表现、经济上的竞争和它的结果、政治上的失败和征服，等等以上一切的恐惧，都投射给犹太人了。

然而，依靠迁移犹太人，甚至给予他们可怕的、周期性的教训，基督徒依然不能使他们的不确定性平定下来，因为只要犹太人在基督徒的社会存在并活动，他们就活生生地提醒着：他们是不信奉基督者，是宗教的反对派。

思想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结果，在犹太恐惧症的案例中，其形式是诬蔑、强迫集中居住、驱逐，甚至灭绝。为了标记出他们与普通、正派民众的区别，犹太人被迫穿不同的制服和戴特殊的徽章，比如在法国是黄色的圆形补丁，它类似一枚硬币，它的颜色和形状标志着嫉妒、贪婪、邪恶。在德国，犹太人被要求戴红色或黄色的统一帽子，在波兰是绿色的帽子，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是黄色的补丁。

与这种对个人的诬蔑一道出现的是身体上的隔离和驱逐。1290年，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他们直到17世纪中期才得以返回。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并在德国的许多城镇被驱逐。在15世纪后期，基督徒最终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其间，犹太人和摩尔人一道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目标。宗教裁判所1479年正式在西班牙建立，用来确认和拷打异教徒和基督教叛教者。第一裁判官托马斯· 托尔克马达（1420—1498）实施了恐怖的统治，许多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宗教裁判所一直密切监视着改宗的犹太人，显示出对犹太人总体上根深蒂固的怀疑，并带来了一些丑恶且新颖的成见，特别是相信犹太人的血液是恶劣的，带来恶劣的性格，不可逆转，因为它通过遗传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生物学的种族主义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显然它的形式是初级的，但十分恶毒，足以让人们相信，纳粹分子并非第一个痴迷于血液污染和血液净化的。只是十三年后，当基督徒完成了西班牙的征服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除出西班牙，1498年葡萄牙也模仿了西班牙。到1500年，整个西欧，除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区，都没有犹太人了。

到中世纪末叶，犹太人已经脱离了实际的人类生存，变为“没有人性的”神话中的恶魔人物。因此，对犹太人的仇恨被认为是美德。事实上，正如史蒂文· 卡茨提示我们的，一个人越是仇恨犹太人，就越是虔诚。因此，纳粹并没有创立犹太人在精神上是邪恶的信念，教会已经显示这一点。纳粹分子给这一神话的信念增添的是其起源的不同解释。他们认为邪恶存在于犹太人的血液中，而非其宗教中。他们处理犹太人的方式也不一样，是从速的种族灭绝。正如后来所说的，中世纪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要么改宗皈依，要么被驱逐出境；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人们就允许犹太人作为局外人强迫集中居住，成为边缘化的存在，无论他们到哪里都被贴上标签，受到鄙视。基督徒不借助种族灭绝行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原因是，基督徒伦理建立在爱和对罪恶的宽恕上，不允许犯有这样不敬神的罪行。

移民和强迫集中居住

到1500年，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从西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迁移到东北欧（波兰、俄国西部）。犹太人伟大的黄金年代与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合作相联系，它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因此也肯定了弗朗茨· 鲍斯的观点：“文化的进步依赖于提供给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向他的邻里学习经验的机会。”但是，黄金时代到此走到了尽头。伊比利亚的犹太人作鸟兽散，在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甚至新世界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近东的犹太人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西班牙或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或其后裔），他们对自己的伊比利亚传统、高度神秘和思考性的神学、秘传的民俗、先进的商业技能感到骄傲。北部的犹太人大量拥入波兰和俄国西部，他们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修养感和商业才能，这些都有利于东欧落后的乡村。这些东欧的犹太人，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德系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被称为意第绪语的德语和希伯来语混合的方言，他们遵守犹太教士严格的规则，在自己的社区中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这些在奥地利和德国四处生活的犹太人被强迫在称为“犹太社区”的地方集中居住，在隔离的居住区中生活。这些地方通常位于城镇最恶劣的地区，人口拥挤不堪。在这些隔离的强迫集中居住区生活的犹太人，被基督徒社区严格控制。犹太人不得不支付随意的、特别高的赋税，并佩戴专门的黄色徽章或帽子。他们被禁止与基督徒社交，并在夜晚禁止离开他们的居住区。

三百多年来（1500—1800）——准确的时间依据居住地的不同而不同——犹太人基本上是被隔离的，被强迫集中居住，但是，变化之风也冲击着他们孤立而充满焦虑的生活。基督徒的宗教战争（1540—1648）把整个欧洲带入强烈的宗教仇恨的战场，也侵害了欧洲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依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新教改革之父马丁· 路德是一个神经质的天才，具有本质上属于中世纪的思想，他以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来自对绝对之物深切需求的对立观点看待世界。一旦他发现真理，一旦他看见真理，他就会以尖刻的挖苦和鄙视去谴责所有不符合他自己观点的所有观点。路德可以作为分裂和矛盾人格的教科书典型。正如海因里希· 海涅所说：

