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相当的成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是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努力——查获毒品的消息会令他们竖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活干得不好：到1928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呆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

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现了安非他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一模一样的功效。安非他明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干干。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的确确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弱”，从记录上看，1921年到1925年间宣判了230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七十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歌“可卡因瘾蓝调”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利德贝利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

可卡因是给马用不是给人用的；

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

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吗？

让我吸一点吧。

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

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

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

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

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

早上三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

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

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

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

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

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

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

“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

加里.戴维斯的“可卡因”是这么唱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我——喝点冰凉的威士忌，别搭理可卡因”。（这一段合唱部分的另一段歌词提到的是另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可卡因：我的粘膜已经成为回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不光记录可卡因的危险性的歌，而且还找到了说它日益稀少的歌：“大步流星到纽曼先生那里，看到门上有块牌子说‘不再出售麻醉剂’”，“孟菲斯陶瓶乐队”这样唱道。其他许多艺术家都录制了这个曲子，或是其他类似的歌，有的歌名里干脆用上了“可卡因”和“搬家工”的字眼。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我大声喊我的康拉，嗨.嗨，

她抽搐着鼻子出来，鼻子疼极了——

医生发誓说再也不卖可卡因给她了。

科尔.波特的“你给了我快乐”（1934）里面最初有这么一句“有的人从可卡因里得到快乐”，很快就改成了“有的人从西班牙买到了香水”。还有些歌是拿吸毒者开玩笑的：1938年那首经典的“乞丐米妮”刻画的就是歌名里提到的米妮“爱上了一个名叫烟鬼的一文不名的家伙/尽管他吸可卡因她还是爱他”。到这个时候，吸食可卡因显然已经被视为同伴身上不太受欢迎的特点了。

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普鲁斯特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让.考克多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桃乐丝.赛尔丝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染上毒瘾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因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才会有个叫“糊涂蛋”的。

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某种有悖情理的神秘色彩。可卡因——罕见，危险，却又惟我独尊——总是能够吸引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吸引严重依赖毒品的瘾君子，还吸引附庸风雅放荡不羁的那类人，以及心怀不满的见识不及金钱多的上层社会的人。欧洲就是如此。我们在柏林或巴黎的大街上很少听说跟无家可归的堕落者有关的事，却听到大量跟颓废的贵族进行狂欢和欧洲皇室稀奇古怪的性癖——包括他们对可卡因的使用。也许这些谣言有点道理，不过它们也许只不过是今天仍然非常常见的《嗨！》杂志综合症的一部分：总是认为富有又漂亮的人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就一定琢磨着干些肮脏的勾当。

真正琢磨着干些肮脏勾当的一群富人是纳粹党。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又报道声称德国纳粹的高级将领特别偏爱可卡因。据说赫曼.戈林是个专职瘾君子，也有谣言说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到英国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有人推测，德国统治结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存在吸毒现象。这种说法有多大真实性？有几分吧。

没有证据表明戈林吸食可卡因。但是他是个吗啡瘾君子，他的吗啡瘾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一天需要服用一百片的二氢可待因。虽然指控他使用可卡因的说法不成立，他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在周期性的突击节食期间使用兴奋剂（他体重严重超标）。比如说，他在1939年初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减了十八公斤，这很可能是使用安非他明或是可卡因。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可能是通过体育锻炼或是节食减的肥，但你要是对他的性格略有所知的话，就知道这不太可能。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清楚。赫斯的情况同样不可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1941年的那个夜晚降落在苏格兰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

这么说，这些证明纳粹吸毒的证据似乎都有误了。只有一点除外。我在浏览有关第三帝国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试图证实有关戈林和赫斯的谣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记录薄》的书。这里的证据证明的不是纳粹统治的高层使用可卡因，而是它的最高层——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可卡因颇为青睐。

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使用安非他明的。据他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二战后接受了审问）说，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提奥.默拉雷斯医生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一针“维生素”。打针之前希特勒睡意正浓；打针后他非常警觉，充满活力，急着要起床。显然这实际上不是维他命针剂，而是“兴奋剂”。随着战争的继续，元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赢不了，便越来越频繁地找来医生给他打针。亨瑞契.希莱姆发现这些针在希特勒身上几乎具有神奇的作用，他打完针就变得极其精力充沛，他的另一个内阁成员也谈到他打完针变得“高兴起来，话很多，还能一直熬到深夜不犯困”。

