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整个北方基督世界的音乐停了，城镇一个接着一个安静下来了。镇民不再举办戏剧节，嘉年华的服装被卖掉或丢掉，节庆祭典不是被遗忘，就是规模被缩小，徒具形式而已。教会一开始只是把狂热仪式赶出教会管辖范围，后来连街上和公开场所都不准举行。

在十六到十七世纪，官方大肆用各种方式来打压传统节庆。有时候又快又狠，有的地方政府违背传统，禁止人民举办庆典，有的教会拒绝信众使用教堂的庭院。有些是慢慢禁止的，例如先减少周日的庆典，然后不明就里地禁止了所有安息日的娱乐和运动。还有些地方，节庆活动是一点一点地被删减，例如十五世纪末某些德国乡镇开始禁止穿戴面具。[1]十六世纪在法国贝阿恩（Béarn），女王（指伊丽莎白一世，名义上的法国女王。）颁布命令，将唱歌与宴会列入非法行为。[2]跳舞、戴面具、在街上狂欢等等类似嘉年华或庆典的活动，一样一样被禁止。

教会和城邦统治者会一起打压庆典活动，有时则分头进行。在法国某个主教教区，大主教发现身边都是跳舞的人，“还有戴面具的男人对我吹口哨”，之后他收到六封国王亲缄的信，下令禁止所有团体娱乐。[3]十六世纪的里昂，当地教会解散了负责规划庆典的协会，取而代之的是虔敬团体如守夜祈祷会。[4]官方打压的目的往往都很可笑，而不是出于慎重考量。十七世纪英格兰某个教区的民众新立了五月花柱，传教士却谴责这个传统的庆典象征物，他的妻子晚上去把它砍下，一些年轻人又立了一个新的。当地的官员幸灾乐祸地说：“这个新的花柱很丑……又粗又歪。”[5]这一波查禁嘉年华的风潮中，也有人一开始不太顺利，英格兰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教士约翰·威廉姆（John William）说：“我无法阻止这些饮酒作乐的人，我越反对，反弹的声浪就更加高涨。”[6]

主使者查禁节庆活动，扬言要“改革”，这股风潮从苏格兰南部蔓延到意大利，往东到俄国和乌克兰，狂扫乡村与都市。他们针对的节庆除了圣人纪念日，甚至包括圣诞节、五旬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只要是狂欢作乐的场合都要限制。巡回的剧团、演员和乐手发现自己变成不速之客，被当地政府软硬兼施赶了出去。英国教区的募款活动如啤酒节不是被临时取消，就是完全禁止，只要是人潮聚集的商业活动也一律停办，包括市集。各种体育活动——奔牛节、猎熊节、拳击、摔跤、足球也遭殃。1608年曼彻斯特官方下令禁止足球比赛，因为“邪恶失控的人在街上从事非法的球类运动”。[7]甚至连一些非正式、小型的娱乐活动都被扫到台风尾，在英格兰的赛文镇（Westbury-on-Severn），一群老爱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跳舞、狂饮、捣乱”的年轻人被起诉，罪名是酗酒、通奸和各种对上帝不敬的行为。[8]

随着地区和时间不同，官方的查禁程度也不同。欧洲南部教区的庆典禁令比北方严格，通常只允许民众拿着圣人画像和纪念物在街上游行。在德国，嘉年华狂潮兴起时，新教徒现身阻挡，坚决反对公开庆典或任何失控的活动，这点之后我们会再提及。英格兰则在压迫和纵容两边摇摆不定了数十年。加尔文派全力要让庆典消失，斯图亚特王室却一再恢复它们，这也许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庆典，只是为了跟加尔文派作对。但大体而言，所有地区的嘉年华传统都渐渐消失了，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和阿龙·怀特（Allon White）总结了这些变化：

