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上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令人悲哀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便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是“受害人”。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因涌入美国，价格也随之下降，就有更多的人买得起它——造成可卡因使用者所属的阶层没有那么突出。新闻报道开始强调的不是“不幸的人”，而是“上瘾的人”和“可卡因狂”。这些受害人得到的同情更少，因为公众认为他们染上药瘾不是因为医学研究而造成的不幸，或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以身试药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快乐服用可卡因造成了。这样一来，瘾君子的形象从出现了问题的具有悲剧色彩却又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是淑女），渐渐变成了坏的，自私的，危险的——而且还可能犯罪的——瘾君子，或是“可卡因狂”。

这样一来，可卡因第一次同犯罪联系了起来，二者之间建立了明显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认为。随着可卡因价格越来越便宜，数量也越来越多，发动这场可卡因狂热的人们开始躲得离它远远的，最终害怕了起来。不久，可卡因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1911年，哈弥尔顿.莱特——美国反对服用鸦片运动的领袖，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个酒鬼——的新发现让《纽约时代周刊》的读者大为震惊：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市负责执行州和市的制药法的机构都一致认为，滥用可卡因直接刺激人们去犯罪；它或许还是增加犯罪级别的所有因素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非法使用可卡因是最难对付的，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暂时提高犯罪的能力，结果他们为了拒捕，会毫不犹豫地实施谋杀。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可卡因似乎不仅有诱导暴力和犯罪的倾向，而且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自己施加暴力。《汉普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卡因地狱里的八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妮.梅尔斯的女瘾君子的故事。梅尔斯回忆起对可卡因的渴望驱使自己采取绝望的手段：

由于可卡因一开始的效果是盗窃癖，所以我不停地惹麻烦——我故意拿起一把剪子，把一颗填满金子的牙齿撬松。接着我拔出了这颗牙，把它砸开，拿起里面的金子就往最近的当铺跑（血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我把它卖了八十美分。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里夫兰.墨非特——这个人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篇报道之前他就曾经因为预言摩托车“永远也不会在美国流行”而被记载下来——进一步把可卡因同犯罪联系了起来：

让我来指出“可卡因狂”所犯的罪行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疯狂地渴望得到可卡因之上，还反应在服药之后的疯狂的愉悦——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州的爱斯伯瑞公园杀死小史密斯.玛丽的凶手就供认说自己是可卡因上瘾的受害者，还有芝加哥警察局的副警长告诉我的一桩尚未破获的谋杀案，种种疑点都指向可卡因——这种新罪恶，可卡因罪恶，也是我们要对付的最严重的罪恶，已经证明它是犯罪分子和最不同寻常的暴力行为的制造者。

《汉普敦杂志》，1911年第一期

犯罪的确令人惊恐，然而后来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种族思想。如果白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会犯罪，——那么，黑人服用了可卡因后会干出些什么来呢？大多数人认为黑人不服用可卡因就已经非常疯狂。从1900年左右开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在跃跃欲试了。这个答案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动力，《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说“有报道说南部某些地区的黑人开始对一种新的恶习上瘾——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染上“可卡因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没过多久，公众就发现：

美国某些的确的黑人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问题地区的警官告诉我们说，瘾君子们被可卡因弄得发狂，他们要得到可卡因真是易如反掌。

《美国制药杂志》，1901年，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等，1988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用可卡因呢？《英国医学杂志》解释得很清楚。据这份杂志说，一切都开始于新奥尔良，那里的工人轮换班给蒸气船装卸货物，需要持续工作长达七十个小时不停止。黑人搬运工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他们干得更起劲，时间更长，吃得却更少，反过来又把这种习惯传给了种植园的工人，工人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可卡因。没过多久，正如波托西城的西班牙工头一样，庄园主们发现可卡因对维持秩序非常必要：

今年，如果不能保证在附近某个地方买到可卡因的话，许多亚祖河边上的种植园里的黑人就拒绝干活，据说有些庄园主在种植园的供应物资中储备了可卡因，就像定量分发威士忌一样定期给黑人分发可卡因。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十一月28日

黑人不光是服用可卡因，而且用得很多，乔治亚州的华生上校——一个热切的反对服用可卡因（和可口可乐）的活动家——在《纽约论坛》上报告说：“我去过亚特兰大的蒂卡杜大街上的一些黑人酒吧，老板们告诉我说因为黑人染上了卡因瘾，弄得他们简直要关门大吉。”

整个美国有关黑人滥用可卡因的报道都是刻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吓唬北方那些头脑狭隘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已经读过有关可卡因对诸如医生和律师之类受过教育的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黑人！该死！他们连喝酒都不能让人放心。没过多久，美国白人的偏执狂思想开始表现在报纸上。华生上校接下来还说：

勿庸置疑的是，可卡因能很快影响到大脑，导致南方的精神病院里塞满了不幸的受害人。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在精神上变得不负责任。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服用它还能保持精神健康。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伤害大脑的方法。

《纽约论坛》，1903年六月21日

华生的结论非常坚决：“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犯下的许多可怕的罪行”，他这样写道，“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卡因瘾上去”。与可卡因有关的黑人犯罪事件在整个二十世纪头几年急遽增加，与此同时，有关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故事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也越来越不可信。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由真正的公正报道大师——爱德华H威廉姆MD——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打着“黑人可卡因狂成为南部的新威胁”的旗号下所作的报道。这是那种让你读了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就意识到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的报道。读着他的文章，你就能在头脑里勾勒出他的形象来：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家伙，长着一部修剪得很整齐大胡子，戴着金属框的眼镜。他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一个严肃的家伙，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如何给自己的故事开个好头：

几年来一直有谣言说南部麻醉剂上瘾的情况在增加——这些闪烁其辞却又总是持续出现的谣言提到，吗啡和可卡因之类麻醉剂上瘾的现象正在成为加在某些地区的有色人种身上名副其实的诅咒。对这些所谓的情况进行的报道，有些读起来像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的作家所作的最狂野的想像。有关用可卡因寻欢作乐和“吸食可卡因派对”，后面跟上大宗谋杀案的故事似乎像是最低级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但就事实而言，许多这类报道一点都不“低级”。疯狂的可卡因使用者在密西西比州一次杀了九个人，北卡诺林纳州死了五个，田纳西州死了三个——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任何想像的色彩。既然这些令人憎恶的证据后面有精神病院，警察局，监狱和教养所的记录作证，我们只能坚信服用麻醉剂已经成为南线某些地区的种族威胁。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是的，威廉姆说：南方的麻醉剂上瘾情况比北方要严重五到十五倍。他们服用的是什么？可卡因。可卡因会让你怎么样？产生幻觉和妄想。它还造成使用者对无辜的路人进行危害生命的攻击。但是可卡因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作用：——

可卡因会产生其他几种情况，使得可卡因狂成为特别危险的罪犯。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就是暂时对强烈的攻击具有免疫力——即便受了致命的伤也不会倒下。子弹射进了身体的重要部位，会造成正常人当场死亡，却不能阻止“可卡因狂”——无法阻止他的向前冲或是削弱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威廉姆还引用了一位南方执法警官给他讲的一个案子作为例子。这个警官是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的警察局长利尔里，他曾经试图逮捕一个“杀气腾腾到处跑”但“迄今为止没有造成伤害的黑人”。然而，因为可卡因，事情没能按照计划进行。当英勇的利尔里局长通知这个可卡因狂他被逮捕的时候，这个人拔出了刀向他袭击，刺中了他的肩膀。利尔里马上作出反应：

（利尔里）拔出左轮手枪，把枪口放在这个黑人的心口上开了枪——“想要一枪毙命”——但是这一枪连让这个人晃一下都没有。第二枪穿透胳膊击中了胸部，也几乎没起什么作用，没能拦住黑人或是阻止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利尔里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最后不再浪费宝贵的子弹，把手枪装进皮套里，拿起大棒把这个人打死了——显然这是唯一具有他想要的效果的工具。他被自己刚刚杀死的这个“黑人可卡因狂”的超人力量吓坏了，马上跑回家，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能确保自己安全的事情是：给自己找只更大型号的枪。整个南部的执法警官都换了枪支。

这个故事令人恐惧，但是糟糕的还在后面。威廉姆还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让人警觉的事实：

