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1]

1841年6月，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新公式——民之意志。夷人还怎能同他们作对？民众、绅士甚至官吏是一条心了。南方地区痛苦的内部残杀——汉奸对忠良之争——将停止，民族的灵魂将得到拯救，精神将胜过物质。[2]

民众热情的诚挚性是无疑的。在三元里事件后很久，一些爱国的乡勇仍在继续诛锄“汉奸”，袭击黄埔附近的英国船只或登岸的人。[3]绅士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地方政府：这些作法既没有错，也不是潜在的叛乱行为。请愿书雪片似地送到总督衙门，要求官府提供援助。“要知我辈素娴遗经，深知大义”[4]。领导三元里事件的举人何玉成，要求允许士人组织一个全番禺县的团练局。他向总督保证，农民深明“大义”，绅士可以担保他们政治上可靠。[5]

绅士们有以下几条理由要让团练存在。首先，保护农村地区不受无赖、逃兵、土匪的骚扰是最现实的问题。由于鸦片战争，形成了一股社会混乱的浪潮。在英军攻击广州城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一位中国官员估计，城郊居民十之八九被迫逃到乡村或到旧城内避难。[6]土匪像蝗虫一样出现，他们中许多人原来是士兵。秘密会社也转为公开，虏掠、抢劫。士兵复员后，情况愈来愈糟。许多地方上的望族从而认为，只有保存团练，才能保住他们的身家、土地及村庄。[7]还有人诚信，保卫广州城不受洋人侵犯——即便不谈保卫大清帝国，要靠这种地方创建的团练。的确，八旗军队在1841年5月惨败以后，已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今日之兵如此，则后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此，则无下可知”[8]。此外，像何玉成那样的人也不愿意团练运动失去它在三元里之后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势头。

三元里事件后，立即开办了几个团练局。[9]但是，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作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三元里事件中的一个不太知名的领导人——李芳，自己承担了在石井[10]重建升平社学的任务。社学原建于1764年，当时供番禺八村、南海五村之用。从那以后，年久失修，渐弃不用。但在1841年5月令人激动的日子里，社学的废墟曾是林福祥的团练司令部所在地，而现在成了当时最大的团练局。[11]到这一年底，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社学里，成立了15到18个同样的团练局，它们在名义上都受石井局领导。这个团练联盟，即以其中心机构“升平社学”之名为名。李芳是真正的组织者，有一个由四名其他地方领袖组成的班子辅助他。但到1842年，这个组织名义上的首领是何玉成的朋友、声望卓著的梁廷栋。由于他的参与，地方绅士们捐银2万余两。15或18个地方团练的每一个都自称拥有近万人。[12]

这个团练联盟是如何集中化的呢？由于“外围”团练的成员是临时征集的，李芳的董事局从2万两银子中拿7000两去招募雇佣兵，以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事实上，李芳最后还把他的指挥部从石井移到江村[13]，在那里，他可以较容易地招募乡勇。但是，7千两银子不能维持久远。到1843年，已几乎听不到关于这个联盟的消息。但升平社学在此后的20年间，随着战争和叛乱的变动，仍时常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机构。当政府不鼓励团练时，它就没有活动，但一旦出现危机，团练局又重新开办。例如1848年时，两县的绅士捐银4000多两给升平社学，以助守城。[14]由于社学的继续存在，南海东北部和番禺西北部的农村才发展起乡村自保这样一种有生命力的地方传统，这在太平天国时期对它们很有用。更重要的是，升平社学为所有以后的团练树立了一个模式。

集合起25000名农民进行一场为时三天的战斗并不那么困难。但是，如何使群众的热情保持下去？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能使征集人员正规化？以前一直有保甲制。但保甲只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机构，而不是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答案要到“社学”中去寻找。[15]一旦族中长者或是某地区的乡绅们打算组织一个跨村的组织，社学就成为促进地区合作的关节点。[16]例如，1836年时，黄埔附近的村庄领袖们感到了秘密会社活动的威胁，于是24个村子在河南岛南边的一个集镇上建起了一处公所，以“社学”为名。在这里，父老们在一名选举出来的主席主持下，聚在一起审问罪犯，把他们绑至县太爷处。[17]这样，公所虽然被称为“社学”，但同时也是多村联合组织的会议场所。尽管告发一名族人为秘密会社成员的行为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并受到官方鼓励，但是这种独立的市政活动或宗族活动仍在许可的范围之外。清朝的皇帝们很久以来对那些非官方组织的地方活动抱有疑虑，由于社学是半官方的组织，同时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给社区的或绅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外壳”。比如，广东社学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调解宗族械斗。[18]“时广州盗贼充斥，已酿成乱势，各村堡俱设公约社学，预备经费，请绅士为党正，以解争讼。[19]”总之，社学在团练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20]

实际上，道光朝广州的团练运动是众多社学得以复兴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社学在受到干涉的年代里本来都已荒废了。作为在机构上体现团练活动的社学，负担着充当招募站、金库、会址、屯兵所、训练场种种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团练活动在多疑的地方官眼中合法化。

表1　三元里周围的社学

资料来源：《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3—295页。

1841年5月广州赎城后，省里的官员提出了关于恢复支离破碎的城防工作的最初设想。[21]为了省钱，祁和奕山认为可以利用团练来重建城防。他们甚至建议在虎门周围实行屯田，以耕代守，寓兵于农。[22]朝廷当时正为财政问题所困扰，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是它难以支持的。比如在广东省，每个士兵每月的维持费用就要四两白银，实行军屯及由地方支付的团练，则可以减少这笔费用。[23]再说，广东的乡勇不是比守卫部队打仗更英勇吗？朝廷对三元里的胜利感到高兴，但又对无限制地利用团练之事疑虑重重。祁、奕山以赞扬的词句追述了团练的功绩。他们对某些夸大了的报告虽有所怀疑，但无疑他们都认为冷淡、不忠和反满的广东人突然变得对朝廷大有用处。这是在南方政策的废墟上值得加以抢救利用的一个事物，所以，他们恳请鼓励那些“可靠绅士”组建团练，用来在广州城周围建立水道防栅和在陆路巡逻。但是，皇帝的祖辈在广东曾遇到如此多的麻烦，使他对广东人现在的忠心并不完全相信。当时他只是简单地批准了重建城防计划，而对团练之事却持保留态度。[24]

奕山、祁和怡良对团练仍持原来的想法。1841年9月上旬，他们再次上奏皇帝，提出了一个发展广州团练的大致计划。既然驻守广州的帝国援兵受到热病等症的困扰，很快将耗光粮食，那么，何必不把他们遣送回本省，用非正规军代替他们呢？这几个官员大胆地告诉皇帝，他们已经为这个计划采取了一些措施：“是以奴才等先经拣派绅士余廷槐、黄培芳[25]等，分路前往四乡，鼓励士民，抽丁团练”。从那以后，南海、番禺两县的绅士组织了36000名乡勇，全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精力旺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26]他们的领袖都是忠实正直的绅士，他们向总督保证说，我们“二百年仰沐朝廷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每一个村公所，它们都自觉地服从联盟的规则。“况沿海中路当贼之冲，香山、新安、新会、东莞等县，自去年以来，深赖官民互卫，一律劝勉。如果民心既固，何患不众志成城？”皇帝终于被说服，同意他们的请求，完全承认团练。[27]

这样，开始了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官方准许的团练活动。奕山本人甚至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公宴，为团练筹集资金。升平社学迅速发展。[28]

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10月1日，南海、番禺的县令得到失败的消息后，命令解散团练。

前因英国事件，不得不驻扎军队，招募团练兵勇以保卫各地。兹宣布和平业已重建。守卫本县各地的部队以及所有团练，均须立即择日解散回家，以使军民均臻和平，无废常业。[29]

但是，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了？当时中国人有没有平等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概念？孟子写道：“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30]这样，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者之间进行未解决的争斗，就不符合儒家的行为准则。接受“国家敌对”这一概念，就等于承认向中国挑战的蛮夷是平等的“敌国”。所以，1842年以后，英国仍被按照传统的、精神胜利的方式，列为敢于触犯天子的“逆”一类。只有正式表示服从，比如实行了象征性的叩头，才能恢复正常。这样，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承认中英之间关系之变化。

1841年7月，三元里事件中的另外两名领袖，王绍光与高梁材决定在番禺县东北部的白云山另一侧再建立一个类似升平社学的组织，他们称之为“东平公社”。由于他们二人都是即选县丞，所以得到了官员和绅士的热情支持。东平只招集了9千名非正规军，从未发展到升平的规模，但它确实使当地的客家和土著团结起来，还在绅士的资助下建造军械。[31]

1842年10月团练解散时，王、高二人也解散了他们的公社。三个月后，他们又试图得到官方的允许重开团练局，理由不详。但是，从1841年以来，团练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设想是，团练的领袖们训练、武装农民；他们回到村里，可以随时应召，一旦战事发生，就奔赴战场。这只有在广州周围的农民肯于将业余时间化在训练上时才是可行的。到1842年初，为三元里事件所激起的民众热情已大多消失。绅士们发现他们必须雇用长期兵勇。通过招募地方上的无业游民，团练局组织起一群没有土地、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兵痞”。这些人被置于绅士的控制下。这样，当战争结束时，乡勇可以说是“正式”解散了，但更多的士兵可能已被列入了团练的领饷单——即使只是为了防止他们成为盗匪，也得这么做。一旦包括了职业士兵，团练制度就永久化了，因为解散它就意味着出现一批准军事化的暴民。

更糟的是，战争结束后，一些绅士取消了他们出于爱国而给予团练的支持。由于他们的不参与，团练组织落入一些不很“正直”的人手里。当时以及在那之前，一位绅士是不会去接近村里的粗汉并要求他加入自己的团练的。必须得有社会上的中间人，也就是能够联结社会上这两种阶层的人物。[32]这些人往往是较低级的绅士——生员。他们不能亲身建立社学，因为他们既无威望也缺少官方联系。[33]但每一个团练组织都十分依赖这些人。如东平公社就有这样一个组织者，名叫罗葆光。[34]有些中间人甚至是外省来的。他们是只有较低名分的人，来到广州，通过抗英寻找名誉、财产。他们“流寓省城”，在广州等待机会以显露自己。

