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是人类已知的最强有力的镇定剂。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在图书馆里呆了八个月后，我开始感觉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头。

莫尔提默令我生疑：他这本书枯燥得折磨人，却又如此有条不紊，还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前后参照，他怎么能写得这么轻松随意，意味盎然？这可说不过去。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第三页的第五段：

尽管别人可以指明道路，但是仗还是必须得大家自己打。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这世界也许看起来就像我们为自己塑造的那样——作曲家维勒把这个思想表达得非常有诗意，他说：“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和观念里”。这种塑造如果是由虚弱的双手来完成，或是受到混乱的大脑的影响，那它可能并不总是很对称。一种敏感的想象，如果音调调得很尖利，会在不和谐的环境中发出刺耳的声音，而如果这是一种已知的无能造成的，那将显得更加明显地刺耳。

《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D

这家伙吃了什么药？我愿意冒险猜上一猜。随着我艰难地啃完这本书，有一点也随之越来越明显：莫尔提默对古柯和可卡因的热情并非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慢着，它的确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可是还加上了其他的东西。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仔细查看书的卷首插图页，发现莫尔提默把这本书献给了马里亚尼葡萄酒的发明者安吉罗.马里亚尼的时候。为什么？莫尔提默是古柯葡萄酒迷？还是说他就是个替人捉刀的傀儡，是马里亚尼找来的二表弟三表哥，专门来鼓吹他的酒和酒里的成分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莫尔提默是个古柯的狂热爱好者——也许还是可卡因爱好者——而且，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才培养了那种强烈的渴望，酷爱描写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这才写出了那种枯燥无味得折磨人的东西，折磨得石灰能从墙上吱吱往下掉，折磨得屹立了几千年的罗马式拱顶开始呻吟，不再硬撑着，干脆倒塌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使用者对此会十分习惯：这是一种典型的伴随着过量服用可卡因而出现的特点——对细节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无意义的重复，注重细枝末节。积习成癖的可卡因瘾君子所有的症状在莫尔提默的作品中都暴露无遗。那他是个可卡因瘾君子吗？还是说他不过是个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家？

莫尔提默并没有详细讲述弗洛伊德的故事。也许他对此了解不多。他应该有所了解，因为可卡因作为娱乐药剂出现，如果要找一个人来对此负责的话，那就是弗洛伊德。当然，回到1897年莫尔提默写作的时候，这个角度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原因很简单：弗洛伊德当时还很不出名。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有趣——一定是这个特点让他不愿写下这个故事。

莫尔提默没有兴趣，我可是被吸引住了：弗洛伊德——一个医生，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一个十九世纪的全面发展的不爱说话的小子——为什么要对二十世纪最嬉皮的麻醉剂的出现负责？我转而向欧内斯特.何赛1953年的那本厚重的自传求助。何赛羞答答地给这一章起名为“可卡因趣事”，他似乎认为这一切的开始要追溯到弗洛伊德早年在大学里做研究的经历。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从来没有想到弗洛伊德上过大学。我的意思是，显然他上过大学——我只是从来没有多想弗洛伊德的受教育情况。想想看，我对弗洛伊德真的是一无所知。

我赶紧翻到前面两章，他早年的工作让凯斯.理查德夜晚在外度过的时光过得可真是快活消遥，我想了解这个家伙的生活。

弗洛伊德夫妇雅各布和阿玛利亚于1860年搬到了维也纳。大儿子西哥蒙在学校非常聪明，很有希望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是大儿子，最受父母宠爱，也是家里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卧室的人。他很快就在卧室里把他压倒一切的热情所在——书——直堆到天花板。他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吃饭，好多留点时间来读书。

1873年他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于是来到维也纳大学，作为一名搞研究的学生在厄恩斯坦.布鲁克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爱上了医学研究。他开始涉及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花上很长时间研究小龙虾和其他软体动物的神经细胞。他最终脱颖而出，只不过其成就有点让人拿不准：他成为第一个找到美洲鳗的生殖器的位置的科学家（如果有什么科学研究算得上比较要紧的话，这也算一项吧）。毫无疑问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他的成名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寻常的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882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回到家，正准备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忽然听到餐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他妹妹请了几个朋友来喝茶。其中有两个女孩他不认识，玛莎和米妮.伯内。弗洛伊德上楼梯的时候透过开着的门扫了一眼，看到了玛莎。玛莎正在削苹果，碰巧也在这一刻抬头看了一眼。她小他五岁，个子不高，长得娇小玲珑，人也聪明得要命，她吸引了他的目光。只需要一眼就够了。在家人的惊愕的目光中，他走进了餐厅，坐了下来，并进行了自我介绍。就单身汉弗洛伊德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后他们定了婚。

玛莎的家人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弗洛伊德家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望，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他们出自一个倍受尊重的家族。为了体面些——可能还希望玛莎能够找到更符合条件的人——玛莎被送到汉堡附近的万德比克那里和她母亲一起生活，直到弗洛伊德能养得起她的时候再让他们结婚。这样的举措给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住的离她很远，既花不起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买那必不可少的火车票定期去看她。

他没有安全感，感觉很痛苦，甚至预见到她会撕毁婚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挣到足够结婚的钱。但是怎么挣？弗洛伊德认为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发现某种可以轰动医学界的东西，使他可以同时名利双收：美洲鳗的生殖器是一回事，和玛莎结婚则是另一回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实验室呆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发现，就是一种用氯化金来维持神经组织的新方法，可这个发现没能给他带来什么经济收益——尽管两份新出的神经学杂志，《大脑》和《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杂志》都对此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而且很明显他永远也没办法靠这来赚钱。他接着就有了主意。他四月份给玛莎写信，告诉了她自己的想法：

我一直在看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有些印第安部落靠嚼古柯叶子来抵抗穷匮和苦难，可卡因就是古柯叶子的基本成分。一个德国人（阿斯肯布兰地）已经把它用在了士兵身上，事实上也报道说可以增强精力和忍耐力。我自己现在设法弄到一些，想用它来治疗心脏病和神经衰弱——也许其他人也在研究它；也许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不过我当然还是要试一试，你知道一个人只要坚持，就迟早会成功。我们仅仅需要幸运地成功一次，就可以考虑成家的事了。

1884年四月21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弗洛伊德从当地的一家名为“天使”的药店订购了一克的可卡因，在四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周收到了药。尽管他很关心药的价格（他把数量计算错了，最后花了他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收到药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吞下二十分之一克。很见效：他对钱，研究项目和生活的感觉好得多了。他想知道是不是可卡因能用来治疗精神忧郁症。此外，既然它可以消除饥饿感，他认为也许还可以用它作胃部麻醉剂。

弗洛伊德又服用了一些。显然，他有了重大发现，并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别忘了他此刻正像风筝一样精神恍惚。他坚持自己的理论，认为可卡因也许可以用来治疗胃部疾病，于是就给一个患胃粘膜炎的病人服用了一些；结果效果非常好，他便开始把样品转让给朋友和同事，要他们也试一试。他又订购了一些，还寄了半克给玛莎，要“让她结实点，给她的面颊增添点红润”，还建议她“制成八小包或是五大包药剂”。

向朋友和亲戚转让可卡因样品，他的这种作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鲁莽的。正如他的自传作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硬把可卡因塞给朋友和同事，给他们自己用或是给他们的病人用，他还给了自己的几个妹妹。简而言之，凭我们现有的认识来看，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公共危险人物”。当然，他不知道这种药真正的潜力，而他和朋友们也都是为了娱乐才服用它的。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理解大大提高了：他开始不服药就感到很难受。他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玛莎了，她长时间不在身边加剧了他天生的抑郁倾向。可卡因提供了完美的解药，他便立即倾心于它。他在1884年计划在夏末的时候到万德比克去，还兴奋地给她去信说：

我来的时候，我的公主，痛苦将离你而去。我会把你的小嘴亲得红红地，把你喂得胖胖地。而且要是你早熟的话，就能看出谁更强壮些，是个吃得很少的小姑娘，还是身体里含有可卡因的棒小伙子。我上一次情绪很消沉的时候又服了些可卡因，小小的一剂就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兴奋之中。我刚才还在收集美妙的文字，想给这种神奇的物质写一首赞歌。

1884年六月二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由此写出的论文，ubercoca（“关于古柯”），最终于1884年六月在一家德国医学杂志上刊出。他以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最近一个历史学家这样说到：“这篇文章一点也不像弗洛伊德的风格，出了好多小错误，名字都写错了，时间和地点也很混乱，文章起的标题也不准确，甚至还在可卡因公式上犯了个错误”。今天读到这篇论文的人一定会同意他的自传作家——不折不扣的弗洛伊德支持者——所作的分析，即这是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语气——在弗洛伊德后来的作品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它把客观性和个人热情的感受奇怪地结合了起来，就好像他爱上了文章的内容本身。他用的短语在科学论文中很少见到，例如注射可卡因后动物表现出来的“最棒的兴奋感”，和用上“一份”而不是一“剂”可卡因。

《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事先就把这篇文章称为是“一首赞歌”，这倒是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一阶段对可卡因的看法。当然事后可以看出，很明显，他对这种药的热情一部分来自于其医学潜力，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他自己尝试这种药而体验到的愉悦之感——弗洛伊德正在神游天外呢。

他把论文交给印刷商后就动身到万德比克去看玛莎，指望回来的时候能够获得有利的评价，他这种新药也能获得可能的未来。事实上，等他九月末回来的时候，可卡因已经比他以前所能想像到的出名得多——不过出于不是他所期待的原因。因为就在他去玛莎那儿度假的时候，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改变了。