他是一个梦想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有翅膀，也有手。他是冷酷的、学究型的作家，也是一个充满灵感的、沉迷于上帝的预言家。白日长时间地投入辛苦的劳作，总结出教义上的差异；夜晚拿起长笛，仰望星空，灵魂融化在旋律和奉献中。同样一个人，能够像渔妇一样破口大骂，也可以像少女一样多愁善感。

路德起初向犹太人伸出援手，因为他在感情上认同由他所鄙视为魔鬼的罗马天主教会让犹太人所承受的痛苦。他提醒他的德国同胞，耶稣是一位犹太人，他教诲了爱的纯洁的信条，因而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用爱和怜悯之心去对待犹太人，特别是当他看到天主教不能实现基督徒理想的时候。在一本作于1523年的名为《耶稣基督生来是犹太人》的小册子里，他说：

最初的传道者是犹太人，假如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异教徒犹如我们这些异教徒对待犹太人一样的话，在犹太人当中就不会再有一位基督徒……我们应该以亲如兄弟的态度对犹太人加以报答，这样我们可以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宗皈依……我们只是异教徒，而他们是基督的后代。我们是异邦人和外来人，他们是基督的血亲、兄弟姐妹。

这段文字写于1523年，当时他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二十年后的1543年，在路德宗内部和外部发生了漫长的、十分保守而反对改革的斗争，路德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到犹太人身上。他谴责他们是阴险的寄生虫，“坐在火炉边暴饮暴食，塞满自己的肚子。一边烤着梨子，一边放屁。他们剥削着我们的钱财”。在对犹太人物质贪婪的商业信条给予更严酷的道德谴责的同时，路德还提醒他的读者，犹太人犯有杀害基督，以及与魔鬼交易的罪行。他说：

第一，他们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教会或学校……

第二，我建议拆除和焚毁他们的房屋……

第三，我建议没收他们所有的祈祷书和《塔木德经》的文本，它们教唆人们通奸、说谎、诅咒、亵渎……

第四，我建议禁止他们的祭司布道。

第五，我建议剥夺犹太人在公路上的安全通行。

第六，我建议没收他们的所有现金和金银财富……

第七，……让所有的人能够向他们投掷硫黄和石块。

……让他们像疯狗一样被赶出德国。

如此尖刻的言语有时达到了污秽的程度，正如路德许多情绪的爆发都是在他狂暴的时候。这些言语使得一些历史学家确信：“第一位伟大的德国民族预言家和德语的锻造者，确立了犹太人这个词彻底贬抑的和完全可怕的意义。”同时也让他们确信，路德对犹太人发起的攻击比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人们所发现的更为邪恶；他整个启示录式的思考——犹太人在其中是魔鬼的孩子——是通往大屠杀之路的关键第一步。对路德的指控存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当中还找不到可以和路德恶毒攻击犹太人相匹配的事例；回想起来，甚至圣约翰· 克利索斯托的反犹太人的爆发相较而言也远为温和，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势均力敌，为争夺皈依者相互竞争。确实，马丁· 路德引发了宗教战争而非大屠杀，他与阿道夫· 希特勒分享了——假设不在同样一个世界——同样的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显示出明显的鬼神学的特征。然而，路德是基督徒，而非种族主义者。尽管他的爆发走到了极端，但他相信犹太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是可以拯救的。他没有塑造产生希特勒的世界或者思想框架。路德和他的支持者所做的，只是集中了现存的中世纪对犹太人的偏见，将它们留存于未来；当纳粹犯下大屠杀罪恶之际，其贡献在于，如果邪恶横行于市，势必出现良心的钝化。

