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年）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份，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国人损失了两座炮台、大部分战船和500名人员。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此同时，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1]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2/3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000人。训练了36000名乡勇。[2]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3]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但希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4]随之发生的水战是几乎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市中心仍未受到伤害。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中国人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造。应当让这个城市屈服。5月23日，新造的吃水浅的汽船——“复仇神”号发现它可以从广州城外逆流而上，停靠在距城市防线后方很近的地方。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在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在其掌握之中。[5]

5月27日早晨，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以打开其大门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6]

将军很生气。他回了一个便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被可怕地困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而遭到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7]

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设置了。

1841年5月底，在那个闷热、压抑的星期里，英国军队在同痢疾、热病作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羊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只能容轿子通过的、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伸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它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南。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人。[8]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9]，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有67000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10]其他人则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加了工，值更多的钱。

在河南区的那一边，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视力几乎看不到的南边，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绅士住宅的周围，居住着小自耕农和佃户[11]，他们是广东大量丝织品的生产者。[12]

从城市移开视线，英国军队向北望，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分开。苏东坡在他被贬职到南方的日子里，喜欢到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在那里举行诗酒比赛。山的西边，沿着大北门伸展出去的大路，坐落着“九十六村”。村与村之间隔着小山、稻田、树丛和沟洫。这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地区。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夏天，城里的一些有钱人家迁到这里来，精心构筑乡间别墅。[13]在这些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叫做三元里的小村。这个村与在炎热的5月里驻在高地上的英国士兵之间，隔着一连串的小山。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14]但五千英、印军队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抢劫过。[15]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甚至是经常的：如果某一户拿出食物和牲畜，就发给该户一张保护告示贴在门上。[16]三元里尤其受到这种骚扰。[17]一份当时的报告就提到夜间巡逻兵毁坏大门和篱笆，抢走牲畜，偷走衣物[18]。有些农民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另一些人则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都感到烦恼。[19]但这些都是小事。是战争中的机遇，而不是这类小事会把一个农民驱向暴力。另外两桩事件激怒了当地的居民。

第一件事，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一座名叫双山寺的庙宇时，挖开了一些墓，他想看看中国人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20]崇拜祖先的广东人不能容忍一个蛮夷军官的这种好奇心！后来的府志中列出了英军粗暴地抢掠庙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等五件事例。[21]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十分孝顺的中国人震怒了。他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坟墓被挖是为了寻找珍宝。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类冒犯——强奸——是在任何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当时，英国人否认这类事。但是7年以后，任全权公使的德庇时爵士承认印度兵确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22]如果说“孝”由于坟墓被掠而受到侵扰，那么“义”则更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子受到侮辱而被激起。加上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些当时遍布于农村中的激烈情绪。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在三元里附近的东华村停留。一些士兵强行闯入张绍光的家，并企图污辱家里的主妇。于是爆发了一场冲突。村民用棍棒、锄头武装自己，驱赶英军。他们鸣锣集合周围村子的农民，所有16到60岁的男人都用不同的武器武装起来，多数是一把刀或渔叉。妇女们则负责按量分送食物和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人们在周围所有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埋设伏兵。次日早晨10点钟，烈日当头，5千名武装起来的人在英军营地前的一座小山上集合。这一集合几乎是在顷刻间完成的。卧乌古将军让他的副司令布尔利少校负责英军主力的阵地，命令第26喀麦隆团、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发起进攻。中国的义勇队立即后撤了3英里，似乎是被打退了。卧乌古将军看到他的士兵中有些人因为中暑撤出了队伍，就命令孟加拉志愿兵回到大本营去。中国的队伍仍留在原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从西北来的2千人，部分人还有枪；有500名从石井来的受过训练的水勇。这样，在小山上就有了7500人。受到这些援军到来的鼓舞，中国人突然举起了旗子，面对着敌人的枪弹慢慢前进。英国人后撤，重新集合起来。他们认为，必须在天黑以前打败中国人，以免他们进攻大本营。于是，下午1点钟，卧乌古将军命令发起总攻。哈菲尔特中尉指挥的第37马德拉斯团第三连向左方行动，以打通同正向一个大村庄进发的第26喀麦隆团（15名军官、294名士兵）的联系。第37团的余部向右运动，把中国人的防线逼退三英里。由于对他们的大本营已可避开任何危险状况感到满意，第37团开始后撤。就在这时，山里下起了夏季暴雨，把他们浇得透湿。英军为雷雨之猛烈感到吃惊，将军、参谋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火枪也无法使用。被雨浇得睁不开眼的士兵们试图找到走出稻田的路。

“大雨淹没了所有的田间小道，我们面前是一片汪洋。有时，前导队会突然掉进很深的沟渠或陷坑中，这是没法防备的。雷鸣电闪令人心惊胆战”[23]。在穿过棠夏村时，队形不整的英国人又遭到了中国乡勇的袭击，但他们边打边撤，成功地回到了高地。下午4点，他们终于又同卧乌古将军汇合到一起。不一会儿，第26喀麦隆团狼狈地回来了。他们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并丢掉了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哈菲尔特中尉的连队并没有同第26团联系上；他们仍在外面，在7500名中国乡勇中间，在雨中彷徨。

当下雷雨的时候，哈菲尔特看不到第26团，就命令他的士兵掉头向城市进发。中国乡勇料到他的行动方向，派了一支在敌人附近的队伍，由一个名叫严浩长的人率领，在牛栏岗附近的一个河边小村阻击他们。哈菲尔特的连队成纵队沿着穿过村庄的狭长小路前进，这时，严发起了攻击。在混乱中，一个印度兵被长矛刺中。一个名叫巴克来的年轻旗手离开队伍去救他，严领着人围住巴克来，用刀和剑向他砍去。另一名乡勇捡起旗手失落的枪，尽管下着滂沱大雨，他还是用火绳点燃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巴克来的胳膊。后来旗手被救了出去。英军在河对岸的小山上重新集合起来。这时，所有人的枪都已无法使用。虽然他们的刺刀很难抵御中国人的长矛，但乡勇们并没有逼近。突然，雨停了。英国人跑到附近小片矮树丛旁，组成一个四方的防守队形，使那些印度兵有时间取出帽子衬里来擦拭淋湿的枪筒。他们装进了新弹药。当中国人开始逼近时，印度兵零零落落地发射了三、四发子弹。这时，雨就像突然停止那样又突然下起来，同刚才一样大。天已经渐渐黑下来。英国人组成防守方阵，唯一的武器就是刺刀。乡勇们用火把封锁了这个地区，防止英国人从包围圈中逃跑。邻近的村子送来了更多的援兵。

在这段时间里，英军主力派出了两连海军陆战队，装备了新式的布鲁斯维克（Brunswick）枪，它的碰炸帽不太怕潮湿。火把的亮光指引了他们。他们冲破包围，打散乡勇，救出哈菲尔特和他的部下，于晚间9点钟回到营地。这一天，有一人被杀，一个军官和14名士兵受伤。

大批的乡勇是在这时，是在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聚集到三元里周围的。5月31日早晨，当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又有12000名志愿者加入原先的7500人的队伍，并再次集合到高地旁边。与此同时，卧乌古将军对双方交战极其愤怒。他捎信给知府余保纯，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攻打广州城。

“终于，知府来了。他对将军保证说，这些农民的活动，当局并不知道，更没有批准他们这么做。他将立即派一名军官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24]然后，余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及一名英军上尉摩尔一起，越过山梁向乡勇走去。当他们走近乡勇时，中国人拒绝摩尔上尉通过他们的队列，于是只有三名中国官员继续向前。这以后，据梁星源的有名的叙述，官员们对领导乡勇的绅士们说：“已经签订和约了。这样，外国人就不会再进攻我们。所以，你们必须让他们离开。”他们警告绅士们说，他们必须为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负全部责任。[25]当农民发出抱怨和威胁时，绅士们却悄悄溜出了人群，回家了。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乡勇慢慢地、不满地散去。

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登上了军舰。广州城解围。[26]

这就是三元里事件。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中都没有提起。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在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传播了。按照当地的说法，三元里的锣声，在战斗之前把103乡25000集合到一起。乡勇的一个领袖——一个诗人后来描述了这一动人的场面。

怀清结忠义，

团练皆英翘，

分曹斗白战，

领队题红绡，

龙韬经指画，

虎旅整有条。[27]

方志中所记载的官方统计是打死了10个英国人，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还有比这更不准确的、更加歪曲的消息说有100个英国人被打死。祁本人还听说英国人付出一万银元以赎去在三元里死去的许多士兵的尸体。[28]但是，报告、事实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代的广东人确信，农民军队粉碎了英国军队的进攻。

三元里前声如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29]

由于所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告都变成不准确的了。像当时的夏燮、梁廷枬甚至魏源等，也都夸大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30]

中共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这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弱才使它沾上污点。现在，在大陆中国，每一本儿童历史读物都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述。每一块额匾，每一件三元里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重地收藏着。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民族主义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农民领导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自发的。

对所有这些说法都应当进行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推倒如“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对于以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惊华南的问题来说，例如团练运动、太平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等，只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以后发生的事。

二

广东的团练

本大臣等兹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

林则徐，团练告示[31]