1840年11月，有一伙这样的人被能言善辩的军事投机分子钱江所控制。钱是他那个时代许多侥幸成功者的代表人物。钱生于浙江，幼年时学过巫术和兵法。他曾对朋友说，一名学者的生活，简直是浪费时间，而且会消磨人的军事才智。但是，钱仍几次应试，都落第了，最后捐了个监生。[35]鸦片战争开始时，他不甘寂寞，怀着雄心来到广东。在这里，他听说广州的绅士，为同英国人作战，正在招集城乡游民，并把他们充做本地人丁编入团练。他对他的伙伴们保证说，做这种游民队伍的组织者，只要干好了，就既能得钱，又能得到军衔。这个主意看来很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同伙中没有一个是广东人。钱的解决办法是，让这些人假称是某些在广州孔庙（明伦堂）内有记载的宗族的族人。然后，钱去同一个叫苏朗荛的地方名流接近。苏把从本村团练局征集到的钱捐给他做经费。于是钱立即在沿河各处张贴告示，许愿说凡参加他的队伍者，每人赏给两元额外津贴。[36]为了使事情显得更合法，钱江还把章程刻版，悬挂于明伦堂。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很难搞清，所有的记载都说钱领着他的队伍参加了三元里之战，有的记载甚至说他领导了1842年12月火烧商馆的民众暴乱。虽然此后他被指控把苏朗荛捐赠的款项挥霍于喝酒、女人、堂会等等，但他在1843年4月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要挟进入总督衙门，并要求任命他为地方防务的指挥官。[37]

就在这时，国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团练的热烈的讨论。[38]像东平公社那样的组织应否允许继续存在？一方认为团练代表了人民的忠心。[39]祁奏称：“臣等愚昧之见，总以为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自张，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内地之所恃者即在此。”[40]反对者以耆英为首。他警告说，团练很容易控制不住。[41]百姓虽“忠义”，但如果朝廷打算实行缓和的对外政策，就会激怒团练，这些“爱国”的勇士会变成危险的叛逆。这确是一个控制的问题。那些地位较高、比较可靠的绅士对团练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

当祁对钱江的厚颜大胆大发脾气，从而卤莽地使他打算支持的绅士阶层处于危险中时，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逮捕了投机者[42]，案子很快报到北京。这件事使皇帝确信，团练已经落入一些“假公济私、假托明伦堂名目刊贴告白”以“煽惑百姓”[43]的人手里。

于是，1843年夏天，政府的最高层决定，有可能成为反叛的团练要永远解散。事实上，广东的团练在40年代中期一直秘密存在，以维持地方秩序，同时也是反洋人运动的工具。[44]但是，就国家政策而言，团练不会再得到合法的地位和忠顺的名声。这种情况直到1849年徐广缙成功地启用他们才发生变化。

七

进退两难

官员惧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惧怕官员。

李太郭致璞鼎查[45]

1842年到1849年间，广东的政治为一个单一的问题所支配：中国人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外交上的纠纷很简单。《南京条约》的英文本第二条，给予英国人居住于五个通商口岸“城镇”的权利，而中文本的记载则只允许英国人“寄居大清沿海……五处港口”。这一误解直接构成了一些势力之间的法律摩擦，使两国政府陷入一次又一次危险的对抗。[46]

英国政策的特点是，“商界把对中国的贸易描绘成具有无限潜力的说法，同官方认为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幻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47]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若干年中，新组成的广州英国商会同实力雄厚的曼彻斯特商会之间通了很多信。这个商业集团认为，1844年后，广州的令人失望的贸易赢利，是英国官方拖延入城以及中国征收内地转运税的结果。曼彻斯特商会不断向巴麦尊表明上述看法[48]，甚至在1847年德庇时采取行动之后[49]，他们仍然对英国所得的商业利润表示不满，要求政府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以“制服广州的暴民”[50]。

英国的官员们不能忽视这些要求。无论如何，通商是英国东方外交的首要目的。只是到了1852年《密切尔报告》[51]指出了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性质以后，政府方才认识到，贸易并不是随着国旗而必然发展的。[52]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在中国的英国官员却经常服从于曼彻斯特商会的要求——使广州，甚至全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当然，其间也有过动摇。1841年8月，辉格党让位于皮尔的保守党，阿伯丁勋爵在外交部开始了一个收缩时代，这是对巴麦尊的扩张外交政策的一个反动。基佐受到安抚，女王访问了路易·菲力浦，亚洲也安静下来。终于，“土豆歉收”及“自由贸易危机”战胜了皮尔内阁。1846年12月，辉格党卷土重来。约翰·罗素爵士入主唐宁街十号，巴麦尊入主白厅。皮尔的外交政策立即反转过为。在和西班牙王室联姻的问题上，英国与法国闹翻。巴麦尊开始极力扩展英国在亚洲的利益。[53]在中国，这一攻势表现在进广州城的问题上。广州的300名外国人在21英亩大的旧商馆里受苦。他们感到压抑、失望，嫉妒在上海的同行。他们的商会要求进城的情绪日益高涨。[54]领事和公使都越来越感到，英国人不能再容忍自己被广州暴民搞得卑躬屈节。只要中国人仍不许夷人进城，广东的官员们就会继续轻视英国的力量并暗中阻碍贸易。[55]

他们的中国对手，尤其是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由于帝国军事力量虚弱，面临着更为紧张的压力。坂野正高很好地描述了耆英进退维谷的状况。

他同大学士穆彰阿的关系十分密切，后者掌握着北京的实权，并且是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的首领。穆彰阿与耆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抚夷”策略的变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现政体。但是这个政策的背景，是存在于京城的官僚层以及遍及全国的文人和官员中的反洋人情绪，在广州还有猛烈的反洋人运动。所以，实行抚夷方针下的修好政策，依赖的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靠穆彰阿集团的影响、耆英的巧妙谋略以及对英国军事实力持久的记忆和恐惧才得以维持。[56]

在这个平衡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广州的强烈的排外情绪。

1841年9月16日，在对三元里事件中官方的“出卖”行为记忆犹新的时候，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广州试场主持一次府试。前一次考试结果是南海县诸生居于首位。当余到场时，南海、番禺县的考生向他发出“嘘”声，并喊道：“我辈读圣贤书，皆知礼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他们向他投掷砚台，把他赶出了考场。当南海、番禺的县令试图安抚这些考生时，骚乱的人群斥责他们，“有清贵的金顶子不戴，而戴这污糟的白顶子”，并说他们应当把花翎戴在帽子前面而不是在脑后。这两位官员对这些话的含义当然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二人都曾帮助余解散三元里闹事的民众。但是，两位县令最终还是使考生平静了下来。考生们坚持，知府必须辞职，否则他们不参加考试。公众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致余保纯不得不提出辞职，由易长华署知府。[57]

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骚乱行动。指责是符合儒家观念的，考生们是在一切公认的准则都在他们一边的条件下闹事的。[58]在传统观念中，闹事以及反对地方官吏的恶行，同反对朝廷及现行制度的造反是有区别的。敌意必须表现得忠诚并只限于一地。[59]事实上，地方官只要代皇上受过就是更好地侍奉皇上了。对于官员，这样的可耻事件意味着撤职或更坏的处分；而对于北京，这样的骚乱可能最终导致真正的叛乱。所以，一种温和的外交政策对它们两者都是命运攸关的。

耆英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他已经被夹在两块磨石之中，这就是英国人的要求和反对洋人的运动。

广州的绅士们一得知《南京条约》签订，就开始了抗议活动。告示一张接一张，流言一起接一起[60]，公众都警惕起来。1842年 12月2日，召开了一个公众大会以澄清问题。一些绅士打算宣读一项声明，要求保持冷静和节制，另一些人就大声争吵，会议在一片混乱中解散。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几名洋人妇女不合时宜地访问商馆地区，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打算立即进城的新的谣传。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最后只好合力禁止张贴告示、举行集会和公开谴责官方的政策。

紧接着，1842年12月7日，整个事件严重激化。一名在商馆附近漫游的印度炮手，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发生争吵，并刺死了他。愤怒的群众迅速集合起来，攻击并烧毁了一些商馆。第二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在还冒烟的废墟中抢夺物品。只是到了这时，当局才派了200名士兵驱散人群。不过耆英迅速地道歉，赔偿了很大一笔款子，并将10名为首闹事者斩首。[61]他的坚决措施似乎获得完全成功。公开的骚乱突然平息了，事态表面上又回复了正常。

七个月后，1843年7月，耆英信心十足地宣布广州将迅速向外国人开放。出乎他意料，这一决定遇到了同样的一连串的请愿、贴告示、举行集会等活动。这次，耆英只好告诉英国公使璞鼎查，现在不行了，百姓情绪过于激烈，只有等待公众的感情有所改变再说。璞鼎查由于对上次印度炮手愚蠢的暴行仍感到有点不安，就默认了耆英的意见。[62]

这以后有3年的安静时期。璞鼎查同耆英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没有必要挑起一项似乎不重要的事件；阿伯丁爵士不愿冒险；英国商会忙着计算利润，不想扰乱兴盛起来的广州贸易。当然，仍存在着小的冲突，但是彼此的良好愿望使和解成为可能。[63]

但是，1844年璞鼎查从公使的职位上退休。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中国问题老手，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爵士[64]，他确认，英国在三元里没能征服暴民是鸦片战争中最大的错误之一。[65]在做了一年公使之后，他更加确信，进城的问题是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1845年3月22日，德庇时对耆英说，中国政府搪塞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南京条约》的条款必须执行。耆英像以往一样回答他，群众的反对情绪太强烈，如果英国人进城，他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德庇时受制于阿伯丁的告诫，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几年中反对洋人的事件不断增多。但是，即使英国人不能正式进城，他们至少也可以要求中国对在乡间走动的英国人给予保护。在那些反洋人情绪特别激烈的小村子中，经过那里的英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辱骂、抢劫和被投以石子。

这以后，进行了六个月领事级的松散的会谈。詹姆士·马额峨领事于1845年6月首次同广州知府以及南海、番禺知县会见。中国方面坚持只有商馆周围地区是安全的散步场所。他们为他们的坚决看法辩护的理由很简单，条约补充条款中文本第六条规定，英国居民不能进入由中国地方官和英国领事“各就地方民情”[66]共同划定的通商口岸周围地面范围以外的地区。这一新的僵局持续了三个月，终于由于马额峨的软硬兼施，才使得两位知县同意在城外张贴官方告示，向百姓说明，外国商人已在广州经商二百年，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好处；皇上决定和平相处，因为华夷共为一家；还有，像中国人一样，外国商人也喜欢活动，百姓不得妨碍他们的无害的旅行。[67]这些儒家说教丝毫也不能改变百姓的敌对情绪。而且，县官们只在很不显眼的地方贴了十张这样的告示。[68]马额峨对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很生气，继续进行抗辩；南海县令只好坦白承认，官员们不敢表现得过分偏向洋人，那样会“惹起民愤”。他告诉马额峨，只有朝廷的谕旨才能改变民众这样一致的敌意，而这样的谕旨要三个月才能拿到。[69]马额峨弱于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他警告他的对手，如果进城问题再次拖延下去，英国就不把舟山还给中国。[70]