弗洛伊德在继续他对可卡因的研究的时候，同一位名叫卡尔.考勒的同事一起做过几次生理学试验。考勒是个眼科实习医生，比弗洛伊德小十八个月，有一点非常出名：他对医学着迷到近乎厌恶的地步。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止疼药，这已经成为他后来的痴迷之所在。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局部麻醉剂，他学做的眼部手术是根本不用止疼药的，手术过程包括把病人用带子捆在床上，把嘴塞上，把眼睛强行掰开，然后就动刀了。这对病人是一种折磨——对医生也很难算是件轻松的事。此外，一些眼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还要求病人积极地参与进来，可能得转转眼球，眨眨眼皮，或是告诉医生自己能看到什么。可是，没有用麻醉剂就拿手术刀把病人眼球切开，你再要他们干什么都不太可能。

非常严重的手术中可以用乙醚来让使病人完全失去知觉，但是这个办法一点也不理想：这对体质弱的病人会非常危险，病人醒来后常常会感到非常恶心。要是他们恶心，那么呕吐的时候手术部位的针脚会撕裂开来，就必须得再做一次手术。因此做眼部手术的手术人们宁可不用麻醉剂，而衡量眼部手术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医生手术的速度有多快。

考勒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用包括吗啡和三氯乙醛溴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做试验，想找出能够消除疼痛却又不必让病人失去知觉的神奇的药物组合来。巧合得出奇的是，他同弗洛伊德的合作将要带给他的恰好是这样一种药物。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试验的这种药物正是他一直以来正在寻找的那种物质。

这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下午，相互给对方服用可卡因，并用一个功率计来测量服药前和服药后的肌肉力量。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既注射也服食适量的可卡因，据弗洛伊德说，有一次考勒嘴唇上沾了一些可卡因，告诉他说感觉嘴唇麻了。弗洛伊德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显然他自己完全没能领会这种药效的重大意义。考勒也没有。在弗洛伊德在万德比克同玛莎度假的期间，考勒继续进行可卡因的试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猛地一下意识到这种麻木感的重要性。数年以后，他叙述了当时那一刻的情形。

有一次我的另一个同事安琪尔医生用铅笔刀的刀尖挑了一点（可卡因）与我一起尝尝，他说“这东西怎么这么麻舌头啊!”我说，“是啊，每个吃过这东西的人都注意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我口袋里装的不正是我几年前一直在寻找的局部麻醉剂吗？

《古柯》，1885，派德制药公司

考勒跑出房间，穿过院子，径直跑到斯迪克教授的病理解剖学院的实验室，告诉值班的实验助手葛埃内医生他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试验。三十五年后，葛埃内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

考勒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儿，里面装着些白色的粉末，他对我，斯迪克教授的助手，说的大概是下面这些话：“我希望，其实是我期待这种粉末可以用来麻醉人的眼睛”。“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我回答道。接着我把几粒这种物质溶解在少量的蒸馏水里，从水箱里选了一只比较活泼的大青蛙，用一块布按住它，再将一滴溶液滴到它两只突出的眼睛中的一只里——大约一分钟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它具有历史意义。这只青蛙可以让我们触摸甚至弄伤它的眼角膜，没有一丝反射行为，也没有试图保护自己——而它另外一只眼睛哪怕是对最轻微的触摸都会产生通常的反射行为——在兔子和狗身上进行的相同的试验都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必须前进一步，在人身上重复这样的试验。我们相互掰开眼皮，把溶液滴到对方的眼睛里。接着我们又把一面镜子放在面前，手里拿着一只铅笔，试着用铅笔头来碰眼角膜。我们几乎同时很肯定地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甚至可以在角膜上按出一个窝来，却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更不要说任何难受的感觉或是反应了。就这样，局部麻醉剂的发现完成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是我第一个祝贺考勒医生成为了人类的大恩人。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考勒也许的确是人类的大恩人，可是他当时仍然只是个不拿工资的毫无名气的实习医生，该怎样让世界注意到自己的发现还是个问题。由于他没有钱到海德堡眼科协会的下一次例会去宣布自己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便事先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宣布自己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局部麻醉剂，然后把稿子交给前去参加会议的一个朋友，约瑟夫.布莱特尔医生。

1884年的九月十五日，当布莱特尔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论证了可卡因具有麻醉特性后，大家不由瞠目结舌：考勒，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实习医生，竟然解决了医学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等到弗洛伊德九月晚些时候从万德比克回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国际知名人士。

印加人——要是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话——是不会对他们这些发现感到吃惊的：他们数世纪以来一直在利用古柯止痛的特性。考勒也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可卡因具有麻醉作用的人：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了这种特性的重要性。他这篇论文刚一发表，就凭空冒出了许多医生，都声称自己早就知道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要是把其他所有曾经提到可卡因具有令身体麻木的作用，却没有衡量出其重要意义的人列出一个单子来，那么这张单子会列得很长很长，而且上面尽是杰出人士：就连弗洛伊德本人都在《关于古柯》一文中谈到它可以用作止痛剂。他提交论文后还专门告诉同事里奥博得.孔尼斯坦说可卡因也许可以用作诸如沙眼之类眼部疾病的止疼药。据报道孔尼斯坦还给一位有这种症状的病人试用了可卡因水溶液，结果发现情况弄得更糟糕。后来才知道他用的溶液浓度超标十倍，因此造成了眼部疼痛。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一位名叫葛日尔的法国医生数年以来一直给喉咙痛的歌剧演员开马里亚尼葡萄酒当局部止疼药，而且还总是劝任何愿意听的人，告诉他们说古柯具有麻醉作用。安吉罗.马里亚尼后来想争取让人们承认葛日尔的发现，不过他的动机与其说是无私助人，不如说是出于裙带关系：他是葛日尔的堂兄。

早在1880年就有一位名叫瓦西里.冯.安瑞普的俄国医生明确提到可卡因也许可以作为局部麻醉剂使用，还在《欧洲生理学杂志》上就如何使用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或是发现它。机缘巧合的是，接替安瑞普研究职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奥多.阿斯肯布兰地——他的研究工作当然又激发了弗洛伊德的兴趣，因而间接地导致了局部麻醉剂的发现。没有人肯听安瑞普说些什么，这一点首先就足以把他打入了未被承认的医学先驱的行列。考勒成了英雄；安瑞普什么也不是。他1925年死于巴黎，死时仍全然默默无闻。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情况非常不幸。所有的工作他都做了；考勒只是凭一时直觉（他也欣然承认其他人的确做了许多基础工作——还特别提到了弗洛伊德）。是他引起医学界的对这种药的注意，别人却抢走了所有的功劳。这种情况一定非常令人恼火，因为恰恰是这种发现能够让他和玛莎结婚并马上在维也纳安定下来。

没能认识到可卡因的潜力，弗洛伊德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他已经研究了几个月，甚至还对孔尼斯坦说过它也许可以用作治疗眼部疾病的止疼药。然而他没有完成从可卡因作为一种可以导致身体麻木的药物到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跳跃。他后来——非常无情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在未婚妻玛莎身上：

我可以追溯一下往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成名是我未婚妻的错。当时可卡因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是我研究得很深入，因此我在1884年从默克（供应弗洛伊德可卡因的那家达姆斯丹的公司）得到了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生物碱可卡因，并研究其生理反应。就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期间，出现了一个机会，使得我可以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和她已经分别了两年了。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对可卡因的研究，满足于从书本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预言说很快就能够找到进一步利用可卡因的方法——考勒因此而被认定是局部麻醉剂可卡因的发现者，这种麻醉剂后来对小手术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对未婚妻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毫无怨言。

引自《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这肯定是有记载以来的想要将过失推诿到别人身上的最无奈的努力之一。真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弗洛伊德同玛莎分别的时间不是“两年”，而是只有一年。到万德比克的机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如他未明言的那样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他也根本不是“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研究：其实他是在六月中旬把《关于古柯》送到印刷商那里去的，接下来他并没有直接去看玛莎，而是等到了九月份才去。弗洛伊德修建的借口之墙掩盖了他对自己没能成为局部麻醉剂的发现者有多失望；他后来私下里也承认，自己没有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完全是出于“懒惰”。

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显得过分沮丧。他坚信这种奇迹般的新药一定有可以派上很多用途，认定这条路上还将会出现更多的荣誉。可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除了作为局部麻醉剂外，再也为可卡因找不出什么合理的用途了。考勒的确偷走了弗洛伊德一鸣惊人的机会，不过随着事情离奇地发展下去，弗洛伊德很快就有理由为此而感谢他。

这次发现后过了六个月，弗洛伊德发现父亲意外地来了，还告诉他说自己的一只眼睛很疼。那天下午考勒碰巧在弗洛伊德家里，于是提出要给他看看，马上就确诊他患了青光眼。就在第二天，弗洛伊德，考勒和孔尼斯坦给弗洛伊德的父亲做了手术，挽救他的视力。麻醉剂用的就是可卡因。

弗洛伊德的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的高兴的人。医学界注意到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后，开始对这种药痴迷起来：好吧，这么说它可以用来麻醉——那么还能做什么用呢？似乎什么都用得上它。弗洛伊德在研究如何用可卡因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忧郁症；其他人认为可卡因可以解除糖尿病，哮喘或是梅毒的痛苦。到处都在报道它在外科的用途，从切除扁桃腺手术和产前阵痛到拔牙和痔疮手术，都说它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减轻疼痛。以前报道过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在苏格兰高地所做的颇为滑稽的试验的《英国医学杂志》非常高兴地说：