对中国人说来，三元里乡勇的行为并非新事物。自从公元6世纪实行府兵制以后，官方组织的乡勇就存在了。至少从16世纪早期开始，每当正规的防卫失败时，地方绅士就训练自己的非官方的民团。事实上，当发生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时的政治崩溃的一部分）时，绅士们的民团几乎就是保卫地方的正规形式。所以，官方正式招募的雇佣兵称为“勇”，地方上自卫的队伍称为“团练”，二者在理论上通常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勇”总是比“团练”更早出场。原因很简单，在正规军不足或作战不力时，他们是地方政府首先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真正的团练只是在危机持续之时，或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知名人士既有力量又有兴趣来领导他们时，他们才会上阵。[32]

广东省在潮州府（即后来的汕头周围）和东莞县（坐落在珠江东岸的虎门后面）所雇的“勇”，有其自己的特色。这些“勇”，是些半职业性的战士，是在宗族间和地区间的械斗中教养出来的。这个省份的较穷苦的家族中间发展了后来成为一种军事传统的东西。[33]除了“光棍”和惹是生非的人为了赚钱参加特殊部队作一名“勇”外，广东省在组织真正的地方团练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特有的海盗的经常性侵扰，早已使乡村不得不组织团练。

举例说来，1807年夏天，武装土匪开始抢劫香山县[34]沿海的村庄，而且比以往更加凶残。第二年，海盗又溯流而上蔓延到三水县的西江与北江汇合处。那年冬末，紧邻澳门海边的新会也遭到袭击。这次袭击是以后多次袭击的典型。村庄被烧、被抢，几百名男人、妇女、儿童被掠走。[35]

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由于卷入了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危机[36]，未能对海盗采取措施。直到1809年7月，朝廷军队才在总兵许廷桂的率领下，与海盗在香山县沿海进行了一场激战。清军被击溃，逃入香山县城，沿途抢掠。为此，引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当地一个名叫郑应元的进士为饥饿和肆行抢掠的军队提供口粮，并征集乡勇保卫海岸，防止士兵进村。同时，两广总督百龄命令沿海各州县在官方控制下组织、训练乡勇。发给乡勇的武器，将在海盗被赶走之后由地方长官收回。[37]郑的首创行动和百龄的通告开始了一个乡勇广泛活动的时期。至少有三个地区的自卫活动开始了。

在香山县，李作元与知县恢复了保甲[38]登记，并且组织了团练。[39]

南海县，一个名叫周端佩的举人把几个有城墙的村子联合成一个军事同盟，并在大榄设立司令部。[40]

在南海县，又有陈观光——来自魁岗的教谕、举人，“招募勇士”，“部伍成军”[41]。

当时，分散的海盗都聚集在一个领导——声名狼藉的张保的旗帜下。这一较大的团伙现在虽有力量围攻三角洲的城市，但张保倾向于避开有强大防卫力量的香山、南海县，专注于那些军力差的县。1809年夏天，海盗们多次袭击了顺德、番禺的沿河富庶地区。但是，当地的农民自己武装起来，终于把张保赶下了海。过了一个月，海盗再次出现在人口较少的远在南岸下边的新宁县。从9月10日到10月8日，他们蹂躏这一地区——烧杀抢掠。然后，他们逆水而上至虎门以西，张带着三百条船侵掠顺德和番禺，后被乡勇赶走。

这是1809年最后的大规模袭击。海盗从未被扑灭。但是，在鸦片战争前30年把海盗有效地从内河驱赶出去的经验，对现在的团练却极为有益。从那以后，团练及雇佣兵就经常分散在广东各地，一旦地方形势吃紧，他们随时应召。不过，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从未再发生过像1809年那样协调、那样充分的军事行动。

1838年，内阁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禁止鸦片贸易。广州遵照命令，逮捕了许多当地的购买者。但是，这只是使鸦片的分配系统转入另一种渠道。代替公开进口鸦片的是，买者或是在他们的船上雇佣并武装地方上的流氓，或是贿赂官方的巡逻船。[42]有一次省里的官员发现水师已经腐化，就革退了负责水上巡逻的低级军官，将这些船只直接置于地方文官的控制之下。当这种方法不能奏效时，林则徐和关天培甚至雇佣侦探，把他们秘密地安插在水手中间。但是，贿赂太普遍了。每一个人都是可贿赂的，水师还是毫无希望。水手们已经习惯于受贿渎职，以至于在鸦片战争爆发时竟拒绝作战。在穿鼻之战中，水师长官不得不典卖了他的衣服，答应每一个去打仗的人给两块钱赏金。[43]

既然对官军还要发额外的钱，那么何必不招募雇佣兵呢？毕竟，广州周围的水上群集着许多疍户——船民的船。当然，他们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阶级，不得参加科举，不过，他们却是了不起的水手。当地人说他们是“陆上的歹徒，水中的真龙”[44]。于是， 1804年3月12日，林则徐上奏皇帝：

惟有以奸治奸^{[45]，以毒攻毒。即与提臣关于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佣此等民人以为水勇。[46]}

林很快就招集了5千多名这样的“水勇”，每人每月6元钱，另外还发给6元安家费。这笔钱由公行[47]、当地的盐商和福潮的沙船商提供。如果我们对官方夸耀的这些疍户的作用相信其中1/10的话，那么，他们以后的战绩也确实值得称颂了。[48]

这样的政策显然有些冒险。它意味着武装成千上万的可能的捣乱者和造反者。但是这样做却很有效。而且，如北京所关心的，也很便宜。对于紧迫的军费不足的困难，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要各省自行筹集防卫费用。这在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叛乱时已有许多先例。何况，这也正合道光皇帝的贪心。于是，1840年6月，在舟山群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后，皇帝下令地方自筹经费举办团练以保各沿海省份。[49]但这样作，却反过来使中央军费越来越困难。随着专制权力的延伸，地方经费只供地方之用，使得调一省的官军去另一省也困难起来。例如，林则徐要从江苏省调来军队，应该供应南下途中士兵的粮站却或者是空空如也，或者是被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把守着。在这种情况下，林和他的继任者只能转而征集广东本地人，以代替和加强正规军。[50]

但是，团练政策的意义尚不止此。林则徐本人对这种团练就很热情。1837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发现乡勇对付蓝正樽叛乱非常得力。而且，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深信“百姓之义”，这就是组织乡勇的理论根据。林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英国人，他将使用这一最后的武器。1839年6月之后，当英国人在九龙司靠岸时，林警告义律，英国商船必须立即到广州登记，或者返回英国；否则，沿海人民必将愤而奋起，将蛮夷一扫而光。[51]这些威胁不仅仅是策略或辞令上的，它们是种真正的神秘信仰的一部分。在林及其以后的一些清朝官员看来，在儒学家的历史上，“民”是无可估量的。“民”能拯救或毁灭、恢复或推翻一切。一旦被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失败接着失败，这种信念并不会减弱。

这种神秘信念主要来自于儒家的“民本”观念，但并不完全这样。“复仇神”号无所不往、难以抵御的威力，英国军队难以理解地轻易地侵占他们的阵地，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产生了军事上无能的破灭感。这使他们转向他们的文明所能有的任何技能以防卫敌人，甚至不惜利用异端和邪教。

任何人只要读过中国的武侠小说，就会熟悉传奇故事中的拳师、剑客，他们只要轻弹手指，就可以推倒一堵墙，他们可以随意凌空飘行。这些故事是历代有文化的中国人的幻想的一部分，非理性，大众化，迷信甚至幼稚。一个学者，不论其老师多么严格，总是知道这一传统的。事实上，在正统的或异端的学说中，都有幻想和主旋律，二者间的差别并非如皇帝圣旨中所说的那么大。比如说，二者都强调灵魂及完美的自制之重要性。人们塑造的侠客一定是道德极高尚的、言行一致的人物。那些武艺高超但德行有亏的侠客必定败给内心纯洁的对手。更有进者，不论是异端还是儒家传统（尤其是公羊学派）[52]都认为，学问就是精通一系列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所以，学者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能认为，只要根据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能发现另一种奥秘。如同打太极拳者打了几年之后，才直觉地了解他的运动的意义一样，一个文人只有熟记所有的经典，才能掌握它们的意义。这种关于技能、学识的奇特观点，就是传统思想的一般特征。最低限度，它确实允许一个文人也可以有秘密会社拳师的某些情操。哲学化的道家鼓励这一点。宋龙渊关于《道德经》的注释——公羊学派所喜爱的版本——充满了关于灵魂的喻示、学问的奥秘以及对于宇宙各种力量的控制。[53]

异端学说虽然可能被看作是狂想而得到宽容，但是，儒家的官僚从理性上憎恶民间佛教、民间道教和崇拜迷信的秘密结社，他们同样也不能接受异端。完全信仰这种思想暗流，就是抛弃文明的学问。但是在1841年1月7日轰动一时的穿鼻失败之后，中国官员们不顾一切地转向那种同传统有联系的潜藏的技术和神秘的技能。于是就再三计划招雇能在水下呆几个小时的海洋潜水员、有武术的盗匪、经过训练的猴、秘密会社中的暗杀者。简言之，使用一切手段，只要能打败蛮夷。[5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向秘密的、潜藏的、非理性的事物求助，预示了以后义和拳变乱。那时，朝廷本身转向了中国文化素质中更为蒙昧的部分。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之后，无疑，中国的军事地位愈是无望，这一类观念就愈是流行。像林则徐这样的人是不会忽视其他技术的，他是自强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西方的武器还是秘密会社的技能，都只是技术而已，这不影响文士时时保持他自己的纯正思想。