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一天要打上两到五针。他间或还服用一些特殊的兴奋药片，分析后发现是“博维丁”——一种牌子的甲基安非他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服用的甲基安非他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夜晚睡不着觉，不得不靠镇定剂来帮助他入睡。用这些药的结果是，早上要喊醒他极其困难（联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德军反应迟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唤不醒希特勒）。但是这些药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可是出现安非他明中毒的迹象：发抖，易怒，失去理性。

希特勒非常有可能在服用安非他明期间穿插服用可卡因——一种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的麻醉剂。要是考虑到1944年后他的医生曾不择手段的帮他戒掉安非他明这一情况的话，这种猜测就更可信了；因为戒掉安非他明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可卡因来替换安非他明。不过，证明希特勒使用可卡因的真正证据来自希特勒的另一位医生，厄文.吉埃森医生。他曾在1944年七月克劳斯·冯·施道芬堡的暗杀行动失败后给希特勒处理伤口。吉埃森是个耳鼻喉科专家，希特勒抱怨说嗓子疼的时候给他用了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只除了一点：吉埃森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希特勒非常喜欢可卡因疗法，即便在他喉部的问题消除了之后还要求继续使用它。事实上，希特勒要求使用可卡因的次数非常频繁，以至于吉埃森不得不专门警告他不要再使用可卡因，以免上瘾。吉埃森最后干脆拒绝给希特勒增加使用可卡因的次数。好吧，希特勒说，还按原来的用药次数。那就把可卡因溶液的浓度提高一点好吗？

除了第三帝国，还有一个地方仍然有可卡因，至少是暂时有，那就是好莱坞。当然，这里一度有大量的可卡因：艾利斯特.克劳里1916年到那儿进行巡回竞选的时候，不由大为震惊，说当地人是“挤满了为可卡因痴狂、沉迷于性事的电影狂”。（克劳里是许多同代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分子，要让他震惊可不太容易）。真实情况是，好莱坞有那么多的钱，还有那么多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愿干的人，可卡因要是不在那儿流行，那才叫人吃惊呢。

早期的电影提到可卡因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了一部名为《跳鱼之谜》的电影（1912年），是一部模仿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片，范朋克演的是那个脑瓜子醉乎乎的侦探可卡因.埃尼德（明白了吧？）同年的另一部电影《为了儿子》显然是可口可乐故事的翻版，讲述的是一个制药大亨发明了一种软饮料，里面含有一种神秘的让人上瘾的兴奋剂。他给这种饮料起名字叫多普可可，接着便靠它发了大财——包袱抖得很糟糕：他自己的儿子很快对这种饮料上了瘾，最后死了。再后来的一部电影《可卡因狂》（很像是大麻版的经典之作《大麻烟卷狂》）把可卡因上瘾讲述得如此荒谬，以至于评论家暗示说这是部拙劣的模仿秀，只有可卡因狂热爱好者才会欣赏它。

到三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可卡因作滑稽片的题材很合适：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里扮演了一个倒霉的流浪汉，他从一个标着“鼻烟粉”的盒子里挖出了点粉末吸了几次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个超人。另一部无声电影《夺命之速》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几只雪鸟衔来了‘可怜粉末’或是‘快乐粉末’。然而奸诈的小贩则称它为‘娃娃陷阱’，因为它是儿童服用的一种毒品，促使他们以夺命之速开始步入万丈深渊！”

不过二十年代可是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丑闻，涉及好莱坞著名人士的行为不检，从而导致警方取缔了可卡因。例如1920年的“胖子”阿巴寇事件致使一名年轻女演员死亡。同年的另一起谋杀指控将楔石公司的喜剧女主演之一梅布尔.诺曼德同吸毒扯在了一起：据说她一个月要用掉价值2，000美金的可卡因。流言蜚语毁掉了她的事业。有人称，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个火枪手》里的合作主演巴巴拉.拉.玛尔在她的大钢琴里藏有可卡因，靠它才能让自己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一直到她开始过量服用海洛因。到1923年的时候，《纽约时代周刊》报道是好莱坞的吸毒现象十分普遍，认为这一现象证明禁酒令和吸毒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时代周刊》说得没错。吸毒现象的确在二十年代禁酒令实施后有所上升。正如爱德华.H.威廉姆斯十一年前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服了可卡因的黑人会防弹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黑人给出的吸食可卡因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东西，老板”（当时不允许南方的黑人获得酒精饮料）。毒品有吸引力，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东西。更糟糕的是，走私贩子混进了市场提供非法酒精饮料。这一行的利润非常大，很快就导致产生了暴力行为，还产生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的后代至今还在活动。主要的犯罪集团，比较出名的有艾尔.卡邦，“幸运的卢恰诺”，阿诺德.罗斯鼎，这些黑手党集团一开始都避开麻醉剂交易，因为这方面的刑罚极其严厉，而是进入走私酒，赌博和开妓院的行当。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赚钱的地方，马上就改换了门庭。