射击的准确性不受可卡因的影响——实际上可能还提高了这种准确性——阿西维尔附近的“可卡因黑人”让五个人当场毙命，每个人只用了一发子弹，我相信，这个记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我怀疑近几年是否有人能跟得上这种射击记录——可卡因使用者的这种致命的准确已经成为南方警界不证自明的公理。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超人般的黑人，子弹打不死，无法超越的枪法？报刊文章上的“不证自明”这个词？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垃圾？要想知道相信麻醉剂骗局有多容易，只需要回忆一下PCP（即苯环已哌啶，或是称为“天使尘”）的情况就行了。这种非法麻醉剂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有关PCP服用者的故事，说他们在药物作用下疯狂起来，可以完成不可能的壮举，如举起小汽车，肉身穿越砖墙而过，还有——对，——中弹后不死。在这类道听途说的基础上，PC——P一种医治牲畜的麻醉剂，一般会让人躺下来咯咯笑——被美国众议院于1978年归类为“人类所了解的最危险的隐患最大的麻醉剂之一”和“今天的街上最具杀伤力的麻醉剂”。一位国会议员站了起来，宣布PCP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结果是一片混乱。然而第二年匆忙召集的一个人种学研究人员被这种药给弄糊涂了：即便是在模拟试验中要求大量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人相互袭击，也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

即便要求PCP服用者进行攻击，他们打架的能力还是严重地受到这种药的麻醉作用的影响，结果几乎没有一起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情发生。一个服用者说：“我下楼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打架了”。

《天使尘》，HW费尔德曼（编），1979

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这类故事中夸大麻醉剂产生的力量，只不过是警方为自己在麻醉剂执法领域的失败找的借口，不过公平点说，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在半夜三更去逮捕一个手里拿着枪的歇斯底里的瘾君子。是不是很吃惊，这种吓人的故事是这种情形造成的？也许，对超人力量和麻醉剂产生的疯狂的恐惧只不过证明了即便在美国，执法的警官有时也会害怕。我不责怪他们。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会害怕。

其实，瘾君子具有麻醉剂产生的超人力量的故事在麻醉剂神话的年鉴里非常普通。每当一种非法麻醉剂吸引了执法界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保证对这种麻醉剂不利的最早的指控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实施暴力”。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属实，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在戒毒康复或是医学方面有某种可疑的经历的人会站出来声称它会导致攻击性。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美国第一位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的话：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会至少是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是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把两个小女孩的衣服扯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暴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全家五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作丈夫的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谋杀者》，安斯林格，1961

很可笑，是不是？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再想想看：1997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倍受关注的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不应该合法化，因为（猜猜看）大麻令人们“好斗”。这些家伙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很简单，来自他们自己的偏见。如果你是执法界的人的话，这似乎就是个事实：麻醉剂令人们产生暴力情绪。就连大麻也一样。麻醉剂很危险，会导致暴力行为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999年查尔斯.肯尼迪担任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要求皇家委员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下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的时候，保守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安.韦德考姆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他“不负责任”。显然，查尔斯对滥用麻醉剂问题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不但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不必考虑——就连讨论一下它的合法化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全国的警察局长和麻醉剂专家一致要求进行活跃的对话的时候，出于他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韦德考姆决定永远也不举行这样的对话：如果现实中有“皇帝的新装”情形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完美的例子。这种对待滥用麻醉剂问题的带有偏见甚至是尼安德特人式的态度，确保了反对麻醉剂和打击建立在麻醉剂基础上的犯罪的战斗永远也不会胜利。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挽救出来，因此总是一成不变地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景象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把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三十年代。前西班牙.美国战役中的战争英雄理查蒙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二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

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光天化日下的抢掠，胆大包天的拦路抢劫，惨无人道的谋杀和类似的暴力犯罪行为都主要是由使用麻醉剂的人犯下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令人担忧的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麻醉剂上瘾比麻风病更具有传染性，也更难以治愈——这个问题决定了人类文明是否能永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引自《美国疾病》，大卫.穆斯托，1973

由于对滥用麻醉剂的危险——包括从“更多暴力行为”的危险到可卡因上瘾危险——的夸大，唯一合理的设想就是，警方在不得不处理这些罪犯的情况下，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直到今天，有关麻醉剂的立法还是倾向于围绕着两个关键的方面来进行：禁止使用非法物质，购买更多更大的枪支。这恰恰正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待可卡因的办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对服用可卡因的院外活动集团不但打种族牌，还非常聪明地煽动另一必定会引起反应的领域：性。几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异常性行为是服用可卡因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那些广告商不就是大肆宣传这东西是春药的吗？哈弥尔顿.莱特博士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犯罪和可卡因的文章，文章警告读者说目前的可卡因消费量是合法的医药用途用量的十倍——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种药——也许比其他任何麻醉剂都更加频繁地——被那些贩卖白人奴隶的人用来令年轻姑娘堕落，而且一旦养成了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习惯，这些女孩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沦落到妓女的行列里去。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从性和可卡因只需要轻轻一跃就达到最具爆炸性的组合：性，可卡因和黑人。莱特（他因为“发现”脚气是一种细菌感染而出名；后来证明得脚气不过一种维生素缺乏症）于1910年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说“可卡因直接刺激南部和美国其他地区黑人犯强奸罪”。

这个恐怖故事还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大多数南方白人女子遭受的袭击都是黑人狂热迷恋可卡因造成的直接后果。

——文学摘要，1914年，引自《可卡因》，阿西雷，1975

黑人男子与白种女人发生关系？这足以使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美国人冲出去把自己的手枪换成大口径的。所有这些垃圾都是从哪儿来的？真的发生过嗜可卡因如命的黑人对白种女人进行性攻击的事件吗？

耶鲁大学的大卫.穆斯托博士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麻醉剂立法史的权威，他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华生上校声称的南部的精神病院和监狱都“住满”了瘾君子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穆斯托博士引用的是乔治亚州的刑事机构所做的调查资料，该资料揭示的真实情况是，在2，100个被关押的黑人中，总共有——注意看——两个人是可卡因瘾君子。与威廉姆和莱特的报告相反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卡因犯罪高潮。其实可卡因和麻醉剂上瘾只不过是一种可以很方便地解释南方的高犯罪率的方法而已，为南方的执法部门的失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穆斯托还指出，可卡因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碰巧同南方的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还伴随着大量的种族主义犯罪和私刑——相吻合。可卡因是个很方便的替罪羊。此外，正如2000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向我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反对服用可卡因的争论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权力针对宪法里没有专门列出的任何事情通过相关的联邦立法。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权力。“因而联邦政府权力一直很小，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干预南方的作法，例如，取消黑人的选举权的作法”，穆斯托说。“在南方，人们强烈反对制定联邦法律来控制地方医疗服务行业。因为一旦制定此类法令并为宪法所许可，那就为选举人权力立法开辟了道路。”

政府里的鹰派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满意。因此，符合他们利益的作法便是，制造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境来，好吓得南方人要求他们插手进来。一旦南方要求北方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一只脚就踏进了门里——从此以后，联邦政府就可以一帆风顺地插手南方事务了。“政府的一个方法，”穆斯托总结说，“就是让南方人对供应南方黑人可卡因的北方制药公司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黑人会对南方的白人实施暴力行为。如果让他们足够担心的话，他们就会支持通过控制可卡因销售的联邦立法。

把滥用毒品同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事。鸦片已经同东方人紧密联系了起来，当开始有谣言四处蔓延，说中国男人拿大麻来诱奸白种女人的时候，东方人就尤其遭受了斥责。大麻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遭到禁止，因为有报道说墨西哥人服用大麻。这些大汗淋漓的拉丁美洲人不光吸毒，而且还——猜猜看——他们也同白种女人搞在了一起。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玷污纯洁的白种女人的概念总能煽动人们义愤填膺，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反对服用麻醉剂的战士们使出浑身解数，把滥用可卡因同黑人和白种女人联系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少数民族同白种女人交往的景象打中了美国社会的心脏——这个国家的血脉。

这种策略的效果是不容否认的：二战前被用来激起中欧人对犹太人的憎恨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肮脏的外国人诱奸本土女人，污染了未来数代的血统。反犹太主义在美国的可卡因立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纽约时代周刊》1908年刊登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质问所有这些可卡因是从哪儿来的。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人把像这样的麻醉剂卖给了黑人？还有，到底是谁在购买销售两面交易发大财不讲一点道德的？你知道的：“无需怀疑，南方的每一个犹太小贩都随身带着这东西”。也许很幸运的是，还没等麻醉剂立法者的这种扭曲的倾向性进一步有所发展，一个人人都原因憎恨的天敌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可卡因上瘾的问题被归罪于“德国”的可卡因走私者。这些德国杂种没有什么下贱的事干不出来的。