盐酸可卡因，新型局部麻醉剂

盐酸可卡因目前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任何不属于第一流治疗药物的东西是很少能够获得的。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发现新的局部麻醉剂的消息赢得了普遍的满意，人们为此而欢呼——显然，我们拥有一种价值极高的新药，可以帮助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来完成其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不仅仅是整个外科神经痛领域似乎经得起它的考验，而且作为各种手术的局部麻醉剂，尤其是用在眼部和喉部的外科手术，以及妇科手术中，目前，这种最后加入我们的治疗武器库的成员立刻给我们展现出了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

《英国医学杂志》，1884年十一月二日

这种新药是个奇迹，似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至少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是靠它而一举成名的。医学论文里忽然到处都充斥着年轻医生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药物，报告其作用的故事。可卡因还能作其他什么用途？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用上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眼科医生赫曼.克纳普，他订购了一些可卡因，拿到后紧接着就把它涂满了自己的舌头，抹在了耳朵，眼睛和嘴里。接着又把它喷到肺里，喷进鼻孔里，然后（也许超出了职责的必要）又给自己的阴茎注射了满满一针管可卡因。他发现自己变得面色苍白，失去了感觉。在一次用意良好开始带有性虐待狂色彩的试验中，他把一系列的导尿管和“其他器械”（可以想像竖笛或是长号之类的可怕画面）插入了自己的阴茎，想要发现疼到什么地步。“为了试验完整的缘故”，他对自己的直肠重复了这次试验。

他骄傲地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做过”的试验。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与此同时，美国的医学新闻界还报道了人们成功地把可卡因运用在尿道手术，切除向内生长的脚趾甲，牙科手术，妇科切除手术，甚至在‘用电解法去除一位女士上唇长的多余的毛发’的手术中。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对可卡因的非外科手术用途的报道中还可以找到其减轻男人性无能，和治疗女人手淫和色情狂的报道。

克莱弗兰德的一位医生声称用可卡因治好了两例耳鸣患者。《纽约时代周刊》报道说：可卡因在纽约已经成功地应用到一些新的领域——包括治疗枯草热，粘膜炎和牙疼，现在还在试验用它来治疗晕船——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可卡因能够治疗我们所听说过的最厉害的伤风头疼病”。

其他的报纸也都同样热情洋溢，尤其推崇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可卡因也许能够渐渐使得酗酒者和吗啡瘾君子戒掉酒瘾或是药瘾。

《波士顿医学杂志》报道说：“适量使用古柯不仅有益健康而且大有裨益”。《治疗学学报》评论说“无论有没有鸦片瘾，人们都感到想要尝试一下古柯。情绪低落时用上点无害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神经学协会得知就连“一个抑郁寡欢，沉默寡言的病人，背负最深沉的哀痛或是悲伤的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也会停止抽泣，高兴起来。制药公司纷纷开始推销可卡因药物，来治疗各种各样从晕船到枯草热的疾病和不适——有糖剂，有香烟，有止咳药，有感冒药；可卡因的应用范围没有任何局限性。

正如医学报告指出的那样，到1884年下半年的时候，再没有任何人对可卡因对身体神奇的滋补作用抱有任何的怀疑。可是究竟为什么这种药物会有这样的疗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多数的试验新手知道这种解释是他们理解不了的，所以也并不费心去琢磨这种药究竟在干什么，或是怎么干的。甚至连弗洛伊德和曼泰加扎这样的先行者也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科学要开始撬开可卡因神奇魅力的秘密，还要再等上一个世纪。

在新泽西的布鲁克黑文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同弗洛伊德他们一样致力于可卡因研究的人。诺拉.弗可夫博士是个身材娇小的美国人，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讲起话来速度足有一小时一百英里，是世界上一个精英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可卡因对人类大脑的作用。她过去的十七年来的研究使得她对这种药物的“犯罪手法”有独特的见解，现在她已经达到的高度是，她实际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十九世纪末可卡因会令大家感觉非常美妙。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可卡因会让人这么快乐。

在纽约城东六十五公里的地方，弗可夫二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给志愿者服用可卡因。我们在她的办公室例坐下来后，她告诉了我自己是怎么研究上可卡因的。事情还要追溯到1984年她还在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接诊了许多呈献出可卡因兴奋状态的病人，我们还在急诊室见到几个病人——这种情况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此我开始对他们进行研究，从开始进行第一次研究的时候，我就惊奇地发现过量使用可卡因的人的大脑会出现严重的变化。他们的大脑非常混乱。”

弗可夫在这一阶段寻找的不是可卡因在大脑里的作用机制，而是要找到证据证明这种药物对上瘾的人的大脑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她发现严重的瘾君子常常呈献出类似中风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包括面部某些区域瘫痪。弗可夫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可卡因造成血管收缩——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用作有效的局部麻醉剂的一个因素，因为血管收缩可以减少手术部位的出血——从而造成大脑内供血不足。

“血管的直径大小在调节大脑血流量方面非常重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脑对氧气非常敏感”，她这样解释道，“因此实际情况是，可卡因造成了血管收缩，而血管一旦收缩，紧接着就会造成血液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人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但是这只是个开始。比她的实际结论还要重要的，便是她在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在她寻求证明可卡因在服用者身上会产生类似中风症状的的过程中，弗可夫采用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方法：她拍下了人的大脑在可卡因作用下的照片。给人类的大脑拍照，这在弗洛伊德的时代需要把人头顶削去，所以我们也没法责备他没想到这个主意。给大脑拍照而不干扰其正常活动，需要有一台非常特殊——也非常昂贵——的名叫PET（即正子放射型电脑断层摄影）扫描仪的照相机。

PET有点像一种警方行动：给被窃车辆安装一个定位发射仪来监控其所在位置。将特定的分子同一台放射性发射器（正电子源，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连接，然后再注射到人体内。当这些分子通过血流进入大脑的时候，带了标签的这些分子会发射出自动导引的信号，扫描仪便把这些发射的信号记录下来，从而提供了一系列的图片来表明这些特定的分子在任何既定时间所到达的位置。你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加标签，然后就可以观察它是如何经过大脑的。

弗可夫一开始是给水加标签，把氧分子改成是O15。接着就开始摆弄使用可卡因过程中可能参与进来的分子：葡萄糖，后来就是可卡因本身了。她的工作第一次具体地演示了可卡因在人的大脑内运行的方式。弗可夫说，整个运行过程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多巴胺的负责神经传递的化学物质。

电路是通过机械的转换来进行物理连接，就像铁路上有许多个连接点一样。然而大脑却没有可以移动的部位。相反，大脑的电路连接靠的是通过化学方式相互交流的连锁线路：当细胞A想同细胞B连接的时候，它不是在物理意义上接触B，而是释放出神经传递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几乎同一时间就可以被细胞B接收，产生新的信号，信息就这样一环一环接替传递下去。这些神经传递物质中的一种就是多巴胺，它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好的关键。

在大脑的边缘区域——控制情感的区域——可以找到多巴胺。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些区域发生进化是因为它对诸如人之类的动物非常重要，可以使其能够进行某些物种繁殖行为（性交，进食），相比之下的某些其他非物种繁殖行为则是诸如跳下悬崖，把肢体插入脱粒机里等等之类的动作。多巴胺就是那种能让你的身体知道什么事情同物种繁殖相关的物质，它在身体里所产生的反应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多巴胺通过打通快乐线路来让你感觉很好。不仅仅是很好：让你感觉好极了。因此多巴胺对可卡因让人感觉很好的方式负责

事实上，在合适的位置上有更多的多巴胺就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尽管人们各有各的口味，某些物质似乎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人的多巴胺值。巧克力，大热天喝上一杯冰冻啤酒，或是洗个热水澡，这些都能提高你的多巴胺值。不过，这些刺激物产生的快乐总是非常短命，因为多巴胺刚一产生，马上就被一扫而光，吸收起来以备下次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块巧克力吃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却不能让你整个下午都感觉棒极了。大脑提供的多巴胺只够让你知道这是件乐事，接着就开始把它吸收殆尽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方法可以人为地大大提供你的多巴胺值：通过药物。吸上几支大麻香烟后再吃巧克力，味道会好极了，这是因为大麻提高了多巴胺的分泌，所以吃巧克力的时候有更多的多巴胺在那儿。诸如鸦片之类药劲儿更强的药物，可以强行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涌向大脑的快乐中心——从而产生强烈的快感。

但是可卡因比这些东西都要机灵。可卡因并不仅仅是提高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而是阻止大脑对多巴胺的再吸收。它找到一种叫作“多巴胺搬运工”的分子，把它捆绑起来，使之无法起作用，从而阻止多巴胺的再吸收。随着更多可卡因的摄入，更多的多巴胺搬运工忙碌起来，也就有更少的多巴胺被再吸收，因此就有更多的多巴胺再你的快乐线路上游荡——你的感觉就会更好。

弗可夫是第一个在她的PET扫描仪上目睹这一运动过程的人。她指出，可卡因刺激下的多巴胺分泌的顶点刚好同正在服用可卡因的瘾君子所说的“欣快感”完全吻合。她还指出，可卡因服食者一般使用的可卡因剂量可以锁定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全部多巴胺再吸收区域。再猜猜看。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快活。

当然，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们现在正在别处忙活呢。

除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之外，人们最兴奋的莫过于它可以用来治疗鸦片和吗啡上瘾的潜力了。在美国，人们对用这种简单的药物来治疗麻醉品上瘾的想法极为激动，因为内战之后，数不清的士兵回到家乡时都染上了鸦片瘾（因而人们委婉地称有吗啡瘾的人是得了“从军病”）。当时对这种上瘾的人仅有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实行冷火鸡疗法（即突然完全停药），要么是下半辈子仍然当个瘾君子。因此，当1878年五月WH本特利医生在给《治疗学学报》的一封信中最早提出这个想法后，美国医学杂志上纷纷出现了一系列报道，建议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治疗吗啡上瘾。医生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也是其中之一。真的可行吗？本特利引用了四个用可卡因消除了鸦片瘾的例子，还补充说他还治愈了三个“酒鬼”。美国各地都有报告支持他的观点。

