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九月十七日，宋光宗驾崩，终年五十四岁。这一年是新皇帝赵扩登基后的第六年，六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们回到事发前，仔细看一看。

赵扩是幸运的，太皇太后吴氏宣布垂帘听政，任命他为皇帝，而垂帘期只有一天。当天入夜，吴氏宣布撤帘，唯一的一条政治建议是回忆。

她回忆说，孝宗赵昚去世前曾说：“宰相须是留正，不可轻易。”

一个下属最重要的是得到上级的信任，像留正这样，让领导一直信任到临死前片刻，是多么成功啊。于是在光宗朝任相，像光宗一样毫无建树的留正又成了宁宗朝（赵扩）的第一位首相。

隐藏起来的首相大人被南宋官方给搜了出来，火速入朝，以便参与第二天的皇帝亲政仪式。当此盛况，受此殊荣，想想之前的临事逃跑，六十多岁的留正觉得很不好意思，前思后想，觉得一定要对新皇帝表示足够的敬意，以及亲近。

他提出了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施政建议，请赵扩推恩于人，也就是施恩于赵扩在王府里的旧日侍从近人。这么做，可以说很乖很讨喜，是留正这种让领导念念不忘的好下属的看家本事。可惜他没摸准新皇帝的脉，轰然撞上了铁板。

赵扩冷冷地说：“我还未见父母，就可以恩及下人了吗？”

留正骤然脸红，这在宋廷之上等同于被当众打脸，而他这还纯粹是自找的。这让人情何以堪啊，换个稍微脸皮薄些的，恐怕会立即辞职。

留正没有，他只是因为猝不及防才脸红了一下，之后迅速恢复正常，继续扬扬得意地当他的首相。在随后的十几天里，他处理的好几件事都让赵扩冷嘲热讽，挑出毛病。

留正仍然不在乎，他继续正常办公。这有什么啊，信不信在以后的史书里，关于这一段，完全可以这样解读：新皇帝刚上任，对工作不熟悉，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不急不躁、不气不恼，专心工作，让国家平稳地步入了新时期。

这是正面典型！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本来留正也会成为其中一员，只是他千算万算，再不要脸，也没看清楚一个人的真面目，掂量出这个人的真实分量，因而阴沟里翻船了。

韩侂胄。

韩国戚最近有点不安于位，他放着本职工作—皇家高级服务生不干，有事没事总去都堂转悠，还老是在首相大人面前忽隐忽现。开始时留正没理会，时间长了怒火陡然间升起。这是在搞什么，俺只是逃跑了一次，回来之后威望全都丢了吗？！

都堂成了菜市场，什么人都能随便进来溜达？

怒火中，他命令省吏往外赶人：“这不是知合每天往来的地方。记住自己的身份，哪里来的哪里去，赶快滚。”韩国戚大怒。

这些天韩侂胄本就很恼火了，政变已经成功，每个参与者都得到了好处，比如赵汝愚，据内线说这人马上就要从西府升入东府，由武转文，平步青云。而他呢，还是个高级服务员！

忒煞是欺负人，难道都忘了是谁鼓动的吴太皇太后？没有这尊神，你们能干出什么事！

可是……怒归怒，他总不能硬邦邦地找上门去邀功跑官，怎么说他也是韩琦的后人，该端着的时候还得端着！

所以他每天都去都堂转两圈，提醒大家他的存在，可是没承想被留正当众羞辱了一番。留正是吧，真当自己是三朝元老，当俺是个侍应生了……那好，就让你长长眼，看清楚了俺到底是什么人！

韩侂胄身为皇家高级服务员、数得着的后族成员，和大内的联系是亲密无间的，他有大把的机会零距离接近新皇帝。

如果把整个皇宫比作一个大牢房的话，韩侂胄有足够的能力切留正的冷猪肉。

他先是小心地观察情况，很快他清楚了赵扩非常讨厌留正。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南宋的皇室血统很有特点，自赵构开始，每一代都非常执拗倔强，只要他们看不上，无论是谁，都别想好过。忠如岳飞，奸如汤思退，个个灰头土脸，死相难看。

到了赵扩，这个特点照样存在，甚至有所加强。

韩侂胄不动声色地走近赵扩。两者的血缘关系，加上前些天慌乱中建立起来的安全感，让两者非常轻松地聊了些私人话题，内容主要是新皇帝突然上任后的得失，这很容易就转到了管理的层面上，自然而然地绕到了首相的工作上。

赵扩无法掩饰他对留正的厌恶，韩侂胄轻轻地挑拨了几句，迅速决定了留正的命运。几天之后，赵扩没经过部门审批，没走正常程序，用御笔直接罢相贬留正。

这个命令震动天下。

一来，宋代君主罢相，总是先示意本人自请罢政，之后君主准许，以示保全大臣体面，甚至为下一次拜相留有余地。像这样直接罢免，冷冰冰不留半点情面的，实在少见；二来，罢相是官场的大动作，其程序是所有官员升迁罢免的首要参照，有其不可更改和缺失的各个步骤，就连靖康时期罢免蔡京，都是台谏弹劾百官附议皇帝批准，才实施的。

像赵扩这样直接用御笔操作的，实在是极其少见。

留正被扫地出门。继任者尽人皆知，肯定是赵汝愚。他作为政变的首倡者、实施者，这点利益注定会得到的。

他几次推辞，赵扩几次勉强，他终于勉为其难地上任了。

赵汝愚执政，在很大层面上得到了认同。他的学识、资历、志向，在当时的南宋首屈一指，不管是谁，哪怕是愚悍泼辣的李凤娘，都没法否认。

赵汝愚真的有志向，他读万卷书，科考殿试第一；他兼资文武，两途为官鞭辟入里；他行万里路，江南蜀川间见多了吏治贪浊民生凋敝，这让他的正义感爆棚，使命感丛生。

他决定要倾尽一生之力，把宋朝带回到北宋中叶时的盛况。两者间相距不远，他不信人力不可以回天。他深怀感慨：“……国家自祖宗开创以来，盖历二百三十余年，如大厦焉，岁月深矣。栋挠梁折，曾风雨不庇矣。兴滞补弊，正有赖于今日。”