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瞎话恰恰折射出上个世纪末的种族主义瞎话。当可卡因最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再次出现的时候，只有少数的精英人士使用（因为它的售价太高）。然而价格一降下来，它也失去了惟我独尊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它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国家问题，那些一开始使用它的人——那些富人，有魅力的人——马上就不用它了。相应之下，可卡因的地位降得越来越低，直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生产出了一种廉价又方便的人人都买得起的可卡因。这就是提纯可卡因。

今天，人们把犯罪高潮，各种各样的性犯罪和美国内部城市的瓦解都归咎于提纯可卡因。然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根子是阶级问题。阶级问题的根子是种族问题。实际情况是，如果富有的，微笑着的，长着一口完美的牙齿和漂亮的头发，有着好工作的白人吸食可卡因，就不代表它对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但是提纯可卡因——不幸的，穷困的，失业的黑人吸食的东西——就代表对社会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此，一百年前北美地方偏见的高涨被人利用，当作推动力来驱使可卡因立法的马车开动起来。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偏见在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把麻醉剂同疾病，麻醉剂同犯罪，麻醉剂同性，麻醉剂同暴力，最终把麻醉剂同黑人联系起来。正如我在为写这本书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再发现的那样，麻醉剂在今天正如一百年前那样同样是种族问题。不相信？那你就到布里克斯顿走一走，碰到开着宝马车的黑人，你就问问离你最近的过路的白人，问他怎么看待那个人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买得起宝马车。如果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直接说“他贩毒”，至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麻醉剂很危险，还具有破坏性；少数民族被视为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这二者之间一定有联系。还有犯罪？过去75年来美国所有的犯罪行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归咎于麻醉剂，因为麻醉剂是一个没有能力责备自己的社会最方便的替罪羊。即便该解释这些麻醉剂为什么会存在的时候，该责备的仍然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该责备种植这东西的外国供应商。在美国没有坏人——只有受害人。

可卡因偷走美国女人的贞操还不够，显然还在掠夺美国儿童的天真。《汉普敦杂志》报道说有才刚刚八岁的孩子服用可卡因。1907年一月的《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警方追捕男孩可卡因吸食者”报道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不知道在城那边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纯可卡因，于是服用一种高效鼻烟药对可卡因上了瘾。他每次买上一盎司，带到学校卖给朋友来维持自己的药瘾。他上瘾上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妈妈说，他放学回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她只好打得他“满地打滚”好让他清醒起来。

与此同时，哈威.伟利本人也披露了一些非常卑鄙的，只有“犹太小贩”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来：可爱的小贩在学校操场外面把可卡因卖给孩子，为了让他们尽快上瘾，就免费让他们品尝头几剂可卡因。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对事件的注解——是真是假还值得怀疑——这向公众证明了麻醉剂和服用麻醉剂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无法形容的邪恶。这里，可卡因再一次击中了美国的血脉——这个国家自己的未来。击中了美国人的心脏。同样，这个印象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伟利本人在“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之后的可卡因辩论中大大落后了。他坚信美国所有的产品中都不应该含有咖啡因，并以极大的热忱来追求这一理念——尤其是这还涉及到他最不喜欢的公司：可口可乐。其实，在1902年的那次令人难堪的法庭案件中就有证人作证，说儿童对这种饮料上瘾，成年人喝得太多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此后可口可乐公司就自动把除去了他们饮料里所有的可卡因，不过还是把古柯作为它神奇的“7X”成分的一部分来给产品调味。古柯运到新泽西（后面还要讲到它）的梅伍德那儿的夏佛生物碱工厂，除去里面的可卡因成分，留下浆状的古柯叶子来调味。伟利对这还不满足：他想要彻底禁止这种饮料。他对这家公司发动了一场长期战争，最终设法让美国陆军在1907年禁止了可口可乐，理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可卡因，而且含的酒精量同啤酒一样多。军方后来认识到他在撒谎，便推翻了这项禁令，但是伟利还是不愿放弃。1909年他没收了四十大桶和二十小桶的可口可乐糖浆，还试图以产品里含有毒素（咖啡因）和虚假表现产品特点（里面不含可卡因）的罪名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个案子于1911年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开庭审理，一连串的政府方面的证人竭尽全力劝说法官相信可口可乐对社会是个危险。

伟利笼络的那些科学家出示了证据，包括前面提到的可口可乐令男孩子手淫的报道，另外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亨利.赫德.鲁兹比本人的叙述（自从他尝试了美国南方市场后意见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证明说自己知道可口可乐糖浆有毒，因为他给一只兔子的肺里灌满了这种糖浆，兔子神秘地倒地死去了。除了双方都花了一大笔钱之外，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伟利已经是大失人心，因为他认为，和咖啡因一样，糖精也应该被禁止。他为了这件事接近罗斯福总统，有一段时间一直给总统讲禁止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的必要性，闹得总统乐不可支。他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本人是个大糖精迷，每天都要在咖啡里加上点——“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傻瓜”，他说。哎哟。伟利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1912年他被解雇。不出所料，他继续作战。他的可口可乐的案子在经历了九年的法律之战后最后在1917年告终。尽管实际上什么都证明不了，可口可乐还是同意减少饮料里的咖啡因。

尽管伟利有关食物和药物上瘾物质的悲哀的呼吁方向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对可卡因上瘾问题采取措施。紧随其后的完全禁止麻醉剂的行动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开始，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人们通过了1919年的“沃尔斯特法案”——这就是禁酒令时代的黎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还导致了犯罪集团的产生，这种集团先是非法贩卖酒精饮品后来贩卖麻醉剂来绕过禁酒令。此类犯罪集团在麻醉剂和酒精饮料方面有走运的时候，也有不走运的时候，但他们最终要为多年后可卡因的再度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大西洋对面的英国对可卡因却几乎不关心。到1900年的时候，可卡因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害的药物，常常同女人联系起来。事实上，出于某种原因，可卡因总是拥有很多的女性追随者，它现在的各种街头名字也许正是因此而产生：夫人，白夫人，白衣女人，姑娘等等。一百年前，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女演员和妓女，她们服用可卡因是为了支撑他们完成晚间的表演（这简直是今天情况的很有意思的排演，因为现在妓女最常见的形象就是为了维持毒瘾而走向街头的人）。可卡因在上层社会还同“有艺术气质的”人——那些被认为非常虚弱而且情绪化的人——联系了起来。1901年《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还大大强化了可卡因的这种柔弱形象，文章称可卡因“在伦敦牢牢地站稳了脚，不是在一般人当中，而是在最聪明的人中”。这篇文章还保证说吸食可卡因一直是“一种贵族化的罪恶”。

我们可以在此假设，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可卡因首先袭击的是医生和牙医这个社会层次，因为他们对它早有耳闻，很容易就能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们买得起。最先付出代价的也是医生：《药剂师》杂志1901年的一篇文章显然知道自己在谈些什么：它指出“过去二十年来创造出的所有的恐怖事物中，吸食可卡因也许是最糟糕的一个”。然而在他们这一层次之外，可卡因是游戏：在这一阶段，尽管已经有人指出可卡因显然是个罪恶而不仅仅是社会习惯，还是根本没有人关注它。

英国对立法反对致人上瘾的药物的事情不太热心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对中国出售鸦片的交易中赚了数量巨大的钱。印度帝国的全部金融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是从麻醉剂贸易而来——这项收入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英国人为了保护这项利益不惜与1856年对中国开战。

因此，当美国人建议禁止鸦片贸易时，英国人并不热心。1909年美国在上海组织了第一届全球禁止服用麻醉剂大会，试图劝说其他国家禁止远东鸦片贸易。英国没有提到要停止自己的麻醉剂贸易，但也不想看起来太恶劣。因此，在经历大量的辩论之后，他们同意出席会议，但是他们在会上围着美国代表绕圈子，确保各国不会对任何重要事情达成一致。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回家了，晕头转向的美国人以为他们已经得到其他十三个出席国的认可，同意削减并最终停止“与不文明民族”的鸦片贸易。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办成。美国小分队说，各国一致通过了九项决议。事实上一项也没有通过。不过，就连英国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迟早必须面对鸦片贸易的问题。但是该怎样拖延这一决定？美国人已经决定还要再开一次会，这次是在海牙。英国人坐了下来，开始泡制新的拖延策略。