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一些顽固派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的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

她并不是唯一的可卡因狂。哈瑞.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个“持强凌弱”的明星，一眼就能看出指的就是埃罗尔.弗林。不断有人向警方报告说他试图从整个欧洲的医生那里获取可卡因——来治疗想像出的从“自卑情节”（！）到“无法治愈的痔疮”在内的各种症状。安斯林格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毒瘾，后来承认自己获取可卡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性（埃罗尔.弗林需要毒品还能有什么理由？）。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打仗，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一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从1940年到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

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三十到五十年的服刑期可以很方便地被忘记，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一月三日对他进行减刑，他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五十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海洛因交易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

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高了百分之三百。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菜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

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瑞.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之为“霰弹枪”的药物：十四粒可卡因，三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五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十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掀了下来。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决定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的时候，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犯了偏执狂的马给踩死了。（这时脑海里不由出现“赏罚分明”这个词——）

尽管如此，吸食可卡因的苗头还是不时会复苏。显然，可卡因在四五十年代一直少量地埋伏在玩世不恭的黑社会：同安妮塔.欧黛在她的自传里提到自己吸毒一样，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起演奏的爵士乐手米尔顿.梅西罗也在自传里就谈到自己曾经吸食可卡因。马克西姆X在自传里写道，他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染上了可卡因瘾（可卡因几乎给他惹了大麻烦，那是他在一次狂欢后看到了自己的白人女友，便大逞酒后之勇，摇摇晃晃走过去给她打招呼——就当着她丈夫的最好的朋友的面）。同样，1949年似乎也出现了一次可卡因复兴。《时代》杂志的一篇独家报道“白色女神”称警方查获近一公斤的可卡因，就悄悄藏在外交官拉菲尔.文森特——古巴驻秘鲁领事——的皮包里。这不过是一个小打小闹而已。纽约警方报告说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城里查获了400盎司（15公斤）的可卡因，而一旦来源被证实，问题就蒸发了。

其实，禁止可卡因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看起来似乎可以劝说秘鲁和玻利维亚也一起来禁止古柯生产。最初成为两个国家的骄傲和经济上的巨大希望的古柯产业，现在也开始衰落。从一开始，秘鲁在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就迅速被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抢了过去。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麻醉剂也诞生了，可卡因禁令开始发挥威力，可卡因的市场越来越小。就在此时，古柯还遭受着一系列被误导的“改革家”的猛烈抨击。

站在反对古柯总队前列的是教会，这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从1552年基督教权威们没有获得国王的许可禁止古柯以来，他们一直对古柯恼羞成怒。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由于秘鲁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传教士们越来越深入地穿透到秘鲁内陆地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当地居民转变成基督教徒。领头的便是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他们要求自己的新教徒保持完全清醒，劝告任何愿意听的人说该是对古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虽然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永远也无法对一项存在了4，500年的产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不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很快就行动起来。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秘鲁成立了一支强硬的自由派别，他们一致认为改善一贫如洗的印第安人的命运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看法很正确，大多数人的用意也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为了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这些人如此贫困，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智囊团，所有这些智囊团都断定，如果要消除贫困，首先必须处理古柯。

然而，要劝说政府采取行动，真正需要的还是严肃的证据。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找证据。正如此前此后的一切禁毒战一样，他们是不允许真实情况来干预他们的计划的。要是你要寻找它背后误导性的动机，伪科学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就是。因为这些证据一望而知根本就是错误的。自由战士要通过根除古柯开改善印第安人的命运，就好像迈克尔.杰克逊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治愈世界一样。

二三十年代在秘鲁到处都突然冒出了大堆的科学调查者，对古柯上瘾的可能性进行实验。这些人物中有许多都成了名，还在政治上获得了影响。所有这些人的教父就是卡洛斯.里基斯。里基斯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力：他不仅是合格的医学博士，事实上他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过。他对古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古柯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还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医学界的同事来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政府对古柯生产进行垄断，以此作为控制古柯的生产的手段。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反对古柯的浪潮开始了。

1936年利马大学的另一位科学家，卡洛斯.古德雷斯.诺列加为了证明古柯是坏消息，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很快得出了无可辩驳的实验结果。不管怎么说，对他而言是无可辩驳的。