耆英知道，收回舟山将是他和穆彰阿“抚夷”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所以他一直盼着1月22日付清分期赔款的最后一部分。可是现在，马额峨得到德庇时的赞同，警告说仅付清赔款还不够，中国必须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出诚意。[71]耆英决定再试一次。1846年1月13日，又发布了一项官方通告，宣布外国人将进入广州城。绅士们对这一政策的反对几乎变成暴动。威胁必须停止。

这是一次摊牌。农村的绅士们已警告耆英，“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力，不愿从抚也”[72]。耆英则以余保纯在三元里使用过的办法对付他们，恐吓绅士，要他们控制农民，平息反抗。1841年时，绅士们曾惊慌过，但这次他们却应战了。1月14日，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告示，宣称只要洋人进城一步，立即格杀勿论；如果行商企图保护洋人，将遭到同样下场。广州的高级官员们不仅软弱，而且也缺乏判断力。

殊不知英夷生长在化外之地，邪恶之乡，兽面狼心，面目似虎，狡诈如狐。彼等所以不敢贪求广东全省，仅仅在于彼等不得进入广州城，未能探听国家之虚实。[73]

与此同时，耆英秘密派遣广州知府刘浔同英国人商谈进城之事。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泄露了出去，正如流言所传，知府确实已经决定了英夷士兵进城的日期。1月15日，刘浔从会谈地点返回。在回城的路上，一个粗野的苦力坐在路中间，有意挡住官方一行人的去路。刘命令卫兵揪住苦力的头发加以殴打。几千名围观的市民抱不平说，“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惊慌的刘命令随从把苦力带回衙门。刘的一行人离开了，但民众尾随着。退却变成了一场骚乱。当刘回到衙门时，民众把卫兵推到一边，跟着他涌进衙门。一些人甚至闯进他的住所，烧掉他的官服，并喊道：“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另外一些人追赶知府直到后花园。刘从后花园的旁门逃到巡抚的住所。[74]

这是一次真正的市民暴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蓝皮书中关于这些平民百姓暴动的记载到处可见。骚乱使他们激动，他们又激起骚乱。街头上平静的人群随时都会变成一群高声喊叫、使外国商人和地方官吏感到害怕的暴民。欧洲中南部一些工业化之前的城市也曾有过这样的暴民，在那里，城市本身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平民生活在住宅区、教堂或上流社会之外。这一点使罗马、那不勒斯、巴勒摩或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同伦敦和法莱明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在后者，同业公会是民众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广州虽然有一些工业，但它的行会仅仅是一种保护性的联合体，并不代表一种明确的阶级利益。所以，它的市民并没有政治化。政治行动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充满着城市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忠于某一特定的阶级。当这种行动超越了市民“暴动”时，它就成为“正统主义”的。首先，它以皇上的名义讲话。其次，它用符合传统观念的词句，指责知府鱼肉百姓，像寄生虫一样依民为食。但是，在这些指责声中，有一种新的、令人烦扰的论调。知府之所以是寄生虫，因为他过分亲近外国人。市民们已开始把他们的父母官同外国人相提并论。在类似情况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弗莱明叛乱、瓦特泰勒起义和泰波利分子[75]都认为他们的统治者与外国人站在一起、利益一致，他们强烈的仇外情绪是同不甚明确的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处，暴乱都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觉醒时期的先行者。同上述各事例相比，中国的阶级不满与“民族主义”是合二而一的，其趋向是潜在的革命。皇帝仍是至高无上的正统代表，但在这里已经有了以后革命的反满主义的开端。

这一次，绅士及市民并不满足于知府的去职。当布政使、按察使企图平息事态时，反对情绪更激烈了。1846年1月16日早晨，官员们都坚持不住了。布政使、按察使都否认他们曾企图反对“忠义的”百姓。蛮夷必将被阻挡在城外。[76]紧跟着这项声明而来的是总督耆英、巡抚黄恩彤低声下气的道歉：他们为过去被迫屈从于蛮夷的要求而深感羞愧，但是现在，他们已无意在夷人和广东人之间偏向夷人。耆英甚至推脱说他只是想测验一下公众的意见，他从没有真正打算让夷人进城：“如果百姓全都反对英国人进城，我们怎会愿意逆他们的意愿行事，屈从英国人的请求？请勿存疑虑。”[77]

广东的极端分子获得了明显的胜利。迟到的谕旨——那是12月就已答应了的，也没有使他们受到损失。皇帝给夷人的信息中充斥着惯常的说教，如“共同友谊”、“善待远人”，英国人得到的只是在广州贸易的含混不清的许诺。耆英利用这道谕旨，命令地方绅士不得再以“公义”之名行无秩序之行或张贴告示。[78]但是没有人上当。总督丢了大脸。英国人因为害怕这个温和人物被极端分子赶下台，暂时搁置了进城之事，这是耆英的唯一安慰。3月11日，英、法、美共同宣布，“皇帝陛下已经声明：经过一段时间能够确保局面稳定之后，允许外国人进城才是安全可靠的。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压制广州的百姓。公使们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79]。

朝廷可不能忽视南方发生的这种街上闹事。1846年3月10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上疏提醒皇帝。他认为，广东百姓的排外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外国人的要求使百姓与他们的官员日益疏远，地方上的盗匪则利用一连串的危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糟的是，地方官已失去了对团练的控制，绅士们不再理会官府的告示。曹的意见是，对外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内危机。在进城问题上应采取强硬立场，以免南部沿海的百姓起来造反。[80]

1846年5月28日，皇帝收到了耆英对御史的指责的答复。[81]他把广东的反对者分为两部分。有正直忠顺的绅士，也有专门制造混乱的人，他们利用每一次外交危机煽动暴乱。据此，应当采取三个步骤：首先，处置谣言制造者及暴民首领。其次，对英国采取强硬立场。第三，重新赢得绅士们的支持。第一步已部分地实行了，“一面饬令地方官密访严拿，务获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当将次第妥为布置，及匪徒解散……”[82]不幸的是，百姓与官吏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容易处理。双方应当一条心，虽然方法不同，目的是相同的。“但官则驭之以术，民则直行其意，其间微有不同。”[83]二者如果矛盾，就会像鹬蚌相争，最后让渔翁——英国人得利。广州人太蛮横、太排外了。“广州通商数百年，并无夷人进城之事。而民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84]此外，排外情绪导致了建立团练，而团练则是引起骚乱和叛乱的根源。“团练出于招募，因有壮勇之名，而无赖游手，不免杂错其间，故一旦撤退，往往流而为匪。”[85]当然，并非所有的团练都应受谴责；有一些，如升平社学就忠顺守法。

若社学则各聚其乡之父兄子弟，互相保卫。无事散处田间，有事听官调遣。法有类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虽其众尚不足数万，而均有公正绅士，为之钤束。[86]

最初反对地方官府以及烧毁商馆的，都不是他们。绅士和他们的团练基本上是忠顺的。

但是，曹履泰指出，当他们开始对官方的政策有怀疑时，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在最近的危机中，他们第一次拒绝响应官府的命令。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警号。如果政府以牺牲地方的爱国者为代价继续取悦于夷人，那么，“诚恐变生肘腋”[87]。

进退两难的困境仍然存在。如果在剔除不可靠的乡勇及暴民首领之前使夷人有了入侵的借口，广州城必然会陷于如1841、1842年那样的混乱。这一次说不定会随之发生公开的叛乱。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温和的外交政策，夷人可能会满意，但绅士们将不肯罢休。

只有一条路可走。象征性的调停会使夷人平静下来。这样，可以给广州当局一段时间，利用可靠的地方绅士去清除那些可能的捣乱分子。关键在于巧用计谋，有灵活性。但是，耆英能否做到既取悦英国人同时又安抚广州人？圆能变成方吗？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英夷伤天害理，贪官污吏鱼肉吾民，与之为伍，此乃我国之奇耻大辱，五百年所难湔洗！

告示[88]

1846年7月8日，一个名叫康普顿的英国商人同广州一个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了争吵。激怒的英国人打了这个小贩并把他拖进中和行。一群小店主、工人、小摊贩集合在门外的大街上，吵嚷着要求放回他们的同胞。没有官方军队前来驱散人群，外国商人中一些头脑发热的人用打猎的家伙当作武器，走出商馆去驱赶广州的暴民。在随之而来的混战中，有三名中国人被射死。[89]

形势发生了转变。过去的五年中，英国人一直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每一次袭击在广州的英国公民的事件给予赔偿，中国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照办了。现在又回到了“休斯夫人”号事件[90]的日子，罪责问题翻转过来了。耆英要求英国人惩办肇事者，如同他曾多次按照璞鼎查和德庇时的要求所做的那样。

随着事态的发展，消息传到了英国。巴麦尊转移中国人的攻击，满足曼彻斯特商人的要求，以“我是罗马公民”[91]的方式宣称：“英国侨民不能被攻击或被侮辱而肇事者却免受惩罚。”死人的事归根结蒂是那些无法无天的暴民的过错，而不是向他们开枪的商人们的过错，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它应负的治安责任。中国人应当追查暴乱的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艘英国战舰将停泊在商馆附近。[92]

这是巴麦尊的公开立场。私下里，他告诫德庇时不要过分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不能让商人们觉得女王陛下的公使会原谅这样粗野的举动。因此，重要的是查出哪个人应对武装起商人这件事负责。[93]

唯一明显有罪的就是康普顿。据中国方面调查，在暴乱发生四天以前，康普顿就卷入过一场类似的争斗。这个易怒的英国人曾在靖远街上踢倒一名卖水果的小贩，并用藤鞭抽打前来干涉的中国警官。幸而一些买办及时赶到，才从一群被激怒了的暴民手中救出康普顿。7月8日，出事的那天，其实是另一个外国人首先同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争吵的，康普顿当时在中和行楼上谈生意，听到争吵声后，他即飞奔下楼去干涉。他把那名小贩绑起来，痛打了他，并把他拖进中和行。[94]

