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常理推测，经历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卡因上瘾的事情之后，弗洛伊德停止服用可卡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他自己所了解的危险限度，甚至在1891年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悲剧性的死亡之后还在继续服用。1885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他获得了去巴黎学习的奖学金，在著名的神经学家马丁.夏尔科门下求学。

十月份到巴黎后，他提出为夏尔科将医学论文翻译成德文，从而迅速打进了他的内部社交圈。从此他便可以参加这位伟大教授著名的聚会，巴黎城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就聚集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交换意见，公开展示自己的博学。弗洛伊德吓坏了——他给玛莎写信说他在这些场合靠服用可卡因来帮助自己放松。因此我们发现，他出去参加宴会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打上白领结，戴上白手套，换件干净衬衣，小心地梳理一下我最后剩的那点头发等等。再来点可卡因，好解开我打了结的舌头——”

但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只在这种场合才服用可卡因。平常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觉得孤独，思念玛莎的时候他都服用可卡因。这种药可以使他变得饶舌，他似乎很喜欢这个症状，两个星期后写信告诉玛莎说：

刚才服的一点点可卡因让我变得非常健谈，我的小女人——[两页后]——我在这里傻乎乎地向你承认，亲爱的，真的是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只是因为可卡因我才说了这么多的话——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86年二月二日，引自马森（编），1985

在正式的场合，可卡因是唯一能让他保持清醒的东西。这封信接下来谈到他另一次夜晚同巴黎社会上的女性老前辈们外出，他说，这个夜晚“无聊得让人要爆炸，只是那点可卡因才让我忍住了”。不过第二年九月回到维也纳，同玛莎结婚后，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减少了：既然他的未来已经很稳定，他似乎不再需要这种药了。然而这就结束了吗？他的自传作家希望我们这么认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其实他继续服用可卡因的真实情况要更加离奇——而且更加隐蔽。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实际依赖程度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他结婚五十年后，他的一批私人信件在柏林的一家古书店出售，这一真相才显现出来。这些写给柏林的一个名叫维亨.弗乐士的年轻医生的信件，让人们惊奇地了解了他当时的思想过程。信件集中在1887到1904年间这两个人之间奇特而又颇有成果的友谊上——围绕着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而发展起来的友谊。有人说，正是这种友谊促使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的到来，并最终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本身。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要求，这些信件本应该毁掉。它们能幸存到今天，是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的结果。

1936年，弗乐士的遗孀把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交给了一个德国书商，委托他卖掉。他把信带到了巴黎，碰巧拿给一位名叫玛利亚.波拿巴的希腊兼丹麦公主看。波拿巴又刚好是弗洛伊德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她马上意识到这些信件的价值，便花了100英镑把所有的信都买了下来。接着她写信给弗洛伊德，告知他信件的存在。他回信说非常感谢她把它们从市场上买了回来，并要求她把信毁掉，因为这些信里包含有令人难堪的内容：“我们的通信是你所能想像到的最亲密的那种。要是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那将会令我极其难堪——我不想所谓的后人了解任何一封的内容。”

但是波拿巴不愿意烧掉它们，还透漏说当时买信时他答应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永远不能还给弗洛伊德家族。她于1937年把信寄存在维也纳的罗斯奇尔德银行保管，但她刚办完这件事，德国就入侵了维也纳。罗施尔德银行是犹太人开的，有纳粹在城里，它里面的东西也不太可能安全，所以她利用自己可以自由进出的王室身份，再次领回了这些信件，把它们偷偷带到巴黎，但三年后巴黎也陷落了。

波拿巴迅速逃往希腊，把信留在了丹麦公使馆。这些信再一次被偷偷运走——这一次是放在扫雷舰里——到了英国。为了以防船在途中被鱼雷击中，这些信都用防水材料包了起来，还系上了“浮标”。幸运的是，它们一路安然无恙。它们在英国又呆了十年，一直没有发表。

