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这种隐秘的交易开始把触角伸到其他国家。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那一点点可卡因都来自于一个国家，而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一直成为美国可卡因产业的枢纽。如果你相信有些历史学家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二十五年后本可以让美国政府垮台的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它就是古巴。

理解古巴在世界可卡因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是它的位置——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由于拉丁美洲呈曲线型围绕着加勒比盆地的南部边缘，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沿着半圆弧形伸展开来——都很容易到达。事实上，如果你想为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可卡因运输路线设计一个中途停靠点，要想找到一个比古巴更合适的地方简直是勉为其难。然而五十年代的古巴走私毒品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良好的地理位置。

1952年，巴蒂斯塔夺取了古巴政权后，立即同美国的许多主要的黑帮人物做生意，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本杰明.巴格斯.西格尔和梅尔.兰斯基。这个岛屿自二十年代以来便成为禁酒令时期的逃税者和纸牌高手的避难所，现在更是非法的寻欢作乐的天堂，是富人，有魅力的人的游乐场，这里酒吧和夜总通宵营业，赌博也合法。如果你很有钱，又是美国人——想要度过狂欢之夜——古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古巴的旅馆和赌场的首脑，也就是旅游活动的核心，便是西格尔和兰斯基。但是西格尔和兰斯基都是狡猾的生意人，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例如兰斯基当时把粗加工的鸦片从土耳其经由黎巴嫩运到西西里，由他的人在西西里加工成海洛因：他同“幸运的卢恰诺”一起成为法国贩毒网背后的主脑。而且由于他同巴蒂斯塔政权的关系非同一般，前往美国的海洛因都经过古巴，因为古巴政府的官员保证不会多管闲事。

海洛因在古巴永远都不会非常流行。当地人认为吸食鸦片既肮脏又昂贵。相反，可卡因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大部分的古巴人认为可卡因是一种放纵的享受，而不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想找乐子的有钱的美国人对可卡因的了解却又仅限于好莱坞电影上的古老而又迷人形象。它不需要脏兮兮的注射器和针头，价钱又贵得出奇，更使它显得唯我独尊，因此也就更受欢迎。它还能给人带来许多快乐。

可卡因市场开始发展起来，而对兰斯基的组织而言——他们可以精炼出海洛因，并且能绕过半个地球运过来——要想出些路子来弄到些这东西不算太困难。制造可卡因很容易，它的主要成分在许多拉美国家长得到处都是，而从古巴到这些国家又非常容易。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原产国。

一开始他选中了智利——据说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可卡因的师傅。一旦可卡因离开智利，便用飞机运输，或是经由秘鲁和玻利维亚或是哥伦比亚走陆路，而只要花点代价，哥伦比亚的官员非常乐意睁只眼闭只眼。智利政府也是心甘情愿另辟蹊径：智利的军队有一次甚至还担负了为美国的黑帮把可卡因运到古巴的任务。

就在安斯林格忙着宣布可卡因已经消失了的时候，可卡因网络正在整个安第斯山脉国家蔓延开来。到六十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岛屿消费掉了世界上所有非法可卡因的百分之九十，因为古巴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者。1959年警方的一次诱捕行动追查出了古巴可卡因的来源，就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城外的一家非法的黑手党控制的实验室。麦德林城具有悠久而著名的走私史，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可卡因大流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为了寻找新的可卡因来源，以古巴为基地的黑手党还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在现代可卡因产业最终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墨西哥。到1960年，墨西哥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匪帮乔治.阿萨法.巴拉——“墨西哥的艾尔卡邦”——的密切关注下运输可卡因。同今天的墨西哥集团组织一样，巴拉的集团对走私海洛因更感兴趣，但显然这里有钱可赚，而可卡因在这方面也不比其他任何毒品差。巴拉最初是从秘鲁购买可卡因，然而1960年对墨西哥一家可卡因实验室的突袭检查证明他自己也很擅长提炼可卡因。这次让警方查获了14公斤可卡因和古柯膏的突袭，是古巴一个线人密报的结果。当年晚些时候又在克沃纳瓦卡发现了另一个秘密的实验室，这次是因为可卡因师傅计算错误，导致整个大楼发生了爆炸：正如亨利.鲁兹比八十年前就已经发现的那样，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而言，制造可卡因可是个威胁的消遣活动。警方发现这个工厂背后有六个古巴人，而墨西哥人只有一个。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卡斯特罗1959年夺取古巴政权，把巴蒂斯塔轰了出去——一起轰出去的还有他的朋友西格尔和兰斯基。这些正派的生意人意识到，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可能不是最好的赚大钱的地方，于是便夹着尾巴匆匆撤回美国。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古巴难民潮，这些难民很快在佛罗里达建立了流亡者组织，发誓要对卡斯特罗实施报复。正如哥伦布把第一世界的传染病带到了第三世界一样，这些旅行家返回的时候也给第一世界带了一件礼物：可卡因。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头号毒品一直是海洛因。整个美国以致整个世界，毒品上瘾率一直在上升——这个前景让麻醉品立法者惊愕不已。然而真正让他们震惊的，还是新吸毒者同老吸毒者完全不一样。三四十年代的瘾君子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无法适应社会的中年人。新瘾君子都很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也游刃有余。新一代的麻醉剂使用者正在出现。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吸食海洛因的巨浪，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得到毒品，而毒品的充足供应则又要归功于法国贩毒网现在那精确无误的机制。但这也是另一个社会因素造成的结果：吸毒现象正在卷土重来。