如果说乡勇在林则徐任内曾十分兴盛，那么，它们首先在其继任者琦善任内削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琦善不信任那些武装起来的游民；但决定确是由北京做出的。[55]皇帝一听说琦善已招抚了英国人，他们正退回南方，就马上下令削减军费，并要求各省解散不必要的队伍。1840年9月26日，800名福建乡勇从浙江撤回，“以节糜费”。到10月27日，北京得到了江苏所有的乡勇均已解散的消息。此后不到一个月，广东的2000名乡勇也被怡良解散。[56]

和平间歇一逝即过。穿鼻战役刚刚结束，琦善只有一个办法去增援无人把守的虎门要塞。他克制对非正规武装的恐惧，下令从东莞、南海、番禺各县招募5800名乡勇。[57]皇帝同意这样做的必要性，虽然当时琦善已被解职。[58]接着，同样的事情在奕山身上重演。同任何一个能干的满洲人一样，奕山对使用有叛乱传统的广东人做乡勇有着本能的疑虑。他们是多么容易转成叛匪呀！他认为，从福建调“勇”，比像林则徐那样把武器交给当地村民要好得多。[59]但是到了1841年3月，保卫广州城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使他顾不了他那时可能仍然怀有的疑惧。事实上，在三元里事件发生的前夕，他已正式命令“番禺、南海二县迅即秘密组织自卫”[60]。

余保纯欺骗了那天早晨在高地上的卧乌古将军。官府确实倡办了96村乡勇。

三

绅士与三元里

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岗边愤义盟。

计不反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

梁信芳[61]

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是府州县官与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62]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绅士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州县官根本不用指望在当地收取租税、维持治安。社会福利、公共事业、防卫、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此时或彼时交给绅士去做。[63]尽管有儒家的“天下”观，国家并不囊括全部行政权力。统治大厦之下的广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自决权，除非灾难，如饥荒、洪水、行贿等等威胁了皇族的统治。王朝进行干预的准则，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国家不断寻求的只是一种形式的统一：根除那些与东方学说——儒学相对立、有威胁的异端学说（邪、淫）。事实上，民间佛教、道教这些儒家道德价值的替代物，只是发生了变化，却未被扫除。国家经常鼓励“绅士父老”们用道德说教和灌输去对抗那些邪教。例如：月读圣训、嘉奖孝行、保护孔庙等等。事实上，这些仪式活动只是有利于加强绅士在本地的地位，但这一点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有绅士势力的存在，就保证了官方价值的稳定，因为他们体现并传播各种社会信仰，这些信仰如此长久、如此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文明。[64]在安定时期，绅士的支持是重要的；而在动乱时期，更是决定性的。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州县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绅士，但如果绅士所起的作用过大，他就会大权旁落。绅士调解地方上的纠纷，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执法，并掌握治安力量，那会怎么样？他们筹集地方自卫经费，如果他们真的收起税来，又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暂把地方势力（包括绅士和社会名流）同大地主视为一体。由于土地的人口压力，由于中国农业史上多见的高利贷和高额地租，由于简单的经济唯理主义，一个地主不论在何时何地，一有可能就会扩大土地，提高地租。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收租。如果租额太高，佃户可能拒不交租，或落草为盗，甚至暴动。所以，富有的地主需要地方官及其警察来保证地方秩序和他收租的权利。但需要并不固定于某一点，它是变化的，如果地方状况恶化，那么就是地方官自己需要绅士们的经济、军事支持以恢复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官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仍然面临着又一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乡勇和额外的财政收入——落到了地主手中。有时，地方官能恢复他的全部权力，那时，可能完全重建秩序。但在另些时候，地方显贵们在严酷的动乱中，用乡勇、额外财政收入等手段加强了他们自己在地方上的支配地位。结果，地方官发现他得到的税款盈余日益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土地为乡村的显要们所占有，他们或者是法定的征税标准较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列入赋税登记册。[65]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官员就干脆任其自流，只是通过加重其他自耕农的赋税负担的办法，以维护他们自己的收入。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危机。

假如危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触发农民起义的地步，那就是说，最大的危险出现了——这是朝廷最关心的危险。任何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其活动或军事控制的地区中，只有获得重要绅士的指教和协作，才能指望“改朝换代”。否则，他只能是一个无政治目标的匪徒。所以，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是清朝政策中的主要之点，虽然这并未明言。绅士可以帮助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由于这一原因，清初保甲制度的规划者们曾着重强调不许绅士充当保长，即不许他们作为基层控制的首领。[66]

总之，绅士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二者成反比。绅士经常企图攫取地方权力，而官府也同样总是加强集权，使离心力量“封建化”。

绅士对官府的跷跷板模式，是太绝对、太夸张了。事实上，事物从不是这样明确、固定的。地方官同当地显要们有着共同利益，地方显要又往往通过宗族而同被认为受他们剥削的农民阶层的利益相联。按照汉学家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定义，绅士是取得了功名的人，他们的资格是由政府认可的，他们的领袖才能则是“获得的”。既然地位与权势息息相关，财富就必然通向官场。这意味着接受孔学的某些理论——它们主张缓和对个人利益的严酷束缚，使教化得以推行。这里仍然是必须予以维护的力量平衡问题。如果使这种平衡过于偏向非官方的一边，那么将会破坏中央国家的力量。在早期，这只会导致新王朝的出现，导致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在十九世纪，由于西方势力对儒家学说及官员们的侵蚀，这就意味着国家本身分解为地区的和区域的单位。对于广东来说，这种分解并非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而是始于鸦片战争。

当禁止吸食鸦片时，广东地区的力量平衡首次发生变化。唐朝以来，中国一直用鸦片做药材。17世纪早期，则专门用作麻醉药。直到1733年哈斯丁孟买议会（Hasting's Bengal Council）创立了鸦片专卖权，在印度、中国、英国建立了赚钱的三角贸易，从那时起，鸦片贸易才真正开始兴旺起来。到1816年，平均每年有3210箱鸦片运入广州。1831年，16500箱。1838年，每年40000箱。1729年，帝国政府曾禁止吸食鸦片，但禁令未被重视，以致1796年、1800年又再次颁布谕旨，最后禁止鸦片进口。周期性地逮捕人，周期性地发出警告，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鸦片贸易，直到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道光充满了改革的热情，并为鸦片贸易的飞速发展所震动，情况才发生了变化。[67]

道光对律令实施不力十分恼怒。他首先采取各地方自负责任的办法。任何官员，只要在他的辖区内有鸦片，都将视情节不同处以各类罚俸。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由于明显的原因而归于失败。[68]

到1829年，鸦片进口已使贸易平衡发生变化，中国纹银开始外流。1830年1月10日，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对长江以南地区银价上涨问题表示出恐慌。但是鸦片仍大量流入中国，因为那些水上巡查同走私者是合伙的。[69]省里的官员开始送出交易的准确情报，暴露出其分配系统：零汀、“快蟹”、内地的交易网络。广州是交易的关键，如果能在这里截断，那么就可割断鸦片的来源，停止白银外流。于是，1831年6月4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殚心竭力”，以阻止广东的鸦片贸易。[70]

与此同时，也采取措施逮捕国内的鸦片种植者。皇帝命令地方官恢复久已不用的互相连坐的保甲制度。人们一旦编入，必须立“互保甘结”。每个人都必须保证其余四个人不种鸦片。八年以后，林则徐也迫使英国商人立这种甘结。[71]

以上这三项政策——官员加强实施律令、逮捕走私者、逮捕国内种植者——照理应当能够解决问题，但这里仍存在通常的毛病。广东巡抚卢坤报告说，他已将所有人口编入保甲，收齐甘结，彻底消除了本省的鸦片风，皇帝只在奏折边上简洁地批上几个字——“这不可能”[72]。

到1836年夏天，情况很明显，鸦片输入比以往更多，白银外流也比以往更多。这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法。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个熟悉广东问题的老手[73]，1836年5月17日上奏皇帝，小心地提出禁烟不能解决问题。归根结蒂，问题的中心不是白银外流吗？那么，把伦理道德撇开，为什么不可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只许以物易物呢？[74]

皇帝同意考虑这一建议，要求广东的高级官员上奏发表意见。7月，行商们热烈地支持许的建议。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谨慎地表示禁烟是不可行的。“例禁愈严，走私者伎俩愈巧”。代替禁烟的应是建立鸦片的专卖制度。在物物交换中得到的鸦片，应与其他商品一样上税，想贩卖鸦片的人必须从“户部”即海关监督处得到证书。[75]

就同广州的利益有关的角度说，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国家的收入将会增加，粤海关所得的搜刮份额将会更多，公行将会获得一笔很赚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它将减少广东的腐化现象。这是他们最有力的论点：如果朝廷坚持严厉方针，这很可能行不通，而不合法的利益反会不断增加。

下一个月，1836年10月，道德主义者们回答了。有三个高级官员上奏。

朱嶟，礼部侍郎，他坦率地陈述，违反禁令不能成为取消禁令的理由。鸦片是罪恶，是“一种泛滥的毒药”，将毁坏“人民的道德与灵魂”[76]。

袁玉麟，江南道监察御史，警告说，如果鸦片合法化，那么人人都会吸食。现有的法律应当严格地实施。

最重要的一个是许球，兵科给事中，他认为，代替鸦片合法化的唯一办法，不是贸易管理，也不是将内地种植者加以登记，而是对鸦片商，不论中外，都加以严厉的惩处。[77]