振兴天下，在他心中不外乎政、儒两道。政治方面，他自任领袖。精神方面，也就是儒家教派，他选择了当时的不二人选，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宗师。

朱熹。

这位在中古圣人史上排名第三，仅位列孔、孟两子之后的“朱子”，终于登场了。他被赵汝愚请出山，担任经筵，也就是帝师。

这样的配置，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挑不出毛病来，堪称最佳组合。消息一经传出，天下立即沸腾了，但凡知道点儿帝国往事的人们，都把赵汝愚比作范仲淹、司马光，而朱熹当然是二程。这样一来北宋时最了不起的执政者，最伟大崇高的大宗师，都在南宋找到了投影。

这简直是天不灭中华之元气，突然间在黑暗中爆发出了光明！于是时人称这时为“小元祐”。

普天都在同庆，皇宫的深处有一个人低下了头，开始喃喃咒骂。……赵汝愚，你小子还真担得起这个“愚”字。为啥你就这么蠢呢，简直比留正还讨厌、还操蛋！居然敢这样无视老子、消遣老子！

事情是这样的，政变进行中，赵汝愚作为执行者，他对同伙们有过许诺。他说，如果成功的话，“侂胄建节，彦逾执政”。

韩侂胄从高级服务员直升为节度使，赵彦逾从工部尚书进入东府。

可是成功之后，尤其是把留正赶走之后，一切都变卦了。赵彦逾找到他，他说：“我辈宗室，不当言功。”于是赵同伙还是工部尚书；韩侂胄找到他，他说：“我乃宗室，你是外戚，怎可论功？”名正言顺地，韩同伙还是高级服务员！

那为啥你成了首相？！

韩侂胄怨气冲天，但还处在暗气暗憋跟自己较劲的阶段。以他善于观望小心谨慎的秉性，他一定会先潜伏下来，等到时机成熟，能一击制胜时才会报复。

可不久之后，一件小事却把他深深地激怒了，让他忍无可忍地选择了立即行动。

话说赵扩的宁宗朝的精英分子聚集地比较奇特，居然是知合门事这个位置。除了韩国戚之外，还有一位能人名叫刘弼。这人官职卑微但颇精权谋，平时冷眼旁观，把朝局看得是清澄见底。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有业绩，这就和机遇有关了。

韩国戚那么大的后台，不也得和他在一个办公室混吗？

刘弼最近心里也有点不平衡，他自负心胸权谋在当时的江南绝对一流，连韩国戚也不在他的眼内。那么这次的宫廷政变，为什么赵汝愚选择的同伙是韩侂胄，却不是他呢？

至少可以咨询一下吧。

人有不平，必发之于口。刘弼有意无意地接近赵汝愚，像闲聊一样地问：“此次新皇登基，韩侂胄颇有些功劳，想来高升指日可待。”

赵汝愚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他又有什么大功。”

刘弼转身就把这句话告诉了韩侂胄。韩国戚大怒：“好你个赵汝愚，老子没有大功也没有过失，为什么人前背后一点体面都不给我留，你凭什么如此轻贱鄙视我？！”

但是转瞬之间他又平静了下来。

刘弼是不是在挑拨……带着这个疑问，韩侂胄决定亲自去试探一下。他郑重地前去拜谒赵汝愚，希望能有个好结果，这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是给赵汝愚一个机会。

按说政变刚刚成功，两人还是战友的关系，赵汝愚无论如何也得亲近些才是。不料新首相正襟危坐，岸然不语。

韩侂胄很快就告辞了。出来后，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刘知合没有诳我。”很好，从此之后，他知道该怎么办了。

赵汝愚，有你没我！

赵皇亲轻轻地挥挥手，打发走了韩国戚，仿佛挥袖拂散了一只苍蝇一样，只有轻松没有不安。随后，他集中精力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自己的宏图伟业。

他马上就要和开天辟地以来不出一掌之数的大圣人合作，改造国朝扭转乾坤了，哪有空理会一个小小的外戚、一个皇家服务员？

这是他的心思。平心而论，他实在是太轻贱韩侂胄了，视其如小人厮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半点的尊重。这样做，不仅韩同伙伤心生气，连旁观者都看不下去了。也有几位大人物，如工部侍郎、知临安府徐谊，劝赵汝愚厚待韩侂胄，使其心满意足，然后疏远就是，有什么害处吗？

节度使虽然恩数同于执政，俸禄高于宰相，毕竟只是一介粗官，连太监都兼职过，何必这样吝啬。

赵皇亲不为所动。

国子司业叶适也同样劝他。叶适，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是南宋儒家重要分支永嘉学派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能与朱圣人分庭抗礼，当然，后世的影响力上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的话不可谓不重，赵汝愚想了想，既然叶领袖都说话了，怎么都得给点面子。

几天之后，有旨晋升韩侂胄为承宣使。

终于升官了……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让韩侂胄暴跳了起来。他原本是防御使，很低，升两级之后是承宣使，再升一级才是节度使。也就是说，赵汝愚仍然是卡了他一级，说什么都不让他摸着节度使的边儿，让他眼巴巴地看着，就是爬不上去。这算是什么，逗我玩儿，拿我开涮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

韩国戚怒了，他拒绝承宣使，只迁一官去当观察使。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撮火行为。你不是压我一级吗，我偏偏再降一级，这样你觉得如何，高兴了吧？

消息传来，赵汝愚觉得自己是有些过分了，随后，派人去转达了一下抚慰之意。小韩，都是为国家服务，不要怄气，不要计较，要以国事为重，个人待遇是小事……换来的是韩国戚的冷嘲热讽，不逊之语。到这时，赵汝愚终于有点蒙了。