正当可卡因在颓废的古巴高层社会翩翩而过的时候，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使得这种毒品到达之后马上就找到了稳固的立足点。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新的一代刚刚成年，年轻人发现自己置身于独特的地位：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教育和足够的空闲时间，可以来质问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机会怀疑的这个社会体制。这一代人似乎很喜欢打破一切规则。在音乐，文学和诗歌方面，他们抛弃传统，青睐混乱的东西，创造出无法预见的，磕磕巴巴的作品来，让年轻一代着迷，让老一代怒不可遏。他们消化吸收的是新生的流行音乐和垮掉派作家快节奏的不被打断的作品，因而他们抵制从前为父母所接受的约束和限制，开始过自己的快速的不被打断的生活。媒体很快捕捉了这个潮流，没过多久，屏幕上的英雄就开始反映思想自由的新一代的生活态度。流行的英雄形象开始从局内人的形象——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转变成局外人的形象，即反抗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的人。1955年，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背叛》里展示了该如何真正进行反叛。

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反叛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吸毒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世纪之交的时候的瘾君子被视为是虚弱，没有勇气的个体，而五十年代的吸毒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形象：反叛者的形象。他们违反联邦法律而不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写出自己的经历。同詹姆斯.迪恩一样，新一代的瘾君子成为美国青年对社会，对同伴，对父母，对权威，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象征。这个形象威力更大，因为巴罗斯和他的随从都很聪明，受过教育，而且见多识广。他们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去：社会无法同化他们。这种不妥协的立场非常流行，没过多久，其他人就开始效仿他们的冒险行为，自己也开始吸毒。

然而直到此时，听说过可卡因的人还很少。就连无论到哪儿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的巴罗斯要弄到点可卡因也不容易，他写道，一个朋友最后从墨西哥给他弄到一点，这令他欣喜不已，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好可卡因”。对他而言，可卡因只有作为”速度球”——直接注射到血液里的海洛因（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麻醉剂）和安非他明（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兴奋剂）的混合物——的一部分才有意思。兴奋剂让你飞起来，而麻醉剂让你慢下来。尽管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在1885年就发明了这种方法，但由于它需要静脉注射海洛因，这意味着它的吸引力还是受到严重的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可卡因几乎只供染上海洛因瘾的人享用。巴罗斯讲述了1956年的真实情况：

可卡因使用者的标准作法是，一整夜不睡觉，隔一分钟注射一次可卡因，间或在针剂里混入海洛因，形成“速度球”（我认识的可卡因瘾君子没有一个没染上吗啡瘾的）。

《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

对巴罗斯而言，速度球最让人担心的不是会要了你的命，而是注射频率常常越来越频繁，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最后很容易出现典型的可卡因或安非他明过量的症状：偏执症。巴罗斯对偏执狂非常了解：