英国人从未否认过这些事实。他们只是说康普顿把小贩拉进商行是要把他绑起来交给中国地方当局。这位过度热心的人使中英两国又一次陷入不愉快的争端之中，甚至巴麦尊也被搞得很狼狈。[95]

双方遇到了同样的压力。德庇时的背后有英国商会，他们叫嚷着要求报复和军事保护。英国商界巨子查甸更是坚决要求在商馆前派驻一艘军舰。[96]

耆英背后有地方绅士，他们要求为死去的三个广州人报仇。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传单。所有的传单都愤怒地表示，地方官员们是如此地惧怕冒犯洋人，以至于不能保护人民免受夷人杀害。皇上的圣旨“视人命关天”，如果有人在帝国境内被杀害而地方官在惩治罪犯时有“丝毫不公正”，百姓有权向皇帝控告他。这是这个国家不可更易的法令。可是现在，夷人杀害了汉人后裔，官员们却不敢采取行动，“高官们对此事置若罔闻，对洋鬼子敬若神明，却鱼肉百姓，视人命如草芥。”于是，绅士们和地方社学宣告他们自己来承担惩罚有罪的外国人的责任。[97]

耆英，照他向皇帝所奏告的那样去对付这些威胁。为了控制市内的暴民，他派了一两个小店主在城内最乱的地方进行监视和刺探消息。他命令警察见到闹事者就逮捕。一切对事件有利的消息，一经得到就立即公布以防恐慌蔓延。同时，派署督粮道负责寻求乡村中可靠的长者及绅士的合作。最后，为防止事情发展成为开战的理由，耆英决定按照条约的条款同马额峨密切合作，并把这次暴乱的起因分离开来。[98]

皇帝对耆英的计划表示赞同，“公平料理，不可令该夷有所借口逞刁之事”[99]。

但是耆英心中对结果将如何并不像他所装的那样心中有数。正如他对德庇时所说：“百姓人多势众，其上层分子是孤立的。”[100]在英国方面，由于要求处死有罪商人的传单日益增多，侨民们要求保护似乎也是正当的。为防备社学实现它的杀死夷人的计划，马额峨终于在9月7日召来了“复仇神”号，外国商人们也开始组织自卫团体。[101]事情看来确很凶险。

但是，由于德庇时倾向于整个事件应归咎于康普顿，而耆英又明智地接受了体面的妥协，灾祸终于避免了。8月26日，德庇时建议，中国方面惩处那些应当驱散人群的警官；康普顿因打翻水果摊应处以罚金；三个死者的家属给予赔偿。[102]耆英认为康普顿受罚不是因为打坏水果摊，而是因为他动手打了果贩。[103]当然，要逐个搞清真正射死三名中国人的凶手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人除了经济上的赔偿外，还应当给耆英以更多的东西。假如一名夷人因为打了一个中国人而受到惩罚，这将充分证明耆英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广州子民怀有好意。[104]德庇时理解了这一点，他向康普顿收了二百元钱作为袭击小贩的罚金。这一举动招致了商界的愤怒。[105]

突然间，外交危机结束了。耆英放弃了追究凶手的要求，而英国人也不再要求惩办地方治安当局。但是社会危机仍持续着。“社学默默地、勉强地放弃了他们进行报复的公开斗争。广州人再次认为他们被出卖了。[106]

康普顿事件促使英国人采取行动。英国似乎是在为它早些时候外交上的困境等待一个补偿的机会。1846年秋天，一件微不足道的排外事件使巴麦尊愤怒地告诉德庇时：“如果我们采取低调，那么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国的胜利而获得的有利地位。”[107]这一指示送到英国公使手中时，恰好在发生又一次事件之后。六名外出游览的英国人，在佛山附近，团练的中心地带，遭到村民们投掷石子的袭击。[108]1847年3月27日，德庇时专横地命令耆英惩罚肇事者，否则就必须承担后果。耆英没有答应。达格拉将军对虎门发动了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4月1日，炮台被攻占，827门大炮被钉塞。一支远征部队在商馆登陆。封锁了猪巷，作了进城的准备。耆英被这一未曾料到的行动吓呆了，他屈服于这不可抗拒的力量。三名肇事者被当众鞭打，并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4月6日进城。两年的间隔，使总督有时间来平息排外情绪，并使人们相信政府的好意。[109]

这个希望只是空想。反洋人主义已从乡绅和市民处传播到城里那些“可靠的”中上阶层。就在同德庇时签订了4月协议之后，一阵真正的恐慌席卷了广州。很久以来，外国商人就盼望在河南或商馆附近租一块地方。为了省去沉重的存货费用，也为了把货物从易受攻击的商馆地区搬出来，需要有英国人自己的、新的货栈。1847年5月初，广州当局开始清理猪巷里的大都为流浪汉居住的杂院，中国方面曾答应把他们从商馆地区赶出去。自英国人就在猪巷和河南租地之事同中国一开始谈判，这两个地方的小店主及房主们就确信，耆英被达格拉将军的突击吓坏了，已经秘密同意让夷人来侵占他们的财产。这种恐慌是误解造成的，但却促进了广州的第一支城市团练的产生。5月20日，上述两处的房产主在公所举行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赞成出钱雇佣乡勇、抚恤死亡乡勇的家属并在必要时为英勇牺牲者建立庙宇，以此抵抗洋人的扩张。[110]其他小店主们的集会决定捐献一个月的租金用以雇兵勇、买武器；木匠、泥水匠的行会保证他们绝不给外国人在河南建造任何房子。[111]

参加这些集会的商人及工匠对决定都感到十分满意。似乎他们通过招募团练的提议，媲美于富有的、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著名的“九十六村”乡绅，就已经共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新的城市团练与乡村团练有很大不同。它的力量不在于那些兵勇，他们只是在必要时雇来的，而在于其首领具有迅速地把城市组织为各个“管理”区的能力。这是警察的职能，而不是防守的职能；在1855年，它将显示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但在当时，团练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房地产危机”结果是一场虚惊。1847年6月7日，河南的房产主们终于明白英国人是打算租用而不是买地作为货栈。但是，市郊的一些更加蒙昧的村庄仍继续对夷人的出现表示不满。到8月3日，英国商会终于决定，不论能得到多大好处，也不值得引起公众的无谓纷扰。[112]

广州城很快平静下来。但是，在广州周围的农村，1847年夏、秋两季却不断发生反洋人的事件。鲁莽得惊人的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咒骂，被投以石子，被抢劫，被番禺、南海县的农民赶回城。每一次，耆英都尽力安抚德庇时，袭击者总是很快地受到处罚；同时，不断在乡间贴出告示，劝告人们节制。耆英虽然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却不能使英国人避免越来越多的烦恼，而耆英对每一次新的事件的处理，却使他在绅士们的眼中越发显得是个姑息迁就的人。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是简单的告示或鞭笞所能解决的事件：黄竹岐的残暴的杀人案。

黄竹岐是南海县恩洲南边的一个小村，与广州隔岸相对。这个村子曾参加过升平社学。1847年8月间，时常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忙于进行操练。有一次，一群狂热的乡勇曾向一艘满载外国人的游船开火，但没有打伤人。[113]1847年12月6日早晨，六名年轻的英国人在黄竹岐附近上岸打水鸟，下午很晚了尚未返回。一个当地的船夫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和乡勇们的敲锣声，惊慌地急忙返回商馆报告说这些人失踪了。[114]第二天早晨，流言传到广州，说乡民已杀死这六个人。那些懒散地加入了自卫团的外国商人被激活跃起来。他们武装了自己，正要离开商馆前往黄竹岐时，马额峨领事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赶来阻止了他们。[115]

12月8日，预示不祥的告示出现了。升平司令部发表文告，用鄙夷的词句指责英国人。[116]很显然，这里正酝酿着一些事情。第二天，所有的流言及怀疑都得到了证实。找到了两个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117]

德庇时对此极为震惊、愤怒。但他知道，他不能使事态发展得过远。在那年春天达格拉将军的进攻之后，伦敦曾指示他，以后未得到事先的准许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耆英不会知道这一严厉的指示，所以有可能对他进行恫吓，把他逼入困境。德庇时对这件事的处理再正确不过了。当他刚刚威胁着要把全部外国人从广州撤走作为战争的前奏时，总督立即屈服了。[118]耆英清楚地记得虎门炮台的失守，他决定要在黄竹岐的事件上做出个样子来。八旗兵占领了村子，有四个人立即被斩首，其余十五人被捕交付审判。[119]省里的三名高级官员亲自访问了南海、番禺县的主要村镇，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骚扰外国人，否则必遭同样下场。[120]官府还张贴告示说：

如邻里间互不相扰，有德行、有教养者就能安居。轻启争斗，何能各保家宅安宁？愤怒中采取行动，就会无意间蹈个人危险之机戾……自本命令至乡绅和乡村中其他人等时起，务须父诫其子，兄教其弟，遇洋人四处散步、打猎或在村口河岸钓鱼，如无妨碍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会。[121]

耆英还试图在绅士与“不可靠”的乡村分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对他说来，反洋人运动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它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威胁。狂热主义会导致战争，从而又会产生盗匪、抢掠及社会叛乱。他坚信，绅士们会及时认识到这一危险。广东的守法势力一定要明白，温和的外交政策最好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不幸的是，总督低估了敌意所产生的统一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中，虽然有土匪出没，有秘密会社的活动，但是来自外国的威胁却使农村各阶级团结在一起了。耆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他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人，被非理性的力量所迷乱、困惑并最终压垮。现在，时候到了。皇帝的权威在南方由于这些麻烦而渐渐削弱。

12月及1月间，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反复地强调了对洋人入侵的担心。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伪装为强硬派[122]，其实很显然，他更强调安抚夷人而不是广州人。[123]皇帝认为耆英采取的三项主要措施是稳妥的：要求英国约束他的侨民；要求地方官稳定农村地区以免给洋人以入侵的借口；秘密做好准备，以防英国人再次进攻虎门。不过，赔偿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耆英仍踌躇未决。一方面，道光皇帝同意“坚决镇压”那些地方上的闹事者，但是，在谕旨未尾，他又郑重地告诫军机处，总督应“妥为办理，务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为至要”[124]。1月2日，皇帝知道了在黄竹岐的处决。耆英向他保证说，洋人入侵并非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对德庇时1847年4月出人意料的行动记忆犹新，他再一次提醒皇帝，洋人就像狗一样，一旦被激怒，就会难以钳束。新年临近，商人要清理账目，但英国人仍可能发作其无名怒火。[125]因为夷人办事所依据的是规章，而不是礼或理。他们是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行事的。[126]