国朝史上首相刚刚上任就被小吏挑衅的事太少了。这个小小的服务生到底想干什么？怎么敢跟帝国精英叫板？

韩侂胄有自己的凭借。在他来看，他有两个非常大的优势：

第一，他是外戚。自古外戚篡权的事屡出不鲜，是很多王朝的噩梦，亦为各代当权者提防。这的确不假，可是与皇亲比起来，他就是好的了。外戚弄权是国贼，做得成功的话，会把持朝政十几年，或者一两代。可是皇家宗室成员一旦得权的话，就会导致篡位。

就像宋初时赵大猝死，赵二登基，之后一连九个皇帝都出自赵二血脉。

这远比外戚可怕百倍。

第二，双方的职务对比。赵汝愚是首相，他位高权重，与一个小小的服务员有天差地远之别。可是，换一个角度看，知合门事交通内廷，深入后宫，与皇帝更加接近，可以随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首相就不成了，他每一次想和皇帝相处，都会万众瞩目。史上很多大事，都会在这种情况下决定。

韩侂胄坐拥这两大先天优势，觉得有充分的体力能和赵汝愚掰手腕儿。但是真正决定动手之后，他突然有点儿茫然。

赵汝愚不是留正。留正在光宗朝有太多的劣迹让人心烦，扳倒他可以用挑拨的手段，并能迅速见效。可赵汝愚刚刚立有拥立大功，还素有贤名，这得怎么操作呢？

还用之前的办法，就算见效，也是个慢工夫……时间不等人呀。赵汝愚正在积极实施新政，等他出了成绩，再动他会难上加难。

犹豫中，有个人悄悄走近了他，对他耳语了一句话，让他瞬间茅塞顿开。刘弼，另一个皇家高级服务员。他告诉韩国戚：“您还有另外两件武器没动用呢，那才是扳倒赵汝愚的关键点。”

御笔和台谏。

台谏，御史台、知谏院。这两个部门是北宋设立起来的，用以监督百官、制约相权。到了南宋，它们在朝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京官万千，只有三个圈子。第一，三省二府。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和门下中书、枢密院，这是宰执圈；第二，给事中、中书舍人等的侍从圈；第三，台谏圈。

这三个圈子中，论权力当是宰执圈最大，国之大政，尽出其中。侍从圈也未可小觑，官阶不高，可有一样很要命的权力—封驳。皇帝下的命令不合他们的心思，这帮人就能驳回去，让皇帝重改。另外，他们与皇帝非常亲近，能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哪怕皇帝不听，也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上述两大圈子集朝政权力于全部，建议权、决策权尽出其中，可以说两者联手，则天下尽在手中。可是，当他们面对最后一个圈子时，仍然有点儿心惊胆战。

言官，“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这帮人就像宋朝演义里的八贤王一样，上打君下打臣，打谁谁死，打错了没责任。

有宋一代权臣，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离不开台谏，都得把这个圈子牢牢地攥在手心里。

而御笔，是比台谏更直接的打击武器。

御笔，也称内批、御批。是皇帝处理朝政时的专属指令。它直接由大内发布至朝局，不经中书拟议，绕过封驳程序，避开言官论谏。可以说是把三大圈子都扔到一边，独行其是，不受任何监督阻挠的快速通道。如果想从历史上找到相似的，那就是北宋灭亡前夕的那位隐相大人。

梁师成。

梁大太监凭着这个，让蔡太师都退避三舍，礼敬有加。

刘弼的确是个人物，他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这两样东西，给韩侂胄的权臣之路点亮了路灯。韩国戚沉默了一会儿，暗暗地盘算：御笔，他有把握。长期的接触，尤其是登基之前就有的接触，让他与赵扩走得很近，完全可以通过操作御笔来影响赵扩。甚至以后绕过赵扩，直接掌握御笔也不是难事。

重点在于台谏，怎样把这样独立于整个朝纲之外的大圈子抓在一介高级服务员的手里呢？这个命题荒诞到让人抓狂，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个街头小贩要遥控香格里拉连锁饭店一样。可韩国戚觉着自己肯定能成功。

说干就干，他悄悄地伸出了手。

先是要把赵汝愚的好事搅黄。

赵皇亲当然知道台谏官的重要性，上位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整，他先是把两个亲近的原台谏官提升，进行了内部调控。可是几天之后，这两位就突然被调离了。赵汝愚觉察出了反常，可是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台谏官出缺，正好安排他的真正亲信补上。

他推荐刘光祖任侍御史。

首相推荐，万无一失。可是新任的枢密使陈骙突然跳了出来，声称他早年与刘光祖结怨，如果刘光祖入台，他将受到政治打击，与其这样，不如他现在就辞职。

赵汝愚愕然。

因为根据规定，台谏官必须身世清白，与所有官员都无怨无恨，如果素有嫌隙不和，并且有人直面讲出的话，两者必须有一人回避。

回避者以职位决定，低者回避。陈骙是枢密使，谁能比他更高？也就是说，刘光祖没等上任就被辞退，赵汝愚的第一步安插计划胎死腹中了。

初战失利，赵汝愚变得警惕，他开始了积极运作。他提议，空缺的言官人选由侍从来推荐。这样做堪称妙不可言：第一，可以向侍从圈示好，使宰执与侍从携起手来，哪怕控制不了台谏圈，也能孤立台谏圈；第二，他相信侍从之中，正人君子还是多的，士大夫阶层的元气还在，选出来的言官一定不会是宫廷小人一伙。