为了支持他预先形成的结论，古德雷斯.诺列加继续对每一片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平均含量进行计算，还使用了一些具有高度欺骗性的数学运算，从而得出结论说秘鲁的嚼古柯者每年要消耗38，500公斤的可卡因。他为了证明古柯对国家造成了威胁简直费尽心机，还引用了早期诋毁古柯的资料——例如普皮格的文章——却对所有正面报道熟视无睹，最终总结说，长期使用古柯会导致精神失常。他的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的推理却高度可疑。来看看下面这段话：

最近发现在古柯消耗量大的地区存在比率相当高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还发现，文盲人口的比率同古柯叶子的年消耗量之间存在着联系——80％染上古柯瘾的人，他们的智商都低于正常水平。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好吧，这么说嚼古柯的人大多不识字。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不识字就是因为古柯？难道该责怪的不是他们受教育太少的事实吗？古德雷斯.诺列加的狗屁逻辑在他谈论智商问题的时候就更荒谬了：要是这些印第安人不识字，那他是怎么测试他们的智商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运用的“比纳智力测验”——一种书面测试方法——告诉他印第安人的“智力系数非常低”。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说的那样，他们不识字：他们读不懂这些问题。作这种测试，要是他们的智力系数（不管到底是什么）不是零而是其他任何数目，那才是怪事呢。

古德雷斯.诺列加在报告的末尾还发出了惊人的致命一击：

一般说来，嚼客表现出感情迟钝或冷漠，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缺少意志力，注意力低下。他们非常多疑，害羞，不爱交际，遇事犹豫不决。进一步发展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变成流浪汉。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最后，又是老调重弹，与犯罪联系起来：古柯等于犯罪。诺列加在这里没有揭示的是——尽管他后来在别的地方承认——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全部来自利马中心监狱。他百分之一百的研究对象都是从一家监狱里提取的，这样就保证所有的人都是“流浪汉”（后来有人透露说他的可卡因嚼食者“精神失常”的例子来自于利马中心精神病院）。按照这个标准，他甚至能在喝水的人和犯罪行为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真地对待他的文章。毕竟研究古柯的专家少之又少，而这种植物又即将登上世界舞台。

1946年，在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苏联指责几家在秘鲁运营的美国采矿公司通过用古柯而不是用钱来支付报酬的方法剥削印第安人。美国的代表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苏联人说的是实话：许多公司，包括巴思科铜矿公司在内，的确是用古柯来支付印第安人的工资。当然，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加时代甚至更早——古柯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可以用来同其他产品进行物物交换，而且与现金相比，印第安人还是更喜欢古柯。俄国人对美国人的解释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拿他们在秘鲁的采矿贸易同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类比：他们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先进的国家通过向落后的国家输入麻醉品来对之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它当然停止了下来，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不但所有的新闻都在讲古柯，就连秘鲁也被迫严肃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联合国大会同古德雷斯.诺列加之流的信仰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很快便取得了成果。

秘鲁驻联合国代表在四月二十二日向麻醉剂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研究秘鲁的古柯问题。联合国很快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这时玻利维亚意识到秘鲁将要得到专业帮助，便同样邀请这个委员会去检查玻利维亚的情况。

你也许会希望联合国的委员会至少能够稍微做到不偏不倚。那你可要失望了。事实上，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霍华德.B.方德（当时制药业的巨头保威公司的副总裁，哈瑞.安斯林格的私人密友）到达利马时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表示。方德走过停机坪时，《商务报》的一名记者上前同他搭话。记者想知道，主席先生是否有时间回答几个有关他新任务的问题？当然有时间。《商务报》想了解什么？接下来便是这样的：

问：您认为嚼古柯的习惯对秘鲁山脉的居民有害吗？

答：绝对有害。

《商务报》，1949年九月十二日，引自“好古柯，坏可卡因”，R罗曼洛，《社会科学在欧洲上演的滑稽剧》，XXI，64，1983

要想知道联合国委员会是否公正并不困难，因为它的主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极大的偏见，还没有踏上初步的寻找事实的之旅，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新闻界透露此次调查的结论。由此看来，这个委员会最终在1950年拿出了一份对古柯表示反对的报告毫不令人吃惊。这份报告称，秘鲁超过一半农村人口——秘鲁和玻利维亚所有居民的四分之一——都是瘾君子。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说，要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必须限制古柯生产”。它还总结说，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必须对印第安人征收古柯税，如果他们不交，就必须制订法令来对付他们。