这一次，皇帝的答复是令人不安的。他根本没有理会耆英关于战争的警告，而是表示了对黄竹岐处决的恐惧，他认为总督的严厉作法可能会失去民心。[127]

耆英写了第三份奏折，它是在1月12日送到北京的。他在奏折中申明了将四个村民在出事地点正法的必要，那时他肯定尚未接到皇帝的告诫。徐广缙的调查表明，六名英国人事先并没有向杀害他们的凶手挑衅。当地的重要官员，甚至乡绅、团练的首领和徐广缙都认为只有立即惩处村民，才可能防止英国人对广州城的进攻。同时，政府也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地方官与有声望的绅士、村中长老正携手并肩，共同维持地方秩序，清除潜在的土匪。[128]

但是，同巴麦尊一样，皇帝也是从相反的方面看问题的。首先，英国人到黄竹岐去做什么？诱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出现，而不是村民的行为。[129]

耆英不能使道光皇帝相信他的作法是正确的，于是，1848年2月3日，徐广缙代替这位年迈的满族人，做了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钦差大臣。与此同时，叶名琛被任命为广东巡抚。皇帝自信地对军机处解释说：“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130]3月1日，耆英接到了皇帝的命令，他立即向徐广缙移交了印信，并于两星期后不光彩地离开广州赴京。广州人的排外及反洋人情绪使他丢失了职位；甚至最后丢失了生命。

事情已经决定。必须保住百姓对朝廷的忠心，即使这意味着冒战争的风险。没有人注意耆英关于初期的叛乱、关于失去控制的团练运动将会毁坏这个省的警告。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将试图去驾驭它，而在他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九

1849年的胜利

总督密召诸乡团练，先后至者逾十万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众怒不可犯。耆老十余辈迭入领事馆，陈说百端。英酋方谋留总督为质，两岸练勇呼声震天，英酋惧，请仍修旧好，不复言入城事。于是粤人益自得，谓洋人固易制也。

薛福成[131]

1848年3月16日，行事谨慎的新加坡总督乔治·文翰接替德庇时爵士，出任全权公使和香港总督。在那年春天和夏天，公使向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小心地提到了进城问题。[132]因为，按照耆英与德庇时签订的虎门协定，英国人可在第二年春天即1849年4月进城。但是，徐广缙傲慢地不理睬这件事。他的被任命等于取消了他的前任在外交上的安排。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当时大多数人关心的虎门协定也随着其作者耆英的去职而被摈弃。

令人惊异的是文翰本人也倾向于取消进城的最后期限，不过理由不同。他告诉巴麦尊：“阁下知道，由于殖民部的命令，我不能从香港调动军队；但如果不显示军事力量，我认为进城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我个人一直不认为进城之事有这么重要。”[133]当时在华的英国人的看法分为两派。在广州的商人、香港的英国人以及一些像德庇时爵士这样的中国问题老手，都认为广州是使中国实行理智的政策的关键。如果能够粉碎那里的抵抗，帝国对英国的妄自尊大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另一派则认为这是一种近视的观点。北京会不理睬南方发生的灾祸，皇帝会撤掉没有威信的总督，任命一个接替的人，但仍把夷人限制在帝国偏远的角落中。璞鼎查就是这样看的。阿礼国[134]与文翰可能也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文翰想完全避开广州问题。官方的反对太强烈，民众的排外太狂热，是不会让英国人和平地进城的。这样，有必要来一次大规模的、野蛮的武力示威，而这将干扰广州的贸易。不同的是，文翰想向北航行至白河，在那里他能直接向清廷提出关于税率等问题的建议。必要时，他可以封锁长江并以切断北京的粮食供应相威胁。[135]

巴麦尊由于长期受到德庇时报告的影响，对此十分犹豫。1848年9月，文翰的第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公文送到伦敦后，外交大臣仍命令他继续催促解决进城问题。公使在12月收到指示，就顺从地着手安排同徐广缙会面。[136]1月底，两人都同意在1849年2月17日会谈，地点是在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137]但有一个问题：巴麦尊对文翰的不乐观的报告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主意。在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步骤之前，最好是等待，等到出现更多的明显违反条约的事件。文翰几乎是在同中国总督会谈的前夕才收到这些新指示的。于是，当英国政府已决定搁置进城问题时，英国公使却无望地开始了旨在强迫徐广缙向英国人敞开广州城门的谈判。

1849年时，中英两国所采取的外交方式极不相同。一方面，文翰向伦敦报告一切细节，甚至几个月前所买文具的数量。而另一方面，徐广缙几乎是独立地行事，实行有伸缩性的但却是冒险的外交策略，只是在事后才通知北京。这并不是说总督很性急或者和皇帝完全没有联系，相反，在2月会谈前的六个月中，他送往朝廷的奏折中已经勾画出了一项明白合理的对外政策的要点。

首先，徐广缙认为，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并非如耆英所想的那样强大。探子自香港报告说，军队供应很差，英国人正在减少驻防部队。但他确信，到4月6日的期限时，英国人至少要显示一下实力，“是夷情素好矜张，动辄依仗兵船，有挟而求，乃其惯技”[138]。进城问题是个借口，英国人是要利用它攫取更多的让步，最终是希望取消对鸦片的禁令。姑息是不可能的。“夷性贪利”[139]。不论中国怎样做，夷人总会不断地提出更多的土地、资源的要求。

姑息还会失去民心，破坏帝国的最后防线。“外则礼重怀柔，内则允孚舆论。”[140]怎样才能做到既教养百姓于内又抚育远来之夷人呢？这两个前提是矛盾的，而且在南方已经造成了一种不利的局势。虽然广东的官员并未审慎地利用入城问题去唤起人民，但只要夷人出现，广东人就自动地发作。黄竹岐就是他们愤怒而起的一个事例。如果去拦阻他们，人民甚至会起来造反。事实上，广东的人民与官员已互相疏远，任何外交危机都必然会归咎于省里的高级官员。所以，南方官府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新恢复人民的忠心。地方团练，即使是潜在的危险，也必须给予鼓励。不过要防止蛮干，不要予英国人以挑起事端的口实。

对于当时那一代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说来，徐广缙是偏激的、非理性的排外势力的象征。这其实是不对的。徐注意了耆英的垮台，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现在他认定，总督应当领导而不是被领导。能够重新控制局势的唯一方法就是担负起反洋人运动的领导。这意味着抛弃“抚夷”专家所心爱的一切观念。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徐广缙否定了朝贡制度抚育外夷的观念。贪得无厌的英国人是不会以些微的让步为满足的。为了进行长期斗争，中国必须磨剑以待，这意味着巩固朝廷的民众基础，以加强内部，对抗外来。这必然也意味着应无条件地拒绝英国人入城。要做到这一点而不致有另一次战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耆英的外交说辞——民众抗拒。保证那种说辞并为一旦失败而为战争做准备的手段，就是地方团练。

1849年2月17日，徐广缙与文翰在停泊在安生湾的旗舰哈斯汀斯号上会面。互相行礼之后，文翰邀请徐到他的舱房里，举行只有翻译[141]在场的私人谈话。徐感到不安，也许是记起了琦善同义律的私下会谈曾被皇上误解，他希望带着副手，但文翰坚持说他可以在必要时叫他们进来商议。徐最终同意了，两人一起进入舱房。[142]文翰立即提出进城问题，徐开始作长篇大论的“演说”，并激动地重复了好几遍，大意如下：

实施德庇时爵士与耆英之间达成的协议，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在安排这次会见时，双方的每一个官员都十分清楚这一事实。的确，耆英由于害怕广州城被炮击，曾作出允诺。因此，应当迫使耆英回广州来执行他自己的协议。尽管如此，他会向北京报告，请求皇上的谕旨，无论皇上作何指示，他都会不计任何风险加以贯彻执行。[143]

第二天，文翰到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回访。徐广缙保证，4月5日以前就能得到皇上的批复。[144]

徐广缙回到广州后，立即要求守备部队做好准备，同时告诉与升平社学有密切联系的许祥光，要让团练活动起来。但是，团练切莫引起英国人入侵。[145]“夷人志在入城，不许则必挟兵以要我。先守后战，曲在彼矣。”[146]

尽管有着许多约束，徐广缙的命令还是改变了官府对团练的政策。自1843年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位总督认可了团练！

团练在被允许公开组织以前，久已有些怒气。整个广州都知道酝酿中的危机，一些人很惊慌，数以千计的人到城外的寺庙进香，祈求和平。[147]另一些人则很愤怒，城内到处贴有煽动性的传单，号召人们从屋顶上向英国士兵头上浇滚烫的稀饭。[148]三元里的光辉胜利又被重新提起。有10万名乡勇再一次准备献出生命以阻止夷人进城，“我们决不让这些犬羊之辈留有孑遗。我们一定要全歼这些野蛮、自私的无赖，他们的水兵将无一生还”[149]。

绅士首领们一旦得到总督的委托来抵抗敌人，就开始热心地筹划着。年轻人高兴地自愿参加。[150]另外一些人由于许祥光授予了重要的财政权力，开始为团练征税。[151]税款名目繁多。有些地方按照每家的财产收取“捐献”，其财产的估计数目由一个绅耆会议议定。在另一些地方，按照土地的数量确定固定的征税比例。[152]经费一般由“社学”保管。在发生危机之前，社学的董事得随意以任何方式出借这些钱。现在由于随时可能需要这笔经费，他们只能把钱借给特许的典当商。[153]

升平社学总部发出了一系列精心制订的命令：团练被分别指定驻守于城北某些特定的炮台；修建了布满钉子的陷阱和木栅栏；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城墙后面和瞭望塔上都设了岗哨；各“社学”把大炮及火器装备编上号，分发给乡勇。每个人都分到一顶竹笠、一支矛、两把剑。官方提供了一些重型滑膛枪。由于这时的团练基本上都是志愿者，都要继续务农，所以，只有他们晚上来服役时才付给口粮。少数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团练，处于机动状态，没有固定的驻地。其他一些有二十名成员的队伍专负责防火。[154]

城内也组成了城市团练。第一个这样的团练，当然要追溯到1847年“房地产危机”时。1848年中，由于城市周围的匪徒惊人地增多，城北的店主们组织了一个治安委员会，抓强盗，并把他们送交官府。[155]但是，只是在虎门会谈之后，城里才真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民众防卫。按照徐广缙本人的描述：