弗洛伊德的家人最终设法获得了这批信的保管权，但他们却进退两难：该怎么处理它们呢？显然弗洛伊德本人不想公开这些信，但是这些信记录下了他在极富创造力，撰写他最著名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思想，毁掉这些独具一格的记录难道不是犯罪吗？他们最终硬着头皮于1954年出版了这些信，书名叫做《精神分析的起源》。

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兴奋得要命：这可是他发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梦的解析》——这一时期内心最深处的思想。这简直像拿到莎士比亚在塑造麦克白这一时期所写的私人日记一样。一位专家说这就像“找到了一首伟大的诗歌最早的也是最粗劣的那些底稿一样”。但是他们越研究这些信，就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有些部分不见了。这些信被删节过。实际上共有284封信，书里只包含168封。人们很快假设说这种删节是为了保护某种见不得光的秘密。既然许多失踪的段落显然包含涉及可卡因的内容，那么人们推测说弗洛伊德的家人是在试图隐藏他对可卡因的真实依赖程度。不过这种推测是真的吗？弗洛伊德和弗乐士之间实际发生了什么？

弗乐士是位耳鼻喉科专家，只比弗洛伊德小两岁。他于1887年来到维也纳，两个人马上一见如故：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研究医学的犹太人，都有不断添丁增口的一家子人要照顾。两个人都极其野心勃勃。他们俩十月份开始通信，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弗乐士的妻子爱达不久就开始忌妒起丈夫同弗洛伊德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弗洛伊德完全让自己的新朋友迷住了，决定以他的名字来给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起名（这证明不太合适：他的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

至关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和弗乐士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他们俩都梦想着通过全新的反传统的理论来让医学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他们花上许多时间，给对方寄去许许多多材料，设想出各种各样有关医学和科学的不合情理的理论。不过他们从不相互批评对方的努力，每一个都毫不吝啬地赞扬对方，他们俩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两人小分队，专门支持对方古怪的理论。人们后来发现，这个小团体不仅建立在不断热情地赞扬对方的工作的基础上，还建立在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的基础上。

弗乐士有一种理论——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发现”了一种综合症——认为身体所有病痛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鼻子里的某个部位。他说鼻腔是身体本身的一个微观世界，反映着病人的健康状况，并对此负责。他把这个发现称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并宣布说这一定会让医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坚持认为，从此以后，医生不需要对身体出现的症状进行局部治疗，而是应该治疗鼻子。治疗鼻子，还有什么药能比他的新朋友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卡因更好的？

弗乐士很快就声称他治愈了一百多例病人，从抑郁症和胸部疼痛到头晕，头疼，心痛，背痛和胃部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疼痛——都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是鼻子里究竟是哪个部位在作怪，然后涂上可卡因。这是一次突破。

医学界对弗乐士的理论看法并不高。他在有关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关键著作——《鼻子与女性性器官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鼻子内部同身体其他部位，特别是生殖器的关系，这本书在医学新闻界颇受冷遇：

这本书——同医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关系——读者在不少的地方都产生这样的印象：作者跟自己开玩笑——考虑到出版商这份选题广泛的书单上也包含了很好的科学作品，把这本丢脸的作品剔出去对他们而言应该不难办到。

维也纳医学周刊，1897，引自《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马森（编）

弗洛伊德对此恕不认同：他不仅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真实存在，而且坚信他自己得的就是这个病。这一时期他正忍受着抑郁症断断续续的发作，还伴随着心痛和粘膜炎。（弗乐士有同样的症状；这两个人都有粘膜炎的问题）。请来了各种医生给弗洛伊德做检查，可是没有一个能指出症结所在。有人建议说是他抽烟引起的，接着有有人说是他先天心脏就有问题。没有人能肯定到底怎么回事儿。然而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似乎给出了答案。弗洛伊德小心翼翼地给鼻腔内部涂上了可卡因，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好多了。这点证据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弗乐士是个天才！从此以后，两个人之间的通信就神秘地围绕着各自的健康状况展开——尤其是——围绕着对方的鼻子转。下面的细节很直观：——

某种很奇怪但是并非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用上了可卡因，上一次可怕的发作马上就结束了；此后情况一直不错，出了大量的脓——[就在第二天]——自从上次用过古柯碱之后，有三种情况继续同时发生：1）我感觉不错；2）我排出了大量的脓；3）我感觉非常好——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97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引自马森（编）