你一天早上醒来，打上一针”速度球”，感觉皮肤下面有虫子在动。1890个长着黑八字胡的警察堵在门口，从窗户探进身来，饰有粗大浮雕图案的蓝色帽徽下面的嘴唇在狰狞地蠕动着。瘾君子们大步走进屋子里来，唱着穆斯林的葬礼之歌，抬着比尔.根斯的尸体，他身上针孔的伤疤闪耀着柔和的蓝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别有用心的侦探对着你的夜壶嗅来嗅去。

这就是可卡因的恐怖之处——休息一下，冷静下来，再注射大量的GIM[吗啡]。

——《赤裸的午餐》，1959

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五十年代末的反叛潮流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婴儿潮出生的人来到了，空前多的富有的年轻人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为毒品泛滥提供了完美的孳生之地。与此同时，大众航空旅行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陆之间麻醉剂的运输更加方便，人们从而也越来越容易买到非法毒品。新一代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现在距二十世纪头几年的可卡因上瘾大泛滥已经隔了两代，所以没有什么第一手的资料来警告他们提防娱乐用途的麻醉剂的危险性。尽管父母告诫他们要远离麻醉品，六十年代的一代还是一齐选择对这类建议置之不理。

首先流行的毒品还是老一套：大麻，吗啡和海洛因，但是巴比妥酸盐和迷幻剂之类的新发现也不甘落后。然而可卡因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63年的报告说，“查获的可卡因大多数来源于合法渠道，从数量上看，现在还不足为虑”。可卡因大灾难的大本营亚洲的情况十分相似，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有报告说查获有可卡因；但涉案数量不足为虑”，委员会报告说。同年，整个美国没收的可卡因也不足五公斤。

但是，其他各种毒品消费量都在上升，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1年在美国，白宫第一次就滥用毒品的问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的确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被禁止。1965年，安非他明和巴比妥酸盐也成为非法药品。1966年，林顿.杰克森建立了“卡赞巴赫委员会”，建议从源头和需求两个层次来制止非法毒品交易。对毒贩子的刑罚再一次加重，但到了此时，这股潮流已经是无法阻挡的了。很快，抽大麻成为非常常见的消遣行为，就连吸大麻烟者的杀手或是暴力罪犯的形象也迅速崩溃，同时也打败了当代的麻醉剂联邦立法的重重条款。从1965年到1970年，因私藏大麻而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百分之一千，对美国大众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两百四十万的美国公民因吸毒而有意犯法。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滥用毒品现象的“不断上升的病态现象”采取行动。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一项意在阻止大量大麻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轻率的计划。从表面上看，他这项代号为“拦截行动”的计划的愚蠢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它的野心程度：尼克松派遣了超过2，000名海关人员到边境线，命令他们拦截并检查每一辆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的交通工具。拦截行动三个星期拦下了超过五百五十万名旅行者，每个人跨越边界的时间都要拖延上半天。然而尽管这次行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搜查行动，却没有查获哪怕是一份数量较大的大麻。作为一次禁毒行动，它完全失败了。

不过，在给墨西哥施加压力遏制大麻交易方面，尼克松政府还是颇有成效的。但是这也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首先，墨西哥的大麻产业搬到了哥伦比亚，而哥伦比亚很快就意识到可卡因优于大麻的潜在的优势，从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此外，大麻最初的短缺造成追求非法刺激的人到别的地方寻找快乐。最后，一直在旁边等待时机的可卡因来到了。传统观点认为，可卡因在美国再次融入主流是在1967.1968年，因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提到可卡因的，不过其实可卡因出现的时间比这要早。约翰.考勒曼是1991年到1994年的禁药取缔行动的负责人，他回忆起纽约六十年代中期遇到可卡因的情况是这样的：

1965年出现了可卡因，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数来自于秘鲁，多由到达纽约的海员一次几公斤走私带来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大宗运输。我当时见到的最多的是五到六公斤。使用这种毒品主要是娱乐界的家伙：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毒品。

在英国，保罗.麦卡特尼报道说他第一次尝试可卡因是在他写“佩勃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1967）的时候——这张唱片甲壳虫乐队从1966年底开始录制。最初介绍麦卡特尼（现在是保罗爵士）接触可卡因的，是伦敦艺术馆的所有者罗伯特.弗拉泽，他也是——这也许很关键——个海洛因使用者。我们从这个联系上可以看出，可卡因是如何跨越“严重”的瘾君子和偶尔的吸毒者之间的界线的。