回省后，即会同臣叶名琛激励商民互相保卫。家自为守，户各出丁，人不外募；铺户各捐一月房租，费不另筹。计城厢内外壮丁可得数万，公费可集数十万，均由商民自行经理。众志成城，声威颇壮。省城向与外夷贸易各行店，亦公同议定暂停交易，何时罢议进城，再行照旧通商。如有瞻徇违约者，众行共罚；知情报信者，公约给赏。[156]

从表面上看，往日的汉奸已变成今日的英雄。那些昔日被理想主义的林则徐所怀疑的老保证商，今日成了实用主义者徐广缙的同盟军。在广州的商人阶层中，爱国主义是否已代替商业目标？

城市里精心组织的团练的产生，无疑表明了事情已发生某种变化。到3月5日，商人们已经用雇佣的“勇”组织起一支治安队伍。五天以后，又有传单欢迎市民加入范围广泛的团练联盟。大商店出三人，中等商店出二人，小店出一人。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则鸣锣为号，关闭城门，集合团练队伍。受伤者发给50元医药费，光荣牺牲者的家属可得150元。城里最受信任的店员和工匠挨户上门登记志愿者。如果某一家不出人，就应当交钱，以便从别处雇人。城墙内竖起木栅栏，又赶制武器。所有这些活动的经费，都由广州的商号负担，不问大小，每家出一个月的租金。有些行不愿捐钱给护城中心指挥部，因为他们认为在1847年危机时捐的钱都被乱花或是被盗用了。所以，他们组成自己单独的团体。城郊的警戒只从“光棍”中雇人充任。[157]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不是爱国主义的。这些人是在保卫他们的家、他们的商店、他们的街道。既反对洋人，也同样防备内部的匪徒、抢劫者以及一定会随着夷人入侵势力而来的逃兵。[158]徐广缙与叶名琛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向皇上提到的商人爱国的首要事例，并不是治安组织，而是他们实行贸易抵制。“至省城向与外洋交易各行店，皆富有资本，安分营生，非官所能操纵，亦复激于义愤，情愿歇业亏资，一律停贸”[159]。如果官方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过去“不忠义的商人”现在自愿抵制夷人，的确令人感动。但是，当徐和叶谈论广州商号的富裕和对生意的满意时，他们错了。他们没有计及鸦片战争后很快出现的经济危机对广东的冲击。

《南京条约》废止了公行，开始了新的自由贸易制度。一夜之间，行商变得“比掮客强不了多少”[160]。不幸的是，他们所控制的资本仍主要是商业的。于是在战后的头一年，广州的商业几乎瘫痪，从前的行商们为支付赔款被派捐500万元而削弱了。[161]同时，寄希望于“新制度”会垮台，他们还有意地限制生意。[162]1843年9月，七艘驶离广州的船有五艘是空载。但是，随着时间向前推移，中国新的商人开始填补他们的空白。1843年冬，载货量又恢复了。这时，行商们认识到，除非他们也按照新的自由竞争的原则行事，他们将会全部被挤出商业。1844年1月，他们终于接受了“新制度”，并像以前一样卖力地作起生意来。[163]

英国人很高兴。公众的敌意已经消除，行商们仍如以前一样购买货物。仍可望经广州运出红绿茶。英国的羊毛、棉花进口量在那一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总计几乎达到800万元。茶叶、生丝以及桂皮等物一年出口量约1, 700万元。同时，销售了4万箱鸦片，收入几乎达2000万元。[164]

不过，行商们仍不满意。他们过去长期在旧的垄断制度下作生意并做得很好，不会赞赏新的自由竞争的市场。1844年和1845年中，他们不断地尝试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包税制或垄断资本形式。有的人企图垄断铁贸易，棉花商希望对棉花征四钱税。经过广州的茶叶贸易仍人为地保持着不等的过境税。桂皮生意由一个广州商人包揽，他的费用比关税高出50%以上。耆英甚至要求德庇时同意100名广东商人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165]旧的传统是很难打破的。1844年广州贸易的繁荣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拒绝同意恢复“旧制度”是正确的。然而，好景不长。

1845年，英国的工业、铁路投机热引起了不可避免的经济破产。次年，1846年秋几乎没有收成。1847年8月，谷物市场的投机商也遭破产。1847年10月，英国的银行停止兑付支票。[166]危机是短暂的。但是，当英国正在复苏时，经济萧条的冲击波及了广州。

在1844和1845年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广州外国商人的进货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为国内市场所困扰的曼彻斯特纺织公司，对这种过分的乐观渐渐厌倦了。他们的毛织物在广州经常卖不出去，不受欢迎，还要支付货栈租金。到了1847年，曼彻斯特的商人们不愿再投机于海运货物。甚至最有声望最有信誉的怡和洋行也不得不预购一半的英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并且在货物售出后也只能拿到50%的货款。[167]在广州的各英国公司的资本都渐渐被冻结了，资金紧张起来。那些新近从事外贸的中国商号，在繁荣时期向老行商或山西票号借了大笔的钱，现在突然间要求还清，被迫宣告破产。[168]1847年，进口的英国工业品越来越少，丝茶出口也直线下降。

茶叶贸易在资金危机过后很快恢复过来。1838到1842年间，每年出口茶叶4200万磅。但从1844到1851年，年平均出口量猛增至6400万磅。那些杞忧者关于新的条约口岸将会挤垮广州的茶叶贸易的预言，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乐观主义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广州同中原地区之间，横亘着大庾岭山脉。所有的货物都必须经过又高又陡的陈岭或梅岭的狭窄小路。这就使得广州的商业可能成为能控制这两条通路的造反者或匪徒手中的抵押品。最初，这一点看起来并不重要。当新的通商口岸开辟后，红茶和浙江、安徽的茶叶自然地开始流向上海，但是江西、湖北、湖南的茶叶仍旧在广州交易。广州人认为这些贸易可以补偿那些失去了的市场。这是近视的观点。因为茶叶贸易现在从地理上划分为两部分。北方的茶叶流向上海，南方的茶叶送往广州。北江上游及梅岭通道的船夫和苦力突然间失去了工作。他们在远处运茶线路上的同行仍同往常一样，而他们，作为长江流域南部老式运输的主要中间转运人，却失业了。梅岭地区10万失业的脚夫和北江流域上万名贫困的船民成了秘密社会或匪帮的现成招募对象。由于骚乱增加，可搬运的货物减少，失业扩大。这种失业不稳定的循环，对华中和广州都是灾难。到太平军在这些地区作战时，船民与苦力都卷了进去，广州的茶叶贸易额几乎下跌到只有原来的一半。[169]

茶叶贸易的变化并不是40年代中期的商业危机直接引起的；但是，纺织品市场的变化却是1847年商业危机直接影响的结果。[170]优质生丝出产于一片100英里长的狭长地带，上海即在其东南角。由于上海的商号供货能很快适应当前的需求，上海有成为中国生丝主要交易中心之势。资金危机只不过是把可能变成了现实。当远离产地中心的广州囤聚了过多的货物时，上海跃居领先地位。广州不再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了。[171]

首先感到这一收缩的是当地的搬运工、货栈主、钱币兑换商以及买办等依靠外贸谋生的人。伴随着反洋人运动而来的城市的很多不稳定，可能就是这一经济危机的表现。[172]最后，连大商号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生丝贸易的衰落，许多老行商开始专营茶业，还有的人越来越转向经营高利贷。鸦片战争以后，需要资金以重新建设。公行在高利率下乐意提供资金。[173]但是，“新制度”和贸易状况的变化共同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克服的。到1900年时，所有的行商，除了怡和行的后裔，均已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就是伍家的巨额财产，也只剩下10万元了。[174]

图一 1845—1848年间广州英船进出口货物趋势[175]

福、潮沙船商在这一时期也败落了。不过更多的是由于有桅帆船的兴起，而非鸦片战争的影响。自从1835年泰国的商号采用这种帆船后，远洋中的沙船就越来越少见了。[176]1842年后，外国船获准参与中国沿海的贸易。外国船在速度、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过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海盗船，沙船被挤出了运输业。最后，由于海运贸易大多是奢侈品贸易（海参、燕窝等），在19世纪40年代的困难时期中，当然首先衰落了。有一段时期，沙船业的纯利高达200%—400%，到1852年，只有20%—40%。[177]

最后，那些为英国货充当掮客的商人发现，对所有这一切压力的反应，就是本地对外国纺织品的需求几乎下降到零。所以，1849年时只有纺织品商行中断英国人的贸易是不奇怪的：毛织品商于2月26日中断贸易，棉织品商于3月3日中断贸易。[178]他们的一份传单说：

我等常闻“近者乐，远者来”[179]。如此，生意就会兴隆。又闻国家安宁，货物就会自由流通。故我等布商从夷人手中买货又运销各省，一直相安无事。自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事以来，各商号生意眼看一日不如一日。试问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中能获微利者究有几家？……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丝和棉做成衣服而必须用外国货乎？[180]

是商业的衰落而非排外主义，激起了抵制。[181]

虽然存在着对入侵的恐惧，虽然广州的布商由于经济损失产生了怨恨，商人同英国人仍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是地方的而不是民族的利害关系激发着他们。

英国人眼看着团练在增加，公众热情在高涨。毫无疑问，公众将反对他们进城。文翰3月22日接到了巴麦尊的指示，否定了他的如果徐广缙不同意入城就北进的计划。[182]所以他的唯一希望是清朝皇帝给予有利的答复。他的希望似乎没有全部落空，从广州城传出令人乐观的消息说，皇帝准许进城。[183]

徐广缙关于同英国人在虎门会谈的报告，于3月11日送达北京。在详细叙述了他的军事准备（但完全没有提到团练）之后，总督提醒说，英国人可能绕过广州而北进江浙。[184]这一点使徐向皇上吁请谕令夷人不得进城的请求受到阻碍。因为皇上真的对英国人可能北进的前景感到忧虑，于是就命令徐让步，让夷人保全面子，“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185]。

总督一定是在3月25日到3月30日之间收到这一指示的。这比他约定给文翰回答的日期只早几天。徐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所同意的而朝廷并不知晓的民众抵抗运动在迅猛发展，如果现在取消它，就会是大灾难。于是，徐决定向皇上报告团练之事，同时隐瞒自己在这个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加急奏报于4月14日送到北京。朝廷终于知道了有10万人“自发”地组成了团练。当然，“他们是忠顺于朝廷的命令的”。但是，驻在广州的正规军只有几千人，“岂能敌汹汹之众？……地方文武，亦安能有千亿化身，为之禁止耶？”如果允许英国人进城，那就意味着“内外交讧”[186]。