就在这份报告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前，即1923年，国家联盟就曾经命令安第斯山脉的各个民族立即停止非医学用途的古柯生产。当时秘鲁根本不理会国家联盟的命令，玻利维亚还明确要求他们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一次它们可是无路可逃了。

有几个人勇敢地探出头来，反对这个委员会的错误结论。其中最出名的两个科学家是卡洛斯.曼格（安第斯山脉生物学院的创始人）和秘鲁神经学之父，费尔南多.卡比西斯。他们在抗议过程中组织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古柯大会，“秘鲁委员会”，目的是再次调查古柯叶子的情况。这第二个委员会的结论比较折衷，考虑得也非常周详，同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嚼古柯是一项没有害处——有时候甚至还大有裨益——的消遣。

这也没有什么用。联合国委员会有其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就连秘鲁都不得不表示服从，尽管此前它一直拒绝在要求其摧毁古柯贸易的国际法令上签字。1962年，秘鲁和玻利维亚都签署了“日内瓦禁毒单方公约”，要求两国自己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完成彻底清除古柯的任务。这个任务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执行起来还要花掉好几百万美元，而且要是真这么干的话，会有200，000秘鲁人失业。拉丁美洲对此大为震惊。哥伦比亚种植的古柯数量要少得多，在1947年就同意销毁这种作物，但直到这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秘鲁和玻利维亚效仿哥伦比亚的作法。尽管大家普遍对根除古柯的法令置之不理，但各国签署了这一法令本身就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这些错误地试图扫荡古柯贸易的努力，利用了人们长期把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混为一谈的事实。就在1906年美国通过“纯粹食物与药品法”的时候，当局就已经把这二者混淆了起来，因此起草出了禁止古柯酒和其他含有古柯叶子成分的药剂的法令，他们显然忘记这个事实：无需处方就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药剂师那里买到可卡因。当时专利药品行业之外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可卡因上瘾和“可卡因狂”是如此恐惧，以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对麻醉品立法者的这些激进的断言表示置疑。就连路易斯.莱文——麻醉剂研究领域伟大的先行者之一——这样的专家都落入这样的圈套，对嚼古柯者进行严厉的批评：

他们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表现得类似同吸食鸦片的人。他们会出现一种标志性的状态，身体极其虚弱，伴随有行为举止的逐渐改变。他们还没成人就变成了老人。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所有的更加严肃的生命目标而言他们都毫无用处，沉湎于幻觉之中，完全受对毒品的热切的渴望支配，除了毒品之外，生命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多高的价值。

《梦想国》，莱文，1924

秘鲁国内对古柯进行迫害的真正根源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科瑞普林曾写过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他在书中——在不具有任何古柯经验的情况下——下结论说古柯同可卡因是一回事。1913年一个名叫赫米诺.沃里迪赛的秘鲁青年医生在意大利休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多亏了科瑞普林，沃里迪赛回国时坚定了古柯就等于可卡因的信念，一到了秘鲁，就马上开始建立秘鲁精神病学院——那里的学生死记硬背地记住古柯很危险的概念。卡洛斯.里基斯和古德雷斯.诺列加都是他的学生。

事实上，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古柯”已经变成了“可卡因”的同义词。就连阿尔道斯.赫胥黎——凭借仙人掌毒碱和《众妙之门》而出名——这样的头脑开明的思想家也轻易相信了这一点。1958年，他在给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一种迷幻药）的发明者阿尔伯特.霍夫曼的一封信中祝贺他最近分离出了二甲4羥色胺磷酸（迷幻药，又名“幻菇”），同时还对古柯的使用表示哀叹：

我现在是从秘鲁给你写信，这是令人最不满意也是最危险的能改变人的大脑的药物——古柯——的国度，印第安人仍然在消耗着大量的古柯——

《解脱——迷幻药论文集》，赫胥黎，1977

这种混淆——古柯＝可卡因——似乎可以理解，似乎最终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严重后果。我看到所有这些论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哪一种断言都不对。首先，美国的某些人故意模糊古柯和可卡因之间的区别，别有居心地想要对二者都发起攻击；其次，这种毫无必要地丑化古柯的作法后来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麻烦。

巧的是，推动这场反对古柯的辩论力量大多来自美国，包括给诸如古德雷斯.诺列加和里基斯之流的“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美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停止古柯贸易尤其热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插手世界古柯交易，所以削减古柯贸易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麻醉剂方面的立法似乎非常成功，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停止这种贸易。再愤世嫉俗点，你就会说有人强行要人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坦率地说，这样一来，安斯林格之流就能有事点干。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作法不仅完全没有必要（当时美国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可卡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立法者试图取消古柯贸易，也就是在为一种危险性大大超过古柯贸易的交易打下基础——就像他们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他们对待烈酒的效果一样。只是他们自己现在还不明白罢了。