他想的都对，选拔如他所愿，两个名额都被与他亲近的人得到。不过可惜的是，临上任之前突然间风云变幻，原本落选的刘德秀，居然硬生生地挤掉了一个名额，进入了御史台。

理由是陛下御笔内批。

这还搞什么，公平竞选变成了空降兵部队。

赵皇亲猛然意识到了御笔出了问题，成了对方手里的利器，一定得除掉。他命令言官首领之一的右正言黄度弹劾这一点。

但出手又晚了一点，黄度的奏章刚写好，还没呈上去，就突然接到了外调的命令。仍然是御笔，还是没走任何程序，命令直接生效。

黄度大怒，拒不接受调令，在原有奏章上再加了一封，弹劾御笔这种东西本身就与宋代立国法制不符，应该取缔。

皇帝无动于衷。

皇帝有权沉默，那么只有走程序。黄度上书宰执，要求宰执为此事向皇帝进谏：从前导致北宋亡国的六贼之首蔡京就以操纵御笔祸乱朝局，现在怎么还能容忍这种东西存在？！

理由充分，赵汝愚乘机带着奏章去找皇帝，要把事情彻底说清。说了半天，说得赵汝愚口干舌燥，黄度的命运却一落千丈：从外调州府变成了宫观闲职。

如此当头一棒，打得赵汝愚本人灰头土脸，更让他的班底们心惊胆战。那可是言官里的高层，说完就完了，谁不害怕！此时，赵皇亲应该想尽办法提升士气，做一两件奋起回击的狠事，才能挽回局面。可是他没有，他办了一件让人怎么都想不通的事。

赵彦逾被踢出临安，出知建康府。

赵彦逾，当初政变的真正发起者。他本是上天赐给赵汝愚的天然伙伴，两人从出身到志向完全契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会团结到死党的程度。可赵汝愚偏偏就不履行承诺，说好的官职不给，并且没过几天就把他贬出了京城。

这是为什么呢？

赵彦逾无论如何想不通，难道说这个命令不是赵汝愚下的？可是签发部门是都堂，尚书级别官员的调动必须经首相批准才能实行，赵汝愚肯定是知道的。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赵汝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赵彦逾怒了，你做初一，我便做十五。

他找到了韩侂胄，说了一句话：“内禅是我俩之力，赵汝愚不过坐享其成而已。现在他身居相位，擅作威福，视我俩如无物。怎么办？”

韩国戚立即认可了这个同伙。

这次会面很可能被赵汝愚知道了，几天之后，赵彦逾的调令有了更改，不去长江边的国防重镇建康府了，而是去四川当安抚制置使。

火上浇油，居然外调成了半流放！

赵彦逾气到头晕，再没了顾忌，他在临行前争取到了一次面见皇帝的机会，把一份名单交了上去。他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

这些都是赵汝愚的死党。

这种揭发在官场上是大忌，哪怕毁了对方，也会同时毁掉自己。赵彦逾这样做，纯粹是气到不行了，而效果也的确达到了。

赵汝愚是皇亲，很多人提醒过赵扩，宗室为相凌侵君权，是赵匡胤当年定下的国之禁忌。赵扩没信，毕竟他之所以能上位，全是赵汝愚操作的。而这时不一样了，赵彦逾同样是拥立大臣，同样是皇室宗亲，他出面指证，由不得赵扩不信。

至少，一片阴霾笼罩在了赵汝愚的头顶上。

赵汝愚连战连败，有人坐不住了。

圣人朱熹。

朱圣人是赵皇亲推荐入朝的，两人说好了协手改造宋朝，使之政治、精神双丰收，创南渡以来未见之美好局面，可以说荣辱与共。这时赵汝愚根基动摇，朱熹自然要出面。

介绍一下朱熹。

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福建长大。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又称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逆翁等。履历表里显示，他从小聪明，近乎于生而知之，对《孝经》等根性读物几乎一见即懂，懂了就有见解。

朱熹十九岁科考中举，进入仕途，没多久就重归湖海，再读诗书，开始了考问天地宇宙、思考人伦根底的大事业。

也就是在这时，他继承了北宋的二程道统。前面“北宋卷”中，曾经详细记叙过神、哲两宗时期的党派之争，洛、蜀、朔三党各有首领，各不相让，最后三败俱伤。二程是洛党，他俩以河南农村书生的身份硬生生地与国家顶级大臣分庭抗礼，对国家大政指手画脚，凭的就是学问。

即“理学”。

二程中小程更了不起，关键是活得久。他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叫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他南归时，小程高兴地说：“吾道南矣！”

一语成谶。

杨时传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罗从彦传李侗，世称延平先生；李侗传朱熹，朱熹不称先生，称圣人。至此，小程之学终于光大宇宙，主宰天地。

当然，朱熹之所以超越自先秦以来所有人，位列孔孟之后，排行第三，凭的不只是继承，更是发扬。他认为“理”是一切，是先天地而生，为万物之先的存在，是超越现实、社会等真实存在之上的一种永恒的标准。即“天理”。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看这一段时觉得云山雾罩玄之又玄，不知所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知道它有多么伟大。

这个“理”如此牛，无敌一样的牛，还能有什么物件能超越它吗？从概念上分析，肯定没有了。作为发现它、弘扬它的人，朱熹又应该是什么地位呢？

让孔孟列在前面是出于尊重而已，他应该是开天辟地重建乾坤的盘古才对！

既然卖概念，就要有盼头。“天理”如此神奇，在朱熹的理论中，还是可以实际触摸到的。办法就是“格物致知”。

要做到“穷格”，格到了极处，天理自现。只有天理出现，世间才会有真、善、美；反之，破坏这种真、善、美的，就是“人欲”。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建设出人世间和谐的完美环境。

如此伟岸的理论，如此高尚的追求，当然是珍贵无比的。于是，道学的传播变得神圣、挑剔。当时有一位叫陈亮的名士曾经为道学家们画了一幅像，非常传神，记录如下：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这是说他们的自重。重到拒绝所有看不上眼的人，不是同党的人。而对于这些人，这些不懂道学、不懂他们发现的真理的人，他们会非常残忍。

“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曰是否，分毫不贷。”