广东巡抚叶名琛，极力支持他的朋友的意见。他说，英国人是在虚声恫吓，“声东击西……但外强中干，口虽大言不惭，实则力有不逮”[187]。再说，地方团练已经组织起来，“均皆良善，并非匪徒，本系各顾身家”[188]。皇上被说服了。同一天，即1849年4月14日，他对总督和巡抚认为“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的奏折，批示“照该督等所议酌办”[189]。

朝廷的这道新谕旨4月29日才送到广州。在这段时间里，事态一直由徐广缙控制着。他大概相信有关团练的消息会使皇上改变主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付英国人。如果他只一味拖延，文翰就会发觉他是在隐瞒真相，那就造成了入侵的口实。[190]于是，徐独自做出了一项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冒险的决定。4月1日，他通知文翰，朝廷的谕旨已到达，内容是：“朝廷不能违背百姓的意愿而屈从于来自远方的人”[191]。徐伪造了一道圣旨[192]！

这场赌博的含意是非同小可的。如果英国人不理睬假诏书而攻打广州城，那么徐即使不算谋反，也得落个抗旨的罪名。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人确实见到了真谕旨的译本。因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英国的中文秘书处在广州衙门里就有一个极好的情报网。低级职员偷出奏报及谕旨的副本，便可得到报酬。在那年的3月底，郭士立[193]已经得到并翻译了皇帝关于暂时允许洋人进城的谕旨，但是否可靠尚有怀疑。[194]所以，当文翰得到假圣旨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欺骗。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进攻角度。他质问徐：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195]？徐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开始猜测文翰将要后退。[196]这一猜测只过了一星期就实现了，英国公使突然地无望地中断了通信，发出一个温和得可笑的警告：“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迫使我向我国政府报告。”[197]

这是19世纪中国的首次外交大成功。北京喜气洋洋。[198]朝廷嘉奖了徐广缙、叶名琛[199]以及著名的绅士首领，就是普通市民也被授予一块写着“众志成城”的匾额。[200]广州人十分满意。更重要的是，绅士们对徐、叶十分感激，因为他们使民众抵抗的传统合法化，并使广东省在精神上获得复兴。他们在为这两位英雄建碑时说：

从1840和1841年的战争中结下仇怨以来，十余年间，彼等践踏我疆土，捕逐我男妇，河海内外同被摧陷，独我广东灭之于三元里，诛之于黄竹岐，即三尺童子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凡此均吾粤民风使然，亦赖诸大人关心民瘼，激励百姓奋起，才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201]

徐广缙为成功而自鸣得意。他甚至对皇上夸口说，他胸中有这一谋略，已有很长时间。“臣等窃以进城之万不可行，有不待今日始之者。”[202]皇帝没有注意这种微带无礼的语气，因为他分享了总督的乐观情绪。不幸的是，他们都错误估计了英国对中国进攻的长期性；虽然在当时，他们的对策确是一次辉煌的成功。徐广缙使圆变成了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驾驭”了夷人，又使百姓满意。所以，1850年7月4日，皇上任命徐广缙单独掌管朝廷的夷务。[203]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这位两广总督几乎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设计师，他的建议都毫无异议地被接受。

徐本人，由于高兴、自信，以为他可以办成任何事。作为林则徐的老朋友，他一直同他一样，力主禁止鸦片。现在他以为他可以号召公众团结一致，最终在广东省扫除鸦片。下属们的强烈反对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204]后来，或许是想对伍崇曜及其他人在护城期间的作为给予报偿，他转向对外贸易。这次他获得较大的成功。1850年1月，他下令增收新的茶叶税，茶叶只能存放在公行的货栈里，这样，又转向了旧的垄断制度。[205]文翰为阻止这一计划而诉之于海关监督。[206]英国人只是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就搁置了这一切。6月，南海、番禺两县知县乘英国人不备，突然规定每一担茶叶交两钱税[207]，同时恢复了旧的垄断制度。在英国人还没有真正弄清事态时，公行已得到了选择商人同外国人作茶叶生意的权力。他们征得的附加税都送到徐的衙门，以换取承包贸易税的特权。[208]两年以前，英国人的抗议可以使全城震惊，可现在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徐变得越来越傲慢。据说他对自己的成功是如此得意，以至于把所有的公事都交给只知道“朘削民之脂膏”的助手们。[209]除了这些传闻之外，1849年的外交胜利还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的未来并不很乐观的复杂情况。

首先，对团练的支持助长了社会的偏向。绅士们随着权力的平衡对他们日益有利而牢牢地控制着地方团练。与此同时，这种动员使农村陷入混乱，鼓励了“好事者”[210]。1849年的反洋人事件就这样赞许了自1841年以来泛滥起来的社会动乱。

第二，北京使自己受制于两广总督的决定，小人物掌了大权。

第三，英国人愤怒地思考了他们的失败。1849年危机后不久，巴麦尊发表了他有名的所谓“威吓的棍子”的话：“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八到十年就需要整整队，以使他们不要乱了套。”[211]这不是巧合。

北京换得了七年的自在。其代价就是天津条约。

[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2]《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4下—25上。

[4]《鸦片战争》，第4册，第23页。

[5]同上书，第30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下；卷29, 23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62—163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上—24下；卷29, 10上、24上。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6, 1841年4月6日。民国《东莞县志》，卷70, 7上。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6上—6下。

[8]《鸦片战争》，第4册，第29页。

[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4页。

[10]石井，后来石井社学所在地。位于三元里以北，南海、番禺交界处。社学遗址现仍在，为当地小学。

[1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1页。

[1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11上。

[13]江村在番禺的西北角，邻近花县、南海交界处。

[14]《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5]见本书附录二。

[16]D.A.Low: 《布干达人民主义的到来》，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4.4: 433页，1964年7月。

[17] 《中国丛报》，4∶414页，1835年5月—1836年4月。

[18]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

[1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7上。

[20]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 16上—18上。

[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24上。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8上。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上—27下。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4下—9上。

[25]黄是卓越的古文学者，广州著名的书院学海堂的八大山长之一。

[26]这就是升平社学。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 15上—17上；卷33, 11下—14上。

[28]《中国丛报》，11∶64页，1842年1—12月；12∶328页，1843年1—12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下—30上。

[29]《中国丛报》，11∶576页，1842年1—12月。（现据英文回译——译者）

[30]《孟子》，《尽心章句》下。

[3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2]华南地区在正式活动中也避免那种直接见面的接触。如土地交易、解决小纠纷、订婚、决定产品价格等，都需要中间人。见Daniel Kulp：《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以下简称《华南的农村生活》），纽约，1925，1: 99页。

[33]《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35—37页。

[34]《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5]《清史》，台北，1961，第4829页。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第137—144页。张相文：《南园丛稿》，北平，1929—1935，卷8, 9上—11下。

[36]由于某些原因，码头附近那些卖咸菜的小贩，多加入这样的团练。见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附件1, 1851年1月7日。

[37]《鸦片战争》，第4册，第34—3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10下。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8上—10上。《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7—121页。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6下—39上。

[41] 《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5—117页。

[42]钱江最后被流放到新疆。在那里，他发现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声望已超过了他本人的实际情况。他几乎成了强硬政策的象征，而这个政策正在被耆英之流出卖。他的声名传遍边疆的守卫部队。他很快得到赦免。他从新疆回到北京，在大臣间周旋，提出各种建议、计划，但均未被采纳。不过，京城的一些重要官员仍同他保持联系，并试图为他谋个特别任命。但没有成功。更有甚者，当太平天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据说他作出了明快的反应。他宣称：“我的才能不能埋没。”然后乘一辆旧马车逃出了北京，到武昌投奔洪秀全。在那里，他据说曾向天王提出过征服全国的宏大计划。罗尔纲认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次会面。钱最终与其他的团练专家一起投奔雷以诚的幕府。钱在那里创造了一种新的税收“厘金”，这似乎是无疑的。他获得了成功。但他傲慢无礼，最后甚至雷也被激怒，将他斩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上海，1950，第117—149页。

[43] 《鸦片战争》，第4册，第35页。《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1—122页。

[44]《战时和议和后的中国》，2∶29—33页。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3下。《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2页。

[45]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8, 1844年5月1日。

[46]关于进城问题，有不少杰出的论述，尤有价值的是John J.Nolde的《广州城问题》和《1849年的伪诏》，后者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20∶299—315页，1960—1961。

[47]Nathan A.Pelcovis: 《中国通与外交部》，纽约，1948，第2—3页。又，Arthur Redford：《曼彻斯特商人与对外贸易》，曼彻斯特，1934，第九章。《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2章。

[48]《中国通与外交部》，第14页。

[49]参见本书第八章。

[50]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中国：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与巴麦尊子爵关于1847年广州敌对行动的通信》，利物浦，无出版年份，第12页。

[51]《密切尔报告》是1852年为英国外交部准备的一份分析远东贸易形势的文件。报告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它第一次暗示曼彻斯特的商人们梦想清帝国疆土内的四亿消费者是一个无限的市场，不过是一个神话。

[52]《中国通与外交部》，第4、16页。

[53]Elie Halevy：《皮尔和柯布顿时代：英国人民的历史，1841—1852》，伦敦，1947，第1—3章。

[54]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27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56页。

[55]《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 15章。

[56]《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源起》，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4页。

[57]《中西纪事》，卷6, 12上—12下。《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6—287页。《中国丛报》，10∶527—528页，1841年1—12月。

[58]在此之后，考试期间常发生反对洋人的骚动。其时，来自乡村的生童怀有热烈的仇外情绪，会集府城，在强烈的感情压抑下受试。见《中国与基督教》，第86页。

[59]《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33—436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72页。

[60]《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广州城问题》，第183—193页。

[61]FO17/59，“璞鼎查—阿伯丁”，快件71, 1842年12月2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377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0—371页。《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83页。

[62]对这些事的详细记述，见《1849年的伪诏》。

[63]FO17/71，“璞鼎查—阿伯丁”，快件163, 1843年12月14日；“耆英—璞鼎查”，上述快件之附件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28页。