海牙会议在1911年举行，尽管英国人设法避免对有关减少鸦片贸易作出任何严格的承诺，美国人还是逼得他们同意，减少鸦片贸易也许是必要的。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英国强烈反悔前面的协议。一开始他们宣布说这次会议应该眼光放远点，不光要讨论鸦片问题，还要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直到今天也没有谁敢肯定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们对全球毒品交易很实事求是吧。但是也有人指出，他们了解德国（美国毒品谈判中的盟友）当时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所以知道这种作法一定会制造出麻烦来。果真如此。为了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德国必须向大会提交其可卡因生产的所有细节。但是德国人不想把自己在全球毒品贸易中的商业利益暴露给竞争对手。再一次，一切都要往后延期。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说，海牙会议是“为隐藏完全的失败——挽回面子”。

然而，美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阻拦得了的，他们又组织了一次会议。这第三次会议上——还是在海牙——各国最终同意所有与会国家都尽量减少危险麻醉品贸易，目的是最终完全停止这方面的交易。所有危险麻醉剂从此都应该受到限制，只能用作纯粹的医学用途。这下美国人高兴极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认可这项协议。这能有多困难？

这次会议于1914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式结束。三天后，斐迪南大公被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蓦地一下子，人人关心的都是相互残杀而不是相互拯救，国际禁毒努力搁浅了。

对英国而言，这场战争才真正将可卡因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来。伦敦是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度过长长的周末假期的第一地点，但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对旅游景点不感兴趣。他们想喝酒。令人毫不吃惊的是，伦敦西区的私人俱乐部和酒吧活跃了起来：注入这里的是金钱，故事，显然还有无限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钱留到以后再花。

当局意识到伦敦西区中心所发生的情况后，对勇敢的英国小伙子的健康非常担心，认为他们是在堕落。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疗我们的战争英雄。此外，当他们开往前线的时候，他们也许会遭受宿醉的痛苦，无法正常作战。非法俱乐部遭到警方突袭并被关闭，妓女被包围逮捕。一项完全禁酒的禁令也被提了出来。当时差一点实施了全面禁令，不过还是规定酒吧和餐馆夜晚九点半必须关门，下午也不许营业，以阻止有人酗酒——这个习惯在整个英国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王宣布说他和皇室成员在战争期间完全禁酒。

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可是决不会效仿他的。他们要喝酒，喝很多的酒。他们夜晚九点半以后也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这么办——就到那些警方想关闭的廉价的地下场所去。酒还是很贵，那儿还有可卡因：他们既然已经违反法律夜晚在外面逗留，那么来上一小点能让你熬上一夜还感觉很不错的粉末又有什么害处呢？饮酒俱乐部的秘密的性质特别适合进行毒品交易：秘密，淫荡，无法无天，还有钱。《晚间新闻》报在1916年对这一新潮流做了报道：

我上一周提到，吸食鸦片的狂热正在渐渐增长，现在我看到其他人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伦敦西区的波西米亚人一直听到一些有关现在发生的事情的黑暗的故事。但是更流行的是人们开始使用兴奋剂可卡因。它使用起来如此的容易——只需吸入鼻孔即可——前一天清洁工人在某个场所发现的女盥洗室里发现了满满两大桶扔掉的圆形的小纸盒——被遗弃的装可卡因的盒子。

夸科斯，《晚间新闻》，1916年一月三日

英国在1916年经历了它第一次真正的毒品恐慌。“有迹象表明，可卡因上瘾正在伦敦蔓延开来”，《晚间新闻》这样警告道。必须采取某种措施。要是我们的小伙子醉醺醺地从法国回来怎么办？刷地一下子，所有人都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新闻界有关可卡因的轰动新闻更是煽风点火。《每日年鉴》报道说，可卡因情况在过去六个月里已经恶化到“真正疯狂”的地步，《晚间新闻》认为，服用可卡因的作法正在“像野火一样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直到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仅次于酗酒的最常见的服用麻醉剂的形式”。其他媒体的报道甚至更加耸人听闻：

伦敦处在可卡因狂热的魔爪之中

“吸雪者”的秘密可卡因聚会

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伦敦沦落为这种麻醉剂瘾的受害者——今天的伦敦有着大量的在针头上跳舞的人（吗啡狂），兴奋剂狂，可卡因狂和其他对乙醚，海洛文[原文如此]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药物上瘾的人。不过，可卡因是最受欢迎的——

《裁判员》，1916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们前线的小伙子面临很大的威胁：必须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可怕药物的伤害。《泰晤士报》把可卡因称为是“比子弹还致命”的威胁（也许许多从前线回来的人宁可到可卡因那儿碰运气，也不愿找子弹：他们在可卡因这里的运气要好得多啊）。有报道说前线的战士在冲锋陷阵前会服用可卡因来镇定神经。法国方面报道说可卡因是早期飞行员特殊的心爱之物：

可卡因给服用它的一些空中斗士注入了冷静而清醒的兴奋感——兴奋剂中只有可卡因才能产生的这样的感觉——同时，它对他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毫发无损。有人也许会说，可卡因令他们更加坚强，因为它摧毁了自己面临危险的想法。

引自伍兹，《危险的毒品》，1931年

许多飞行员在战斗中都服食可卡因，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其他军队肯定在服用它。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的士兵就特别偏爱这种麻醉剂：给这些晕头转向的士兵看病的是不合格的实习医生，他们干脆给士兵分发可卡因和吗啡。呆在格利勃利的仅有的几个合格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后来讲述了他们是如何接到命令，在一场极其严峻的进攻前把军队的可卡因供给发给士兵。据了解，英国人也在战场上使用可卡因：1915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药剂师塞沃依和摩尔（“国王的药剂师”）通过邮购方式出售医药用品，除了其他药物外，还包括海洛因和可卡因。“给前线朋友的一件有用的礼物”，广告这样汪汪地叫道。但是可卡因对军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泰晤士报》对此毫无疑问：

可卡因瘾：麻醉剂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对遭受神经紧张，承担艰苦工作的士兵来说，可卡因一旦用上了，就必定会变成可怕的诱惑。它会暂时消除他的不适，疲惫和焦虑情绪；会带给他虚假的体力和精力。但是它也会最终让他变成一个毫无价值的士兵，和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泰晤士报》，1916年二月十二日

对军队首领而言，可卡因对军队效率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1908年的一项法案已经覆盖了可卡因问题，将之列入“毒药”一类，这样一来可卡因就受到了某些规定的制约。军方决定严厉地强制执行这些规定。1916年初，许多药剂师因为没有合适的原由便出售可卡因而受到起诉。塞沃依和摩尔（因为他们邮购的可卡因）和一家几乎不为人知的设在伦敦名叫哈罗德的百货公司都因为不遵守正确的规定出售可卡因而遭到起诉。但是，这也很难阻止这股潮流：俱乐部里服用的可卡因大部分来自于黑市，当时可卡因甚至不属于非法药物。

报道普遍是这样说的：英国军队里的可卡因瘾真正的根源在加拿大军队身上。尽管英国战前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只有在加拿大人——他们自己也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个习惯——给英国人演示了服用可卡因有多快乐之后，英国人才上了瘾。弗朗西丝.切斯特是个早期的瘾君子，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他1915年同军营一起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整个伦敦中部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在沙夫蒂斯贝勒大道，藏在“伦敦风光”的明信片之间卖，五先令一包。问到的时候，小贩会告诉他“白雪”总是比吗啡卖得快。她称可卡因为“白雪”本身就显然说明她是从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那儿学来的——这个词在这些人中已经用得相当普遍。同样，另一个早期的瘾君子塞西尔.德.莱诺写道，可卡因在1915年的时候整个伦敦西区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他说，“从莱姆豪斯区到汉默史密斯区”一次卖给他一克可卡因——什么也不问——的药剂师，他至少认识有一打。

媒体把可卡因和鸦片描绘成狡猾的德国佬腐化英国战士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在1916年五月，对任何被抓住为军队人员提供麻醉剂的人，军方将对之实行一项特殊的威慑令：入狱六个月。但是，要保护英国军队的安全，光这是不够的，因此，在1916年七月二十八日通过了《领域防务法案》（DORA）的第40B项，禁止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军方人员销售含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一的以可卡因和鸦片为基础的产品。这项规定最终变成1920年的危险药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禁毒立法的开始。