对于严重的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单用可卡因是不够的：肿块和鼓起处必须被切除。所以当弗洛伊德的症状发展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弗乐士会到维也纳去看他，给他的鼻子动手术。弗乐士自己的鼻子也同样要动手术。两个人术后都反映说感觉好些。可卡因被用作手术中的麻醉剂，术后又用来麻木手术部位的疼痛感。这类手术间隔期间发作的小小不适和精神抑郁两个人都是自己治疗的，当然还是用可卡因涂在鼻腔内部。

弗乐士没有意识到的是，可卡因很容易通过黏膜，尤其是鼻黏膜转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都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把这种药涂在病人的鼻腔内部，就保证了病人的身体能够吸收它。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尽管可卡因对他们的症状没有任何疗效，他们还是会反映说感觉好多了。弗乐士不了解这些还情有可原，弗洛伊德应该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对这种药有足够的经验，应该知道关键的两点，也就是说，可卡因能诱发非自然的快乐和健康的感觉（还记得弗洛伊德信里写的“我感觉不错——我感觉好极了”），以及可卡因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鼻子来吸收。也许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以前这种药他都是服食，而现在他是涂在鼻子里。另一个更不可宽恕的解释可能是他的情况太糟糕了，以至于没办法正常思考。

弗洛伊德和弗乐士因为不断使用可卡因而进入滥用毒品的怪圈。可卡因似乎的确能一段时间里消除他们鼻子的问题。但是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可卡因是一种血管收缩剂和气管扩张剂——它减少靠近皮肤表面的血管的血流量，并扩张呼吸通道。结果，鼻子堵住了的人，例如弗洛伊德，服了可卡因之后就会感觉呼吸容易多了。但是，可卡因的药劲儿一过去，血液就回到了皮肤表面，造成毛细血管膨胀，发痒。毛细血管开始发炎，鼻部充血又回来了——比以前更严重。与此同时呼吸通道又关闭起来，病人产生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因此，用可卡因来治疗这些症状倾向于导致重复治疗，因为用药者不得不靠一直给鼻子涂上可卡因来避免旧病复发。但是重复使用可卡因会损害鼻腔通道，而鼻腔通道的损害又会以粘膜炎和鼻塞的方式表现出来。

可卡因根本不能治疗弗洛伊德的粘膜炎问题，反而是这种病的根源。弗洛伊德和弗乐士都没能用可卡因治愈对方：只不过感觉治好了。这一点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依赖和他与弗乐士的关系令他的朋友感到不舒服，后来还成为令他颇为尴尬的根源，但却为他提供了创造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医学遗产所需要的环境。可卡因可以让服用者充满无限的自信和——正如曼泰加扎和哈默德试图在古柯的作用下写作时所发现的那样——各种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大多数的想法不过是任性的幻想，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弗洛伊德而言——它们可能真的会通向令人兴奋的新地方。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时刻，他正处于用某种全新的东西来替代十九世纪的心理学理论的边缘。他要提出的，是大胆的，反传统的，当时没有其他医生能想到的思想。尽管完全是以误导的方式，他的朋友弗乐士还是给他提供了鼓励，认为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可卡因给了他颠覆传统思想所必须的有深度的想象力，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全都错了的自负。就这样，弗乐士和可卡因结合起来，成为弗洛伊德一生发展最关键时期的催化剂。

好了，就是这个论点。不过，真是这样的吗？

我在图书馆以一本EM桑顿写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弗洛伊德与可卡因》的书为起点。桑顿认为可卡因不仅为弗洛伊德提供了提出新理论的推动力，而且认为没有可卡因，他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从表明上看，这个观点有点愚蠢：说弗洛伊德加上可卡因就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是一回事，说弗洛伊德减去可卡因就什么也没有，这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真的吗？我决定弄个明白。