可卡因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英国，但数量非常少：1951年对卡纳比大街上的爵士夜总会进行突袭检查时逮捕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海洛因瘾君子，身上带有少量的可卡因。可卡因基本上只为海洛因圈子里人所了解，甚至此时了解它的人还为数不多。从1957年对海洛因上瘾者所作的调查可以看出，英国的359个瘾君子中只有16个人尝试过可卡因。这个吸食可卡因的专门的小集团渐渐开始吸收新成员，到1959年的时候，英国有30个海洛因上瘾者尝试过可卡因。

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增加，这要部分归咎于现在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家伊莎贝乐.法兰考夫人的行为——她是当时治疗海洛因上瘾方面的重要人物。法兰考认为，只有让瘾君子们能够通过正当的渠道而不是从声名狼藉的毒贩子那里获得他们渴望的麻醉剂，他们才能集中精力戒掉毒瘾。她理所当然地很快作为愿意开处方的医生而在上瘾者人群出了名，瘾君子们很快在她门前排起了长队。他们要求开的可卡因总是比实际需要的多，拿到药后，就跑到大街上卖掉。然而伊莎贝乐夫人开的不仅仅是海洛因。她还给瘾君子分发可卡因。尽管她很清楚这种药会让人上瘾，还是很乐意把它交给那些说自己需要它的人，而且很快还把它交给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可卡因的海洛因上瘾者（我们再一次看到可以用可卡因来戒掉海洛因瘾的老掉牙的神话）。人人都很喜欢伊莎贝乐夫人的可卡因。他们要得更多，而且都得到了。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海洛因瘾君子的数量已经达到1，729人。当然，413人尝试过混有可卡因的毒品。然而这也几乎不算什么问题——据苏格兰场认为：

瘾君子会偶然进行少量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交易，来源一般都合法。在伦敦大约有400个这样的瘾君子，但是就伦敦西区而言，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穿着制服的警察或是便衣警察专门负责侦查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

英国中央情报部，新英格兰场——PROHO305/10.1965年十一月二日

但是就在此时，正如巴罗斯在美国发现的那样，使用可卡因的几乎全是有鸦片瘾的人。麦卡特尼回忆起，1966年的时候，包括甲壳虫乐队在内的大多数熟人都认为可卡因不为人知，可能会带来危险，位于可接受的“软”毒品和会让人上瘾的“硬”毒品之间的分界线上。尽管甲壳虫的许多追随者十分乐意来试一试弗雷舍的可卡因，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尝试他四处吹嘘的“速度球”，就装在从一套化学仪器中偷来的一支试管里。因此，作为使用海洛因过程中的附属物的可卡因，同自身成为可供独立使用的毒品的可卡因之间的交叉似乎就发生在弗雷舍把它介绍给甲壳虫乐队的那一刻，至少对英国的一个社会圈子而言如此。他们使用可卡因，他们的朋友也使用可卡因，从而证明这种麻醉剂用起来没有什么严重的毒副作用：正如麦卡特尼回忆的那样，他对其他的甲壳虫乐手说，“‘别担心，哥们。我能对付它’。而且我刚好对付得了。”

可卡因一旦跨越了这道线——一旦人们把它视为可以拾得起放得下而不受什么惩罚的东西——它流行的机会就为时不远了。一旦诸如甲壳虫乐队这样的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开始涉足可卡因，显然这个星球上其他所有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会模仿他们。

但是可卡因最早是从哪儿来的？弗雷舍最早又是从哪儿听说它的？根据哈瑞特.维呐的精彩自传《帅哥鲍勃》所述，把可卡因介绍给弗雷舍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名叫比尔.威里斯的美国室内设计师，他拥有他自己所说的“绝对纯净的可卡因稳定的供应来源”。可能威里斯把弗乐士介绍给了自己的供应商，因为弗乐士似乎有充足的可卡因来介绍给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以及他们大部分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包括年轻的玛丽安.菲斯福（第一次给她一条可卡因，她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一下子把弗雷舍所有的可卡因都吸了下去）。