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带来了宗教狂热状态的强化，这种狂热加剧了现存的反犹太人的态度。然而，基督徒倾向于相互灭绝的事实意味着：先前很大程度上为犹太人保留的灭绝愤怒被替代了，因而得到了些许的减轻。这一例外发生在东欧。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在那里发现了庇护所，建立了稳固的国中之国。波兰国王没有理会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反对，给予波兰的犹太人优厚的待遇，以致1565年一个教皇的使团惊讶地发现：“在这些地区可以发现大批的犹太人，他们没有遭受到在其他地方遇到的轻蔑……他们拥有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研究医学和天文学。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不仅被视为令人尊重的人，还成为了领导……总之，他们具有所有的公民权利。”然而，这种状况注定没有得到延续。波兰在17世纪因为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强大的、集权化的国家，它开始衰落了。此时，内部的分裂恶化为严重的动荡。最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在1648年。那时，乌克兰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大多数是东正教徒——反抗他们的波兰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犹太金融代理商。俄罗斯农民的造反导致了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大范围屠杀，最终导致了俄波战争，瑞典后来也参与其中，最后演化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混战，十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东欧的犹太人对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糟糕的屠杀作出了回应，他们退却到管理有序的孤岛世界，在严格的《塔木德经》研习的围墙后面把自己埋藏起来，这种情况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尤其明显。然而，对于这种原教旨主义来说，有一个例外发生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在那里，类似于欧洲的福音派教会的基督教运动，诸如德国的虔信派和英国的卫理宗，犹太教出现了感情上的转向，除了对《塔木德经》持有更为自由的解释之外，犹太教信仰者们还在犹太教奥秘派以及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和诗歌中重新发现了丰富的神秘主义传统。他们自发地发现一种内心的宗教，它点燃了炽热的救世希望，这一宗教在富有人格魅力的传教士摩尔达维亚的伊斯雷尔· 本· 埃里泽（1700—1760）手上达到了顶峰。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哈西德派教徒，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最伟大而神秘的现代犹太教——哈西德派。

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

西欧对犹太人的观点和态度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启蒙运动年代。启蒙运动自身是三个世纪来反对古代宗教和世俗权威的顶峰。启蒙运动最显著的推进是对世界的“去神话化”，是把世界重新定义为只是处于运动中的事物，它服从于能够被人类心智理解的理性进程。启蒙思想者具有新的科学原则和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他们是通过重新发现古典遗产获得的这一视野。启蒙思想者试图规划新的人文主义宇宙观，以取代旧的宗教宇宙观，并且相应地来改造世界。启蒙运动之光来自它的中心法国，并成为了一场国际性的思想运动。它主要得到前卫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系统地阐述了欧洲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商业阶层的价值观念。这些得到广泛的大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利益支撑的价值观念断言：所有人生来自由平等，应该从传统的、专制的控制方式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新的人类解放的信条以及与其对应的词汇和短语——“理性”“进步”“人类尊严”“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自由事业”——都几乎变成了世俗的千年运动，这一运动旨在用更新的材料建设中世纪的上帝之城。

基督教千年精神演变为其世俗的对应物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不同的是得到这种世俗的拯救所依靠的方法。正如卡尔· 贝克所认为的，18世纪不是13世纪的重演，而是以西方文明为轴心的激进变化，从上帝和超自然的力量变为人类及其世俗的希望和渴望。拯救的方法也是不同的；科学作为方法取代了宗教,依靠这种方法，人们能够征服古老的敌人（无知、迷信、贫穷、战争），得到世俗的天堂。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是人类意识的一次重大的定位；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心理上的转变，因为它说出了更乐观的、更宽容的话语。启蒙运动宣称人类本质上是良善的，良善的生活应该在此生的财富中，而非在来世中追求。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来实现。

启蒙运动许多设想后面的精神是新科学，它的支持者需要一个合作的、累积的、经验的和进步的世界；它的自我纠正原则允许采用旧的神学从未能够采用的方式纠正错误，因为新的科学不像信仰是建立在教条和未经检验的前提之上的，它要求经验上可以确定的事实。毫无疑问，鉴于对科学的这种信仰，对宗教的信仰必定会消失，事实也是如此。约翰· 洛克作出了最初的努力，英国的自然神论者阐述了纯粹“理性的”、消除奇迹或神秘元素的宗教，从此开始，启蒙运动稳固地沿着哲学怀疑论、世俗人文主义、无信仰的方向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理性主义，越来越没有神秘感、激情感或来世的成分。尽管18世纪依然保留了对基督教传统的信奉，但是它的哲学先锋（伏尔泰、休谟、卢梭、康德、莱辛、杰斐逊）在本质上持有自然神论和怀疑论的思想。他们倡议更广泛的宗教宽容，在观念上希望政教分离。

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人一样，犹太人欢迎启蒙运动的赐福；另外，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在所谓的民主革命时代（1776—1848）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也成为新价值观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犹太人逐渐从公民权缺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781年，18世纪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发布了他的第一个《宽容特许权法案》，其理由是，这是基督教要做的事情，同时它也对国家有用。确实，犹太人越来越受到宽容，因为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用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一世很久之前就告诉他的贵族们：“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务似乎无害，而且对我们和国家有用。”事实上，就是在普鲁士，驼背的犹太人摩西· 门德尔松向更大的世界打开了窗户，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发起了与占据统治地位的柏林以及德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领袖的对话；主要是和戏剧家和哲学家戈特霍尔德· 埃夫莱姆· 莱辛（1729—1781），他的伟大戏剧《智者纳坦》代表着普遍宽容和同情最经久不衰的文献之一。门德尔松的朋友普鲁士公务员、基督徒威廉· 冯· 多姆不仅在德国发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法国也是如此，他的著作《犹太人公民权的提高》（1781）在那里出版。这本书控告社会虐待犹太人，倡议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和平等。1791年，法国革命议会大会承认犹太人具有完全的公民权，诸如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瑞士、意大利北部这些由法国统治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巴伐利亚、巴登以及符腾堡模仿奥地利的模式承认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但同时保留了某些限制。在1806年被拿破仑战败的普鲁士邦施行了内部的改革，在1812年承认犹太人的经济而非政治的解放。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所有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从先前没有人权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公民或国民。