我的第一站是汉普斯蒂德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弗洛伊德曾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去世，所以我估计他们应该略知一二。不过我还是有所保留：别人告诉我说就是这里的那些家伙删节了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件原件，他们要是发现我想宣传弗洛伊德有可卡因瘾的话，就决不会帮我的忙。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这些人不但不是删节那些信件的人，他们还非常乐意帮助我。我偶然路过博物馆，想和他们聊聊麻醉剂，他们便邀请我进来，领我四处转了转，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坐在桌边看——最上面的就是桑顿的那本书（让他们害怕我写有关麻醉剂的看法见鬼去吧）。不过他们的确提醒我说，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对这本书非常怀疑。“是.是的”，我会意地说，还摸了摸下巴。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也是个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他似乎相信了我，给我端来一杯草药茶。

我在弗洛伊德的房子里呆了两天，细细查看了他们的藏书。离开之前，我问他们还可以和谁谈谈弗洛伊德，于是得到了一小堆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专家的电话号码——以防我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当然，我随即就卡住了。

从我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弗洛伊德一直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是真的，直到1895年三月的一天，他接待了一位名叫爱玛.艾凯斯坦的年轻女士。她患有歇斯底里症，这种病非常棘手——似乎诊断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很合适。他知道弗乐士在这一领域颇有专攻，所以喊他来会诊，两个医生都认为，应该给爱玛动个可卡因麻醉的小手术，取出她鼻子里的肿块。弗乐士做完手术后就回家了，两个人都以为这个病例到此为止，但是爱玛很快就开始出现严重的流鼻血现象。

两个星期后，她的鼻子里散发出一种腐臭的味道。显然是手术出了问题。弗洛伊德请来了另一位专家，这个人清理了爱玛上次手术部位附近的区域，发现她鼻子里有一小截线头。他拉了拉线头，结果发现后面还连着半米长的医用纱布。他接着把整截纱布扯了出来，结果却出了意外。弗洛伊德在给弗乐士的下一封信里讲述了这件事：

片刻之后血大量涌了出来。病人脸色变得苍白，眼睛鼓了出来，脉搏也没有了——这时异物取了出来，我明白了一切——随后我马上面对面看到了病人——我感觉恶心。给她包扎好伤口后，我飞奔到旁边的房间，喝了一瓶子水，感觉糟糕极了——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95年三月八日，马森（编），1985

他们给爱玛草草包扎了一下，但是她有一段时间还是很危险。六个星期后，弗洛伊德给弗乐士写信说她的鼻子再次流血，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要不是包扎得非常迅速，她三十秒内就死了。这一对儿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他们自己明白。同代的一位专家写道，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震动非常大，他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相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存在。弗洛伊德此前一直坚信爱玛的病根出在身体上——出在鼻子上。事实上，他现在意识到，这是心理病症。这是他向发现无意识领域走出的第一步。

这似乎合情合理：弗洛伊德的脑子里有可卡因，错误地在身体上寻找疾病的病源，以及可卡因在爱玛身上造成的可怕的错误。这可能让弗洛伊德意识到了什么。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现在该是用上我的弗洛伊德专家的时候。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彼得.斯威尔士。斯威尔士现在在弗洛伊德世界里有点传奇色彩。他是搞弗洛伊德研究的人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年轻人，还是滚石乐队的前私人助理，被视为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对傻瓜毫无耐心，还不时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发起刻薄的攻击。他没有学位，也不是精神分析家，却一直令弗洛伊德研究学界怒不可遏，因为他总能发掘出“丢失的”关于弗洛伊德的材料来揭弗洛伊德的短（他还挖掘出弗乐士的一份声明，说弗洛伊德曾密谋要杀害他，还翻出了证据来证明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妹妹米妮有性关系，把弗洛伊德.弗乐士之间的关系搅成了一潭混水。）也许是因为这些颇有争议的理论和他无法容忍持不同意见者的缘故，他同其他人之间发生过多次争吵。在弗洛伊德档案馆，詹尼特.迈尔考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弗洛伊德研究学界发生的明争暗斗有详细的描述，她提到，据了解斯威尔士曾写过一份长达45页的材料来谩骂他不喜欢的人。弗洛伊德博物馆也曾悄悄告诉我说他有一次给一个人寄去过一封血书。我拨了他的号码，做好准备见识一下他的火药味。