比尔.威里斯本人第一次接触可卡因也不是在美国（当时可卡因在那儿还非常罕见），而是在他去意大利见的朋友那里。但是他们又是从哪儿弄到的可卡因呢？在寻找第一个再次发现可卡因的人的过程中，我决定给威里斯打个电话。后来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开始，威里斯对同我谈话不太热情。接着发现他住在马拉卡克。房子里没有电话。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同我谈谈1966年那时的鲁莽岁月。后来发现他显然不会给我回信，我又换了个策略：给麦卡特尼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保罗爵士愿意谈论自己三十五年前吸毒的事？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愿意。看，就是这样。

可卡因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诸如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引导潮流的人在使用它，还因为它一直同另一类兴奋剂安非他明保持着联系。安非他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同可卡因一样，它一开始也是作为神奇的万能药，春药和补品推向市场的。同可卡因一样，制造商吹嘘它能够治疗海洛因瘾——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点同可卡因相同的是，军队也靠服用它来试图提高作战能力，结果二战时作战双方的士兵都大量服用它（它非常受欢迎，就连战时的流行歌曲都这样唱道：“是谁把苯丙胺放进了墨菲太太的阿华田里？”）。战争结束的时候，复员的士兵便把安非他明也带回了家，于是这种药开始在平民人口中间广泛使用，它可以提高行为能力，消除无聊之感，还能减轻体重，然而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这种奇妙的药片。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安非他明完全无害，但是人们对它的广泛使用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对这种药的严重的心理依赖，精神抑郁症，循环问题和过量使用可卡因产生的那种偏执性幻觉。经常使用安非他明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六十年代早期他们常见的习惯作法是“西海岸转个圈”——司机开着卡车从美国的这个海岸跑到那个海岸，然后再跑回来，中间根本不睡觉。安非他明的确使得有些司机可以连续赶路；还有些司机给弄得晕头转向撞了车。不久，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药很危险，开始有人抱怨说应该对它采取措施。

由于医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明类药物是作为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枯草热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明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

六十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明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厂”。但是安非他明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八十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

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明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明的看法。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弗兰克.扎帕对你说一种药很危险，那它可能真的是坏消息。

安非他明失宠之际，可卡因正恭候多时要来取代它的位置。当反对安非他明的立法开始发挥效力，使得“上层”的市场门户大开，那么可卡因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剂和危险药物局的发言人在1968年发表看法说，“可卡因走私——有极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还不算大问题。现在它是个大问题。”待他作此番讲话的时候，美国海关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是45公斤，大大高于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但是还没有人把反对安非他明之战同可卡因数量的提高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将勾勒出接下来二十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这一次，这些事件还是围绕着古巴进行。

并不是只有黑帮人物梅尔和西格尔对最近卡斯特罗政权下发生的转变不满。继美国黑帮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后，古巴难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卡斯特罗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六十年代到达美国的难民每周都超过1，700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这些愤怒的古巴年轻人，于是便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召集起来进行训练——目的是要派他们替资本家们夺回古巴。当然，整个“猪湾行动”（即1961年企图推翻古巴政府的那次失败的行动）遭到惨败，结果大量接受过各种各样秘密行动技能训练的古巴人最后仓惶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恶毒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身无分文。他们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在倒霉的猪湾行动之后，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们自己开始私下里同共产主义作战，把自己在中央情报局接受的训练运用到各种以前没有料想到的目的上去。一些人最后完全卷入了二十五年后的“伊朗叛军丑闻”之中，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运动运送武器和各种供给品，徒劳地试图推翻一个合法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同其他此类秘密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还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2506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太过投入。

要打败共产党，古巴人认为自己首先需要的就是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刚刚学到的秘密技能来贩卖麻醉剂赚钱。古巴流亡者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地下贩毒集团，致力于筹集资金来打倒红色政权，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红色政权——不过尤其针对的是古巴的红色政权。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打着伟大事业的旗号。只是不知怎么地，事情并不按希望的那样发展。随着美国的麻醉剂市场日渐繁荣，没过多久就赚进了成吨的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神秘地装进了个别古巴人的腰包。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涌入佛罗里达，这个秘密团体也在壮大，他们的麻醉剂销售网络也在随之扩大。任何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比较活跃的毒贩子都会告诉你有关古巴人的故事：不管毒品是从哪儿来的，销售它们的一定是古巴人。他们经营着整个市场——由于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过良好的训练，要制止他们变得极其困难。