那些或是属于广州“系统”的人，或是不愿追查国内上百万的吸食者、贩卖者的人为一方，而另一方的人们则认为这种罪恶对帝国的道德、经济和体质都是一个威胁。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古老辩论，顺应者对固执者，司马光对王安石。“道德主义者”具有一种近乎法家的观点：法律必须执行而不顾人的代价和社会的惰性。于是，其形态就是：社会改良主义和对商业利益的猜疑，重大的解决与有力的技术，伴之以大批群众的动员。简而言之，国家干涉社会。

不消说，道光是站在道德主义者一边的。1836年底，他谕令邓总督“逮捕那些贩卖鸦片的内奸，那些从中安排交易的行商，那些运送鸦片的船户，那些接受贿赂的水师官兵”[78]。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建议作出最后的和最严厉的决定：皇帝颁布法令，鸦片吸食者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戒烟，否则将处死。[79]就是这个建议促使道光向各地督抚征询意见。林则徐对这一建议的答复（和他在湖广禁止鸦片的成绩），引起了道光的注意。这一建议导致了林则徐被任为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受命禁止鸦片的吸食与售卖。

在林则徐1839年3月到达广州以前很久，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开始有力地反对鸦片贸易；但他本人曾向一位伙伴说，吸食鸦片已非常广泛，禁烟就像禁茶那样困难。他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此后当林则徐开始禁止鸦片运动时，许多人都去接近他，要求他缓和一下钦差大臣的激烈态度。[80]但邓及时地、忠实地执行了道光皇帝的旨意。1839年1月，345名犯法者被逮捕。但并没有真正打算惩罚那些瘾君子们。[81]张歆保正确地指出，在林则徐指挥下，各种措施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云云是夸大其词的。[82]但张没有强调指出：打击并未从商人转向吸食者。而从禁售鸦片转变为禁吸食，却是黄爵滋那个著名奏折的核心。禁吸食，在禁烟三十九条章程中被赋予了法律的形式。章程规定，在法律公布（1839年6月15日公布）18个月后，任何吸烟者都将被处以绞刑。[83]由于受有这些权力，林大臣在广东对瘾君子发起了扫荡。

除了严惩那些鸦片贩运者和商人，并且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一所让吸烟成瘾的人得到治疗的疗养院以外，林则徐还建立了一整套细密、复杂的管理制度：一、凡留宿临时过往广州者的旅店店主或人家，都要有留宿登记册，每五天交给官府检查人员。二、在官员、士兵、衙门办事员中，建立五人互保小组。三、对城内的吸食、兜售鸦片者，处以重刑。对告密者，给予重赏。四、为对付乡村地区的吸食者，建立保甲制度。[84]

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1839年3月，林曾公开宣布，旧保甲之所以没有起作用，是因为其保证人不可靠。林则徐为寻找可靠的阶层，不顾乡村统治的一条主要教训，决定把绅士包括在他的新的管理网中。[85]他对皇帝解释说：

臣等伏思吸食者虽善于讳匿，囤贩者虽巧于收藏，而鬼蜮情形，断难掩其乡邻耳目。因复通饬各属逐乡选举公正绅士，议立族党正副，挨次编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有犯即擒。[86]

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地区都有户口编查。当地的绅士选择德高望重的人或族长，作为他们的代表。乡村建立五家互保小组，每家都要挂上门牌，由这些代表检查门牌。

这个政策带来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是混乱与恐慌。许多吸烟者都被斩首，还有一些被送进监狱或林则徐建立的疗养院。一些人不许士兵搜查他们的住所，还有的人在街上设置路障。[87]如郭士立追述的那样：“监狱中挤满了遭难者，大部分是无辜的，许多人死去。告密的人发了财。为了攫取有钱人的财产而有意地把他们卷入犯罪。所有合法的贸易都中断了。而且，说来奇怪，当恐慌过后，鸦片的进口反而急剧增加。”[88]

其次，这使得钦差大臣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绅士的力量。林则徐在广州长寿寺开设了一个鸦片收缴与情报机关。绅士们也在城内大佛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监视机构。[89]在郊区，林则徐接受邓廷桢的建议，给予香山县名流——黄琮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根据他本人的命令，得以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90]此外，乡村的保甲也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改变为军事组织。[91]

这样，钦差大臣激烈的禁烟措施，导致了某些预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绅士控制保甲和初生的团练得到了官府准许。相随而来的是，绅士在鸦片战争中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

在鸦片战争中，广东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乡勇。最高一级是“勇”，他们受到紧密的控制，是由正规军官指挥的。第二级是由绅士创办的。他们或是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或是同广州有密切的联系。第三级是真正的团练，他们通常得到了省级官员的批准，但其活动却独立于官僚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依次下降的顺序，从官方的到个人的，从中央的到地方的，从正规的到非正规的。

“勇”只不过是雇佣兵。1840年6月，广州府在商馆前面设立了一个招募新兵的机构。数以百计的壮士排队应募，试着举起100斤重的东西。如果成功了，他们就被编入广州协台的队伍中，附属于一支正规军，每月6元饷银。[92]有时，一个本地人如果有过什么军事经历，包括做过土匪、海盗等，就会得到一种虚衔，并得到一笔钱去招雇船和人。[93]

接下来是中间一级的。在这一级，绅士是省衙门的代理人。有些人，像杨永衍，就是“幕友”（私人秘书）。[94]还有一些人，地位高一些，他们可以沟通省里与县里绅士间的关系，比如孔继动，就是南海县罗格围的一个著名学者。他1818年中举后，做过书院教谕，1833年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在北京的国史编修馆副修纂。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退休，但他同意作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非正式的军事顾问。由于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他同整个广州府的许多重要绅士有密切关系，他能够帮助林则徐、怡良、祁安排地方防务。[95]

凡是这些中介人所接触的绅士，往往为省里提供防卫经费。这些钱是否由家族或地方组织联合捐献，很难确定，但数目常常是可观的。南海县恩洲蔡文纲捐出的钱足以维持几个炮台的给养。[96]东莞县著名绅士陈北垣捐献了七万多两银子以供地方海防之需。[97]可以设想，这些爱国行为得到了官衔的奖励，虽然材料上并无记载。

还有一些绅士，他们训练了自己的乡勇，可是当他们被委以一个地方炮台或炮位的指挥权时，却发现自己被并入了官府的系统。[98]

在中间水平以下的、更为私人化的是真正的团练。尽管在战前很久他们已可能作为一种骨干组织而存在[99]，但是直至禁烟运动，他们才得到官府的承认。当时，一部分绅士被委登记本地人口以保卫地方、反对“汉奸”[100]。1841年3月，当大批人民逃离受威胁的城市、拥向乡村地区时，地方官员要求更多的绅士协助维持秩序，注意情况。[101]实际上，有许多地方绅士在没有得到广州认可时就组织了“团练”。对于绅士们和不在位的官员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满足了行动的要求；面对当局的无能，他们认为那样的行动是必须的。例如，林则徐被解职以后很久，仍住在广州附近，自己出资训练800名志愿者。[102]即使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抢劫。顺德县的潘楷、番禺县的谢泽森、香山县的吴思树，都组织了这样的团练。[103]

乡勇运动，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1841年5月保卫广州城时期具体化了。按照夏燮的说法，所有用于防卫城市的乡勇均来自南海、番禺、香山或新安县。[104]至少，从理论上讲，乡勇是以“户抽丁”（按户征集）的制度为基础的。每户三丁抽一。一百个应征者组成一个传统的甲，八甲组成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实际上，某一地区大总的规模可能只有另一地区大总的1/4。这是因为，户抽丁的制度只是后来的一种附加物，而地方团练却已先存在了；那时，所有的志愿者必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集合起来并赶到广州。[105]

在保卫城市中起作用的只有新安的乡勇。5月24日，他们配合八旗兵袭击了一些英国船只。其余的乡勇，尤其是那些来自番禺、南海县的乡勇，在5月22日归官员们指挥，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却散乱为一群暴民，脱离了控制。他们的存在，从军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在于：清朝官员动员了乡村来反对英国侵略者，把数以万计的男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充满了愤怒之情。一旦签订休战协议，这些从未有机会真正一战的乡勇们，激动而愤怒，正寻求着任何一种狂暴煽动。[106]

1841年5月25日，三元里地区的十三名读书人在牛栏岗村——即后来英军被伏击的地方——开会，筹划在这一地区把团练组织起来。他们歃血盟誓，选出三名领袖，然后分头去各村动员。

三人中最著名并曾要求地方当局承认这次会议的是何玉成。他是举人，当地有名的文人。他前往南海县的东北部，负责那里以及与番禺县交界地区的团练活动。[107]

第二个是王绍光。他是候补县丞，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中的军功而获六品顶戴。他负责组织番禺县六个客家村子。[108]

最后是梁廷栋。他是三元里以西恩洲的一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他把他的地区的十二个“社学”联合成为一个防卫指挥系统。[109]

在这三名主要领袖之下，还有其他一些组织者，他们在三元里事件中指挥各自的部下。如陈棠、潘世荣、梁彩煐及钱江——关于钱江，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这个名字。

他们的团练同官方文件中的“户抽丁”制度不同。它的组织不以“总”或“社”，而以“旗”为单位，通常写有“义民”和某一村庄的名字。后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支团练就代表着某一个人自己的村庄。乡勇们喜欢在本村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单位的旗帜下前进或后退。还有一面号令全体的旗，一面黑旗，它是从三元里的佛庙中拿来的，是用以祛除邪魔的。[110]但是这些乡勇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他们是特别的、地区的乡村单位的集合体。