但是古柯立法界还有比这更阴险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我在华盛顿特区终于找到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古丁博格之后才发现的。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盼望能见见古丁博格。他1999年编辑了一本有关古柯历史的论文集《全球历史》，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本开辟新天地的书。我高兴得要命地找到了它，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更多这类资料，或是认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是”。古丁博格似乎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可卡因的少数几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马上把他当作了我的主要目标。我们利用电子邮件同了几个月的信，讨论我能拿什么来交换他的一些最新的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我们还漫不经心地交换了一些新的想法，大多绕着歌手麦克.殴菲德的《管钟》的二手带子转，还语焉不详地安排我到华盛顿后怎么同他见面。

然而，只有在他发现我到华盛顿的原因是要去采访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的时候（这次采访最终没能进行），才真正产生了兴趣。《纽约人》杂志最近出版了西莫.赫许的声明，说麦卡弗里在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处决100，000名十几岁的伊拉克士兵。古丁博格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见到麦卡弗里的时候会问问他。“天哪——不行”，他急切地说，“他也许会把你也杀了”。我对克林顿的禁毒沙皇是否会就这样杀害一个英国记者表示怀疑。“我不知道”，古丁博格说，“他以前就杀过”。从那时起，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麦卡弗里和他作为禁毒沙皇和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的相关的优点，以及我要是问他伊拉克问题，会让他多恼怒。每当我同古丁博格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巴里怎么样了？”我很快从我们不断的有关麦卡弗里的谈话清楚地认识到，古丁博格没有时间谈论传统的禁毒政策或其支持者，他的观点是，美国根本解决不了毒品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毒品问题首先就是美国胡乱干预禁毒领域而造成的。我后来了解到，他这话不无道理。

我们最后终于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见面了。中心离宾夕法尼亚大道不远，就在里根政府学校后面。

“巴里怎么样了？你问过他有关伊拉克的问题了吗？”他问我。

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大堆的影印文件——有西班牙语的，有法语的，有英语的：有警方的报告，政府的统计数字，智囊团的见解，报纸上的文章——所有的东西都同可卡因和五六十年代可卡因交易的起源有关。他花了六年时间从全世界的公共档案机构收集来这些东西，很多资料都是他本人请求美国政府解密的。一般情况下，你见到专家，希望他们能发表一些新的见解，但是他们谈到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古丁博格不一样：他的所有见解是新的。

很自然，古丁博格非常警惕，想知道我打算拿他的研究资料怎么办。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些尚未发表的论文交给我？我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基本的想法，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他说，“你是想报道自己亲身经历吧”。我否认了他的说法，但这种指责还是让我很难受。他接着问我，他给我这些还没有发表的研究资料能得到什么好处。这可有点把我难住了。“我的意思是，你打算赞扬我一番，对吧？”当然。他想要什么样的荣誉呢？他最后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说我是个大无畏的虚张声势的研究者，戳穿了DEA[禁药取缔机构]的重重谎言”，他说。“你能办到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假使我是个报道自己亲身体验的记者，那也许我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你能说我看起来像达斯汀.霍夫曼吗？”即便是作为一个报道亲身经历的记者，我也有点按捺不住了，然而我需要他的信息——他的确看起来像达斯丁.霍夫曼。有点像。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后，我们直奔最近的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或者说，他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我只是竭力跟上他的思路而已。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古丁博格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关于可卡因的信息。他事无巨细地研究过一切有关的东西，几乎同所有重要的人都谈过话。他最后送我两份尚未发表的论文，两篇论文都把我听说的一切有关早期可卡因贸易的信息都掀了个底朝天。

最吸引人的那篇论文谈的是秘鲁的反对古柯的立法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斯蒂芬化学公司之间的关系。斯蒂芬公司座落在芝加哥（现在还在运营之中），是美国工业的无名英雄之一——因为在他们新泽西的梅伍德工厂的二号楼的中心，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的保护和美国联邦当局的监控之下进行着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刺激产生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一种生意：斯蒂芬公司负责在制造可口可乐之前，除去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的工作。据估计，斯蒂芬公司最近一年要进口了大约175，000公斤的图克西里古柯，委婉地称之为“第五号商品”（这么多数量的古柯叶子可以制造出大约1.75吨的可卡因，价值约两亿美元）。然而由于可卡因的形象不佳，斯蒂芬公司便竭力保持低调。事实上，像它这么幽居避世，我敢说它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试图窥探可口可乐故事的记者或是历史学家提供过帮助或是接受过采访。可口可乐一直对自己同古柯的联系非常敏感——有时完全否认其配方中使用过古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甚至干脆把取消了古柯（不含古柯的可乐最后变成了销售灾难，可口可乐公司——震惊之下终于恢复了理智——很快推出了“经典可乐”，使用的还是老配方，里面当然含有“第五号商品”了）。