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在七十年代早期曾经同古巴贩毒网络有过亲密接触，他告诉我说，“是谁训练他们？中央情报局。他们把古巴人训练得这么好，结果你要是在南佛罗里达州进行麻醉剂交易的话，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找找看周围有没有反监视人员。他们竟然建立起了自己的反监视系统！他们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我们把他们训练得可真不赖。”

美国禁毒官员直到麻醉品和危险药品局在1968年把所有的毒品情报汇总起来——忽然发现一切似乎都是通过西班牙网络进行的——美国的禁毒官员才清楚地认识到古巴人/2506旅网络的全部活动范围有多大。把古巴人同贩毒联系起来的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官员哈瑞.弗里特，当时一个线人没有预约突然来到他这儿，提出可以让他同一群正在把大量可卡因运进芝加哥的前古巴军官接触：

这最初是一个由古巴人发起的贩卖可卡因的活动，我们从芝加哥的那些古巴人手里购买毒品。接着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住在纽约的古巴人，这些人又把我们介绍给了迈阿密的古巴人——[我们]对他们在迈阿密，芝加哥和纽约的活动进行了窃听，想把这些组织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所有的小组织都连接在了一起。

1970年六月，他们发动突然袭击，一个早晨就逮捕了150多个古巴贩毒集团的头头。他们中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曾经参与过猪湾的那次失败的行动。然而这也不过是贩毒网络的小小一隅。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古巴人仍将掌管着可卡因产业。

古巴人擅长的不仅仅是运输和销售可卡因：他们在追踪新的可卡因来源方面当作也相当快。他们最初发现毒品来自智利——专业的可卡因药剂师就是在这里把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精炼成可卡因的。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情况有任何的了解。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杰瑞.史兹克说，“我们知道可卡因来自智利，因为他们所有的信使和管理员几乎都是智利人——[但是]谁也没想到南美洲会有秘密实验室。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当时有个线人报告说有一个非法的可卡因工厂，一个月能生产13.5公斤的可卡因，一个官员说：“这不可能！”人们笑着把他轰了出去。

似乎人人猜得出是智利，但是这个国家在可卡因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决心要把介于古柯种植园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人踢出去的古巴人就开始亲自同安第斯人联系。与此同时，智利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销售商，想把古巴人踢出去。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双方雇来帮忙的被证明是所有毒贩子中最投入一类人，他们最终夺去了整个市场。当然，他们就是哥伦比亚人。

哥伦比亚是个天生就适合进行走私的国家。它具有辽阔的海岸线，大部分地区还不怎么发达，而且与巴拿马交界，使它可以方便地联系运河自由贸易区而从中获利。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哥伦比亚已经在走私方面久负盛名——走私电器和奢侈品，咖啡，酒，和绿宝石。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海岸线尤其适合走私。虽然地理位置和经验非常重要，但是哥伦比亚在争夺世界可卡因市场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宝：大麻。最重要的是，优质的大麻。

整个六十年代，南美洲大部分的大麻都来自墨西哥，但是墨西哥大麻有问题。一开始它的质量就不太好。接着边境线不断出现新问题。还要冒着遇到穿便衣的缉毒官员的危险。位于所有这些原因之上的是墨西哥人自己，他们太靠近内陆了，简直就像是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似的。艾伦.朗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曾经走私过400吨的大麻（罗伯特.萨博格的新书讲的就是他的生涯），他告诉我说，“他们根本就不好好做生意。他们有时候冒出来，有时候又见不着人影。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会来”。这样的生意做起来有点麻烦。一般说来，你往墨西哥南部走得越远，带回来的大麻质量就越好——但是你做成生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北美洲的毒贩子很快厌烦了标准的提瓦那大麻和墨西哥人昏头昏脑的经商才能，开始寻找其他的货源。哥伦比亚看起来很有希望。哥伦比亚的大麻以其劲儿大而出名，哥伦比亚人在走私方面也是久经考验。与墨西哥人相比，同他们做生意是一种享受——他们会在该到的时间，带着该交的东西，出现在该到达的地点。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游击队叛乱的问题，不过只要你通情达理的话，就连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朗回忆起他七十年代早期运送满满一卡车哥伦比亚大麻时遭遇游击队埋伏的事。他意识到自己被一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荷枪实弹的叛兵包围了，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提出要给他们钱。谈好赎命的价钱后，他马上意识到身上没有带现金。没问题，他们说，这些事情可以安排好的。简短地交谈一番后，他们友好地分手了，他向着落日开去，一车的大麻和他的五脏六腑都安然无恙——游击队朝着营地走去，身上揣着他在美国大通银行帐户上的私人支票。在哥伦比亚，没有人会多管闲事：人人都愿意得到好处。真是再妙不过了。