十七到二十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教会与官方制定了上千项法条，扼杀欧洲的嘉年华和大众喜爱的活动……尽管各地常有怀旧庆典，或让它们偶尔回归常态，但西方文化中最传统的庆典元素都被当成恶习——飨宴、献祭、游行、市集、守夜、热闹的场面、鼓噪欢呼，官方都会提防并控制这些场合。[9]

对百姓而言，丧失的娱乐和庆典活动难以估计。当今我们的文化，庆典活动已经很难再创造“迷失自我”的感觉，除了工作的场合，我们也找不到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很难体会以前人失去的快乐。有位年轻的法国人跟反对庆典的教士说：“要我放弃跳舞、再也不去参加庆典，这我做不到……哪有可能不跟亲朋好友一起鬼混玩乐的。”[10]一位住在英格兰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居民说，星期日的休闲活动遭到禁止后，公共场所冷冷清清，气氛低迷，人人若有所失。“之前公共场所总是生气蓬勃、五彩缤纷，不时有人驻足，成群欢笑。但现在只剩空荡寂寥的房子，男人和年轻人没事可做，只能流连酒吧。”[11]以前的人没书、没电影、没电视，休闲活动少得可怜，没了庆典，仿佛连快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股镇压浪潮根本就是在自我惩罚，为什么世上这么多人要把生活变成这样？十九世纪的传教士最喜欢以西南非改信基督的霍屯督人为例，批评他们的庆典活动。但令人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不是霍屯督人仅存的庆典（现在成了观光名胜又活络起来），反而是那些消失数百年、为数众多的庆典。韦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庆典活动受到压抑，从某方面看来，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效应之一。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史学家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研究也都深化了这个论点。中产阶级必须计算、储蓄，并且“延迟满足”，较低的阶级必须转变成有纪律、随时可进工厂的劳工阶级，一周六天，准时、神智清醒地上工，假日寥寥可数。农夫当然也得依照季节更卖力工作。新的工业时代来临，劳工得更努力不懈，一整年都得工作。

靠着可信赖又规律的工人，现金滚滚而来，英格兰的纺织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对这些创造经济奇迹的人来说，旧时代的休闲娱乐只是在浪费资源。在法国，路易十四在经济考量下，下令减少圣人纪念日，从一年数百个减少到九十二个。十七世纪末在英格兰，一位经济学家更发出警告，他估计，一到假日，国家就要损失五万英镑，多半就是因为没人上工。[12]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无情地只在乎成本，认为节庆活动无益于生产力，是低下阶层需要戒掉的坏习惯。比如说，宗教节日“圣周一”会让英国工人多一天假期，让他们在玩乐一天后还能休息。

新教徒，特别是禁欲的加尔文派强调，维持纪律对灵魂有益，庆典活动和游手好闲是罪恶的，因而说服了大批民众努力工作。某方面来说，他们的诉求和今日的基督教福音派相似，在严峻的经济秩序中，要求人们自律：少喝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别人的赠予心存感激。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与挥霍的天主教教会、封建时代贵族越来越格格不入。豪华的教堂、富裕的修道院还有一年四季都在举办的飨宴，越来越惹人讨厌。如韦伯所说的，新教徒作为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推手，“像一阵霜，下在可爱的老英格兰生活上”，冰冷地摧毁过去的圣诞庆典、五月花柱、游戏，以及所有快乐的团体活动。[13]

这种意识形态低估了庆典的重要性，只把它当成满足感的来源，更别说会阻碍经济发展。无疑地，工业资本主义与新教在摧毁嘉年华和庆典中扮演了要角。此外，从经济层面来看，还有一个因素常被忽略：对精英分子来说，庆典的问题不只是人类“没做的事”（不工作），而是人们“做”的事情（去玩乐）。十六世纪的欧洲政府（无论是王权或神权、天主教或新教）开始感到害怕，这些统治者以前也参加公开庆典活动，现在却加以污蔑，说那是粗俗的活动，更甚者，对社会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