解放运动的诱惑促动许多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强迫集中居住区。这一诱惑是一把双刃剑。第一，它引发了与同化相关联的宗教和文化问题，接着，同化产生了动摇犹太人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危险。第二，同化意味着人们希望犹太人接受成为有充分资格的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公民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同时它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犹太人所定居的民族社会是否把他们作为有充分资格的国民接收下来，并且作为对作出这种让步的回报，乐意承认他们有额外的权利来保留犹太人的身份。第三，欧洲犹太人自身是否能够为了与基督教徒的邻里和平相处作出让步？

在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扩张潮的冲击下，犹太人离开了强迫集中居住区。此时此刻，犹太人很快发现财富是社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犹太人作为贸易商和借贷人经验丰富，并且通过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所得甚微，他们很快变成了现代化的大代理商。甚至在民主革命之前，他们就作为宫廷犹太人，为管理整个欧洲皇室的金融事务提供服务。他们的大都市心理素质和能说多种语言的能力——几个世纪的必需品——使他们能够形成让他们的竞争者嫉妒的国际商务关系。罗斯柴尔德国际家族的崛起，也许是资本主义扩张年代犹太人成就最杰出辉煌的事例。这一家族的创建者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1743—1812）最初是法兰克福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后来在城市的犹太胡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涉足钱币、勋章、古董生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在欧洲的五个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他的五个儿子建立了五家子公司，并且同时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服务。这五个儿子优化了其父亲精明的商业洞察力和杰出的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羡慕和厌恶的金融机构。罗斯柴尔德极度相信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政策；他们精于利用价格差在几个市场买卖国际货币，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冒险，要求具有对当地金融、政治状态的直接知识，以及完美的对时机的把握。他们小心地选择代理人，代理人则准确地汇报当地的情况，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比任何新闻机构都更消息灵通的组织。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成为了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为犹太人仇恨者喜欢的靶子。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其他地方所说：“还有比这样一个家族更好的证据证明一个犹太人世界政府的想象概念吗？在一个家族中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民，至少与三个政府有着密切的合作……政府间经常性的冲突从没有一刻动摇过其国家的银行家们利益上的团结。为了政治目的的任何宣传都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比现实本身更有效的象征物。”然而，为了我们的目的，审视这一金融成就的另一面也是重要的，即它对于这个犹太家族的影响及其所受到的同化和国家化的诱惑。尽管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成功地将他的五个儿子安置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他也导致了家族统一性的最终弱化，因为几个罗斯柴尔德被民族化为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或英国人。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谈论犹太人那样，尽管他们厚颜无耻，但是他们也为民族国家的荣誉和认同而奋斗，相对轻松地跻身最高层的国家圈子里，经常表现出明显的谨慎和保守的姿态。迈耶· 卡尔· 冯· 罗斯柴尔德是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他是1867年北德意志议会的议员，并且在普鲁士的上议院任职；维也纳的萨洛蒙男爵跻身于维也纳最高层的宫廷圈子，获得了一个五十年投资北奥地利铁路的特许权；巴黎的詹姆斯男爵和他的儿子阿尔方斯在巴黎社会都是同样声名显赫；纳坦· 迈耶的儿子莱昂内尔· 罗斯柴尔德成为了英国下议院的首位犹太人议员，他的儿子纳坦内尔在1885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世袭贵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依靠保持家族和商业的犹太性质来遵循严格的风俗习惯，但对民族政府的这种认同则既重视家族又重视民族的忠诚。

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后来的布雷施罗德家族，大多数犹太人依然生活在社会经济的边缘。只有少数人因为对国家的经济有用处才能获得显赫的地位。然而，这些人对于持续的歧视，以及发端于解放运动的、弗里茨· 斯特恩所称的“同化的痛苦”都是脆弱的。这种痛苦涉及由分裂的忠诚所造成的困境，它经常使这些人的爱国主义与他们的宗教或家庭忠诚相冲突。