也就是说，这票人不管你是否愿意，就开始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你的思想，分析你的行为，从你的灵魂深处寻找你之所以这样的根源，然后分毫不差地处罚你，一点都不宽恕原谅。

这像什么呢？

非常像欧洲中世纪时的教廷，除了没权力把犯人绑到广场的火刑柱上烧死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了。所以后世有人说，礼教杀人，道学杀人！

朱熹时代，还只是初期。到了后面，理学家们才真正露出他们凶狠酷厉的嘴脸。但是，既然要认真地、公平地说朱熹，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那么就一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评判。南宋，自从赵宋南渡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反思。

—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如此文化昌明，为什么会败给野蛮的、刚刚开化的女真人呢？！这绝对不应该。于是他们分析，寻找根源所在。当然答案有无数种，可在理学家们看来，是思想病造成的。是人的心变得贪婪，去追求财富。比如王安石等改革派，让人的心乱了，从而天降灾祸。又比如人的心残忍了，总想着打仗，与辽国战，与西夏战，与吐蕃战，搞得帝国元气大伤，最后败给了迅速突起的女真人……所以，战争是错的，也有罪。

这些都是“人欲”。所以要破灭之，根除之！然后才会存得天理，复归昌明，重新振兴华夏。

所以后世也有人认为，虽然理学有种种不妥、不近人情之处，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甚至是实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朱熹在当时并不能统一天下学术，就算在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的一位名叫陆九渊。陆九渊认为“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与之同等的还有“心”。

“心即理”。

陆九渊痛快淋漓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就是每个人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这个理论一经提出，让朱熹一脉大为光火。试想，朱圣人要穷尽一生之力，玩命地格物致知，才能知道“理”是什么，才能通过“理”去涵盖万物，高于一切。可陆九渊倒好，直接就天人合一了，他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他，这还让朱圣人怎么搞？！

一怒之下，文人开始互殴，两人隔着很远很远互相交换了很多口水，有人看不过去了，索性给他们提供了个专门的大舞台，让他俩登台辩论。

组织者名叫吕祖谦，时间是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地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后世人称之为“鹅湖之会”。

这次大会上两派各自夸耀，互相贬低，从学问辩论到人身攻击，堪称全武行。朱熹讽刺陆九渊的学术过于简易；陆九渊反击说朱学破碎支离，无法自圆其说，还吟诗一首：“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圣人大怒，想再反驳，发觉自己诗文功底不够，这种大会必将万古传颂，一旦写得不好，将永留后世，倒不如藏拙，于是不欢而散。

时间可以验证一切，朱熹在南宋时棋高一招，死后十几年间就奠定了理学圣人的地位，他所提倡的理学观念也成了官学，他注释过的“四书”位居“五经”之前，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科考、官用的不二经典。

相比之下，陆九渊没这么风光，官方一直不大认可他。从根本上论，也是他的学术不那么招人喜欢。领导们一眼就能看出，朱熹的理论是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管得民众老老实实，非常方便管理；陆九渊的心学过于注重个人心灵强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思想叛逆的动乱分子。

可是，心学的先进性是无法被否定的，更是没法掩盖的，二百七十余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终于让这一学术光耀于世间，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那人名叫王阳明。

回到政治上。朱熹学有所成，自然不甘寂寞。南宋四位皇帝在位时他都应召入朝，可时间都不长，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重回山野。

每一次回山，都会增加他的名望。这是不恋富贵、品性高洁的象征。

这次不同了，朱熹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施展报复的唯一一次机会。赵构不是他能左右的；孝宗同样心性坚定，尤其那时他的学术还在完善中；赵惇是个疯子，跟谁也不讲道理；直到赵扩，第四位皇帝年纪虽小，但心智正常，而他已过古稀之年，这时不搏，一世将过。

所以他及时跳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汝愚，打压韩侂胄。在他的奏章里，不点名地把韩国戚定为祸乱朝野的小人，是使用阴险卑劣手段见不得人的东西，简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人。

上来就这么狠，要么怎么说道学杀人呢。

摆在韩侂胄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低头认罪，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想反驳？好，你是奸邪；想反抗，更该死了。站在了道学的对立面，一定会搞得你永世不得超生，遗臭万年。

韩国戚没急，他天生就是道学家们的克星。朱熹害我，搞倒他就是，急什么。他轻松自在地想了一会儿，办法就出来了。

很快一场傀儡戏在宫廷内部上演，一个木偶在优伶的操纵下，仿效朱熹的样子讲说性理道德。

该木偶嬉笑怒骂，对国朝大政，对百官形态，对皇帝的起居日常无不横加指责，在他的眼里，世间充满了错误，谁都要接受他的斥责。

仿佛他是上帝，而其他人都是凡人，都生有原罪。

赵扩在台下看着，一言不发。他心底的怒火迅速升腾，台上演的不是戏，都是真实的生活。朱熹自从当上他的经筵官之后，的确什么都管，对一切都插手。长此以往，到底谁才是皇帝，谁才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韩侂胄冷眼旁观，只加了一把咸盐。他说：“朱熹实在是太迂腐了，陛下行动必有千乘万骑，而他要求您每天朝见一次太上皇，这实在是无理取闹。”

这说到了赵扩的心坎上。

几天之后，赵扩亲书御笔，贬朱熹回乡，只授予宫观闲职。

赵汝愚第一时间知道了朱熹罢职的消息，他利用首相职权把御笔封了起来，不给别人看。之后迅速去见赵扩，希望能够挽回。

首相在皇帝榻前且拜且谏，说了很久。皇帝没有打断他，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强了一个印象—赵汝愚，你跟我对着干。

你助朱熹不行君命！

赵汝愚失望而归，第二天朱熹罢职的御笔传遍朝野，事情开始变大发了。道学，在当时只是显学，是南宋学术界的一大主流，并没有成为官学，但受众众多，朱熹的门徒、崇拜者遍布官方民间，想罢免他，完全是在捅马蜂窝。