如果每一支乡勇都代表着这种个别的忠义，那么，他们如何一起行动呢？一些核心村庄怎么得到优先的地位呢？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又如何组织起来呢？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绅士起了这种组合作用。只有在那种水平的活动中，农村才能超越于一个一个的乡村而在整个地区中组织起大规模的机构。通常，一名绅士在一个乡镇周围组织起一支有号召力的团练。如林福祥[111]，他在石井领导着“水勇”。他集合起他的人马后，就说服邻村的长老们把他们的旗隶属于他的帡幪之下。当时，人们捐出许多铜锣，一旦某村出现紧急情况，只要鸣锣，别的村就会赶来支援。[112]这样就从一个主要的团练扩展到其余那些组织较松散的“旗”。但是，绅士的领导而非农民的自发性才是基本的因素。

广东历史研究会的研究认为，当地大多数秘密会社参加了三元里事件。这同绅士的领导权是不矛盾的，也不改变运动的性质。研究还认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成分也参加了这一事件。

当最初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城里时，一部分丝织工人放下织机，一齐前往三元里。这些工匠——人称“机房仔”，他们在广州的工场总是同一个寺院联在一起的。他们在乾隆时代特别出名，那时他们是一个活跃的团体，练习打拳、斗剑等，还组成了一种吹打团，参加民间节庆。简言之，他们同现代台北的一种组织完全相同：在“拜拜”这种地区宗教节日表演打拳对剑的团体，当地称作福乐社。尽管他们的组织与秘密会社相似，但地方当局却认为他们是“正派的”，而非“邪派”[113]。关于这些“机房仔”，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质，而是大多数人都来自恩洲，梁廷栋就在那里组织了“十二社学”。

结论是免不了的。起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一长串团练组织中的另一类，依赖于绅士们谨慎而得到准许的领导。

一百零三乡最终集中于三元里的旗帜之下了。零散的暴行能够驱使25000名农民武装起来吗？三元里事件是否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页？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

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114]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无定形的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汉朝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中央统治，并把广州做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不再置于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及习惯。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缓慢地出现。[115]

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逐渐发展。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了。但是，灾难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几乎被毁灭。[116]

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重镇或行政中心，那么，在任何一次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可能不会被重建的。但直到8世纪，它是以拥有20万众多的人口而自豪的，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所有这些人都忙于把外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等供应唐朝对舶来品的需要，以换取中国的丝绸、奴婢及瓷器。[117]这种繁荣的贸易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税收，足以使地方官有勇气去复兴广州城。广州漫长的历史中一个经常的问题就是官僚勒索商业的办法。像中国其他国际港口城市一样，广州也是中央与地方官员激烈争夺的地方。最终，税金落入了地方官员的手中。直到清朝（1644—1911），贸易制度仍没有中央集权化。清朝以后，仪式化的“进贡制度”不仅是用来得到国家的收入，也为了控制那些会搅乱孔教国家的因素。[118]

最初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是在宋代（960—1126）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挑战者”一词可能过于欧化，以致引起误解。其实，商人与官员之间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两者都有利的联系。[119]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儒教国家总要使它得到控制。在广州，设立了公行。对于它的12名左右的成员说来，公行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者说来，公行是税收的保证，它把商人集结为可以管理的温顺的人质；而对国家说来，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这里并没有含糊，“挑战者”是一个恰当的词。13世纪以前，广州的历史是汉族向南缓慢扩张的历史。到17世纪则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开始侵害中国。而在广州，西方重商主义者遇到的是中国的垄断力量。

乍看起来，欧洲的商业公司与中国的公行很相似。二者都具有垄断权，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国库的需要。但是，二者之间至少有三点主要的不同。

首先，欧洲的商业包括一个完整的财政三角：王室、公司和国家银行。中国的制度则只有两种成分：国家与公行，没有银行的贷款，所以，广州的商业是不稳定的。

第二，公行以某种方式向中国官方担保外国人，这在欧洲是几乎没有的。1736年以后，他们不情愿地充当了保证商的角色，这也是加于中国商业之上的地方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这样，不论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如何共同努力发展贸易，总是受到海关监督的限制。八世纪时，唐朝的封主们如此地压榨广州的商业，以致迫使它转移到河内。这种压力在18世纪依然存在。有几次，英国人试图到别处做生意，但是厦门或舟山的地方市场很快就饱和了；而且，当地的官吏也同样贪婪。公司只好回到广州。但总是面对着同样的暗中勒索、抽取小费、任意征税和“赏金”[120]。

第三点不同虽然不很明显，但无疑是存在的。欧洲的商业公司致力于扩展商业，而公行商人却力图垄断现有市场的份额，以使这种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贸易还是发展着，在整个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公行中最大的富商浩官（伍崇曜），1834年时，私人财产达2600万银元（等于5200万美元）。他要河南的住宅豪华如宫殿，有500名仆人。他的拥有一万棵松树的漂亮花园（万松园），闻名全国。[121]还有其他成功的商人：成帮的宁波商人；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出借银钱。还有4000名福、潮沙船商人[122]，他们的船只来往于东南亚水域，控制着广州的大部分流动资金，充当与内地贸易的掮客。[123]

但是，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日后来自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视商业。事情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广州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一种真正的官方的敌意。商人们带给国库的收入也许是重要的，他们的住宅宽敞，他们的地方影响很大，但他们不过是商人而已。

广州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不是汉撒镇，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它在行政上被划为番禺、南海两县。[124]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业区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的延伸地区。在欧洲，这样的商人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例如法兰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贩，属社会的下层。[125]但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的、国家集权的社会，收租或垄断资本主义是发财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绅士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绅士。[126]

奇怪的是，这种对绅士方式生活的竞争却招来了轻蔑和羞辱。因为一个县里的地主妒忌在河南的大实力派。他甚至可能会感受到那些以绅士方式生活的商人用以买官的财富的威胁。大多数保守的社会都认为商业是不光彩的行业[127]，而在中国，儒家的教义更强化了这种看法。不过，这并没有以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衰落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

必须记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三元里事件的爆发，英国人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本来相信，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仍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128]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129]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说来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现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130]。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感情。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即使他进攻广州，也不会使良好愿望的源泉干竭。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131]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132]，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133]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134]。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有一次，他甚至同中国地方官一直处理他的布告。[135]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36]。不幸，这些“伪”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预料由于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137]，但未料到地方绅士们也被激怒了。蛮夷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绅士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作法，绅士们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138]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139]不论这事的真伪，林本人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140]。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榨”的机会。[141]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伍家一家实际上就缴了1000万两。[142]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输。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143]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是今后要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级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144]。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145]官员们和“正直”的绅士对中英亲善表示厌恶、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146]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绅士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用得很紊乱。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147]。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148]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给蛮夷教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49]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150]，英国人不顾所有的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有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151]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以后逃往新加坡。[152]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在路上不要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153]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属“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做奸商。[154]事实上，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的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除了藐视广州商人之外，没有别的行动。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155]伍崇曜[156]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命令监禁伍。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得以获释。当然，他从未忘记过这位钦差大人的敌意。后来，到太平天国兴起时，林则徐署广西巡抚，似乎又要时来运转。伍采取了预防措施，捐钱镇压起义，向那些生病的官员送外国药。[157]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158]，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名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余名不幸的牺牲者被杀害。抢掠的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159]

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把对手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绅士们说来，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学者说来，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其牺牲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160]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

五

我们与他们

我等兆民，岂忍坐视？所以隐忍未发者，盖由仓卒之际，众志未联，迨后集众公盟，又阻官帅之和议，故暂居退自保，未敢擅行。……倘敢执迷不悟，故辙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义兵，壮夫尽力，壮士尽谋，举手则江河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必扫除净尽，使尔等片帆不返。

绅士布告1841年5月28日[161]

1841年5月，当英国人进攻广州时，清军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守城部队懒散地呆在这座城市中时，惊慌四起。[162]当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谁来保卫这座城市？紧张状态不断增长，直到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突然引起了大众的惊慌。又惊又怕的奕山，从水边的小艇中爬出来上岸时，一群苦力正在大佛庙前的一个街头摊子上吃饭，看见奕山，就放下碗，跑到奕山的随从前面，挡住奕山的去路。他们要知道钦差大臣打算怎么办来拯救他们。奕山对这些庶民的冒犯行为十分震怒，他毫不迟疑地命令他的手下抓住几个讲话的苦力，就地正法。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看到苦力的头颅滚入河中，由于恐惧、惊惑而四下逃散。城市陷入了混乱。许多人随着逃兵跑出了城门，另一些则去抢商馆。乡勇和八旗军之间也发生了战斗。[163]一名中国官员报告说：无数的人涌到大街上，根本无秩序可言。到处是嘈杂、喧闹之声，到处可见抢劫、杀人。许多士兵抢了东西之后逃跑了，却谎称是在追击敌人时迷了路。[164]

城里的许多市民都哀求官员们谋求和平。梁廷枬写道：“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则扶老携幼，哭诣怡良，请权宜为目前计。”[165]

克尽职责的在城外的绅士对城内的景象感到厌恶。一些人提出派乡勇进城，但当局怕引起更多的骚乱与抢劫，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样，就没有别的依靠了。谁知道一旦英国军队从高地进攻广州会出现什么情况？绝望中，签订了赎城的协议。