希望能测试出可卡因是否能够把瘾君子从吗啡身边拉开，亚特兰大的一个人有尤其充分的理由。这个名叫约翰S彭伯顿的中年药剂师是一名联邦战士，曾经参加了内战，然后在1869年当了药剂师。和他那一代的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也是个吗啡瘾君子。彭伯顿花了好多年时间泡制出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专利的药物。除了骄傲地作为“BBB”（植物补血膏），“三效护肝片”，“全球之花止咳糖浆”和“印第安女王染发素”的发明者之外，还有一样发现可以让他声名远扬。

他在1880年也看到了有关用可卡因治疗吗啡上瘾的报道。他读过《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的登山冒险试验。他还注意到马里亚尼葡萄酒有多畅销。马里亚尼可是发财了：到这个时候他在纽约，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日内瓦都设立了销售中心。他甚至还在埃及设了办事处。彭伯顿开始对古柯进行试验，最终在当年晚些时候泡制出了他自己的马里亚尼葡萄酒，“法国古柯葡萄酒”（“理想的滋补品和兴奋剂”）。产品于1881年投放市场，彭伯顿很快就对一个记者吹嘘说“我相信我现在的产品比马里亚尼的产品要好得多”。

彭伯顿甚至还抄袭了马里亚尼的广告战术。他的广告告诉愿意上当受骗的人说世界上有2000名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喝“法国古柯葡萄酒”。他仍然在寻找治疗吗啡上瘾的药物，所以还用了这样的推销广告：“对那些不幸染上了吗啡瘾或是鸦片瘾，或是过分依赖酒精刺激的人而言，法国古柯葡萄酒证明是他们伟大的福音”。不过，法国古柯葡萄酒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麻烦。

18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亚特兰大投票通过禁酒令，决定从第二年的七月开始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这下可让彭伯顿搁了浅。法国古柯葡萄酒是不允许再生产了，他放弃了酒精，开始寻找新的成分来调配这种饮料的味道。他还决定给它换个名字。可是古柯酒里没了酒，又到哪儿去找个合适的名字呢？他的会计弗兰克.M—鲁滨逊建议说应该用它里面的两种主要刺激成分：古柯叶子和可乐果来命名。他灵机一动，决定改变可乐果的名字的拼法，好让这个名字在标签上看起来更加吸引人，这样，可口可乐诞生了。

广告上说这种饮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治疗药物”，是“一种理想的神经刺激物和滋补品”。可口可乐以糖浆的形式卖给给药剂师，销售时添上水装在六盎司大小的玻璃杯里卖。很快就发现可口可乐糖浆混上苏打水味道更好，这一点有助于提高它作为治疗药物的名声（嘶嘶直冒泡的饮料当时正流行，这些泡沫似乎让人回想起保健按摩来）。渐渐地，这种饮料开始流行起来，但是对彭伯顿而言，它流行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1891年他把可口可乐卖给了艾萨.葛瑞格.坎德勒。这个人以前是医学专业的学生，他注意到药剂师比医生赚的钱要多的多。在这宗有史以来最精明的金融投资中，坎德勒花了2，300美元的好价钱买下了可口可乐的权力和配方。当他38年后去世的时候，这个总是想要比医生赚的多的医科学生身价高达五千万美金。

可口可乐的成功令四面八方兜售药物的骗子们茅塞顿开，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数目多得荒谬的模仿品：自行车可乐（专为自行车手准备的），“迈卡弗古柯葡萄酒”，“印加可乐”，“咖啡可乐”，“唐医生可乐”，“诺拉牌无麻醉剂美味可乐”，“爱德可乐”，“考斯可乐”，“芹菜可乐”，“尼科牌复方诚信可乐”，“坎佛特可乐精”，“匹兹堡可乐精”，“万尼可乐”，“洛克可乐”，“奎娜可乐”，“秘鲁古柯葡萄酒”，“萨普森医生牌可乐酒”，“萨克里弗和凯斯公司的牛肉，葡萄酒和可乐”，“兰波特公司蛋白脢酸铁古柯葡萄酒”，“玛尔丁牌可乐葡萄酒”，“里耶比格的古柯牛肉大补丸”，“可口可乐”等等，等等，等等。阿拉巴马洲伯明翰城的一家公司干脆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投放的产品为“麻醉剂可乐”。所有的产品都声称，无论是作为一般的滋补品，还是作为治疗从抑郁和疲劳到“那些女性特有的精神紧张状态”的所有症状的药物，自己都有绝妙的功效。

既然可卡因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令鼻腔发干，人们于是认为它能够在治疗诸如枯草热和哮喘之类疾病引起的鼻窦不适方面有特殊的用途。许多这样的药剂都制成了鼻烟状——也许因此而导致通过鼻腔摄入可卡因的潮流。“塔克医生的特效药”，“阿兹玛牌膏药”，“瑞诺牌枯草热鼻粘膜炎药”，“尼奥复方达米阿那精”和“潘恩芹菜复方药剂”其实就是一些用于鼻腔的药粉，这些江湖药里起作用的成分根本就是可卡因。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美国拥有高达五万多种无处方药物、酊剂和药粉，直接向公众出售，所有这些药物里都含有能令人上瘾的麻醉剂成分。

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能在专利药物里买到：全世界都的药柜上都能买到各种浓度的可卡因水制剂和纯盐酸可卡因本身。第一家从事可卡因商业生产的工厂由德国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经营，1879年总共生产了50克。继考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直线上升，三个月的时间里从6马克一克一直涨到23马克一克。在美国，只有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生产可卡因，价格就更贵了，从2.50美元一克涨到了13美元一克。

这些公司刚一认识到这种无害的生物碱大有市场，就买上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从1881年到1884年，默克公司总共生产了1.4公斤的可卡因。1885年他们生产了30公斤。很快，更多的制药公司开始生产可卡因，价格便开始下跌。接着下跌。从1885年的二月份到十月份，默克公司的价格从23美元一克直跌到1马克一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战打成了平手，价格跌到了如此之低的程度，以至于直接从柜台购买纯可卡因成为越来越平常的事情；在美国的一些州，酒吧招待员甚至为客人提供掺有可卡因的小杯威士忌。

可卡因看起来像是全世界医生的救世主。然而除了可以在外科手术中用作麻醉剂外，它实际上什么也治不了：它只是让人片刻功夫感觉很不错罢了。还有一个问题，可不仅仅是让人担心而已。因为在可卡因群体的心中，情况变得有些不妙。

早在1885年一月的时候，就有开始有报道谈到可卡因的副作用——人们大为震惊，因为最初大家认为它是完全安全的。第一份报告谈到病人面部失去颜色，出冷汗，然后晕倒。接下来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症状：病人完全昏厥过去，全身出现痉挛。似乎某些情况下使用可卡因很有可能造成中毒反应，情况还会十分严重。据说一个俄国医生为一个小姑娘做小手术前给她用了23滴可卡因溶液，结果她马上就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个医生后来自杀了。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可卡因的药性也一定会有波动，使得人们对剂量的计算带有很大任意性，因此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太令人吃惊，不过有一个问题要严重得多——正如弗洛伊德很快意识到的那样：他亲眼目睹了这种药物是如何夺去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恩斯特.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生命。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恩斯特.布鲁克教授实验室的一名助手，是一个聪明，英俊，魅力超凡的医生，以个人魅力和能言善辩而出名。人人都喜欢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并且几乎成了他的门徒。他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是个最杰出的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教养在他身上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富有，接受过各种体育训练，神采奕奕的五官带有天才的印记，英俊，感情健康，多才多艺，对所有要紧的事都具有独具创意的判断，他一直是我的理想，我不和他成为朋友就无法安下心来，我从他的能力和名声里体会到纯粹的快乐。

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当弗洛伊德发现他这位不同寻常的朋友的斯多葛哲学的时候，对他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几年前在一次试验时出了事故，结果造成手部感染，从而导致他右手拇指的一部分被切除，而这又引起手术部位长出了神经瘤——神经末端异常增生——这种情况会非常疼痛。尽管做了好几次切除手术，这些神经瘤还是不断繁殖，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疼。每做一次手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情况都会恶化一次。

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还是很快就疼得夜不能寐。深夜，当整个世界都睡着的时候，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会坐着读书度过凌晨的时光，靠研究数学来转移注意力。当自己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都研究光了时，他就开始研究物理学，而一旦物理问题也变得太容易，他就自学梵文。弗洛伊德把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一生描绘成“永无休止的疼痛和慢慢靠近死亡”的过程。不过，他很快就要知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默默忍受着的痛苦并不是他唯一的秘密。

为了麻木疼痛，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给自己注射吗啡，而且很快就发现无法控制自己摄入的药量。等到弗洛伊德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自拔地染上了毒瘾。弗洛伊德于1883年十月发现了这个秘密，在给玛莎的一系列信件中记录下了这件事：

我非常悲伤地问他，所有这一切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说他的父母都视他为了不起的专家，只要他们活着，他就会坚持工作。一旦他们去世，他就会自杀，因为他认为自己也不可能支持多久——[两个星期后]他不是那种靠空洞的安慰的话就能接近的人。他的状态完全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令人绝望，你根本没办法反驳他。“我真受不了”，他说，“明明以前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更轻松，现在无论做什么却都要比别人多花上两倍的力气。我所忍受的痛苦，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忍受。”他补充道。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1884年四月的一天，弗洛伊德整夜未眠，照顾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他洗着暖洋洋的热水澡，却处于绝望的痛苦之中。弗洛伊德后来在信中说他无法描绘那天夜晚的情况，因为这和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就像是“奏响了每一个最深沉的绝望的音符”。可是就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他有了个主意。