处于异教徒世界的危险和诱惑之中，犹太人的堡垒一直是家族，因为就是在这里，犹太人的模式——宗教的、道德的和民族的——被内在化了。犹太人一直视自己为少数民族，他们相互认为是一个延伸的大家族里面的人。解放运动能够解除犹太社会的纽带并弱化它的关系吗？犹太社会的先锋——它的领袖和成功故事，诸如摩西· 门德尔松、路德维希· 伯尔内、海因里希· 海涅、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朝着同化、现代化、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反犹太人偏见和依然存在的限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卡尔·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就是这样做的，他用18世纪的启蒙传统而非自己犹太人的信仰教育他的孩子。

甚至在犹太教内部，一些分裂在19世纪初期也在扩大。那时，一些犹太人支持启蒙运动，特别是被称为哈斯卡拉的犹太教变种，它与正统的犹太教决裂。改革者们向两个古代传统——《塔木德经》的主导地位和犹太教士的统治——发起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犹太教必须使自己适应现代社会，重视诸如洛克、康德、黑格尔这样的非犹太哲学家的贡献。1818年，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人建立了犹太人科学学会，它是一个教育和宗教的机构，学会会员以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传授广义的神学，并鼓励与非犹太人进行文化对话。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的犹太教堂，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教士在那里简化教堂的崇拜仪式，在布道中取消了犹太人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或死者复活的部分，加入了管风琴和合唱团，用本国的语言而非希伯来语咏唱赞美诗。对现代性的这一让步，受到正统犹太教的强烈挑战。1843年，当改革运动的极端分子作如下宣布的时候，这一挑战达到了顶峰：

第一，我们承认摩西教中存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第二，无论从学说还是实践的立场来看，通常以《塔木德经》指派的辩论、论文、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权威性可言。第三，我们对把以色列人带回巴勒斯坦土地的救世主不抱希望，他对我们也不抱希望；我们不知道祖国在哪里，但是依靠出身和公民权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哪里。

这一不同寻常的表述，体现了有史以来虔诚的犹太人作出的最大让步，这个让步后来证明没有被大多数犹太社会所接受，它对犹太人乐意使自己认同非犹太民族的主张也没有引发广泛的认同。大多数虔诚的犹太人开始视自己既是犹太人，同时也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他们要求法律上的彻底解放，在被视为公民的同时，也要被准许按照他们的宗教行事。欧洲国家乐意承认这种要求的程度，决定了欧洲犹太人被他们所居住的民族社会融合、同化、宽容的相对程度。

民族主义和欧洲种族主义年代的犹太人

在后拿破仑时代，在欧洲许多社会对犹太人的融合和宽容存在着长期的争论。这些争论在那些犹太人数量较多并达到较高社会意识水平的地区明显而强烈，主要是在法国和德语国家。在思想家们那里似乎比其他优先的问题是：在宗教、伦理和文化的范畴，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否与德国人或法国人的民族性格相匹配。法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有着非常一致的感觉，他们对犹太人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宗教，后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法国的犹太人数量比其他国家少很多，在18世纪后期才刚刚超过5万人，在地理位置上主要限制在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的反犹太人偏见主要是由三类人士表达：一是反动的罗马天主教作家；二是犹太教的改宗者，他们积极地反对过去同一宗教体系的成员；三是社会主义的批判家，他们因为犹太人推行资本主义的行为而攻击他们。然后，德国人在几个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第一，因为犹太人从未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完全被驱逐出德国，因此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而非仅仅是一个根植于民间传说或艺术的存在；第二紧跟着第一，犹太恐惧症构成了持续的、顽固的传统；第三，德国人缺乏对民族身份一致的感觉，会受到民族主义符咒的强烈影响，最终沿着狭隘的文化和后来非理性的路线把自己排他性地圈定起来，以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拒绝接受融合其他非日耳曼民族的或宗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

争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如洪水般泛滥于德国，这个争论正如在下一章所见，对19世纪后期的犹太恐惧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争论依然在传统基督教的范围内受到引导。在反犹太人方面，它的出发点是安德里亚斯· 艾森门格尔对犹太人宗教和行为的指控，他的两卷本巨著《被揭露的犹太人》（1706）对犹太人的信仰和所谓的错误行为进行了研究，为仇恨犹太人的人提供了羞辱他们对手所需的全部军火，即犹太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蔑视其他民族的信仰，他们遵循着双重道德标准——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另一个是外部目的的；他们还用活人献祭，进行圣体亵渎。艾森门格尔所研究的范围，他对希伯来语、阿拉姆语、阿拉伯语的了解，以及他机智的暗示和曲折的解释，这一切都使他的著作成为对犹太人仇恨的主要源泉，直到19世纪后期，生物学和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这本书的认知框架为止。但是直到那个时期，艾森门格尔的书籍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对等物，一直是德国犹太恐惧症的起始点。艾森门格尔依然希望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如果失败了，就把他们赶回强迫集中居住区。19世纪初期的批评家似乎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浪漫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写作，尤其是在席卷德国一些城市（维尔茨堡、班贝克、拜罗伊特、法兰克福、汉堡）的反犹太人骚动中，把传统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和新的、粗野的、诞生于政治挫折和反资本主义情感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同时代的犹太观察家认为，这场德国人的愤怒是一个新条顿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浪漫的外国人恐惧症，它由右翼的浪漫主义运动（阿恩特和扬）释放，它拒绝犹太人曾是德国民族一部分的观点，因为犹太人缺乏必需的基督教—日耳曼精神。然而，许多反犹太人的批评家依然相信皈依这两个精神是可能的，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德国许多州的领导也如此相信。骚乱被无情地镇压了，犹太人的同化在继续向前，尽管采取的形式是勉强的承认，而非成熟的法律和社会的解放。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公开主张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平等权，这是对18世纪人的自然权利的民主信仰的重申。