虽然地方上承认了这笔主要由公行提供的赎金，它仍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得中央认可的措施[166]，“贿赂”之事并没有告诉朝廷。相反，还编出了地方如何英勇顽强的“故事”来掩饰失败。北京确信，继续敌对，只会给那些地痞们以抢劫、焚烧城市的机会，就像他们已抢过商馆一样。[167]皇帝所关心的是，夷鬼并未获胜。如果英国要使北京屈服，就要把战事引向北方。

在地方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一方面，英国人已撤走，时间一长，农民们就编出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主义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记得，是那些高级官员——多数为满人——卑怯地同意了赎城。这样，一个新的传说产生了：广州人确实打败了英国人，但还没有来得及剿灭他们，就被自己的“叛徒”长官出卖了，后者是同城里的商人们串通好的。这种信念也许是日后仇外运动的最重要的简单动机。它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因为任何一个官员，以后只要对夷人采取温和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通敌、不忠等等。

后来不久，当余保纯去付部分赎城费时，他不得不化装，秘密会见义律。他十分担心，如果他被人发现来交这笔钱，那就会有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在人民的眼中，余保纯及其他官员已经是卖国贼了。[168]农民们带着对统治者的嘲笑和轻蔑，唱着：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

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

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

七七礼拜。[169]

八千斤未烧[170]，

九九打吓，十足输晒。[171]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进贡观念一直把蛮夷严格地置于一个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地位上。日月围绕着这个孔学世界旋转，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泽的远方夷人被规定了有限的活动范围。中央集权主义是自满自足、无忧无虑的自然结果。但是，对蛮夷又并不总是像对野兽那样感到放心，因为他们是叵测的、危险的。[172]这种可怕的偏见被固定化了。与蛮夷通商使官员们不安，但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商馆地区，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样，老百姓也怕蛮夷的不可测度，可是把这些大鼻子欧洲人的行为方式加以精神上的限制，也缓和了他们的担心。

翻开19世纪早期中国关于外国事务的文件记录，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外国使节的个人特点。当然，“公文”总是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很少有名字，通常都只称为“夷首”。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样——被简单化的形象，千篇一律的面孔，没有个性。除了整体的特征之外，什么也没有。

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夷人都是图利的。[173]这种看法蒙蔽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既然贸易仍然继续，夷商的经济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要争辩进广州城的事？

外国人又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即所谓“淫”。每年，粤海关监督总要照例告诫夷商，不得雇用年轻的男孩子或妓女去满足他们好色的本性。[174]外国妇女亦不准进入商馆地区。[175]1830年4月，几个英美妇女无前例的首次到达，几乎酿成全面停止通商的结果。[176]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这些文化形式又带有威胁的外观。“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个“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177]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178]。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蛮夷都是图利的。从这个观点到对经济剥削的恐惧只有一小步。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179]

蛮夷都是淫荡的。由此发展到真正的性恐惧也只有一小步。性仇视总是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对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南方黑人处以重罚，对其性放荡的可怕谣言，就是一证。再如，纽伦堡法令和令人恐怖的纳粹死亡营的“消毒实验”。还有，在台湾的“妓院区”，那些更富魅力的高级妓女一旦同美国兵发生了交往，中国顾客就不再理睬她们。我们已经看到，外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是怎样地激怒了三元里的农民。据对所有资料的考察，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英国军队，通常是印度士兵，调戏当地妇女的传闻（尤其是印度人黑色的皮肤使那些已有偏见的中国人震惊）。八年以后，在入城危机的高潮时刻，一位英国观察家认为，大众最多的指控仍是这类性的指责。[180]在此后风行华中十二年的反基督教宣传，总是证明外国宗教是淫邪的，指责鬼子的传教士使用魔法诱惑中国妇女，使她们的丈夫无法得到性的满足。[181]简言之，在中国，早期的排外与性的歇斯底里是一致的。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原的意识有关。这种始原造成了我与他的不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

广东人排斥外国人的运动，不是孔学的朝贡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1841年后，温和的文化形式变成了种族的观念。不过这种观念还不是全国性的。广东人的“我们”，是同广东联系在一起的。中心就是这个省，甚至是广州城，讲“同样语言的人们”[182]。这是在本来意义上的排外：惧怕外来人，所有的外来人。1841年春，当湖南军队开进广州城时，当地的绅士们劝说当局不要让这些士兵离开城市，因为据说这些湖南人中有不少患有梅毒。当这些士兵趁夜晚溜出城后，到处传说着他们与广东妇女睡觉。于是，南海、番禺的乡勇决定袭击那些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湖南人被抓住后，就被杀死，“尸体堆积”。逃跑了的在城门口又被追了回来，乡勇们大骂这些人是汉奸。[183]

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他各种忠贞对象太多了：村庄、亲族、土地甚至方言。中国人受害于德国人所谓的“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184]。政治官僚机构把这个帝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当时一张反对外国人的告示上写着：“我粤东乃文物之邦，岂容社鼠，人才皆英勇之士，尽识黔驴。爱举义旗，誓除妖孳……逆贼自当潜身缩首，私逃回国，苟全性命。”[185]

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常常强调广东人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广东人特别好斗[186]，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野蛮人。他们的习惯都是奇奇怪怪的。北方人认为广东人常吃一些可怕的东西，像刚出生的老鼠，生猴脑，煎蛇肉，或者咸牛奶。[187]广东人的相应反应是，对他们的始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其他的地区都遭到过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只有广东保持了“纯洁”。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广东也比别处更有生命力。[188]

像这样一种萦绕于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无疑，广州城周围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使他们从种族的角度区分“我们”、“他们”，但另一方面，同外国人的长期来往又使他们有另一种一体感。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189]所以，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人打碎时，排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排外的省城对日后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一重要的调节器。谈到“广东人”和“蛮夷”，就必须与“汉人”、“满人”相联系。孙中山的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这不是一种巧合。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那种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一点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其中，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190]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绅士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这一事实说明，绅士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如何的重要，对于任何比村民扔石子更高明一些的事情是如何的重要。没有革命的能力，没有更广泛的如“民族”、“汉族”等忠诚观念，农民是不会个别地激动起来的，除非是反对旧有观念中的“猪猡”或“强奸犯”。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性的紧张，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191]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192]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得费很大的周折。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有风险的几十年中，它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位三元里的领导者在战胜以后得意地问道：“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193]

[1]关于这些事件的可信的报告如此之多，以致几乎不必要列举它们。我所依据的部分材料如下：H.B.Mors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冲突时期，1834—1860》，第10章，伦敦，1910;Edgar Holt: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9—10章，伦敦，1964；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见《清华学报》，1931年10月6卷3期第1—2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台北，1963;W.H.Hall和W.D.Bernard: 《复仇神号在中国以及该国的新近战争史和香港殖民地的情况》（以下简称《复仇神号在中国》），伦敦，1855；外交部档案FO17/46，17/48: “1841，中国，义律上尉、约翰生、马礼逊的报告”，“1841，中国，3月25日—8月，全权公使的报告”；国防部档案WO1/461，“中国香港和印度，1841，军事”。

[2]Yen-yü Huang：《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1858—1861》，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6.1: 46页，n.3（1941年3月）。夏燮：《中西纪事》，台北，1962，卷6, 10上。梁廷坍《夷氛记闻》，1874，卷3。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名著的版本没有页码，所以我只能注明卷数（此书各种版本内容有异同，以下关于此书的注一般均为作者所用之版本——译者）。E.H.Parker: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上海，1888，第32—37页。史澄：《广州府志》，1879, 81卷，35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

[3]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1, 1841年5月13日。

[4]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1—32页。

[5]中国人有关奕山盲动妄进和英军进攻战略的论述，见《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2—33页；《中西纪事》，卷6, 10上。关于复仇神号，见《复仇神号在中国》，第89—190页。

[6]Henri Cordier：《广州的公行》，见《通报》，2.3: 284页，1902。《中西纪事》，卷6, 10下。FO17/46，“义律给阿伯丁的证书”，无发送编号，1841年5月25日。这次行动是官方同意的，见FO682/912，“道光二十一年4月7日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抄本”，原文是中文。

[7]Robert S.Rait: 《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以下简称《卧乌古子爵》），威斯敏斯特，1903，1: 193页。

[8]据说广州城1908年时有590847名居民。据25年后的城市人口调查，数字已上升至1122583人。见《支那省别全志》，东京，1917；《广州指南》，1934，第15页。对广州人口的总论，见附录1。

[9]一个木匠挣7先令。小孩子挑拣茶叶，每天可得3便士。顺便提一下，半个地球以外的英国，铁路小工每天也只挣5先令。当时城里的非熟练工人数字已无法估计。100年以后，广州只有4万名劳动者，占男性居民的5%。见Edward Bing-shuey Lee：《近代广州》，上海，1936，第93页。《中国丛报》，4∶193页，1835年5月—1936年4月。C.R.Fay: 《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剑桥，1947，第174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第114页。

[10]这个地区的生产者仿照欧洲人纺织，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有效，成本更低。大多数纺织是个人从事的，他们将产品卖给商贩。尽管一旦纺好就把棉纱出售给大包买商，但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却很少见。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近代广州》，第1、2章。G.Allgood: 《中国战争，1860：书、信和日记》，伦敦，1901，第23页。A.J.du Bosch: 《当代中国，根据最新的著作》，巴黎，1860，第204—214页。《广州指南》，第5页。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1。B.C.Henry: 《岭南，或南中国的内部风光，包括对迄今无人前往的海南岛的勘查》，伦敦，1886，第59—60页。《支那省别全志》，1∶156页。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4—175页。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最好的英文描述，见Gunther Barth：《苦力：美国华人历史1850—1870》，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章。