一点火药味都没有。斯威尔士原来是个安静的，乐于助人的家伙，尽管他承认说，弗洛伊德学术界有许多“梦游者”，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他非常高兴地给了我其他人的名字，告诉我说应该同他们谈谈弗洛伊德和可卡因。我听说过198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用到了他的研究，于是问他值不值得一读。他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吗？似乎没有多少——“是他妈的失败之作”，他说。显然，他尚存些许昔日的魅力。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他向我解释了一些有关弗洛伊德的基本知识，建议我给其他学者打电话，一个星期后再找他，免得他忘了把一些相关的数字交给我。在此期间，我找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那篇文章。情况从这里开始变得非常令人费解。因为从《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看，爱玛根本就无关紧要。相反，他们引用了弗洛伊德另一个病人，伊玛的例子。

伊玛是弗洛伊德梦的主题——这个梦显然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真正的诞生。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一部大作《梦的解析》里记录并分析了这个梦。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全都与可卡因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可卡因是如何直接带领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

在这个梦里，弗洛伊德在一次聚会中，伊玛走到了他身边。他给她做检查，发现她喉咙里面有一些难看的伤疤。然而在解析这个梦的时候，他指出他检查的其实不是喉咙，而是鼻子：“她鼻甲骨上的伤痕唤起我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我当时常常使用可卡因来减少鼻腔讨厌的脓肿——”。伊玛一直在用可卡因。她被诊断出发生了感染——显然是因为在以前的治疗中给她注射了一系列包括三甲胺（弗洛伊德对这种化学物质表述得非常准确，还说“我看见它的化学公式以黑体字出现在我面前）在内的化学物质。按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的重要意义不在伤疤上，而在他命名的这种化学物质：三甲胺。

十一年前，他在《关于古柯》中谈到提炼可卡因过程中古柯叶子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味：三甲胺的味道。联系就在这儿。这就是连接一切的关键。这就是引导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那种认识。三甲胺。

咦？三甲胺和这些有什么相干的？我现在可是完全糊涂了。我于是给一个弗洛伊德分析家打电话，斯威尔士告诉我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可卡因有过一定研究。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伊玛意味着什么？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让一大堆精神分析学上的比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古怪的事还要古怪一万倍的东西给埋到了脖颈。竟然还发生在我最古怪的日子里。

他拿起了话筒，我便开始作自我介绍，但是他打短了我的话。“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听说过所有关于你的事情。我会给你打回去的。”我给他我的号码，开始道歉说不该在不方便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他。“这方面你应该找彼得.斯威尔士。”我解释说是彼得.斯威尔士建议我给他打电话的，但是他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我帮不了你”，他说。不过接着他就有了主意。“我跟你说”，他说，“最好的办法是你把东西先写出来，然后寄给我看，我再告诉你我的看法。”我说我的问题不是要找人校对文章，而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笔。说什么道理都没用。也许我应该仅仅问他几个有关伊玛注射药物的梦的问题。但这个办法也没多大用。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哼。

我给另一位专家打电话，这次打到了荷兰。他根本就拒绝同我讲话，除非我给他寄一份完整的个人简历来，再加上一份书面文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想和他联系。我问他是不是非得这样不可。“是”，他说。接着他解释说研究弗洛伊德的专家倾向于比较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趋向两个极端，要么认为弗洛伊德的伟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么认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服用了太多的药物。每个人不是支持弗洛伊德，就是反对弗洛伊德，没办法分辨出每个人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我问道。“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着话，就挂断了电话。

情况更不妙啊。我给剑桥的一个教授打电话，问他有关弗洛伊德的事情。他要求我告诉他自己读过哪些书，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了他。“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别的人了”，他说。我解释说我还是稀里糊涂地不大明白，还问他对桑顿的书怎么看——书里说的是真的吗？“你认为是真的吗？”他问我。我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那些事实怎么回事——有没有被歪曲？“你认为它们有没有被歪曲？”但关键是这个论点：弗乐士，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伊玛注射药物。这个论点站得住脚吗？“你认为站得住脚吗？”他问道。