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一种新型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它不仅掀起了一波新的席卷欧洲的仇恨浪潮，而且制造了纳粹思想得以培育的土壤。这就是建立在伪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生物学的种族主义的出现，这些理论由达尔文的追随者编造出来，他们扩展和错误地解释了达尔文的生物学发现，去适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安排。接着，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和新型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聚集起来。然而，最不幸的是19世纪后期的思想家们，尤其是生活在非民主或非自由主义社会（诸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思想家们，开始放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背弃了平等、民主、自然权利和理性。这是一次深远的文化转向，对现代犹太人具有重要的意味。

种族主义根植于民族的偏见，在欧洲有着长期和丑恶的历史。欧洲大陆是有着广泛差异的民族群体的大杂烩，它们之间的紧张可以回溯到数千年前。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这些紧张，因为民族自决和扩张的理想现在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并上升到准宗教的水平，甚至上升到本质上千年论的水平，它威胁要在重新开始的冲突中爆发。最尖锐的民族紧张存在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尤其是位于从巴尔干到黑海漫长、宽阔的带状欧洲部分，在那里，数个世纪不断变化的征服，已经把这些地区分裂成多民族的、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合体。也就是在欧洲的这个部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于此，后来被种族问题放大的民族主义制造出了最严重的伤害。另外，在这些地区，泛斯拉夫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增长，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解散多民族的帝国中，在统治精英复兴帝国的梦想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族冲突必然激发的最阴险的影响是种族主义，它在19世纪起源于个人或社会偏见，发展成总揽一切的、宣称拥有进入世界历史万能钥匙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思想家在颂扬他们种族优越性的时候，主要诉诸新的生物科学，以及有目的地采自生物学的社会含义。公共的讨论非常强烈地集中在神奇的达尔文的术语上，比如“自然选择”“遗传性”“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潮水般的印刷品关注于种族血统、种族行为、种族繁衍、种族提高。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自然想知道哪些社会、哪些民族最为优越以及为何优越。必然的结果是，民族中心论的研究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且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的优势，因此也是社会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阐明最优势民族和最低劣民族的种族特性，以及依靠比较人类学证明哪些性质提升生存能力，哪些性质弱化生存能力，仅仅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竞争、勇敢、大胆和进攻的性质提升了生存能力；同时，软弱、妥协、和平，总之是消极的特性，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受欢迎的。

这类想法和新兴的优生学运动相联系，它发端于英国，由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 高尔顿爵士创立。高尔顿是这一信念——在铸造个人性格时，遗传的作用高于环境——有力的倡导者。他和朋友卡尔· 皮尔森一道，呼吁民族同心协力去繁衍一个优等的人类种族，方法是鼓励适者生育，同时假如是必需的话，采用绝育的手段阻止那些虚弱的、无能力的、患病的人生育。就是在社会优生学的讨论过程中，皮尔森和其他人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形式和五十年后的纳粹采用的相差不多。例如，皮尔森用个人有机体的类比来描述民族，并警告说，除非一个民族是同质的整体，否则它不能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分裂性的，必须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根拔除。在这个国家当中，每个个人不再考虑社会等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在这个国家当中，依靠适当的优生办法，最强壮的、最聪明的人获得领导的地位。

在所有种族主义理论家当中，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布道者是法国的亚瑟· 德· 戈比诺伯爵和英国的休斯敦· 斯图尔特· 张伯伦。戈比诺经常被视作首位“雅利安”（白种人）优越性的代言人，他的四卷本文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石之一。他们两个人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工业化和民主的社会弊病采取坚决反动的态度。两个人还企图用种族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文明的兴衰，认为使得文明成为可能的创造性增长的基因，存在于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当中，两个人不加鉴别地、错误地将雅利安人作为标签从语言学转移到生物学。两个人也是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视犹太人不仅是种族上次等的种类，而且是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假如雅利安人或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犹太人一直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把他们的印记贴在任何运动上，它的活力就会遭到破坏。张伯伦指出，基督教因为其双面的表现，即一半是犹太人的，一半是雅利安人的，因此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的雅利安人的一面，在象征主义和神话方面极为丰满；犹太人的一面，在对仪式和法规严苛的遵守中色调强烈。这样，基督教中最好的成分——它原始的活力和童真的信仰——被犹太人的因素扭曲成难以容忍的信条，这一信条强调罪恶、罪行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在这些反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对犹太人的深深反感使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鉴于雅利安人英雄的特性，耶稣必定是雅利安人，而非犹太人。