在DORA法案通过三个月后，一个委员会聚集在内务部调查可卡因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可卡因的问题和未登记的牙医的问题（伦敦有大约七千名无照经营的牙医；限制向他们销售可卡因会有效地让他们倒闭），但可卡因上瘾的问题似乎更加吸引人。包括首相斯坦雷.鲍尔文在内的委员会长时间地讨论了人们服用可卡因的原因，它作为春药可能产生的效果，和“放荡的女人”利用它来麻醉英国军人并抢夺他们的财物的可能性。尽管这里面存在大量的夸张（“以前服用可卡因的人为了得到可卡因连谋杀都干得出来”，英国加拿大军士报告说），大家还是普遍认为，可卡因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DORA是一项非常有效立法。

美国人自己最近已经制订了一项类似的立法。他们在可卡因上瘾方面已经比英国早了十年——哈瑞.安斯林格即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麻醉剂专员，据他估计，美国有20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加拿大制药杂志》估计的数字还要高——有六百万人。因此，美国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法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禁毒立法，规定所有威胁麻醉品必须只能由合格的人员管理，这些人必须对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没有正确文件的情况下企图销售麻醉剂的，要受到长达五年监禁的或是2，000美元的罚款的惩罚。对销售可卡因所作的判决最终提高的1922年的5，000美金罚款或是十年监禁——比销售海洛因的量刑要高。

一战结束的时候，人们真正开始试图削减全球可卡因的消费量。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当时世界最大一个的可卡因生产国德国被命令必须服从海牙公约的协定。可是这对约束英国的可卡因使用情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人们刚刚从战争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能找到的可卡因的地方是伦敦：在西区，聚会永远开个不停，这里是毒品文化形成立足之地的理想场所。年轻又聪明的人群更是巴之不得在肮脏，常常还是非法的私人饮酒俱乐部逗留，他们在那儿肯定会接触到伦敦的黑社会。这是进行毒品实验最成熟的环境。尽管现在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是违法的，饮酒俱乐部里的厉害人物还是一定能接触到可以搞到些可卡因的人——如果价格出得合适的话。对许许多多有钱的年轻男子和女人而言，情况往往都是这样。也许是因为它人为造成的高价，可卡因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专业人士服用。《每日邮报》是这样说的：

可卡因聚会早就已经成为伦敦西区的专业阶层的某部分人所追求的生活特色。它在战前就已经存在，尽管有法律限制，现在还是非常活跃——在伦敦的一些房子和公寓里，男人和女人，高级律师，政客，女演员，音乐厅里的艺术家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吸食几剂可卡因，享受一夜狂欢。

《每日邮报》，1918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卡因仍然保持着它作为女人的麻醉剂的形象。在一系列涉及几个著名女演员服药过量的耸人听闻的案子发生后，它上了报纸的头条。这些案子中最出名的，就是伦敦家喻户晓的舞女比莉.嘉尔顿在1918年十一月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可卡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给她提供可卡因的一个叫雷吉.德.沃勒的纨绔子弟因杀人罪受到审判。这个案子在十二月大部分时候和来年一月让读者大为着迷。

女人作为可卡因魔爪的主要受害者的形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最后还同美国人的一切归咎于“外国”的毒品贩子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据揭露，这些外国人的动机还是与性有关。既然英国没有什么黑人，那罪魁祸首肯定要么是德国人（他们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刚刚才同他们打了一场漫长而可怕的战争），要么是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国移民吸毒——难道一天到晚躲在肮脏的小房子里抽鸦片的不是中国人吗？谣言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中国人开洗衣店和餐馆，引诱年轻的英国姑娘吸毒，以便利用她们来实施他们不正常的东方式的性行为。这些姑娘一旦对可卡因上了瘾，就无法拒绝任何事情。当这些邪恶的中国人招募到足够的人后，就把她们拐到海上去，显然是拐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被上帝抛弃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很合适），在那儿被卖作了奴隶。各个报纸愤怒了：

这是什么样的邪恶的魔力，竟然让这么多的姑娘和女人落入了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正是利用里面放了毒品的烟斗的引诱，许许多多的姑娘才被引诱进入了中国城黑暗的屋子里，变成了那些带来了他们东方罪恶的天外来客的玩物，有时候连他们的妻子都不是。

《裁判员》，1916年八月六日

人们一窝蜂地给毒品问题找替罪羊，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都花在了向中国人兜售“东方罪恶”的事实则被很方便地忘掉了。中国人贩毒贩卖白人作奴隶的形象刺激产生了无数二流小说和电影，最出名的就是萨克斯·儒默的系列小说《魔鬼博士傅满州》。儒默最后写出了一本有关滥用可卡因的小说《麻醉剂》，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狡猾的阴谋。1922年的一部电影《可卡因》就用一幅中国女人的图片来作广告，尽管里面一个中国演员也没有。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下一个轰动一时的可卡因案子里——1922年舞女芙瑞达.埃普顿吸毒致死——就准保会有人发现，问题的根子出在中国人那里。这个倒霉蛋在瑞锦大街上开了一家餐馆，新闻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名人张”（“一个难以捉摸的，狡猾的中国人——是非法毒品交易后面隐藏的最具破坏性的人物，东方罪恶的头头”）。在法庭上，名人张否认了一切指控，但是没有用：他是中国人，他有钱，他有个听起来很邪恶的名字。他的餐馆和其他每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经营的生意一样，是进行肮脏的贩卖毒品和白人奴隶生意的幌子。张被判入狱十四个月，然后被驱逐出境。

也许当时最重要的毒贩子最后在1923年被抓捕归案受审。这一次依然是个外国人。埃德加.曼宁是来自牙买加的一个“穿得很漂亮的黑人”，1919年发现他显然是在通过首都转移大量可卡因和吗啡，于是受到伦敦CID（英国中央情报部）的注意。据当时的报纸认为，最终杀死比莉.卡利顿的毒品就来自于曼宁。尽管他的同伙，意大利人卡罗.伊瓦尔多立即遭到逮捕，搜出了十三包可卡因（“足以‘毒倒’半个伦敦”，《世界新闻》说），曼宁还是“给警方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他一次还给警察局长写信，指责英国中央情报部骚扰他。“事实上，”曼宁写道，“我本性是个正拜[原文如此]的黑人，这使得我所遭受的迫害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简直令我的神经都要完全崩溃了”。这封信没起到多大作用，《世界消息》在1923年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被捕了：

邪恶的黑鬼抓住了

伦敦毒品交易头子，臭名昭著的西印第安人，熟悉各种高级地方和低级去处的家伙最后被刑事拘留。他这个星期在老贝利刑事法院被判刑三年——他的伏法为伦敦西区的夜生活除掉了苏格兰场有史以来所记录的最危险最声名狼藉的人之一。这个黑人是个财迷，他靠牺牲白种女人和白人姑娘的灵魂来赚钱。

《世界新闻》，1923年七月二十二日

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诱捕行动，在索霍区，便衣警察接近看起来有可能贩毒的人，试图向他们购买可卡因。他们发现这些可卡因大多数来自于私下里接受贿赂的合法的药剂师。然而，随着被捕的药剂师日益增多，可卡因供应开始减少，有胆量的走私分子开始利用新方法把可卡因带到英国来。塞西尔.德.莱诺本人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可卡因走私活动：小船在隐蔽的埃塞克斯河口把药卸下，装进小汽车里，然后直接运送到伦敦。他说，麻醉剂来自荷兰，巧妙地伪装成雪茄货物运输。如果运麻醉剂的是条大船，药便封入防水容器里，在船开进码头前扔到船外，夜晚的时候再用小渔船打捞上来。还有更复杂，那就是把带有防水包装的货系在一大块海盐上，货就会下沉，盐完全溶解后才会再次浮上来，这时海关和警方早就走了。

尽管英国警方一开始的时候打击可卡因很有效，清除了大街上的可卡因，但是这样一来，可卡因的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使得毒品走私更具诱惑力。有人问1922年逮捕的一个德国毒贩子为什么要走私毒品，他指出他在德国买的三十英镑的可卡因到了伦敦价值就超过三千英镑。随着警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毒贩子也设计出了新方法来绕过海关。1922年《晚间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可卡因走私者的惊人伎俩”的文章报道说，在最近的抓捕活动中发现，可卡因藏在鲜花，蔬菜，德国泡菜，墨水瓶，甚至是猎犬标本里（要不是涉案的女人在快要通过海关前打开了标本取出一些可卡因来给自己增强体力，她本来是可以逃之夭夭的）。与此同时，养鸟的人也在利用信鸽从欧洲中部地区走私可卡因：把可卡因系在鸽子腿上，然后放它们回英国。《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把可卡因藏在木头的纪念碑模型里面的走私案子——这个计谋毫无品味，“只有德国人的脑瓜子”才能想得出来。