没有哪个想写写可卡因的人能够获得可口可乐或是斯蒂芬公司的合作。就连古丁博格给他们写信都受到冷遇。不过这一点也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通过对大堆刚刚解密的公共档案进行研究，他拼出了一幅迷人的图画，勾勒出了可口可乐，全球古柯贸易和二十世纪的反对麻醉剂的立法之间的关系。不过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得稍微往回追溯一下，回到本世纪之交的时候。

美国二十世纪头十年的反对可卡因的立法确保可卡因的生产受到限制，允许制造可卡因的公司的数目也大大减少。美国的可卡因生产商迅速下降，到1930年的时候只剩下两家：默克制药公司的分厂，位于新泽西州的拉维市，和另一家新泽西的公司，名叫梅伍德化学制药厂（六十年代的时候被美国制药业的巨头斯蒂芬公司收购）。可口可乐1903年同这家初出茅庐的梅伍德公司（当时还是斯凯弗生物碱工厂）作了一笔生意，要它去掉可口可乐公司的古柯里的可卡因，于是这两家公司开始了实际上的合并。梅伍德替可口可乐公司把可能会令人难堪的可卡因挡得远远的，可口可乐公司则以家族形象制造并销售这种饮料。

从麻醉剂立法的观点来看，只剩下两家可卡因制造商的事实使得生活简单得多。联邦当局无需监管成千上万家拙劣的小制药公司，现在只需要同两家打交道就行了。其他所有要求进口古柯或是制造可卡因的请求都被遭到拒绝。同样，这样的安排对梅伍德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很方便：既然竞争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竞争，他们便可以垄断美国市场——因为有联邦麻醉品局（在哈瑞.安斯林格的领导下）保护它们免遭任何潜在竞争的威胁。实际证明，梅伍德公司和安斯林格之间存在尤其互惠互利的关系。

在安斯林格看来，梅伍德和可口可乐公司在南美洲进行的反对古柯生产之战中是他宝贵的同盟军：因为他们在那儿有种植园，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同意向他提供新的进展情况，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各种他非常恐惧的有关古柯贸易的情报。此外，他们凭借自己强大的购买力，在秘鲁具有相当的势力，因而每当政府不愿意在麻醉品执法方面进行合作时，他们还处于合适的位置，可以去游说秘鲁政府。作为对这种支持的报答，安斯林格保证可口可乐不会遭遇不测，还确保无论国际麻醉剂立法方面签订什么新条约，里面都一定会包括几个条款，赋予可口可乐进口古柯叶子的权力。然而安斯林格对可口可乐的保护不仅限于此。他还阻挡其他潜在的古柯进口商（也就是说，潜在的竞争者）涉足这一行业。他还阻拦秘鲁政府对古柯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这个计划将会提供可口可乐购买古柯的价格（他的办法是含沙射影地威胁秘鲁驻华盛顿大使：大致是这样说的，“古柯要是国有化，可口可乐就把所有的生意都从秘鲁搬到玻利维亚去”。古柯最终还是实行了国有化，但价格可是从来没有涨过）。

与此同时，安斯林格和可口可乐都密切地关注着里基斯，古德雷斯.诺列加和曼格在秘鲁对古柯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希望宣布古柯“无害”，安斯林格拥有尤为充分的理由：如果古柯不存在“危险”，那他要禁止古柯生产，就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同时可乐公司也很有可能损失惨重，因为如果证明古柯完全无害，那就没有理由禁止人们把它进口到美国来，大堆可口可乐的冒牌货就会再一次充斥美国——实际上就会破坏他们对市场的垄断。不过还有个限制：要人们认识到古柯不受欢迎，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还不能把古柯表现得太危险——要是古柯太危险，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软饮料里放上古柯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点点负面的媒体报道，和大量的混淆是非。凭他们同联邦麻醉品局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可以办得恰到好处。正因如此，他们在支持安斯林格的同时，还灵活地缓和他的观点，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口可乐同哈瑞.安斯林格之间的关系，古丁博格认为是“亲密无间，根深蒂固，无处不在”。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可口可乐和梅伍德公司能在这一敏感领域给美国政府提供很多东西，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联邦麻醉品局同可口可乐之间的这种“相互挠挠背”式的互利关系很长时间以来使得双方都非常愉快。事实上，他们的相互信赖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六十年代古柯看起来似乎要被彻底根除的时候，联邦麻醉品局允许可口可乐在夏威夷建立一个古柯实验庄园，以便他们能够试着培育出可卡因含量比较少的古柯新品种来（不难看出，对可口可乐而言，完全毁灭古柯产业也是个极其糟糕的坏消息。）