戈比诺和张伯伦的另外两个相似之处应该得到注意。第一是他们的著作尽管装作是科学的或学术的，但实际上是带有政治意图的真正的种族主义小册子；在这里，他们代表着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它由假装成学术著作样子的文本构成，但将它归属于一种通俗的辩护更为合适。第二是他们的著作在德国最为流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理论得到了作曲家理查德· 瓦格纳极为成功地推广。事实上，戈比诺和瓦格纳在发现他们的审美感是如此相似之后，建立了紧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的社交圈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信条得到了热心的推广。1894年，路德维希· 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并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张伯伦也与瓦格纳和德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大英帝国融学者、冒险家、士兵为一体的富裕家族的后裔，张伯伦被瓦格纳的音乐所吸引，并定居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成了激进的日耳曼主义和狂暴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他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售了10万册，各种泛日耳曼组织和反犹太组织热情地赞同这本书的信念。另外，张伯伦还加入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社交圈子，也算得上是德国皇帝的朋友，他的思想得到了统治精英们的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伦积极地支持纳粹党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将他的著作奉为“战斗之书”，视作党照亮胜利之路的灯塔。

在19世纪后期，种族主义和几个捣蛋的观念相互滋养。一种决定性的反动力量开始流行，反对条理清晰的、经典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模式，它深远地动摇了西方文明的平衡。理性至上是启蒙运动的标志，它受到了一些奇思妙想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直觉或人类生活无意识的主导作用。历史学家称这种知识的反革命为“活力论”“非理性主义”“新浪漫主义”或“新神秘主义”。这些标签是有启发性的，但也是误导性的。对理性的造反主要是指向工业文明的精神，这涉及对都市生活、技术理性，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普遍存在的驯服的、缺乏激情的、没有英雄色彩的日常工作的深度不满。依靠一些直觉的逻辑，远古的思维模式从不同的文学和哲学领域突然汇聚起来，开始挑战有关人类理性，以及通过科学、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秩序完善的中产阶级（启蒙运动）不证自明的假设。

弗里茨· 斯特恩认为，这种精神状态一旦被社会和政治清晰地表达出来，并得到组织化的时候，它就是“文化绝望的政治”，并且他注意到这种精神状态深远的反对改革和反现代的态度。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人谴责技术的非人性趋势、“低等阶级”政治的危险，以及美学趣味的堕落，他们采纳了一种深厚的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带有非常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色彩的态度。他们不喜欢为人类的利益去掌握现代世界的力量，而是偏爱一头栽进神话的、古代的生活方式当中。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它以一种在德国名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地下运动的方式证明自己。

鉴于西方文化中的这些分歧，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犹太恐惧症的猛烈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迫害犹太人成为了欧洲几乎每一个地方大众的消遣。那个时期，最多产的犹太人迫害者可以说是法国人爱德华· 德鲁芒，他绞尽脑汁想出一连串羞辱犹太人的话，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话就显得温和许多。在他两卷本的《犹太人的法国》（1886）和他在1892年创办的《自由言论报》上发表的大量言论中，德鲁芒不断地对犹太人发起谴责，说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与众不同，散发着臭气，在金融上剥削法国人，破坏法国文化，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个事件强化了法国的犹太恐惧症：一件是政府丑闻，涉及犹太银行家雅克· 德· 雷纳和敲诈者科尔内留斯· 赫兹对政府官员的巨额行贿；一件是德雷福斯案件，可以说它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事件。德雷福斯案件影响巨大，因为它揭示了在法国军队、罗马天主教以及右翼保守主义当中，存在着广泛的反犹太人偏见。同时，它也揭示了反对德雷福斯的人面对着甚至更大规模的、更有力量的、支持德雷福斯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营。在左拉发表了《我控诉》之后，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法国和英国的犹太人是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公民。在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比其他地方的都强大，犹太人更好地同化进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比如伯格森、邦达、涂尔干的职业生涯都显示了这一点。法国人通常在接受他们未来的知识分子领袖时，从不考虑到他们的宗教和种族背景。正如佩吉的一位学生所说：“我们一直和我们的犹太同志友好地生活在一起，犹如和我们的基督教同志生活在一起一样。我们从未感受到犹太人与我们不同。一个人必须承受其宗教和种族痛苦的想法，对我们似乎是难以忍受的。”