英国人愤怒了。国会里有人在大声呼吁：一位议会成员认为，贩卖可卡因的人应该遭受鞭笞，因为“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什么都不怕”。法庭对他们也同样毫不同情：一个塞浦路斯人同一年走私了“6，000剂”的可卡因到英国，他犯了个大错误，竟然试图把药卖给一个药剂师——英国仅有的几个自己可以买到可卡因的人之一。“愚蠢”似乎不是个能减轻犯罪情节的合适的理由：“我真希望我们能枪毙你，你这个流氓，”地方法官咆哮着说，接着判了他尽可能长的入狱时间。

就在英国围捕伦敦的中国移民的时候，可卡因灾难横扫欧洲。塞西尔.德.莱诺1922年来到巴黎，他发现那里的“可卡因比我所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使用得都广泛”。十年前的医学杂志报道说，巴黎超过百分之五十妓女都使用可卡因。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蒙特马特区以及巴黎周围的夜生活区：豪尔区，拉丁区和香榭丽舍上的几个非常时尚的场所。从巴黎警方1920年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在巴黎没收了70公斤的纯可卡因，但是直到1924年，全国禁毒小分队只有八个人。

西班牙也遭受了打击，警方报告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出现了专门的“可卡因瘾俱乐部”。比利时也同样，当地的医生报告说可卡因服用者清楚地分为四类人：知识分子，身体有病的人，精神不稳定的人，和那些从事卖淫行业的人。在意大利，情况还要严重，一家主要精神病院的主管在1920年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因为由于可卡因造成的偏执妄想症，导致了入院人数大幅增长。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意大利人认为，一天用上五克可卡因才算时髦。

德国人也有了麻烦。因为无法保证一直可以获得充足的古柯供应，整个一战期间德国都在囤积可卡因。现在的德国筋疲力尽，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金。德国国内的黑市火爆；金融上的萧条和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人们必然会寻找某种能让他们轻松点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囤积的可卡因开始神秘地消失——结果只是出现在大街上。从一条记录上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非法的可卡因还可以在药店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量大到一次卖出一公斤。毒贩子买上大量的可卡因，掺入大量的杂质，然后按照其实际零售价值的七倍或是八倍的价格在大街上出售。精神病诊所一直在加班加点，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德国青年由于可卡因引起的偏执妄想症而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人，至今无人知道。一家德国机构从1916年到1921年因可卡因中毒而接纳的入院人数猛增了近百分之一千。就连瑞士也出现了问题。自从1916年军队开始撤退回国，后面就很快跟上了依附者——巴黎的妓女，她们还把吸毒的习惯带到了瑞士。瑞士精神病学家汉斯.梅尔在他1926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可卡因上瘾》中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士可卡因上瘾的程度，描写了一百多个严重的上瘾病例（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夜晚竟然服用了十九克的可卡因！）他注意到，今天的可卡因瘾君子所遭受的所有常见的症状，包括鼻炎，鼻孔之间的隔膜穿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04年；“用鼻子吸”可卡因的方法可能在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于穷人当中，因为穷人买不起上层社会极其迷恋的注射器），以及心脏不适。他饶有兴趣地发现，正如多年以前的印第安人早就说过的，以及曼泰加扎在1859年提到的那样，可卡因的的确确对提高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

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个体能够具有相当的平衡和杂技本领，而这种本领需要他们的肌肉具有正常状态下他们无法达到的紧张度和灵巧性。我的一个病人完全处于幻觉中时候，能够像只猫那样灵巧地爬上一栋多层楼房的前墙。

《可卡因上瘾》汉斯.梅尔，1926

梅尔对一种特殊的可卡因副作用特别感兴趣：幻觉。弗洛伊德的朋友，阿恩斯坦.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第一个体验到奇怪的幻觉的人——他感觉到有蛇或是昆虫在他的皮肤下面爬。产生幻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人们很快清楚这是可卡因中毒常见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给它起名字叫马葛南综合症——这是以曾经在1889年研究过这种病的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命名的——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街头巷尾的名字：“可卡因虫”。一个德国医生路易斯.莱文报道了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妄想之中会怎样试图消除这些触觉上的幻觉：

外围神经的不正常感觉会导致病人相信自己的皮肤下面有动物。这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病人为了清除身体里的异物，会造成自我伤害，而且在虚假的主观印象影响之下，还会伤害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一个女人为了杀死“可卡因虫”，用针刺伤了自己。一个男人忍受着胳膊和双脚产生阵痛和疼痛感，以为自己正在遭受电刑。他认为自己可以看见连在自己身体上的电线。

《梦想国》，莱文，1924

马葛南本人也报道了许多自我伤害的病例，其中包括一个商人，他遭受着：

视觉幻觉（病人身边所有的物体似乎都在动），听觉幻觉（他每天夜晚都会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和触觉幻觉（他感觉自己的舌头上爬满了黑色的虫子）——他会看见跳到的黑影，感觉一群蜜蜂围着他，还有一只海龟给他打手势。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物体，包括马和狗在内，看起来都比实际生活中的小。他声称自己不得不呼吸一种闻起来很污秽的气体。不时有人拍他的肩膀，陌生的躯体还会爬上他的皮肤——他把针，钥匙和刀子插入自己的肛门，为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呼吸一下，因为他的身体里充满了气体。

——马葛南，1889，引自《可卡因上瘾》梅尔，1926

在上瘾程度不那么严重的人身上，可卡因产生的妄想没有那么严重：梅尔发现他的比较有技术头脑的病人吸了毒精神恍惚之际，一般会把时间花在发明不同寻常的机械机器和小机械上。他的一个病人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机器，可以在战场上把他的敌人一扫而光。其他许多病人一次又一次解决了永恒运动的问题，等到药劲儿过去了，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在纸上涂下大堆的胡言乱语罢了。“一战期间”，梅尔指出，“法国战争部收到了可卡因瘾君子们幻觉之中研究出的大量方案。”

可卡因甚至还对苏联造成了伤害。一战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个可卡因消费大国——一位俄国科学家瓦西里.冯.安瑞普是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的未被承认的发现者，另一位科学家瑟格.科洛米尼因为用药过量造成了第一起可卡因死亡事件。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作专业用途。一份佚名手稿“可卡因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现在一份巴黎流亡者的杂志《数字》上，它证实了莫斯科中层阶级曾经大量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后来有人宣称这份手稿不是真的）。与此同时，莫斯科刑事机构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机构里充斥着染上毒瘾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妓女。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革命期间的营养不良，或是物资奇缺，导致可卡因的“裁切”率越来越高），这些人鼻粘膜穿孔的比率比西方要高得多。据报道，这种情况在俄国军队中尤其常见。但是没过多久，苏联社会的毒品上瘾水平迅速下降。可卡因在苏联消失的原因很简单：暴力手腕，政治阴谋和镇压一起发生作用，保护新生的苏联免受可卡因之灾。正如西方二十年后发现的那样，毒品上瘾——同失业，无政府状态和宗教冷漠一样——只有通过天翻地覆的社会剧变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疗。自从现代意义上的非法毒品中毒到来之后，滥用非法毒品真正的达到最低潮是在二战期间。在那之前，服用可卡因是整个欧洲以及远至澳大利亚和埃及都十分熟悉的消遣方式。然而如此巨大的可卡因世界市场需要与与之相应的巨大的可卡因供应。这些可卡因来自何处呢？

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德国，至少一开始是。俄国的可卡因产业由大约十个公司组成，全都座落在法兰克福八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公司里最出名当然是默克公司了。早在1910年，它每年就大约产生5，3000公斤的纯可卡因——百分之七十五用于出口。在战后的不安情绪与毒品上瘾增多的影响下，你可能会以为德国人会放慢其可卡因生产的步伐。事实上恰好相反。可卡因在世界市场上是价值极高的一种产品，也是少数几种能够赚取硬通货的产品之一。