弗洛伊德首先注意到可卡因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也看过本特利医生关于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君子的报道。他坚信可卡因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唯一的出路，是在两个星期后。当时他去他可怜的朋友的寓所看他，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家里却没有人应答。弗洛伊德把门砸开，发现他的朋友“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弗洛伊德建议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试试可卡因，绝望之下，他愿意试任何东西，“像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了可卡因”。效果似乎很神奇：反复服用几剂后，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吗啡摄入量渐渐下降。

弗洛伊德现在变成了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的支持者，开始在报纸和讲座中提到可卡因在这类病例中具有近乎神奇的功效，并推测说可能可卡因总有一天会清除所有的“醉鬼收容所”。他在来年向精神病学协会宣读的论文中谈到了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进行的可卡因疗法，说这个过程仅仅花了二十天的时间，还说“没有出现可卡因上瘾的情况；相反，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药物的反感。”

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就大为不妙起来。到1885年四月，距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第一次尝试可卡因一年的时候，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弗洛伊德后来才知道他每三个月要用掉价值1，800马克的可卡因——等于每天用上整整一克的可卡因——而且还是静脉注射。他开始出现可卡因中毒的症状。先是昏厥和痉挛一阵阵发作，接着是举止越来越古怪。很快就出现奇特的错觉：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被一个念头困扰住：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下面有昆虫和蛇在爬，于是花上很长时间把自己关起来，专心致志地想要把它们都抓出来（这些触觉幻想是可卡因中毒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因为它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才被发现——“可卡因虫”）。

卡尔.考勒也目睹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痛苦经历，他这样写道，“我同他一起度过不止一个夜晚，看着他在妄想之中把想像中的虫子从皮肤下挖出来”。到六月四日的时候，情况危险了顶点，弗洛伊德再次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度过了一个夜晚。他后来说这次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他立即写信给玛莎，警告她说他认为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染上了可卡因瘾，她在服用他寄给她的那些样品的时候要千万小心，以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

在这么大的可卡因剂量的作用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经历的副作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吗啡的副作用还要严重得多——让他坚信自己必须得停止服药，可是他很奇怪地发现自己办不到。弗洛伊德无意之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现在不仅仅是服用可卡因：他又回到了吗啡身边，以很大剂量同时注射这两种药物。他发现——正如继他之后的许多人再次发现的那样——鸦片和可卡因可以混合得好极了，一种药物“升”恰好能抵消另一种的“降”。就化学意义而言，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在一脚猛踩汽车油门，一脚死死踩住煞车，他发明出了“速度球”，即极其危险的可卡因和吗啡（或是鸦片）混合的鸡尾酒，这东西在下个世纪一度非常流行——也是让喜剧明星约翰.贝鲁西于1982年丢掉性命的那种混合毒品。

弗洛伊德最终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他非常沮丧。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写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身体对这种惩罚已经忍受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会——希望是在——六个月之内死去。其实他还要再忍受六年。弗洛伊德的后半生将一直把他悲剧性朋友的照片挂在书桌上方。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是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不过很快就有了其他人。开始有谣言流传说有可卡因瘾的人因为渴望可卡因而发疯。这些流言在医学界传播得很快，因为瘾君子们通常都是医生自己（药剂师和牙医也损失惨重）。记者们在医学杂志上相互交换有关可卡因的恐怖故事。一个报道里说一位医生在可卡因的影响下“发了疯”，在大街上被逮捕。另一则报道更是令人担忧——由布鲁克林的JB马迪森提供——“一个医生想要给病人开份处方，结果却写信要州长来送自己去坐牢”。可卡因似乎能让你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情来。可卡因有危险的消息在英国由《英国医学杂志》披露出来，这家杂志还刊登了自己的故事警戒世人：

来自美国通讯员的报道：

可卡因在这个国家几乎被用在一切事情上；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治疗学宴会上的这朵甜美的玫瑰也长了苦涩的利刺。芝加哥的一个可怜的家伙（是个医生）由于急于想要研究出可卡因奇妙的特性，变成了一个瘾君子，还把自己和家庭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自己服用可卡因不说，还给妻子和小孩吃，残忍地拿他们的身体来测试它的麻醉作用。他现在呆在救济院里，在那里他可能会很快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英国医学杂志》，1886年二月二日

整个美国的吗啡瘾君子都染上了可卡因瘾，而他们的医生由于以身试药也都上了瘾。可卡因瘾的浪潮席卷了美国的中上层社会。后来发现上可卡因瘾的人不仅仅有医生和牙医，还有他们的妻子。

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和医生们不明白为什么可卡因会让自己感觉这么好，同样，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卡因会奴役自己。这时还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辩论，探讨可卡因究竟会不会有可能让人上瘾。这场辩论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些顽固的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论点似乎很合理，因为可卡因不像海洛因，服用者停药后身体上并不会引发什么明显的症状；可卡因服用者也不需要像有鸦片瘾的人那样进行冷火鸡疗法。同样，尝试这种药的人中只有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会继续下去而出现问题。这可能同可卡因的价格有关：由于可卡因很贵，人们一般只在特殊场合才用它，其间用得又比较有节制，因此很难上瘾。然而，在可以买得起大量可卡因的人中间，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么多名人有可卡因问题，而我们认识的人中间却一个也没有）。当价格跌到人人都买得起的时候，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的提纯可卡因那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卡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很稀罕——还很昂贵——稀罕到上瘾的情况真是非常少见。因此，医学界比较嬉皮的成员也许就得出结论说可卡因不会让人从身体上上瘾。他们勉强承认说，也许它会让人从心理上上瘾。不过要这么说，巧克力也会让人上瘾——让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上瘾。

为了人们不把这种让人上瘾的新物质的到来归咎于他，弗洛伊德为自己开脱时，用的也是这个观点。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可卡因的确是一种可以让人上瘾的药物。摆脱它魔爪的关键也正是赋予它魅力的那种分子。它就是多巴胺。在新泽西的布鲁海文，弗可夫博士解释了原因。

可卡因拦截大脑里的搬运工，提高与快乐相联系的区域里的多巴胺的浓度，因而会产生了强烈的阵阵快感。这就是常说的“上冲”感。然而，当可卡因最终从大脑系统退去，搬运工分子开始打扫多余的多巴胺的时候，快乐线路就停止了燃烧，欣快感便迅速消失。这就是常说的“崩溃”。由于“上冲”得如此猛烈，而紧接着就是“崩溃”，这一过程使得人情绪上发生更加深奥的变化。此外，因为你天然的多巴胺水平已经被耗尽了，现在你会感觉比用药前要更糟糕，而且还会产生强烈的想要再次兴奋起来的欲望。如此一来，你便会进入科学家所说的“渴望”的状态。当然，唯一能够把你的多巴胺分泌量提高到先前的水平，好让你感觉好些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可卡因了。威廉.巴若福斯在《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中指出：“对可卡因的渴望会非常强烈。我会整日整日什么也不干，只是一个药店接一个药店地拿着处方买可卡因。”

如果你有了更多的可卡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狂欢的模式中：服用可卡因，等它的药劲儿过去，渴望可卡因，接着服用更多的可卡因。这就像个反馈环：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好，所以你服得更多；药劲儿过去后剩下的多巴胺更少，所以你感觉很糟糕；所以你还得服可卡因好再次高兴起来。紧接着这一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药是一种兴奋剂，这就是说服可卡因的人做大多数事情都倾向于比平常要快，无论是说话还是吸烟。不幸的是，有一件事他们也比平常做得快：服用可卡因。所以问题不断升级。

动物研究给我们演示了这种狂欢模式的运行方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进行了一个著名的试验，用的是两组老鼠，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可卡因，另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海洛因，两组老鼠都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两组都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药。不同之处在于，海洛因是一种镇定剂，老鼠吃了后就想睡觉，所以吃起来还有些节制。而可卡因是一种兴奋剂，起的作用刚好相反。两天之内，海洛因一组的老鼠的行动就形成了规律：吃海洛因，睡觉，四处溜达溜达，进食，吃更多的海洛因，再回去睡觉。与此同时，可卡因一组的老鼠在吃可卡因。这就是它们的所有活动。可卡因不会让它们感觉想要睡觉或是吃饭。只是使它们感觉想要吃更多的可卡因。当它们最终筋疲力尽倒下来的时候，才会暂时停止吃药，但是刚一醒来，它们就马上又开始吃起可卡因来。试验进行了一个月，最后海洛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染上了严重的毒瘾，不过相比而言还算健康：他们还在正常地进食，清理毛皮，喝水。可卡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死了。

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的测试方法，来确定某一种特定的药物让人上瘾的程度有多高。不过，常见的确定一种药物上瘾潜力的试验是把动物放在笼子里，训练它们撞击拉杆来获得小剂量的药物。一旦动物明白只要撞击拉杆就可以得到一点药物，吃了后会感觉非常好，它们撞击拉杆来得到药物的次数就会增加。动物学会了更加频繁地撞击拉杆，撞击的次数会再次增加。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动物觉得得到的药物抵不上撞击拉杆花的力气为止——这样试验者就知道动物为了得到该药物愿意花上多大的力气。

在这类药物的上瘾潜力的测试中，可卡因总是胜利者。最近有消息说，一次试验中的一只黑猩猩为了得到一点可卡因，竟然撞击拉杆一万三千次，只好最终放弃了试验。无可否认的是，兴奋剂通常会在这种测试中产生最令人惊奇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可卡因表现不凡。但是也不是非常好：一万三千次的撞击比其他人类已知药物作用下记录的撞击次数只不过高上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六。