先是侍从圈炸了，给事中、中书舍人轮番上阵，动用封驳权阻止罢免；再是省部级高官，吏部、工部的侍郎们一起上阵，跟新皇帝叫板；最后一锤定音的人是一位负责登闻鼓院的牛人，名叫游仲鸿，他告诉皇帝：“……朱熹一去，则谁不欲去？正人尽去，则何以为国？”

上升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稍有理智、逻辑的人都能看出来，游仲鸿说的不是某位德高望重的大教授，而是国家唯一的领导人。

而游仲鸿正是最初选御史时，被御笔顶下来的那个倒霉蛋。结合在一起，赵扩就算再不聪明，都能联想到赵汝愚结党干政上去。

韩侂胄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都闹起来，让皇帝看一下，到底谁是忠君的，谁是另立山头的。都对号入座之后，事情就简单了。两天之后，御笔再次从天而降，直接交给了朱熹本人，让他立即滚蛋。这下朱熹彻底没话说了。只要是个人，稍有点面子，都没办法再赖着不走。

朱圣人卷铺盖回乡，距离他入朝只有四十六天。

或许他真的是位圣人，人生遭遇和排名前两位如出一辙。都是活着的时候东跑西颠，到了哪儿都不受待见。虽然身后有一大群的徒子徒孙，齐心合力地为他歌功颂德，将他推到宇宙第一宝座上去，可那要在他身后才能实现。

毕竟这时是宋朝了，圣人的待遇要比春秋战国时强很多，比如生前有太多的人为之奔走忙碌打抱不平。最先一位出面的是当时的名臣。

彭龟年。

他是光宗赵惇的亲信，曾为孝宗赵昚病危时赵惇不去探望而在龙墀上叩头见血，平时也有很多的劝谏，很是硬朗，在朝廷里以风骨著称。这人在朱熹贬职期间正好出使金国，回来后看到木已成舟，没法挽回了，一怒之下，他决定来个狠的。

他写奏章说韩国戚是小人，声称自己与他势不两立，决不共存于同一朝廷。

这一招屡见不鲜，每次出现基本都会搞得双方同归于尽。这时的彭龟年觉得自己是位殉道士，为了真理、圣人、宋朝伟业，这样做值了。

赵扩没办法，只好同意，他计划让两人同时下野。如果真这样了，对赵汝愚、朱熹一伙儿可真是天大的好事，以阵中一大将与对方主帅兑换，赚大了。

可是关键时刻赵汝愚的心突然变得柔软，他觉得每一个同志都是珍贵的，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是圆满的，他不能牺牲彭龟年！

于是他进宫跟赵扩商量，要不让他俩都退一步，别降别贬了成不？赵扩当然说好，他对韩国戚有深厚感情，对从小一直陪着他长大，动不动就对他进行“话疗”的彭龟年也舍不得，息事宁人是他所希望的。

皇帝和首相终于就一件事情达成了共识，真不容易，值得高兴。

几天之后，赵汝愚恨不得拿头去撞墙。他犯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错误，错失了撂倒韩侂胄的最后一个机会！

没人知道这几天里韩侂胄在皇宫里是怎么运作的，本来是与彭龟年一起死或者一起活的局面，这时居然是只有彭龟年一个人外放，而他官升一级。

几番较量，赵皇亲的招数基本上都用尽了，连圣人带亲信都赔了进去，终于轮到韩国戚向他进攻了。为了成功，韩国戚搜遍官场，给赵皇亲准备了三个人。

他们分别是李沐、胡纮、京镗。

这三个人都是赵汝愚历年结下来的冤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赵汝愚积极主动结下来的。李沐，现任右正言，是言官首领。他的父亲李彦颖是孝宗时期淳熙年间的副相，他本人以大臣之子身份恩荫入官。

某次，他请假回乡为父亲办寿，正巧按例当时朝廷要赐药、茗，作为对前大臣的礼遇。这让李沐非常高兴，试想寿宴当天有御赐临席，这是多么风光。可是赵汝愚非得让他顺道把药、茗捎回去，朝廷就不另派人了。

李沐郁闷。

这是莫大的荣耀好吧，总是由特派的专员送达好吧，这样才正规，才像个样子。现在要他顺道捎回去，知道的说是朝廷不见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假的，他装样子充场面呢。这个理由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理解，可是赵汝愚不理解。

他把李沐训了一通，非让李沐带回去不可。这是第一件事，再有是几年之后，李沐想为年迈的父亲争取个节度使的头衔，这是军衔，李沐硬着头皮找到了赵汝愚。结果可想而知，帮赵汝愚成功搞定宫廷政变的韩国戚都没盼到，一个退休的老高干凭什么搞特殊？

李沐又被训了一通，从此结仇。

胡纮更悲催些，他当学生时远涉千里去建安谒见主持武夷精舍的朱圣人。圣人？朱对来访学子是一贯地冷淡，只待以脱粟饭，佐以酸泡茄子，每顿还限量，不超过四个。胡纮大为恼火，认为“只鸡樽酒，山中不见得办不到”。忒煞是轻慢人！

归途中道经衢州，他向知州借船。船是有的，可是不巧当时有位大名士叶适也要借，学子与名士，当然取后者，于是胡纮只能站在江边运气，诅咒叶适。前面说过，叶适是赵汝愚的好朋友，世称水心先生，永嘉事功学派的领袖，与朱熹、陆九渊并称。

胡纮因此把朱、叶同时恨上了。

胡纮发愤苦读，终于金榜题名，名次还很高。他当了几任基层小官之后，入朝面见时任宰执的赵汝愚，特意提了一下自己中举时的排名，希望得到重视。

赵皇亲自己曾经是状元，在他面前提排名简直是笑话，是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蔑视权威。