德国人大大提高了可卡因的生产。在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毒品没收中都在装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容器上发现了标有德国制药生产商的商标和标志。1925年的前四个月，光是德国一个国家就向瑞士出口了超过1，500公斤的吗啡，554公斤的海洛因和516公斤的可卡因。但是这些麻醉剂要到达的最终市场显然比瑞士远得多：这么多的海洛因足够供应瑞士合法的医疗需要再用上一百五十年。

德国这一招很聪明。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认可海牙协议，仍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慢一点。瑞士就还没来得及认可它——所以通过瑞士运输麻醉剂并不违法。到瑞士后这些药再前往何处，那就谁爱管谁管了——反正德国已经赚到了钱。当瑞士不得不遵守新的国际禁毒法的时候，这个漏洞便堵上了。不过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其他的漏洞。

从1921年开始，国际社会引进了一种新的系统来监控危险药物的国际运输。这个系统要求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具有进口和出口证明。出口可卡因之前，买方需要向卖方提交一份证明，说明你出口危险药物已经获得了法律许可。卖方国家要证实这份证明是否真实，然后提供这批药物所附的他们本国的出口证明。交易双方都必须的他们的药物交易进行精确的记录。人们希望，这样一来，只需要查阅这些记录，就可以追踪到世界上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国际毒品运输而不至让这些药不知所终。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一开始，禁毒协定就只规定了一定数目的化学物质为非法药物。聪明的毒贩子意识到，只要把毒品转化成其化学变种，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证明。可卡因和海洛因被伪造成不违反法律的形态，公开运输到世界各地，等到达了目的地，再转换成海洛因和可卡因。

一家著名的瑞士药物公司的一桩生意轰动一时。它交易的是一种显然无害的叫作乙酰基丙酰吗啡的化学物质，直到1928年才有人指出，这种物质很容易就可以转化成吗啡。瑞士方面知道这种化合物并不违法，干脆把它邮寄到市场国。另一种绕开国际规定的方法是把可卡因从制造商那儿直接运送到该制造商在购买国设立的跨国子公司那里，而不是运送到购买者那儿。这样一来，可卡因尽管到了国外，可是仍然——从技术上讲——属于制造国的财产。这样就不需要任何进出口许可证。可卡因一旦到了国外，当然就进了当地的黑市。对这种走私行为的量刑很宽松：1925年在汉堡逮捕的一个贩毒集团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把“成百上千”公斤的可卡因转移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集团里只有一个成员被判监禁：入狱一个月。

渐渐地，随着国际立法和警方执法日益严格起来，此类的漏洞都被堵上了。不过最大的一个漏洞还是运行了近十年。1928年在鹿特丹城对一艘货柜式货船进行突袭搜查中查获了六十公斤的可卡因，这是第一次有迹象表明实际存在着一个会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庞大的国际走私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情况：形形色色的国际制药工厂都发现荷兰尚未认可有关麻醉剂进进出口证明的国际协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只要通过荷兰，危险药品交易合法起来。这六十公斤的可卡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据披露，一家特殊的荷兰公司，即鹿特丹附近的波苏姆的那顿化工公司，在仅仅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运送了850公斤吗啡，3，000公斤海洛因和90公斤可卡因——直接进入黑市。1927年，一家瑞士药物公司罗斯勒.费尔斯公司通过那顿化工公司运输了4，349公斤的海洛因。该年度全世界海洛因的合法市场也不过是1，700公斤。毒品运输的数量令人震惊：国家联盟秘书处总结说，从1924年到1929年的四年间，光是通过那顿公司直接进入黑市的可卡因就超过六吨。

那顿化工公司大多数的非法交易的路线都通过日本且经过中国。档案研究表明，从那顿公司运往日本的可卡因——据推测是为了供应国际上不同的分销商——被邮寄到中国上海连续编号的邮局信箱里，然后再进一步转寄。所有这些邮箱都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属于同一家公司所有。这些荷兰人一直都很狡猾。这个“世界毒品交易中心”完全用繁琐的官僚作风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如果有案子上了法庭，也能设法证明那顿化工公司没有违反任何荷兰法律。只是在国际社会的沉重压力之下，荷兰最终从停止了毒品交易。这个时候，就连荷兰人也意识到可卡因是坏消息：有证据证明荷兰人在尝试自己的产品，全国到处涌现出了可卡因瘾君子，荷兰政府惊恐万状地读到，医学杂志报道说——震惊，恐惧！——可卡因竟然导致男人发生双性恋。国际立法上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堵上了。

然而最大的毒品贩子只不过才刚刚开始采取行动。日本，尽管它参加了所有的反对可卡因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签署了所有的协定，还是要实施它自己的计划。

日本一开始是从德国和英国获得可卡因，但是一战爆发后，政府担心日本帝国的这种珍贵的药可能不够用。为了保护可卡因的供应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古柯种植园和精炼厂。日本开始在台湾种植古柯，还一直观望是否有机会购买荷兰人在爪哇的种植园。在国际社会进行禁毒立法后，这些种植园很快失去了价值：因为反对古柯的立法已经产生，可卡因的合法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这些种植园。爪哇的古柯庄园主开始出现了亏损。他们便把种植园卖给了日本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年可以生产超过1，500吨的古柯——足以制造出15吨的纯可卡因。日本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南美洲购买土地（他们单是在秘鲁的种植园就最终达到大约3，000平方公里），在冲绳和琉璜岛播种新的种植园。

然而，美国制药巨头派德公司的名字再一次出现：日本在古柯种植和可卡因提炼方面的专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名叫高峰吉丈，他在1901年成为第一个分离出了荷尔蒙肾上腺素的人。此后他在派德公司——世界第二大可卡因制造商——工作，掌握了可卡因产业化生产的所有各种秘密。他带着所有这些知识回到日本，为一家名叫“三共株式会社”的日本制药公司充当顾问——这家公司碰巧一下子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可卡因制造者之一。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继日本对可卡因贸易的大量投资之后，这家公司很快成为国际可卡因生产名单上的头号厂家。国际权威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正在进口——而且还在生产——多得它根本就用不完的可卡因。

日本1929年对外宣布的可卡因产量为320公斤。而他们实际生产的可卡因超过100吨。这些可卡因都到哪儿去了？

正如英国人许多年以前发现的那样，日本人发现，中国大陆构成了一个近乎无限的上瘾药市场。因为英国最终减少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量，日本便插进来把鸦片生意接了过来。他们还开始向中国人兜售另一种他们不太熟悉的麻醉剂：可卡因。也有人指出，最先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是传教士，因为他们听到有谣言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戒掉鸦片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可卡因消费倒是可以归咎于美国的制药公司派德药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最先在《治疗学学报》上泡制出了这个神话。不管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什么人，中国很快就加入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列，成为了可卡因消费国，而日本则乐不可支地成为供应者。这一贸易背后的许多公司都属于国有公司。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便是其中最大的两家公司。他们直到今天仍然跻身世界最大公司之列。

非法向中国贩卖可卡因和鸦片赚来的钱可不仅仅是额外的红利。日本在1931年侵占了中国一大块广阔的土地，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日本领地满洲国。中国此刻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内战，而日本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所以大量的士兵驻扎在了那里。在这样的一个外国国家维持一支军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世界股票市场1929年已经崩溃，外汇大量短缺——这样一来，毒品交易似乎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

很快，日本在中国领地上的收入的唯一真正来源便是毒品。根据日本二战以后的说法（当时他们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中国的毒品贸易非常普遍，以至于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想躲都躲不开。当然，中国的许多军阀本身都是靠向自己的军队出售麻醉剂发了财，包括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头子，后来的台湾总统。由于日本国内的政府在二战前的酝酿时期逐渐被军方夺去了权力，所以军方获得了掌握海外驻军的控制权，向中国人出售毒品便成为军方的头等大事。

日本在的这种非法可卡因交易活动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尽管如此，他们的交易量足以大到令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感震惊，以至于要求美国的联邦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在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派出一队人马前往中国处理相关事宜。安斯林格的人马队这次行动的规模之大非常吃惊，而非法的麻醉剂交易也是日本在纽伦堡受审时要面对的指控之一。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支持这种贸易，可卡因经常（有时甚至用战船）从生产中心运往中国。他们最后干脆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麻醉剂生产工厂，以便节约成本和毒品的运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麻醉剂立法者还在对日本显然过于庞大的可卡因和鸦片消费量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很快，没收的走私可卡因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这些毒品开始出现在亚洲地区，包装在上面印有日本制药公司名字的日本制造的盒子里。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英帝国的珍宝——印度——发现这些盒子更能制造恐慌的了。