这个代号为“阿拉克项目”的实验与1962年至1966年间在夏威夷的农业实验研究站进行。这个项目非常隐秘，甚至还让夏威夷州长签署了一份保证不透漏消息的合同。尽管阿拉克项目没能产生不含可卡因的古柯树来，还是有证据表明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直到研究站的收成神秘地遭到一种名叫“镰孢菌”的致命毒菌的袭击——后面会详细地谈到这一点。

古丁博格欣然承认，要准确地说明可口可乐同联邦麻醉品局之间的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禁毒政策是不可能的。然而，的确确是联邦麻醉品局和可口可乐所采取的那些阻碍秘鲁发展古柯产业的行动，才最终导致非法的可卡因交易的产生，从而造成六十年代可卡因的使用缓慢地稳步上升。

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美国关闭了美国境内所有的可卡因生产厂家之后，秘鲁的古柯种植者发现自己的产品没有地方卖了。这个一度看起来会令秘鲁富裕起来的美妙的产业崩溃了。更重要的是，反对古柯的院外活动集团——联邦麻醉品局，联合国，可口可乐公司——开始显示出其威力，禁止古柯的压力让人无法忍受。秘鲁上下，粗加工可卡因的生产者开始孤注一掷地寻找用古柯赚钱的新方法。到四十年代晚期，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开始采取行动时，情况简直令人绝望。秘鲁是南美洲可卡因的唯一来源，人人都很清楚地认识到秘鲁的这一行业不得不关门大吉了。1949年，秘鲁最后一个可卡因制造商，名叫安德斯.阿维里诺.索伯伦的秘鲁药剂师最终宣布停产。联合国出台了对古柯叶子的报告，古柯马上被列为罪犯。安斯林格得意洋洋——不过也高兴不了多久。这是因为，对秘鲁的可卡因产业的铲除固然标志着半个世纪之前开始的反对可卡因之战的合情合理的胜利，它同时也标志着可卡因转入地下的起点。正如古丁博格所写的那样，

没有了合法的选择，或者说政治上的选择，野心勃勃的可卡因制造者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加入了绝望的农民的行列，最终同拉丁美洲的新的跨国毒品贩子会合起来。六十年代浸透着煤油的丛林“基础膏”[非法的粗加工的古柯膏，同今天丛林里生产的古柯膏一样]看起来特别像秘鲁古老的“粗制可卡因”[秘鲁古柯产业被列为非法产业之前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农民千百年来掌握传统知识证明了其来源。

《古柯与可卡因之间》，古丁博格，2000

秘鲁合法的可卡因制造商被国际的禁毒立法逼得破了产，从此转入地下，从而诞生了一项新的可卡因产业。没过多久，非法可卡因开始从秘鲁的丛林里向外渗透。警方逮捕了许多“巴勒若左帮”分子（对1949年纽约出现的可卡因死灰复燃负责），后来发现他们原来是以前受人尊敬的可卡因药剂师，因为最近的禁毒令失了业才干了这一行。索伯伦本人也一度成为美国当局的眼中钉，因为他把专家和配方送到玻利维亚去，教当地人如何制造可卡因，把大块大块的非法产品隐藏在全国各地，伺机便运输到美国去。

这种新的非法可卡因产业的危害要远远超过老的合法的可卡因贸易。既然可卡因工厂和古柯种植者不再光明正大地工作，联邦麻醉品局便无法知道可卡因从哪儿来，谁生产的。非法的可卡因交易开始了，尽管这一时期它发展得非常缓慢，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加速。因此，安斯林格在1953年报告说“非法市场上的可卡因非常罕见”的时候，他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正如古丁博格所说的那样，这一阶段的毒品正经历着“悄无声息的恐慌”。可卡因正在卷土重来。正因如此，我们那天夜里在华盛顿喝完了啤酒，古丁博格才会对我说，“整个五六十年代，秘鲁的可卡因生产一直在上升。是美国自己制造了可卡因问题。”到读完他的论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