噢，老天！我是在和一台只会把我的问题搅个乱七八糟再抛出来问我的机器说话！也许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起作用？那伊玛注射药物的梦呢？它又意味着什么？三甲胺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你知道三甲胺是什么吗？”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最后还是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甲胺，”他说，“就是散发出腐烂的种子的那种味道的化学物质”。接着他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里有一个梦，显然能证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在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但是没有人愿意解释是什么原因。两个专家压根就拒绝和我通话；一个专家就在此刻无疑在给我起草一封血书；我从剑桥大学得到的所有信息不过是三甲胺是发出种子在腐烂时发出的味道的那种物质。我感觉自己是在飞快地一圈一圈地兜圈子。

绝望之下，我扯出一张A3纸，在上面画满了箭头和方框，试图总结一下自己的发现。所有这些解释起来可能会含糊不清，但在我看来，事实还是非常清楚的。

从1884到1896年，至少有十二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定期服用可卡因。尽管很难确定服用可卡因对他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一点：肯定有某种影响。考虑到他这一时期正在为《梦的解析》做基础工作，认为可卡因在他形成这些理论的过程中起到某种作用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起到多大的作用，人们看法不一。

有两点证据指明弗洛伊德服用可卡因与他发现精神分析学之间有具体的关系：爱玛的病例和伊玛的梦。二者都清楚地指出，一是弗洛伊德本人服用可卡因而且把可卡因用在病人身上，二是他对医学怀有某种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弗洛伊德迷们争论说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可卡因在他后来的思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诋毁弗洛伊德的人说这些证据清楚地意味着可卡因起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但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最关键的证据——伊玛注射药物的梦——没有说服力。分析学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一直在分析这个梦，绝望地试图把它榨出汁来，好看看它里面是不是含有别的东西。可要是它里面没有包含什么东西呢？再次翻阅这些论文，我忽然意识到，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家伙正在试图解码事实上根本没有加密的东西！也许——震惊，恐惧！——伊玛注射药物的梦仅仅就是个梦而已。直截了当地看，我不得不承认除了我们已经知道之外，再也证明不出别的什么来：也就是说它只能证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建议病人也使用可卡因，这对他当时的思想也许产生了某种影响。再多往前走一步就纯属猜测——就是最可憎的那种把阴谋理论化和循环制造诡计的作法。

几个星期过后，我唯一可以真正肯定的是，同研究弗洛伊德的人纠缠，需要聪明得像是坐在空气管子上，或是把冰激凌藏在内裤里一样。这就是说：越傻越好。

我陷入了困境。无论我对弗洛伊德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一定会得罪某个人。要是我说可卡因同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毫无关系，斯威尔士和他的人马会咬住我不放。可要是我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背后隐藏着可卡因，那么弗洛伊德博物馆和整个弗洛伊德研究群体都会对我群起而攻之。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爱玛差点送命的经历，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伊玛的梦——无论如何，这可能就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那些东西。

要是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呢？也许我现在应该收手：谁知道那些在精神分析学的博物馆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我想象自己被带到弗洛伊德博物馆下面的某个秘密的地窖里，被捆在椅子上，手腕上绑着精神分析学家用来牵引他们的爬藤植物的绿塑料带，嘴上贴着结结实实的精神分析的胶带。弗洛伊德家族的一个不露面的代表埋伏在阴影里，某个维也纳的精神病患者穿着黑色的套头毛衣，戴着镶金属边的圆眼镜，面部表情怪异，双唇紧闭，拿着个带有绝缘性能极好的橡胶柄，还连着截电线的大号不锈钢圆棍走到我身边：“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这一个，嗯？”这个澳大利亚人会这样问。弗洛伊德家的人会点点头：“对，奥托。让詹姆斯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安插克劳非德检测仪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动，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请不要啊。不要克劳非德检测仪——”

我做了一个星期的恶梦。我的同屋建议说我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害怕的正是专业人士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