印度从1883年起一直在尼尔吉里山区种植古柯，每年从马德拉斯向英国出口约1，800公斤的古柯叶子进行加工。然而印度的可卡因不是印度古柯的产物——先是从德国，接着是从日本走私进来的。有传说认为，滥用可卡因的现象最初于1886年出现在丙戈尔省的巴噶尔博尔，当时富有的地主开了些可卡因治牙疼，发现这种药具有让人愉悦兴奋的作用。服用可卡因的习惯很快沿着广阔的铁路网络蔓延到整个大陆，最后出现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的贫民窟。印度可卡因消费的主题与伴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可卡因消费的主题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一出版物摘录下来的简短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先是性：

在印度，人们发现大多数的受害者都错误地认为可卡因能够大大提高性交的快感——

接着便是犯罪：

要是说绝大部分的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都是那些习惯性沉湎于可卡因而不可自拔的人犯下的，这并不是夸张——

还是同英国一样，可卡因常常是女人服用的东西：

在撒哈兰普，有些女人们常常到曼达尔（寺庙）去进香。她们内衣里有个秘密的小口袋，里面放着装有八分之一打兰可卡因的小瓶，到寺庙出售——

——《可卡因及其败坏道德的作用》，AP巴尔嘎瓦，1916

到1902年的时候，据当地的一名医生凯拉丝.羌德.鲍斯的说法，可卡因夺去了大批加尔各答人的生命。鲍斯非常担心——有那么多的人染上了可卡因瘾，他说，很快政府就不得不给他们修建酒鬼收容所。他举了几个自己收治的不幸病人的例子：——

H，29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说话没有头绪。他极其害怕遭到警察追捕，这种恐惧让他发狂。在大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时候，如果他看见任何白色粉末，便会小心地拾起来放在舌头上咽下去，然后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完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六月二十八日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这个悲剧性的报道。“如果这种邪恶要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的话”，它认为，需要采取“制约措施”。这个问题特别难以控制，因为它太普遍了：所有的印度社会阶层都服用可卡因，富有的上层世袭阶级出于一时兴趣服用它，处于社会下层的最底层的穷人从街上买来信封装着的称为“里发发斯”的毒品，靠服用它来解除饥饿感。也许可卡因蔓延得这么快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总是把它同槟榔——全国上下都喜欢嚼的一种常见的轻微的兴奋剂——放在一起嚼。加一点点的可卡因会使得槟榔嚼起来的效果格外好——还令服药的过程不至于让人们感觉太陌生。可卡因常常作为槟榔卖给富人家——家里人发现这东西让他们感觉这么好，马上就会订购更多槟榔。据估计，大城市里每一千个居民中就有五到十个人染上了可卡因瘾，而德里城的这个数字高达每千人二十个瘾君子。

然而问题比任何人认识到的都要普遍。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可卡因灾难的国家：缅甸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缅甸国产税署的一位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可怜的人会服用可卡因：

这些不幸的可怜人有了几个铜板，知道这点钱不够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于是买上一小包看上去毫无害处的可卡因，混上一点点人们同槟榔一起嚼的石灰膏，把混合好的东西涂抹在牙龈上，慢慢地咽下唾液。对食物的渴望不翼而飞；一种很舒服的温暖的感觉弥漫在他虚弱的身体中；他感觉自己现在什么都能干——可卡因比鸦片或是吗啡的力量都要大；药劲儿过后的痛苦的感觉也更加尖锐；当了可卡因的奴隶，便成了真正的奴隶。它所带来的伤害之大，以及它会夺去人的生命的必然性，都的的确确令人胆寒。

《印度和缅甸的毒品走私》，安德森，1922

英国当局对东方的可卡因消费极其担忧。种族主义再一次起了作用：如果英国或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白人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毒品消费，那这些不识字的土著又能怎么样呢？《英国医学杂志》认为“东方种族特别容易对神经镇定剂上瘾”。《泰晤士报》同意它的说法，还警告说可卡因只要三个月就能夺去一般印度人的生命。英国当局开始积极追捕拉加帕特的可卡因贩子，并详细统计整个大陆突击搜查情况。

他们的一份原始报告今天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官方收藏部里。1912年到1913年的记录表明，单是孟买就没收了大约67.5公斤的可卡因。丙戈尔省查出了多达169感觉可卡因——光是加尔各答就占了154公斤。缅甸紧跟其后，查出了78公斤可卡因。直到1930年，印度当局估计他们查出的可卡因还不到非法进入印度的可卡因总量的百分之二点五。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加尔各答一年大约要消耗掉近6，000公斤的可卡因——如此大的数目，使得可卡因在印度大肆流行，成为上个世纪没有宣布的大灾难之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时候，据估计有二十五万到五十万印度人定期服用可卡因。

然而单凭统计数字揭示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即便是在今天，毒品专家们还在费尽心机想要估算出每年实际上使用了多少可卡因。不过新闻报道中的脚注还是揭示了当局的担忧：

我很遗憾地报告大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法可卡因交易有所减少——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大城市存在严重的可卡因上瘾现象；只要瘾君子还有需要，就会找到现成的代理人心甘情愿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并通过非法交易牟取暴利。在我看来，除非文明世界施加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对这种危险药物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否则的话，这种交易是永远无法彻底根除的。人人都知道，从可卡因的主要生产中心达姆斯丹[默克公司的老巢]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大规模的广泛的毒品走私。

——《联合省份报道》，1921

到1922年，从文件中的一个注释可以看出，查封的可卡因产地不再主要是德国，而是变成了日本，不断出现的脚注还证实了当时可卡因急遽膨胀的价格：合法可卡因的售价是一盎司30卢比，它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150.200卢比。尽管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从1912年的322公斤下降到1936年的59公斤，这仍然只代表了毫发无损地进入黑市的可卡因的实际数量的极小的一部分。

日本对印度的可卡因贸易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以至于英国内务部在1930年派J斯莱特里先生，勋爵，到远东区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的秘密报告现在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里。斯莱特里发现，走私分子转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得到承认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些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在香港的一次查获毒品的行动逮捕了一个这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的一个叫伟基的家伙，或是从他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他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纸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的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竭力告诉他说富士鹤公司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包装纸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当听说印度大街上出售的可卡因掺假掺得非常厉害时，他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说那不可能是日本货，因为日本只生产百分之一百的纯可卡因。还有其他日本进行可卡因交易的证据，例如一个日本产的橡胶包里装满了可卡因，上面还有三共株式会社的封条，日本方面都宣布说是“假的”。

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大小似乎只能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可卡因生产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在一家新闻单位披露了日本在大连查获的一起价值470，000英镑的毒品案后，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大连的警察局长告诉他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大阪查获的，但是当他赶到那儿去调查时，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案子——他们说，其实这个案子是在神户查获的。不出所料，当他赶到神户时，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任何情况。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

目前为止，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罪行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

缅甸的国产税署发现，贿赂和腐败的手段大大便利了大宗的可卡因运输，许多的可卡因没收案件都是毒贩子自己安排的——少量的“缴获物”使得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在反对可卡因的战斗一直在取得胜利——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是可卡因走私进入的国家不仅仅只有印度。隐藏在外国与政治部1922年的秘密报告里的一份档案里提到一个案例，讲的是警方抓住一个名叫西特兰姆.桑巴特.劳.吉克沃的印度公民把近一公斤的药用可卡因走私到英国来。吉克沃以200英镑的价格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一名便衣警察兜售可卡因，从而成为苏格兰场较为成功的可卡因诱捕行动的一名受骗者。

外国和政治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牵扯到一名印度公民，还因为这个人是个VIP（重要人物）。文件里的第一项包括路透社报道这个案子的一则新闻剪报，后面还跟着一个手写的问题：“这个人真的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吗？”有人在下面草草写到，吉克沃其实不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他们指的是巴鲁达王公）。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下一页上有一则新消息。同王公讨论之后，发现吉克沃其实是王公的侄子，是个“交了坏朋友”的高级律师。又有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

无疑，吉克沃的皇室背景可以解释他被捕时彬彬有礼——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清楚意识到自己成为警方诱捕行动的受骗者时，他出语不凡：“噢，你是警察。可真不走运。没关系，我能理解。”判他入狱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