尽管这儿不生产可卡因，哥伦比亚人还是很聪明地意识到这其实不是问题。这儿也不生产电器，但他们还不是一样走私电视机和收音机。他们同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进行接触，自己当起了可卡因产业的中间人——介于智利人和古巴人之间的那种。接着他们就开始同时朝着两个方向拓展。哥伦比亚人开始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膏或是纯可卡因，然后自己运到美国大陆去，接着还是自己进行销售。他们非常成功，到197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已经开始挑战古巴在非法可卡因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显然，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增长。

有证据证明，并不仅仅只有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吸食可卡因——1967到1968年的流行歌曲中有不少心照不宣地提到了可卡因的地方。这些地方暗示可卡因只有少数有钱人才用得起，为这种产品勾勒出一幅昂贵，专供富人享用，时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显而易见，这东西会流行起来：诸如年轻人想要穿得像他们的偶像一样，因此他们也会想要效仿他们的行为。

随着数量惊人的可卡因的到来，首先沾染它的便是富有的引导时尚潮流的人，它高得让人瞠目的价格更多地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可卡因是在1969年真正卷土重来，即“消遥骑士”上映的那一年。尽管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彼得.方达，丹尼斯.霍博，和杰克.尼科尔森骑摩托车穿越美国的故事，但令它出名的还是里面对使用大麻和LSD的刻画，它也是可卡因的一座里程碑：电影开始的镜头里他们送到菲利.斯派特那儿的包裹里装的是可卡因或是——正如他们的墨西哥亲戚开玩笑地称之为——“Puravida！”（纯粹的生活）。霍博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他和方达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扮演的人物应该带什么样的毒品：大麻块头太大，把摩托车装满也值不了多少钱，而海洛因的名声又太坏。他们忽然想到了可卡因。“我选择了可卡因，因为它是毒品之王”，霍博说，“我从音乐制作人宾尼.沙博理那里弄到的可卡因，他是从埃林顿公爵那里弄到的。”

完全不同与甲壳虫乐队初次接触可卡因的方式——从黑社会的海洛因——现在的好莱坞沾染上它，通过的是一直在秘密使用可卡因的另一个堡垒，爵士乐舞台。霍博后来称可卡因在美国的普及应该归功于他的电影：“美国的可卡因问题其实是因为我——‘消遥骑士’之前，大街上没有可卡因。‘消遥骑士’之后到处都是可卡因。”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美国和欧洲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就有可卡因。不过这话还是有些可信之处：“消遥骑士”获得了两千万的票房收入，在1969年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五十多年来它第一次把可卡因猛地用力弹回主流的流行文化之中。

然而可卡因是什么呢？人人都知道海洛因是坏消息，“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离开世界毒品舞台很久了，这意味着人们对它的危险性不再具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种无知更增加了它的诱惑力。此外，它使用起来也不需要注射器——这一点使它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且当时还有谣言说它可以当作春药用——

正当六十年代向七十年代迈进的时候，可卡因也开始卷土重来。流行文化走在最前面。1970年到1972年突然冒出了大堆的躲躲闪闪提到可卡因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还上了流行音乐榜，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滚石乐队”，“感恩而死乐队”，“斯泰朋狼乐队”和“老鹰乐队”，所有这些都大大美化了可卡因的形象。到1972年的时候，显然任何“知道”可卡因的东西都好卖，当年还有三样东西大大美化了这一概念：电影“超级苍蝇”（刻画了一个虚构的可卡因毒贩子），小说《庄家》（讲述的是一个可卡因毒贩子的真实故事），和一本巧妙地命名为《可卡因美食手册》的书，教读者从如何检验纯度到如何用水冲洗鼻子来避免鼻粘膜受伤的一切方法。一种流行体恤衫强调“可卡因”这个词是可口可乐商标的一部分（可乐公司把制造商告上法庭并打赢了官司）。1970年，《滚石》杂志授予可卡因“本年度之毒品”的称号。