另一次在密歇根大学进行的试验是让黑猩猩自由地获取可卡因。试验向人们展示了它们一旦明白怎么回事后，想要得到可卡因的心情迫切到什么程度。学会自己服用药剂后，黑猩猩马上对彼此和周围包括食物和水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视而不见，在五天的长长的狂欢中只是服用可卡因，连觉都不睡。到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它们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有些黑猩猩把自己的手指都咬掉了。然而它们还是继续撞击可卡因拉杆。当发现它们显然宁可饿死也不愿放弃可卡因的时候，人们停止了试验。威廉.巴若福斯解释了这种感觉：

我们这时得到了一些C（可卡因）或是RX。把它注射到静脉里，孩子。你可以闻到它正在进来，你的鼻子和喉咙感觉清爽冰凉，接着一阵纯粹的快乐直冲向大脑，点燃了那些和C有关的区域——吗啡的快感体验在五脏六腑。打了一针以后你可以倾听自己的身体内部的快乐。但是C是穿越大脑的电流，C瘾是只有大脑参与的狂欢，不需要身体不需要感觉参与的快乐。受C控制的大脑就变成了“疯狂弹球游戏机”，在极度的电动兴奋下闪烁着红红蓝蓝的灯光——十分钟后，你还想再来一针。

《赤裸的午餐》，1959

诺拉.弗可夫在布鲁克黑文镇发现了另一个因素，也许可以解释这种可卡因引起的狂欢行为。她的PET对可卡因瘾君子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刚好位于在眼睛后面的大脑区域——就是人们所说的前额脑区底部——出现了奇怪的异常现象。一般认为大脑的这个区域决定着刺激物的重要性：决定任何既定时刻某一刺激物有多重要。你饿的时候，食物拥有第一位的优先权。你不饿的时候，食物就会被忽视。大脑里的某个地方必须对所有类似刺激物的价值加以判断。你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就会不停地反复评价你目前的食物，将之按重要性先后排列，然后你吃饱了，它就会把优先权从“吃饭”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这样你就会停下来不吃了。可是如果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受到某种损伤，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你破坏了大脑的这一区域”，弗可夫说，“那么你就会一直吃下去。你无法注意到食物的重要性已经改变了。那些大脑的这一区域遭到破坏的动物就是这样：它们就只是吃啊吃。”

前额脑区底部的功能紊乱一直都与诸如强迫症——身体无法控制地重复进行某种活动而无法停止下来——这样的情况相联系。弗可夫的研究表明，滥用可卡因会对这一区域造成损害，从而指明这种药物控制瘾君子的另一种方法。“如果你扰乱这一区域，就会看到自己是怎样陷入某些类似的情形之中，例如服药不再能够带来快乐，可还是戒不掉。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瘾君子们会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为了找快乐。”——你明白这种情况会变得有多危险。

弗可夫的研究最近又在可卡因瘾君子身上发现了一项更让人警觉的倾向。她通过给捆绑多巴胺搬运工的化学物质甲基芬尼定——就像可卡因一样——加上标签，用扫描仪给它摄像，设法测量出可卡因服用者相对于非瘾君子的可能的多巴胺值。结果令人担忧。可卡因服用者不光是服药后不久多巴胺值异常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会导致他们反复使用药剂），而且在上次服药三个月后，他们的多巴胺值还是异常低。可卡因通过人为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多巴胺水平，从而造成他们的身体的快乐系统因为使用过度而降低了敏感性。现在，其他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刺激物（如巧克力，咖啡，冰啤酒）都不再能够使得他们释放出从前那么多的多巴胺了。对于服用可卡因的人而言，一切事物能够带给他们的快乐都减少了。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更多的可卡因除外。

见过弗可夫几天之后，我碰巧遇上了另一位神经学家，哈佛大学的汉斯.布瑞特博士。和弗可夫一样，布瑞特也在给瘾君子们服用可卡因，可卡因劲儿上来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不过，和弗可夫不一样的是，他的扫描仪要大得多，名字叫“磁振造影仪”，可以拍下大脑内部活动的运动中的画面，而不仅仅是及时拍下一张张单独的照片。但是当时他对可卡因本身并不感兴趣：他的目标要大得多。布瑞特在动机情感神经科学中心工作，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在寻找神经学的圣盘：人类动机本身的根源。可卡因只是个起点。

在人类所有决定的中心，存在一个负责的系统，将我们遇到的一切事物按照简单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进行分类。布瑞特七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弄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想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为此，他将志愿者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服用他认为能够促进强烈的动机反应发生的刺激物，然后监测他们大脑特定区域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在1993年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布瑞特决定寻找涉及习得和奖赏的神经线路。“我们正在映射人类的动机线路，”，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采取迅速却又卑鄙的方式，就是要看看牵扯到快乐本身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问，‘最有可能袭击这一系统的会是什么？劲儿最大的是什么？’可卡因。这是已知的最能让人上瘾的物质了”。

布瑞特召集了一批瘾君子，把他们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通过静脉注射可卡因，药性发作后，让他们每一分钟都按照“上冲”，“欣快感”，“崩溃”和“渴望”来给自己的感觉划分等级。一开始，想到他也许会把我也放进扫描仪里，也给我来上点可卡因，我很激动，不过很快改变了注意，因为我听到了这个剂量有多大：“我们给他们的是狂欢派对式的剂量，”他说着话，咧开嘴笑了起来，“我是说，你和我——用上这么大的剂量，说不定马上就会得冠心病。”我那天不是特别想得冠心病，因此他告诉我说按规定他只能给登记在册的瘾君子注射可卡因，我也没觉得特别失望。

布瑞特从以前对动物的奖赏线路所做的试验中发现，他要找的是大脑边缘系统中的各种区域，即可卡因起作用时影响到那些区域。结果证明他的论断对极了。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可卡因快感消失时大脑的反应——并指出一些可以解释“上冲”感产生的原因的区域同样涉及产生“崩溃”的过程。布瑞特第一次成功地拍下了活动中的人类大脑奖赏结构的画面。下一步要用不同的刺激物来重复这个试验，看看可卡因试验中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同用其他奖赏试验的情况一样。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试验过赌博，吗啡和性吸引力，所有这些试验麻醉的都是大脑里的同一区域。

布瑞特发现的正是大脑接受感官刺激并决定该刺激是好是坏的机制。而可卡因的作用，便是影响这一机制。“涉及人类习得过程的就是这一大脑系统，基本上就是它在对我们说，“瞧，这种刺激非常讨厌；让我们知道它讨厌”，或是会说：“这种刺激很有好处；让我们知道它有益”，布瑞特说。“可卡因影响的恰好是这种习得信号——所以它强迫我们习得一种关于奖赏的新信号——非常强大的一种信号。”

他解释说，可卡因就是用这种方法劫持了大脑的动机系统。进行决定过程的整个等级结构被重新排序，诸如性和食物之类的传统奖赏方式被降格，可卡因被放在了最上层。要忘却这一结构也不容易。事实上这种忘却是在完全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这在许多试验中都已经得到证明。

如果你不断给瘾君子可卡因，与此同时像布瑞特那样持续监控他们的多巴胺水平，就会很快发现奇怪的事情：他们的多巴胺值在注射可卡因之前就开始往上窜。由于可卡因以上述方式作用于动机系统，大脑不光记录下了可卡因带来的愉悦体验，还记录下了与这种体验有关的所有的感官信息。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瘾君子下意识地记住了表示可卡因马上就要到来的指示物并做出反应——甚至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也会做出反应。对他们而言，可卡因具有如此优先的地位，重要到想到与之相伴的众多的其他任何刺激物，他们的多巴胺系统马上就剧烈活动起来。如果那时还不给他们用药，他们的大脑就会引发对可卡因的可怕的渴望——事实上就是告诉他们这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不在那儿，他们最好想想办法。

任何数量的暗示都会提醒大脑想到可卡因——从瘾君子常常买可卡因的街道拐角，到看起来有点像可卡因的一小堆白糖或是面粉——都能引发这种渴望。其他的奖赏不是这样。都不同于可卡因。

“巧克力就不是这样，”布瑞特说，“巧克力本身也许是一个奖赏性的刺激物；性也是，同某个人聊得很痛快也是。这些都是奖赏。但是这些奖赏都不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化学性质。”

关于多巴胺，弗可夫也说过类似的话：你每一次服这种药，它都会强行把越来越多的多巴胺塞入这一系统，大脑再三领会到这才是快乐的感觉。其他一切带来的快乐都被降低了。因此大脑一直不停地在重新进行安排，将其他令人愉悦的刺激物产生的正常反应抛开——不重视它们。整个大脑被重新改组。

如果布瑞特和弗可夫没弄错的话，可卡因的确从根本上——在超越有意意志的层次上——改变了人的大脑，那么传统的“道德”权威的声音——告诉人们不要再使用可卡因，要是他们不听，就威胁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认为“这是违法的”的观点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叫可卡因瘾君子不要使用可卡因，就像训练一条曾被打得半死的狗看见你扬起胳膊而不向后躲一样。服用可卡因不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的行为。毫无疑问，这些反应经过很长时间后是可以忘却的。只是不太容易。

布瑞特批评起那些把药物上瘾和缺少内部驱动力等同起来的人毫不留情，“持这样的观点的人会说，‘这同道德毅力有关’或是其他类似的话，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认为，用‘道德观念’和‘只要能说不’这样的话来谈论这件事的人，简直错得离谱。我差不多要说这种人就是白痴。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让“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的观点见鬼去吧。