[12]1819年，顺德、南海两县的桑园占地共15000英亩，有成千上万的人家从事农桑。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北京，1957，第431—432页。

[13]FO17/272，“威妥玛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19日。

[14]《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6页。

[15]齐思和主编：《鸦片战争》，上海，1954，第4册，第21页。

[16]Authur Waley：《中国人看鸦片战争》，伦敦，1958，第109—110、186—196页。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北影印，1963，卷29, 23上、23下。

[18]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1957，第734—736页。

[19]《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7页。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台北，1963，第1册，卷6, 1下。

[20]J.Elliot Bingham: 《英军在华作战记》，伦敦，1842，1: 231、232页。《卧乌古子爵》，1∶126页。D.Mcpherson: 《在华二年记：记中国远征军自1840年4月组成至1842年4月》，伦敦，1842，第148页。

[21]《广州府志》，卷81, 39上。

[22]FO17/40，“德庇时—巴麦尊”，1848年2月8日。

[23]《卧乌古子爵》，1∶155页。

[24] 《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4页。

[25]《夷氛记闻》，卷1。

[26]这段叙述依据下列材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人民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简史》（以下简称《三元里抗英简史》），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州，1956。《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949页。《中西纪事》，卷6, 11下；卷13, 8上。《夷氛记闻》，卷3。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见《史学杂志》，62.10: 1—29页，1953年10月。《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6—738页。《鸦片战争在中国》，第129—130页。《卧乌古子爵》，1∶180页。《英国在华作战记》，2∶242—323页。《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中国丛报》，5∶192—193页，1836年5月—12月。

[2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1页。

[28]郑梦玉：《续修南海县志》，1872，卷26, 6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

[29] 《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页。在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中，观音帮助广东人打败了英国侵略者。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

[30]《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5—36页。（此据《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译者）

[31]这是英国人翻译的（今据英文回译——译者）。见FO17/32，快件37，附件2, 1839年8月。在这一告示发布之后不久，林则徐向地方官员发了一道命令。见《林文忠公全集》，卷6, 9上—9下。

[32]在英文方面对中国团练历史的更详尽的考察，见Philip Kuhn（孔飞力）杰出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63），我由此受益匪浅，十分感激。还有：铃木正：《明代家丁考》，载于《史观》，37: 23—40, 1952年。

[33]例如，在近代的第十九路军中，有4/5的人都来自广东。他们当中，10%来自北江地区，30%来自东江地区，60%来自这个省的西南角。见陈翰笙：《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上海，1936，第110页及附录，表31。

[34]即今中山县，位于珠江西岸的贫瘠的县，一直延伸到澳门。

[35]《广州府志》，卷81, 14上—14下。

[36]1809年，清政府曾禁鸦片输入广州。这一危机得到了解决，而且英国人后来还帮助镇压海盗，但大多数的方志中仍把海盗的兴起同外国危机联系起来。

[37]《广州府志》，卷81, 16下—17下。田明耀：《香山县志》，1879，卷14, 44上。陈伯陶：《东莞县志》，1919，卷38, 25上。

[38]保甲制度是十分古老的。它是一种精巧、严密的制度，把所有的农户都编入其中。十户组成一牌，十牌组成一甲，十甲组成一保。选一户为保长，保长对知县负责。按照规定，保甲应保证社会秩序不受任何个人或农户的破坏。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连结体，每一个家庭都应为周围其他家庭的行为作保。在18世纪，保甲法一般已不再流行，其制度也趋于崩溃。

[39]《香山县志》卷20, 5下。

[40]《续修南海县志》，卷15, 8上。

[41]《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0上。

[4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95页。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4章。

[43]FO17/46，“义律—巴麦尊”，快件46。《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2页。

[44]Barbara E.Ward: 《香港一渔村》，见《东方研究杂志》，1: 195、214页，1954。Ed-ward H.Schafer: 《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1967，第11章。

[45]自然，林则徐知道，在鸦片贩子的船上帮役或卖食物给英国人的，正是这些“疍户”，这样做就是以盗缉盗。

[46]《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7]负责同西方作生意的商人团体。参见第四章。

[48] 《广州府志》，卷81, 34下。《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3—16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6上、6下。《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9]Charles Gutzlaff（郭士立）：《已故中国道光皇帝的生涯，北京宫廷回忆录》，伦敦，1852，第67页。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萧公权：《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第300页。Franz Michael：《太平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与力量构成》，见《太平洋历史评论》，18∶469—483页，1949年11月。

[50]《林文忠公全集》卷8, 1上、20下。Laai Vi-faai：《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50。《夷氛记闻》，卷3。

[51]《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51—52页。

[52]林则徐属于儒家今文学派。这一派接受《春秋》公羊传。

[53]宋龙渊：《道德经讲义》，台北影印本，无日期。

[54]关于这些计划的某些部分的详细论述，见《中国人看鸦片战争》，《林文忠公全集》，第1, 22下。

[55] 《夷氛记闻》，卷3。《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22—23页。

[56]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6.3∶181—183页。

[5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上。

[58]《中西纪事》，卷6, 5上—5下。

[59]《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

[6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上。

[6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62]此处“绅士”一词的用法是最广义的。虽然它常用来指有功名的人，但事实上，绅士是由那些当地可能有官职也可能没有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声望显赫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自己的地位——经济上收租、放债，政治上代表本地各界，发挥官僚阶层后备军的作用。见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伦敦，1958，第53页。

[63]《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瞿同祖：《清代中国地方政府》，马萨诸塞，剑桥，1962。Franz Michael为Stanley Spector《李鸿章与淮军：对十九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的一项研究》一书所写序言，西雅图，1964。张仲礼：《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之研究》，西雅图，1955，表33。

[64]这样的绅士文化是秩序、安定的象征。1841年，为使那些逃离广州的人们相信秩序已恢复正常所采了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为广东诸书院中就读生童举行特别考试。据说有一半的逃亡者返回。见《夷氛记闻》，卷3。

[65]关于这一问题的总论，见James T.K.Wu: 《太平叛乱对清代财政制度的影响》，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 265—275, 1950年。

[66]《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68页。

[67]David Edward Owen：《英国对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纽黑文，1934，第53—61页。《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3章。徐颂周：《鸦片输入中国考》，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156—158页。H.H.Kane: 《美洲及中国的鸦片吸食问题：其普遍程度及对个人和民族的直接和长远影响之研究》，纽约，1882，第111—115页。

[68]蒋延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台北，1958，第1册，第24页。我的观点主要依据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4、5章的论述。

[69]《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25页。

[70]《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5—26页。

[71]《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2]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3]许在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作过广州越华书院山长、广东按察使。

[74]《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9—32页。P.C.Kuo: 《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上海，1935，第5章。《清代通史》第2卷，第913页。

[75]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32—36页。《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章。《鸦生战争在中国》，第71页。《清代通史》，第2卷，第914页。

[76]《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89页。

[77]《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6章。

[78]《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8页。这是Kuo的译文。

[79]《清代通史》，第2卷，第915—919页。

[80]《夷氛记闻》，卷1。

[81] 《中国丛报》7: 112、232、336、437—441页，1838年5月—1839年4月。

[82]《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117页。

[83]同上书，第97页。

[84]《中国丛报》，9: 55—56、560—572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9章。

[85]《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26—27页。

[86]《林文忠公全集》，卷4, 2上。

[87]R.Jocelyn: 《在华远征六月记：士兵笔记之一页》，伦敦，1841，第4—5页。

[88]FO17/55，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

[89]《东莞县志》，卷34, 11下。

[90]《东莞县志》，卷52, 19下。《香山县志》，卷15, 8下。

[91]《东莞县志》，卷71, 1下。《香山县志》，卷15, 31上。

[92]《中国丛报》9∶167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4页。

[93]《香山县志》，卷16, 4上。

[94]梁鼎芬：《番禺县续志》，1931，卷24, 11下。

[95]《续修南海县志》，卷13, 57下。

[96]《续修南海县志》，卷17, 9上。

[97]《东莞县志》，卷71, 16上。

[98]《东莞县志》，卷52, 21上。《香山县志》，卷16, 2上。

[99]方志中常说这种组织的直接前身就是绅士们的调停组织，常常“排难解纷”。见《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

[100]《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卷22, 9上。

[101]《夷氛记闻》，卷3。

[102]德庇时：《战进与议和后的中国》，伦敦，1852，1: 34页。

[103] 《番禺县续志》，卷24, 13上。周朝槐：《顺德县志》，1929，卷17, 9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740页。

[104]新安县的新界在1898年被割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香港本身原只是这个县的一个小岛。

[105]《中西纪事》，卷13, 1上—1下。

[106]在乡勇袭击英国军队以后、三元里事件以前两三天，三元里和佛山周围发生过几起强奸和勒索的事件。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7上—8上。《广州府志》，卷81, 40下。《中西纪事》，卷6, 9上。《三元里抗英简史》。

[10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08]《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09]《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9页。