主流媒体也不甘落后，而且造成了较大的伤害，不过这一点尚有争议。《新闻周刊》在1971年刊登的一篇题为《这是真东西》的文章，几乎把可卡因描绘得罪大恶极，重点讲的是它的两个特殊的细节，这两点保证会让读者一头冲出去找可卡因去：性和金钱——

这种药是用南美洲的古柯叶子造出来的，可以产生强烈的性感受，超自然的力量和自信——“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能增强你所有的感受，”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女生说，“有了可卡因，高潮感觉更好。”

《新闻周刊》，1971年九月二十七日

啊呀！怎么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她这样的女生呢？《新闻周刊》接下来继续预测说一磅（大约半公斤）的可卡因在纽约城可以卖到125，000美金，在圆满结束本文之前还加了条错得离谱的引语：

“对海洛因的宣传已经做了那么多，现在人们都不想尝试它了”，芝加哥麻醉品局的一位副主任欧文.斯芒克说，“不过可卡因可以让你兴奋，却不会让你上瘾。”

《新闻周刊》，27/9/1971

这些看法——可卡因可以带来快乐却不会有危险，它价值125，000一磅，它可以让田纳西大学的女学生高潮感觉更好——加在一起，足以让我这一刻就扔下笔，从屋里蹦出去，马上去弄点可卡因来。然而要把这写成篇正面的报道，我就不得不提示，如果你吸着可卡因，身边还有乳房丰满的赤裸的女人喂你吃软糖，同时一直用温暖的烤箱用的羊毛手套给你按摩，你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九个月后，新闻界故伎重施，这一次拿出了统计数据来证明染指可卡因产业能赚到多少钱。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一公斤的纯可卡因目前在秘鲁的售价是3，500到4，000美金，而在美国大陆——如果你动作足够快的话——一公斤可能就可以净赚300，000美金。万一你没有足够的现钱，《新闻周刊》甚至还出主意，告诉你如何把少量的可卡因带过海关：“你可以把一勺子的可卡因用铝片包起来放在舌头底下——走过关口的时候对海关的人说话”，说“纽约人”。可卡因在这里再一次被描绘成一种“不会造成生理上上瘾”的药物。此后不久的另一篇文章报道说，一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曾这样说道：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到那儿去花上4，000美元买一公斤可卡因，然后以20，000美金卖出。而且只要情况依旧如此，我们就一直会有麻烦。

“VO5勾当”，《新闻周刊》，1973年十二月七日

持续刊登有关可卡因及其对感官的作用的报道的，并不是只有《新闻周刊》一家。人人都在这么干。《纽约时代周刊》称它为“麻醉剂中的香槟”。就连《消费者协会报告》杂志也刊登了对可卡因的表示肯定的报道，预测说大街上卖的可卡因纯度介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九十之间（如果今天的《哪一个？》杂志刊登更多像这样的文章——给人们提供如何弄到质量好的毒品以及如何检测其纯度方面的建议——人们订阅它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些。）

有了所有这些经典的成分——性，金钱和惟我独尊的派头——可以的香槟形象又回来了。时不时出现的有关毒贩子倒台的报道描绘的不是这些家伙违反了哪些法律，而是张大了嘴，对他们在违法过程中设法给自己弄到的那么多的钱表示惊愕。早在1970年，美国的执法官员缴获的可卡因数量就第一次超过了海洛因。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然而在此刻，可卡因对普通的美国大众而言仍然相对很稀罕：它的价格非常高，因而其使用范围仍局限于少数极其富有的人，实际上，你可以在“娱乐产业”方面的报道上发现这一点。然而这个特点即将发生改变，因为两个陌生人一次巧遇将把非法可卡因的价格降到连大街上的人都能卖得起的程度。这最终也会改变一切。