[64]德庇时曾任东印度公司翻译，1816年随阿美士德使团去过北京。

[65]《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15—134页。

[66]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53（译为英文），1845年6月6日。

[67]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73, 1845年9月27日。

[68]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93, 1845年11月19日。

[69]如果用急件传送，实际上只要一个月左右。

[70]按照《南京条约》第12条，鸦片战争赔款付清后，英国就将舟山还给中国。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07, 1845年12月18日；快件112, 1845年12月31日。

[71]FO228/6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1, 1846年1月22日。

[72]《中西纪事》，卷13, 3上。

[73]FO228/61，英国人翻译的“公告”，快件8，附件1, 1846年1月21日。

[74]《中西纪事》，卷13, 2下—3上。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3上—43上。《清代通史》，第3卷，第458页。陆钦墀：《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见《史学年报》2.5∶267页，1938年12月。

[75]弗莱明叛乱（Flemish rlvolts），19、20世纪比利时境内说德语的弗莱明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瓦特泰勒起义（Wat Tyler's rebellion），英国14世纪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泰波利分子（Taborites），15世纪波希米业胡斯分子中的一个军事集团。——译者

[76]FO228/6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6, 1846年1月16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77—378页。

[77]FO228/61，英国人翻译的耆英的告示，快件13，附件1, 1846年1月23日。

[78]FO228/61，耆英的告示，快件25, 1846年3月25日；耆英的告示，快件23，附件1, 1846年2月5日。

[79]《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24页。

[8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13上—14下。

[8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4上—39上。

[8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5下。

[83]同上。

[8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6下—37上。

[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7上。

[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37上—37下。

[8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14下。

[88]M.M.Callery和yvan：《中国叛乱史》引用，伦敦，1854。

[89]FO17/120，快件1中之附件4、5, 1846年7月9日。Nolde在论文《广州城问题》中非常详细地考察了这一事件。

[90]1784年，一名中国人被从一艘商船——“休斯夫人”号上打出的礼炮击毙。清政府要求交出罪犯。自然，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个炮手应当对此事负责。最后，为了使商船得以卸货，船长把一名倒霉的水手交给粤海关，他很快就被处死了。

[91]即自以为在外国有特权。——译者

[92]FO17/120，“巴麦尊—德庇时”，快件3, 1846年10月3日。

[93]FO17/120，“巴麦尊—德庇时”，快件5, 1846年10月17日。

[94]FO17/120，“耆英—马额峨”，快件7，附件1, 1846年7月19日。

[95]FO17/120，“德庇时—耆英”，快件8，附件2, 1846年8月14日。

[96]FO17/120，“德庇时—耆英”，快件7，附件5、6, 1846年7月19日。

[97]FO17/120，“社学告示，日期为9月15日”，译为英文，快件12，附件2。

[98]FO17/120，“耆英—马额峨”，快件1，附件4, 1846年7月12日。

[9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6, 15上—15下。

[100]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3，附件1, 1846年9月23日。

[101]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2，附件1, 1846年9月17日。

[102]FO17/120，“德庇时—耆英”，快件9，附件2, 8月26日。

[103]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0，附件1, 9月6日。

[104]FO17/120，“耆英—德庇时”，快件13，附件1, 9月23日。

[105]FO17/120，“德庇时—巴麦尊”，快件13, 1846年9月26日。

[106]FO17/120，“德庇时—巴麦尊”，快件40，附件3, 1847年2月8日。

[107]FO17/120，“德庇时—巴麦尊”，快件7，附件3, 1846年7月29日；快件40, 1847年2月8日。

[108]《1849年的伪诏》。

[109] 《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2：第5章。《1849年的伪诏》。《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20—128页。

[110]FO228/72，“马额峨—德庇时”，快件64, 1847年5月20日。

[111]彭泽益等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1册，第509—511页。

[112]参见附录三。

[113]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62, 1847年8月10日。

[114]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2、253, 1847年12月6日。

[115]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4, 1847年12月7日。

[116]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8，附件1, 1847年12月9日。

[117]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58，附件1, 1847年12月9日。

[118] 《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25—134页。

[119]FO228/73，耆英捕人布告，快件261，附件1, 1847年12月10日。

[120]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269, 1847年12月27日。

[121]英译文见FO228/85，“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17, 1848年1月13日。

[122]“复经札饬该夷目，令其安抚各夷，毋许辄行前往”。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7下。

[12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6下—28上。

[1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8上—28下。

[125]耆英是以另一种文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的：当时城里卸下了很多货物，那些“唯利是图”的外国人在发动一场会影响他们生意的进攻之前，也许会犹豫不决。

[1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28下—29下。

[12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0上。

[12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0上—32上。

[12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2上—32下。

[13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 36上。另见《东华全录》，影印本，台北，1963，道光朝，卷12, 39下。

[131]据《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此据《庸庵续编》原文——译者）

[132]《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34—152页。《1849年的伪诏》。

[133]FO17/144，“文翰—巴麦尊”，快件69, 1848年7月20日。

[134]当时是一位正在上升时期的驻上海的年轻领事，后来（1865—1871）成了英国公使。

[135]FO17/145，“文翰—巴麦尊”，快件113, 1848年10月23日。

[136]FO17/145，“徐广缙—文翰”，快件12，附件1, 1848年12月29日；“文翰—徐广缙”，同上之附件2，“徐广缙—文翰”，同上之附件4。

[137]FO17/145，“文翰—徐广缙”，快件12，附件3, 1849年1月20日。

[138]《史料旬刊》，北平，1931，台北1963影印，地339下。

[139]《史料旬刊》，地340下。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24上。

[141]密迪乐与郭士立。

[142]这件事后来被野史说成总督文翰扣为人质，由团练救出。见《清朝野史大观》，台北，1959，第2册，第176页。

[143]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2, 1849年2月21日。重点是作者所加。

[144]《1849年的伪诏》。

[145]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4下。《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6.1: 49，注24。《清代通史》，第3卷，第460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3上。

[146]《中西纪事》，卷13, 4下—5上。

[147]《中国丛报》，18∶162页，1849年1—12月。这可能是海光寺或南海观音寺。

[148]《中国丛报》，18∶163页。

[149]《中国丛报》，18∶217—218页。

[150]《中西纪事》，卷13, 4下—5下。《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见赵之谦编：《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1929年照相重印本，4∶2下。

[151]如南海县是谭璐，番禺是许应、潘正炜。见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6下；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0, 1上；卷19, 30下。

[152]一亩稻田征一两一钱；一亩菜园七钱；一亩鱼塘五钱。

[153]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19日。

[154]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19日。

[155]《中国丛报》，17∶360—364页，1848年1—12月。

[156]《史料旬刊》，地，341下。

[157]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6, 1849年3月5日。《中国丛报》，18∶167页。《中西纪事》，卷13, 14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广东十三行考》，第169页。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5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43, 1849年3月12日。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上—14下。

[160]WO1/461，“义律—奥克兰”，1841年6月21日。

[161]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2, 1843年8月18日。

[162]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65, 1843年9月29日。

[163]FO228/3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2, 1843年11月14日。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1, 1844年1月8日。

[164]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2, 1844年1月31日。FO228/51，“马额峨—德庇时”，快件9, 1845年2月4日。

[165]1844年和1845年的领事报告可参考的材料太多，此处难以列举。关于这些垄断化尝试的记叙，见当事人德庇时：《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2∶48—109页。

[166] 《英国人民的历史》，第161—162页。

[167]《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2—13页。

[168]FO228/73，“马额峨—德庇时”，快件172, 1847年8月18日。

[16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中国丛报》，12∶331页，1843年1—12月。《清代通史》，第3卷，第457页。《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43—48、54—55页。

[170]就进口方面说，上海耗失商业订单的最初征兆，早在1846年就出现了，那时，广州货栈里堆积着英国的大批毛织品，卖不出去。见FO228/61，快件28，附件1, 1846年2月21日。

[171]FO17/154，快件37，附件1, 1849年3月28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6页。

[17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13页。

[173]《广东十三行考》，第168-169页。

[174]数字据英国领事报告：FO228/61，快件28;FO228/72，快件11，FO228/85，快件65;FO228/99，快件25。

[175]《广东的公行》，《通报》2.3∶309—311页。

[176]G.William Skinner: 《泰国的华人社会：分析历史》，依萨卡，1957，第42页。

[177]FO22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78]FO228/99，“艾姆斯莱—文翰”，快件34, 1849年2月28日；快件41, 1849年3月10日。

[179]“近者乐，远者来”，见《论语》子路。

[180]英译文见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28, 1849年3月28日。

[181]对这一时期广东省经济的总的讨论，见本书附录四。

[182]FO17/153，“文翰—巴麦尊”，快件32, 1849年3月22日。

[183]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0, 1849年3月30日。

[18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6下—38下。

[1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39下—40下。《1849年的伪诏》。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46上。

[18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6上—47上。

[188]同上。

[189]同上。

[190]包令后来宣称，美国领事曾把巴麦尊放弃进城要求的意向告伍崇曜，伍又告诉了徐广缙，见FO17/188，“包令—格兰维尔”，快件1, 1852年4月19日。

[191]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5, 1849年4月18日；“徐广缙—文翰”，快件45，附件1, 1849年4月1日。

[192]《1849年的伪诏》，第310—313页。

[193]郭士立原是荷兰教会派往泰国和中国的德国人。他是最早掌握了中文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各地热心布道的同时，也为鸦片商和西方官员做翻译，后来他成了英国公使的中文秘书。

[194]FO17/154，“文翰—巴麦尊”，快件41, 1849年3月31日。

[195]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2, 1849年4月2日。

[196]FO17/154，“徐文缙—文翰”，快件45，附件3, 1849年4月6日。

[197]FO17/154，“文翰—徐广缙”，快件45，附件4, 1849年4月9日。

[198]《中国丛报》，18∶280页。《中西纪事》，卷13, 5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2下—13下。

[199]徐被封为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叶，男爵，单眼花翎。

[200]《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229页。又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下，《中西纪事》，卷13, 6上。

[201]英译文见FO17/155，快件66，附件1, 1849年5月18日。这是一本印制的小册子，5月11日送给《京报》的长期订户，说明为什么要给徐广缙建碑。

[20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0下。

[203]《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98—399页。

[204]FO17/155，“文翰—巴麦尊”，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快件78，附件1, 5月24日。

[205]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4, 1850年1月8日。

[206]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10, 1850年1月21日。

[207]每磅三分之一分。

[208]FO228/113，密迪乐的报告，快件179，附件1, 1850年12月28日。

[209]“徐广缙”，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

[210]“粤人严禁洋人入城”，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中西纪事》，卷13, 6上—6下。

[211]《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