可想而知，他像李沐一样被赵汝愚训了一通。从此，他恨赵汝愚入骨。

至于京镗，则更加无奈。两者本来没有丝毫的瓜葛，赵汝愚偏偏要打上门去。事情是这样的，京镗久历官场，不走谁的门路，一步步地熬了上来，好不容易分配去四川主政。这不是什么美缺，可也算一方大吏，从此迈上了至关重要的台阶。

关键时刻，赵汝愚不知哪根筋拧了，跳出来鄙视了一下：“京镗有什么才干，怎么配去主政蜀川？”明眼人瞬间就解读了他的心理，蜀川是他曾经管理的地方，京镗也去，难道说京镗可以跟他这个顶级皇族、状元、文武双全的奇才相提并论？

京镗郁闷，赵汝愚你嘴真臭！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赵汝愚平时的官场为人是怎样的，可以说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从不把其他同志当人待。他非常善于且热衷于凭空树立死敌，而且之后就忘记，仿佛所有人都应该默许他的特权，而他的冷嘲热讽、他的指手画脚，是应当应分的，大家只能欣赏。

说实话，这样的二货能活下来，一直爬到帝国首相的位置，真是老天没眼。

这几个冤家聚集在一起，长期的怨愤升华出了智慧，很快几条专属于赵汝愚的罪名出现了，它们是如此完美，全部针对着赵汝愚的闪光点。

罪名一，内禅前，赵汝愚说过“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话里话外，赵扩并不是唯一选择，其他的赵家皇室也有继承权。

罪名二，赵汝愚说过“郎君不令”，即赵扩不聪慧，不是帝国的理想领导人。怎样解决呢？太学生根据他说的这四个字而上书，要求赵扩尊赵汝愚为伯父，从而监国。

罪名三，政变前，赵汝愚曾说过，他梦见前太上皇赵昚授予他汤鼎，他背负白龙升天。鼎乃国器，龙乃人君，赵汝愚应于一身，这是想干什么？！

这些罪名精准地攻破了赵扩的心理防线，哪怕他真的不太聪明，可也不妨碍他回想所谓的内禅全过程。赵汝愚是忠于他的吗？

这个问号一旦画了出来，就再也没法根除了。赵汝愚罢相，远去福州。消息传出，整个朝廷都不干了，道学家们、侍从圈、宰执圈群起反对，这在意料之中，可连韩国戚一伙儿也不赞成。

这算什么，赵汝愚体体面面地到福州主政一方，这是有罪贬职，还是正常调动？如果是后者，将意味着赵汝愚会在不久的将来重回临安，再当首相。

这绝不允许。

韩国戚尽管只是一个高级服务员，可深谙政治斗争的真谛，打蛇一定要打到死。李沐等人再次弹劾，要求让赵汝愚奉祠省过。就是说，剥夺赵汝愚的政治权力，暂停一切权力，只授予宫观闲职，全心全意地反省。

赵扩同意了。

赵汝愚从权力之巅一跤摔了下来，直达底层。至此，韩侂胄终于松了口气。他报仇了，也安全了，剩下的就是开始享受生活。

他庆祝得太早了，完全没料到刚刚惹的是什么祸。按常理来说，帝国首相的更替再常见不过，南宋自开国以来，四朝君主除了那个疯了的之外，哪个都像按季节换外套一样，几个月、半年就换一个，每次都波澜不惊。

可这一次，居然闹到了天翻地覆的程度。大臣们、太学生们、名士们、侍从们从四面八方跳了出来，不要官职不要性命不要脸面地群起反抗，挺赵汝愚贬韩侂胄。

震惊过后，韩侂胄迅速透过现象看穿了本质。赵汝愚何德何能，一个只当过几年枢密使、六个月首相的人，对帝国有什么贡献，对官僚有什么影响，那张与生俱来的臭嘴，外加刻薄寡恩的性情，根本让他得不到哪怕一个真正的盟友。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完全因为一个原因—道学、朱熹。

与其说这些人在挺赵汝愚，不如说他们是在为道学、为朱熹正名。意识到了这一点，韩侂胄冷笑：一群不知所谓的书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自信，面对皇帝都敢指手画脚，命令之呵斥之；面对权臣更加放肆到敢于反抗，敢于丑化！

很好，那就见个真章吧。

韩侂胄命令言官们火力全开，针对所有敢于上书言事的人，不管是官员、太学生、名士，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贬职远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著名的“庆元六君子”，也就是被远徙的六个太学生；更出现了某官被御笔贬职流放，赵扩本人却不知道的事。

奇妙的是，韩国戚的御笔露馅了，赵扩却不追究。

到了这地步，任谁都应该绝望了，韩国戚与皇帝成了同伙，世间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撼动这对组合。可偏偏事情就反常了，反对派们一点儿没，仍旧前仆后继地往上冲。

这让韩侂胄警醒，打击的力度必须加大。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继续揪住赵汝愚狠打，打到赵汝愚死。实际操作是由胡纮出面，揭露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准备挟持太上皇赴绍兴，称绍熙皇帝”。这里的太上皇指的是赵惇。

不同于上次的三大罪名，那些是史实所承认的。这回是赤裸裸的诬陷，完全是无中生有。韩国戚达到了目的。赵汝愚在当年的十一月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寒冬时节，赵汝愚孤身上路，他先是受了些风寒，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受到了州守钱鍪的百般羞辱，第二年正月十八日突然死亡。

有说他服药暴卒的，也有说他中毒死的。

史料缺失，无法证明哪一种说法是对的。但他终究是死了，韩侂胄从根本上消除了来自他的威胁。皇亲与国戚的争斗告一段落，余波却远未平息，居然有无数人怀念追忆赵汝愚，并因为他的意外死亡而火冒三丈，认为韩侂胄不仅卑鄙狠毒，还毁掉了南宋振兴的未来。