当然，对药物上瘾得出这些解释的科学同十九世纪晚期的那些走在前面的外科医生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由于用可卡因作实验而染上了毒瘾。此外，承认染上药瘾是件很令人尴尬的事，许多上瘾的病例无论如何都被迅速隐瞒了起来。其实，他们掩盖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私人日记泄露给新闻界之后，当时最著名的一宗病例才在一个世纪之后暴露出来。

奥斯勒是剑桥大学的高级医学教授，1919年去世时把自己所有珍贵的医学藏书都遗赠给了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他的藏书里有一个皮面装订的小册子，用一把小巧玲珑的银钥匙锁着，看上去也没有书名。奥斯勒称这本书为“历史的秘密”，并告诉他的图书馆理员威廉.弗朗西丝说，书里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能公开。这本书由奥斯勒本人亲笔写成，记录的是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基金会的内幕，里面还包括令人大为震惊叙述，讲述的是该基金会四个创始人之一，“现代外科之父”的威廉.霍斯德医生的亲身经历。

霍斯德也许是他这一时代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是全体美国人的英雄。他曾是耶鲁大学足球队队长，1870年开始行医，非常有名气，1889年一群赞助人决定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便聘请了他和奥斯勒来领导外科。接下来的三十年中，这两个外科医生一起奋斗在外科领域的最前沿，直到今天，霍斯德还因为最先提倡在外科手术中使用橡胶手套而为人们所怀念。

他于1884年23岁的时候成名，因为他当时发明了神经阻断麻醉法，这种方法是以特殊的方式将可卡因注射到神经细胞周围的区域，使得沿着这条神经的部位产生局部麻醉。卡尔.考勒发现可卡因可以用作局部麻醉剂，但只是用在眼部，嘴部和鼻腔内部的粘隔膜部位；运用神经阻断术，霍斯德可以将可卡因用在身体的任何部位。然而，他在完善神经阻断术过程中染上了毒瘾（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到1886年的时候，他的毒瘾大到一天需要两克可卡因，状态也差到不得不完全放弃行医。紧接着，他神秘地失踪了。

实际情况是，他的一个朋友威廉.威尔奇绑架了他。这位朋友租了艘帆船，雇好了船员，把他放在了船上，强迫他踏上前往迎风岛的旅途，试图治愈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六个月后回来时，他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正如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才华横溢，性格开朗外向的他似乎不再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了”。他住进了罗德岛州的巴特勒医院，试图完成他的戒毒过程再干干净净地出来。可是，等到他1889年住进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很奇怪地改变了许多”。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

然而，这个带着银钥匙的皮面的小册子会揭开这一切的真相。尽管按要求图书馆理员必须等到1989年才能公布书的内容，他还是在1958年就决定出版它，因为书中提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他自己第二年也去世了。这本书的内容最终于1969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奥斯勒在书中写到1893年前后的事情时披露说，霍斯德设法治疗自己可卡因瘾的方法，不过是用另一种麻醉剂：吗啡来替换可卡因。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从吗啡转移到可卡因，霍斯德从可卡因转移到了吗啡。正是吗啡和可卡因的混合物改变了他的性格。

奥斯勒还揭示了更深层的情况：大约1890年的某个时候，他注意到霍斯德出现严重的战栗，马上意识到他其实已经染上了吗啡瘾。在他的追问下，霍斯德承认了一切。他说，戒掉可卡因瘾太难了，他还发现要摆脱掉吗啡瘾也简直不可能，一天最少也得三克。威廉.霍斯德也许是他同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后半生一直没能摆脱掉毒瘾。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在自己身上作实验——给神经注射可卡因——的过程中，可怜的豪尔和我另外两个助手也都染上了可卡因瘾。他们至死也都没能恢复过来——”

整个美国出现了众多的药物上瘾的病例，这要归咎于可卡因治疗吗啡瘾有效的传言。然而，就像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例子那样，用可卡因治疗吗啡瘾只不过是暂时拿一种让人上瘾的药来替换另一种，结果常常是受害者对两种药物都产生极大的需求量。

但是这种谣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像我们今天听起来那么愚蠢。人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对药物对身体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可是他们知道吗啡是一种强效镇定剂，而可卡因是效力同样强大的兴奋剂。于是人们就推测，后者的刺激作用也许可以抵消前者的镇定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类似的误导性的理论导致了为有海洛因瘾的人注射安非他明的作法——从而引发了全世界都要品尝一下非法的“安非他明”的滋味）。很容易犯的错误，你也许会这么想。但是这真的是个错误吗？

1995年，在德国的特宾根大学，奥布瑞特.黑斯克姆勒揭示了这个故事更为阴险的一面。有关可卡因能有效地戒除吗啡瘾的报道源于《治疗学学报》。黑斯克姆勒发现，这份杂志完全归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所有。事实上，《治疗学学报》与其说是一份医学杂志，不如说是全美国医生的免费时事通讯——一份唯一目的就是给派德制药公司的产品作广告的杂志。猜不到吧，派德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可卡因的公司。同古柯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样，与其说它与可卡因本身有关，到不如说是与一样比它阴险得多的东西有关：金钱。可卡因能治疗鸦片瘾的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系列的谣言，是一场精明的销售战的骗局。作为广告，它效果好得令人吃惊；可是作为医学报告，它完全是伪造的。

弗洛伊德一开始研究可卡因的时候，首先在“首席外科医生办公室”的索引条目——一一个全面列出美国出版的报纸上的有关任何题目的报道列表——下查询“可卡因”。他在这里发现了刊登在《治疗学学报》上的许多文章，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章不符合医学逻辑，于是照单全收，丝毫也没有怀疑其可靠性。他在《关于古柯》一文中引用了七篇文章来证明可卡因能够治疗鸦片瘾。所有这些文章都出自《治疗学学报》。当1885年四月派德公司找到他，提出给他24美元，要他对他们的可卡因进行书面认可的时候，他甚至还是没有起疑心。他拿了钱，对他们的一些产品做了测试，得出结论说这些产品同默克公司的产品一样好，这样一来，他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来支持派德制药公司。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拖进了这趟混水。

1885年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阿尔布莱特.艾伦麦尔在德国的一家医学杂志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警告说可卡因上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弗洛伊德拒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到1886年初的时候，有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经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有某些颇具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可卡因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争辩说只有注射可卡因才会上瘾，而他从来没有建议任何人注射它。这不是真话：他在1885年特别建议说“以每剂0.03克到0.05克的剂量皮下注射可卡因，就不用担心药物会积聚起来”。这一点被他悄悄地掩盖了。朋友和可卡因的支持者们都在帮助他：他的老同事奥博斯坦勒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亚伯拉罕.林肯手下的前军方外科首席医师威廉.哈默德（他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可卡因狂）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可卡因并不比咖啡或是茶更有害，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真正可卡因上瘾的例子。在纽约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十分轻视关于可卡因会上瘾的传言以及上瘾引起的过激行为：

我在四个不同的日子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先生们，那些可怕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有，也没有进行任何暴力行为的倾向；嗨，我甚至不想去实施谋杀！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

其他医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随着越来越多的瘾君子的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可卡因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过量服用可卡因比服用吗啡害处还要大。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它，要得更多，这与吗啡可不一样。还有一点不同于吗啡的是，可卡因不需要用注射器，因此使用起来更容易——导致人们更快地上瘾。与此同时，人们知道吗啡瘾君子用药的同时还可以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而可卡因瘾君子似乎只能发疯。1886年五月，艾伦麦尔发起了对可卡因最恶毒的攻击，他尤其指责弗洛伊德释放出了继鸦片和酒精之后的“人类第三大灾难”。到了这时，医学新闻界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瘾，《纽约医学记录》引用了圣路易斯城的查尔斯.H—修伊的话，大意是说“可卡因瘾比吗啡神经症害处还要大，它是频繁用药的必然结果，它的奴役比鸦片的奴役要残暴得多”。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卡因。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考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置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引用了很多哈默德的话。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再一次，论文的参考书目里忽略了那篇他专门推荐过这种作法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制造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的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三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使用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走着瞧吧。

古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一百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考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考勒的女儿在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遗赠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考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小小的有关他的发现的纪念品。因此，第二年三月份，当一个研究员手捧着一个上面有考勒手写的德语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为吃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八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察员，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FBI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信封里的可卡因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也许弗洛伊德观当时就在上面某个地方注视着这次惨败，禁不住哈哈大笑。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支持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作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波西米亚丑闻》（1886）里。华生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找头脑地提到“这种药让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科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试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服用可卡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认为这药对身体没有好处。可是我发现它具有卓越的刺激作用，还能清醒头脑，所以它其他次要的作用就关系不大了——我的大脑，”他说，“最厌恶停滞不动。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是给我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处于适合我自己的状态。我可以不用人工兴奋剂。但是我痛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

《四签名》（1890）

人们一直以为身为眼科医生的科南道尔最早听说可卡因是在考勒最初的论文发表之后，从狂热的医学新闻界上了解道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对可卡因的了解已经有一段时间。科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师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毒物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正是那个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拿古柯做过登山试验，试验结果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克里斯蒂森。毫无疑问科南道尔认识他。事实上，自传作家们常常说他是福尔摩斯本人的性格背后的影响因素之一，至少影响了他的一些显著特点（对毒药着迷，天性一丝不苟，具有丰富的法医知识）。有些人甚至提出克里斯蒂森可能就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提的原型。科南道尔写作的时候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在他看来，福尔摩斯的业余爱好就算是有些古怪，也没多大坏处。福尔摩斯很无聊，可卡因似乎治疗起无聊来非常有效。长期服用可卡因有毒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广泛公布出来；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还是不会公开。在此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继续服用可卡因。