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见，犹太恐惧症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得到了更加强烈的、制度性的强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世界对犹太人最危险的地方是东欧和俄国，而不是德国。就是在这些地方，政府实际上通过歧视性的立法以反对犹太人。例如在罗马尼亚，政府对大约25万犹太人启动了严厉的法律限制，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和获取公共职位的权利。然而，对东欧犹太人最为毁灭性的办法，是由俄国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发起的。犹太恐惧症在基督教的西欧一直很强盛，除此之外，犹太人在俄国面对着沙皇专制体制及其精神支柱东正教会紧密结合的力量，不仅俄国国家君主至上的性质体现了对俄国犹太人的危险，而且其高度的救世主的性质也加强了这一威胁。莫斯科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两头鹰这个拜占庭象征物的采用，都在宣布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中心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合乎逻辑的继承者。一个把自己想象为宗教上选择出来的国家，必然和一个势均力敌地扬言自己为神选的民族发生冲突。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持了强烈的天启的、救世主的期待，使得俄国人的排外意识，以及含蓄而持久的犹太恐惧症更加突出。有趣的是，俄国人的内心景观充满了救世主的思想，以至于它激励着相当可观的神学思想的杂交，刺激着俄国的犹太人以民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形式展现类似的救世主式的期待。

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屠杀，数世纪以来在俄国的体制下一直是系统性的。政府对犹太人主动积极的歧视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强化，他通过一系列法令禁止犹太人购置土地资产（1881），限制他们进入大学和中学，强迫那些生活在俄国中部的犹太人迁移到西部省份，即所谓的“犹太人指定居住区”（1890）。在那里，犹太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全面地监视、控制，并受到人身攻击，以这些行为对斯拉夫极端主义分子作出让步。据估计，在19世纪末，有500万以上的犹太人生活在俄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指定居住区，并且通常生活在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下。发端于1881年，通常是由沙皇的官员策动的针对犹太人的乱民暴力行为，表面上看是因为犹太人要对亚历山大三世的被刺负有莫须有的责任，实际上是将犹太人从俄国主要的城镇驱赶到犹太人指定居住区，并且满足不断增长的犹太恐惧症情绪的胃口。就是在这一对犹太人普遍的仇视之后，公开出版的反犹太人最恶毒的文献之一《锡安长老会协议》，在俄国和其他地方带来和发现了自愿的信奉者。这份文献由沙皇的秘密警察捏造，以莫里斯· 乔利和赫尔曼· 戈德舍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小册子为基础，由24篇据说是犹太人领袖作出的“协议”或演讲构成。这些领袖解释他们是如何采用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颠覆性力量去破坏西方文明的，并为建立犹太国家做好准备的。首次出版于1903年的这个协议和数百种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在俄国广泛流传，并且后来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放者带到西方，他们包括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马克斯· 埃尔文· 冯· 舒伯勒—里希特，以及数以千计的保皇分子。在西方，他们煽动着最终进入纳粹运动的仇恨火焰。

经济贫困和政治迫害的联合效应，解释了俄国的犹太人大批逃离俄国的原因。一些流亡者被正在兴起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俘获，这一运动鼓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另一些流亡者把西方和美国作为更好的生活地点。许多犹太人把刚刚统一的德国视为永恒的天堂；他们被德国的发达技术，优越的教育体制，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刚刚赋予犹太人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法治国家所吸引。1871年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解放之后，普鲁士下议院一位犹太议员如释重负地说：“在多年徒劳地等待之后，我们最终在安全的港口靠岸。”从大屠杀之后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

注　社会的和历史的心理学家探讨了大众妄想这种现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各种信仰体系的关系。

注　彼得· 沙费尔在其《犹太恐惧症：古代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一书中认为，这一古代反犹太人的立场是犹太恐惧症，它和在一些基督徒那里以及在所有种类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主义中发现的恶意的、强迫症式的反犹太主义不同。他认为，古代人感到受到了犹太人的威胁，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恐惧和仇恨矛盾的混合体。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反犹太主义早于基督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分析当中，我们并不清楚的是，犹太恐惧症是否是反犹太主义的血亲，或者是从反犹太主义中分离出来的，这也是废弃“反闪米特主义”这一术语，用“犹太恐惧症”取而代之的另一个好的理由。“反闪米特主义”在语言学上是含混的，缺乏强有力的、我们与犹太恐惧症相联系的心理学内涵。各种形式的犹太恐惧症是外国人恐惧症、宗教恐惧症、种族恐惧症，还有卡文· 兰格缪尔所称的妄想恐惧症。在许多案例中，可以认出这些恐惧症的综合现象，它证明这一不断进化的人类强迫症的多面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