这实在让韩侂胄费解，也让后世读史的人想不通。赵皇亲到底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

历数功绩，无非是内禅而已，那还是赵彦逾、韩侂胄两人跑东跑西，他坐镇中央而已。除此以外，几年的枢密使、半年的首相，从哪儿论也没什么成就。

面对一波一波没完没了的弹劾、抗议和小人、卑鄙之类的谩骂，韩侂胄终于怒了。作为一个长期在内廷工作的高级服务员，他还真的不熟悉外廷的政治生活气氛，不知道道学家是种什么生物。他居然敢于选择牙血相还，变本加厉。

第二件事，搞死朱熹。

圣人？朱被赶回原籍，闲职宫观，看似风光不再，可斯文还在，光环还在。很好，继续恶搞。言官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再曝出来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往事，以及他儿子死了多年，足不出户的儿媳妇居然怀孕了……从根本上破坏圣人形象。

很成功。

简直正中圣人这种人存在的死穴，别说是圣人？朱，就算是圣人？孔，当年不过是多看了几眼美女，学生子路就火了，搞得第一圣人赌咒发誓，如有奸情，“天厌之，地厌之”。何况圣人？朱是有前科的，他在官场上做过的事很不受人待见。

著名的南宋文人，《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在《夷坚志》庚卷第十里记载，朱熹在孝宗时期曾任提举浙东常平仓，与早年相识的台州知府唐仲友较劲，一定要扳倒对方，罪名是与歌妓厮混，有辱官体。这位歌妓名叫严蕊，她不愿违心指认，结果被朱熹下狱痛打，再发配痛打，直到岳飞的儿子岳霖提点刑狱时巡查，才揭露出这件事。

严蕊求自便，岳霖令她以一首词为状。这首词是：“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放了她，并且许她从良。

这首词迅速流传开，圣人？朱迫害同僚，痛打逼供弱女子的恶行也随之风行天下。有这样的前科，哪怕有再多的道学门徒为他辩白，那些丑事也无法彻底撇清。

圣人？朱很痛苦，在郁闷中还得写奏章认罪，哪怕是有选择的部分认罪。他清楚地知道必须得这样做，不然赵汝愚的下场就是他不久的将来。韩侂胄是个非常合格的政客，懂得与其费死力消灭一个人的思想，不如消灭一个人的肉体更彻底。

圣人？朱很聪明地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他的身体出了状况，几个月之后就生病去世。他的死应该不算什么意外，毕竟年岁很大了，年过七十。可是后果仍然很麻烦，他的众多弟子、同道者、同情者风起云涌、前仆后继地为他办丧事。

伺机报仇。

他们认定了是韩国戚害死了朱熹。圣人不能白死，韩侂胄必须为此负责！付出代价还不够，得永远地把这个敌人刻在耻辱柱上，万年不得翻身！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翻阅《宋史》想找韩国戚的话，在正常的官员列传中是找不到的，要到最后几篇的极特殊人物群落里去仔细搜，才有可能发现。

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韩侂胄郁闷地待在那儿，与万俟卨、丁大全、贾似道为伍，排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后。在他们的前面，是两宋的各大名太监，再向前很多排，才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道学家集团。这些韩国戚都不知道，他被眼前的局面搞得怒不可遏，也没法遏。

想生存下去，只有与道学集团不共戴天。

作为韩琦的后人，韩侂胄不缺乏斗争基因与凶狠基因，为了根除后患，他使出了第三招—伪学党禁。

先把道学定为伪学，道学家都是伪君子。这事儿可以从孝宗时代开始追溯。那时的朱熹等人就很让孝宗恼火厌恶，直接导致了朱熹第N次的归隐。这时上纲上线，把伪学晋升到伪党，由伪党再提升到逆党，道学派全体成为了违禁品。

一声令下，天下遵从。

基层工作从科考抓起，从这一年科考起，试卷只要稍微涉及义理就成废卷，《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中层规定但凡是道学门徒一律不得担任京官，历年考进来的各科进士、太学生等要查清楚是不是“伪学之党”。官员推荐、进士结保等环节要在有关文件上特别注明“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等保证。

在高端，事情是最严重的。北宋元丰榜、元祐碑的死灵复苏，韩侂胄列出了伪学逆党名单。其中有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太学生六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与道学无关，之所以榜上有名，都是因为参与了反韩同盟。

这次党禁在南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对南宋的伤害无与伦比。原话是“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照这话，仿佛孝、光两宗朝里的士大夫都很积极向上，没有不作为的，更不会整天清谈。是韩侂胄的党禁之后，才败坏了天下风气，谁都不敢干工作，不敢说话了。

奇妙呀，韩国戚难道是秦相公转世？

两宋间只有秦相公才有这么大的威力。韩侂胄的所谓党禁，除了赵汝愚、朱熹两人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时候的死亡之外，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也没见谁进大牢受大刑，为时也不过七年，与北宋元丰、元祐党人动辄几十年不死不休的争斗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在斗争的后期，韩侂胄表现得非常宽容。据记载，一个叫赵令宪的官员受邀去韩府拜访，仓促间把正在阅读的经过朱熹批注的《论语集注》放入袖中，施礼时这本书落在了地上。赵令宪心惊胆战以为大祸临头，韩侂胄却只是报以一笑。

或许在韩侂胄的心中，道学之流只是些不值一提的跳梁小丑吧，痛打之后扔到一边，时过境迁不必再理会就是了。

那么，凭什么说是韩侂胄把南宋从根到梢搞到腐烂的呢？

把所有的敌人都扳倒之后，韩侂胄环顾四周，有了点小迷茫。当初只是因为心中不平，受不了闲气，才与赵汝愚叫板。谁承想开始之后欲罢不能，一路斗下来前方再没有拦路的了，于是抬眼一望，发现了个现实。

自己居然成了第一权臣！

这个结果让韩国戚有些不适应，毕竟他的官途长跑并没有从开始时就确定了权臣终点站，可是既然达到了，谁舍得再离开呢？韩侂胄牢牢地攥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权柄，下定决心谁也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