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个在可卡因上找灵感的文学形象。1971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宗——也许还要更加出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可卡因的例子，它把全世界的读者的魂儿都吓掉了，同时也令人难忘地记录下了可卡因的刺激作用以及带给人灵感的作用。事情发生在另一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身上。

史蒂文森小时候从母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一生都在生病，可是到1884年的时候，他病得更厉害了。事实上，他的病重到医生命令他带着家人住到伯恩茅斯去，因为那里新鲜的海洋空气对他的肺有好处。他的新医生托马斯.斯科特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震惊，命令他卧床静养，绝对什么都不能做，连说话都不行，免得出现“肺部大出血”。可是史蒂文森需要钱，出版社也在等着他的下一本书。到1885年夏的时候，情况变得非常可怕。

长期以来，史蒂文森都想写一本有关人性两面性——人内心善与恶的交锋——的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成，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更灰心。一天夜里，妻子范妮忽然被他的声音吵醒，发现他在睡梦里呜咽：他作恶梦了。她唤醒他，他却因此对她大为光火：“为什么叫醒我？我刚有了个很棒的恐怖故事！”这个梦显然对史蒂文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写啊写。他不睡觉，一步也不离开桌边。他写啊写。事实上，他写得非常快，三天里就写出了长达八十五页整部小说——平均一天写近三十页。这是项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而言。

三天过后，史蒂文森把小说手稿交给范妮，征求她的看法。她下午把手稿送到他那儿，告诉他说自己觉得应该再多点寓意。半个小说后她回到楼上，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床上，盯着壁炉里的一堆纸灰发呆。他把整部稿子烧掉了。他不理会妻子的抗议，又回过头来工作，又一次三天之内写完了小说。范妮谈到：

这本小说涉及的工作量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像我丈夫这样的健康状况的病人竟然能在六天之内独自写下了60，000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奇特病例”，《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71年四月五日

这本书交给了出版社，第二稿就直接送去印刷。等到下一周斯科特医生来给史蒂文森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上次还病得连话都说不了的这个人竟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对着他傻笑：“我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通俗小说”。什么书？就是《化身博士》。

史蒂文森这样一个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了的病人，怎么会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他是如何做到六天六夜不合眼的？为什么《化身博士》的写作风格同他其他的作品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他写作的时候服用了可卡因。可卡因可以带给他精力，驱动力和连着熬上六个通宵的狂热劲儿。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主题：哲基尔博士是个医生，他发现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邪恶的人——海德先生。哲基尔是个生活严谨的人，海德是个纯粹的坏蛋，胆大妄为，干尽哲基尔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切坏事。海德最终把一个老人打死了，却一直都隐藏在受人尊敬的哲基尔博士的身体里。

奥斯卡.王尔德后来这样写道，“哲基尔博士的转变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危险，很像是《柳叶刀》上的试验”。他只说对了一部分：它不只是像《柳叶刀》上的试验，明说了吧，难道听起来不像是可卡因试验吗？

史蒂文森当然尝试过吗啡，因为斯科特医生曾经给他开过吗啡，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服用可卡因的记录。《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有力的间接证据足以让人们有信心地认为是可卡因给了他写这个故事所必须的精力。但是不止如此。她在研究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曾经给范妮.史蒂文森的儿子写过信，问他这种情况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继父是否用过这类药？就在文章发表之前她收到了回信，没办法把这个内容加进文章里，不过还来得及加上个脚注。不，他不知道继父写《化身博士》的时候是不是服用了可卡因，不过他的确想起了一件事：他母亲一直极度关心史蒂文森的健康，所以总是喜欢读《柳叶刀》，想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对他有用的新的治疗方法。

“我妈妈简直就粘在了《柳叶刀》上——这是世界上她最不该读的东西，因为这本杂志是为任何想要愚蠢地试图涉足高技巧领域的外行准备的”，可是她还是一直在读它，“想要同医学发展保持一致，以便找到任何也许能够帮助史蒂文森的蛛丝马迹”。

《化身博士》写于1885年十月。那一年英国的医学报纸一整年都淹没在各种有关这种从一种已知的兴奋剂古柯中提炼出来的神奇的新药可卡因的报道中。那年的冬天光《柳叶刀》就刊登了22篇关于可卡因的报道。可卡因真的提供了《化身博士》背后的灵感和动力吗？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不过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能吗？

正如哲基尔的神秘药物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可卡因的麻烦之中。华生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福尔摩斯整整三个月每天注射三次可卡因，结果他的胳膊和手腕处“布满了数不清的针眼针疤”。他显然不赞成福尔摩斯服用可卡因，还提醒他戒掉药瘾，但是他除了说这也许会导致福尔摩斯“身体永久性虚弱”之外，也找不出什么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华生在1888年没有提醒福尔摩斯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或是提醒他可卡因有毒，这一点非常合理地说明科南道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过量服用可卡因的危险，或是对此不太在意。如果他对可卡因有这么多了解，那他就会认识到任何三个月来每天静脉注射三次可卡因的人都已经染上了极重的毒瘾。

尽管科南道尔没有这么说，许多福尔摩斯评论家还是从这位世界最伟大的侦探后来的冒险经历中找到数不清的蛛丝马迹，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长期持续使用可卡因，再加上华生离开了他（结婚了），福尔摩斯显然陷入了绝望和——也是更危险的——无聊的泥沼之中。据说他服用可卡因达到了渐渐出现妄想症的程度。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下面有虫子，福尔摩斯也开始觉察到所有的事物中都有犯罪活动发生。可卡因让他坚信——如果大多数人用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都会相信——他周围有有关巨大的错综复杂的阴谋，但是只有他才能看到。根据评论家的说法，福尔摩斯1890年消失在莱辛巴赫瀑布前的最后一次冒险，《最后一案》，正是他的妄想症发展到很深程度的例子。

《最后一案》的故事围绕着一个罪犯头头展开，他狡猾得连福尔摩斯都无法跟踪他。当然，华生很幸福地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他疯狂，激动——身体消瘦——的前同事兼朋友意外来访。福尔摩斯冲进房间，马上要求关上百叶窗，迅速在屋里飞奔了一圈，检查是不是都关好了。问他为什么这样，他承认说自己害怕有“气枪”袭击，也没有解释什么，就告诉华生说他不能走前门，必须从后面的花园翻墙走。接着他的妄想症露出了端倪：

“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里亚提教授？”他问。

“从来没有”。

“唉，真是见了鬼了！”他叫了起来，“这个人渗透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却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他——”

福尔摩斯的幻觉同所有妄想症的阴谋理论一样，具有两个典型特征：阴谋复杂得可怕而且很重要；整个世界都很幸福地丝毫没有注意到它。福尔摩斯证实了这个看法：他妄想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般的莫里亚提的细节：

“多年以来里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个犯罪分子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某种深藏不露的组织力量，它永远挡着法律的道，庇护作奸犯科的人——他是罪犯中的拿破仑，华生。他是这个伟大的城市里一半的邪恶和几乎所有未被发现的罪恶的始作俑者。他是个天才，哲学家，抽象思维思想家。他有第一流的大脑。他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蜘蛛坐在它的网中间，但是这张网有一千条射线，每一条射线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他都了如指掌。”

《最后一案》，科南道尔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福尔摩斯外从来没有人正经八百见过莫里亚提。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此前已经染上了可卡因瘾——还有他后来回来后不再使用这种药——便可以提出这种看法，即实际上莫里亚提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这个让可卡因弄坏了脑子的侦探想象出来的人物。就像别的瘾君子从皮肤下面抓想象中的虫子一样，福尔摩斯在抓他凭空想象出来的敌人。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还可以当成个寓言来读：瘾君子福尔摩斯被他阴森森的死对头莫里亚提追踪，而莫里亚提或是代表可卡因，或是代表毒瘾本身。福尔摩斯两年半后回来，他的身体健康得多，也不再服用可卡因，这就说明华生对他在瑞肯巴奇瀑布失踪的叙述是误传，是想要对公众隐藏真相：也就是说福尔摩斯是离开英国道瑞士的某个地方戒毒去了。人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疗养院（尽管一部新福尔摩斯小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中提到，福尔摩斯得到当时世界级的可卡因专家西哥蒙.弗洛伊德的亲自治疗）。这次失踪回来之后，华生还是很担心福尔摩斯的安全会受到这种药的威胁：

我开始害怕这种无所事事的时期，因为经验告诉我，我同伴的大脑异常地活跃，如果不给它什么东西琢磨是很危险的。我多年来渐渐让他远离了这种一度威胁到他杰出的职业生涯的疯狂的药物。现在我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再渴望这种人为的刺激物，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撒旦并没有死去，不过是睡着了——

《失踪的中卫》

据推测福尔摩斯还是重新回到可卡因身边，致使他再一次被迫离开犯罪调查工作——就是著名的从1895年十一月到1896年冬天这“失踪的一年”，接着他故态复萌，于1897年三月到1898年夏天再次没有解释就失踪了，当时华生说带他去康沃尔进行“修养治疗”，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福尔摩斯最终早早隐退，定居在撒希克斯，最终摆脱了可卡因，经常游游泳，拍拍照片。没有证据表明他后来是否旧病复发；也许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最终吸取了教训。

夏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理应明白是非不让自己冒可卡因之险的人。因为随着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浪潮席卷西方，吗啡瘾君子，医生和专业人士都幡然醒悟的时候，另一个人——完全熟悉这种药的种种危险的人——仍然同可卡因纠缠不清。这个人已经有了一次从可卡因那里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似乎还是奇怪地与可卡因交织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可卡因给大多数医生制造了数不清的问题的时候，单就这个人的经历而言，它也许最终要对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二十世纪科学中意义最重大的活动负责。这门科学就是精神分析学，这位科学家就是——还是——西哥蒙.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