[110]《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2页。

[111]林福祥（1814—1862），香山人。学过兵法，并在广东著名的学者黄培芬门下学习古典经学。黄培芬向余保纯和琦善推荐林福祥，他们对这位年轻人提出的保卫广州城的计划，有很深的印象。穿鼻之战后，河防处于极糟糕的状态中，琦善指派林福祥去招募“水勇”。到1841年5月，林已训练了五百多人，并组织了一支包括十六艘沙船的船队，巡视广州城西面的水域。当卧乌古在广州北面登陆时，他的队伍正在那里防守。由于他的队伍在那个地区是唯一经过训练的队伍，他决定在石进附近建立起一个防卫中心。见冼玉清：《广东文献丛谈》，香港，1965，第41—43页。

[112]《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13]我想到的与其相类似的组织，只有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帮工联合会。

[114]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5]公元210年以后，才使用“广州”一词，“广东”一词则迟至1150年。

[116]以上叙述据自：Harold J.Wiens: 《中国向热带进军》，康涅狄格，汉姆登，1954，第4章。宫川尚志：《南中国的儒家化》，载于A.F.Wright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第21—46页。李济：《中国人的形成：人类学研究》，马萨诸塞，剑桥，1928。此外，我还利用了E.H.Schafer的新著《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并蒙他的好意，让我阅读了出版前的原稿。

[117]Edward H.Schafer: 《撒马尔罕的宝物：唐代舶来品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3，第28—32页。

[118]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纳贡制度》，载于《清代行政三论》，马萨诸塞，剑桥，1961，第135—144页。

[119]加藤繁：《论中国的行》，见《东洋文库研究部研究报告》，8: 45—83, 1936。Etienne Balazs: 《中国文化与官僚政治》，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2、4章。马士：《中国公行考附广州行商述》，伦敦，1909，第24—27页。John Steward Burgess：《北京的行会》，纽约，1928，第211—213页。

[120]这里关于广州贸易的论述，主要依据以下著作：Tien-tse Chang：《中葡贸易：中葡材料之综述，1514—1544》，莱登，1934。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于《清华学报》，1935年10卷1期，第97—145页。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马萨诸塞，剑桥，1953。程维新：《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见《食货》1.12: 26, 1935年5月16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朝制度考》。Michael Greenberg：《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放》，剑桥，1951。Louis Dermigny: 《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广州的商业》，巴黎，1964。

[121]H.F.MacNair: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上海，1923，第48页。《中国战争，1860，书信与日记》，第24页。

[122]福建、潮州。这些沙船最初来自现在的厦门（福建）和潮州。

[123]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FO28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24]广州的东半部属番禺县管界，方圆25英里。三角洲地区至此到头，散布的乡村由纵横交错的道路而不是由河流联接起来。从黄埔港向北，番禺县平原地带渐渐贫瘠，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每一块能种植的土地均已开垦。城的西半部属南海县。东西长18英里，南北长35英里。它联结了番禺县与顺德县，主要是三角洲土地，差不多像顺德县一样富裕。人口稠密，多是种桑养蚕之人与农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也种植了甘蔗，在这方面，仅次于清远县。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453—454页。

[125]Henri Pirenne：《资本主义社会史进程》，载于Bendix和Lipset编：《阶级、地位和权力：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504—506页。

[126]Etienne Balazs：《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载于《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3: 196—216，1960。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研究》，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 130—168, 1954。

[127]Everett E.Hagen: 《社会变化的理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以下简称《社会变化的理论》），1962，第60—66页。

[128]WO1/461, 1841年6月21日义律致印度总督的信，附于印度事务部1841年11月6日致史坦利勋爵的快件中。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2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0]义律希望做成律劳卑没能做成的事。所以，他愿意通过公行上“禀”，而不坚持直接“照会”总督。他认为，重要的是通知对方，他是政治代表而非商务代理人，尽管这意味着利用卑屈的交往方式。但巴麦尊否决义律使用“禀”而坚持要他与总督直接交往。见W.C.Costin: 《大不列颠和中国，1833—1860》，牛津，1937，第31—37页。

[131]FO17/46，“义律在伦敦时致阿伯丁伯爵的密信，无编号，1841年11月8日。

[132]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3, 1841年5月24日。

[133]《卧乌古子爵》，1: 168、171页。

[134]FO17/47，“义律—巴麦尊”，快件12, 1841年3月2日。

[135]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6]《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3页。

[1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下。

[138]《中西纪事》，卷13, 1上。《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89—490页。《林文忠公全集》，卷2, 5上。John J.Nolde对此问题也作过分析，见《广州城问题，1842—1849，中国的反洋人主义及其对中西外交关系影响之初探》（以下简称《广州城问题》），博士论文，康奈尔，1956，第34—39页。

[13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9, 21上—21下。

[14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北，1960，第300—305页。

[142]何炳棣：《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各种社会可变性，1368—1911》，纽约，1962，第83页。《中国丛报》，2∶238—239页，1833年5月—1834年4月。蒋廷黻：《广州公行与官府》，载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5.4: 606, 1932年1月。关于伍氏家族的早期发展，详见Wolfram Eberhard著《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莱登，1962。

[143]《夷氛记闻》，卷3。《复仇神号在中国》，第95—96页。

[144]FO17/46，快件6，附件2，琦善奏英译本（此处引据原中文——译者）。《夷氛记闻》，卷3。

[145]《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4、207页。《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36页。《林文忠公全集》，卷6, 2上—2下；卷8, 34下；卷9, 1上。

[146]《林文忠公全集》，卷8, 31上—35下。《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94—95、101—102页。

[147]《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见《清华学报》，10.1: 106页。

[148]《林文忠公全集》，卷1, 5上。《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页。

[149]对儒学家说来，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关于中国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李侍尧关于1759年洪任事件的奏折，载于《史料旬刊》（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年；台北，1963年，影印本），天：307上。

[150]律劳卑爵士1834年受巴麦尊派遣，去中国管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后的中英商务关系。不幸的是，他企图直接与广州的总督打产道，结果导致了商业禁运。英国人显示力量对中国人丝毫不起作用，对英国人说来是一次令人困窘的丢脸的行为。

[151]梁阿发是马礼逊的少数基督教信徒之一。他的小册子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有巨大的影响。

[152]W.H.Medhurst（麦都思）：《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伦敦，1838，第278—280页。

[153]《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第289页。

[154]《林文忠公全集》，卷8, 34下。

[155]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79页。

[156]伍崇曜，著名的怡和行第五代人，1833年9月起接办家业。见《广东十三行考》，第226—234页。Arthur Hummel（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7—868页。《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82—84页。

[157]《东莞县志》，卷34, 18下。

[158]《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3、139页。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9下、23上；卷31, 8上。《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

[160]Stanley Coben：《土著保护主义研究：1919—1920美国的红色恐怖》，见《政治学季刊》，79.1: 51—75页，1964年3月。

[161]《三元里抗英简史》，载于《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0页。

[162]《中西纪事》，卷6, 10下。

[163]《夷氛记闻》，卷3。

[164]《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1∶125—127页。关于这封描述了广州城沦落情况的一位中国官员致其密友的著名信件，见《中西纪事》，卷6，第15—20页。

[165]《夷氛记闻》，卷3。

[166]FO682/912，奕山等札广州府授权赎城中文本，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41年5月27日）。

[16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1上—2下。

[168]《中西纪事》，卷6, 11下—12上。

[169]这是为押韵单加的一行。

[170]此处指在佛山的五吨（八千斤）大炮，它从未使用过，后被英国占领军熔化。

[171]《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47—248页。

[172]19世纪初，广州城中的母亲们，常常恐吓他们哭闹的孩子，要把他们扔到番鬼那里去。见《中国丛报》，11∶326页，1842年1月—12月。

[173]见《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

[17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60页。

[175]人们也许还可以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人不能容忍蛮夷有一个完整的社区。只要这些人栖止在帝国的边缘并且处在非永久的状态（没有妇女），或是处在被排斥的状态（如澳门）中，那么，他们就是文化上的被保护者。

[176]W.C.Hunter: 《广州番鬼录，缔约以前时期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以下简称《广州番鬼录》），伦敦，1882，第119—120页。

[177]Gordon W.Allport: 《心理与社会原因中的偏见问题》载于Talcott Parsons和Edward A.Shils编：《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1952，第365—387页。综合国际中心：《暴民》，巴黎，1934，第88页。Herbert Blumer：《种族偏见的性质》，载于E.T.Thompson和E.C.Hughes编：《种族，个人与集体行为》，1958，第484—493页；Wilmoth A.Carter: 《蔑称》，载于同上书，第375—380页。

[178]Gordon W.Allport: 《偏见的性质》，波士顿，1954，第20—23页。这种一般的过程也被称为“外部构造”，见Hadley Cantril：《社会运动心理学》，纽约，1963年，第51—62页。

[179]这种担心的痕迹，在许多绅士的告白中都可见到，《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3页就有。

[180]FO17/154，“文翰—巴德尊”，快件51, 1849年4月23日。

[181]Paul A.Cohen: 《中国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与中国反洋人主义的增长，1860—1870》（以下简称《中国与基督教》），马萨诸塞，剑桥，1963，第90—91页。

[182]Karl W.Deutsch: 《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纽约，1953，第23—25页。

[183]《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第3卷，第4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下。

[184]《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第51页。

[185]《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

[187]《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第12章。

[188]陈序经：《广东与中国》，见《东方杂志》，36.2: 41—45, 1939年1月。

[189]有关交往与反洋人主义间关系的论述，见《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91页。

[190]E.J.Hobsbawm: 《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代形式研究》，纽约，1963，第118—121页。

[191]《偏见的性质》，第57—58页。

[192]《暴民》，第84—91页。《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典形式研究》，第5章。

[193]《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